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期间，全党和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引起了各级公安机关广大干部极大的重视，他们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并且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也有一些人对于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有一些阶级立场、观点模糊的人，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表示同情；还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仍然继续散布错误的、反动的言论，这在某些单位表现得极为突出。现将浙江、福建、江西、河南、青海、陕西、贵州、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广州等省、市公安机关内部揭发的形形色色的右派言论，综合简报如下：
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拥护、赞扬，发生共鸣，互相呼应。上海市公安局丁正（党员），对章伯钧、孙大雨等右派分子的意见表示赞同。陕西公安厅有人同情社会上右派分子的意见，认为“墙”和“沟”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河南公安厅郭功勋（党员、科员）说，谭惕吾说法院、检察院不应设立党组，不应受党委领导是对的，并且找出党章和宪法作根据，说它既不是政府机关又不是党的机关，受党委领导和设立党组就是错误。武汉市江汉分局徐玉保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不及美国议会民主。浙江公安厅有人认为现在党员与群众隔得太远，葛佩琦说党与群众距离十万八千里的说法是对的。青海公安厅冯百丰主张不要党的领导，说劳改部门的工会负责人应该是一些敢作敢为的，应当与党政“分庭抗礼”。浙江公安厅有人说：我们国内的政党，一在朝一在野，应该共同专政。上海市公安局殷长生（副科长、党支部书记），认为储安平的言论有道理，他说：公安工作中有些问题确是党包办，第一，有些案卷检察院批不下的为什么要送给柯书记去批；第二，党的政策比法令高，要严就严，要宽就宽，法院是形式。还有的人认为储安平、葛佩琦之流有胆量有勇气，不愧为一个“英雄”人物。有的人看了交汇报刊登的许多反动言论，说“这真是大快人心”。上海市公安局蔡如岭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共产党来了，农村粮食也没得吃。天津市公安局韩友忠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看了之后不想再看了。他认为报告的资料是值得怀疑的，到底在一百个合作社里有几个好几个不好。他说我所听到的都是合作社不如单干好。
反对我党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认为这样做，就是收，就是不让别人讲话。上海市公安局王晓华（退党分子，科员），见到报上发表老工人座谈的消息和驳斥右派分子的文章，非常不满，认为共产党不公正，压人家，大骂解放日报报导不真实，不公平。陈鸣说：社会上很多大亨讲话：“讲滑边了”，下边小八拉子起来围攻了。说什么在这温和的气候里，吹来了寒风。河南公安厅王桂安（党员，付科长）说：把现在国内形势说成是两个战场的斗争，未免有点大惊小怪，毛主席说不能逼人家接受所不同意的意见，现在动员反击，这是只许人家说社会主义好，不叫人家说社会主义坏，是斯大林主义。青海公安厅庄本先、石麟祥、冯百丰等看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认为这篇社论很粗暴，说第四版又登了个抓特务的消息，两者联系起来，这是影响“广开言路”，“大放大鸣”。江西公安厅劳改医院俞紫屏（国民党少尉军医，肃反被斗）说：现在党说光放不收，但出现一些不同的言论，就给人家扣上反革命帽子，不叫人家提意见，其实比收还厉害。该医院司药刘迈森说：有些人给党提出些尖锐意见，就发动全国人民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是不对的，发动工人、农民反对别人提意见，这是放臭花。
为右派分子辩护，开脱罪资。青海公安厅庄本先说：整风是整“三害”，也不是把共产党卖给美国，可是党外人士提意见，好象扒他的祖坟似的。江西公安厅杨鼎文说：假如把储安平的发言当成是反党反人民的，我不同意。从储安平的历史来看，以前他是反蒋的，报纸曾几次被封。假如说错一句话就认为是右派，不能这样结论。天津市公安局向才元认为社会上高级人物的发言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合起来的，出现一些谬论对帮助党整风当然不好。但是做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说，有些说法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该局文化教员李增禄公开宣称章伯钧检讨没有必要，认为这是“百家争鸣”，可以发表反面意见。福建公安厅陆忆说：人民日报社论上列举陈铭柜的讲话是不妥当的，因为整风就是要谈缺点、错误，如果既说成绩又说缺点，是不痛不痒的，解决不了问题。
主张公安机关应有民主党派，认为对民主人士保守国家机密不必要，无须分出内外。浙江公安厅有的人说：根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公安机关应当发展民主党派，它可以检查监督我们的工作，对工作有好处，如果不发展，这是不相信他们。武汉市汉阳分局杜春生（超龄团员），认为自己不能入党，去找民盟的人要求参加他们的组织。天津市公安局谷文海说：如果真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该在各个方面、各个机关表现出来，不能认为这个部门重要就不要人家，那个部门不重要就可以，拿公安局来说，它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没有一个局长、处长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上海市公安局李家扬、吴煜卿（团员）说：人民代表视察工作，为什么将某些犯人调开，不让与他们见面，处长还协助所长隐瞒错误。姚官禄说：我们只给党外人士看优点，不给他们看缺点，但共产党的代表来了什么都可以看，从这点说我们与民主人士是有距离的。
还有极少数右派分子竟公然声言与我誓不两立，甚至乘机搞幕后活动。广州市公安局肖新友（团员）说：共产党越来越不得人心，如果要杀共产党，我也参加一分！过去我认为参加革命是光荣的，现在感到错了，弄得我家散人亡，我要为死去的人喊冤。贵州公安厅安树生（协理员、党支部付书记），将支部会议记录给非党干部看，提供材料，鼓动人家闹事，处长问他时，他说他有他的立场。沈阳市公安局高日清，声称我在共产党底下干不了，到台湾我又看不上蒋介石，只好给我开出国证，到印度去。天津市公安局谷文海骂党是“特权阶级”，党员是“投机分子”，他说再这样继续搞下去，他的发展趋势将要与党背道而驰。浙江公安厅有的人在外进行活动，暗地里联络全省的“同行”，要求集中“鸣、放”，统一行动，并且提出策略：先整工作落后，再整肃反，最后针对政治工作。还有的提出要组织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党”，说：我有我的党章，侮辱我的人，都要杀掉他！
从上述情况看来，不仅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我们公安机关某些公安人员中还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在我们公安系统内部也确实有一些右派分子。内部的右派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也绝不可轻估。如象前面所说的要杀共产党的肖新友，要出国到印度去的高日清，以及联络“同行”进行幕后活动，自立党派另起炉灶的这些右派分子，他们较之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由于他们处于公安机关内部，因而也就更加危险。这就表明，我们的公安队伍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存在着不纯的成分，这必须引起各级公安领导机关严加注意。应当指出，在公安系统内彻底击破右派分子，彻底肃清右派思想言论的影响，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反复教育干部，切实组织队伍，亲自上战场，指挥战斗，才能保证斗争的全胜。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