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下半年，我局费孝通副局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曾去四川、云南和广西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现将了解到的一些主要情况和问题简报于下：
去年这三个省都在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首先在党内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政策宣传教育工作。中央的指示和总理的报告一般传达到区乡干部，并通过思想检查，着重批判了宗派主义情绪。各省、州、市、县普遍召开了政协会议或知识分子代表会议，学校、医院和厂矿也普遍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进行宣传，大大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其次，通过肃反、审干工作，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做出了历史政治结论。四川有些单位还复查了“三反”和“事故”处分案件，平凡了错案。很多人已被提拔或者入党，政治信任问题基本解决。再加之在工资改革中普遍提高和合理调整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如广西省工业厅的技术干部工资改革以后有95%的人升了级，各高等学校对高级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生活福利上的优待。
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据成都市对7个单位的86名高级知识分子调查：进步分子已由34.1%增加到58.13%，而落后分子则由13.1%降到8.13%。云南大学共有高级知识分子229名，上半年已有10人入党，还有86人在争取入党，另有39人参加了民盟和“九三”学社。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在工程技术人员当中表现极为明显。如重庆大溪沟发电厂技术人员，光三月份一个月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次数，就比前一年全年的次数还要多。突出的如南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以后，技术人员不顾危险设法提前启封，只8天就恢复开采（在过去要封矿半年才能启封开采）。青年各地又大量提拔了知识分子干部，重庆钢铁公司新提拔的工程师，占原有工程师数量的80%。
据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两兴奋、一苦闷”。一兴奋是总理报告肯定了政治地位，肃反结论又打了“保票”，政治前途十分光明；二兴奋是待遇改善、地位提高。苦闷的是：任务紧、责任重，没有时间学习，不进则退，业务前途“茫然”。他们迫切希望“一间房子，几本书”，好好钻研业务。希望采取坚决措施克服忙乱现象，保证业务政治和科学研究时间。迫切要求加强业务领导，真正帮助他们提高科学、业务水平。
据了解，去年这三个省在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待遇方面作得比较多，在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则显得少了。就拿最突出的保证业务时间问题来说，至今没有解决。这三个省因地处边区，专家的社会活动和兼职的问题不大，他们的反映是参加国内、外的政治学术活动机会太少，要求中央给机会。由于专家少，任务重，会议虽然减少了，工作忙乱现象仍然存在，没有时间进修和提高。据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调查，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每周工作量在70小时左右，老教师都感到“疲于奔命，很少时间坐下来读几本书”。据重庆市了解，医生、艺人、船员每天工作量都在12小时以上，川剧院的演员因疲劳过度，有1/5的人生肺病。
造成忙乱的原因，除了客观上“人少事多”而外，很多是领导上的问题。有不少的基层领导还是习惯搞政治运动，往往把专家的时间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行政事务上去。许多大学和医院在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上，也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有的医院召开科学进军“誓师”大会，要求高级医生也表示“态度”，马上提出研究题目。有的号召“人人动手，个个参加”，要求教师“限期”填表格，“认报”研究题目和交论文。结果是：科研的方向不明确，题目不实际，时间无保证，规划行不通。在科学进军当中，青年热衷考大学，考副博士，结果有很多青年助手不安心工作，不愿意帮助老专家作具体事情，老专家不得不“事必躬亲”忙于事务。有人说现在在大学是讲师作助教的事，教授作讲师的事。在医院也有类似现象。学习项目多，也占去了专家不少的时间……。
各地对少数突出安排不当的人已作了调整。还有少数用非所学的现象，也正在继续解决。现在主要问题是党政领导干部不熟悉业务，不会用人。首先表现在工作调动频繁专家不能专心致力搞专业。如重庆钢铁公司工程师郑国民，2年调动了11次；工程师肖伯仙从事煤焦技术已达14年，改调作计划工作，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7个人。其次，在人事问题上很少和专家商量，使他们感到工作难做。云南省地质工程师们反映，勘探队的技术工作由他们作，但是技术干部评级却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学和医院的人事部门不通过系、科主任就下条子调人，经常打乱系科的工作部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再次，对他们的业务能力评价有不公平的现象，使一些人有“屈才”之感。他们说：“士为知己者死”，领导干部不钻业务就无法真正了解大家的业务能力，很难成为“知己”。他们……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