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 …………………………………………………………（1）
文件摘要 ………………………………………………………………………（104）
群众来信 ………………………………………………………………………（112）
林希翎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谈话纪要 ………………………………………（117）
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自六月十五日开始，出了一个整风专辑，其主要内容是各省、市委向中央的电话汇报。现在把六月十五日起，到二十五日止，这十一天的专辑汇集起来，发给地、市委以上的各级党委阅读；以后每三天一期，陆续印发。
本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左、中、右派的情况有很大变化。右派总的情况是，气焰下降，转攻为守。表现在：
一、不少右派分子用作假检讨等办法翻案赖账，避重就轻。开封师范学院教师郭家槐和刘孟珍前几天表现很坏，后来向我们说自己“脑子太热”、“没有政治头脑”，河南日报编辑赵保君在大字报上辩解说，头几天“大放大鸣”时，自己喝了四两烧酒，脑子一热，发泄了一些私愤，希望领导上不要把他当作“箭把子”打。
二、暗中窜连，订攻守同盟。郑州省银行和医学院都发现右派分子深夜集会，商量对策。医学院卢鹏在群众中散播他没有同伙和后台，他的后台丁某也声明他并不支持卢鹏等。
三、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开封发现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追查时，右派分子说是共产党自己搞的，并企图将责任推到学生身上。
四、部分右派分子装病，请假，退出整风，要求去下边工作，企图逃避反击。省银行温鞱（作秘书工作）说，据他看这回不是整风而是肃反，他要退出整风，平时借口工作忙不参加争鸣会议。
有的想种种办法转移运动的目标。开封师范、医学院的右派分子说：他们所在的单位没有什么反动言论，用不着反击；现在应该加强教学工作。
五、少数顽固分子仍继续进攻。有的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挑拨我们同中间分子的关系。省民革宣传部长李兢之对中间分子说，他过去对共产党的一言一行都是相信的，并且是按照党的意图办事的，但照党的话作去结果犯了错误。省民革副主席刘继学说，他过去是打老虎的，现在党竟打起武松来了，说“人民日报”反攻是共产党开始报复了。
中间派的动向是这样：总的说来是逐渐认识了右派的面目，向党靠拢，并开始向右派反击。（1）在右派暴露得充分的地方，他们感到上了右派的当，后悔，要求与右派划清界限，并唯恐打到自己头上来。“河南日报”社的中间分子王健军表示，他对过去肃反的估计有错误，但观点是可以改正的，希望领导上不要把他划成右派。他们中有些人，对右派的过火行动表示不满，但当全国性的反击开始后，他们又可怜右派，担心我们会对右派打击得过火，希望我们早点收兵。（2）在没有放开或放得不够的地方，中间分子的意见未讲出来或讲的很少，在目前形势下有些顾虑。有些地方中间派在继续讲话，对鸣放表示满意。（3）有些地方只顾反击右派，未能及时改进工作，中间派对党有些不满。（4）还有部分教授和技术人员埋头业务，不参加鸣放，站在整风之外。
左派和党、团员的情况是：对反击右派的思想准备不足，有的被一时的天昏地暗所吓倒，迷失了方向。有的在举行反击后，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企图草草收兵。大多数是沤着一肚子的气，反击时情绪高涨，普遍存在方法上的简单粗暴现象，不善于以理服人，用简单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的办法压人，对自己的错误、缺点，不能虚心改正，甚至又翘起尾巴盛气凌人，不善于团结中间人士向右派反击。
省委的措施：（1）整顿队伍。十二日召开了地、市委和省直领导小组负责干部（地级以上）一千五百人的会议，十三日召开了党团员会议，武装思想，确定反击对象。省委并开了两次常委会议，重新排了左、中、右对象，同时指示地、市委也重新排队。（2）放得不够的地方继续放。（3）强调团结中间分子，改进工作。省委委员分别同中间分子谈话，交朋友。（4）对过去在运动中受到委屈的左派加以安慰，并教育他们团结中间人士，学会说理斗争。（5）本月八日开始组织高等学校教职员开座谈会。（6）组织工人和著名农业合作社参加争鸣。（7）组织省委委员和厅局长以上干部写文章。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王维汇报）六月十七日
省委召集市、地委书记和省级厅、局长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及彭真同志在十五日晚电话会议上的指示。并拟十八日在党员干部中进行报告。
大专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要求按期考试，不同意延长放假。省、市机关“鸣”“放”已动起来，已开始贴大字报，主要是揭露一些生活、福利和评级等问题。
据各地委反映，目前农村看到报纸上的“鸣”“放”情况后，震动很大，党内外思想很混乱，有的地方谣传“百花齐放，什么不挡；百家争鸣，什么都行”。因此，农村赌博的、唱戏的和跳大神的活动，比以前大大增多。地主乘机造谣说：“共产党犯了大错误，这回天下可不久啦”。有的地主打农民，干部也不敢处理。干部埋怨说：“毛主席疯啦，现在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感到工作被动不好办。有的怕大、中学校放假后，学生回乡时更不好办。
（辽宁省委孙东里汇报）
从五月十日到十七日的省政协会议上，已经开展了“大鸣大放”，放出了不少东西。六月以来四个大专学校也展开了鸣放，但发展不平衡，工学院和师范学院较充分，医学院和农学院较差。目前各个大专学校对学校本身的问题、省的领导问题和中央有关部的意见，已经放的差不多了。放出的反动言论与其他各地均大同小异，肃反问题方面的意见较多。较突出的右派言论是：武克明教授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将我党比作新的贵族，说他们是岳飞，我们是秦始皇。民革太原市十四支部主任委员梁汪文说：希望多出一些储安平，事后有一个中学生表示赞成梁的意见，并写信给梁，称梁为“亲爱的伯伯”。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王文光放的比较露骨，他的中心思想是：（1）要民主党派和我党平起平坐，至少应当宣布民主党派参政，他说过去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2）主张把高级知识分子的党派组织统一起来，联合组成知识分子的政党。（3）他说共产党把知识分子的气节打垮了（意指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损伤了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社论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正在集中右派分子的论点组织反驳，从反驳中继续贯彻放。在组织反驳争辩中又放出了一些东西。对三篇社论是否会限制放有怀疑，党内同志也有的认为早了一点，中间分子也有的说：“这是围剿了”、“共产党应该心胸宽大一点”。对储安平、葛佩琦、章乃器等人的认识很不清楚，认为储安平虽然是过火了，但也不一定毫无道理，总还是有点理由吧，为什么给他当头一棒呢？对“党天下”的内容也搞不太清楚，说他们反党是否过分了呢？对章乃器的认识更差，在民建和工商界中有三种意见：（1）认为章主要是认识问题，不应与储并列；（2）也有人认为可以与储放在一起让大家去分析；（3）有的则完全同意章的观点，而且认为章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否则便是拿旧眼光看新事物。拥护章乃器的观点和拥护摘帽子的情绪结合起来了。左派的反驳表现无力，主要是从经济上讲，未能从政治上说透。总之中间分子及一些左派对右派的言论还没有真正了解。鲁笳同志希望人民日报再把章乃器等人的观点，从经济到政治系统地加以揭露。
省委的措施：集中右派的论点组织争辩。主要是对章、储、葛以及本省的王文光等人的观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加以辩论。省委有计划的找一些中间分子谈话，组织一些文章。
其他方面的情况：工人很稳定，太原市召开了五千个工人开会，工人的情绪空前的好，对工人是一次很深刻的阶级教育。对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组织了一些座谈会，放出了一些东西。太原市委组织中学教员放了一下，比工厂的情况严重，骂我们的不少。省委确定在中学不大搞，等将来再说。地委以下已停止整风，集中力量于农村生产工作。
放出了多少右派？现在正在排队，尚无精确统计，在教授和讲师中，右派大约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工厂中较少些，中学里估计还会多些。
最近七、八天来，机关的鸣放已很热闹。已发现有两三个党员投降，动摇的更不是个别的。高等学校中党员干部的动摇情况更多，甚至领导干部也有顶不住了，如赵宗复（工学院长），有些干部提出调动他的工作，他就不愿在学校工作了。团员动摇情况比党员更严重。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
整风动向：大专学校和省级机关，大鸣大放；中等学校和工厂、农村按中央方针不放。
一、大专学校鸣放情况，约可分为四种类型：（1）师范学院等，放得比较好，比较透，大字报出得多，政治问题反映多。曾组织师生辩论过南大“二十条”，第一次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赞同，第二次则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赞同，第三次赞同的人更少，而且有些有反动思想的人已不敢出场。学校中的进步势力已取得绝对优势，右派不敢公开出面了，想组织小型讲演也碰壁，现只能暗地活动。（2）医学院等，领导主动放起来，左派比较强，右派没有活动得起来。（3）矿业学院和师范专科等，闹事多，鸣放少，主要是要求和其他院校合并等，当人民日报开始反批评后，右派往回缩，反得不透，加之使用左派力量过早，也影响了放鸣。（4）农业学院等，放鸣不坚决，不深，不透。
二、机关鸣放情况，也可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1）坚决贯彻大鸣大放，放得早，放得好，放得透。如省委办公厅等。（2）多数单位对大鸣大放精神还了解不够，情况一般。（3）领导上多少有点问题，有顾虑，不敢放，因而放得不好。如司法厅等。（4）右派占主导，自己不放，别人放，被动地放，形成攻击领导的现象。如文联。
一些问题：
（一）大字报。在大鸣大放过程中，小组会、座谈会、辩论会各种形式都有，而以大字报最为突出。大字报的内容有的是攻击党的领导，从基层一直到党中央；有的是关于机关领导作风、福利、评级等问题；有的是人身攻击和谩骂领导。一般内容极坏的较少，多数是还没有接触政治问题。大字报的另一个特点是“张数多，人数少”。如省委办公厅共出大字报约四百张，而主要写大字报的只有八人。
（二）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有极右分子，也有左派，右派一露头，左派就批驳，领导人一般还好。九三学社右派多，而且内部较一致，他们攻击党的领导，有野心，有策略，想夺取学校的领导权。李相若和章伯钧的关系很深。工农民主党多拥储，有计划地散播毛主席要辞职的谣言，说共产党混不下去了。目前我们仍能掌握他们内部的情况。
（三）右派分子。一类是公开骂我们，明目张胆，面目完全暴露。如张东野说，全国除了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五亿多人民都对共产党有意见，如骨哽在喉；程士范骂党员是“治狱之吏”。另一类是暗地里搞鬼，如九三学社大都如此。
（四）右派言论的要点：（1）攻击党的领导，要求取消学校的党委制。（2）强调民主党派作用，宣传民主党派应执政，应参与决策，要取代党的地位。（3）离间党群关系，说党是马戏鞭子，到处乱打。（4）攻击党员和积极分子，说他们是“白鼻梁”，“保皇党”，“铁丝网”，“治狱之吏”。（5）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士为知已而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应广泛宣传和发扬。（6）反对苏联。说帝俄强占中国的领土应归还，说苏联驻军匈牙利和波兰是侵略，谩骂苏联的领导人等。（7）叫嚣农民生活苦。（8）利用少数人对肃反、工资不满，进行煽动。（9）要求学校取消政治课。（10）散布流言，说党整风是先整民主党派。关于这点，我们建议最好请人民日报写个社论反驳一下，或是由地方报纸反驳，不知是否可以。
（五）发现少数党员和右派分子勾结：（1）公开叛变。如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员李明，成为右派核心人物，许多写大字报的都事先请他去看。（2）在公开场合攻击党，暴露党的机密。如廖士兰在大字报上向党质问：为什么要拆看被审查人的信件。（3）供给右派分子以党内情况，使右派有了攻击我们党的子弹。
今后方针：（1）对机关采取继续放的方针，边学边放，用大字报放，对放的不好的单位要加强具体领导。（2）对民主党派，是依靠左派、团结中间力量。依靠中间偏左的，团结中间偏右的。依靠其他民主党派来作九三学社的工作。对极右分子，不给他改头换面的机会，一定要把他搞臭。对过去讲好也讲坏的，这次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可批评其错误部分，但不当右派分子打。对于向党揭底，给右派打掩护者，应靠他们内部来揭发和批判。（3）对大专学校象师范学院等，可组织反批评，并防止右派暗地活动和挑拨。对鸣放不够的应及时鸣放。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许建生汇报）
目前除少数单位外，大多数单位都已进入大放大鸣阶段，有些单位并已有回落趋势。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生活福利、领导同志的作风和某些工作方针政策等问题；二是党与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关系等问题。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有的先行单位已开始能解决一些问题，一般单位也都正在忙于汇集和整理已提出的各种问题。
错误和反动言论，虽没有章、章、葛、储等那样突出，但有的也相当严重。省民革委员兼副秘书长李同伟，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说：共产党和共青团整别人是“宁左勿右”，整自己是左右为难。他说人民对共产党的看法，在解放初期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随后，则是“侧目而视”，“敬鬼神而远之”。他说共产党员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荣辱，尸位素餐当领导,现在到处都是党员，可以说成了“党员世界”。木材公司有一科长叫任天放，他对整风的看法跟李同伟一样，而且还不许别人批评右派。他说:人民日报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是出尔反尔，不明智；是司马昭之心，令人难解，这样会使民主党派不知应该如何鸣放。五金公司有个叫肖波的，在小组会上发言，完全赞同葛佩琦的言论，并说他已写信给葛，表示支持。百货公司有个采亭昌，他说葛佩琦的意见是善意的，共产党不行就可以换一换。省民建委员兼工商联副主任高震声说，章乃器是硬骨头，是打不倒的，现在已不是喊万岁的时候了。还有人说毛主席的合作化搞错了，等等。
省委的意见：已经大放大鸣的单位，应把鸣放适时引导到争辩，应引导大家跳出机关内的小是小非，转向社会上的大是大非。计划用半月到一月的时间，大力作好划清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界限。
转变的方法，要转得自然，转得好，要避免硬转的现象，各单位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决定转变的步骤和时机，不要强求一致。比如：有的可结合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批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的则可从辩论自己提出的问题开始，联系社会上的大是大非。
对于机关内已揭发的问题，要求各单位都认真集中研究一次，然后由领导上向干部表明态度，能解决的就迅速解决，不能解决的可初步作个交代，暂不作系统检讨。俟经过大争，分清界限，再来有系统地进行三大主义的检查。
同时，省委为了进行大争，已组织了二十多人，准备陆续写些文章，以供报纸发表。
（河北省委茹洪生汇报）
省级机关第一批整风四十二个单位，进行的情况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已经大鸣大放的单位，如公安厅、省团委等共十二个。鸣放的时间均在七天左右，开始时有些讽刺挖苦现象，现已正常。所提批评都是一些生活福利、工作作风问题。第二类是党委、政法、财贸等单位，主要特点是由于工作较忙，在学习文件时结合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已开座谈会五、六十次。第三类单位，是只学了文件没有鸣放，没有提意见，如省工会等。
在吸收党外人士批评方面。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两个座谈会都已结束，现在正发动各民主党派内部讨论。省委宣教部门召开的文艺等两个座谈会还正在进行。在这些座谈会中，言论反动的代表人物如吴维平（民革省常委），他提了七点意见还带一条结论，主要意见：民主党派不仅要参加演戏还要参加排戏，即要参加国家的决策（国防、外交除外）；修改选举法；开放言论自由；反对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不科学。李元章（民建会员、六一纺织厂的私方人员）的主要意见：不要强调我国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界限，七年定息可以一次付清。
人民日报社论公布后党内外的动向：社论公布后，党外有一派人责难我们：“你们说不收现在收了，你们说不戴帽子现在戴了。”有的人则公开反对，宋云彬（省民盟副主席）说，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是收，浙江日报转载此社论时标出“阶级斗争尚未熄灭”更是不对。吴维平说，这社论发表后有三不好：一是风转了，不是批评党而是批评民主党派；二是反批评中有些意见不规矩；三是夸大了右派的力量。两个恶果是：前功尽弃，后继无人。另外，党外人士较普遍地发言不热烈，谈意见皮毛。如农林厅，召开十二个党外人士的座谈会，过去发言要半天到一天，现在谈了二小时就无话可谈了。有一民盟盟员原拟上书给省的领导，见社论后不上了。园林管理处秘书（民盟盟员），已经写了批评稿子付印，又要求修改。浙江大学教授董太和，前些日子组织了一个自由讲坛，人民日报第一篇社论发表后，该坛还拟继续谈一谈，但劲头已不大了，看到史良发言后，就不讲话了。此人在开始时曾认为：匈牙利在几天内把共产党搞垮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搞垮。
党内看到社论后很兴奋，出现对党外批评否定一切的情绪。也有少数同志认为社论发表的早了些。本月十五日省委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整风，决定：（一）机关整风不采取大放大鸣方式，用其他方式可解决。省银行行长付鸣，机关给他提意见后吃不消，跑到温州去检查工作，向省委一部长说“他不管了”。省委机关的处长，也有好几个在下面提意见后睡倒了。（二）党内外，特别党外通过座谈会争鸣，来解决思想问题。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负责人钟儒汇报）
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的社论，省委有意识地压了两天，于十一日才在地方报上发表。在这两三天内抓紧时间组织各方面开“鸣放”会议捞了一把。社论发表以后即逐渐组织批驳右派言论。现在右派都已开始低头，采取两面态度。也有一部分顽抗的，但大多集中在对人民日报的不满上，公开坚持自己的反动言论者已极少了。一般党员对反击右派很满意，但是也有少数人认识不清，觉得人民日报的社论不符合于“鸣”“放”的精神，省委宣传部有一干部认为人民日报犯了错误，要写信给毛主席。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有些领导同志开始产生松劲思想。（2）在反驳右派言论中表现简单、急躁，说理不够。如建筑工程学院有人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海参威原是中国的领土，被苏联占去了等，而我们在反驳中有的同志说：土地关系不大，我们主要是注意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对坚持反动言论者，表现无办法，只能简单的喊口号，或者说：“你的论点真该枪毙”。（3）对边整边改注意不够，只顾“大放大鸣”，反驳右派，而对善意的正确的批评及时研究改正则做的差。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王荣汇报）
六月九日省委召开了各机关党委、党组书记会议，分组讨论了彭真同志在该省作的报告，研究了左、中、右派的情况。目前绝大多数单位都已转入辩论和争论。准备在十八日再开两个大会：一个是高等院校的党员骨干分子大会，约一千七百多人；一个是机关中的党员骨干分子大会，也是一千多人。在这两个大会上传达中央电话会议的精神、彭真同志的报告和省委的具体布署，以武装干部。预计这两个会议后，运动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发动各民主党派内部争论的工作已经展开。省民盟已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右派马哲民的许多反动言论。
已开始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已分别开了工厂基层干部和老工人的大会，会后反映很好。农村，已经召开地书会议作了布署；十六日晚上召开电话会议，主要讲目前形势，并写文章批驳反动言论。
报刊已开始反攻，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已发表社论和一系列的文章。
右派开始收缩。有的人找本单位党的负责人承认错误，说自己的观点不对头，表示要纠正错误；已经写了反动文章的要收回，尚未发表的文章则作了修改。有的准备躲避，溜走。水利学院的助教古希田，在运动开始讲了许多反动言论，最近准备到各地去。有的人不敢象过去那样明目张胆，但还不断放冷枪，如说“放不如收的好！”“这样下去恐百分之五的名额还不够！”（可能是指肃反控制数字）；或者以“左”的面目出现，说“乱放乱鸣的人别有用心，应当彻底肃反”。另一方面出现了反革命的活动，地质局出现“打倒共产党，活捉毛泽东”的反动标语。工业厅计划控制训练班一学员赵清高（共产党员）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名利观点很重，迎接伏老浪费很大”！说“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没有错”。现在机关工作的一些叛徒，也散布反动言论，与反革命活动相呼应。
中间分子有些困惑、恐慌。他们对什么是帮助党整风，什么是反动言论等闹不清楚。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表示：“既叫讲话，为什么还要反驳”。他们怕“点名”，怕把自己当成右派。武汉大学生座谈会上，女生许月娟检讨说：过去和人家一路，是错了。她并把煽动游行示威的人都揭了出来。中间分子已向我靠拢，但右派讽刺他们说：“旧社会叫吹牛拍马，现在叫靠拢组织”。
左派、党内外积极分子现在很痛快，看了社论说“很好”！斗志很高，但有急躁情绪，想马上把右派驳倒。
领导干部现已由被动转入主动，尽量研究情况。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一、六月十七日由陈丕显同志召集各大学党委书记开会，着重研究了下一阶段如何转入对右派分子言论的批驳。大体打算是：在教职员中进行大辩论；在学生中则在不影响考试前提下搞小辩论（在学生中延期考试有困难，因前一阶段我们是反对停课停考的）一方面，在学生党、团内部做报告，进行正面教育，另方面，组织党、团员进行辩论，以武装我们的党、团员，待考试完毕后再组织各种各样的辩论会进行大辩论，主要是起消毒作用，搞清思想。已去工厂实习的部分学生拟不抽调回来，待实习结束后再搞，否则工厂、教授、学生三方面都会有意见。
这一阶段的时间约十天，以后就作小组总结，毕业生可结合鉴定搞，一般的可作些自我检查，但不强调每人要作思想检查。
以上打算还未经市委讨论批准。
二、关于排队问题，有些单位已初步搞了一下，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五百四十多个教职员中，右派分子约二十五个，占百分之五左右。其中教授一级的右派分子只三个，大都是青年讲师与助教。对此，估计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教授都老于世故（老狐狸），不易暴露，另一种可能是划分左、中、右的界限与标准有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内闹得比较凶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情况：
中文系十二个教授中，右派五人，中间偏右的一人，中间分子四人，左派二人；十个讲师中，右派二人，中间分子八人；二十六个助教中右派七人，中间偏右的三人，中间分子十一人，左派五人；六个职员中，中间四人，左派二人；九个党员教职员中，右派一人（肃反中曾被整，对党有怨气），中间分子一人，坚定的七人。
历史系二十一个教授中，右派六人，中间分子十一人，左派三人；八个讲师中右派一人，中间分子五人，左派二人；二十九个助教中右派二人，中间分子十八人，左派九人；十七个职员中右派一人，中间分子十二人，左派四人；十三个党员教职员中中间的三人，坚定的十人。
值得研究的是划分的具体标准与界限问题，上海市委准备再加以具体研究。目前市委已控制的一条是各大学中准备点名批评的人事先都要报经市委批淮。
三、华东师大民盟主委许杰（右派分子），在前一时期曾向文汇报投了一篇稿，内容是许给华东师大党委会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有很多反动言论，后来没有发表，稿子许已收回。现民盟上海市委由李锐夫出面要许交出这封信，提到会议上来讨论，许很为难，表示已将其中最反动的部分撕毁了，他说一定要他拿出来的话，他将无脸见人了，只有自杀一条路等等。李锐夫与我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商量此事，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建议李到文汇报去找找有无稿样。这一情况经市委发觉后已予制止，要该同志回复李说这是民盟内部的事，我们不便插手，究如何处理，请李向民盟组织请示解决。
四、学生中活动较大的有华东师大、复旦、交大等，华东师大召开了以物理、数学二系为主有八百人参加的大辩论会，辩论由北京大学寄去的五篇反动文章，会上正面意见占优势，但也还有反面意见。
交大由学生会支持讨论“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问题，普遍意见认为劳民伤财。
复旦新闻系学生座谈该系主任王中（党员）的新闻观点。
再高教部杨秀峰同志曾去外语学院与水产学院，事后反映甚佳。
五、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最近曾接到恐吓信一封，信中谩骂该同志将学校弄得乌烟瘴气，“有你这领导感到可耻”，并称反对压迫人等等。
（上海局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
各大专学校、机关、民主党派、文艺界，已有三万五千人进入大“放”大“鸣”阶段。西南农学院已转入反攻批判阶段。现在西农、西师、重大已经复课，一面准备考试，一面继续“鸣”“放”。
重庆市党、政机关正在“鸣”，“放”，其中市委各部委因为要到外面去帮助“鸣”“放”，所以暂时还没有“鸣”“放”。在机关“鸣”“放”中，只有少数机关放出了一些政治问题。有部分机关主要是放了一些生活、福利、工资和级别等方面的问题。有少数机关现在还没有“放”开。
目前厂矿和农村的生产情况是稳定的。本月十四日全市有七千多工人开会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民盟、民建、九三，十七日正在开会，各民主党派已转入内部争议。现在右派分子想缩回去。西农教授李幼林说：他过去发表的意见是一时的激愤，不能作为判断的根据。他说：比如一个做母亲的人看到孩子不好，说我要打死你，但实际上是不会打死这个孩子的。过去民盟潘大奎到重庆来活动时，都是到市委统战部或市政府招待所，但这次来重庆则住在一个民建会员的家里，也不告诉我们他来重庆的消息。当储安平、章伯均、章乃器的问题在报纸上发表后，他提出对这些人要实行保护政策。
过去报纸编的不好，现在决定由市委书记处直接掌握。
市委的领导情况：全市现在主要是搞争辩，从思想上、政治上真正战胜右派分子。因此，市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民主党派和大专学校。在民主党派中，又以民盟为重点。市委的领导已由过去分散到各个单位去帮助发动群众转到加强集体领导，回到家里进行细致研究工作。同时分出一定时间到各单位去督战。并且准备在最近小结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斗争经验。
（重庆市委办公厅科长唐志尧汇报）
“人民日报”反击的社论发表后，党、团员和进步群众一般都很兴奋，感到很必要，很及时、很恰当，对下边撑腰不小，这样就可澄清是非，保证运动健康发展，改变前些日子的被动挨整消极状态，最近都积极活跃起来，都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机关中发表正确意见的逐渐增加，进步分子要求领导布置学习社论，土建学院教授规盟敬对社论拍手叫好，师范学院副教授杨继本、讲师樊离、教育科副科长谭苑生、师专陈绵卓等人都说现在的歪风可压下去了。中南矿业学院五十多个教师要求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现大专学生稳定了，愿意同工人站在一起。有些机关领导人认为前一个时期民主党派所提的意见都是不对的，人民日报给了武器要好好整整这些人，把他们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也都否定了，有这种认识的大都是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同志。现在进步势力活跃,群众情绪高涨，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击正在展开。
右派反映风势转了，大鱼钓上来了——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监察厅副厅长民革干部宋韬对民革干部说：自己有先见之明，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他事先就料到了，说有些人大放大鸣是“不识时务”。参事室主任唐伯球说葛佩琦是人民代表，共产党真厉害，叫大放大鸣，放了又反过来整人家，说报上发表社论是在“收”了。
不少人认为我们是在小题大作，葛佩琦发言的内容虽有问题，但有事实根据，动机是好的，对党是忠诚的，是忠谏之言，并且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不应全盘否定，不应扣上反党反人民的帽子。储安平是思想糊涂，报纸上这样批评他，是对民主人士大施压力，章乃器几十年来忠于民主运动，不应这样一棒子打死，现在对他的反批评没有什么说服力。人民日报措词不当，火气太大，不能同意人民日报所谓“阶级斗争的信号”、“别有用心”、“工人阶级愤怒了”等提法。目前不是在纠正运动中的偏差，而是在“收”，共产党发动工农同知识分子对抗，手段真毒辣。人民日报的社论说明了共产党员还是碰不得，碰了就会给你戴上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土建学院副院长余炽昌（民革）说：人民日报批评的“为虎作伥”虎指党员，“三反”时党员把党外人士当作老虎，为什么现在不能把个别党员看作老虎呢？现在有些党员确使人感到是老虎。认为卢郁文有拍马屁的嫌疑，他的发言是否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人大”为什么会出葛佩琦，是苦肉计吧！在一部分党员中亦有类似言论，师专毕业学生贺志文（预备党员）曾写了许多号召罢课的标语，说共产党不好，杀共产党时，他要亲自参加。矿业学院一个超龄团员要取消共产党，成立共产主义联盟。
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已开始退缩，湖南医学院教授刘果平曾进行许多反动活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却沉默了。省参事室参事何汉文原准备用三天时间写文章大放大鸣，现在说没什么可写的了。陈浴新（民革）原拟写文章批评共产党，社论发表后改成了自我批评的文章。矿业学院自发鸣放组织“解冻社”的负责人找校党委谈话要求取消这个组织，否则自己就自动退出来。
省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组织民主党派座谈会，民盟已开过。（2）报刊上宣传正面的东西。（3）大专学校放暑假向后推延两星期搞鸣放。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胡真汇报）
省委接到中央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后，于五月十六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到会的除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区党委、地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在会议上除贯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检查生产工作外，还通过了贯彻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的具体计划。按照整风、工作两不误的精神，省委分两条战线、指定专人负责领导。县以下和工矿企业目前全力搞生产，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干部可以拿出一定时间学习整风文件，但暂不进行检查。
省委扩大会议后，于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八日召开了九百多人参加的全省宣教工作会议，除党员干部外还有占到会人数一半的党外高级民主人士参加，在会议上主要贯彻鸣放方针，充分发扬民主，大胆开展批评，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打下基础。从会议进行的情况看，我们的要求实现了。这次会议自始至终是由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主持的。
在会议期间，从五月二十九日起，省委决定由省委书记邵式平等人分别亲自召开各民主党派、各大专学校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卫生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等四个面的人开座谈会。现第一阶段已结束，并已进入了争的阶段。
从五月下旬开始，省级各机关大都召开了党外人士的座谈会，现已全面地展开了党内外的大鸣大放。
为了便于领导起见，省委决定省一级分党群、工业交通、农林水利气象、政法、财贸、文教卫生、统战、综合（包括省人委办公厅、交际处、文史馆、参事室）等八条战线，都由省委负责同志亲自领导。
自整风运动以来，省委一直执行了整风、工作两不误的指示。目前从全省农村、工矿和中等以下学校的情况看，基本上是正常的，没出什么问题。
为了加强对全省整风运动的领导，省委于五月底决定由杨尚奎、邵式平等十同志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并在领导小组下设整风办公室，其下又分秘书、研究、检查三个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由省委部长级干部担任，同时在省级各机关抽了二十个干部到整风办公室工作（内处长四人，科长十人）。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金民汇报）
各高等学校基本已搞开，其中山东大学搞得较好。目前主要是一面“争”一面继续“放”。在民主党派方面，也到了争的阶段。从十二日起，左派方面的发言多起来了。左派分子中有的希望我们作几条明显的改进，以便于他们讲话。右派的情况是，没有暴露的有些已不愿暴露了，已暴露的人中有的想检讨一下，马虎过去。有的表示还不罢休，起义军官杜大中（民革）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妨碍放”。济南民盟市委副秘书长姜子修说“山东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蒋汇泉（济南民盟市委副主委，医学院副院长）认为“说好话的人比说坏话的人更坏”。并放出空气说：不行的话，要辞去民盟的职务，再不行即辞去医学院副院长职。医学院也有学生公开写信给大众日报责问“为什么批评蒋汇泉”。
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里，也还有些人不表示态度。高等学校中人物排队情况，还未收集起来，全省也还没有总的排队。机关里放得较晚，在本月二、三日，少数单位（大众日报、电台等）开始放，多数单位是十日开始的，但在九日已见到人民日报社论，因此有些人就不放了，可是也还有些右派言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中也有思想不完全通的，有的认为本单位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则怕惹火烧身，“于党于己都不利”，怕人家揭自己的错误。下面有些党员干部也思想不通，“为什么要让别人来骂我们，这是整风还是反对共产党”。六月十七日下午小平同志在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对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很有帮助。
现在看起来右派活动是有全国性的。如各地的医学院都在搞实习工资问题（据说是由北京医学院发起的），各地的师范学院则联名向社会呼吁，要求提高师范学院地位（据说此事是由湖南师范学院发起的）。
省委于六月十七日开常委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对今后整风提出了五点意见：
（1）抓紧左、中、右的排队工作。已在全省内初步选出了十五个右派分子：蒋汇泉、姜子修、范醒中（以上是民盟）、范余燧、龚学燧、孔繁霨、杜大中、邓庆集（以上是民革）、葛兰生（民建）、范光辉（九三）、束星北（无党派，山大教授）、陈素俊（无党派，教授）、章培（起义军官，无党派）、张今铎（无党派），聂仲元（讲师，无党派）。并要济南、青岛等地各高等学校内也进行排队。
（2）在已放的单位内要求边争边放，边改边放，还未放开的单位先放，过一星期后再争。
（3）加强对报纸的领导，对右派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用“挑”和“抓”的办法来进攻，对其它右派分子则先挂号挂象。
（4）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要各单位先抓一两条重要缺点改正。
（5）加强工人中的工作，准备在较大城市内召开较大规模的工人代表会议，济南、青岛各搞三、四千人的大会，并向一般工人作报告。其中着重对老工人进行工作。
（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周南汇报）
近几天来，省市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已经在组织左派批判右派了。高级院校学生、省市机关干部正在进一步大放大鸣。
（一）省市民盟、民革、农工都分别开会进行了辩论。九三学社也召开了高级院校的成员的会议。广州市委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批驳了章伯钧。市农工民主党委员罗翼群、市民盟委员应霖，在省市民盟扩大会议上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市农工副主委郭超然说章伯钧曾向他透露要搞两院制。民建市委员、轻工业品出口公司经理潘以雨坚持储安平的意见，说：“党天下”是有职无权的根源，说人民日报反批评过早了，这样会影响争鸣，说不仅可以组织工人对民主党派提出意见，而且应该组织工人向共产党发表意见。他并坚持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是对的，说定息虽是带剥削性的收入，但不是剥削，说定息二十年的好处是赎买到底，可稳定资本家的情绪和生活，并有国际意义。民盟省委员、中大教授董每戡说要帮助章伯钧站起来，不应给章以处分，说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没有具体分析，光扣帽子不能服人。民盟省委员罗千说大放大鸣中难免有毒草，而毒草迟早会分辨出来，不要过早辩论，否则会封住大家的口，他坚决主张取消高等院校的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民盟省委员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祥公开支持储安平“党天下”论调，替他辩护，但反批评后，有点害怕了，本人未参加市的座谈会，派弟弟参加，他弟弟在会上说他和哥都是受了右派分子的骗，这是解放以来最痛苦的一次。罗翼群对应霖说广东省人民生活处在饥饿的边缘。应霖在民盟会议上作检讨敷衍，但仍坚持以前的观点。
广州市工人分别开了座谈会，反驳反社会主义言论。今天南方日报发表了大小七篇左派的文章并组织了部分读者来信，在报上开始进行反攻。
（二）高等院校大放大鸣趋势继续高涨，华南师范学院的大字报发展到二千二百多张，华南农学院决定停课一星期专门鸣放。采取三种形式：辩论会，座谈会，大字报。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农学院鸣放中师生意见最多，最普遍的问题是肃反，说肃反扩大化，说百分之五是领导上运用了斯大林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原理。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公式不适于学校的肃反。学生中闹着要给肃反中自杀的开追悼会，给错杀的追赠烈士名义，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华南师范学院正酝酿开追悼会，因大部学生反对未开成，但还有人坚持要开，该校大字报“救救储安平”的文章说：储安平是善意的批评，诚恳的忠告，反对“枉杀勿论”，反对权威棍棒，反对压制批评，反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要求组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要求公开学生档案，说档案制度是唯心主义的。该校还写了“向哥穆尔卡的致敬信”说哥穆尔卡为波兰的民主开辟了道路，信油印后分发并贴在校内。
（三）机关情况：从上周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鸣放热潮继续高涨。大字报省级机关出了一千多张，市内出了六百多张，开始集中于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特殊化，评级评薪渐渐扩大，政治性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了。有的人拥护葛佩琦的发言。有些领导干部还有顾虑，怕乱，有的干部提出要求市委作出关于党员参加鸣放的规定。
（四）省委的布署：（1）集中力量暴露右派，确定目标，初步摸底确定五十人，其中十八个突出的。（2）稳定中间分子，十八、十九号召开左和中偏左的会议分别分头谈话，帮助他们划清界限。省、市委同中间分子交朋友。（3）写文章社论，专门成立了个社论委员会，确定写七篇反驳性文章。（4）认真改正缺点错误。（5）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消除顾虑。
六月十八日
几个重要情况：
一、因为毛主席报告即将在报上发表，本市预订报纸已增加十三万份。在机关团体中小册子的预订已达三十万份。
二、上海市政协委员薛映辉（上海干部疗养院副院长）几年来对党不满，近日他对沈志远谈，要出国，但不去台不反共。
三、最近据公安部门反映，印度领事馆曾约上海市民盟副主任陈仁炳去淡话，陈未敢去。
民主党派的情况：
一、民盟昨天下午开常委会，对右派沈志远、彭文应进行了批评。会议决议：（1）从十七日起，常委会吸收邵进文、吴承喜、刘学正、吴南、陈学民等五人（都是左派）参加会议；（2）民盟组织已停止发展，巩固整顿；（3）对沈志远、彭文应进行批评；（4）要求沈志远不参加全国人代大会。沈在此次会上检讨说：必须把民盟从右的倾向拉到正路上来。
二、九三学社原来准备开会批评右派王恒守，但王恒守在会上主动发言，以攻为守，结果会议不仅没有对他批评成功，主持会议的王祖骥最后反而说：王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三、农工民主党召开的批评右派分子夏高扬的会议也开的不好。但会后报纸上却把夏高扬点出来了。夏慌了即找统战部声明自己不是右派。
大专学校的情况：
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给解放、文汇、新闻三报写了一个稿子，仍然骂我们的同志是反革命，进行反攻。第二师范学院的民主党派开了一个会，仍然是向该校党委攻击。华东师大的民盟组织开会批评许杰，并追他给报纸写的信（很反动），结果未追出，就算了。会议批评右派劲头尚不足。第二医学院又出现九张反动标语，我即出了二百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并发动全校进行讨论。
（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戴新民汇报）
全市总的情况：反击右派的斗争发展很快，人民日报三篇社论发表后，局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左派已开始向右派反击，但战斗力还不强，反击的还不够有力。少数左派表现急躁、简单和生硬。中间分子有些人已脱离右派向我靠拢，参加了对右派的反击；不少的还未转过弯来，表现观望、摇摆，有些人同右派还划不清界限，甚至替右派解释。右派分子则处收缩局面，有的已分化出来，有的表现沉闷；有的则表白自己，忙作检讨，企图混过关去；有少数还在顽抗，继续发表反动言论，玩弄两面手法。从各个单位来看，有三种情况：（1）开始较早的单位，经过斗争右派已经孤立；中间分子已能参加反击，已获得初步胜利。这种单位是少数。（2）才开始向右派反击的单位占多数。（3）还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大部是机关）还纠缠在机关内部的生活福利问题上，还没有转向对右派的反击。原因是：领导上有顾虑；群众对领导上意见多，一下转不过来；思想准备不够，一般党员和积极分子还不摸底，本机关内的右派暴露的不明显。即使第一类单位，右派也并没有被打下去，如南开大学昨天和今天又发现了“打倒共匪”，“消灭南开的一切共产党员”的反动标语。
学校情况：原计划在高等学校进行十天左右的反右派斗争，现已过了一周，市委考虑要延长到六月底，但有的学校有抵触情绪。为此，今天团市委召开会议，市委并派人去进行动员。高等学校团员数量相当大，只要团员通了，其他群众就好办了。此外，也学北京大专学校的作法，由校党委书记作初步的检查报告，能解决的问题即行解决；目前不能办者说清；不同意的则要表明态度。对于肃反问题，要再检查一下，特别对应届毕业生中应平反结论者，必须予以处理。反驳右派的言论不要扣帽子，要有说服力，要击中要害；对于右派分子和有右派言论的要加以区别，打的面不要过宽，以利争取中间分子。
机关情况：经过鸣放，对机关提了不少意见，也发现一些右派言论，在有右派言论的单位，领导上对工作方面的意见表示了态度，即转入反右派的讨论；对其他单位，领导上作了初步检讨后，已转入政治思想的讨论。
市委对于几个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1）党员干部中工资过高的动不动？一般不动，只有突出不合理而本人又自愿的,可以个别动。（2）党、团员叛变泄密等问题如何处理？党掌握材料，暂不作处理。（3）退党退团问题，有些人平时表现不坏，只是在右派压力影响下，一时表现了错误，要求退党、退团，对这些同志的问题应缓作处理，使他们有考虑余地。（4）有的单位要求撤换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何办？要慎重从事，凡属生活作风问题的，一般不要轻易变动，有其他严重问题者，经过市委批准后再撤换。（5）医院和中小学在社会整风影响下，提出要整风鸣放，对这一问题市委意见是不搞整风，但在主治大夫和中学教员中，可由区委领导召开一些座谈会。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各民主党派成员共约二千多人。其中：民建一千多人，民革五百多人，民盟一百七十多人，九三一百多人，民进十八人。这五个民主党派的委员共有七十三人，根据他们的最近表现和历史情况，按照李维汉同志最近所提出的新标淮来划分：左派有十四人，占各民主党派全部委员的百分之十九，中间派四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右派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五。
从各民主党派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情况来看：民革最为活跃，对党的意见最多。一部分是跟傅作义起义的旧军官，约有二百多人，他们对级别、待遇和安排意见很多。有个旧军官因对安排不满，发言激动，讲话时竟昏过去。另一部分是肃反时被斗争的对象，共约三十四人，其中有十二人至今未作结论，他们有意见，其余作过结论的也有一些意见。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发言最反动的是李同伟和任天放两人，都是民革的成员。当李、任的发言公布之后，左派感到不对头，但没人进行反驳，右派则感到很满意，认为讲得很好。到保定新中国面粉厂的工人提出反驳时，左派才开始抬头，现在民革正在组织批评李、任的发言。李、任最近表现有些恐慌。但李同伟还说：“现在他被围剿了，整风运动总是要找几个人来挨整的，现在他是被抓着了”并说“他批评党是为了爱党，由于他爱党，他才对党有很多的意见”。另外，民建徐玉亭因对李批评较多，李还对徐进行反击。
民盟主委刘清扬，由京返保定，布置对储、陈、葛、杨进行反驳，但未提章、章的错误。刘在组织座谈会时，一再强调要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帮助党整风，显得有些生硬，形成单方面反驳。刘在向统战部同志谈到民盟错误时，曾痛哭流涕，据估计：一方面可能是真的伤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怕我们对他不信任了。
民建目前正和工商联在一起座谈，这个座谈会是由统战部掌握的，从六月四日开始，每天谈半天。各地工商联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共计约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中反映的主要问题：（1）中小资本家普遍要求放弃定息，摘掉帽子。唐山市有的中小资本家,因要求放弃定息，未获批淮,就自动不领定息,并说要烧毁定息本,如再不解决就要请愿。（2）不同意公方领导和工人监督。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没意见，但具体由公方代表领导则不同意；要工人阶级监督，但不同意由几个工人代表来监督。他们的意见是：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分工负责，互相监督。（3）不承认有两面性。他们说：在公私合营之后、阶级矛盾已消灭，剩下的只是公私共事的关系。强调阶级矛盾是宗派主义的根源，不承认工人阶级先进，认为工人还不如资方。
最近有个新的情况，就是开始集中批判高震声了。高主要是附合章乃器，并支持李同伟。
石家庄民革负责人宋天祥，要求石家庄日报改组，由各民主党派联合来办，或是让各民主党派另办一报。第一中学民盟和民进支部，都要求学校给它们办公室。石市民盟最近发展了八个党员，其中有五个是肃反对象。在省级机关里也发现民主党派拉拢不满党的分子的情况。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茹洪生汇报）
目前右派分子活动的花样，根据师范学院的分析：（1）不暴露自己的观点，就事论事地提出不满的问题；（2）公开说左的，背后说反动的；（3）抽象地拥护我们，具体问题反对我们；（4）组织别人放炮，自己背后指挥；（5）一时说好话，一时说反动的。有的轮流找党委负责同志谈话，使我们忙于应付，无暇指挥战斗。
最近几天发生几起反动的活动。十二日晚，沈阳二十七中政治教员金世龙（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被人砍倒，伤势很重，现正侦察破案。沈阳师范学院内最近几天深夜，连续发生怪叫声和敲打门窗声，起来寻找，却不见人。沈阳地质局篮球场黑板上发现反动标语“毛泽东是妖皇”。中山公园也发现“看共产党整风的下场”的反动标语。最近沈阳有一个粮食仓库被烧，油粮损失折十几万元。还有另一仓库也发生火灾。现正检查起火原因，是否同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有关。
在整风中有少数党员泄密、动摇、叛变。东北工学院“鸣”“放”中，有一部分党员跑到右派那边去了，现在多数已跑回来，但仍有五个党员还坚决站在右派方面反对我们。沈阳第二工业局李树芳（党员）和省供销社的一个团员，在机关群众会上将过去肃反的布置和领导上怎样交的底都暴露出来。
沈阳卫生局收发员蓝云春（党员），在十六开的白纸上写的英文，下边写着“打倒共产党”。
对人民日报的反映。大连医学院五年级一个学生说“报上登的东西像声讨反革命一样，又叫工人农民发表意见，这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制造对立。刚鸣起来就要压下去”。有的学生说“报纸上将广东捉特务的事和辩论的问题放在一起，这是吓唬人”。有些学生对储安平等抱同情说“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现在储安平他们提了些意见，不应该这样的批驳、乱扣帽子，这不是以理服人”。
（辽宁省委办公厅姜鲁军汇报）
自运动以来，省委很强调边检查边改进。目前虽正集中火力反击右派，但绝大多数单位对大放大鸣中提出的意见仍进行了分析研究，分类排队，不少单位已有显著改进，表现在：
（一）思想作风方面：领导干部作风有很大转变，作到了放下架子，关心干部生活，和大家在一起劳动，进一步倾听群众意见，特别是刺耳的、反面的意见，也能听进耳了。过去脱离群众的干部都在群众中进行了检讨。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浩玉到病房看到鼠洞很多，水瓶太少，就立即着人堵鼠洞、增加暖水瓶，解决了病人喝水和休息等问题。一般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二）生活福利制度方面：（1）改善了伙食，加强了食堂管理，有的单位还成立了回民食堂。（2）取消了按级别分房子和家具的制度，合理地调整了住房和用具，不少干部自动退出多占的房子和用具。省监察院腾出十一间房子解决了十户住房问题。省直机关处长以上干部的专用自行车改为公用。煤管局处长以上干部的洗澡池也开放了。监察院决定坐汽车先业务，后行政，私事不坐车。（3）不少单位公布了福利费开支情况，改正了开支不合理的偏向。水利厅长庞小林退回救济费一百二十元，并作了书面检讨，省委委员王庆礼退回三十元，司法厅副厅长江超退回四十元。
（三）调级评薪方面：河南省委处级以上干部自动降薪的有八人，其中由十一级降到十二级的二人，由十二级降到十三级的四人，由十三级降到十四级的二人。
（四）肃反遗留问题方面：各单位一般都正在认真解决。省银行、民政厅、政治干校等单位都在平反，对肃反中发生的打人骂人问题，向群众进行了检讨；对完全斗错的进行了道歉，恢复名誉；对结论不当的进行了修改；对运动中肃反对象损失的东西，进行了按价赔偿。省银行二十八个肃反对象中斗错的九人，都当众平反，十五个系历史问题的作了交代。这样作了之后，群众和肃反对象都很满意。其效果是：群众反映良好，干部说真解决了问题，启发了干部提意见的积极性，增强了对整风的信心，密切了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对争取中间，分化、孤立右派起了显著的良好作用。如省银行群众原来被右派控制，对副行长周世煊意见很大，向周进攻，周作了检讨之后，群众就谅解了，争取了中间，孤立了右派。
目前的问题是：
（一）有些单位边检查边改进的决心不大，影响到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孤立右派。原因是：（1）领导思想不清醒，对争取中间孤立右派的意义认识不明确，以为提出的只是生活小节，照顾反击右派，忽视改进自己。（2）某些干部的个人主义打算抵触和影响了改进。
（二）有些干部划不清该改不该改的界限，随波逐流，把不该改的也改了。
（三）下层干部暴露了平均主义思想。新华书店群众提出领导干部薪金高，支书就不加分析地在会上号召减薪，三个经理合用的一辆自行车也取消了，公务员闲置起来，经理们自己打开水喝。团省委副书记王燕生住宅用具减到只剩一把椅子，去个干部连坐处都没有。有的单位把用具投入仓库，不让合理使用。
（四）个别单位擅自订立或修改全省性的制度，如河南日报规定每个记者发一件雨衣。
省委意见：（1）评级评薪问题应采取一般不动，个别调整原则；（2）已办的中、小灶不要轻易取消，但大家都可自愿去，不加级别限制。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王维汇报）
省委于六月十七日上午召开了三千多人的干部大会（学校支部书记和机关处长级干部）传达中央指示的精神，布置反驳右派分子的工作。
十六、十七日雅安农业学院教授夏镜友、杨XX（都是民盟的）领导学生闹搬家问题（要求搬回成都），学生始则到校外张贴标语，反对教育厅，其中有“打倒最高领导国务院”的反动标语。经市民将学生赶回学校后，学生又把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同志围困起来，后又到公共汽车站要求买集体票去成都请愿，被市民包围起来，加以指责，学生感到自己很孤立，才在街上承认了错误。
目前机关“鸣、放”发展不平衡，知识分子较多的铁道部设计院、工业厅、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还放出了些政治性的问题，如铁道部设计院有些人提出“共产党是老粗不能领导设计部门”；“共产党不懂技术不能管理人事工作”。另外，还有诬蔑谩骂。财经、农林等部门只是放出了些一般性的问题，商业部门中，企业公司各单位动的较差。
（四川省委秘书处处长贾光厚汇报）
前两天山西日报点名批评了山西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王文光，王情绪消沉躺倒了，并且向人说他的出路有三条：一是去当和尚；二是到北京图书馆当管理员；三是自杀。在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无出路只好自杀，苏联也有法捷耶夫的先例。最近省委找民盟的左派和中间分子谈了话，民盟在昨天下午召开扩大会议对王进行批判。王文光本人因时间关系虽未曾发言，但表示了态度，承认自己是错了，过去所谓的三条出路一字未提，来了个大转弯。王转弯的原因还未具体弄清楚，据估计是：（1）章伯钧等人已开始表示转变（虽然是假的），对王有一定影响。（2）原来的所谓三条出路也不过是试探我们态度而已，省委没有理他，只好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另外，昨天的民盟扩大会议上已决定：致电民盟中央表示态度；让王文光进行检查。
（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汇报）
“鸣”“放”的较晚，六月十日前刚到高潮，人民日报即发出反击右派的社论。现在高潮已过，右派的言论暴露的不多不深，只有工大、外语二校放的较好。从那里的情况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的早了一点。暴露较明显的右派分子约有五、六个人，机关在“鸣”“放”中暴露的右派分子，看到社论后想推翻自己说的话，有的说自己讲的不是共产党坏，是说个别党员坏。有的痛哭流涕的要求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
现在已开始对右派开展斗争，民盟内部正斗争省民盟的宣传部长（右派分子）关贵武，昨天民盟开会时有些人要求向民盟中央去电，提出反对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错误言论，可是省民盟主任委员朱光宇（副省长）未表示态度。
在机关“鸣”“放”中，省人民委员会中有两个人事科长（党员）跑到右派那边去了，将过去肃反斗争的布署、掌握的材料和斗争的策略等全部泄露出来。省工业厅技术人员反对我们的干部领导，提出不懂技术的处长、科长、所长要退出来；而建设处的党员处长站不稳立场，同意自己不懂技术可以退出来，并说其他不懂技术的科长、所长也可以退出来。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张向凌汇报）
总的情况，变化很大，右派表面开始退却，而采取另外的活动手法。如师大教授张亮采（九三）是较出色的右派，坚决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现已采取退守方式，前天说话中流露出好似背后有人支持他。地质学院讲师徐乃卓最近在门口贴上“有病不接见人”的条子，但实际上没有病，却在暗地活动，晚上有七八个人在他家开会，不知是什么人，只被听到一句“大家要沉住气”。有的在中间分子中散布混淆是非的话，如“共产党要人家提意见帮助整风，现在反转来整提意见的人”。东北人民大学学生组织的“知物学会”，东北师大学生的“行动委员会”，都是在暗地活动。
中间已开始向左动摇。怕火烧到自己身上，认为我们在思想上对右派的批判，是小题大做，没有必要。
对右派已开始反击，主要是在省政协会议上，左派中有少数人讲的有力量、有说服力，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放空炮。正准备集中力量对比较明显的右派分子张亮采、张汝楫、何泽庆、孙铭华等人进行批驳，将他们驳臭。
民盟最近内部矛盾很大，斗争的很激烈；揭发了不少乌七八糟的问题。
大专学校，现在邪气已开始下降，正按题目组织辩论会，对反动的东西加以反击，效果很好。个别党员跑过去的现在又陆续跑回来了。学生要求按期考试，我们要延期搞清思想，这个矛盾还未解决。
机关“鸣”“放”正处在高潮，估计高潮本周可能过去，在鸣放中暴露了不少反动的东西。
（吉林省委组织部长雷鸣玉汇报）
本月十五日民盟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对马哲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批判，朱裕壁（右派分子，民盟副主委）、章导（民盟中南政法学院支部主任）也在会上批判了马哲民。十六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均报导了会议的消息。十六日下午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任院长）一千多学生抗议报纸上的报导，他们提出三项行动纲领，准备大闹：（1）组织代表团质问章导，为什么说马哲民的言论污蔑党和反对党的领导？（2）慰问马哲民。（3）抗议湖北日报的报导。六月十七日有学生到民盟副主委周杰、刘劲处去质问为什么批评马哲民反对社会主义。
省委已布置继续开展对马哲民的斗争，要把他搞臭。对于学生的工作，正在通过民盟内部斗争和直接在学生中进行说服解释，以防止闹事。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目前地、市机关整风已进入高潮，原来比较落后的芜湖、淮南两市也迎头赶上了。在运动中左、中、右派也逐渐明朗化了。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大字报的数量虽仍在增多，但内容已由一般的生活福利、干部作风问题转到方针政策方面了。前一阶段由于对左、中、右的界限以及对他们特别是对右派的态度不明确，所以对反社会主义言论很少还击，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党、团员很兴奋，辨别能力也有所提高，近来反批评的言论多起来了。机关中的右派或有右倾情绪的分子说是“收”了，“举行围剿”了，“既叫放，就不应反批评”。中间分子中有些人认为反批评会妨碍大放大鸣。
现在不少单位已对暴露的问题具体分析，分清主次、加以排队，一面反击右派，一面边整边改。也有少数单位纠缠在琐碎的问题上，没有引到主要方面来。还有少数单位因领导有顾虑，至今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如给鸣放划定范围，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有的缩手缩脚，甚至躲风。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许健生汇报）
总的情况和省委的整风部署。六月八日以来的基本情况是：右派后缩或企图冲淡斗争；中派思想混乱，主要怕分不清善意和恶意，分不清个别和系统的错误；左派尚未完全抬起头来。
省委根据小平和彭真同志的指示，对下一步作了全面布置。总的是以为批判右派重点，采取边学、边放、边争、边改的方针。通过学习以培养左派，通过争和放以挤出右派，通过改争取中间分子。具体作法：（1）抓大、专学校，展开反右派斗争。（2）抓报纸，十六日已开始展开向右派攻击。（3）抓民主党派，通过其内部讨论暴露和孤立右派。根据这一布署，省委书记刘顺元于今日上午召开党的骨干会议进行布署，参加人员为省厅、局长及大专学校党委委员。明日召开大学支书、机关科长干部大会，由省委书记惠浴宇作报告。
对大、专学校和机关的具体布置。六月十六日晚上，省委召开了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业学院四个学校的负责人会议，十八日又召开了南京市其他五个大学负责人的专门会议，决定先从南京大学开始反攻。南大展开反攻的具体布置:（1）从本星期六停课（我们提的停课口号是：提前学习，延期考试），估计这一措施大多数同学会同意，可能有少数中间分子不同意。（2）一面战斗，一面整顿队伍。在闹后，南大抓紧整顿队伍不够，在本星期六展开反攻前，要先进行几个小战斗以锻练队伍。小战斗的题目，一是由南大的民盟、九三开座谈会；一是由工会、学生会表示态度，从全国谈起一直谈到本校，并有意识的把火烧到刘经坤、刘地生（此二人有系统的反动言论）身上。（3）作好各方面的组织工作。在教职员工中作广泛动员，训练党团骨干。作好左、中、右的排队工作。对右派的反动言论，以问题为中心进行排队。对所提的一般意见也进行排队，能改的即改。准备工作作好后，即向校内全体人员作报告，报告末了表示有那些不同意的意见。南大党内的情绪，现已头脑清醒，但决心还不强，斗志不够旺，估计经过准备后问题不大。
关于机关方面，十七日省委召开了各部部长会议。决议在此时期内，机关内部的整风要配合外部的反击。（1）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准备参加战斗。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全国各种右派言论的汇集。（2）对前一时期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排队。（3）能改的改。（4）党外干部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多的单位，进行左、中、右排队。
省委研究斗争中的几条策略。（1）不要打到中间分子头上；（2）不能采取口号式的压服办法，要以理服人；（3）对右派采取一诱、二拖（即把他们诱出来拖出来）、三驳斥的办法；（4）阶级斗争与整风的矛盾和统一问题要很好掌握。领导干部如背着三大主义的包袱，在斗争中容易不勇敢。如丢了三大主义，中间分子又容易不靠我们。此问题需很好掌握。
（江苏省委秘书长孙加诺汇报）
十八日上午市委召开了大专学校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西师汇报了左、中、右派的排队情况：全院教职员、学生共四、七一九人，左派六二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其中讲师以上的四十七人，助教和职员七十五人，学生五〇六人），右派四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点六（其中讲师以上二十九人，助教和职员二十八人，学生三五二人）；党内左、中、右的情况是：全院四十三名党员，左派三〇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四，右派十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一。西师党组织负责人认为，这个排队右派的准确性较大，左派的准确性要小一点。
市委对大专学校的工作部署：（1）要求各学校负责人充分认识当前的形势已不是大量鱼儿上网的时候，右派分子在掩护退却，准备待时而动，东山再起，我们必须拖住他们不放，促使他们内部分化瓦解，在斗争中再捞一把。（2）在最近两天内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行动员，激励士气，组织反击。（3）对右派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坚持说理态度，同时接受别人好的意见，积极改正缺点,改进工作。（4）做好对人物、对反动言论和对正确意见的排队工作，列出交朋友的名单，同时定出一周的行动计划，认真贯彻。
十八日下午市委召开了统战部正副部长会议，研究了民主党派的工作。民盟、民革、民建、九三学社已分别开会，在内部展开争论，民盟点了张真民、舒军的名，民革点了刘祖先、金绍先和郭造勋等人的名，并进行了揭发。民建在十七日通过决议，申请民建中央撤掉章乃器在民建中央的领导职务，并对右派分子康心如、李仲平、钱曦之进行批判。民建在阵容上左、中、右已形成，斗争较激热。对其他各党派，尚须加强工作，特别是要给左派以支持。
（重庆市委办公厅马小初汇报）六月十九日
大专学校的情况：教职员中的反右派斗争才开始，情况还不多，主要是学生中的情况。六个大专学校经过党团内部的战斗准备后，均已先后进入正面斗争，进行大会争辩讨论。经过反击，中间分子起了很大变化：不少人已经初步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原来不赞成停课的人，也感到大会讨论收获很大；过去不大讲话的人现在也发言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几个有名的教授也在会上讲了话，对争取中间学生很有作用。但是还有些人对储安平的思想辨别不清，对“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混淆不清；还有的认为对右派的批评提的太高了，并替右派辩解说：“说话的人不见得坏；不说话的人也不见得好”。右派分子普遍受到孤立，只有个别的还在顽抗，抓住某些具体问题不放；在左派力量较弱的班，右派气焰还很嚣张，如有人说肃反成绩等于零；天津师范学院一个右派分子指着团员的鼻子追问团内开会是不是在布置整他们。党团员和左派在斗争中表现反驳论点不集中，说服力不强，也有乱扣帽子的现象。
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情况：民建和工商联已开过三次会反击右派。十八日的会议上批判了毕鸣岐，田玉璞揭露了毕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会议时，曾经拉拢他，并对他说：“两重性的问题我们要争一争”。王金标说：“在北京开会时他对章乃器的讲话鼓掌，事后章对王有所鼓励”。右派分子表现沉闷，有的说“这一下搞到咱们工商界头上来了”。有的发言很慎重，写了稿子照着念，生怕说错一个字。民盟和民进已召开了基层支部大会，动员部署反击右派。下面的劲头比上面大，基层支部大会就是在下面的推动下召开的。
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也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火力集中在前一时期放了一些反动言论的民用建筑分院总工程师郭仲勋身上，但郭是从小在解放区长大的，估计他是个炮筒，背后还有人。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中间分子的表现和其它单位大体一样，有人说：“报纸的批评是不是过火一点了，章乃器、陈新桂等是右了，但报纸的批评却左了”。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大专学校学生的鸣放十日已达到高潮,各校的鸣放委员会都已建立。大字报也很多，主要内容是有关肃反、考试、助学金问题，以及对校党委和一些党员的批评，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反动言论，如浙大就有人提出“挖老根（指挖共产党）”。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学生中有很大变化，大字报大大减少，右派分子的气焰不如前几天猖狂，现在学生大都在准备考试，但思想仍相当混乱。目前学生向党委提出一些要求：（1）党委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应明确是非，划清思想界限，对可以解决的问题迅予解决，不能解决的予以说明；（2）党委应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不要打击报复；（3）对有些具体问题（如助学金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应进一步鸣放。
有些教职员也提出一些要求:（1）将提出的各种问题分类排队，划清是非,不对的要党委说明，但对教学制度、人事制度、党委制等问题，要求继续争论；（2）继续大鸣大放。此外，在三反和肃反斗争中挨过整的人，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二、医学院有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并已将大字报贴在校外，引起过路群众不满，将大字报撕下，因此学生与群众发生争论，双方集中数百人，坚持二、三小时。后由校党委召开学生大会，群众派代表参加，讨论此事，群众代表向学生提出三点要求：（1）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好的，但不能骂共产党；（2）大字报不能贴在校外，以免影响社会秩序；（3）国家与人民供你们读书，你们应好好读书。部分学生听后感到很窘，但也有怀疑是我们派去的干部搞的。
三、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党内有些同志认为早了些，影响了放鸣；一般党员与党外积极分子很高兴；一些鸣放委员会中的骨干分子不愿干了，认为运动转了，但也有些学生表示还要继续鸣放。教职员中认为我们批评储安平太过火了，是将内部矛盾转为外部矛盾，有的说人民日报社论本身“自相矛盾”，既要人家放，又要人家提高警惕。少数右派分子有些害怕，担心作为外部矛盾来处理。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顾宝贞汇报）
民主党派的情况：民盟、民革、农工继续召开座谈会，省政协也召开了华侨委员座谈会。主要批判罗翼群（省民革委员）、云应霖（省民盟委员、省农工副主委）、董美康（省民盟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农工广州市委已通过决议指责章伯钧，要求农工中央表明态度，采取措施。民革在广州的中央委员发了通电，要求民革中央表明态度。民革会议上，杨绥良揭发了罗翼群一向反对共产党，在肃反时曾说过共产党支部的人都是“特务”，并一贯对自己的地位不满，四处奔走活动，想当民革广东主委，当文史馆馆长，均未成功，更加不满。但少数人不同意批评罗翼群。民革广州市委丁纪徐说罗的言论是出于高度爱国热情的牢骚，不应随便给他戴帽子。
上次民盟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反对章伯钧等人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决议后，有些举了手的委员现在表现犹豫、动摇。梁若成说上次的结论还有点过早。有的说不能抓住一句话就说章反社会主义。有的因和章有二十年的交情，不愿公开发表反章的文章。有的在会议上就不同意反章，农学院教授李绵厚（民盟委员）在会议中途就发脾气要退席，说:“你们在搞些什么，弄的空气这么紧张！共产党不是有力量吗？人家说了两句话就怕了，就这么搞”（大意）并表示要退盟。
高级院校的情况：目前考试紧张，但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山医学院在考试空隙或考完后都开了肃反问题座谈会或辩论会。师范学院辩论会的题目是“肃反扩大范围问题”，但会议结束后，所出的大字报的标题还是论肃反或再论肃反扩大范围。华南工学院则由肃反中的被斗对象组织了四百多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团员首先发言说缺点是主要的，并喊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许多学生和教师鼓掌。对肃反不满的人说：“肃反是非法斗争”，“侵犯人权”，“侵犯自由”等，党员就进行反驳，辩论非常激烈，从上午开到晚上十一时半。医学院教授潘进富认为肃反是失败的，伤害了许多好人的心，得不偿失。
学校大字报近来提出的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1）华南农学院的大字报反对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的社论，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立场问题，立场问题本来就是马克思捏造的，是煽动人们互相残杀的理论。（2）工学院的广播站广播内容是要求裁军，说只有裁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3）工学院大字报说中苏友好是中国崇拜苏联，怀疑中国是苏联的殖民地。此外，在教授座谈会上，董美康说鸣放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中大教授鲁肃嫉（？）说胡风是国际知名人物，关了三年太不应该，应当早作结论。
广州师专学生要求将该校改为师范学院，并把二年制改为四年制，各班都自动组织了鸣放委员会，要求省委答复，否则就要闹事，并到北京请愿，省委已表示学校不能改名，事态正在发展。
机关在鸣放中暴露了不少糊涂观念和反动思想。有些财经和企业部门的非党干部（包括部分团员），也认为总理中没有非党人士进“党天下”，至少个别地区有“党天下”，对储安平的反驳是不公平的。检查厅有的党员干部说国民党崇拜美国，共产党崇拜苏联，都是一样。有的非党人士说，肃反偏差是中共中央造成的，原来准备要求入党，现在不入了，因为共产党也是一片黑暗，连国民党还不如。食品公司有人说宗派主义是从主席和总理那里开始的，因为主席和总理对民主人士不称同志而称先生。
十九日下午，省委召开大专学校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目的是稳定中间分子，分化孤立右派。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组郭晓东汇报）
目前的反击对象有四个：省民革副主席刘积学；民革宣传处长李静之；无党派人士、郑州师专副校长罗绳武；民盟委员、医学院副院长张静吾。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青岛情况：山东大学、市政协的鸣放较彻底，医学院差一些。三十二个初中，有三分之二暴露问题多一些。机关中中下层暴露问题多一些，上层差一些。活动最积极的是民盟，几个负责人的发言都不好，过去被认为是左派或中派的，现在都成右派了。如民盟市主委陈仰之，过去被认为是中派，但这次发言夸大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他过去的言论（山东党是宗派主义的党、农民的党）对照起来看，他是有野心的。现在他已开始检讨，承认有和共产党平分秋色的思想。市民盟委员曲北韦，过去被认为是左派，这次也对党攻击得很凶，说：“现时国家权利属于人民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人民是统治者还是奴隶？”市民盟委员陈礼廷（兽医），骂我们是“禽兽”，自称“治病救兽”。民盟逐步向右转的时间已经很久，自一九五五年就开始发展肃反中的被斗分子和对党不满分子。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提拔干部时即把右派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如曲北韦本是中学教员，准备提拔为民盟省宣传部长。陈仰之则准备提拔为省副主委。全省原有十五个右派分子（见六月十八日汇报），增加上述三个右派分子共为十八人。
民主党派思想情况：全省对右派的反击已经开始好几天，昨天大众日报用两封读者来信形式，批评了右派分子范予遂（民革）。右派分子看标题后，恐惶不满。姜子修到省统战部发牢骚说：“本来是帮助党整风，现在反过来了，要统战部干什么？”范予遂本人见到报纸后感到委屈，哭了，并说不去主持民革会议了。中间派看到报纸后一般是害怕，吴子云（民革）说，中央可能已经掌握了右派反共的材料，所以才开展这次斗争。觉得自己也有类似右派的言论，怕被认为是恶意攻击。梅怡山（中间派，民革副主委）说：过去没有顾虑地说了一些话，现在有点害怕。左派现在还未很好发动起来，因而在民主党派内部揭发右派，还不够有力。
省委研究以上情况后认为：交锋中紧张气氛是必然的，我反右派方针是严肃、坚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反动言论，应彻底批判。
为顺利开展斗争应注意以下几点：（1）对右派打的要准。方式策略要灵活，要将他们的面目暴露出来，但不要像作结论那样说的太死。报纸火力要逐渐加强，昨天报纸火力突然加强，中间分子有些跟不上。（2）对左、中分子要做工作，组织他们从内部揭底。（3）对全省十八个右派分子的材料，要仔细研究，报纸要有一个进攻计划。
机关整风的情况：多数机关已放的差不多了，情绪有点低落。领导小组决定下一步的做法是：（1）以七天时间学习毛主席的报告。（2）就已经暴露的问题组织座淡，首先提出一些政治性的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以党代政”等问题来讨论。通过争论可以暴露糊涂观念，明确认识。（3）领导上可以在一般干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时期腾出手来研究如何向右派反击。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徐平汇报）
四个高等学院的整风情况：
（一）河北农学院放得较早，共召开各种人物的座谈会三十多次。河北医学院放得较迟，教职学员意见很多，已出现大字报。河北师范学院和唐山铁道学院正在大鸣大放。
（二）河北农学院和医学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提出政治主张，反对党的领导，要求改变学校党委制，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他们认为党对办学校是外行，党员又骄傲自满，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很难改变这种情况。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如院长是党员时好办，否则就很难办。他们认为什么制度都能把学校办好，并举出英国剑桥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等，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正确。他们提出民主办校的好处有五：（1）可以免除以党代政；（2）可使内行当家；（3）可以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4）使三个主义没有了生长的温床；（5）党委能有明确的责任。实行民主办校的方法：1、成立学术委员会，吸收教授等人员参加，校长任主任。由委员会来研究和决定教学计划等大政方针。党委会可派代表参加，并可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不能干涉委员会的工作。2、院务委员会负责行政工作。也有的主张扩大院（校）务委员会的作用，使其成为决策的机关。3、党管政治思想教育和监督党的教育方针的执行。
（三）唐山铁道学院，主要是闹搬家。他们已提出将派二十多人于本月二十日到北京请愿。该院党员副院长白铁岩，曾向群众表示他也同意迁校，并决定不服从领导。同时他向滕部长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但是，该院学生并不完全同意迁校，有的认为领导支持闹迁校是在转移整风的目标。
（四）河北师范学院正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很活跃，几天就出了五百多张，教职学员都参加，内容中互相攻击的情形很多，有许多是关于生活福利、教学事务和为学生服务等问题。该院数学系提出要与北京师大数学系合并。现在对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
河北省民盟于十八日晚上召开座谈会，批评章、罗的错误。好些人发言说，开始看到章、罗的文章，并未感觉有什么错误，只是觉得他们大胆，当被揭发之后，才大吃一惊。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应该批判，有人还在现望。保定第三中学教员王征之说，有人问他民主党派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认为必须和右派划清界限，不然是无法回答别人的。有人说：储安平的言论已经发表很久，为什么我们没有进行反驳呢？会议座谈的结果，可能写个决议，其要点为：（1）建议民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讨论章、罗的错误问题；（2）要求章、罗答复大家提出的问题；（3）在章、罗问题未弄清楚之前，建议暂时调动章、罗离开领导地位；（4）在全盟传达和讨论章、罗的错误问题。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刘力平汇报）
一、民主党派中反右派的情况：从批判北京右派开始，十九日批判本省右派钱孙卿。开展斗争的措施是：（1）通过召开基本群众会议，推动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斗争。（2）通过民主党派的左派来展开对右派的斗争，民革的计雨平（左）已公开批评钱孙卿，民盟的樊光准备写文章批评农工党右派邓豪明。（3）发动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推动其领导者开会表明态度。（4）江苏省民主党派的头子在南京的不多，拟采取开扩大会议的办法，使在各市的都来南京开会，以便互相推动。
二、各民主党派的具体情况：（1）民革：十八日召开各市委员会议。批评龙云、黄绍竑的言论，也批评江苏的钱孙卿。省民革四个负责人中，有三左（任崇高、季一平、廖运泽），一右（李世军）。（2）民建：十八日下午开了民建、工商联扩大会议，市级负责人都参加。批判了章乃器和钱孙卿。民建领导开始有些沉闷，顾虑甚多，但在外面压力下不得不搞。民建副主委陈宿恒主动出主意挖右派的墙脚。民建内部已开始分化。（3）农工：十八日下午到二十日开省、市扩大会议，批判章伯钧、邓豪明。（4）九三：十六日、二十日先后召开分委会、委员会，批评储安平。三个负责人中，陈鹤琴是中派，高聚服、周十禄是右派。高、周曾发言同情储安平，近日心情沉重，不愿表态。（5）民盟：十六日开省、市委员会，而后分头开各市的委员会，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其负责人陈明之（主委）是左派，副主委高一涵是中派，但近日来已开始向左转。（6）民进：准备二十日开会。主委吴贻芳已来京开会，副主委古楳是中间派。其主要力量是在中小学内，现无多大活动。总之，右派在我们反击后缩回去了，一般是心情沉重，企图应付，个别的密谋对策，如邓豪明在农工开会后即曾把骨干分子邀到自己家里商量对策。近来中间分子有很大分化，有的开始向左转，也还有个别的思想仍糊涂，如陈鹤琴到现在还是打不定主意。中间偏右的人心情沉重，抬不起头来，怕因前一时期鸣放中有错误言论，而被列入右派。
此外，工商界、大专学校教授多数怀疑观望，有的说：“请我们帮助党整风，现在搞出阶级斗争来了”。左派已开始抬头，筋大腰硬，部分中间分子向左转，对左派鼓舞很大。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薛猛校汇报）
十六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对整风重新作了部署，要求省、地、市级机关立即展开大放大鸣，改变过去按部就班的作法。十七日召开厅、局和省委各部、党委的骨干分子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十八日召开省委机关全体党员大会和厅、局的干部会议，进一步动员大放大鸣。为了加强领导，按党群、政法、农林水利、财贸、文教、统战等八个方面，分别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省委整风办公室于十八日开始办公。
人民日报第一篇反击的社论发表后，有两种反映：一是退缩，原来打算说的不说了，已说过的想收回（大都是党外人士）；一是认为社论发表的太早了，对大放大鸣不利（大都是党员）。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工作人员邵明才汇报）
十四日以来，全省基本上转入反击右派阶段。成都召开的五千多工人参加的大会和许多工人座谈会、人民来信等，都集中批驳了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省委统战部从十四日开始继续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展开争鸣，从批驳储安平、葛佩琦等反党言论入手，转向批驳其它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这几天在会上被点名为批驳重点的有民盟四川省委主委潘大逵、常委韩文畦、民盟四川农学院支部主委杨志民。
四川师范学院、财经学院、成都工学院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展开。四川师范学院教师座谈会上批驳的重点是该院民盟负责人张泽厚（我党叛徒）。财经学院座谈会上批驳的重点是该院民盟负责人张永言、李伯琼。
成都市召开了五千多工人的大会和许多工人座谈会，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进行批驳，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民盟方面，这个斗争目前继续在民主党派内部展开和引向深入，拟从他们内部的争论和分化中钓出一些大鱼来。
人民日报八日社论发表后，左派和党、团员已抬起头来，提高了士气。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和学校的大字报上，正面的意见已占绝对优势，但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没有低头。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是:（1）针对人民日报八日的社论，到处散布说党要“收”了，不准“放”了。（2）估计党不能因为储安平、葛佩琦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就把提意见尖锐的人当作右派来斗争，因此他们继续向党攻击，但已不像过去那样露骨。
（3）仍然公开支持储安平、葛佩琦。
省级机关目前已着手边整边改，如省邮电局已取消小灶和老干部补助金，生活补助、住房不合理的也都进行了调整，并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处理机构不合理和肃反遗留问题。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长贾光厚汇报）
十七、十八两日下午省委张仲良、常志修同志召开会议，检查了兰大与西北师范学院的整风工作，总的情况是右派企图收缩，中间派动摇，左派活跃。
兰大的情况是：右派分子以副校长陈思伟（九三）及化学系主任左宗其（陈的爱人）为首想夺取学校的领导权，认为校长林迪生（党员）无能力，是奴才，教务长陆绒林（校党委委员）是宗派主义者。他们主张学校并系，企图把党员系主任给并掉。十六日陈带了三个学生去西安要求派教授来兰大，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兰大的师生人员情况是：助教以上共有二零六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八点七强，中间派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强，右派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强。学生共有一、五一九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中间派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六，右派占百分之十三。
西北师范学院的情况是：运动一开始即攻击党员总务长李坤，认为肃反一塌糊涂，都是李搞的。现又转向攻击人民日报社论，认为人民日报社论是掩护错误。一位民盟教授认为社论是三级风，共产党鸣是五级风，都是压制民主。该校的具体情况是：讲师中左派占百分之十三点一，中间派占百分之七十三点八，右派占百分之十三点一。助教一〇七人，左派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中间派占百分之六十点八，右派占百分之十四。学生中党员有二五〇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中间派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右派四十三人占百分之十七点二。职员助教二〇六人内有党员一四九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五十五，中间派占百分之十九点六，右派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从以上两个学校的情况来看，右派分子虽开给收缩，但花样多而狡猾，如公开声明改变论点，辞去鸣委会委员职务，大字报改为小字报、黑板报；有的态度开始缓和，公开的反动言论少了，出现了暗地的反动言论，这几天已发现七起反动标语。十六日晚师范学院发现一反动标语，名为“三大主义”，其中写道：那怕报纸压，有正义感的人对问题的看法是相同的，一切弊病的总根源都发源于中央，产生于制度；并骂我们有些党的干部血债累累，反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是十分不公正的；说文汇报报道了一点真实情况，即受到人民日报的压力，说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方向，言论自由何在？等等。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对材料的研究不够，领导上被动；怕把学校搞乱；也有的领导认为右派有收兵的表现，我们也收吧。
今后的意见：（一）继续大放大鸣，克服怕乱的思想，展开批判右派分子，我们自己也鸣放，弄清问题，弄清是非。（二）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分化右派，领导同志自动下楼，诚恳承认缺点，团结左派，批判右派。（三）坚持斗争，克服糊乱思想，弄清问题，保证在思想战线上打胜仗。
（甘肃省委委员王秉祥汇报）
基本上已开始反攻，但反攻得没有力量。为了有力地进行反攻，各地正在做下列准备工作：（一）进行左、中、右的排队。排队中遇到的问题是右派和中间派的划分界限不够清楚。（二）正在和左派及一部分中间派谈话。（三）准备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发动全党反击右派。（四）在厂矿中召开工人座谈会，教育工人，组织工人力量，声讨右派。以上各项工作做好后，即准备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击。
党内最近情况：绝大多数同志对当前斗争形势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积极起来保卫党，但战斗力不强。各地反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勇有余，而谋不足”，方法简单粗暴，不知讲什么好，有的只能在会上喊口号，大字报上也出现了互相谩骂的现象，有的甚至要打人。本溪南芬选矿厂团总支书记在会上听到反动言论后，不是据理驳斥，而是揭发发表反动言论的人的工作缺点，结果许多人不愿听，到会的一百六十多人走了一半。（二）有的虽然对右派向党进攻有了认识，但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后就松气了，认为中央一说话，问题就解决了，右派分子的言论就不值一驳了。（三）不少同志思想上麻木不仁，看不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他们目前还纠缠在生活、福利、工资、级别等问题上。（四）现在同情右派的人不多了，但是右倾情绪还很严重。如营口市银行负责人对发表反动言论的人还加以称赞，认为是帮助了党整风。旅大市一个区法院的副院长和一个公安局的干部在会上公开泄漏党的肃反秘密。本溪公安局科长林起良（党员）坚持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思想有毛病。沈阳设计院三分院劳动工资科三个党员和一个团员联名写大字报，内容有以下几点：（1）傀儡滚蛋。意思是指要不称职的党员干部滚蛋。（2）让正直的人见青天。（3）杀奸臣，扶忠良。（4）两党交锋，其鼓也（这条的意思不容易懂，群众要他们解释，他们也不解释）。（5）党不讲理，用政治历史扣帽子。
右派的动态：（一）多数人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展开进攻，说它是一棍子打死人，是煽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闹矛盾。说共产党不讲道理，口口声声讲言者无罪，实际却抓人家小辫子。有的在会上干脆拒绝“鸣”，说我不讲话了。（二）有的后悔。旅大市有的右派分子要离开旅大，说在旅大呆不下去了。营口市民盟负责人吕铮（市教育局副局长）在市报上被批判后向别人表示教训是十二个字：“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政治幼稚”；并说虽然报上和他的意见有分歧的地方，但也不准备驳了。（三）为自己的言论辩解，一再表明自己是党的朋友。（四）抱无所谓的态度，不管报纸上如何批判，仍然照讲，但正面的反党言论不讲了，说要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和我们斗。沈阳张伯生在会上说: 党委那里有个麦克风，我在这边按个麦克风，看谁能驳倒谁。（五）过去反动言论暴露不多的，看了社论后，就缩回去了，他们在会上只讲正面意见，而背后却指挥别人讲反面意见。
中间派的情况：开始时对人民日报社论有反感，现在认为讲的有道理，但总感到有些压力。中间分子已开始分化，但在许多问题上还认识不请楚。如旅大市有人认为储安平只是把党的宗派主义提高了来批判，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认为我们驳储安平的理由不够充分，怀疑储安平过去是否反动，中央这次是否借机来整他一下。
左派的情况：现在大部分已起来积极反驳，但是独立思考不够，人家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不能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反驳，打中要害。部分人还有顾虑，怕得罪人；也有的怕打不准，怕犯错误，怕打到自己身上来。
另外，这几天旅大市民主党派活动频繁，有些回避我们。市盟委召开的会上，旅大医学院教授发言反对民盟中央有些领导人的反党言论，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最后没有下结论，决定派人到民盟中央看看再说。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慈广汇报）六月二十日
（一）上层人物对主席报告的反映：
孙九禄（右派，市人民委员会参事）：主席报告是为了澄清思想问题和社会上的混乱现象。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该说服教育。现在批判反动言论为时过早，主席说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反对社会主义，那就是有五万到十万人，现在只有少数人放了出来，应该继续让他们暴露。又说：民主党派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只有党和非党联盟。
萧觉天（右派，政协委员）：六条标准澄清了混乱思想，这六条也是今后做人的标准。
黄普言（右派，政协委员）：谁是敌人，谁是人民，要看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言论是思想问题，有行动才是敌人。现在在扩大右派分子，这不好，报纸上的文章很多类似这种情况。
姚主绅（右派，工商联常委）：主席报告现在发表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澄清混乱思想，一个是为了召开代表大会。主席的英明领导就在于此。
（二）闹事工人的反映：
时鸣钟厂过去带头闹事的工人，自动开会讨论了第九、十两段，结果得出四条：（1）闹事不对；（2）扣留干部不对；（3）影响生产不对；（4）集体分福利金不对。此外还有些闹事工人找党员作检讨，说听了广播，我才晓得我错了。
（三）右派活动的情况：
彭文应在民盟文艺界座谈会上仍很嚣张，说觉得大家对我提的意见还不够，我刚从浙江回来闹不清怎么回事，看了报才知道民盟要整风，批判右派，在上海就有我在内。我早就赞成盟内要整风、肃反。我的错误我都承认。彭又另对人说：现在报纸上不是争鸣，而是一棍子打死。
陈仁炳对刘良模说：现在我生活很好，可以逛城皇庙、游公园，民盟副主委和政协委员还是罢免了的好，我想休息一下。现在外边对我东讲一句，西讲一句，事实有出入。我和罗隆基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人事上行动上没有联系。长期共存提出后，我有些糊涂，对民主党派作用不清楚，以为是在野党。
陈又对他妹夫（王培永、牧师、靠近党）说了五点：（1）分庭抗礼思想是有的，说我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我不能承认；（2）和罗隆基过去有关系，今天没有；（3）新闻日报党员副总编辑业务水平很低，不尊重陆诒，批评他不能算反党；（4）现在反右派是要把知识分子威风打下来，我仅是一个典型来教育大家；（5）现在对我，盟员的意见没什么，主要是民盟机关的干部搞得凶。
陆诒在报上批评他以后曾去找陈。陈对他说：要沉住气，不要怕，这风浪没有几天就过去了，你还是当你副总编辑，我还是当我教授。
沈志远现在一方面在准备检讨，一方面到处个别谈话向人解释。
鲁莽承认他在政协发言措词不当，有个人情绪，但是吴绍宏（民盟市委委员）在解放日报上，给他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不能接受。他表示他的发言稿曾寄史良看过，史良复信说没有原则错误（他是史的妹夫）。
王造时承认他要“放”到基层去是错误的，但是帽子太大太重不能接受，要求了解领导的意图和要求究竟怎样。领导如要善意帮助他改正错误，他愿意写文章谈他的错误。他表示想找柯庆施同志谈，说我和章乃器不同，我错了就接受。
（四）上海工商界一部分人仍坚决支持章乃器
正风仪器厂经理盛孝孙表示要辞去民建小组长职务，因他全同意章的言论，不能主持讨论章言论的小组会。
长江航运局上海分局私方人员周泽曾（民生公司的经理）公开说：有人说我是上海的章乃器，我感觉很光荣。
民建棉纺业一小组表示如民建市委要组织反驳章的言论，他们决不参加。另一民建小组中十一个人有七个同意章的言论。
上联电工器材厂副厂长胡烛青说：章乃器的话有道理，有人说“靠毛主席福，一天喝三碗粥，靠蒋介石祸，一天吃三碗饭”，我看事实就如此。
（五）第二医学院反映党内对两条道路斗争还不明确，特别是新党员搞不清整风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有些党员则感觉没有资本，驳不倒右派。
（六）天星糖果厂支部书记带头有二百多工人罢工，要求分福利金，有些基层商店店员闹事不成就消极怠工，故意浪费物资。
财贸系统分析中间分子思想还混乱，原因有三：（1）不了解反右派的意义；（2）对右派言论的实质弄不清；（3）思想上未转过来，以为现在“收”了，“太粗暴”。
（七）昨晚敌机侵入上海近郊时，市内发现六处地面上发了六发绿色信号弹。
（上海市委戴新民汇报）
南京大学排队情况
学生三千九百六十二人，右派一百二十人，其中闹事最凶的五十七人，党员二人，团员三十八人。
右派一百二十人可分六类:（1）有历史污点的五人；（2）反革命分子二人；（3）肃反被斗争的十八人；（4）亲属被镇压的三十一人；（5）地、富、资本家子弟三十二人；（6）思想作风不好受过处分的六人。
教师一百二十人（助教以上），其中：右派二十人；左派十七人，中间派七十五人。
现在右派学生集中反对延期考试，学生中一部分想回家的和不问政治认为不必再搞的人也同意他们。党委会思想上也不同意延期考试。
（上海局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
一、目前运动的情况：自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变化，民主党派有很多人原报名发言，现在不讲了，有的要求修改自己的发言，要求记录笔下留情，整理后应让他们重作修改（有的单位已将记录交本人看了）。现在有的单位已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果我们的方法搞好一些，还会继续暴露出很多问题。
二、处理问题时，采取争取大多数的办法，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如调整房子、交通工具的使用，不合理的制度和肃反中的错误等，已开始解决了一些。但也有一些问题解决得不恰当，如退福利补助费方面，把应补助的也退回了，好房子交职工住，因房租高住不起，等等。群众认为这些问题是小问题，大问题还未解决，如要求撤掉一些干部，降低一些干部的工资等级、纠正肃反当中的错误问题等。
三、右派的反动言论，主要是攻击我们的人事干部和肃反工作方面。这次运动中暴露出最反动的是，如水梓（省民革副主委）、蒋云台（民革省体委委员）、安立绥（民革省参事）、冯国瑞（民革省政协委员），这四人是民革在甘肃最反动的代表，他们与封建势力联系多，是省公开点名批判的人物。
其次是九三学社的陈思伟，也非常反动。
再次是民盟，这次活动很积极，提出要求发展盟员，兰大民盟开会时把两个最反动的盟员临时指定为民盟兰大支部负责人，但我们未抓到民盟反动的具体材料。我们对右派的批判还只是一般的，在党内尚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主要是整我们，党外人收回自己的意见就算了，表现对政治不够关心。另一种是采取行政压力的办法来解决，把环境弄得很紧张，方法简单,扣大帽子，抓不住重要问题，同时党内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些观念未搞清，思想模糊。这些问题已引起省委的重视。过一时期准备组织一些负责干部写文章，对右派进行批判。
四、党内的情况：省委已规定凡自动提出退党退团的人，由支部批准即可。这次运动发现有不少党团员泄露党的秘密，也有的党员谩骂党。如省委组织部干部关维志同意葛佩琦的言论，在支部会上四十多人，有十来个人还认为关不是立场问题，是一时的冲动。又如党校有三个县级干部要求支部对高岗的问题加以讨论（省委认为可以在这个支部里讨论）。
（甘肃省常委委员王秉祥汇报）
南京大学准备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十八日对党、团骨干进行动员，十九日分组进行座谈，大部分思想转过来了，认为南京大学有右派，必须进行斗争。但也有少数人还认识不足，有抵触情绪：（1）有的人对开展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认为考试近了，放假也近了，不如考试过了再搞。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各方面的抵触很大，我们这样搞是否正确？（2）有的人对学校的领导没有信心，认为前一时期对鸣放领导得乱七八糟，而这次是否能领导得好，很担心。（3）有的人认为学校近一时期已平静，现在又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否好。
十八日到二十日南大的民盟、九三、工会及行政干部都开了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的很好，都是从全国右派批评起，一直批评到本校的右派。中间分子在摸到我们的底以后，很快就靠拢了我们，表示决心要把右派反彻底、整嗅。
学校已把左、中、右排了队，生活福利问题也排了队。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共一百二十二人（学生总数共三、九六二人），最凶的五十七人。从历史社会情况看：（1）历史上有污点的五人；（2）历史上是反革命的二人；（3）肃反中被批判的十八人；（4）亲属被镇压的三十一人；（5）地富和资本家的子弟三十二人；（6）思想上有毛病受过处分的六人。其中党员二人，团员三十八人，群众八十二人。全校讲师、教授—一二人，右派分子二十人（有五人在这次运动中未暴露）左派分子十七人（内党员十一人）；中间分子七十五人。
现在右派学生，是尽量反对延期考试、反对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估计他们这种活动可能得到两种人的响应，一是家中有老婆的想早些回家，一是平时读书不问政治的人。准备让他们暴露后进行批判。
南大党委的领导思想不统一，书记陈毅人在前一时期暴露右派分子时，即有右倾思想，躺下不干了，现在进行反右派的斗争，还是表现右倾、不积极，现在又请假了。副院长孙叔平现在思想有转变，但劲头不大。省委已派常委周一峰同志长期住南大，领导南大的斗争。
下星期准备对全体员工进行动员，以七天的时间进行反右派的斗争。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薛猛校汇报）
机关干部在近几天整风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一）肃反问题。不少过去肃反中的斗争对象说肃反政策错了，企图翻案。邮电局历史反革命分子胡依凡说：领导上老讲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实际就是不承认肃反中的错误。有的说毛主席确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是唯心主义的。（二）困难补助问题。有的说干部补助费成了首长的特别费。（三）干部提拔问题。供销社非党干部马风生说：党员靠党牌子吃饭，很危险，我很替他们担心。他要求辞职，说辞职后作三件事：（1）考察一下人事关系；（2）体验一下生活；（3）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游览和找事作。
有些党员干部对整风的态度是：我不整别人，别人也不要整我。有的非党干部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黑暗，整什么呢？”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克浣汇报）
各市从六月以来，都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开始鸣放。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进展较快，可以说已经大鸣大放。唐山和张家口进展较慢，尤其唐山除铁道学院、启新洋灰厂和开滦煤矿外，基本上还未鸣放。已经大鸣大放的城市，在党外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中间，也还有一部分人没有鸣放起来。鸣放的问题，大多是生活福利、领导作风和肃反等一般性的问题，据保定市十四个单位的统计，属于这种问题的意见共有三千零四十九条。右派思想刚刚露头，多是一些零星意见。
各市已暴露出的错误和反动言论，主要有如下几种：（一）反对党的领导。河北师范学院，有人提出要求取消党委制，并要求院长以下所有作党的工作的干部全部撤出学校。邯郸电厂有人提出取消企业的党委制，而由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机构来领导企业。也有人提出党不应该领导工会等。（二）攻击和谩骂共产党。张家口下花园发电厂张佩虎说：共产党惨无人道，土改时分了我家的财产，杀了我家的大人和小孩；共产党不卖国，到处都挂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蒋介石卖国，但还没有挂罗斯福的像。邯郸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思说：现在农村糟得很，农民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得很。这两市也还有人胡说八道，说党是唐僧，党员是猪八戒，群众是孙悟空。毛主席是修正主义。现在的主席和过去的皇帝一样，等等。邯郸电厂曾发现三条反动标语：“反对苏联控制我国经济命脉” ；“毛主席是苏联的走狗”；“共产党惨无人道”。（三）攻击积极分子。说积极分子是三害的保卫者，是敢死队，是特务，等等。（四）个别党员反党。有的说他过去就不满意共产党，并向群众泄露党的秘密。有的说共产党应和民主党派合并。有的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有的要求退党。石家庄电业厂调度室四个工人（内党员一、团员二、老工人一），联合向市委提出建议，要求取消党、团和工会组织，其理由是：在建设时期已不需要，又可精简企业的机构。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右派和中间派一般表示消沉，发言态度较前温和，但左派则情绪高涨。右派中多数转入掩护退却，有的不承认自己的发言，有的要求更正已发表的意见，并彼此进行辩解；少数右派分子表现恐惧、害怕，他们说大人物戴帽子不要紧，他可受不了。有的本来是同意葛佩琦的意见的，后来则坚决表示不同意，并极力表示自己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有的则向党员干部打听对他有些什么意见。但是仍有一些右派分子，还企图向党进行顽强的抵抗。如胡风的儿子胡思杜，还声言要给人民日报写信，说反批评的文章发表的太早了，这样谁还敢再鸣放。石家庄民革负责人宋天祥公开虽然不闹了，而背地里还是宣传他那一套。唐山有个王海波，过去到处宣扬葛、储，而现在则说葛是不对的，但储还是对的；肃反是对的，但错误是主要的。在中间派中，多数人则感到迷惑，有些人对反批评不理解，有些人因曾附和过右派而有所过虑。过去许多教职员都曾抢着看报纸，现在则不积极了。有些人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但不批评具体的反动言论。许多人由于我们不表示意见，而深感自己摸不到底。左派一般则表示高兴，能对右派进行批评，并积极要求和右派划清界限。但是目前他们的批评，往往缺乏分析，没有说服力，甚至有的是以片面对片面，如说肃反完全没有缺点等。党员的情绪一般都好，但也有两种不够正常的情况：一种是单纯从仇恨出发，比如说，工人、农民说话了，罗瑞卿也该说话了。一种是对非党人士的意见听不下去了，如有的在大字报上对党员提出批评，党员就在大字报上说他根本不接受。
省委的意见：总的方针是继续鸣放，结合着对右派进行批驳。由于全国反右派斗争的深化，右派的活动方式和方法，显然已有很大变化，这点必须充分估计，不能麻痹。具体做法：（一）对右派已经明显暴露的单位，应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坚决向右派进行反击。（二）对右派暴露还不明显的单位，为了使右派充分暴露，应用集中问题、展开讨论的办法，揭露实际存在的右派，然后有领导地进行批驳。（三）各市对左、中、右派应认真进行排队。要有证据。除对个别极右分子外，一般只批评某种思想观点，不具体“点名”。（四）为了作好团结中间派的工作：（1）应向他们讲明政策，解除顾虑，以启发他们的积极性；（2）有些单位可以着手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于某些应该解决而目前却难于解决的重大问题，应该指定专人，进行研究；（3）领导上应根据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初步检讨和交代。（五）对左派进行支持和帮助，要使他们对右派的批评能够具有说服力。应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中，注意引导一般干部由小是小非联系大是大非，以期在政治思想上能够划清界限。（六）对于民主党派的整风能不能掌握，如何掌握，中央还没有指示，省委初步计划是想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发动讨论，打击右派，通过民主党派内部的斗争，使左派和中间派能够占优势。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李艺琪汇报）
（一）右派情况：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谬论发表后，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到处煽动进攻，唯恐天下不乱。民盟候补中委、省委秘书长杜迈之到处鼓动只讲错误、缺点，不讲成绩，亲自收集许多片面的肃反材料，在省政协会议上向党进攻。并不断奔走于岳麓山附近各大、中学校，鼓动串连民盟成员带头在学校闹事。长沙市委和右派商量暂不在中等学校进行整风，他们开始坚不同意，后来又主张先找一两个学校试点，企图打破缺口。林业学校民盟支部则擅自开了四、五天会议，要求大放大鸣。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党员干部，污蔑共产党员都是“奴才”和违法乱纪分子。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秘书刘嵩镐说天下是老百姓打的，共产党窃夺了人民的果实，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林兆倧（省民盟常委，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说：高专院校的党委是太上皇,是发展教育中的障碍，主张取消党委，由院委员会代替，民盟省委委员陈新民要求组织检查机构，对肃反工作进行检查而且有权处理，企图全部翻案，他还要求惩办肃反中的党、团积极分子。陈又到处说，共产党作了坏事要民主党派擦屁股，是不行的。省工业厅的右派分子要看肃反对象的档案材料，我们的人事部门就把档案交了出来（已作处理）。长沙九中民盟支部负责人（校长）黄特辉组织力量进攻我党支书熊彪（教导主任，工作上有些缺点），把熊打倒后，民盟夺取了阵地，到处宣传“学校里没有共产党倒反而活跃了，大家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了”。
右派分子还利用大放大鸣发展他们的组织，以便和我党分庭抗礼。十七日晚，九三学社中央通知省社“火速发展一百人”，结果发展的大都是坏蛋。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发展的四个坏蛋中，有三个是过去的特务。
人民日报反击的社论发表后，右派震动很大，有种种表现：（1）写检讨书，假意承认错误。号称湖南第一个章乃器的民建成员黄英士和第二个章乃器的袁世先，都承认了错误。（2）多方表白自己，强调过去的“革命”历史。民革常委、青帮头子、文物工作委员会主委陈浴新说，过去的错误言论是因为一时湖涂，其实自己早就信仰社会主义了。（3）进行恶意诽谤。杜迈之说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熊克立（民革）也接到过一封叫他不要揭发共产党缺点的恐吓信，但为什么不予公布呢？有的说：“我准备着长沙最黑暗的长夜的到来”。（4）企图收买有弱点的左倾分子。民盟成员蒋固节向省民盟写信要求对章、储等表示态度，杜迈之对他说：他的问题是生活不大好，工作不如意，我们一定帮助解决，你不必急躁。（5）压制群众呼声。杜迈之把许多民盟成员要求民盟表示态度的信件都压下了。
（二）中间分子情况：目前还在动摇中。民盟主委魏孟克对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说：整风与反右派是否应有区别？那个是主要的？说人民日报的文章不一定都正确，过去有些文章未经毛主席看过，结果是错了，因此，这次社论也不一定都对。
（三）省委决定在反杨继华（长沙市三中教员）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先打击民盟右派头子杜迈之（十九日湖南日报已开始揭发了他），然后打击康德。对中间偏右的人则在运动中捎带地整一下。具体措施：（1）省委书记找民革和农工较进步的负责人谈话，稳定他们，鼓励他同右派划清界限。（2）指示各地委、市委在反右斗争中要帮助民主党派负责人与右派划清界限，配合反康、反杜斗争。（3）继续加强对民主党派座谈会的领导。（4）进一步发动群众。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胡真汇报）
近两天全市整风工作的中心是：武装左派，组织队伍，组织党员听彭真同志的讲话录音，召开座谈会和作些中间分子的工作。
高等学校：六个大学已有五个大学确定把政治讨论延长到六月底，只有南大还未最后定下来。在前一阶段，教授中暴露的反动言论比较少，南大和天津大学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反动言论出现，加之中间分子对右派言论还认识不足，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劲头不大。如天津大学讲师以上二百余人中，对右派言论认识清楚的只有二十余人，一些青年助教虽然很积极，但他们的威信不髙，有点“人微言轻”。多数中间分子则思想界限不清，对于右派的言论虽感到不对头,但又拿不出多少道理来进行批判，觉得本钱不够，要求市委统战部给点本钱。有些人过去觉得右派的言论还有些道理，现在看了批评的文章，觉得也有道理。还有不少教授对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颇有同感，天津大学中间分子中认为储的意见有些道理的即占百分之八十。即是过去我们认为是左派的建筑系主任徐中平也说：“储说的正副总理都是党员，这是事实呀，就按学校来说，各系主任虽然大部分是非党员，但是有职无权呀！”一些中间偏右的人，则怕同右派分子斗争伤了情面，因而回避向右派面对面斗争，提出如果讨论就要心平静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像研究学术那样来讨论。有的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认识不足，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余权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可以不学马列主义，他在北京听到天津在批判右派，就借故晚回去不参加对右派的批评。学生则还在继续批判右派，情况稍有进展，左派较前活跃，但仍有少数争论形成僵局，如前一阶段天津大学化学系四年级有十一个右派分子组成春雷社，大贴大字报，散布荒谬言论，该系党团员也有十一人，和右派力量旗鼓相当。在这次批判中，十一个右派分子都不发一言，争论不起来。有些班的右派分子还继续发表反动言论（人数不多），如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孙广辉（调干学生，肃反运动时的积极分子，团支部书记）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很反动，他认为组织反批评是一棍子打死人，他说：“我过去对毛主席很赞成，这次我不赞成了，对于有思想问题的人，比对于犯人还厉害”。他同意“党天下”的说法，并说：“现在的党员都是吹牛拍马的奴才，储安平提意见是争鸣，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正确的，我如果是罗隆基就不回国了。我可能是落后，我的话也可能是错误的，可以在班上展开讨论，但不要外传，你们如把我当成右派，那我就回家去”。另美术学院四年级学生王惠元（团员）说：“我就是不满意他们这些党棍子、狗腿子。学校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受压迫的（如我）；第二种是平日不说话，到时候打你一棒（指积极分子）；第三种是坏人（指党员）” 。不少人对于“党天下”和党的领导、宗派主义混淆不清，有的人举出班内宗派主义的事实，说明“党天下”是存在的，河北师范学院一学生说：“从历史上就是党天下，从共产党决定其他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上来说，也足以说明是党天下”。
民主党派的情况：民盟、民建的上层少数人不积极。民进副主任委员认为，民进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发表反动言论，因而在民进内没有什么可批判的。农工民主党对其成员张吉正和杨济时（均医务界人士）已作了一些批判，想草草收兵。九三的动作也比较迟缓。总之，在民主党派内，对批驳右派言论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有的认为不屑于批判，有的认为不急于批判，有的认为不应该批判。对此，市委统战部准备作如下工作：（1）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找些人谈话；（2）建议从北京请一些民主党派的左派（邓初民、吴晗等）去天津作报告；（3）组织一些专门问题的讨论会。
工程技术人员中的进展也不平衡，地方工业局系统较差，建筑工程局和第一轻工业局的中间分子对参加反右斗争不积极，情绪不高，借口工作而不参加会议。其原因以轻工业局为例，有以下几点：在整风动员时就讲的不透，领导干部本身有毛病，怕发动起来引火烧身；对边整边改贯彻不够，下面提了些意见没有及时解决，因而影响了积极性。工程人员中也发现了一些右的言论，建筑公司何寿鹏工程师说：“国民党来了是大换班，共产党来了也是大换班，这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共产党和天主教一样，专门作你的工作,你说一句话他也要记下来向党汇报,党对知识分子是一面利用，一面监视，每次运动来了都是围攻，都是无事生非，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特务，肃反时还是给我戴了顶小集团的帽子，以后我就不出门，不和朋友接触，以免别人怀疑。”有的右派分子是急转弯，如铁路技术学校教员李昌福，过去贴大字报骂我们，现在却转过来找党支部书记汇报情况了。也有些右派互推责任，不敢认账。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省级各民主党派继续开会。民盟集中批判副主委宋云彬的言论。民革吴惟平在会上公开抵赖，说浙江日报登载的发言记录与他的原话有出入，不服人家对他的批评。吴在十八日接到匿名信一封，信上大为赞赏他的发言，说他勇敢，并要他提高警惕，方法上要有所改进等等。吴见信后，即找民革另一成员，表示现在思想通了，因为有反革命分子在赞扬他，自己承认是个立场问题，表示要写检讨。
农工民主党在十六日开会，主要是对章伯钧表示态度，会议由副主委蔡一鸣主持，蔡首先表示对批评章伯钓不满，讲话时很愤慨，说从章的历史来看，不能说章不靠近共产党，并大骂李伯球无耻，说史良讲话简直是放屁。委员徐勉说：“话讲早了，这次都倒霉了，北京如此，浙江也是如此，应引以为教训”。大骂积极分子为“小丑”。徐勉与汪增国、杨信贤、陈浪（音）等四人拟联名写信责问李伯球，为什么说章是“政治问题，有何根据？”
二、公安厅干部高德场声言要组织“民主自由独立党”，要杀掉过去曾侮辱过他的人，并说高、饶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党中央是否也有宗派？高平时对其所在单位负责同志是有些意见的，但过去并未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另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在公安部门内发展民主党派？这样怎能贯彻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钟儒汇报）
一、进度。人民日报发表向右派展开反击的社论后，即组织各机关学习，本月十六日省委又召开党组书记会议作了布署。总之，现在已进入新的阶段——齐放的阶段，五十五个机关单位中，三十一个单位开始反批评，二十二个单位准备进行反批评，只有两个单位还在继续放。
二、展开反批评后左、中、右的动态。右派一般由进攻变为退守，少数还进行隐蔽活动。一种是表示没有意见了，不愿意参加会议，即参加会议也只谈一些不关重要的意见。一种是制造空气，抵抗反批评，说：我们原来是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因此说错了应是言者无罪，现在反批评就是言者有罪了；特别不能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会压死人。还有的提出继续提生活福利方面的意见，企图转移目标。邮电局一右派分子在会上说：再批评我就退出会场。一种是作了检讨，承认错误。另一种是继续进攻，或指示别人提意见为储安平、章乃器辩护，说他们的意见也有几分对，人民日报是断章取义、是人身攻击、是围剿。总之右派的表现是，怕说他们的动机不好，到处想摸我们的底。
中间分子也有三种不同的表现，一是向左靠，开始驳斥右派；二是观望，不表示态度；三是由于过去也放了错误意见，表现不安，有的已主动作了检讨。
左派很活跃，有的检讨自己思想麻痹，没有认清整风又同时有阶级斗争。个别左派分子出现谩骂右派的现象。但党员中有个别人支持右派，财贸部一党员说储安平对副总理没有党外人士的意见是对的。
三、今后作法：（1）对右派进行排队，对右派的材料进行排队，以便攻的准确。（2）坚持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向右派开展斗争的方针。因而对中间分子有错误言论者，采取个别谈话方式予以批评，不用登大字报办法。对右派也不是个个都打击，主要是打主要的，一般的是使他们分清是非，能改正错误也欢迎。（3）方式。主要采取开辩论会和大字报两种形式。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周建生汇报）
省级党群系统十五个单位的情况。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党员多，有的单位全部是党员，只有少数单位有少数党外人士。从大鸣大放以来，所有同志均已转到这一运动中来了。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志发了言。从揭发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已基本上差不多了，只有一些小的单位还差一点。鸣放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小组座谈外，其他如个别交谈、壁报、黑板报等形式也均采用了。揭发出来的问题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1）关于方针政策方面，主要是对合作化问题，认为发展太快了，对过去合作化的基础估计过高了，其次是对去年山西的增产有怀疑，认为既然增产了，为什么统购还完不成。对物资供应紧张也有意见。（2）关于生活福利方面，如评级、救济、级别等，尤其对级别问题的意见多，觉得看病、住房、吃饭、使用交通工具等均有级别限制和具体规定，认为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悬殊太大了。（3）关于建党方面，觉得我们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4）关于干部政策方面，认为干部有被领导喜欢和不喜欢之分，喜欢者就可得到提职提级和重用。（5）关于领导作风方面，认为领导同志深入下层少，调查研究少，作风生硬、不耐心，掌握政策有摇摆等。省委领导小组认为，对于方针政策和政治论点方面还鸣放得不够，下一步即在这方面注意，并注意展开讨论以明辨是非。
（山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张天乙汇报）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民主党派和大专学校内右派分子的动向有了较大变化，大体有下列三类：
一、想收。这部分人较多，济南市除农学院继续鸣放外，工学院、医学院和师范学院的鸣放气氛已消沉，许多右派分子已夹起尾巴，工学院的民盟、九三两组织，原打算在肃反座谈会后开三反座谈会，继续向我进攻，现肃反座谈会已结束，三反座谈会是否再开，还犹疑不决。在肃反座谈前，党委布置了一些党团员对某些粗暴行为承认错误，并对肃反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绩据理反驳。一些在肃反中曾被斗过的人，除表示满意我们承认一些错误外，也怕我们揭他们的臭史，并公开表示收回他们前一时期对肃反无理、无力、无能，无法（指宪法）以及个别的还提到无耻的结论。有些人检讨过去不应该攻击党团员，不让党团员参加座谈会是错误的。该校民盟负责人也表示应肯定肃反的成绩，过去说肃反没有成绩是情绪冲动。在师范学院讲正面话的人多起来了，物理系一副教授攻击我很激烈，校内刊物要登他的讲稿，他现在表示“考虑不成熟，不想登了”。学生中则有的偷偷将大字报撕毁或将自己的名字涂掉。右派分子陈舒俊（前误为陈素俊）也退到幕后去了。
二、想守。这在民盟领导机关中表现得较明显，前天济南市在右派分子民盟副主委姜子修主持下召开会议（主委，左派分子不在家），由张汇泉（前误为蒋汇泉）轻描淡写地检讨了一番，会上没有一个人起来进行深刻的揭发与批评，一致同意张的检讨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企图是尽量守住阵地，加强内部团结。
三、也还有继续攻的但数量已不多，民盟范醒中（右派）在一次民盟内部会议上公开表示诸安平的言论只是措辞上的不当，其基本内容都是正确的，范都同意。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徐平汇报）
这两天主要是布署和组织反右派的斗争。十七日下午召开大专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传达彭真同志的指示，然后又召集学校的党员进行动员。十八日下午张德生同志又向省级机关、学校党的支部书记、委员作了报告。十九日一整天分别轮放彭兴同志的讲话录音。
民主党派的情况：民盟主要是发动基层，从今天开始组织基层座谈。民革是批判王捷三（民革委员）的右派言论，王对葛佩琦很赏识，对卢郁文大肆攻击。民建和工商联联合举行座谈会，昨天上午集中批判章乃器，并通过致民建中央的电，昨天下午批判了西安市民建副主任委员张士新（他骂积极分子是假积极等）。
机关的情况：一般的反动言论虽然有一些，但不多。有反动言论即组织反驳，无反动言论者就座谈报纸上的反动言论。有些党员的思想认识还糊涂，觉得右派言论虽不对，但也还有点道理，听了德生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报告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个别单位（如五金公司）还没有大鸣大放，省委已加纠正。有些老干部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情绪消沉，感到灰溜溜的，现在则长出了一口气，但又觉得没有什么，而不大注意了。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昨天下午四点才收到报纸，还来不及把反映全面搜集起来，初步知道几个单位的零碎反映如下：认为主席的报告对于当前反击右派的斗争撑腰很大，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武器。也有人觉得不如以前听传达口头报告那样有力。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秘密白瑞生汇报）
目前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单位的领导干部关起门来研究右派材料，进行左、中、右排队，放松了实际组织工作，使运动陷于自流状态。有的单位还没有开始大放大鸣，右派面目没有暴露，也在进行排队，反对右派。农学院的党委书记等只顾研究右派材料，对学生要求并校到省委请愿的事却放着不管，形成领导和实际脱节。
（二）在斗争方式、斗争策略上：（1）公开点名或变相的公开点名。林业厅公开点了三个右派分子的名（村料不够充分），省银行在群众中报告全国反右派情况的时候，就联系到本单位某某的言论错误。这样就使得运动不是经过群众揭发自下而上地开展，而是使领导代替群众。（2）对右派进行钉梢监视，派积极分子看管大字报，以便右派分子来撕扯、偷窃时抓住他。对这样鬼鬼祟祟的行动，右派不服气，群众不满意。（3）反击中抓不住右派错误理论的实质和要害，打的不稳、不淮，甚至把道听途说或人家根本没有说过的话也拿来批判，弄的很被动。省民政厅党员杨宝林批判右派时说:“党员是穷人出身，立场坚定，非党干部是地主出身，吃人肉，喝人血”。引起许多非党人士的反感。（4）有的单位群众还未很好发动，就公布右派分子的历史材料。省联社姚福年的历史村料被公布后，感到压力很大，找省整风办公室同志说：“我脱不了坐法院”。（5）不善于说理，光扣帽子，有的单位甚至形成了小组斗争会。
（三）前一阶段，少数单位鸣放尚未展开，右派也未暴露，指导思想还不明确，就在反对“三害”，未能有意识地暴露右派，反对右派。
根椐上述情况，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议，采取了如下措施：
（1）从现在起，用一月左右时间（到七月二十日左右）集中分析批判，反对右派，保证将这一思想战打胜。大专学校原定七月十日左右放假，现决定延至二十日左右再放，以便进行争鸣斗争。省、市级机关仍按原计划进行，坚持整风、工作两不误方针。（2）进一步整顿队伍，加强战斗力，省委常委按战线分工包干，定时汇报、研究。（3）端正各整风单位的领导思想。十九日下午召开了省、市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放了彭真同志报告的录音，省委第一书记把这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作法，作了安排。（4）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准备一面学习，一面作战，不专门划一段时间学习。（5）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厅局长以上干部每人写篇反击右派的文章，本月二十八日前写好。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九个右派人士的言论。
（一）苏炳文，民革省委筹委副主任。他说他对三改是门外汉，成绩如何，不晓得；私方要求公方退出是因为公方不听私方的话；农民要求退社是因为比单干收入少；“三害”的根源在党中央，上行下效；许多人入党后变坏了，这一次对不好的党员都要反一反；共产党统治老百姓，已经脱离群众了。对这些言论，六月十四——十五日由民革省委主委黄方刚主持的民革成员会议上曾予以批评，但苏表示绝不答辩，是非将来会弄清的，人们的爱好、口味不能强求一致。省委准备在报纸上对他进行公开批评。
（二）贾文琦，民革省委常委，省政协委员，尚志县粮食加工厂股东，资本家，年定息二千多元。他说，不要看敲锣打鼓，内心难受谁知；农民生活改善是假的，农民苦的很；认为过去受党的气受够了，这一次要好好整整。省委不准备在报纸上批评他。
（三）赵士杰，九三学社哈市委员，医学院副教授。他说：现在制度本身就是宗派主义，从中央到基层都有，主要是党政不分，我们不是法治的国家，是党治的国家，民法、刑法都没有，从文明国家来看是可耻的；党员不称职，工农干部文化低，不能领导政权，形成很不健全的吏治，这和汉高祖裂土封侯一样，学校不应由党委来管，要民主办校，党委在上面监督就行，下面不设党组织。他认为国家“政体”也应这样。省委不准备在报纸上批评他。
（四）冯玉明，民进哈市委委员，市师院讲师。最近到北京向民进中央告状，反对批评。论点是：储安平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不无道理，清一色就是集中的表现；人事制度不改变，宗派主义不可免，党在安排工作上、学习上、待遇上缺乏天下为公、选贤唯能的气魄，人大常委有非党人士而国务院没有非党总理，如何“互相监督”，不能理解；领导干部远君子，近小人。省委准备在报纸上对他进行批评。
（五）王倜,民进哈市委委员,中学进修班教师。写了一篇文章叫“人与人之间”，把党骂的一团糟：骂党支书不懂儿童心理，没有人情味；骂党象奴隶主，以拿鞭子打人来称功。对人民日报社论不满，认为是“一棍子打死人”。省委拟在报上对他进行批评。
（六）武百祥，民建省委副主任，同记商场董事长。他说整风是表示共产党矛盾尖锐，内部分裂，统一战线垮台。他认为资本家拿定息受之无愧。小户放弃定息是假积极。提出十八年定息的主张。（拟报上批评）
（七）关贵武，民盟省委宣传部长，师院讲师。两次没有出席座谈会。他主张建立三三制政权，一切机关民主党派都参加。认为肃反缺点大于优点。认为罗隆基意见正确，有功劳，不应该对罗一棍打死。（拟报上批评）
（八）许振英，民盟省委委员，东北农学院教授。说大鸣大放是狗咬人，现在是狗咬狗；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不重用；肃反不应该搞，搞了不能向科学进军。（拟报上批评）
（九）毛继林，九三学社哈市委员，中医。认为民主党派功劳很大，应平分秋色。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李哲汇报）六月二十一日
（一）陆诒交代说，他主要受顾执中的影响，顾一直拉他向右走，一九四四年陆退出新华日报后，就是由顾带他去见陈布雷的，并动员他进中央日报和扫荡报。当时顾是国民党海外部的专员，正准备到印度去办国民党的报纸，要陆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代理校长。最近顾执中还自北京给陆去信，说他在北京放了炮，问上海鸣放的情况如何，并要陆找沈尹默，要沈就文字改革鸣一鸣，顾纠合北京的同志为他帮腔。
（二）沈尹默最近对人说：“葛佩琦等人思想上是反共，但不是反革命，因为他们没有反革命的行动。我认为为什么很多人有这样大的怨气，值得共产党检查一下，主要原因是教条主义危害太深。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三人,都可以算是右派，但是三个人的情况不同：陈是地道的坏人，是耍手段的，就是检讨了，共产党也不要相信,彭文应是胡涂虫，很固执；王造时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祟，又对某些共产党员不满，他如作了检讨，是可以相信的。”
沈又说：“黄药眠为什么不表示态度，此人不反共，才可怪呢。”
沈并说：“中央集权后，为什么副总理就没有党外人士了，这是因为中共接受了高饶事件的教训，要安排有兵权的大员，因此没有党外人士的位置，而今天情况不同了，应该也可能安排党外人士。”
（三）在民盟中小学系统座谈会上揭露的右派反动言论。
胡毓秀（徐汇区民盟主委）反映：他刚从北京回来，曾在章伯钧家中吃过饭（开民盟中常委会议时）章说：“交通部长当不成了，家里字画、古玩不少，将来可搞这些东西”。又说：“储安平事搞得很糟，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为什么弄个共产党员当总编辑，我千争万争，争了个储安平去，争了一个月，又被赶出来了。”
棉士新（虹口区民盟主委）揭露：解放初期，民盟的清华派开会时，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三人都参加了，会上说盟内有九个派别，主要是为了打击进步人士。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在解放前后，都有密切联系。陈仁炳在市宣传会议后说：宣传会议后，共产党的威信已打下去了。
在这个会议上反映，现在一般盟员表现垂头丧气，抬不起头来，有些后悔参加了民盟，对沈老的讲话很高兴，认为民盟还有一面旗帜。也有的说：民盟犯错误是免不了的，共产党还出了高、饶事件。
（四）有一个自称共青团员的人，写信给解放日报，抗议对文汇报的批判，说文汇报报道面广，内容新鲜，文章短小精干，富有幽默感，如果文汇报登了反动言论就是右派报纸，那末人民日报也是右派报纸了。文汇报属于人民，属于知识界，不容污蔑，相信文汇报不会垮下去。最后他高呼文汇报万岁。
（五）化工学院排队情况:
教授四十二人，其中左派五人（百分之十一·九），中间派三十—人（百分之七十三·八），右派六人（百分之十四·二）；讲师四十八人，其中左派二人（百分之四·三），中间派四十三人（百分之八十五），右派三人（百分之六·二）；助教一百二十七人，其中左派十人（百分之七·九），中间派一百〇九人（百分之八十三·五），右派十一人（百分之八·六）。
同济初步材料，教授中右派为百分之三·六，柯庆施同志认为太低（京沪一般为百分之十），正重新研究。
（上海局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
一、目前对右派的斗争处于相持局面，党内外都有阻力。如对民盟副主委张汇泉（医学院副院长）的批评，省统战部一干部处长说：“为什么要批评张，是否因为张讲了几句话，就把他当右派来攻？”医学院也有一学生责问大众日报“为什么要批评张？”而民盟领导集团内，在右派的把持下，却对张采取保护态度，将批评的矛头引向次要人物范醒中（民盟委员）身上，以图转移视线。二十日在民盟济南市委召开的基层干部会上，有人责问“市的领导是否受章伯钧、罗隆基的影响？”并揭发了过去在传达民盟四中全会时，曾再三强调“要大胆提意见”，“有人为我们撑腰”，“不要作共产党的尾巴”等等。而姜子修（民盟副主委）只是解释一番。由此看来，民盟的领导集团是抓得很紧的。
民革对主委范予遂的批评，有所进展，但在民革内部、省参事室民革成员中和无党派人士中，却有不少人对范同情。
省政协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对右派分子张今铎展开批评，但当场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
二、省委为了加强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确定在全省范围内以民盟为主要斗争对象，民盟内则以姜子修、张汇泉为主，但也不放过范醒中，以便和各大专学校内的斗争相配合。这一斗争由济南市委具体领导。对民革范余遂及无党派人士张今铎、孔繁霨的批评，确定由省委统战部负责；民建对葛兰生的批评，因主委不在家，主观力量较差，暂放一下。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徐平汇报）
民盟继续揭发右派言论。叶谦吉（右派）在民盟二十日召开的会议上，揭发了舒军在传达民盟中央会议时的一些不可理解的说法，如：民盟要为盟员打抱不平,要揭帽子,要解围，要为盟员作政治上的保险工作等。李康在西师民盟支部会上揭发了章伯钧在全国解放前夕，派人到四川搞军事力量的事实。当时章曾说：不搞点军事力量，就很难与共产党合作。还反映罗隆基在全国解放后，住在上海，不愿去北京，说：要我去北京，就一定要组织联合政府。此次会议开得不好，市委拟通过“报纸挑”、“基层揭”的办法，收集更多的材料，作好准备工作后，再召开会议进行深入一步的讨论。
民建召开的会上，揭发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仲平在鸣放中打电话进行恐吓，企图制止别人发言的行为，引起了不少工商业者的愤慨。这次会开得较好，但真正涉及内幕的揭发则刚刚开始，还不够深刻。以后拟结合毛主席报告的学习，再召开会议，继续追剿李仲平、康心如（李已去省里，康还未低头）。
目前右派正采取各种办法退却。有的不到会，有的到会大体交代一下问题，就想过关，或者转移目标。有的右派分子还在向我们进攻，如俄专讲师范道棻为张真民（右派，民盟中央宣传部长）辩护，说张的发言不错，只是个别的词句有问题，现在不是扩大民主的问题，而是贯彻宪法的问题。
各大专学校正在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驳。西师决定再停课一周，推迟考试，组织反驳。西农采取了分批消毒和整批消毒的办法，进行反驳。
毛主席的文章发表后，市委已部署全市各单位组织学习。凡大鸣大放的单位，一定要把这篇文章作为反击右派的武器，同时还应注意不要使正在进行的鸣放停火。没有鸣放的单位，应结合人民日报有关的社论组织学习。
市委二十日召开全市十八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党员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大会，讲明目前的斗争形势，动员他们与右派作战。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总的情况无大变化。重点仍是组织和武装队伍,争取中间力量。各单位均在集中学习毛主席的报告。
高等学校正在分析研究前一时期所提的各种意见，那些是正确的合理的，那些是可以马上解决处理的,那些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也组织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目的在孤立右派和争取中间分子。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地方工业系统决定暂停讨论，休整三天。在这三天内，领导上准备做下列工作：进行排队，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由部、局召开一些座谈会。民主党派也在进行这些工作，市委统战部拟召开民主党派的干部座谈会。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各民主党派继续开会，反驳右派。广州市工商联、民建常委联合通电，拥护民建中央和工商联全国委员会关于驳斥章乃器的通知。农工民主党省委会继续批判省副主委云应霖。孔静之（农工省委委员）揭发云一贯对党不满，要与党分庭抗礼，在香港搞反蒋斗争时，就不愿接受党的领导，找第三条路线，他派人到广东搞武装时曾说：不要依靠共产党，共产党靠不住，云的态度是极力为自己辩护。省市民盟继续驳斥云应霖、董美康（中大教授，民盟省委委员）、林孔湘（农学院教授，民盟省委委员），云、林二人作了检讨，但避重就轻。民盟省主委郭璨然揭露了民盟中央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具体事实是，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民盟中央办公室发了一份标题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提纲初稿）的文件给他，文中提到谁当火车头的问题时说：“这要看是哪一门科学或哪一门科学的哪一个部门,如果那个机构建立了学派，并且有了中心人物，那末他就是领导人物。总之，学术领导，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能主观地先行规定。”
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民盟省委钟平、省秘书长孔静之和广州主委梁若成表示要改变对右派的宽容态度，并要批评自己。
民革省、市委的联席会议上继续批判罗翼群（民革）、李汉充（民盟）、丁纪徐（民革）、徐舜英（民革）、刘绍武。被批判的都声明自己不是右派，对我党都是忠诚的。徐舜英坚持自己的反动言论，但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
右派总的情况是狡猾，躲躲闪闪，检查批判时不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左派对右派的批驳很软弱，说服力不强，但对北京的右派批评得比较热烈。
中间分子情况是：在会议上多是应付态度，没有说真心话。十九日陶铸同志对左、中、右派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作了报告，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1）对右派还要继续进行批判；（2）开始解除了中间分子的思想顾虑，但解决得还不透，有些人还动摇不定，如有人说：“有些人的意见是别有企图，有的则不一定，很难划分”。他们认为“有些人本是好人，但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就遭到这样的批驳”！既然如此，“那些话能讲，那些不能讲，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呢”？
针对上述情况，省委各书记、委员、部长和各部门的党组负责人、各高等院校的党员校长、党委书记都已分别同中间分子交朋友，争取他们。
学校情况：大都正在考试。农学院停课一周，师范学院停课三天，大放大鸣。学校大字报一般已减少，争论中心仍是肃反，但有的学校提出了新问题，即工农生活问题。认为少奇同志关于“工农生活差不多”的说法，是不能以理服人的，不是实事求是的。
机关中科处长级干部未动，省委要求一齐动起来。
刊登主席讲话的一期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共销七十一万份，广州平均每六个市民一张报。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组郭晓东汇报）
（一）对毛主席报告的反映：总的情况是普遍重视、热烈学习，反映很好。十九日的新湖南报、长沙日报在长沙销行了七万五千份，超过平常发行数量的二倍多。长沙水泵厂一个学徒宿舍就有五份报纸在传阅。积极分子非常兴奋，认为争鸣有本钱了。民建长沙市委秘书长在新湖南报上发表文章，说要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武装自己，反击右派。农工党长沙市主委朱宜风（中间偏右）认为“这个报告照耀了我们的道路”。湖南医学院生物教研组教授应惠林（民盟），接到登有主席报告的报纸后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试验，一口气把文章读完，说“这比试验更重要”。医学院教授、院民盟支部负责人任邦增说：“毛主席的报告使我们的眼睛更加亮起来了”。但也有些中间分子对报告不关心。医学院副教授张德厚对鸣放不积极，十九号报纸也不看。
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表现沉默。医学院助教刘果平（曾发表激烈的反动谬论）对记者说，文章只看了一半，不好发表意见。有的认为是老一套。有的故意歪曲和恶意污蔑。省参事室参事朱汉英（民革）说：报告修改了，内容没有上次传达的轻松，好多生动的和精粹的东西都没有了，剩下几句硬梆梆的话，说明政府有顾虑。市第一女中某教师（团员）说：“毛主席的报告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教训，在死以前让别人提意见，免得死了挨骂”。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委员杨思义（民革）说：毛主席上次的报告是两点论，报上发表的成了一点论，以后只能放香花了；并污蔑这是由于苏联不同意毛主席报告中的说法，不能不转个弯，怕失掉苏联的信任。也有个别的右派分子，承认自己的言论违背了主席报告的精神，极反动的杨耀华（市立三中教员）说自己在新湖南报发表的文章，有三点违背了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有的把报上发表的主席报告同口头传达的记录进行比较，质问为什么许多具体事例，如杀了多少反革命分子、我国的肃反与苏联和匈牙利肃反的比较等都没有了。
（二）学生对推迟放假的反映：十八日省委召开了高等学校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长会议，决定暂停考试，推迟两个星期放假，进行争鸣，各校院都同意了，没什么阻力。但有部分学生表示反对。师范学院生物系，部分二年级学生出大字报，不同意推迟放假，理由是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是自愿的，不愿用暑假时间来进行整风，并且鸣放是长期的事，不应占用这段时间。有些肃反中被斗的学生表示，考完就要请假回家，如不准假，就要在学校睡觉看小说,根本不争，一定要争的话，就争论一下为什么要推迟两星期放假，他们的言论影响了相当数量的群众也跟着吵嚷。湖南医学院某系第三班和第七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赞成这一决定，百分之五十六的人反对，百分之三十的人无所谓。有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自己打自己嘴巴”（过去不让停课，现在又提出停课）；“你们要收了，我们也要放了”；有的说：“这样不是违背了整风学习两不误”的原则吗？
省委的措施是：（1）在党、团员中进行酝酿，造成拥护推迟放假，进行争鸣的空气。（2）分别整理已暴露的各种材料，加以研究。（3）对党团员、民主人士、教师、学生分别进行排队工作。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毛主席的报告发表后，机关干部、工人、学生、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都在抓紧学习。新华日报平日销售十万份,发表毛主席报告的那天，突增至十四万份，仅南京市即销出九万份。
工人、机关干部普遍反映，毛主席的文章是反右派斗争的有利武器；文章说理，有分量，不扣帽子。南京市有的党员说：文章发表的正是时候，一方面对右派是有力的批评，一方面可以澄清混乱思想。过去有人对于报纸上不登右派的言论不满意，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仍不知对右派的言论如何驳斥，主席的文章登出后，就把这一问题解决了。民主党派也反映，文章帮助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是非。知识分子反映，六条标准可以帮助分清那些是香花，那些是毒草。工商界人士反映，他们对文章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划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表示很感激。民主党派有的人说，看了文章后，觉得要长期共存，还得加上一条尾巴，就是民主党派必须自我改造。另外，个别人对文章提出疑问和不同的看法，如南京市工程局一工程师说：看了文章后，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人民闹事要引向正确的道路，究竟如何引法？二是认为人民内部仍有对抗性的矛盾。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的秘书薛猛校汇报）
（一）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于六月十八日对省级机关及大专学校的党员干部作了一次报告，内容有三：（1）为什么要整风；（2）当前整风运动的情况和同右派斗争的形势；（3）下一步怎么做。
各大专学校的党员干部回去后，对今后校内的斗争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校党委并对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了动员。现正对过去鸣放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排队，收集材料，组织对右派言论反驳。
浙江医学院二、三年级学生已于十九日下午贴出了十多张大字报，反驳右派言论，并要求推迟考试，提出“不弄清是非，决不罢休”的口号。有的学校党委主张等考试以后，以两周时间再行争鸣，学生表示非常不满。浙江师范学院采取一边考试，一边争鸣的作法，学生情绪很高，现正准备对该校学生谢德锐提出的二十条反动纲领，逐条进行批驳。
（二）大专学校的党员干部看到主席的文章及听到江华同志的报告后，情绪高涨，感到明确认识了当前运动的形势和性质，中央撑了他们的腰，他们敢于领导这一运动了。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听了江华同志的报告后，翘起了尾巴。如有一个学校的支部书记（学生）说：“过去臭死了，一句话也不能讲，这回该出出气了”。农学院党委委员吴希新将前些天诬指他乱搞男女关系，逼死人命的人，亲自扭送到法院起诉，影响很不好。群众说：吴不解决大的问题，却先顾个人问题。
（三）当前右派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人是以两面派的面目出现，如浙大教授董太和，过去说储安平的话讲得很对，现在却又写文章批驳储安平；另一种人则流露出害怕的情绪，如浙大一姓方的教授说：“我们过去的发言都有记录，将来会不会搞我们”；第三种人是想逃避这场斗争，如浙大教授史亚夫想到上海去参观，另一教授表示考试后就回家。
中间派的情况：有的人有顾虑，怕把他们当成右派；有的则认为整风运动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大家放，第二阶段对右派进行反驳，第三阶段共产党出来讲公道话；也有人认为人民日报社论有些过火，气量不大。
浙大民盟一支部委员感到民盟这次闹得不太对头？对民主党派与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应简单理解为民主党派有权对中共监督，而不承认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监督。
（四）当前大专学校在领导运动方面的缺点是党委多忙于调查、研究鸣放中提出的问题和右派的言论，忙于组织对右派的反驳，而对中间派的教育帮助和争取工作，则做的很不够。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顾宝贞汇报）
最近，长春市大专学校的朝鲜族学生（大专学校共有朝鲜族学生七百人，大部分是延边来的），要求成立朝鲜族学生联合会，这一问题现已解决。事情发生的经过是：六月十三日，地质勘探学院朝鲜族学生一百三十人自发开会，选出七个发起人（现已知名的有二人，均是共青团员），准备召开全市朝鲜族大学生大会，争鸣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并要成立朝鲜族学生联合会。十四日晚，在地质勘探学院召开筹委会，人大、师大、师专、兽医学院、地院共有二十多个代表参加，决定于六月十五日午后开大会，并决定了大会议程：开幕词，中心发言，通过致省民委和延边地委的公开信,通过朝鲜族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拟请吉林日报、长春日报记者参加，报道大会的消息，并请省市民委和团省市委做民族工作的干部参加。筹委会上还选出了主席团、主席（赵相乐）和秘书（吉荣华）。在会上对是否召开大会发生争论，师专学生不同意，即退出会场，赵相乐等五人则坚决主张开大会，因意见分歧，会议通过召开大会的问题时，没有采取举手的形式。
此事发生后，正值朱德海同志来北京开会路过长春，经团市委汇报研究后，朱以民族代表身分于十五日上午召开朝鲜族学生座谈会（到会一百一十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后讲了四小时话，批评成立联合会是不对的。学生们感到满意，一块照了像，并欢送朱到车站，事情就此结束。
据朱德海同志与团省委研究，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一）学生对学校党委贯彻民族政策有意见。如朝鲜族学生受汉族学生歧视，讥讽辱骂，不让唱朝鲜歌，师大校刊并登载过批评朝鲜土改错误的言论等。学校不照顾朝鲜族学生的特点，如不订朝鲜书籍、报刊，不举办朝鲜文娱活动，不照顾他们的吃饭习惯等。对朝鲜族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时照顾不够。学生要求今后用朝鲜文考大学，中学多开一些汉文课，以备升学。要求重视散居各地区朝鲜族的子女教育等。有的提出有些翻译文是由汉语直译而来，不合朝鲜文法，恐怕将来朝鲜的文化要和满回两族一样没有前途。（二）国籍问题。愿意做朝鲜人，理由是历史传统，感情接近，觉得法律规定为中国人受束缚，有的提出毕业后是否可以自由回朝鲜？
朱德海同志认为，省市领导以及学校党委对民族政策贯彻不够。建议在整风中把可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下，民委与文化站可研究开展民族文娱活动，并建议省委配备一些做民族工作的朝鲜族干部。
（吉林省委宣传部处长任真汇报）
近两天运动的进展无大变化，在党内外正动员和组织力量，准备向右派反击。沈阳市昨天、今天都放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录音。有的学校正组织辩论会，一般是辩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党的领导；（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对肃反的估价；（4）关于资产阶级的改造。
右派分子的情况：各市都召开了民主党派座谈会，会中有不少人说：“反动言论是个别人的问题，并不是整个民主党派的问题”，一般发言都很慎重。据抚顺市反映，右派分子的发言稿，会前都交换看过。有的右派分子在会上只作了皮毛的检村。如陈艳之（民盟省委副主委）、吴襄（旅大市民盟副主委）、本溪矿务局工程师赵宝泉的检讨的共同特点都是说：“因时间仓促，准备的不充分，没有很好思考；粗心大意，将党的个别的现象误认为是整体的现象，是不对的”，等等。有的右派分子，如张庆年（锦州的资本家）过去骂我们不少，现在仍积极搜集材料，翻阅宪法，写发言稿，准备对我应战。
大专学校的鸣放高潮已过，现正纠缠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如出路问题，转学问题等。旅大外语专科学校，前已派代表来第一机械工业部请愿，要求解决将来的工作问题，尚未回去，现又准备组织第二批代表来国务院请愿。另，沈阳医学院最近接到江苏、湖南、湖北和北京医学院学生的来信，煽动他们要求解决实习补助的问题，现在学生已经响应，并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领导。
据沈阳、抚顺、锦州反映：过去的反革命分子，近来颇为活跃，不断聚集在一起，说“这回对共产党骂的好”。沈阳有些机关发现肃反时被斗争的对象，现在暗地有活动，互相串联，准备在会上对我们进行控诉，对肃反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要进行报复。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
一、揭发右派分子马哲民的情况
马哲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右派分子，很狡猾，省委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前，把他搞臭。对马哲民的斗争由省委统战部直接主持。他的主要阵地在财经学院，故决定先由该院突破，然后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批判。六月十九日召开财经学院民盟支部大会（到会四十多人，都和他共过事），揭发出以下五个问题：
（一）马哲民逢人就说共产党的坏话，说党员的作风是法西斯作风，共产党员是木头人，并且说，过去有些共产党员退党，完全是党的责任，因为党内是一团糟。
（二）反对党委制。马哲民曾对一位教授说，学校党委快要取消了，老干部也很快要撤出学校。
（三）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强调民盟对共产党的监督，并主张高等学校应由民盟包办。还说共产党发展党员是强调政治质量，而民盟发展盟员要注重才华。
（四）从理论上攻击我们。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贬为百分之百的教条主义，说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再版。
（五）财经学院一民盟成员向我反映了马哲民说农村情况混乱的谣言后，马即将该人调开。
六月十九日民盟武汉市委也举行了座谈会，揭发的内容大体同上。六月二十日民盟湖北省委机关支部大会继续揭发了马哲民利用整风的机会向我党进行恶毒攻击的事实。如他在盟内布置工作时，一再强调民盟的独立性，说不能什么都征求党的意见，即使党不同意，我们也要自己干。他曾煽动三反、五反中被斗者吐苦水，并利用盟内刊物（发行范围普及全国各地，但不发给高等学校党委）到处点火。挑拨工人、农民、学生、转业军人和党的关系，说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还没有和工人的矛盾尖锐。布置民盟成员到各县收集农民对党不满的意见，并特别注意工人和学生的情况，说如果工人和学生起来了，就可以压制共产党。他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常常夹杂自己的意见，故意歪曲事实。他还主张组织知识分子的政党。
目前揭发马哲民的工作进展的很顺利，但有些事实还未揭发出来，民盟省委副主委表现很慌张，至今尚未发表意见。毛主席的文章发表后，对运动起了一个推动作用，过去有些中间分子有顾虑，怕把自己划为右派，看到主席提出的六条标淮后，放了心，大家都敢讲话了。
二、两个高等院校的情况
华中工业学院，是放的较好的单位，现已由大放大鸣转入大争的阶段。右派分子开始退却，有的在会上向党委书记检讨，有的向群众解释，一般都是说自己“立场不稳”，“觉悟不高”等空话；有的不敢承认自己原来讲过的话，有的提出些具体问题，要求答复，企图转移目标。少数分子继续向党进攻，说共产党说的是百家争鸣，现在只是自己一家独鸣；共产党诡计多端，早就知道有这一手，等等。学校党内在传达彭真同志的报告后，经过反复动员，仍有些人对阶级斗争和整风认识不清。机械一系十九个党员，其中对反右派斗争认识较清楚的只有二人，对右派的反动言论认识不清、信心不足、顾虑多端的十二人，不同意反击右派，认为这样作会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的五人。他们的理由是：（1）高等院校只有反动言论，没有行动，如向右派进行反击，会妨碍言论自由。（2）应先反掉三大主义，然后再反右派。（3）强调整风、工作两不误，主张先搞教学改革。
该院党委在讨论彭真同志的报告和省委的指示时，也有争论。电机系助教彭伯永（党委委员）反对向右派进行反击，理由有三：（1）右派与反革命有区别，主要是思想问题，应采取说服的方法，不能反击；（2）中央指示中强调整风、工作两不误，现在工作很忙，要考试，要搞毕业分配，如集中力量反击右派就误了当前的工作；（3）反右派是长期任务，不能采取突击的方法。像他这样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经争论后，他本人已被说通了。
武汉医学院，是放的最早但又放的不好的单位之一。该校在鸣放中只提出一些生活福利问题和更换校名问题，后来就进人考试准备了，直到现在右派还未暴露出来。该院第二附属医院供应科长沙文超是个右派分子，掌握了二十多个工友，提出一大堆生活问题向领导捣乱，企图分散领导精力，但群众对他的面目认识不清。现在该院党委拟积极改进工作，争取群众，试图从批判全国性的反动言论中暴露右派，但信心仍然不足。
上述两单位的情况说明，凡是过去鸣放彻底的单位，左、中、右界限都很分明，而且右派孤立，中间派靠拢我们，但即便这样，在组织反击右派时，必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组织工作，如华中工学院。凡是过去鸣放不彻底的单位，左、中、右，特别是中间和右派的界限不明，右派分子没有或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现在要反击，就感到很困难，如武汉医学院的情况。
三、省级机关的情况
党委系统主要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改进工作。非党委机关大部分都已放开了，并暴露出一些右派分子。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工作很忙，拟每星期只搞两次。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武汉大学有十几个学生（大都是右派）说农民、特别是灾民生活苦，要求到农村调查情况（实际是找岔子）。我们同意后，他们到了河南省灾区考察（有河南省同志陪同），结果，事实完全和他们的想象相反，最后，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据湖北省同志谈，他们写的这报告生动具体，是反击右派的一个好材料，可否将它作为这次人代会上的参考文件发给各代表，请领导上考虑。
（这个材料不日即送中央）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六月二十二日
十八日听到电台发表主席讲话的消息后，省直机关、大专学校的绝大多数单位都很重视，都提前吃晚饭听广播。十九日的河南日报增加了十一万多份，郑州平常零售五、六百份，这天增到一万五千多份。最近几天，机关、工厂、学校和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结合反击右派的斗争，对毛主席的报告进行认真的学习。省委对学习主席的报告已作了布置，即一面学习，一面反击右派，把报告作为思想武器。
党、团员积极分子（包括左派）看到主席的报告后，有三种反映：
（1）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有了武器，头脑清了，劲头大了，对于如何划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有了标准。一致认为按主席的报告作，就一定能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情绪极为高涨。
（2）大家对报告规定的六个标准，最为注意，大家认为掌握住这六条标准，在运动中辨别香花和毒草就有了尺子。但也有少数同志把这六个标准当作简单公式，而不去认真钻研文章的精神实质，以为辨别敌我和是非问题时只需把公式一套就行了。
（3）在大放大鸣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同志，感到自己的错误很大，有不少同志已开始拿这六条标准来检查自己的言论。
中间分子的反映是：
（1）不少人觉得心里亮膛了，说报告推动了大家怎样去划清同右派的界限和向右派作斗争。有的拿报告去检查别人的发言后，就看出某某人的发言是帮助党整风的，而某某人的发言则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了。
（2）有些人因为还未同右派划清界限，有埋怨情绪，说报告发表得太晚了，如早些发表，许多人就不会在这次鸣放中犯错误了。
右派的反映是：
（1）有些恐慌：有的已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省联社右派分子陆宗德说：“我放的东西都是毒草，都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但也有些人表示承认错误可以，不戴右派帽子。
（2）顽固分子对报告有抵触。说这次提出的六条标准是不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要按这六条标准办事，不是百家变成一家了吗？有的说要按这六条办事，那人家鸣个啥？有的说：按这六条标准可以，但自由思想还是应当叫放，意思是说标准是标准，我们该怎么说还怎么说。
二十一日，省委各书记已分别向省直机关和大专学校一万五千多名党员作了报告。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冯登紫汇报）
对毛主席报告的反映：党内外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报告对问题提的深刻明确，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是反击右派言论的有力武器。只有一些右派分子说：“文中所提六条是否会影响鸣放呢？发表的文章与原来的口头报告相比，改动很大”。
党员听了彭真同志的讲话录音后，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下才清醒了。前一个时期完全是糊里糊涂，反动言论围攻我们，犹如兵临城下，是开门投降呢？还是怎么办？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也有个别党员仍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早了，有点急躁。也有的说：“发表反动言论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另外，前些时候提过一些偏激意见，有过一些不妥当言论的党员，则表现恐慌，害怕把自己当成右派。
目前右派分子的动态大体有三类：（1）往回收缩，承认自己的言论错了；（2）到处打听消息，想知道对他们将要怎么办；（3）有少数人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并给右派分子的言论作辩解，说“有些人的话不过是发牢骚，有的人是糊涂，有的人是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只是语言尖锐而已，那能说是反动呢？”
民主党派的情况：民盟这两天正在开座谈会，主要是批判西安市民盟主任委员亢心斋，亢曾说：“现在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民革正准备在基层进行工作。民建和工商联正继续进行对张士心（西安市民建主委）的批判。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一）民盟内部反右派斗争情况。目前在民盟内部反右派斗争中，以下层干部比较积极活跃。二十日民盟济南市委召开基层干部座谈会，基层干部纷纷质问，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姜子修。质问的问题有以下四点：
1、自姜子修参加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以来，济南市民盟采取了各种手段大量发展组织。民盟济南市立二中支部主委沈志昂揭发姜子修常说：“我们要把没有建立民盟组织的学校都挂上钩”。他叫基层干部代表满城跑，要求谈个差不多就要发展。基层干部质问，姜子修为什么这样积极呢？是否受章伯钧的影响？
2、姜子修教育民盟基层干部时，一再强调民主党派独立工作的能力。说中央已经刮起风啦，就要刮到地方上来，要继续刮，要刮透，将来共产党员必须受点委屈。今天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高了，过去只能起“眉毛”“尾巴”作用，现在从国内国外情况看，并不适合了。
3、姜子修在教育基层干部时，强调整风时要对中共大胆提意见，要把整风搞起来，不要做党委尾巴，不要怕打击，有人给撑腰，要到处刮风放火。
4、姜子修对张汇泉、范醒中等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始终没有批评，态度暧昧。
尽管提出以上这些批评，民盟省、市领导上，依然固守阵地，没有改变态度。
（二）大专院校的一些情况。当前院校中，反右派斗争进展不大。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已夹起尾巴溃退下去了，但是，仍有部分右派分子不甘心失败，在个别学校中仍然很嚣张。如山东医学院在十六日召开的民盟盟员大会上，盟友王士侠（该院助教）在会上发表了反动言论。他说，有两种共产党员，一种是电影上和书本上的共产党员，这是好的；一种是现实生活中常接触的共产党员，这种党员没有一个好的。他的话博得了许多盟员的鼓掌欢迎。
二十日在山东医学院意见箱中发现一封署“一群教师之家”的匿名信，信内大意是：不要党的领导，共产党不懂科学，英美尊重科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学技术是美国发明创造的；学习苏联是教条主义；过去齐鲁大学办的很好，培养了许多专家，现在医学院是一团糟，要求回到齐鲁大学。这封信显然和右派分子公开攻击该院党的领导相配合。
目前大专学校最大的问题是学校领导上对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觉悟不高，怕搞乱了糟了，以后再来个平反；觉得既然号召人家放，放出来又批评人家，有点不近人情，怕影响团结，怕教授辞职引起学生闹事；因此对右派分子有些温情姑息。目前山东医学院党委书记对张汇泉是否应划到右派还表示怀疑。
（三）省委二十—日会议的打算。省委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有不少党员干部对反右派斗争认识模糊，发动群众不够，对中间分子争取工作做的特别不够，因而有些中间分子没有向我们靠拢，右派在群众中还没有孤立。因此，省委准备根据中央最近指示：第一、立即做好对民主党派和大专学校的左、中、右的全面排队。第二、在下星期一向大专学校党员干部做一次报告，对机关党员干部的报告往后放一下再做。第三、在下礼拜二召集大学教授和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派代表人物做一次报告。第四、由省委先帮助一个大学做好对学生和教师的报告。第五、派谭启龙同志到青岛帮助青岛市委进行以上工作。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徐平汇报）
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议，已于十九日结束。会期共十五天，出席六十二人，共发言九十七次。会议中暴露出的右派分子，主要是高振声和陈国璋两人。高是省工商联副主任兼秘书长、民建省委委员；陈是保定市副市长、省工商联副主任兼保定市工商联主任、民建中委、省副主委和保定市主委。
高的主要论点是：（一）既然是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只能争取向这方面走。（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现在只能表现在思想上，象“五反”时的那些消极行为已不可能再犯了。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的具体表现，是教条主义的。（三）企业公私合营后，公家与资方的矛盾已解决，应改变公方与私方的称呼，以提高私方的积极性。（四）公方不应再强调阶级立场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以维护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五）工商联没有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高在会后还向人宣传：章乃器是硬骨头，是打不倒的；现在已不是喊万岁的时候了，等等。陈的论点大体上和高类似，但不像高的论点那样明显、突出。
在工商界座谈会议上，主要是集中对高进行了批判。当省工商联主任吴蕴山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民建中央批判章乃器的情况后，左派情绪很高，喜得他们自己作对了。他们同意对章乃器的处分，但也有的人觉得停职还不够味，认为应该撤职。有的说章乃器的毒气可不小，应该好好地整一整。有的人要求省里应该效法中央，也应该对高处分一下。中间派已积极向左派靠拢，并向左转。如张家口孙治安，过去认为章乃器的言论有道理,现在则说是糖衣炮弹，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唐山李雨时揭露高振声曾批评领导说：“骑驴不知赶脚的苦”。有的中间分子说的话比左派还左，当面指斥高为右派。也有的中间分子表现有点害怕，如启新洋灰厂厂长陈达有说：对自己必须和风细雨，就是这样也已经不是轻松愉快的了。右派表现分化，高已相当孤立。刘绍兴原与高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在也对高进行了批评，并揭露高在暗地里散播说，批评他的意见都是“个人成见”。许蕴珊也揭露说，他原想发表支持章乃器的意见，有人劝他勿讲，但高却支持他讲。陈国璋目前也软了，已作检讨，并到处问人们对他检讨的意见。
目前高振声的态度仍很顽强，思想转变很少。说对他的批评是个人攻击，说河北日报是断章取义、扣大帽子，对劝说他的人说：“你说服不了我，我倒可说服你！”说别人是“硬往墙角里挤他！”把他当典型。说他可以搬铺盖卷，以表示他不接受批评的决心。省委的意见：继续对高进行批判，绝不轻易放过。
又据保定市第一、第二中学和石家庄第一中学报告，他们最近都接到了所谓“江苏省苏州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盖有印章。其内容要点是：（一）反对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考大学；（二）反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成绩在四分以上者，保送大学的规定；（三）农村不需要髙中毕业生。学校的意见：准备向学生进行工作后（因有的学生已知道），由学生写信给以反驳。
另外，关于十九日的汇报，有下列更正：“胡思杜是胡风的儿子”，应改为“胡思读是胡适的儿子”。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茹洪生汇报）
各机关对前一阶段鸣放中暴露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抓住一些重要的问题，开展争论，明确是非界限。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党内、外有许多人对这一新的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政治上感觉不敏锐，立场不明确。过去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很多都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事实虽然提的对，而观点却不正确，暴露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右派反动言论。
根据以上情况，省委作了如下部署：
一、认真组织学习主席的报告，向广大党、团员和群众讲清全国、全省反右派斗争的形势，把反右派斗争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二、分类分别采取措施：从目前情况看，有如下三种类型：（1）机关内部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对领导的批评意见也大都是正确的，只是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和要求不恰当。如省委机关、省工会、妇联。这一类机关主要是认真学习主席的报告，通过讨论提高思想认识。（2）主要是善意的意见，但也夹杂着少数右派分子的言论。如省人委的一些机关。这一类机关主要是组织学习主席的报告，分析情况，继续争辩，明确方向，辨明是非。（3）右派分子较多的机关。如城市建设局、银行、邮电局等，也就是留用人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这一类机关主要是学习主席的报告，对大家所提的善意的意见，能改进的即迅速改进，不能改的解释清楚，争取统一思想，主要是向党、团员讲清一致对外的问题。
在向右派斗争中，一般的不点名，必须点名的要经省委研究批准。
此外，目前有少数工作很忙的机关，如省委统战部和文教部门，暂缓整风。还有个别右派势力很大的单位，另作研究。
三、目前反右派斗争的关键，是首长负责，加强领导。为了作到这一点，省委召开了各厅、局党组书记会议，从形势到方针、组织领导到具体方法，都作了布署。其次，是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布置，然后分别召开各单位的党、团员会议（投降、动摇的分子不参加）。再次，是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右派分子不参加）。
各民主党派内部对右派的斗争，以揭露右派分子杜迈之（民盟候补中委、省秘书长）的反动言行为起点，正在逐步展开。从六月十九日起，民盟省、市委员日夜召开座谈会议，进行对杜的斗争，并得到民盟湘潭市委等组织的拥护。民革省、市委于二十日召开了会议，讨论并通过决议，要向右派展开斗争。民建、九三等组织，也正在酝酿如何向右派作斗争的问题。与此同时，有些高等院校的民盟组织也开始了对右派的斗争。
民主党派内部的斗争，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杜迈之看到民盟左派张鹤皋在新湖南日报上写的批驳他的文章后，就当面责问张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但他马上受到群众的严厉驳斥，杜不得不步步退缩，企图以整风不误工作为口实，草草结束对他的斗争。最后在群众的压力下,杜虽然承认自己是和章伯钧在一条线上的右派分子，但未作深刻检讨，更未吐露任何具体事实。
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有一部分人极力为杜辩解、开脱，他们说：“杜有责任，民盟常委也有责任”；“杜虽有右倾言论，但不一定就是右派分子”；“民主党派整风也应当是和风细雨地进行”，不同意这样斗争杜迈之，说：“要这样搞，还不如解散民盟”。另有一部分人，则沉默不语，消极抵抗，有的人甚至不参加会议，中间派，一部分开始靠拢我们，参加斗争；一部分恐慌动摇，怕连累自己，怕惹火烧身。左派腰硬气壮，斗志旺盛。右派分子在民盟内部的领导地位已开始动摇。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省委于二十一日上午开常委会，分析当前运动的情况。现在看来，右派的观点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教授中，有许多人表示不愿积极参加反对右派的斗争，希望按期放暑假，放假后好下乡、下厂和搞著作。农工民主党开会时，除对章伯钧表示了一下态度外，对本省组织内的右派未表示态度；民盟会议上，揭露的问题也不多，只在基层单位如杭州二中揭露了一些材料，在大专学校中未揭露出什么问题；民革的会议开的较好，批判了右派吴惟平、叶芳（起义人员，农业厅副处长）；民建开会时，只对章乃器批评了一下，未触动到本省的右派。
在党员中，一种是对右派认识不清、甚至同情右派，认为葛佩琦是反党的，章伯钧特别是储安平的话，还有些道理；一种是表示不同意右派的议论，但也觉得右派的话说着了我们的一些缺点，不好反驳；少数党员认为党外的批评都不对，都应该打回去。
在中间派中，过去对我批评时有过分的地方，有的同情右派的观点，现在对反右派有顾虑，在进行反批评时不勇敢。目前左派的力量尚未形成。
省委作了如上分析后，指出过去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作的工作少了。对大专学校左、中、右的队没有排清。过去大专学校的干部（除党委书记外），一般都配备的弱了一些。
近半年来，民主党派活动得很利害，以民盟最突出。如浙江医学院，一九五六年底民盟只有十二人，现已发展到三十七人，他们把肃反中被斗的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分子都拉进去了。又如省食品公司，在大鸣大放前只有两个盟员，现在已发展到十六人，其中有五个是国民党员，该机关在工会改选时，把所有党员都选掉了。
省委对今后的措施：
一定要争取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在大专学校中一定要把右派的政治资本驳净。决定把考期延至七月二十六日。大专学校的党委书记要向全体员工作报告（内容是按中央电话会议布置的精神），并找左、中分子个别谈话。把大专学校党的力量动员起来，要特别注意新发展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
地、市委过去普遍未搞鸣、放（主要是搞增产节约），近来地、市委机关干部的思想很混乱。星期二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将电话会议上彭真同志的报告传达了一下，并确定学习这一报告和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结合批判右派的言论。
省级机关，已经大鸣大放的单位，也向全体人员作了报告，但在机关中一律不点名；未放的单位只学习毛主席的报告。
省委决定在报纸上公开批判的有三人，即吴惟平、叶芳和宋云彬。
省委分工如下：书记李仲平及省常委陈惟达、吴宪负责大专学校方面；书记林乎加、秘书长丁涛、宣传部长李之先负责报纸和宣传方面。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负责人钟儒汇报）
总的情况是：继续排队，组织队伍，进行反击的准备工作。昨天已有个别单位开始反击。
高等学校正在进行以下的准备工作：（1）学校的领导干部向群众作报告，接受群众正确的批评，把已经改正的也向群众作个交待，并从正面向学生讲明阶级斗争的问题，此项报告昨天已大体作完。（2）以支部为单位分别进行活动，对右派人物进行分析排队，党员分头找中间分子谈话。（3）学校领导上，就全校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排队，并研究突出的反动言论，提出批驳的办法，给党、团员以思想武器。学生中的党员均反映忙的很，未能坐下来好好看些东西，以反击右派，他们说：“我们是立场坚定，肚子空虚”。因而学生要求给他们一定的学习时间。（4）抓住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宿舍被炸事件，组织了学生的控诉会，效果很好。上述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作的好的，如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个班，七十五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的人向左转，过去是中间状态的人，不少也都向左转了。一个中间分子说：“过去我也是出大字报的，现在才知道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党虽然有缺点，那只是美中不足，不能说是制度问题”。但还有个别右派学生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如天津医学院四年级的杨漪原（团分支委员）说：“过去没有共产党，不是也一样生活吗？即便蒋介石回来了，也还不是中国吗？”
工程技术人员：国营系统单位，昨天已开始转入反击右派的争论，其他单位须在二十三日以后才能开始。市委吴研农同志于二十日召集了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批判了王贵丘（民用设计院工程师），有的中间分子还回忆对比了过去和现在。整个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动态是，右派退缩，改变了过去的说法。如郭仲勋过去曾说“共产党是项羽的办法”，现在则说他所指的是他们处里的领导，不是说整个党都是如此。也有的承认错误，向我靠拢。中间分子已初步划清思想界限，开始向左转，但有的则怕把他划成右派，向党员打听右派的标准是什么。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省民建召开全会，通过反对章乃器的反动言论致中常委的一封信，要求给章以组织处分，并对张东野（省副主委）的谬论展开批评。民盟已召开三次会议，批评章伯钧、罗隆基，并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章、罗的问题，但对省民盟内部右派的批评很少。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会议上，主委李湘若、吴建东（秘书处副处长）和安事农（一般成员）公然为章伯钧辩护，说章的政治设计院“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是高级政治设计院，章提的是低级政治设计院，对国家也无甚害处”。吴还说史良的讲话是一面之辞，“要章出来讲话后才能明是非”等等。这些论调当场遭到尖锐的反击，认为李湘若是在混淆是非，并提出李与章的关系甚密，要李揭章，认为吴可能参与章的反党活动。李、吴在压力下，初步承认了错误，但并未认真作检讨。李与章有十多年的交往，他只说对章有个人崇拜，至于李、章间的勾结，一字未提。
二、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波动甚大。矿业学院中的无党派教职员说：“你们领导上如此反动，你们应立即停止活动”。合肥市师范专科学校中有的进步分子讽刺民主党派的一些成员，但也有些落后分子说“章伯钧等是好样的”，弄得他们啼笑皆非。农学院徐长康（副教授，农工党）说：“农工党中央应赶快表示态度，是拥护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若再不表示态度，我就退党。”另一教授段佑之说：“我参加农工党，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改造，我不是为了拥护章才参加的，若不开除章，我就退党。”
三、不少右派人物都在退缩，企图蒙混过关。民革成员李海（矿业学院），十四日还提出“要当人事处长”，十六日就收回，并宣称要退出民革，说民革不好。九三的赵伦彝（农学院）过去提出应将唯唯诺诺的人撤下来，提拔一些敢大胆提意见的人，现在则检讨说：以前所说的话，是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不高的原故。民盟省委由童车五（宣传部长，右派）以主委陈荫南名义投稿安徽日报，大谈反对章、罗，而对本省的右派只字未提，民建张东野对政协副主席（党员）说：“我错了，要劳改了，请你好好照顾我的孩子和老婆”。他又在工商联副主委（党员）面前说，要辞去合肥副市长与民建副主委的职务，并到处探我气候。但农工党李湘若还在医学院、矿业学院发展成员，还将医学院右派分子王寿昌提拔为该校农工党的负责人。李还宣称不要对章等争论，以免引起该党内部分歧，因此下面有些成员就说：不要作无益的争论，以免影响我们内部的团结。师范专科学校闹事的主使人刘林（民盟），在请求童车五回校后，立即改变策略，要大家不再鸣放，争取主动，并提出“党委应承认学生提出罢课的要求，是健康的”；“反批评后，无人再敢讲话”；“学生写大字报是他们太年轻，应该原谅他们”，等等。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周健生汇报）
工业企业管理机关中的鸣放情况：省一级十几个工业管理机构，在前一时期鸣放中，放出的主要是工作方面和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即组织讨论，并结合报纸上的一些反动言论进行座谈，这才真正鸣放出一些东西来。现在各单位鸣放的发展还不平衡，估计抓的紧，还可以放出一些东西来。
最近，工程技术人员中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除同全国各地所暴露的相同外，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1）主张在企业内不要党的领导，他们说：“在生产技术上有工程师，生产上有工人，还要你们共产党干什么？”（2）认为“过去一长制还算有个制度，现在是一党制，你们还制什么？自从加强党的领导以来，是越领导越坏”。并提出企业要由党与非党联合领导（3）认为“共产党开始还可以，以后就越来越不象话了”。（4）说秀才（指我们在企业内的干部是高小学生）领导不了专员（他们是大学生）。（5）最近为了加强党委在企业中的领导，曾调整了一些党委书记，他们对此也不满。如说：“增加书记是增加了几个饭桶”。有的在公开场合就当面污蔑党委书记，如化工公司党委书记在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说：“我水平低，讲不好，有不妥之处请大家研究”。接着有一个人就插话说：“你水平低还讲什么，现在正精简机构，你干脆回家吧”。此外，在讨论其它右派言论时，有人说我们沉不住气，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是一棍子打死，说我们的党员是：“阶级斗争很尖锐，爱国思想不灵敏，国际主义冲淡了爱国主义，耻之于人大矣哉！”有的说：“共产党是独裁，是愚民政策，比国民党还厉害，享福的是党员，受苦的是群众，现在我才体会到共产党真是先甜后辣”。还有的说：“马列主义不用学，斯大林学了很多马列主义，结果死后还挨批评”。发表这些反动言论的人，主要是一些青年工程师、新提拔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而一些老的、有社会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则没有讲话。我们党员在反驳时，表现软弱无力，有的同志平常连报纸也不好好看，连反动言论的含义也弄不清楚。如人家说“党天下”，有的党员还说：“对呀，现在当然是我们党的天下”。
工程技术人员中左、中、右的排队正在摸，根据有些单位看来，左派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是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不等。
（山西省委工业部副部长柴守约汇报)
民主党派揭发右派分子反党言论和活动的情况：民盟二十一日下午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到会五十余人，有十六人发言，因事先经过了较充分的准备，因此，会议开的较好，反映了一些较重大的问题。李隆术揭发了舒军（民盟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委员、组织部长）传达今年四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右派的一整套纲领，其要点如下：民盟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党派，中心工作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中右派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有权威思想的人怕垮台；教条主义者没有本领，只能砍三把斧，不能打持久战；机会主义者站不住脚；懒汉不肯作艰苦的思想工作，他们对鸣放都有顾虑。同时，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如下的具体作法：（一）宣传政策，解除顾虑。（二）对教条主义、权威思想，民盟盟员要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带头破除迷信。（三）盟员要大胆地鸣，带头地争，要有仁人志士的精神，要学章太炎、邹容反清的精神。（四）民盟组织要帮助被戴上帽子的人，作摘帽子的工作。（五）民盟组织看见有人被包围了，要发救兵，作解围的工作。（六）民盟组织要作政治保险的工作。（七）民盟组织与盟员要组织学术问题讨论，培养自由讨论的空气。（八）民盟组织要开辟争鸣的阵地。（九）帮助盟员解除在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困难。（十）民盟组织可以作文化服务工作，要多加联系，交流情况。
市委认为前面那些分析，是民盟对我党的看法，后面十条是对付我党的斗争策略。根据近几天市委与学校党组织联系的结果来看，这些策略在重庆各大专学校已基本上实行了。
范中原、秦一百等还揭发了舒军在这次鸣放中的一些活动，舒军说盟员要将群众引出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号召群众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另外，舒军与李康还修改肖华清（左派，民盟重庆市主委）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强迫肖华清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说民盟没有什么问题，以掩护右派退却，他们还强迫市民盟副主委金锡如（重庆大学教务长）对市委统战部鸣放，金表示对统战部没有什么可放的，他们就强迫他对重庆大学党员校长郑心群鸣放，当他表示也没有什么可放的时，他们又强迫他对重庆大学党委副书记宋殿宾鸣放。
市委估计，民盟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决不止这些，因此，决定二十二日下午继续开会揭发，并把已揭发出来的问题，交大专学校的基层组织去讨论，讨论以后，再拿到市民中进行讨论。现市委已通知各大专学校的党组织，抓紧这一工作。这样，上下内外一齐“挤”，来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民革的火力依然对准着金绍先打。在农工党召开的准备会上，与罗隆基关系密切的人，揭发了罗过去与马歇尔拉关系的事实。彭伯通揭发章伯钧在民盟中央会议上说：“我们民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随时代和情况而变化，如象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一样，我们必须树立民主党派的‘党格’”。
各大专学校和市、区级机关反击右派的情况：各大专学校反击战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二十四日就要接火。区级机关已转入争辩阶段。市级机关的进度仍然参差不齐，情况有好有坏，现在正进行组织反驳。
二十日全市党员活动分子大会后，反击队伍气势很壮，在一小部分单位的前哨战斗上，发现有的人充分体现说理精神不够，有的在压人，但也有个别单位至今尚未组织好反击战的队伍。右派正在分化，有的且战且退，有的交械投降，有的明知走不脱，就耍死狗。由于左派在运动前的被压抑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次反击战一上火线，战斗就很猛烈。有相当一部分中间分子怯战，有的闭口不言，有的认为我们有些过火。
市委的部署：市委正在抓紧研究以上情况，以便及时帮助下面战斗，同时具体掌握右派分子的名单，督促各单位解决一些现在能够解决的问题。教育积极分子坚持说理斗争，以便迅速争取和安定中间分子，最后战胜右派。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省委向省直机关，地、市级机关干部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后，大多数机关都展开了大放大鸣，赣南区党委、南昌地委、吉安地委的三个直属机关也已决定在下星期开始大放大鸣。上饶地委部分单位已成立了研究小组，分析研究鸣放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庐山地委机关的非党干部对鸣放有三种态度：（1）诚心诚意的帮助党整风。（2）看到别人都参加整风，觉得自己不参加不好意思，也只好参加。（3）出于好奇，参加整风，为了看看底细。九江地委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非党干部不愿参加整风。不少非党干部认为党在开始收了，自己也开始退缩，原来意见很多或心怀不满，准备出气的人温和下来了。省卫生厅前几天鸣放时每天都有六、七十人发言，在二十日鸣放时只有三人发言。有不少人要求退回或修改已交的发言稿。
在省直机关发生了个别领导干部压制批评的现象。如航运局某副局长，当有人批评他的爱人有点象国民党的官太太时，他便表示气愤，并追查这个意见是谁提的。省工会一部长看到批评他的大字报时，也追问是谁写的。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邵明才汇报）六月二十四日
湖北 本省四个县和湖南省的两个县，正酝酿在两省边界上组织暴动。我公安部门正在侦察，现已有了头绪，案情甚为复杂，详请下次再报。
此外，湖北师专，发现了国民党的反动传单，内容是八月间美国就有大量军事援助，那时就可发动向大陆进攻，等等。传单署缄国民党代理人。
省委向中央请示如下两个问题：
(一）目前有不少同志对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界限弄不清楚。省委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解释：“所谓右派分子就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言论的分子。右派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反革命分子，则不仅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而且有反革命行动，如搞小集团，进行破坏活动等。这种人不管他同其它反革命组织有无联系，都可看作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解释由各级领导内部掌握）。
(二）省委同志认为在运动中最好不要把有反动言论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学生或是劳动人民子弟的学生划成右派，当然对他们的反动言论应进行严格的批判。
以上两个问题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省委于二十一日召开整风检查会议，参加的单位共有六十六个，其中运动开展的好的单位二十四个，仅仅放出一点问题的单位十八个，运动还未开展的单位二十四个。按现在的情况看来,文教系统的问题较多，省直党委系统的问题最少。省委认为有些单位运动未开展的原因是：领导束手束脚，怕犯错误；领导干部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怕问题放出来批评自己；对整风运动的认识不够。省委针对以上情况作了具体的布置。
和右派分子斗争的情况是，右派分子企图逃避斗争，表面承认错误，表现收缩，我们已在省的报纸上开始批判右派分子。
党内的问题，主要是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在斗争中有的为右派打掩护,对政治关心不够。如有的单位有一半人对报上的有关问题不知道，认为我们发动人家批评我们，现在人家起来了，我们又进行报复，也有的同志采取简单的行政方法同右派分子作斗争。党内的具体情况，经检查的八个单位，八百七十四名党员中，左的占百分之四十八，中间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右的占百分之六点七；一千零四十三名团员中，左的占百分之十七，中间的占百分之六十七，右的占百分之十五。党、团员中的右派分子包括以下五种人：公开反党的人，提出退党、退团的人，叛变党的人，对党的各政策不满的人和同情右派言论的人。
处理解决问题方面，各部门都组织了研究小组，但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如矿务局，群众提出改选工会，结果委员中原来有三个党员，改选后十一个委员中仅有一个党员，而且还是免强选上的，还有一些制度的改变，不够恰当。这些问题已引起省委的注意。
(甘肃省委王秉祥汇报）
（一）民主党派的情况：民盟省、市委决议，要求撤销章伯钧的职务。农工党批判了云应霖后，云采取顽抗态度，强调自己是市的副主委，负领导责任，说开会斗争他不妥当，并说他并未计划在农工党内进行整风。现农工省、市委正准备撤销他的职务。
目前，右派分子仍很嚣张，没有低头，中间分子还有顾虑，担心民主党派内部会分裂，说我们是“放、收、整三部曲”，怕整到自己头上来。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尚未发动，内部整风队伍还未形成。
(二）高等院校的情况：鸣放高潮已过，除了有些人仍对肃反和工农生活问题提些意见外，再放不出什么来了。现在一般的都在组织边查边改。工业学院已分别组织了肃反、工资福利、教学与研究等问题的研究处理小组，院负责人、党委同志都分别参加了。对肃反对象都作出了结论，并交本人看过，征得其同意，群众对此很满意。
(三）机关的情况：（1）继续发动科、处级干部参加鸣放；（2）继续组织辩论会。如公安局组织四百多人参加的辩论会，争论肃反问题。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一）自从开展对右派的反击以来，大多数非党干部都能正确的认识这一问题。并持正确的态度。但也有少数人（包括少数共青团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并且散布了一些反动言论。有的人对章伯钧、储安平等是否是右派，还抱怀疑的态度，他们说：“储安平很早就到了解放区，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有的人对组织民主人士讨论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满意，质问我们“用意何在？”有些人为章伯钧、储安平等辩护，说：“储安平的发言是正确的，有根据的！”“是一付良药”说储真不愧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有的人对反击右派十分不满，说我们是“口蜜腹剑”，“不让非党群众整掉党的三大主义”。并说：“现在已不是在整党，而是整民主人士”。有的人则表示：“今后说话要慎重考虑，说错了，可了不得”！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一个团员写了发言稿送科长审查，问：“这样说行不行？”科长说：“用不着审查，说什么都可以。”结果，他就没有敢发言。
（二）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有以下二点反映：说：“讲的都是教条主义，没什么新的内容。”一说：“以后不能发表反面意见了，超过六条标准，就要挨斗。”一说：“为什么这篇文章和过去口头报告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了？”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克浣汇报）
总的情况无大变化，主要是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当前的几个情况：（一）各地民主党派都在开会，批评右派。右派有的还有气焰，互相辨护（安东市）；有的孤立了（营口市）。鞍山、锦州、沈阳等市的民主党派对右派已展开批评，但批评其中央右派的言论多，而批评本市的少，批评已讲的言论多，揭发内幕的少。营口市民主党派一负责人吕铮（市卫生局副局长），大家集中对他进行斗争，他坐卧不安，草率检讨，找我们谈话，主要顾虑是怕丢官，以后不容易工作。在学校中，个别右派还进行反击，采取的方法是（1）不到会；（2）抓批评者的小辫子（历史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三）避免答复问题。
（二）九三学社有些嚣张，打算乘机发展组织。沈阳市九三副秘书长郑大元说：鸣放中九三社员立场稳，民盟出了毛病，许多人想参加九三，九三要发展组织。金属研究所干部葛庭燧，建议九三成立监督党整风的组织。
（三）民主党派成员有的感到灰溜溜的，不少人后悔自己走错了路，参加了民主党派，有的已想退出。营口造纸厂技术员中有十二个民主党派人员，就有九人动摇，鞍山有人写信申请退盟。
（四）左、中、右派的底，几个市都在摸，还没有完全摸清。其原因是：平常没有很好掌握，右派与中间派的界限很难划分而且目前又变化很大。
（五）中间分子目前有顾虑。旅大反映中间分子不谈话，主要是对右派言论界限不清；过去发言过火只怕把自己划成右派。沈阳大专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中，有的已把右派与中间派混起来打击。师院在斗争右派时，发生打架、摔碗的现象。省直机关也有中间分子找领导谈话，查记录，撤消意见等情况。
（六）在工人中进行座谈。（1）组织老工人座谈；（2）题目集中在是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3）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这样做很有力量，对青年工人的教育意义也很大。
（七）沈阳市街头发现反动标语，已加强公安工作。
（八）各地机关已着手进行改进工作，沈阳市委已成立研究处理组。
（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戚强广汇报）
（一）汉阳中学学生闹事的情况。汉阳中学有教员四十六人，学生一千多人，政治情况很复杂。教员中六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十七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次闹事中主要是反革命分子造成的。闹事的经过是：十一日上午，三年级四班化学教员李穗（右派）上课时对学生说：今年招生名额很少，一个班只能录取一两个，要学生好好学习。当即就有个学生喊道：“同学们！李老师的话，证实了我们所得到的消息”。随后，全班学生便一齐哄出教室。这时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右派）赶来向学生说：“韩校长那里有文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能升学，你们去看吧”。并煽动学生拥向校长室。此时，学生中有的喊出要准备罢课，有的把事先写好的标语贴出来，标语的内容是：“打倒中央文化部（疑是教育部），活捉张奚若”，“苏联人滚出去”，“到台湾去升学”，等等。接着有些学生大肆造谣、煽惑说：武汉学生罢课取得了胜利，招生名额增加了一万人，反对政府对待小城市的不公平态度。随即集合学生到县政府去请愿，并喊口号：“县长是一只假道德的野兽，是执行指示的走狗”，“要求全国统一招生，消灭全国差额”，“毕业就是失业”，等等。另一部分学生到县委会，经县委书记解释无效，后秘书处处长出来说话，指出学生写反动标语是不对的。学生中即喊出：“上官处长骂我们是反革命”，于是全部学生起哄,把秘书处长和另一干部捆到学校。在学校花园中举行的斗争会上，学生要秘书处长交出枪支，并查问他为什么把学生当作反革命分子？这时校长赶来向学生讲话后，才替秘书处长解了围。十二日，学校党委组织教员到学生中进行解释，杨松涛等又趁机进行煽动，对学生说：“你们闹得对，老师们支持你们，你们要选出代表有计划有组织地闹”。十三日，闹事的方式就改变了，喊出：“共产党万岁”，“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并再次到县人委去请愿，要求公布今年的招生数字，县长答复是百分之二十六（全孝感区控制数）后，杨松涛又煽动学生要求县长公布全国统一招生数字，县长未答，就又起哄，还动手打了七个县干部（其中一人重伤），搞走和损坏五部自行车，打坏一部电话机。
十三日，县委会找了几个学生谈话，有的学生趁机造谣说：县里打了学生。学生又再次去打县干部，正好工人们来了，才把准备打人的学生赶出县政府。农民也把标语贴到学校门上，反对他们闹事。在群众压力下，学生不知怎么办？杨松涛便又出主意，要他们把县长抓起来，并捣毁发电厂。
十四日，学生上街，要求市民支援，造谣说：一百多个学生被工人打了，有一个学生被打死了。同时，确定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1）派二十个人去省里请愿；（2）派六十个人到县里请愿；（3）捉拿县委书记和县工会主席；（4）坚持要求全国统一招生。此外，要捣毁发电厂、县公安局、兵役局和粮食局。省委得知此消息后，即派人去学校召集教员会议，指出如果再闹，就先逮捕教员，这才初步缓和下来。
値得注意的是，闹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杨松涛（已逮捕），家庭是地主，这次他所进攻的对象，大都是土改中领导群众、向他作斗争的人。如县长韩建勋是土改时的区长，校长韩茂林是那时的公安员，被打重伤的丁玉乔是那时的工作员。现地委、专署已组织六十个干部至该校进行工作。
(二）大专学校目前有右倾情况，认为民主党派的批评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容许知无不言,容许放毒草,现在这样来反击他们好不好呢？原系湖北商业学校毕业学生的百货公司某职员回到商业学校煽动了学生罢课，学生们在校外贴了许多反党反领导的标语，被过路的工人撕了，学生便打这个工人。学校党委对学生打人这件事不闻不问，对省委的指示也未执行。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一、天主教上层右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在教徒中间分散地秘密地散布谬论，孤立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夺取领导权。他们的活动主要有六个方面：（1）歪曲宣传龚品梅等不是反革命集团，而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政府搞错了，并鼓动教徒群众要求释放龚。（2）否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准备向上海军管会申请翻案，理由是：不能以北方的圣母军反动，就说整个圣母军反动；共产党内有反动分子，不能说整个共产党反动，圣母军内有反动分子，也不能说圣母军的组织反动。（3）要求和梵蒂冈发生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王育三（上层教徒）和王克谦（天主教杭州总分堂负责人）交换意见，要向政府要求我国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说梵蒂冈和台湾建交是不得已的，不会反对和大陆建交。任玉鲁（华北五教区联合驻沪办事处负责人）说：梵蒂冈是头，我们是身体，不可分割，政府不许我们同它发生关系，是不对的。（4）要求办教会中学,开宗教课，出版刊物。（5）要求对教会财产给以赎买，要求发还学校、医院的产业和设备（如上海广慈医院），说：政府对工商界赎买，对教会的财产也应赎买。又说：政府不同意外国汇钱，又要我们自办，发还财产是名正言顺。（9）鼓励修生、修女和青年教徒出国去“深造”。现已发现教徒以就业、探亲、访友等名义申请到港澳去的有十二人。葛寿平（上海教区一主教）就曾资助一教徒到法国去读书。
二、民盟沈志远作了检讨，并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事情，已经登报。沈今日找了一些盟内党员和左派分子,商量开常委会的事，准备成立一个反右派的核心小组，并研究对陈仁炳、彭文应、陆诒、许杰等人的组织处理问题，市委统战部已告他最好暂时不要这样做。
三、中兴磁钢厂私方厂长张启淼，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总结发言和在宣传会议上讲话的笔记本，找一职员抄了一份，并油印了四、五十份，发给科室人员每人一份，还卖给了其他资方人员，每份五角。现正向张追查笔记本的来由。
四、市委正加强对中间分子的工作，柯庆施同志昨日找各方面的中间分子座谈后，反应很好。他们说是过去糊涂,现在明确了,感到柯庆施同志的态度很恳切。市委准备由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再分别和各系统的中间分子座谈。
（上海市委上海局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
省直各单位反对右派的斗争，大体上有如下三种情形：（一）右派已明显暴露，领导很强，中间分子大量投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右派完全孤立。（二）右派也已暴露，但领导软弱，中间分子基本未动，右派未孤立，有的仍很嚣张。如民革、水利厅设计院和城市建设局设计院等单位。民革的反右派斗争，是由刘旭初副主任领导，刘系中间偏右分子，领导无力。现驻省委员梁换民（左派），虽参加斗争，但也无领导能力。因此，民革右派分子如任天放，虽经过批评，但不仅不承认错误，还继续解说他的观点，多方进行狡辩，要求人们要从本质上来了解他的发言。水利厅设计院还有六个肃反对象，公开联合攻击领导，并背地散播反动言论。（三）右派还未暴露。这些单位中，有的单位内部还发生混乱。如省人民银行副处长沈益民（党员），在鸣放中曾领头批评行长，现在领导上又组织对他进行反批评。有的单位因群众给党员提了意见，党员就又批评群众。有的单位甚至因有人批评了一下提拔干部不够合理，就说人家和章、储相同。这些充分表现了方向不明，界限不清。
目前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领导干部和许多群众，对当前形势认识不清，麻痹大意。如交通厅刘松（过去曾给日本人作特务）在会上发言说：“共产党名义上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共产党除了毛主席外，就没有好人。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是靠欺骗过日子的”等等。但是，该厅一处长听了，还认为没有什么，也不向组织汇报。木材公司经理，对任天放这个明显的右派，也不过问。许多干部对反右派的斗争有抵触情绪，有的说整风未完又肃反了，有的说还没有改进工作，就又进行反批评了。卫生干校讨论李同伟（大右派）的论点，有十二人表示看不出什么毛病，四人表示同意，只有二人反对。第二工业厅有一工程师批评葛、储，竟有几个共青团员反对这一工程师的意见。
省委意见：根据彭真同志在电话会议上的指示，准备采取如下部署：（一）加强反右派的具体领导。省委拟分三个战线，即民主党派、大专学校和省直机关，分别进行工作。设法调整民革的领导力量。针对上述情况，强调必须打得准和打得狠。其具体办法是：（1）要求各单位对右派排队。已明显暴露的就按标准划分；还未明显暴露的，可划作“考察对象”，不立即进行反击，由领导掌握，通过争辩逐步定型。（2）凡各单位要指明为右派者，必须经过省委批准。同时，省委准备研究并划定几个中间偏右的典型，以供各单位参考。（3）既要防左，也要防右。要求各单位克服麻痹思想和加强改进工作。（二）右派暴露还不明显的单位，一方面应引导群众进行争论，从争论中暴露右派；另一方面则应发动群众揭露右派背地的活动。为此，就必须组织群众认真学好毛主席的报告，并应分别开好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和有代表性的中间分子的各种会议，借以进行思想发动，教育大家认清两种不同的斗争，按照六条标准认真检查和揭发右派分子。同时，为了发动和团结中间分子，各单位领导上应该尽速进行一次初步检讨，表示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并尽可能改进自己的工作。（三）对明显暴露的右派分子，应充分组织力量，抓紧具体人物，彻底进行反击。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李艺琪汇报）
省委于二十二日召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和党员院校长会议，检查了各院校反右派斗争的准备情况。各院校已在教师中进行了摸底、排队工作，划清了左、中、右的界限。中南矿业学院，讲师以上教师有一百四十七人，其中：右派十九人，占百分之十二；中间派一百零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左派二十人，占百分之十三。医学院副教授以上有四十一人，其中：右派六人，占百分之十四点六；中间派十九人，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左派十六人，占百分之三十一。
各院校初步划出来的右派分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开发表反动言论,如赵天从在运动中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当前局势的声明”的反动文章，主张抛开肃反五人小组，另外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直接来处理肃反的遗留问题，并说共产党独裁，民主党派是花瓶等。另一种是虽未公开发表过反动言论，但在背后支持反党活动。如医学院院长凌敏猷（民盟）强调十一人小组（运动初期为了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而成立的，以党委书记为首，吸收学校各方面人士参加)，应有实权，企图以此来代替党委会；矿业学院陈新民（民革），在幕后指示右派教师周道隆、胡为柏等公开写文章，支持右派学生李震亚等组织的反动小集团“解冻社”。
根据以上情况，省委指示各院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应抓住以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在党内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目前党内中层骨干中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认为党内思想是一致的，用不着动员，而实际上，是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如有人认为党外人士提出的问题都是事实，看不出什么反动言论；怀疑反击右派是否符合“言者无罪”的精神，说原来请人家来帮助我们整风，现在又要批评人家，是不是自打嘴巴；有的认为储安平只说了个“党天下”就整人家，是否对民主党派要求太高了；还有的认为右派分子都是些有能力的教授，反击后是否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等等。
二、实事求是地作好排队工作，争取中派，打击右派。最近中派情绪不安，怕连累到自己。右派中有的由狂妄变为沉默，有的向进步分子“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要和右派划清界限,但也有少数右派分子坚决顽抗，继续发表反动言论。如农学院右派学生王本安（父亲被镇压，母亲被斗死，本人在肃反中也被斗争过），二十日张贴了“蒋总统万岁”、“艾森豪威尔万岁”、“反共救国”等反动标语，另一学生李恪德，二十一日起绝食，估计可能是为了逃避左派的反击，而使出的新花招。师专还有人继续用假名字出大字报，对进步分子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各学校正在争取和安定中间派，准备反击右派。对右派的反击，拟选择反动言论较明显、材料较充分和为一般群众所公认的右派分子，进行有力地反击，作到旗开得胜。
三、充分收集和掌握右派的材料，以便在战斗开始时，使右派没有反扑的余地。
从二十三日起，各院校根据省委指示的精神与本校的具体情况，从党内到党外作了战斗动员；有的确定先从小的零星的战斗开始，有的确定一开始就集中火力向重点分子发动进攻，现各院校都已投入战斗。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总的情况：经过一段组织准备之后，反右派的斗争正在展开。左派已认清了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战斗力在逐步增强。中间分子已开始向左转。右派已开始分化。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教授中比较差，农工民主党和九三也较落后。
各高等学校，已于二十二日开始转入批判本校内的右派分子。经过排队，天津大学排出五个批判对象，河北师范学院两个，南开大学在批判谭天荣的过程中，发现了四个同谭有密切关系的人，其中一人是党员(桑健，历史系调干学生）。在教授方面，河北师范学院已开始对教务长聂国平、美术教员王寿杆进行批判。
民建和市工商联已开过九次会议，批评右派言论，局面已开始打开了。前三次会议上，群众还未发动起来，发言只是一般的表态，后几次会议，中间分子已逐步向左转，揭露了本市的一些右派分子。后三次的会议上，集中批判了荣子正（市工商联委员，橡胶厂经理）和董少臣（市工商联委员），并对毕鸣岐也提出了意见。右派分子已被迫表示态度，要对自己进行检查。市委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对毕鸣岐的斗法应区别于荣、董，对毕只放在内部斗，少在报纸上公布；对荣、董也要加以区别，荣要搞臭，董可稍差。
民主党派方面，市委统战部的重点是抓民盟，工作有些进展，农工和九三因缺乏骨干，还较落后。民革已开过两次批判右派的会议，有些人对批评民革中央的人还有顾虑。如市民革一处长在批判葛佩琦时很带劲，批判谭惕吾时就不行了。鹿钟麟也不大积极，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对他的访问记录，他表示不满说：“我的谈话并无批制右派的意思”（意指不应用那样的标题）。
工程人员方面，经过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后，对右派批判的较有力了，如一个中间分子（过去肃反曾被斗，已平反了），过去是跟着右派跑，经过了解，因他家中有病人，医药费用我们未予解决，因而不满，这次经过谈话，并将其具体问题加以解决后，马上就积极起来了，并以其亲身经历说明肃反的必要性，他说：“经过肃反运动把我的历史问题搞清楚了，开始搞错了，以后又向我道了歉，这有什么不好呢？”又如设计三院工程师萧锐，过去曾主张党、政、工会三权鼎立，最近他辩白说：“是受别人的启发，脑子一热说出来的”。中间分子即予追击说：“你这思想早就有了”，并揭发了他过去就有这种思想的事例。不少中间分子，过去在大鸣大放中发言有毛病的，现在承认了错误，表示对右派的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并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的报告。右派分子有的已动摇，市建筑局工程师王礼晋（民盟），找我建筑局党支部统战委员谈了建筑局付局长王华棠（市民盟委员、建筑局民盟支部主委）的一些活动。他说“在四月三十日以前的一次局的民盟支部会上，王华棠曾说，毛主席将要发表一个重要报告，内容是取消党委制的问题。又一次会议上，王华棠号召盟员对党提意见，并让找那些对党不满的人，特别是找肃反对象收集意见。王又布置要发展盟员，发展对象是过去的肃反对象，并作了具体分工。王华棠还准备以民盟名义召集建筑局内的非党人士开座淡会(未开成）。整风开始不久，王华棠曾说中央已经大鸣大放了，天津市还是死气沉沉。六月十四日晚上局民盟开会，分析盟员中提的意见：那些是善意的，那些是恶意的。王华棠说：不要害怕，过几天就过去了。
（天津市委办公厅付主任李钧汇报）
二十二日下午和二十三日，民盟继续举行会议，进一步揭发舒军、李康在鸣放中到处煽动放火，布置对党攻击的具体目标，要盟员向党清算、倒苦水、只攻党的缺点不谈成绩，还揭发了舒、李组织小集团，企图把持盟务的阴谋。市民盟机关专职干部张韫哲、沈维卓、康坚林还揭露了舒、李组织“智囊团”的活动情况。“智囊团”的具体活动情况如下：排挤几位主任委员，把主任委员和干部、盟员隔离开来，市民盟的事情都由舒、李拿出成品，在盟市委形式上通过一下，即贯彻执行。他们通过“智囊团”控制民盟，要基层向上海市民盟学习，大大发展组织。这样就有了本钱，可以讨价还价，将来同日本社会党一样，组织代表团到国外去访问。
现在对“智囊团”的组织、成员，还没有弄清楚，对它的最内层的活动情况，还不了解，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来看，这很可能是市民盟右派分子阴谋活动的司令部。至于潘大逵在重庆的活动，才开始揭发，许多具体材料尚待今后进一步揭发。
从二十四日起，市民盟暂时休会，转入其基层组织开会，市委打算在此同时，加紧工作，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弄明白。其它各民主党派对右派反击的第一回合，已大体告一段落。市委打算二十五日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各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的名单，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
在机关方面，除区、市级少数机关已转入争辩阶段外，其他大都在进行准备工作。根据已转的单位看来，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了充分准备，通过稳扎稳打的形式转过去；另一种是经过一定准备，利用右派分子搞假反驳右派言论的形式，乘机转过去。现在看来，这两种形式都可以用。在反驳中，进行的较好的单位大体作了以下工作：（1）对右派画像排队；（2）印发右派的言论材料；（3）对右派分子和反动论点的论战，分工包干，负责准备；（4）分工监视右派分子的活动，随时予以揭发；（5）训练队伍，召开十人或二十人的中间分子会议；（6）用串联的形式争取中间分子；（7）作好恢复感情的工作；（8）改正缺点；（9）抓紧时间点火，反驳右派；（10）把极反动分子的裤子脱光。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一、五个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1）师范学院经过几次辩论后，左派已占优势，右派分子的论点与人物也已明显，十九日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表明接受大家的善意的批评，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同时也表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彻底批判，要明辨是非。下一步先拟以系为单位，而后在全校对要不要党委领导、所谓民主自由及农民生活究竟苦不苦三个问题，展开辩论。（2）医学院在前一阶段中，教授中的右派分子已暴露，而学生中鸣放的还不够。现在学生正忙于考试，准备考试后再反击。（3）矿业学院教授、讲师中的右派分子暴露得较明显，打击对象也明确了，青年助教等还在继续鸣放。但学生要求假期实习，要回家，不愿再放。（4）农学院鸣放较晚，支部反击较早，学生中放出的问题不多，现拟通过辩论南京大学学生刘戡提出的二十条反动纲领，使大家再鸣放一下；教师中拟对两个已暴露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5）师范专科学校，党的领导较弱，教师中民主党派成员较多（三十九名教师中,民主党派有十九人），虽右派分子已暴露，但我们的队伍还未组织好，已进行的一些反击，也显得无力，还需要进一步组织力量。
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学校中的左派抬头，中间分子开始向我靠拢，右派分子有的感到恐慌，有的检讨一番，承认错误，向党委要求将一般的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区别开来。但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放出一些歪风离间中间分子，如说：“整风整出一个歪风来了”，“反批评反到民主党派身上来了”，“我们是帮助党整风，只不过话说得尖锐了一些”。
学校中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一方面来摸我们的底，另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退却，假检讨一番。矿业学院九三负责人赵伦义与师范专科学校民盟负责人，都分别向各该校党委表明态度，并还宣称要与右派划清界限。学生中大都忙于准备考试，要求不再鸣放，矿业学院有学生组织“反鸣放委员会”，说“考试不及格要留级”。
三、省委打算在教职员中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准备反击，并继续贯彻大鸣大放。学生中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已在考试的，准备在考试后留一短时期再搞；未考试的，准备推迟考试。对一些右派头子，则要求搞准、搞臭，决不让其躲过去。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唐建民汇报）六月二十五日
大专学校的党团员看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情绪很高，积极组织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广大中间分子还没有很好的调动起来，多数人还表现消极，他们说：“人家才放了一下，回过头来又去整人家；原是共产党整风，但现在又整到民主人士身上来了，而且只是抓住人家一两句话就批判起来了”。提意见较多的或说过几句不妥当话的中间分子，则表现有些恐慌，主动找我们表白摸底。中间分子的工作还没有作好，今天下午省委召开大专学校的党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作好中间分子的工作问题。由于中间分子的工作作的不够，因而右派分子总的趋向虽然是在收缩，但还有不少仍在顽抗，还有出大字报的，二十一日还发现了两条反动标语。西北大学法律系，大多数人不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有三四十人连报告会也不参加，并积极要求放假。西安师范学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放假，不考试。医大学生提出不考政治课。
其他方面，也有对中间分子调动不好，对右派反击不力的情况。机关里对随时解决问题注意不够，省委领导小组已让各机关普遍作一次检查。民主党派，主要是斗争王捷三（民革）、王尊一、亢心栽（民盟）和九三的曲仲，但进展不大，现在着重在民主党派的基层进行工作。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由于在整风中贯彻执行了边整边改的方针，过去在历史上存在的五个专区的水利纠纷，最近已得到了基本解决。经过调整本省和山西插花县的商品供应，估计每年约可节约人民币八万元。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各单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关于领导干部坐车、用房等问题，已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计划于明日交省人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关于一般干部的生活福利问题，也已提出了初步意见。准备逐步加以实行。关于对干部提级方面的意见，省委已指定组织部进行研究。为了确切了解群众的意见，河北农学院和医学院的负责干部，曾和九十多个对肃反有意见的人谈话；省民政厅的正副厅长，近月来都曾亲自处理群众来信四、五件，并亲自接见来访群众二、三人。据保定市级机关统计，在整风中所提各种意见共约三千八百四十九条，已解决了四百九十六条，其中市工业局、公安局、法院、贸易公司等单位，已解决的意见约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三十一。解决问题较多的单位，都是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并采取了两步分类排队的方法：第一步是由小组分类的排队，经过群众讨论研究，明确各种问题，这样有些不合理的意见，原提议人往往自动收回，或者是使它得不到群众支持；第二步是由领导进行综合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保定公安局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使原提的九百二十五条意见，归纳为八个方面合计为四百一十五条。
结合整风改进工作和具体解决了群众提出的问题，群众反映甚好。工程师陈维说：“共产党真行，说改就改，真解决问题。”这是群众情绪的一个很好的反映。有些单位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如保定市法院，过去经常积压案件约一百四十件，现在只有八十件了。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秘书刘力平汇报）
总的情况是，反右派的斗争进展不大，反映了前一时期的准备工作还不足。个别单位还出现了群众性的“左”的偏向，打的对象不够准。
在高等学校中，南开大学和河北师范学院较好，南大把历史系学生桑健已搞的较臭了，就他们同谭天荣的关系问题，揭发出一些材料。
民盟正在组织对王贵丘（民用设计院工程师）的问题进行检查，发现王贵丘是受市民盟秘书工作委员会副主委王大川的支持。如设计院民盟办的鸣放园地，王大川积极帮助，并答应和天津日报负责联系，予以刊登。在鸣放开始时，王本来是作室内秘书工作的，但他却天天往各大学跑，参加天津大学的座谈会，煽动对党有意见的人。鸣放过程中，王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市民盟的接待群众工作，并派自己的人去作记录，企图搜集材料。对王大川的活动，市民盟的几个副主委认识还不一致。左派主张对王彻底揭发，右派主张不揭发，其他人则摇摆不定。在二十三日民盟扩大会议上，左派对王进行了批判，但王还不服，还在反驳，他说这是盟内的宗派斗争。农工和九三劲头还不大，如二十三日他们召集医药卫生界开会，通知了二十一人，只到了十一人，本来是要对医生张吉正进行批判的，结果张解释一阵之后就过去了，其他人不但未能展开批评，反有的替张辩解，说：“张大夫在旧社会就有威望，新社会也有威望，应帮助他把威信挽回来”。
在工程技术人员中，铁路第三设计院和纺管局有些进展，但也发生了左派急躁，策略掌握不好，打的对象不准确等缺点。如建筑局王礼晋已向我反映了副局长王华棠的问题，本应趁热打铁，就王的问题展开批判，而局的领导上却又选了另一对象，因准备不足，而未批判成功。又如第二轻工业局，还没有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右派也未孤立起来，批判时只是领导上点名，点了四个，其中有两个实际是中间偏右分子。群众中也自发地出了反击右派的第一号大写报，群众也在乱点名，党员中有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先轰起来再说。纺管局批判一右派分子，人家不服气，又没有充足的道理去反驳，结果无法下台，最后采取了不承认错误就不散会的办法。有的单位由于群众自发起来反击右派，领导上跟不上，加之群众对右派分子分不清，因而有的单位错打了中间分子。看来，对于左、中、右派的排队和斗争策略问题，还研究的很不细致。市委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今天上午和下午正在开会，研究这两个问题。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从二十五日开始，集中力量反击全省四个反击对象之一的罗绳武（民盟省委员，河南医学院副院长）。十一日到二十四日，主要是反击了省民盟副主委刘积学和省民革委员兼宣传处长李警之。
刘积学的反动言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攻击、反对党的领导。如说：中共领导有好几套：宪法是一套——约束人民的；党章是一套——约束党员的；团章是一套——约束团员的。此外，还有工会、妇女等组织，来约束广大的群众。但不管怎么约束，还是会发生问题的。（2）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如说：社会主义是个大的方向，大家都得走，但走起来有许多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表面好”。并说：我国工业化搞的太快了，等等。（3）“穷沾富光，富沾天光”。
李警之的反动言行主要有以下几点：（1）污蔑积极分子是为党侦察情报，污蔑“肃反造成了秦始皇‘偶语’状态”（指偶语者弃市）。（2）主张降低条件发展民革组织，以便扩大力量，同我们分庭抗礼，实现其政治上的野心。（3）挑拨我们同民主党派的关系。（4）借整风的机会到郑州、开封等地，大肆活动（如要民革下级组织设代书处等），收集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作为向我党进攻的资本。
经过对刘积学、李警之连续的揭发、批判，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纷纷向他们提出质问，声斥他们的谬论，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仅河南日报即接到干部、工人、农民、军队、市民和民主党派的控诉、质问信件二百零五封。郑州一百多名工人中，自动选出十多名代表去质问刘积学，声泪俱下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痛斥了他“穷沾富光，富沾天光”的谬论。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刘、李则已基本上搞臭。
中间分子中的大多数已向党靠拢，但有少数的还对刘、李同情原谅，甚至替他们辩护。有的说：这次批判刘、李，是否中央统一布置的，是否以宗派反宗派。并担心我们不好收场，以后同他们不好共事。
右派中有的说：“刘积学太老了，也不好好学习，就是死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了”，并问：“批判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刘本人仍旧狡猾地继续顽抗。说我们反击是“打武松”，“储安平是打不倒的，打倒了一个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呢”，“共产党要人帮助整风，说是言者无罪，现在有罪了”，“共产党要人死就死，要人活就活”。
李警之的态度也是这样。在被反击后，对某右派分子说：“我说得多了，希望你少说些”。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段若虹批判李所谓“积极分子就是专为党搞情报”的谬论时，李暴跳如雷，并一口否认，待查对记录无可抵赖时，又说那只是“措词不当”还说：“我这回犯错误，真想不到，怎么办呢？反正每月有一百多元，够老婆孩子吃就行了”。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一）哈尔滨市电表仪器厂技术员李佳良有特殊活动。李佳良，交大毕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参加工作，党员，地主家庭出身，姐姐、舅舅都在香港。今年四月以来，李曾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有的不是因公），到北京时曾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借口人民日报在四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铁托的文章，他要求了解铁托的反映，南斯拉夫大使馆接见了他，并送给他铁托的像片及一些英文文件。李回厂后，就给铁托写信，信中除颂扬铁托正确外，并要求铁托给他回信。从南京回来并带有南京大学所提的二十条纲领。李最近提出四大要求：（一）要求成立争鸣委员会，吸收各方面的人参加；（二）取消一切清规戒律；（三）全厂动员起来大鸣大放；（四）召开技术人员大会，不让工人参加。他认为党的领导能力太差，宗派主义太严重。并表示不愿参加义务劳动。
（二）有些中学、业余学校教师要自己出刊物、办报纸。现已发现肇东县第一中学教师已经刊出“雨丝”杂志两期，县委宣传部已令其停止。哈尔滨市有报社记者与中小学教师九人联合，拟刊出“文学与教学”杂志，请示市文化局，文化局请示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建议请示中央办公厅。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李哲汇报）
一、各大专学校党委已做了整风检查报告，党内外一般都反映满意，认为领导已下了决心，解决问题也干脆，现大部分党员和中间群众都在准备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其中除农学院已进入讨论，准备反批评外，其余各学校准备在七月六日考试完后再搞。在此期间，各校党委着重整理与研究前一阶段中鸣放的材料，进行排队，在党内进行教育，召开教职员中的左派和中间分子座谈会，同时对已考完的个别毕业班进行试点工作。
二、现在鸣放中一些活动分子，表现有些害怕，感到后悔。农业院教授屈天祥原是同意储安平的论点，现在怕把他当右派分子看待。讲师施亚夫本是出“快报”的幕后指挥者，现在请假去上海参观，他爱人也提出请假去休养。另有一些人则有意放空气：“我们学校内没有什么右派分子，不值得这样小题大做”、“提意见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嘛！”有的说：“现在是言者有罪了，不是和风细雨，是雹灾了”！也有一些中间分子有不同的看法，农学院叶鸣高（讲师）认为：“整风是高级肃反，讲话多的人是傻瓜，现在是整民主党派的风了，右派究竟是极少数，值得这样小题大做吗”。左派分子则情绪高涨，有人说：“右派言论不压下去，共产党的整风就整下不去，过去我不敢讲话，怕说我阻碍鸣放，现在敢讲了”。但其中有不少人感到本钱不够，怕驳不到右派。
教职员中，有些人对学校延期放假不满，他们说：“没有东西放了，再将我们留在校里，实在有些不讲道理，在上课的时候，我还可以请假，现在更可以请假了。”浙大就有一助教请假回家了。学生中也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延期放假。如“反对剥夺休息权”，“鸣放必须自愿，不能强迫”，“笼中之鸟，鸣也无兴，主观决定，不得人心”。一般党员反映，延期二十天放假太长了。学生和教职员所以反对延期放假，主要是党委事先没有在党内外做好工作。现正在积极补课中。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钟儒汇报）
文件摘要
一、高级党校学员在整风中对中央提出下列意见：
（1）对整风运动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整风应自上而下，首先整中央各部，因为错误的根源在上头。“中央如不首先把责任担负起来，下边就无法合情合理地检讨，检讨了，也不解决问题！”要求“对部长以上高干不要姑息迁就，对直接接触群众的干部（厅长、校长等）应加以保护。不要象过去那样光整下，不整上！”
有不少同志对大放大鸣深感怀疑、顾虑，感到运动的发展和“五一”指示不一致，“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狂风暴雨，不是从团结出发，而是从不团结出发”，“不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而是一下轰开”，听见人家指着鼻子骂党，又气愤，又难过，喻之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担心这样搞下去“正气不伸，邪气上长”，只能伤害干部，打击积极分子，“群众的锋芒对着我们，党孤立了，怎么领导这个运动呢？”“五亿农民都放起来，怎么办？”怀疑中央这次不发指示，不给下面充分的准备时间，是否对老干部的自觉性估计过低，以为这些人非“拳打脚踢”不可？是否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复杂性——夺取领导权的野心失去了警惕？八日社论发表后，普遍感到“大快人心”。
有人感到在“边整边改”的一些问题上原则性不够，如高教部关于招考留学生办法的通知中，不提政治条件，显然是“又走了另一极端”。
（2）对中央领导方法及党内民主的意见：大家感到历次大运动都是必要的，问题往往在于具体指导、作法和党内民主等方面有缺点。如：运动一来，雷厉风行，声势浩大，不容反面意见抬头，还限期限量，抓住阻挠运动开展的典型，杀一儆百；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中央过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统一性，有时主观决定问题，下面有意见不敢提；谁也不敢向浪头上撞，形成“一呼百从，唯唯诺诺”，抢风赶浪，盲目硬干；有些问题中央掌握政策不稳，忽左忽右，使下级很难工作，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都是从这里来的。而中央事后又很少检讨，往往把责任归之于下级“水平低，执行政策不灵活”，对运动的偏差、缺点很少系统总结，具体分析，只笼统地归纳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或把偏差诿之于“经验不足”，“上面总是辩证法，下面总是挨批评”。这就助长了下级干部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逐级欺骗，片面性成为不可避免。他们认为这种领导方法是“一点论“，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少同志建议中央在今后建设时期应改变领导方式，少搞或不搞运动。
（3）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的意见：有些同志怀疑合作化搞的太快了，“一年之内高级化达到百分之九十”，结果问题出了很多，闹事的不少。“如果只搞到百分之五十，可能好些”。有人说“三改”都太快了，北京市高潮一起，席卷全国，领导跟不上，问题就层出不穷，“如果一年的步子分作两三年走，就会好的多”。
基本建设盲目扩大投资，处处强调“社会主义气派”，搞了些“参观厂”，“待料间”（如汽车厂、纱厂），浪费很大；盲目招收工人，提高工资，大搞福利；大办学校、大提干部，结果财政出现赤字，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基建削减，宿舍也不盖了，工人福利要自己动手，干部要下放，技工学校也要变成学徒制，毕业生无法安排，大家都不满意，“没经验不要紧，小心翼翼就好，现在是没经验加大胆冒进，成了一切错误的总根源”，“对这问题，中央要负责任”。有人说中央在这问题上“思想上是主观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只看见工人，忘记了农民，扩大了城乡生活水平的距离）”。有人埋怨中央“当初为什么不听我们的意见”？感到中央在这问题上没作什么检讨，没有爽快地承认错误（如提高工资到底是不是错了），对今后也缺乏具体妥善的安排。担心“冒进不要再冒进”，如工资悬殊应逐步缩小，精减的干部要妥为安置，职工福利也不要一下子甩手不管，“把社会主义降到国民党时代的水平，是不足以服人的！”
其次，在统购和生产计划上一味求多，强调反右，迫使下面弄虚作假，谎报数字，“明知要饿死人，也得执行”，“改革与任务有矛盾，任务与群众观点统一不起来”，于是搜粮食、饿死人、逼死人事件都发生了。此外，对农业生产计划管的过死、过紧，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粮价不涨，农作物及农村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相差太大，“谷贱伤农”，榨油、轧棉、宰猪都集中城镇，减少农民收入，伤害农民生产积极性。新闻班个别同志建议成立农民组织，代表农民表达苦衷。
（4）对肃反、三反等运动的意见：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对肃反、三反的偏差、缺点估计不足，运动中普遍地发生了打击面过宽、方法粗暴、伤害了感情和团结，是和中央限期限量控制数字的作法分不开的。三反强调银钱过手必有贪污，打不出虎来就撤职；肃反主观地提出百分之五的控制数，用大会点名批评的方式推动运动，形成下面“逼、供、信”，中央既未及时纠正左偏，事后又未总结经验，分清责任。
有人怀疑，肃反成绩能否说是基本的？三反能否说是伟大的？只看见搞出的反革命、老虎的数字，没看见死于不白之冤的自杀数字，这是否公允的估计？
有人感到过去对刘青山、张子善、饶漱石、黄逸峰、邓子恢等人的处分过重或批判过火。
公安部一副局长自称参加过对胡风分子的审讯，他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有人要求公审胡、潘，公布罪状。
有人对延安整风始终满腔怨气，感到当时教条主义“无情打击”的味道太重，埋怨中央赏罚不明，“为什么对搞错了许多好同志的人依然重用？”
（5）对铺张浪费和高干生活特殊化的意见：不少同志说：勤俭建国的方针可惜提晚了。“排场”都是从上面来的，首都建筑富丽堂皇，中央开会就请看戏、吃饭，招待各国代表团浪费大，出国干部花费大。薄一波批判的基本建设中的大少爷作风是来自中央的，应该先检查“大老爷”（指中央各部）、再检查“大少爷”。普遍对高干生活特殊，脱离群众意见大。认为工资悬殊不太大，主要是特权太多。“听说中央还没有决心取消这些特权，很担心”！
（6）普遍要求精简机构，认为机构重迭、职责不清、人力积压，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有人说：党的机构庞大，与政府部门重复，容易以党代政，政府部门分工过细，容易扯皮，国务院各办对各部不过起重复传达的作用，都可适当合并或撤销，但干部应有妥善安排：对工农老干部要注意培养提高，对完全无工作能力的老弱，应动员回家或养老，能参加生产的回到生产中去。有人怀疑这次精简是否又要落空？
来源：（摘自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
二、北京市工商界对摘帽子和定息期限的意见：
（1）大户资本家赞成定息二十年，认为定息七年只是购买百分之三十五，定息二十年才是百分之百的购买者 如果要缩短定息年限，就应当提高利率。（2）中、小资本家不同意定息二十年，主张七年，说“不能让小户给大户垫背”。（3）有些资本家要求股息改变成国家公债，每年兑取一定的公债面额来取得相当于百分之五的定息金，这样既可摘掉帽子，又不会被认为剥削。
来源：（摘自北京市委“整风运动问题汇集”）
三、山东省委书记师哲同志不久前去青岛帮助工作，于六月十一日向山东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现将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青岛市自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大放大鸣”，搞的十分热烈。
一、在贯彻鸣放方针中取得的收获：（1）民主党派、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少数机关干部，表现非常活跃，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揭露“错误”，向党进行“批评”，其中有不少是诬蔑谩骂，借机发泄私愤，以及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2）暴露了某些人的政治面貌和阶级本质，并基本上摸到了几个民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政治上的“底”。同时还暴露了党内存在的若干问题，给了我们很大教训，因而更便于进一步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了。（3）考验了队伍，锻炼了干部。
二、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
1、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民盟、九三最为活跃，民革次之，民建的活动不甚突出，农工党的成员极少，没什么影响。民盟，以中学为主要活动阵地（加上某些有该盟成员的工厂、机关等），通过会议、小报和个人接触等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活动，在活动紧张的时候，该盟负责人每晚以二十二元的代价赁用专车，出入各单位进行安排、布置和督导。他们在中学中抓的主要是肃反、工资和任用提拔等问题。民盟表现处处在争功、争权。九三，以山大、青岛医学院为主要活动阵地。五月二十九日山大物理系九三小组首创“民主报”，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并发布致同学书，号召所谓大放大鸣。至六月八日“民主报”又改为油印出版，并改由山大九三支社主编。在第一期的“民主报”上，有陆侃如（九三市主委）主张取消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见，束星北关于肃反、领导等方面的批评及其他三篇揭露肃反“错误”的文章。六月四日山大学生以青岛日报当日刊登之该校党委决定进一步开展批评运动的报导失实为借口（其实是属实的），到报社门口张贴大字报，呼口号，也有九三分子从中撑腰。一个学生在攻击报社的“辩论”中遭到驳斥时，即公开承认：“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光是学生，我们还有老师的支持！”直到闹报社的学生在群众中被孤立时，山大九三骨干分子李冠国（教授、工会宣委）等，便正式出面以工会的名义要求担负调查处理报社与学生的纠纷事件，以期直接参与斗争。在六月六日前山大部分人酝酿的停课事件，其中九三分子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学校行政会上装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姿态，坚决主张停课，他们在背后又散布“不停课无法鸣放”的谬论。停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大闹，为了有可能上街。
在医学院的活动同山大类似，该院九三分子徐振东（工会主席）在运动中兴风作浪，撇开党委，自行召集基层工会主席会议，动员所谓“鸣放”，成立所谓鸣放接待室，并公然拒绝共产党员参加，说：党委没有威信，有党员参加，人家就不愿鸣了。九三在大学里主要也是抓党委制和肃反两个问题，围绕着这两个题目进行挑拨煽动，号召群众。九三活动的方向是想把党从高等学校中挤出去，由他们掌握文教和科学领域。
民革，突出的是领导人物（如主委徐一贯等）的活动，形式伪善，内容毒狠，无论在表现上和发言中，其主要目标都是攻击党委，非常露骨。下面的组织活动由于力量所限，因而较之民盟、九三大为逊色。民革这次主要在肃反（如说违反宪法）和机关共事（如说以党代政）等方面进行纠缠。他们主要是在政治上拆台、挖墙脚。
自五月二十八日开幕的第一届第三次市政协会议，是他们共同热衷的场所。在政协会议上，民盟陈仰之、民革徐一贯、九三刘洪宾等带头做了态度极其恶劣的大会发言，进而组织了各个成员的大会发言，污蔑谩骂，进行挑战。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民盟，如该盟盟员曲北韦（据说陈仰之曾许愿推荐他为省民盟的部长），在大会上质问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党是统治者还是勤务员？人民是主人还是奴隶？等等，并说“共产党纵慂/怂恿党员破坏宪法”，提出“对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不能比旧社会的官僚主义还更可原谅”。民盟另一盟员陈礼庭，在大会上破口大骂，把共产党员的某些错误说成兽行，将人比作野兽，并说“我虽为兽医，不会治病救人，但对失去人性者，我还是可以治的”，即所谓治病救兽云云。其态度非常疯狂。据悉他们的这些发言，都是出自一个口径。总之，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可以看出，民盟、九三中的右派分子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和可能，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我们挑战。
2、他们进行挑战的最根本的目标，是针对党的领导问题。他们企图用煽动或谩骂的方法，否定一切，把党弄糟弄乱，降低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挤出位子来，让他们占上去。他们的论据是很微妙的：认为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反教主义就要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共产党员者是一个宗派，反宗派主义就要反对共产党员；认为各级领导就是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就要反那些领导干部（而且必须是党员领导干部）。
在机关中，他们则强调有职无权的问题，以“党是宗派”为武器，在学校中抓党委制问题。如六月二日九三支社召开的山大、医学院九三社员座谈会上，讨论对学校党委制的意见时，以陆侃如为首一致主张取消党委制，而没有一个人反对。此外并明目张胆地攻击党员校长，企图乘机达到夺得校长的位子，使共产党退出学校的目的。
其次，是攻击青岛日报，想利用学生闹事，达到打倒青岛日报威信的目的。
3、在斗争中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抓住我们的薄弱环节，即哪里有缺口，哪里我们得罪的人多，哪里容易煽动起群众来，就先从哪里着手。如青岛第一批肃反时，的确斗争面宽了些，打人骂人的现象较多，确实得罪了许多朋友。他们就抓住这个小辫子进行活动。他们知道干部、工人在评薪、评级、提拔使用方面意见多，于是也就抓人事与福利问题；他们知道共产党在其他运动中也得罪了人，所以他们就在“运动”上找题目。如民盟有人企图把老三反也搬出来。并有专人在商品检验局及纺管局搜集材料，但因无人支持，结果无甚收效。
其次，是口口声声在拥护毛主席，喊毛主席万岁，同时用毛主席的话压制打击所有的党员；说共产党好，而党员都不好；说上级好；下级不好；说老党员好，新党员不好；说中央好，地方上不好；承认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认为所有的地方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比过去坏。一句话，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子，向党进攻，企图把党打垮。他们毫不隐讳地说：搞倒多少算多少，搞垮谁就是谁。
再其次，积极开展组织活动，实际上也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这一时期他们的组织活动，空前繁忙。据说，民盟、九三正在大量吸收各次运动中被斗的分子，并争取这次在大鸣大放中的积极分子入盟入社；实质上是右派分子争取把反共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反共，这是一个十分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其它如不择手段地拉拢或威逼左派分子，企图迫使他们动摇，倾向反共等。例如，纺管局民盟成员郭俏等企图拉拢该局一积极分子莫震哉（民盟）控诉肃反，并说“你肃反时不是挨斗了吗？”莫表示无苦可诉。又如，九三分社秘书长陆光庭只是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即惹起右派分子的不满，严厉指责他“不遵守决议”、“立场不稳”、“运动起家”，并声言要撤消他的分社秘书长职务，或开除社籍等。
三、在这场斗争中很多人的真正政治面目揭露了，假积极的叛变了，假左派的向右转了。有些过去的所谓左派分子，今天成了攻击我党的先锋，例如创办所谓民主报的山大物理系讲师、九三社员陈继述在运动前就是属于左派分子，但这次运动中他是积极的“打手”之一。青岛医学院的副教授徐振东（九三）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分子。民盟的陈仰之原来也被认为是靠近党的左翼分子，这次反党最凶狠。当然，也有的原来是右派，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比较正常和客观。
在党团员中的动摇思叛或者背叛泄密的现象也并不是个别的。除已发现公安特情“反水”外，十二中的团总支书记公开承认自己参加肃反斗争是党逼迫的。市银行有四个积极分子要求摘掉积极分子的帽子。山大有一团员积极分子在大字报点名的压力下竟将肃反中研究情况、布置监视等问题完全暴露，以此表示向被斗者道歉，并说“我过去被骗了，从今以后我和积极分子划清界限”。青岛日报编辑杨峰、陶田恩均为党员，在此次运动中一直处于同党对立的地位，山大学生闹报社的事与他们也有关，因为他们曾说：对山大鸣放的情况，是报社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不让据实报导（？）。自己并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山大教授刘洪宾（九三）透露：学生闹报社，是因为报社有“内閧”。当学生在街上呼口号贴大字报，受到群众的批评和责难后，杨峰竟在学生面前表示对报社的领导不满。据悉，杨峰每次见到王桂浑（民盟）即大发牢骚，骂报社领导上不民主，并说：你们民盟要赶快发展，和共产党比赛，将来不好就换换。直到这次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社论后，陶田恩还说“这个社论不合适，这样就使很多人不敢再鸣放了”。据说，杨峰表示：“宁可不要党票，也要鸣放！”同时他们二人在这次鸣放中，忠实地给右派起了通风报信的作用。又如港务局保卫科一党员干部，对党有意见，却坚持要找民盟谈，要到北京找葛佩琦谈。除此而外，在运动中要求退党退团者已有数起。市公安局办公室一预备党员（会计）竟说：“我不参加狗党”并宣称他不干了。
必须看到，虽然在大鸣大放的炽烈阶段，右派曾拥有一定数量的群众，甚至在个别场合下他们煽动了多数的群众，但是，这些所谓跟着右派走的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盲从的。自觉地真心诚意地跟着右派走的人，只是极少数。甚至在肃反中被斗过而有意见，今天大吼大叫的人，也多是在别人的鼓动影响下所形成的。据山大估计，全校近四千人中这次表现不好的也不过一、二百人，至于真正积极攻击党、反对党的人就更少多了。
四、自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社论发布之后，在青岛引起了显著的反应。
右派分子中多属表面沉默、背后不满。如山大教授束星北说：到了收的时候了。罗江云说：卢郁文接到一封恐吓信就大讲特讲，为什么肃反时那么多人受“侮辱”没有人讲呢！？也有少数右派分子以人民日报社论只是为写恐吓信者和葛佩琦等少数人所发的，在青岛是不适用的为词，公开表示抵抗。也还有个别分子，一见风势不对，就随风转舵，销声敛迹，如要修改发言稿，或对自己的发言做些开脱的解释等。有的昨天还要打倒共产党，今天忽然又表示拥护共产党。
中间、左派分子，部分人怕因为自己也提了一些错误的意见，被怀疑是向党进攻，有的一再表白自己对党是“赤胆忠心”。而绝大多数觉得“大快人心”，情绪活跃，并纷纷向党表示个人的看法，介绍了解的情况。在大鸣大放初期的那种怕受到右派的打击而不谈自己的见解的心情，基本上消失了。许多中间分子表现在态度上更加靠拢党了。
在党内，引起了更大的反映。运动初期，共产党员，为了很好的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为了更有利于大鸣大放，对那些错误意见甚至反动言论，也不去急于反驳，这一点大家都遵守了。但是内心里，对右派分子以否定一切的反共言论，攻击党、谩骂党是怀有怒气的。有的甚至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当社论一发布，就觉得特别痛快，痛快之余，就有点摩拳擦掌，急于反击。
五、几点意见：1、言论自由永远存在，“齐放、争鸣”的方针也要继续贯彻下去。2、要对原则性的、根本性的政治错误、思想错误，反党、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论点予以批判、驳斥。3、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持“闻过则喜”的精神，边学边改，边整边改，并且要立即见诸行动。4、继续争取中间分子和左派分子靠拢党，孤立极少的最反动的右派分子，对党内若干脱党、叛党分子，除应防止其严重泄密行为外，一般不必阻挡，要让他走他所应走的道路。
一、清华大学学生王其藩（共青团员）六月四日给毛主席来信说：北大有一位同学写信给各高等院校同学，呼吁支持你的整风方针。这位同学据该校×××同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事实”发出了呼吁，呼吁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引据×××同学所提出的一些“事实”：（1）党中央（包括一些大家所熟悉的领袖，列举了两个人的名字，我未记住）对整风和“鸣”、“放”的看法，有很大分歧；（2）引用胡耀邦同志的一段话（不知是真是假），大意是：“这次整风不应该搞，×××（指你）犯了错误”；（3）目前党中央右派（指反对整风者）势力雄厚，正在挟你“下台”；（4）苏联对我们的整风很冷淡。
（二）文章后半部呼吁支持你，向右派作斗争。这篇文章弄得人心惶惶，我确信这是谣言、捏造、诽谤。我相信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并没有面临着分裂崩溃的危险，我愿意为弄清楚这件事而尽我的最大努力。现在绝大多数同学都为这件事而担忧，我们敬爱你、热爱党，党的儿女们等待着好消息。
最近校外谣言也不少，说什么“清华被封锁了”、“北大被反革命控制了”。但是据我知道，我们清华大学整风运动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同学们分辨是非的能力相当高，绝大多数人都本着爱护党的精神帮助党整风，尖锐地向“三害”进攻。譬如今日出现了一篇内容反动的小字报，咒骂我们的制度、共产党和你，引起了我们的极大愤怒。我们要求公审这个“弱者”，我们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我认为必须有力地进行辟谣，否则后果和影响将不堪设想，辟谣的有力武器，就是各报纸应该大力地报导各校整风和“鸣”、“放”的情况。有了正确的报导，“谣传”自然就无用武之地了。但是目前各报纸报导的太少了。这样，就使得“局外人”不能明白各大学“鸣”、“放”的真相，造成种种谬误，同时还值得警惕的是暗藏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生事，弄得“鸡犬不安”。我焦急、殷切、渴望地等待着你的回音。
二、湖北省公安县委审干办公室陈志鹏五月二十三日给毛主席来信说，现在我们要整顿党的作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当然是正确的，从报纸上看，各部门尤其是基层机关中大胆“放、鸣”出来的问题也是严重的。但是我觉得其中大部分是牢骚、反抗、不满、嚣张，并已逐渐形成一股歪风，搞得党员人心惶惶，有的已站在被动的地位（指大部分水平低的党员），这不但没有达到团结，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闹大了。以前的一切本来是平静的，祖国的建设一天天的兴旺；人民的生活也在日益改善，觉悟也在不断的提高；反革命分子已基本上扑灭，就算他还有几个也掀不起大浪来。既是如此，现在还搞什么“无原则的”（指下级单位）“放、鸣”呢？所以我怀疑这该不是中央看错了吧？领导的（指下一级）方法上有问题吧？将来是不是又会犯什么历史上的错误呢？
有时候我又觉得党中央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把政治水平高的中央和高级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与水平低的基层部门的干部相比，否则会发生偏差。就是各级领导水平也不见得都高。
为了使“放、鸣”不致发生错误，不致使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借机造谣、钻空子，让其健康的发展，那就不能使这股歪风继续漫长，不能把中央和省的方法硬搬到专、县来，报纸上也应和平一点，那就必须纠偏。另制定一个适应下面的更好的办法。
三、北京大学徐来自六月二日给毛主席来信说，近日来，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我也以青年人的火热的心注视着我国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从党的整风运动中，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的气魄。可是，最近我们听到一些消息说：党中央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党的“放”、“鸣”的正确政策，他们以“北大被反革命分子掌握，处于无政府状态，比波、匈事件闹得还凶”为借口来要挟您和其他领导者放弃党的正确政策。胡耀邦同志曾经说：“现在党处在历史上的三大风浪之一”。这消息已经引起我们青年学生的议论纷纷和十分不安。我们坚决维护党的“放”、“鸣”政策，现在我们虽然在批评党内部分干部的“三害”，但是我们更热爱党。谁要破坏我们的党，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献出我们的生命去英勇斗争！
四、北京矿业学院测五六——三班一年级学生洪镀（预备党员）六月四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信说，今天我在我们学校里看了一张油印墙贴，题目是“我的忧虑和呼吁”，署名为“北京大学×××”。看后，我和不少同学都感到有三个疑问：
（一）这篇文章说，在毛主席提出鸣放方针之初，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不同意，现在赞同而思想上暂时仍不通的还占绝对多数。我认为这样一个大的方针，在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员未取得一致赞同和认识之前，就在全国贯彻推行，是极大的冒险。
（二）从这篇文章中好象可以看到这样一点事实，即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下面问题上分成两派：赞成大鸣大放和整风的为一派，不赞成大鸣大放和整风的又为一派，而且把它说成是“保守势力”。我这样想：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中央的人，或是与中央有联系的人。写这文章，是一种党内的宗派主义活动，目的是想打击和在群众中孤立不赞成大鸣大放和整风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以便抬高自己和赞成大鸣大放及同意整风的中央领导同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赶快制止，否则后果莫测。
（三）看来写文章的人，对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否则岂会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中央委员会真有这种情况，又为什么“不在内部解决，而拿到街头上来解决呢？”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不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吗？我们要吸取匈牙利事件这一悲痛的教训。如果党中央委员会没有我所说的这种情况，而是不纯分子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出来的话，那么中央就应该从速采取措施，以免使党的威信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最后，我要指出，我是坚决相信我党中央委员会是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的，是坚强的，是团结一致的，因而不会有什么宗派集团和宗派活动。而上面所说的中央内部的宗派活动，是因为这篇文章所引起的。
五、北京一匿名人六月八日给毛主席来信说，前天工业干校有一党员老干部，自己先买了棺材，然后上吊自杀身死，他留给你的遗书，不知你见到了没有？为什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共产党老干部舍不得自杀，而入城后却发生这样可怜的事件呢？难道我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整天谈什么统战工作，共产党员还要不要呢？党外人士放个屁，也万分重视，党员哭死哭活的也听不见。有些机关勒令党员老干部退职为民，他们哭着背着行李回家了。整风运动的大字报，是无故地把共产党员逼得哭死哭活的。协和医院整天混乱地闹大字报、漫画，把病人侮辱的一塌糊涂。病人住的是医院，不是住的“整风班”，应该去救救这些病人。
我们还专不专政？共产党员还要不要？我们似乎只要那些入城以后，由俘虏变成的共产党员，其余象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样子不想要了。
如觉得批评的对，应该首先下令停止大字报。要“整风”就必须坐下来，既要真正“和风细雨”地以理服人，也要贯彻“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
过去肃反中的对象，现在也都来报复和反攻我们了。你认为勒令老共产党员降职、降级就可以拆墙填沟吗？我认为这种办法太笨。这样下去，他们会认为共产党太软弱可欺了，他们会得寸进尺，就会请你毛主席下台。
另外，我不怀疑党领导的正确性，但也不要认为有几百万军队，有人民就可高枕无忧，但若运用不当，会出乱子的。
我不主张这样“大退却”，不同意无故冤枉共产党员。谁想写大字报、黑板报也可以，但必须教育他们懂得这是共产党的天下。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实现。
六、北京大学张锦文五月二十二日给中央书记处来信说，党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目前报纸上有片面宣传、夸大人民内部的矛盾、夸大一些领导同志的错误和缺点、单方面发表一些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见的现象，我对于这种作法是不同意的。人民日报的这种作法，我更不能同意。难道我们这些领导同志在工作中犯的错误，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吗？难道大喊大叫能够解决一个人的思想问题吗？北京在各报纸的片面鼓动下，大多数青年想积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抱的态度是和历次对敌斗争的态度一样。这就给了坏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反动标语、反动口号到处都能看到听到。
基于以上情况，我建议中央检查一下宣传工作。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应采取更缓和更细致的方式；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更应采取缓和、细致的方式，纠正报纸上的片面性宣传。
最后，我认为最近闹事现象多的原因，可能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七、河南郾城县委会贾永华等三人五月二十二日给毛主席来信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改进党的工作，并提出了大胆“鸣”、“放”的方针，这是个好事。但是为了开展这个运动，上至中央，下至各县都召开党派民主人士会议听取意见，在党的各级报纸上也以大量篇幅发表，其中大部分是旧职员、旧知识分子和非党上层人物的意见，我们看了感觉路线上不对头。全国六亿人口，其中农民、工人、士兵有五亿几千万，可是这些人，既没“鸣”也没“放”，各级报纸，净是发表那些上层少数人的意见，我们认为光争取这些人的意见也不行，主要还是要争取全国工人、农民大多数人的意见。
六月八日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程海果（林希翎）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谈话。她首先问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否经毛主席看过，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人民日报的意见。她认为这篇社论是陈其通精神的复活。这篇社论一出来，很多人都不愿意讲话了。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在群众刚刚开始打破顾虑，对党提出了一些批评，就赶紧把门关死。这样显得党经不起考验，是没有诚意整风，不敢真正让大家讲话的表现。所谓“大鸣”、“大放”不过是党的一种手段，是想“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今天谭惕吾、杨玉清之流说些不好的话，有什么了不起，何必这样大惊小怪？人民大学的葛佩琦是个老头子，他是即席发言，说得偏了点，人民日报在发表时把其中最尖锐的话突出出来，其他的话给删掉了，这是不好的。还说，据我了解卢郁文的人格很坏，过去当新疆的财政厅长时，搞了大批金银，送给蒋介石去讨好，现在又来拍共产党的马屁。群众对他的发言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党应该辨别忠臣和奸臣。仅仅为了卢郁文收到一件匿名信而大加渲染，大张旗鼓地发动“围剿”，弄得草木皆兵，还怎么让人说话？如果说写匿名信是一件坏事，那么在我讲演后曾有很多党员写匿名信骂我，拿毛主席的话说简直是国民党特务的方法。为什么却无人过问？她现在感到很灰心，如果确实党中央决定要这样作，那她以后将不再说话了。
她又说，她认为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三害”，“三害”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她重申她在人民大学讲演的那些观点，说所谓社会制度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基础，即公有制，这是不容改变的；另一部分是上层建筑，如人事制度、保密制度、等级制度等则是需要改革的。她建议展开全民讨论。她还说，共产党整风是不得已的事，如不整风，人民就不允许。
她认为共产党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以免自己蜕化。如象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就很好。此外还应该：（一）实行列宁的清党运动。她说解放后党内进来了一大批“坏蛋”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些人必须清洗出去。还有一些人思想僵化了，不能再起党员的作用，应该劝他们退党。（二）取消党员的一切物质特权，只有吃苦在前，那些想入党取得好处的人自然不来了。（三）吸收党员首先应经过所在单位群众百分之七十的人通过。（四）党员不好，群众可以罢免或降为预备党员等等。她说，她的这些意见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意，已收到二百多封支持她的论点的来信。
她又把原来几次讲演中提到的问题论述了一番，如：胡风从现有材料看还不能构成反革命罪，应按思想问题处理。斯大林晚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而是反动的；赫鲁晓夫对纽约时报记者谈话时否认那个报告的作法很愚蠢。我们不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愚民政策，应该公开发表，让大家讨论，以明辨是非。她佩服铁托的观点和为人，说南斯拉夫有很多好的经验，如工人委员会的制度，应该研究推广。斯大林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应当彻底清算。她说她正在着手写她这些观点和“理论”，准备写好后送中央一份，她希望我们把她的意见反映给毛主席。
她说，她特别憎恨教条主义，这是因为她过去也曾经是个最厉害的教条主义者。但是后来她到玉门去采访，到法院去实习，看到了很多黑暗的事情，不容她不深思。如招工部门用哄骗的办法把工人从内地招到西北，但去后生活十分艰苦，于是就引起工人罢工，等等。特别是在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后，受到很大启发，才彻底否定了教条主义。
谈话中她引用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的许多内容。还说到哥穆尔卡在九中全会上提到波兰党内有百分之六十多的党员是坏蛋等。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