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这一周,遵照广联总和群众专政办公室的指示,写了自传。从8岁到现在,除编年缕述重要经历外,着重交代所犯的错误、罪行问题的事实。虽然限于篇幅,不多作批判,但想历史和写自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我批判,加深对罪行认识的过程。
这份自传中,有些事情是过去未在正式材料中交代过,或虽有交代,而认识不深刻,检查不深刻的。大致如下：
1.解放前,1946年一1948年,即我13岁一15岁时,即开始向报刊投稿。这一点,在参加革命时即已交代清楚；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对这些稿件的思想内容作什么检查。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审查这一部分东西。其实这一部分作品数量相当大,问题也不少。如比较突出的,在(新民报》“北海”副刊上发表的四五十篇小品文,基本上全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散播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我的这些坏作品实际上是“四十年代黑线”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此是没有正视(认为自己早已跨越),毫无认识的。
2.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京举行人城式后,有两个美联社记者写了诬蔑性的报道,激起我人民公愤声讨。我当时在《北平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驳斥该二美帝记者,这是对的,然而文中同时呼吁美国侨民自己起来“制裁”这两个美帝记者,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和糊涂思想。过去对此是没有重视的。
3.在1950年1月-2月间,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诗和小资产阶级感情》一文,劈头就引用了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立论的根据。这表明我从一解放就开始迷信周扬的“权威”,把他看作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人,而不以毛泽东思想去检查他的话“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这一方面说明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对我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是文艺界一个极坏的风气(动不动“周扬说……”)的代表之一。
4.1957年5月下旬,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访苏纪事诗《会见赫鲁晓夫》,这一百多行的黑诗,是一株大毒草,是我的无法赎补的罪行。早在1960年《红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以后,我忆及此诗,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但长期以来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自己辩护,一则想写此诗时,中央尚未公开正式点名批判赫贼，二则我在诗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列宁—斯大林陵墓的描写，还是力图贯彻我党中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精神的（如说到斯大林时,写“透过千秋功过,闪耀着一颗丹心”)。其实这都是站不住脚的,都不能改变此诗是吹捧赫贼的反动实质。
我在1966年5月,即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前,向剧团原支部就此写过一个检查报告。但后来历次检查材料中未再涉及此(后写入处分决定),有一条是我访苏回来后曾说：“赫鲁晓夫太毛糙”等；斗争中有关主持人是把我的上述黑诗当作没有问题的作品,指责我“实际上在私下里说赫鲁晓夫的坏话”，“而在作品里又歌颂他”,从这点出发,批判我为“两面派”。我在反右斗争中的检讨也承认自己“对兄弟党的领袖不尊重”,从而引申为也是一种反党行为。由于有这样一些历史情况,我总不愿在这问题上深谈,怕引起误会,说我要翻右派的案。
现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早已明朗化,历史的帷幕已彻底拉开。我过去就说“赫鲁晓夫太毛糙”,如果算是一种批评,那是不触及要害的批评,不触及本质的批评,而《会见》一诗,则是地地道道的大毒草。我应该毫不含糊地承认这一严重罪行,向党和人民请罪。
5.1960年11月,根据新版《青春之歌》增加的部分,处理一篇广播小说《林道静在农村》,播出。经过文化大革命,认识到《青春之歌》是为刘贼树碑立传的,是以工农假结合来对抗毛主席倡导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从而认识到这是一篇毒草,我有罪责。
6.1961年为中央台文艺部编《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专题广播,其中除了革命歌曲和民歌外,也根据一些所谓“回忆录”的材料,选入一些资产阶级歌剧选曲和“抒情歌曲”。严重歪曲了列宁伟大形象。过去对此认识不够,一则想这个节目的主体部分还是好的,二则想这些都有“根据”,为自己开脱。经过文化大革命,认识到苏修篡政以后,拼命在宣扬列宁的幌子下歪曲列宁的形象(如小说、电影中把列宁描写为“人道主义者”)；因此推想,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除了列宁夫人等的以外,有不少当属于这种性质,是不可信的。再从节目效果来看,1961年正是文艺黑线大肆鼓吹名、洋、古的时候,广播中却把一些资产阶级作品标榜为“列宁喜爱的”,这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我是负有罪责的。
7.1961年或1962年,《北京日报》约白凤鸣写一篇参加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结业汇报演出的感想。白凤鸣找我略谈了他的观感,请我代笔。我替他写了一篇题为《清新之感》的短文草稿,交给他增补修改送出,后来发表了。这件事是最近想起来的(因当时匆匆代笔,没当作一件大事来办,办过就忘了)。这篇文章好像是鼓吹青年演员“学传统”(实则拜倒在剥削阶级的“遗产”和“师道”之前)的,内容记不清了,肯定是毒草,我有罪责。
1.在反右斗争以前,我办节目、发稿子主要有以下三段：
1951年筹办《首都介绍》,写试稿,后未开办；
1952年春夏至1953年11月,任文教组副组长(有时有组长，有时没有),办《文化生活》；
1955年3月至1957年10月,任工业组副组长(主要负责人),办《工业节目》等。
在我经办的节目和编发的稿件中,问题很多；过去走资派保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不被揭发,我的这部分问题也受到庇护,未予清算。
有关我的宣传思想、业务思想,可供审查的,我现在记起有1956年在中央台“基本建设报道座谈会”上的中心发言(连同附件一起刊登在同年《广播业务》第3期),以及一次对越南广播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汇编成册)。这是有文字材料可查的。反右斗争中我在送审文艺作品稿件时,也曾将宣传业务方面的一些材料(包括上述在专业会上的发言)送给当时支部审查。后来批判斗争中,只搞了我的业余创作,编辑工作完全未涉及。
此次新交代的,是1956年发表在《广播爱好者》上的介绍中央台工业节目一文,署名是“龚业祖”,这有助于对当时我具体负责的部分工作进行审查和批判。
2.1955年我是中央台《工(业组)农(业组)财(经组)》支部肃反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现在看来，当时肃反漏掉了坏人；而且五人领导小组内就有坏人（除我外，另四人是顾文华、何光、苑子熙、刘彬)。
我参加革命后,除了作过一段团的工作外,没有担任过党内职务，因此基本上是所谓“（专干）业务干部”，历次运动中，只有在肃反运动时正式担任过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越益感到当时肃反不彻底，我是有一定罪责的。
1.周扬在1956年2月作协扩大理事会的报告中,在吹捧一批黑人黑作品同时,也吹捧了我。过去遇到有人说我是周扬等吹捧的“红人”时,我总不很服气。现在经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回头来看,不问周扬吹捧我的动机如何,这一“吹捧”确是事实,这至少表明我的作品符合了他的某种政治需要：周扬等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要扩大他的黑队伍,我不正是被他们选中的对象之一么？
2.1964年,旧文化部授予我《叶尔绍夫兄弟》剧目创作奖。现在看来,这次戏剧评奖乃是周扬黑线为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艺的重要批示,而搞的鬼花样。我的作品又一次成为他们装点门面的材料,从这一方面适应了他们的政治需要。
以上两事有其类似之处。过去我总以同周扬黑线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沾沾自喜。上述两事则表明,在1956年和1964年两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重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被列入黑线“表扬”“奖励”的黑名单,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
3.1957年7月,由中国青年报社召集一批青年作者,包括我在内,到旧中宣部同周扬座谈。周扬曾说过一句黑话：“你们都说反对官僚主义,其实你们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把你们放在真正的官僚主义下面工作,那对你们才是锻炼呢！”(大意)长时期来我把这当做一句正面的话来理解。只是到此次运动中才愈益感觉它是一句极其恶毒的黑话。在运动初期1966年6月写揭发周扬的材料时,也还没认识到这一点。这次补充交代揭发。
4.1957年8月,我列席文联党组扩大会。曾将揭发批判艾青的发言稿交主席团郭小川(后来未得发言机会)。现在回想这份发言稿是不深刻的；请向原作协或文联会议档案中查找,审查其中的问题。
5.1961年7月在机关农场劳动时,曾写一信给原党委梅益、陈竞衰,揭发×××等四人到农场吃喝,不给粮票、钱票。梅益简复我表示知道了。这是我同梅益仅有的一次直接的、个别的通信联系。
6.1964年夏,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后,我写信给戚本禹告以所引汪精卫诗有误。戚打电话表示感谢。此事过去没有交代过。
以上这些问题,和过去早已交代、检讨过的其他问题,还须深入进行批判的认识,从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高度来深挖自己犯罪的根源。
通过这次写自传,我更清楚地看到我20年来所走的道路：我怎样参加了民主革命；怎样没有认真改造,又在原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接受了刘贼黑“六论”和文艺黑线的影响；怎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中,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堕落到以自己的坏作品去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我想所谓“认罪”,一是承认罪行,二是深刻地认识罪行。第一点我做到了,第二点,还要在劳动中不断加深认识,划清同黑线的界限。
以上汇报,如有错误,请予批评。
1968年12月1日
来源：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