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大约在十月间，山西国民党省党部在太原进山中学宋震寰的信箱里，查出一封密写的信，是共产党的文件，国民党省党部便派便衣在一天中午十二时以后，当我刚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下课回来，一进太原新道街十三号的南房，便被便衣将我逮捕，押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由军法审问法庭问过三四次，军法会审法庭由韩甲三、武××、刘冠儒等五人成立。主审的是韩甲三和武××。
敌人问：你是不是宋震寰，我说是宋震寰。敌人问过年龄职业等以后，问道，你除教书以外，还作别的事吧?我说我只是教书，不作别的事情。敌人就说，这里有一封信，要你看看。敌人说着就把一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要我走近前去看。我上前几步看了一下，信封上面写着宋震寰收，不是写的宋震寰转交。敌人就说这封信是你的，信内装的是密写的通告，是共产党的文件。你一定是共产党。我赶紧说我不是共产党。敌人便问：是不是还有一个宋震寰?我说：我只知道我叫宋震寰，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另有一个宋震寰，敌人说：反正这是共产党的信，你不说老实话，我们就拿你当共产党来办。敌人并未打我，也并未怎样威胁我，可是由于我是叛徒，软骨头，个人保命思想严重，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顾党和革命的利益，一想到我如果吃官司，我个人要坐牢，我的家庭生活无法维持。这时我只想到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就不惜叛党投敌，出卖革命同志，出卖党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就开始出卖鲁文元。(并未讲出他的真名字娄先凝)从此我就成为叛徒。
这时我向敌人说：这封信不是我的，叫鲁文元的在我这里转信的。敌人就问鲁文元是什么人?我说鲁文元我们原来在北京未名社就认识，最近他到太原担任小学教师。初来往的地方尚未找定，所以暂时我这里转信，敌人说：转信?还转这样的信！敌人追问鲁文元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又供出小鲁是共产党员，作共产党的工作，至于他作什么工作，我不知道。
敌人问我，你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给共产党转信?敌人问道：你怎么知道鲁文元是共产党员?我被敌人问得无法回答，为了开脱我自己，我又供出王××来。
我说，我给鲁文元转信是王××介绍的。敌人问王××是什么人?我说王××原来在太原工作，是共产党的特委书记，他从我这里转汇款不寄信件。后来王××调走了，他介绍鲁文元在这里转信。敌人问王××调到哪里去了，我说调到山东青岛去了。敌人问：现在在哪里，我说听说他到上海开会，在上海被捕牺牲了。敌人听说他已死了，就未再追问下去。
当我说出王××之后，敌人更加追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和王××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我这时没有办法，只好在敌人面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我向敌人自首了。敌人问我在哪里参加共产党的，我说在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参加。敌人问介绍人是谁?我讲出张××、祖××。敌人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我说现在不知道。敌人问我在武汉作什么工作。我说先编《湖北农民》，是湖北省农民协会出的刊物。以后作交际工作，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参加各种会议。国共分裂以后，我在鄂东工作，以后在九江我参加叶挺部队作干事。七月底到南昌，参加八一暴动。此后随军南下，到广东揭阳被打败，又被截击，军队很乱，我在马宫离开部队，从汕尾去香港，经过上海又回到南京。
在南京找到康××，是党员，同乡又同学，由他介绍认识南京市委书记。以后接上党的关系，我作农民工作。一九二八年春我自动离开共产党，在南京结婚。夏天回颍上。以后随三叔去北京。在未名社认识王××。王××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市委工作，经过审查接上我党的关系。编在民国大学支部。后来帮助姓郑的民国大学的学生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我和姓郑的介绍人力车工人贾××参加共产党，以后共产党派姓向的专门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北京人力车工人打电车，贾××被捕牺牲，我从天津回来，搬到东城大学夹道去住。
一九二九年冬我到河北省邢台县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一九三○年上半年我在南宫县立中学县立师范教书，一九三○年秋我同王××一同从北京来太原。王××作党的工作，我在进山中学教书，只在进山中学的信箱里给王××转汇款，未作其他工作。
我除了供出鲁文元、王××之外，又供出丁××、刘××、杜××等人来。
敌人问道信是怎么转法的?我说信到进山中学的信箱，有时鲁文元到信箱去取信，有时到我家里来拿信。有时是他一个人来，有时是他们夫妇二人来取的。敌人便问鲁文元的老婆是谁?我说小鲁的老婆是家庭妇女，敌人问家庭妇女不识字，怎么能取信?这时我说鲁文元的老婆叫杜××，也是个学生，是共产党员，也在工作。
敌人问鲁文元的住处，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从来没有去他住的地方，也没有问过他住在什么地方。敌人说你是不是知道他住的方向，我说是上肖墙的方向。这样就把小鲁的住地方向向敌人讲了。
敌人又问，你还认得什么共产党员?我说我认得丁××，敌人问怎么认识的?我说王××和丁××一同到我家去的。敌人说你以后有往来吗?我说丁××曾去过我家二三次。敌人问丁××作什么工作，我说丁是特委的秘书。敌人问丁的住处，我说有一天我看到丁××在××街一家门口，他总是住在那里。
敌人又问：你还认得什么共产党员，我说我还认识刘××。敌人问你怎么认识的，我说刘××到我家去找我的。敌人问找你干什么?我说他要我工作，我说我不再工作了。敌人问刘××干什么，我说是特委书记。
我供出小鲁之后，便衣就到小鲁家去逮捕小鲁，小鲁发觉跑掉了。杜××在家。当敌人便衣走了之后，小杜雇了人力车跑到特委秘书处，以致老丁、小杜以其他的人都被捕了。特委机关从此被破坏。丁××陈××又先后叛变，特委书记刘××也被捕。这次由于我的叛变，致使持委秘书处被破坏，特委被破坏，数十人被捕，有些先烈牺牲了生命。我的叛变，造成党这样大的损失，我的罪责是很大的。
1、进山西反省院
我从省党部转押在拘留所。在拘留所押有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将我送进山西反省院。进反省院之后，办理入院手续。填一张表格，叫做入院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分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案由从那里来等等。
2、在反省院里的表现
我开始进反省院时，政治上表现消极，埋头读古书，学文字学《说文解字》，不大管其他的事情，这时是消极的表现，也是反动的表现，如崇古、复古。
考虑到出院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表现很反动。以为如不积极活动，有所表现，怕一期(六个月)出不了反省院。当时武××已随山西省党部离开太原。我以为如果武××回来，我更无出反省院的希望。因此思想上极想有所表现，以便能够出院。
(1)写反动的文章
我用震寰的名字，写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各国之准备的文章。除整篇文章都是反动的以外，特别是当时对伟大的苏联进攻，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随着他们在辱骂苏联。这看出我是跟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攻击苏联的叛徒的面目。这是反苏反共的行为。
又用“日昌”的名字，写过反动的文章。
(2)帮助别人，同别人合写合译文章。
我同第一师范的学生，当时在反省院的王××共同写过一篇文章。王××因为想出院，怕要写文章，他认为不写文章，恐怕出不了院，他向我说：他不大会写文章，要我帮助他，他在平时，在生活上、劳动上处处都帮助我。这时候我感到不好不帮助他一下，因此等他写好，我答应给他看看。他写好初稿、我给他看过，修改过。发表时用王××宋震寰的名字。
我用震寰的名字，和一个四川人合译了一篇文章，登在自新月刊上。我不会翻译，中文是我看过改过的。
自己在自新月刊上写反动的文章，已属罪大恶极，又帮助别人和别人一同翻译反动的文章，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3)写自首书
我当时认为，虽然我已在法庭上自首，口头上讲过了，但是不写自首书，怕是不能出院的。因为极想出院，所以极力向院方表示反省有效，我又写了自首书。
自首书的内容分为五点：
1、武汉参加共产党。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编《湖南农民》，后来代表机关参加各种会议。
2、参加叶挺部队
参加南昌八一暴动，失败后经香港、上海回南京。
3、到南京找到党
作农民工作。
4、北京接上关系。
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
5、在太原。
给王××转汇款，后来给鲁文元转信。
说明因为年幼无知，被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现在经过反省，已经认识错误，愿意改正，今后拥护三民主义，愿为党国效劳，不再参加任何反动的组织。
(3)出反省院的表现：
1，在出院时举行出院仪式的会上，我代表出院人致答词。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我和其他四个人，一共五人一同出院，在出院仪式的会上，院长邵修文先讲话，大意是说：你们在反省院，反省期满，经过考察，你们可以出院了。希望你们出院之后，服从三民主义的领导，好好为党国效劳。
我代表出院人讲话：大意是我们在院长和院方的教育训导下，今天期满，就要出院了，我们感谢院长和院方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出院之后，一定服从三民主义的领导，为党国效劳。
2，在出院仪式上举行集体宣誓。
讲完话之后，在举行集体宣誓，在国民党党旗和蒋介石的象前，举行集体宣誓，誓词大意是：在三民主义领导下……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
3，发给“自新证书”一份。
我投靠了反革命阎锡山，在阎锡山那里作了些反革命的工作，我就是大反革命。
1，我写一封信给阎锡山
我记得我出反省院以后，约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曾写一封信给阎锡山，内容大意是：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从侵占东北，向冀东华北发展，因此从大势所趋来看，日本帝国主义还要进一步向华北山西等地进攻。山西在今后的政治地位，如欲保持并有所发展，则必须提出抗日的主张，作抗日的准备，否则将来山西很难保持其应有的地位。②建议山西今后能吸收外省的各方面人，来山西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这个信的目的，一方面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为阎锡山的统治着想，一方面想在山西作事，所以建议能用外省人。
2．到河边村参加按劳分配的讨论。
阎锡山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他准备出一本书，讲按劳分配的问题。书未出版以前，阎锡山邀请了一些人，讨论他的稿子。时间只一天，第二天就回太原。
3．在太原绥靖公署担任秘书。
4、在太原牺盟会工作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在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有时到下面各单位去上课讲话，根据当时报纸上的形势和材料讲抗日的问题，作了以下的反革命的事情：
(1)训练牺盟会持派员，派到各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成立县的牺盟会的组织。
(2)训练国民兵军官。
阎锡山的国民兵军官，好象是民兵的样子，不过他的国民兵是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的武装。国民兵军官就是担负训练和领导国民兵的军官。成立了好多个团，以团为单位，进行训练。有军事，有政治，上政治课的。
(3)训练村长。
把全省的村长，分批调来，编成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当时我在牺盟会总会的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组训会的负责人是李力果，另外有雷任民和我。
牺盟会据说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薄一波同阎锡山签定协议进行组织的。这是反动的组织，我在这里工作是训练阎锡山的基层干部，这些工作是反革命的、反人民的。
5、在晋绥军军队里工作。
(1)在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工作：作了如下的坏事：
①出版油印报“抗日铁骑”。
②办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我担任付校长。
③办军事政治的基层干部训练班。
④扩大了一些部队。除骑兵两个师以外，成立了一个步兵旅，扩大了一些部队。
(2)在军事教导纵队工作。
军事教导纵队是阎锡山训练军事和政治干部的纵队，当时有三个团的架子，学生尚未招来，我给干部讲过阎锡山编的《共产主义的错误》一书，主要是准备招生，所以工作不多。到××叛变事件发生以后，我就离开军事教导纵队，也就离开了山西。
6、在新农村，中报上写文章。
我在新农村上写了一篇呼延村游记，是散文，只讲游呼延村的情景的。另外写了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
在新农村上写文章，一方面支持黄丽泉办新农村，一方面可以拿到稿费。
给中报写文章是黄丽泉介绍的，中报是李冠洋派办的报纸，每月送我五六十元。我给他们写文章。至于写了多少篇，那些篇是反动的，现在无法说清。这些文章都可以说是反动的。
7、和阎锡山方面哪些政客有往来。
(1)和梁化之有些往来。(按：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大特务。)
我一九三七年初到太原时，经梁化之介绍见过一次阎锡山。在牺盟会有时可以见到他。在第二战区政治部时，有时可以见到他。
(2)黄丽泉(按：黄丽泉是阎锡山手下的红人。)
原来黄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因为他不民主，很独裁，同时因为他和阎锡山有关系，遭到进步学生的反对。他从第一师范被赶走，以后他又办呼延村乡村师范，办新农村刊物。他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我和他先后同学。我从反省院一出来，他就叫我去一师上课。
(3)薄右丞
原来我们在进山中学教师时是同事，他到绥靖公署作秘书，以后又作教育厅长，我就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他在太原解放之后，被我们处死刑。
(4)邰林逸
是同乡，曾作过阎锡山的参谋长。
(5)在牺盟会就认识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刘岱峰、李力果、雷任民、牛荫冠、冯基平等。
(6)李冠祥，我在黄丽泉家里见过一面。
(8)和孙慧西政治上的关系。
我和孙慧西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认识孙慧西是在反省院里。他出反省院后，因为追求游云的妹妹游凌云(早已逝世)有时去我家。后来阎锡山派他去日本学习考察，他去东京。我于一九三五年秋，因为红军将到陕北，太原的形势比较紧张，我不能在太原住下去了，于是辞去教员，我自费去日本学习。想学会日文，从日文能看些书。在东京时，有时和孙慧西有往来。孙慧西常上我那里去，所以显得来往密切。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认为蒋介石已被扣押，我可以回蜀作些事情，所以回到北京。我到北京正是蒋介石放出来回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住了几天，知道阎锡山主张抗敌救亡统一战线，主张守土抗战，各方面的人都有到太原去的。于是我又去太原。经过梁化之见到阎锡山，阎锡山要我在绥靖公署有个秘书的名义，实际办公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这些和孙慧西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在牺盟会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在骑兵军工作，军事教导纵队工作都和孙慧西一点关系也没有。
9、秋林会议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的军官，如王靖国、赵承绶、傅作义、孙楚等，新军即决死队如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雷任民等，我和军事教导纵队纵队长于镇河一起去参加的。我记得清楚的是阎锡山在会上严厉批评过去地方上有些人将粮食物资供应八路军，动员新兵参加八路军，他说以后严厉禁止，如再有以人力物力供应八路军的，严加惩办。讲话的时候很生气。这次会议新军和旧军争论很激烈。旧军以王靖国为代表。新军以薄一波为代表。我刚从骑兵第一军调回政治部，阎锡山对我不信任。据刘岱峰告诉我阎锡山对我是三分相信，七分不信。我初到军事教导纵队。这个部队是训练军政干部的，既不能说是新军，也不完全是旧军。在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参加，大会没有发言。
10、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1)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性质和任务：
民族革命同志会据有人说是外围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核心组织，都是反动的阎锡山的组织。
(2)任务：以民族革命为号召，团结并组织拥护阎锡山的人，忠实于阎锡山的人，为巩固和发展阎锡山的力量，保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作为它的任务。
(3)我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从骑兵军回吉县汇报工作，在吉县由梁化之、刘××介绍我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民族革命青年团。
(4)当时梁化之说：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搞民族革命的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核心组织。青年团的工作，一定要作好。你在旧军队里工作，要作改造旧军的工作，使旧军队能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能作战的部队。这是很艰巨的任务，要努力完成。
我介绍任××、肖××、甄×、杨××参加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6)参加的标准。
在军政干部中，拥护阎锡山，忠实于阎锡山的人可以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更坚决、更积极拥护阎锡山的人，可以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
我当时认为忠实可靠的人，我发展他们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民族革命青年团的成员。
我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事先未请示我党，事后也未报告，这是我私自参加的。这些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我未请示党参加进去，这是极为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是政治上极大的错误。在这些反动组织中作了反革命的事情，罪责完全由我担负。
1、关于三次脱党问题(略)
2、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的问题(略)
3、中间怎么脱离关系，怎么解决的?(略)
一，我到韩甲三家里去过一次。(按：韩甲山系伪山西省军法处处长，清共委员会委员，审讯过宋日昌)
我从反省院出来之后，大约有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曾以叛徒的观点，去韩甲三家里，看过韩甲三一次，只是去看看他，别的没有什么目的。告诉他我已经从反省院出来，仍在第一师范教书。韩甲三没有说什么，没有指示，只是普通应酬。他没有找我去他家，以后我教我的书，没有再去过他的家里。
赵戴文家我去过一次(按：赵戴文系阎匪老师，曾任伪山西省主席)，是同他的儿子赵宗复一起去的。为了谢谢他保我出反省院。时间很短，只是去谢谢他。
别人的家，我没有去过。
二、唐山什么时候去的，回来干了什么坏事。
我记得去唐山是一九二九年的春天，党派我和王冶秋一起去作工的。结果我未去成。我已上了火车，就在将要开车之前，我被我三叔从火车上拉回来。回家之后，没有作什么坏事情。
新补充的关于情报问题(略)
宋日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来源：《大会专刊》(增刊)，196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