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森（1912—1999），1929年参加中共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去年6月19日，许多革命群众由于不满意江西日报在报导谷霁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没有加按语，过早地定下谷霁光是“三家村”江西分店老板的调子，到江西日报社院内和院外墙上，贴了许多革命的大字报。前省委书记处当晚在黄知真家开会，由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郭光洲、黄知真和我参加，由方志纯主持。当时根据省公安厅付厅长黄庆荣等人的汇报，前省委书记处认为这是一个由坏分子挑起的事件，先到江西日报社闹事，再到前省委闹事，目标主要是对前省委。因此，在黄知真提议下，就让公安部门派了一些便衣人员到报社去，把两个人扭送公安派出所。又从省委机关派去了几十名干部，劝说群众回去。连夜通知各战线、各大专院校的党委召开党员会议，对于本单位的人员继续去报社的，进行劝阻；把已经去的人叫回来；把贴在报社院外墙上的大字报取下。事后，许多单位对于那天去报社的人员，进行了审查和围攻，有些人甚至被打成了“反革命”，这是一次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错误。我参加了那天晚上前省委书记处的会议，我同意了会议所作的错误决定，我也是有责任的。
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省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更加严重了。这不仅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前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前省委又自觉地继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年11月11日前省委的“紧急通告”，就直接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从去年11月13日起，一直到今年1月16日止，曾发生多次八一战斗兵团、工人赤卫队、东方红战斗兵团、农民赤卫军等御用“保皇”组织袭击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的流血事件，打伤了几百人。特别是今年1月12日袭击江西医学院的流血事件，情节更为严重。这些都是前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完全应当由前省委负责，其中我也有一分责任。
去年12月8日，首都红卫兵12大队政委张全忠同志和第三司令部在江西的负责人徐春青同志带我去北京。那时白栋材先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们听了周总理的指示。陶铸找我单独说过一次话（有汪东兴参加）找我和白栋材两人谈过两次话（一次有汪东兴参加）。陶铸、汪东兴两人，分别接见当时在北京的江西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的时候，周总理和陶铸接见江西在京的全体人员的时候，我和白栋材两人都参加了。我和白栋材，于12月28日凌晨回到了南昌，回来以后，白栋材在前省常委会议、省市负责干部会议、省市干部会议、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陶铸的讲话。我在12月30日省市干部会议上，讲了几点体会。前省委办公厅，根据白栋材的传达，把陶铸的讲话印发了一分材料，他找我和白栋材两人谈话的内容，都包括在那分材料里面。去年12月，还没有揭发出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我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常委之一、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又分管华东区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对他是信任的。
陶铸在对江西在京全体人员讲话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保守派是受前省委蒙蔽的，他们出来保前省委，保本单位的领导干部，与大专院校的多数革命学生和各工厂的少数革命工人相对抗，是搞错了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应当转过来，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火，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他只讲一部分工人、学生的革命干劲不足，今后应当提高革命干劲。两方面革命学生和工人，应当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这样，他既支持了革命造反派，又支持了保守派，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支持革命造反派是虚伪的，他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另外，当时革命造反派提出了改组前江西省委的要求。他说，提出这个要求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可以不采取这个办法，给前江西省委的几个书记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保了前江西省委。陶铸在讲话中，根据白栋材片面的汇报，说白栋材在前省委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要承认“炮打司令部”是个革命的口号，这就保了白栋材。陶铸提出在前省委作第二次检讨时，由刘俊秀、杨尚奎两人作检讨，这就保了方志纯。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许多时候还是“私”字当头。“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私”字当头，是产生各种错误的根源。我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是很差的，活学活用更差。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我在南昌市第一百货商场参加四清运动蹲点的时候，把4卷毛泽东选集，曾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即自以为满足，没有继续反复地精读。特别是对于“老三篇”，没有反复精读，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来认真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解放后十几年来，我担负了党内许多负责的工作，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水平远远比一般劳动人民为高，即在前几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时期，还是享受着许多照顾和优待。从1959年起，很少在机关参加体力劳动。马克斯/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情况下，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的提高，和劳动人民的联系逐渐减少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逐渐淡薄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逐渐减少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渐增多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又处在当权派的地位，所以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很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的情绪，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远远落在许多红卫兵小将的后面。他们对前省委和我个人，都提出了很多的批评，我一时接受不了，但是以后实践证明，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红卫兵小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没有什么包袱，他们很敏感，很容易接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许多时候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我对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讲过，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应当互相团结起来。其实，一个是革命的左派，另一个是御用“保皇”组织，怎么能说大方向一致呢？（当然御用“保皇”组织搞错了斗争大方向，是因为他们受了前省委的蒙蔽，应当由前省委负责。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势必要滚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
过去我也常讲，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尤其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又害怕群众运动过火，害怕群众不能按政策办事，不能按十六条办事，和叶公好龙一样，实际上，在灵魂深处，还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必须结合实际斗争，联系自己的错误，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克服折中主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刘瑞森1967.2.3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