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月卅日到重庆，十二月二十日回成都。到重庆后，李井泉对我说：“你来帮助刘文珍，向××搞一些工作。”我问：“具体作些什么？”他说：“你干脆到重大去。因为‘八·一五’总部在重大，赤卫军总部也在那里。”我就到重大去了一下，见气氛十分紧张，无法进行工作。回去后，李井泉问我情况怎样？我说：“双方对立情绪很大，没法进行工作。我们对八·一五采取什么方针呢？”李井泉、鲁大东都说：“采取分化瓦解的方针。”我又到重大去了。两天之后，觉得这个方针有问题，就对他们说：“既然要承认人家是革命组织，这‘分化’二字可能不恰当吧？”他们才又说改为“争取转化”的方针。李井泉等人对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两个基本观点是：1．组织不纯，有坏人操纵。2．作风不好。如制造八·二八惨案、綦江事件等。李井泉还说：“八·一五战斗团内部统治很严、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都不能接触。团部还设有三、四道岗哨。他们自己的人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李井泉和重庆市委都是这样讲的。有一天，我就和另外一个同志去重大试一试。我去七大楼“串联楼”看他们如何对待外地串联同学。接待的都是八·一五的同志，外地同学住得很好，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八·一五的同志都给他们作了妥善安排，很热情。另一个同志去八·一五战斗队团团部，结果完全不是像李井泉他们说的那样，八·一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请他上三楼去看大字报。第二天我又找廖芳华、段大明去解决问题。这样我才破除了他们给我的八·一五的恐怖印象。第三天我又去找了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黄顺义。我表了态，他谈了些情况。我发现八·一五的同学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很大。我又找工人大学班的二十几个同学开了个会。我表了态，他们都反映八·一五是一个革命组织，又说：他们厂里因为他们参加八·一五扣了他们的工资，还强迫他们写检讨。……我把这些情况都给李井泉、鲁大东、辛易之他们汇报了，他们说：“你才来，不了解情况。”仍然说八·一五组织不纯，受坏人操纵，作风不好等。我就又去了解八·一五的组织情况，首先我了解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黄顺义的家庭情况：父亲是一个有四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哥哥是一个党支部书记，本人和弟弟都是团员。另外如周家瑜，覃文诸，××等全部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成份都很好，而且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又认真整顿了组织，这时我才不怀疑八·一五这个革命组织了。
关于八·二八问题，最初是省文革组长周颐叫我们翻印八·二八惨案传单的。我们就打印了一些给各厅、局，下面有的写大字报，有的再翻印出去。八·一五的情况了解后，我们就以西南文革调查组的身份了解八·二八，主要是想看一看是否真像传单上说的那样凶，结果完全不是那样。29日发生打人时，八·一五战斗团根本不在江北了。然后再了解由于八·二八所引起的后果，八·一五的同志受压力很大，被围攻、戴高帽子、游街、毒打、罚站等，对支持八·一五的同志的家庭进行高压和迫害，如黄顺义的哥哥和弟弟都因此被调职(撤掉了黄顺义的哥哥的党支部书记)。我说了三次叫他们给人家恢复原职，他们都不执行。第四次我发火了，他们才给人家复了职。当时各工厂都斗争支持和同情八·一五的人，这是重庆市委布置了的，当时叫每个厂都要斗争个把人(支持八·一五的)，结果下面就斗了大批人，并大量调整工作。对家属施加了很大压力，也调整工作。在报纸上号召老工人动员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李井泉，重庆市委他们干的，使许多八·一五的同志的家长与其子女断绝关系。另外重庆市扣工资的情况很严重，这时我才在思想上认定八·一五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了。但当时上司很多，如刘文珍，鲁大东等(李井泉离开重庆了)，我们的行动还是只得按他们的意图办事。我只能做到在物质上的一视同仁。其目的还是在于要使八·一五转化为一个保守派组织，因为李井泉说过：“我们一定要使八·一五转化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决不能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变成八·一五”，直到红旗十四期社论发表后才认识到我们的作法是错误的。我才找几个人打了一个报告给西南局，内容是：1．要从内心里而不是在口头上承认八·一五是一个革命组织。2．重庆市委在八·一五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和不同意对八·二八平反，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不了。后来我问为什么八·二八不能平反?鲁大东悄悄告诉我说：“八·二八事件发生后李井泉已经向陶铸同志作了电话汇报，说八·二八惨案是真的，八·一五打伤了很多人，……因此八·二八不能平反，因为这直接牵连到李井泉了。”
另外，李井泉在重庆亲自主持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指示后，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局、机械政治部〖注：原文如此，疑为“基建政治部”之误〗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一二·四事件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我11月30日听说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在重大由楚光辉开了一个代表会，决定成立“工人战斗司令部”，并决定12月4日开大会。当时我曾建议制止开这样的大会，而鲁大东说制止不了。我又暗中派人去给八·一五的黄顺义(结果没有找到黄顺义，给覃文诸)讲：希望他们不要去参加12月4日的会。结果4日一开会就打起来了。一打起来我就建议市委马上出去制止，但市委却说：“出是要出去的，但现在不是时候。”
李井泉的土皇帝味道我是尝够了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非常顽固的，重庆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李井泉的问题。他很狡猾，一手抓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手抓住工人纠察队，利用这两支力量几十万人为他保驾。成都的产业工人战斗军我还不大了解，因12月20日才回来，不过估计与重庆的工人纠察队差不多。产业工人战斗军这个问题得及早想法解决，不然很可能发生与重庆一二·四事件相类似的流血事件。
来源：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办《8.15战报》第6期，1967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