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廿日到七月廿三日）……………………（1）
北京市新闻出版、文艺、卫生、体育等单位反右派斗争简况………（40）
人民大学反击林希翎的斗争是怎样得到胜利的？……………………（41）
林希翎交代的她在文艺界的一些社会关系……………………………（45）
天津市对右派分子初步排队的情况……………………………………（46）
建筑部反右派斗争情况…………………………………………………（47）
河北省沧县地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情况………………………………（49）
（一）毕鸣歧的一些活动。十七日毕的亲信师俊英（新民化工厂资方厂长）说，六月三十日毕由京回津，曾找师谈话，毕说：“共产党让鸣放，主要是因为党与人民有矛盾；章伯钧不过就是发表了一些谬论，胡风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不过你们要留点神。”七月十四日毕又回天津一次，找师到他家去，首先向师了解了一下市、区两级的反右派斗争是由谁领导的，接着毕就说：“天津的情况我已了解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是有人和我过不去，对我当副市长不满意。我不是右派分子，我只是说话不注意，被人钻了空子。我已向中央交代了，在天津不准备再谈什么。中央有些朋友是替我说话的，天津外贸系统有些人是我的老朋友，对我了解，他们不会对我揭发什么。如果你们迫不得已，可以谈谈我的经济问题，不要谈政治问题。你们说自己的问题，不要把我牵连进去。”最后毕又嘱咐师：“外贸和民建支部方面我均有人，那里的人好说，染化四厂那里还没有民建组织，那就更好说了，就是你年青无经验，说话可要注意。”毕又说：“我在鸣放时上了当，提的意见不但未被接受，反而扣了我一下，要沉住气，不要紧，你们看到报上揭露我的文章和听到有关我的什么话，不要大惊小怪，可以记下来，等将来再说。徐树华掌握我的全部机密，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不会出问题，戴翩英（毕的小老婆）她什么也不会说，我就是怕你年青经不起考验。你说你是靠谁吃饭？还不是靠我吗！你有什么困难向我说。你今后不要和统战部多接近，对党支部也要特别留神。共产党简直是裙带风，在近代化工厂（原王光英的厂）中死了不少工人的事，为什么不处理，还不是人家与中央有些关系吗！”（其实此事早已处理，王光英为此也受过处分，只是因为王光英较进步，这次又揭露了他，他对王很不满）。毕又安咐了师另一件事，即从前在新中药厂（原毕的厂）发生过工人因工受伤，资方不予治疗致死的事。毕说：“有人问及你此事时，你就说是因病死了的”。此外，师还揭发了毕的另外一件事，即新民化工厂（原毕的厂子）公私合营后，毕曾唆使师挑拨职工和党支部书记的关系，让职工从一所职工宿舍内搬出，而毕则去动员党支部书记搬进去住，这样就挑起职工对党支部书记的不满。以上事情是师自动交代的，当时并没有人问他这些事。但到第二天（十八日）师又把上述事情推翻了。据市委统战部估计，一定是师又受了别人的指使，此中必有问题，现尚未查清。据分析，师所谈之事大有可能是真实的，那些口吻、语气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策略，也和毕的情况相同。
（二）民盟仍在斗争王大川，统战部已找和王有关系的各个单位负责人共同研究了王的问题。农工和九三还是搞杨济时、吴梦辉、侯玉桓等人的问题。又发现新华医院的副院长、锻压机床厂的副总工程师、中医医院的一个大夫，以及铁路医院的两个人均与杨有联系，现正进一步查明他们的关系和活动。民进因在鸣放中未放出右派，同时民进中央也未发现右派，因而他们有点自满情绪，市委虽曾建议他们检查一下，但未检查出什么问题，只说他们领导上软弱无力，未说其他原因。据了解民进成员中也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几个中学中的民进成员是有问题的。如城厢区中心小学工会主席柳倩英（民进），在鸣放时即以工会名义组织教员鸣放。该校民进支部还对该校的二十八个共产党员作了分析，认为只有两个党员够条件，他们并分工对我党员加以监视。
（三）大学中除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还在进行斗争外，其他单位正在休整。南开大学李宝震已承认他接受王大川的指导，是王大川在南开大学的代理人。另外，还揭发出李宝震以下问题：曾反对过将原津沽大学改为国立；不同意在宗教界进行反帝教育；利用民盟组织去反对另一些人。南开大学反对党员系主任的十一人小集团，还未真正低头，还在辩解。天津大学的斗争也无什么进展，现在又扩大了三个人，即体育教研室教授朱淳实、制图教研室讲师李力铭和职员陈哲民。还未对他们正式斗争。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省直机关排队的情况：省直机关参加整风的共有八十三个单位，九千二百二十七人。其中：党员三千一百一十九人，团员二千八百八十人，民主党派成员二百九十五人，群众三千零十三人。初步排队的结果：右派分子二百四十二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六四，其中：党员二十四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七七；团员三十五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五；民主党派五十人，占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九一；群众一百三十三人，占群众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一。
有右派思想的四百人，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四点三四。其中：党员三十六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六；团员一百零五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七六；民主党派三十四人，占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群众二百二十五人，占群众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四八。
落后分子四百三十六人，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四点七三。其中：党员八十八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二；团员一百二十六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民主党派五十一人，占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三二；群众一百七十一人，占群众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九。
据七十七个单位统计，上述三类人中青年所占的比数如下：二百四十二个右派分子中，有青年五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这五十九人中，出身于地主、富农及资本家的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在四百个有右派思想的人中，有青年一百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九。这一百十六人中，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五十五人，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四百三十六个落后分子中，有青年一百八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七。这一百八十二人中，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七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九强。
二、右派分子的动向：在我反击后，省直机关中的右派分子的动向，大体可分三类：
（1）反动言论已被批判，阴谋已被揭穿，被迫承认了错误，在群众中已经陷于孤立的，如外贸局民革支部主委程怀礼。（2）表现动摇、恐慌不安的，如商业厅的陈春发，有两顿饭未吃，精神很紧张。（3）耍花招继续顽杭，继续反扑的。这种类型的表现形式很多：有的态度顽固不化，在会上还继续谩骂，水利厅的杨曾训经几次批判后，在会上还是说：“今天你们拿矛，我拿盾，以后我又拿矛，你们拿盾，这是互相交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持久战就持久战，要速决战就速决战，我是满不在乎的”。又说：“我可以屡战屡败，只要是真理，就没有关系”。表现得很猖狂。有的贴反动标语，继续进行恐吓，如省委厕所内发现有“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抗共”的反动标语；省体委也发现有人将炸药绑在负责同志的茶筒内。有的进行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如粮食厅的孙亚轩。有的以试探方式来摸我们的底，如财政厅还未触动的右派分子祝家照。有的耍赖皮，承认后又翻供，后又承认，如商业厅的钱继承。有的假装生病，逃避斗争，如百货公司的杨家骥。有的则借口向上级申诉，企图逃避斗争，如六安专署水利局的胡建（团员）就是借口向省团委申诉，来到合肥，不肯回六安去。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一、各高等学校现在有的已经放假，有的即将放假。现在学生中，除毕业生和少数留校生外，大部已陆续回乡，教职员则为了继续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全部留了下来。省委于七月十八、十九两日，召开了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和党员院、校长会议，具体研究布署了暑期内的工作：（1）以学校中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为主，带动留校的无党派教职员，和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配合，继续进行斗争，以求搞深搞透，并且强调主要通过民主党派的内部斗争，大力争取中右分子或右派分子起义，集中打击极右派，彻底查清他们的幕后活动和集团活动。（2）总结斗争的经验，进一步摸清情况，整顿队伍，提高反右派的战斗力。对右派分子和有错误的党、团员的处理，拟分五个步骤进行：即：研究杠子；树立标本；掌握控制数字；制定方案；征求意见，发动讨论。目前还是慢一点进行处理。（3）对边整边改，要下决心，对于工资福利住房问题，人权、教权、财权问题和党政关系等方面的不合理现象，要立即着手改进。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行政上各种意见处理委员会的作用。（4）作好毕业生及留校生的工作。在毕业生中间要继续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并围绕统一分配工作，端正立场，整顿思想作风。在留校生中间，可以共青团为核心，吸收团外学生，一起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活动。
二、省文联干部陈椿年（非党员）交代了林希翎的几件事情如下：（1）他在今年三、四月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认识了林，和她有八次来往。陈回南京后收到林的四封来信，并且答应林的请求，寄了二十元给林的母亲。（2）在北京时，林曾对他讲过：最近人代常委会组织检查组检查政法工作，北京东四人民检查院如临大敌，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如何隐瞒缺点。林并说，她当时反对这样作，后来又把某案，偷偷给检查组送信。林说，检查组的负责人是民主人士，曾夸奖她有良心，有正义感。（3）林讲过，对南斯拉夫很感兴趣，将来有机会要到南斯拉夫去游逛。她很佩服铁托，因为他胆子大，有些话只有他敢说，她还同意卡德尔的报告。（4）有一次他和林吃馆子后，回到林的住处，看见屋里坐着一个陌生人，林介绍说，他是团中央的干部。又叫大家不要拘束，说在这里谁也不是正统派。又一次，林讲，她跟她爱人有许多看法不一致，在毛主席的报告发表后，才转变了。（5）林跟他讲过三、四次，她有一个任东海杂志（浙江文艺刊物）副主编的好朋友。她曾在他那里养过病。林常以此夸耀，并准备毕业后到那里去工作。（6）林经常吹嘘自己，并以色情拉拢他。林说她自己要是到三十岁，还是平平庸庸，她就要自杀了。林曾两次对陈讲，她的私生活很苦闷，和现在的爱人合不来，而对他有好感。由于他回避，林曾说：我把一切都看透了，我的处世哲学是两个字：利用。（7）有一次林打电话给陈，说她已拿到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问他要不要看，或请他到她那里去看。陈去林处后，林要陈抄一份，后北京讲习所结束，未来得及抄好，即带回南京去了。以后林曾三次去信向他讨还，并骂陈失信；说她要铅印，有些人要看,为了友谊要他火速寄回。（8）林给陈的第四次信（即上次电话汇报的信），是林鬼鬼祟祟的通知他，暗示他依样画葫芦掩护她过关。陈说他并未讲过肃反中冤枉七十二万人，只讲过镇反时南京集中逮捕反革命分子，也并未讲过肃反一夜捕二千人。并说：林是公开撒谎，说我只和她谈三次话，实际上则是八次。
以上是陈椿年写的二万字的交代书的主要内容，这个交代书及陈交出的林希翎的三封信,将一起打印送交中央。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余孟孝汇报）
一周来，右派分子的动态。有的机关反右派斗争无力，右派分子还在向我进攻。有三个例子：（一）哈尔滨市第一建筑公司统计员李守正，朝鲜族人，东北伪官吏出身，政治上反动。一九五五年以来，曾写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反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一篇反对艾思奇同志的文章。他在哈市曾组织过五十七人的社会劳动党（也叫社会劳动协会），有十名为社会劳动党党员，其他为协会会员。在鸣放中，他支持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写了“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说毛主席对人民和敌人解释的不对；认为现在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毛主席的文章是歪曲宪法；反对有领导的自由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说集中领导是变相的帝王。他对我们批判储、葛的言论不满，说指出他们的错误就是了，何必说别有用心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李现在还一直表现猖狂。（二）水利设计院工程师韩友邦。提出院长不懂技术，要技术人员办院，成立技术委员会。群众反驳他反对党的领导，他还顽抗。他的言论主要在其所在单位（灌溉组）还有市场，该组人员都认为反右派是小题大做，毛主席的六条也是小题大做，大字报是断章取义等，有的记录员都不愿意做记录。（三）第二勘测局干部侯要波，写了一首诗叫“警钟篇”。说大放大鸣是圈套，让大家不要中计，说党是无病呻吟，并认为章伯钧等的反动言论是“赤子进忠言”，最后还落个右派。
目前右派分子的动态有如下几种：（一）有的检讨的比较老实。如师范学院关贵武（民盟省委宣传部长）检讨得比较老实，并揭发了右派分子冯玉明，他在大会上还哭了，他说：不能在哈尔滨工作了，上街碰上熟人遭了白眼。目前只有十个人还答理他，就是院长、支书、总支书以及家里的老婆、孩子等，因此感到十分孤立。（二）有的真起义，有的假投降。工业厅副厅长万明信，检讨不深，民盟傅宝增揭发了他在天津听来的要成立“党派联席会”，及万曾经和刘铁骨一同到民盟中央接受过章伯钧关于大力发展盟员的指示等情况后，万被质问得没有话说，就做假检讨，说自己的问题严重，但动机是好的，而效果不好，原因是自己还没有改造好，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是地主出身，过去因为没有被提为处长和专职工程师，所以对党不满等等（实际上副厅长比处长还高，可见其假）。工业大学王泽汉，也是哭着做假检讨，检讨中除报纸上说过的以外，再没有新东西。检讨后回家问他老婆行不行，老婆说恐怕不行，他还说，台下鼓掌的人已有一半，还不行？群众对此很气愤。（三）有的拒不上班。工业厅试验所翻译秦飞，被该单位批评了两次，秦就托病拒不上班。（四）硬抗。民革苏斌文（省体委主任）说，党是骑在人民头上，并说这是他下乡调查时，乡村农民的反映，后又说是在火车上听游民说的。他对反右派斗争满不在乎，说和他来往的同伙只是同学、同事，都是老头，爱说些落后话。他说：要把我弄成右派，就得搞清楚，我对这事是很乐观的。哈岗市第三医院在会上批评该院院长白天助时，白只说，你们查不出什么来，就拂袖而去。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阎清芳汇报）
对目前反右派斗争的布置。自中央七月九日电话会议后，省委对大专学校、省直、市委、地委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做了检查和布置。
（一）大专学校（即长春市大专学校，延边有一大学未动）于七月十五日陆续放假，在教师中的反右派斗争亦按原来的安排，告一段落，现正进行休整，准备再战；在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暂告结束，准备下学期再进行。七月二十日省人代大会开幕，反右派斗争的中心将由大专学校转向人代大会。对于大专学校，市委正在总结经验，指导休整和分配毕业生。
（二）对省委、长春市委各机关，已开始加强领导。目前各机关都在进行学习讨论，在讨论中逐渐发现了新的右派和进一步暴露了原有的右派。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已开始深入，并由批判社会上的右派转到批判党内的右派。没有右派的单位则讨论得不够，我们拟采取“借右派”的办法，把一个单位内的重点右派，拿到所属部门的会上进行批判，如银行的右派分子可在财贸系统的会上进行批判，借以使运动深入。
（三）其他市、地委因没有大专学校、民主党派也很少，所以机关也都放了一下。省委于七月十一日召开市、地委书记会议做了检查，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1）明确了反右派与整风的关系，在现阶段是集中力量反右派。（2）要在斗争中才能暴露右派。（3）克服右倾思想和简单草率的做法。强调划清右派界限、中间标兵，掌握“划够透顶”的原则，研究工作方法。（4）要作到运动和生产两不误，布置挂锄时期的生产工作，加强对工人、农民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教育，以推动生产。
（四）省人代大会于今天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结束，大会的内容是肯定成绩、检查缺点、集中反右派。确定了九名被批判的右派分子：杨清（民盟、师大教育系主任）、徐乃祚（汽车拖拉机学院教授）、徐贤议（九三、地质勘探学院教授）、张汝楫（东北人民大学讲师）、余锐璜（民盟、东北人大物理系主任）、张泽多（民建、工商联）、刘宗向（民革、师大教授）、王孙楚（省人委交通厅副厅长）、梁志正（共产党员、吉林日报文艺编辑）。并组织了一批民主人士、大专教授（左派、中间）列席大会（因在这九个右派分子中，只有两个人是代表），还组织了一些右派动摇起义分子对他们进行揭露。各民主党派亦在外面配合批判。并在十八、十九两日召开了民主党派积极分子会议，人大党员干部会也进行了动员。我们希望在人代大会上掀起又一次反右派斗争的高潮，通过大会对人民代表和全省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进一步打击右派，使其中一些骨干分子缴械。
（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兰干亭汇报）
二十日上午，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各战线及部门厅、局党组负责人开会，分析了目前省级各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大体有四类情况：
（一）以确定有右派分子，有斗争目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斗争进行得热烈。这样的单位占参加运动的单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多。
（二）没有明显的右派分子，但有右派言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群众已发动起来的单位占百分之四十。
（三）没有右派分子，也没有右派言论的单位占百分之十多。
（四）斗错、斗乱的单位占百分之十左右。
总的说来，运动是正常的。目前运动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1、斗争方法简单，主要是不善于说理。
2、排队中有些扩大化。如省级各机关上报的右派分子为二百六十八人，占参加运动的两万人的百分之一点四，经各战线领导小组初步研究，只批准了五十九人，占上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根据省委整风办公室研究的九十七份材料来看，目前各单位对什么是右派分子，在认识上还未很好的统一起来。其原因是，对一些不满分子、落后分子、品质坏的、爱讲怪话的分子同真正的右派分子混淆起来了。经过研究，大体有下列几个方面容易混淆起来：
（1）对同情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的人，和同情右派分子、自己也有右派言论并且为右派分子辩护的人界限不清。
（2）对在个别问题上对党不满，如在三反、肃反时被斗，闹提拔、闹工资待遇，发牢骚、说怪话等的人，同故意歪曲、污蔑党的政策，敌视党的人容易混淆起来。
（3）把某些有缺点的党员对个别领导干部的不满甚至谩骂，同不满和谩骂整个党、整个组织混淆起来。
（4）把在大放大鸣中，批评党的缺点有些夸大的人，同否定党的一切成绩、根本动摇党的领导的人混淆起来。
（5）把思想认识模糊、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人，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混淆起来。
（6）把有自由主义、小广播的人，同有意识地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党的威信的人混淆起来。
（7）对历史反革命分子，把思想上已经改造的（在鸣放中没有反动言论）人，同没有改造的人（鸣放中放出毒草的）混淆起来。
在会议上，大家讨论上述七个方面的问题时，感到区别和划分右派的工作很难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同志最后发言时，讲了三点：
（1）上述七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联系，又有区别，要看到联系也要看到区别，只看到联系不看到区别就容易扩大化，只看到区别不看到联系就会把右派分子放过去。
（2）在机关中的右派分子的特点是比较隐蔽的，他们有两面性，伸缩性很大，就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讲了好话，这就增加了区分时的困难，因此，在区分时，主要是从本质上，从他们的全部言行、一贯表现、基本立场、中心思想上去区别是否是右派分子，要进行具体分析；在研究右派对象时，要吸收熟习该人情况的人参加。
（3）数量和质量问题。右派分子的言论不在乎多，主要是看讲话的实质，但有些人有时在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上对党不满，同党对立，也就值得考虑，因为数量多，质量也就变了。
要求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各个战线一定要排好队，运动的高潮预计在八月上旬或中旬结束。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解方汇报）
关于大专学校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一）学生方面，在集中进行反右派斗争以后，各院校都对学生作了再次动员，对前一阶段的运动作了小结，布置学习文件，一般的都还针对本院校的情况，作了一些专题报告。如师专报告了党的领导、民主自由两个专题；矿业学院作了党的领导、民主自由、思想改造和肃反四个问题的报告，武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并揭发了一些新的材料。到十二、十三日仍集中主要力量在学生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反右派斗争，预计到二十二日左右，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大体可告一段落，便可按各学校的不同情况先后放假，主力将转入继续深入开展教师中的反右派斗争。
关于学生放假回家问题，是从学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出发，主要是依据斗争的彻底与否来决定：斗争不彻底或出现新右派分子的班级，要在该班级继续进行斗争；某些右派分子虽已搞臭，但还没有追清线索，或斗争了而本人还不服，并继续有右派反动言行的人，配备一定力量作为专案，留下来继续进行处理；其余的人，分别不同时间回家或参加实习。
在学生回家前，还集中的进行一次总结，向学生作报告，并结合学习文件进行讨论，提高他们的思想，明确立场，同右派划清界限。报告内容应注意以下几点：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要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右派言行的危害性，反右派同学校及个人的关系；把运动的发展情况和战果作个概述；分析群众觉悟提高的情况，鼓舞群众的情绪，并说明运动还未结束，反对右派的政治、思想斗争是长期的。在报告以后，以班为单位组织学习讨论，采取和风细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自觉地检查总结，就主要的问题展开讨论，但不要人人过关，也不必人人作鉴定。
（二）放假时，把党、团员留下来，以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时间，进行一次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思想教育的中心是阶级立场的教育，同右派划清界限，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检查在鸣放运动中党、团员的思想、立场和态度，也不普遍作鉴定，但对毕业学生、作为思想批判重点的人以及某些预备党员，要作一次鉴定。各院校的情况不同，作法上也不应一律。
关于组织处理问题：农业学院对三百六十七个学生团员的初步摸底，需要作不同的组织处理的占百分之十二。省委认为组织处理不必过急过早，可先处理突出的人，其他的人可在以后陆续处理，不要采取一次清洗一大批的作法。有些突出严重的可以撤职，一般的可采取调换职务的办法解决。有些是犯了一般性的比较轻的错误，只要经过检讨认识了错误，就可以不予处分。总之，在组织处理中，要贯彻严肃慎重的精神。至于具体规定，省委正在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本周，集中力量在学生方面进行工作，因而对教师中的反右派斗争，作了间歇，在学生中反右派斗争大体告一段落后，就大力转入继续追击教师中的右派分子。目前，着重于对右派的组织联系、幕后人方面的研究，要深入搞的主要是民主党派和“合作社”。对于师范学院准备深追四条线：（1）皮名举（农工，教授）与章伯钧的关系；（2）陈孝禅（民进，教育系主任）与民进长沙市委副秘书长王果的关系；（3）王隐雄（九三，讲师）；（4）院民盟的林兆倧（副院长）、郑其龙、解毓才。
省委认为：斗争是深入了，工作必须更加细致，对右派要上下内外夹攻，教师队伍要加以调整，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争取起义更为重要，并要认真注意材料的真实性。
此外，为了进一步争取中间分子，省委在十五、十六日召开了二百多名左、中教授的座谈会，由省委李瑞山同志讲了话，讲了三个问题：（1）再次动员深入反对右派的斗争；（2）这些教授在鸣放运动时，对我们提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哪些是反动的？他们有些分不清楚，有所顾虑。对于这个问题，李瑞山同志作了说明，实际上是要他们放下包袱；（3）对运动如何发展下去，整风还整不整？表示了态度。会上有些人争着发言，会后反映较好。
（湖南省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七月二十二日
民盟杜迈之、康德集团的几点情况。
一、杜迈之与章罗联盟的关系。根据杜本人的交代和已揭发出的材料来看，杜早在抗战期间，在昆明云南大学读书时，就与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费孝通等人有关系。由于这些人对杜的器重和提拔，杜当时便当了民盟云南省委委员、专职秘书和民主周刊的编辑。在一九四九年民盟四中全会上，大家斗争罗隆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时，杜表现很不积极。民盟六中全会时，罗隆基曾请杜迈之吃饭，并且对杜说：“昆明时代的老人应该出来了。”罗还有意叫杜到北京工作。以后，杜每次到京开会时，都要与罗联系。一九五七年三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杜曾撇开李鳌（民盟省常委，中左分子，在这次斗争中表现还好），与罗交谈，并到陈新桂家里吃饭。
几年来，杜迈之一直是罗隆基小集团在湖南的据点，他与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上下呼应，如罗曾授意杜以地方组织的名义向盟中央提意见，反对周新民把持盟务，以提高潘光旦、曾昭抡在盟内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十月文汇报记者范琰（即宦邦显，系宦乡之弟）到长沙专与民盟右派分子杜迈之、康德、陈浴新（民革）等联系，并向不满分子采访新闻。他写的稿子都是向党进攻的。范琰还以请客的方式联络人，并以徐铸成的名义拉拢张鹤臯（民盟长沙市常委，中左分子）作文汇报的特约记者，杜则从中鼓动帮助。今年五月间，文汇报发给张鹤臯一个电报，叫他以文汇报名义，召开座谈会，搜集对教育部的意见。
二、杜、康联盟的一些阴谋活动。自今年三月杜迈之成为民盟省委的实际负责人后，他的阴谋活动更变本加厉起来，和康德结成了右派联盟。据康德交代（并且已经我查对），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有纲领、有分工、有步骤、有策略的。他们的纲领：在组织上是大发展，如他们计划仅在文艺界就发展一百三十多人，并以诬蔑我党的办法，发展他们的组织；在政治上，是发挥所谓“监督作用”（实则是篡夺党的领导）。他们的分工是：杜迈之主要在高教系统活动（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还要广的多），康德在文艺戏剧界活动；在作法上，是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业务上互相呼应。
当鸣放开始后，他们在表面上以帮助党整风作幌子，而实际上是阴谋在知识分子中（主要是省、市文化局，文艺、戏剧、新闻界等）排除和篡夺党的领导。他们甚至拟好了改组省市文化局的名单，企图由陈浴新当省文化局长，康德当副局长，严怪愚（民盟、师专教员）当市文化局长。他们等办“同人报”，以魏猛克任社长，并拟推一共产党员任总编辑。根据康德的交代，办“同人报”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与党报相对抗。
三、以康德,陈浴新、蒋寿世（长沙市银星影院老板）为首的文艺界右派小集团的情况。这个小集团的名字叫“文艺沙龙”，其成员还包括田洪（民盟、湖南剧院经理、田汉之弟）、董关堪、翟翊（皮影木偶剧团的负责人）、严怪愚等人。他们在活动上极力争取外援，联系田汉，口号是“业务第一”，“宣传政治要通过业务来体现”。因此，他们认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错误的，至少二者应当相等”。他们的分工是：康德、陈浴新负主要责任，田洪抓艺人和戏剧专家，翟翊负责皮影、美术界，康德还负责改写剧本，作为他的活动资本。他们计划筹办“艺人之家”，组织一个“转让社”（名义上是生活福利组织），以此来拉艺人入伙。他们还准备筹办“同人剧团”，出版“戏报”，用报来联络人。康德（市文化局长）将市文化局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并且积极向省文化局进攻，尽量将他们小集团中的分子打入省市文化界，力抓权利，四处点火，制造谣言，企图造成混乱局面，从中得利。
目前，杜、康等人虽然已经作了一些交代，但很不彻底，他们的许多具体阴谋活动还远没有交代出来。我们现正组织力量，从上下、内外对其夹攻，争取起义，以求揭露出更多的内幕情况，将斗争引向深入。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关于边整边改的情况。根据最近了解，从省到县，各机关、各企业都基本上都贯彻执行了中央边整边改的方针。省直机关和省属四个高等院校，主要是解决生活福利、财政制度、工作制度和党群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厂矿企业则对解决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比较注意。
改进工作比较突出的收获是解决了一些同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如：省公安厅改进了过去治安工作的管理面偏宽和制度、手续、科目繁多的现象。在户口、特业和交通的管理方面，原有各种制度四十三种，手续五十三项，科目五百六十三个。经改进后，取消各种制度二十三种，减少手续十九顶，减少科目三百五十七个。在厂矿企业的保卫工作制度方面，现已提出缩减十项科目的方案，俟取得企业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即可付诸实行。对宗教和资产阶级的管理工作、保卫工作等，也已根据全国第八次公安会议的精神，作了适当的安排，应该移交给有关部门的工作，大部分也都已经移交。对刑事犯的管理和政策界限的划分问题，也已求得解决。这样，就解决了当前同刑事犯作斗争和处理人民闹事中，政策界限不清，管理范围不明以及工作方法不当等问题。省农业厅过去下乡的干部，一般都是到交通方便和工作基础较好的单位去，但自整风以来，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在夏收、夏种中，就组织了约近三百名的干部到边沿地区去工作。省委农村工作部在整风中也曾组成了包括两个部长和四个处长的三个工作组，深入农业社去了解和研究粮食、社员收入、秋冬整社内容和如何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等问题。沧县地委从入夏以来，曾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水利纠纷二十八起，许多社员反映说：“这回可安心生产吧”沧县专署粮食局和通县专区顺义县粮食局，曾特别研究并克服了粮种搭配不当和售粮办法对群众不便等缺点。
在干部作风方面，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作风，一般都有了很大的改进，进一步密切了上下级之间和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易县有个退社户，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曾到县上跑了许多次，并到地委三次，到省上三次，到中央四次，但问题还是长期得不到解决，最近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亲自主持来处理，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沧县地委第一书记王路明同志和专员曹庶范同志，除经常参加劳动以外，还亲自接见来访的人，亲自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在他们影响之下，专区所属二十二个单位，对群众向他们提出的二千三百多条意见，已经处理了七百多条。石家庄纺织厂和大兴纱厂，在调整了干部宿舍后，共空出房子三百多间，解决了部分职工住宿的困难，使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有些工厂由于改进了领导干部的作风，解决了职工提出的问题，因而生产效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如:保定新中国面粉厂最近检修机器所用的时间，比过去减少了六十六小时；七月上旬生产的面粉，比计划增产了七百七十四袋。保定人民印刷厂承印右派分子言论集，原计划十天完成，后经过党内外动员，厂支书和厂长都亲自参加印制，结果四天就完成了。张家口采矿机械厂六月份的产值比五月份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广大职工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转向接近群众的情形说：“过去找领导都找不到，现在领导干部来找我们了。”关于非党干部有职有权的问题，现在许多单位都正在注意解决。水利厅党员厅长主动设法帮助非党员厅长来行使他应有的职权。石家庄电业局和炼焦厂在调动技术干部时，都已作到事先征求工程师的意见。
关于处理肃反遗留问题的工作，省委五人小组在大鸣大放时，就曾作了布置。省物资供应局对二十个肃反对象部分都分别进行了谈话，做了必要的解释工作，对原来所作的结论不完全合适的，也已作了适当的修正。省公安厅对三十一名肃反对象，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和排队，准备普遍进行个别谈话。对结论不完全正确的要加以修正，对结论未通过本人的应通过本人。现已实事求是地完成了十二个肃反对象的处理工作。水利厅也在干部会议上恢复了应予平反的人的名誉。目前，省委五人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常在各单位亲自督导肃反遗留问题的处理。
改进工作的经验，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1）解决实际问题要和思想工作相结合；而思想问题的解决，也要走群众路线，要由群众来教育群众。（2）解决重大问题吋，应成立专门小组，各有关的小单位都应派代表参加，以贯彻领导与群众相合。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
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简况。全市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工程技术人员有二千二百三十二人（其中工程师以上的五百九十六人，技术员一千三百三十六人），经过对这些人排队，目前已排出右派分子九十八人，占百分之四点三。这九十八个右派分子中，工程师以上的五十一人，占工程师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技术员四十七人，占技术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
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深入发展，表现在：（1）不仅一般地揭露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而且还在不断揭露他们的反动活动。过去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现在也被揭发出来了。如公用局工程师沈权，在鸣放时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右派言论，但现在却揭发出他是在幕后点火煽风的人，该局有二十多个人曾被他煽动过；经过揭发，他已处于孤立地位。又如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有一个小集团在鸣放时进行活动，过去我们掌握的材料是五个共青团员在搞鬼，现在才发现是该院工程师在幕后策动。再如机电工业局设计处工程师梁志环，也是一个在背后造谣生事、挑拨离间、鼓动别人的坏家伙。（2）右派分子的低头、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已开展斗争的六十八人中，有十一人已经低头认罪，如交通局、劳动局的右派分子，开始斗争时满不在乎，还做诗自慰，经过别人的揭露，事实上也不得不低头。同时，社会上反击右派的形势也对右派分子十分不利，如公用局的马树声说：“到局内受批评，回到家老婆也批评。”他的一个姪子在北大读书，也写信质问他，他觉得右派的味道太不好受，因而已交代了他的各种错误。右派之间，也展开了揭发。（3）鸣放时未放出右派的单位，经过排队、分析，也发现了右派（重工业局）。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党内的右派也暴露出来了。最近铁路局发现杨春龄（预备党员）， 完全是人家派进党内来的坐探。杨的父亲是日伪时期的汉奸，也是反动会道门圣贤道的仗师，他父亲的这些历史情况，一直未向组织交代过；他的兄嫂等人都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杨的入党，是经过他们家庭会议决定的，并不许他在党内交代他父亲的历史情况。党内每次会议的情况，杨均向他父、兄汇报。杨对上述事实已作了交代。目前总的说来，是斗争已向深入发展，注意了揭露右派分子的事实，并联系了他们的历史，但对揭发出来的事实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批判还不够。有些右派分子虽已低头，但还没有完全交械；有些中间分子还有温情主义情绪，特别是过去曾跟着右派分子跑的人，还不积极，他们一怕自己挨整，二怕被右派分子反咬一口，洗不清。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最近，在机关学校中召开了一些中右分子的座谈会。在当前右派分子遭到打击和运动开始走向深入的情况下，他们参加这种会议时，态度较为诚恳，讲了一些心里的话：
（一）他们认为：这次运动很稳，领导英明，这样大的运动没出什么乱子，是很好的。要求我们能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底，特别是斗争胜利时，要防止重复三反和肃反时的某些错误。
（二）他们委婉地批评我们说：他们是带着服罪的心情参加战斗的，而领导上对他们的这种心情体贴不够，没有及时地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只是在我们对中右分子的工作做得较晚的单位有此意见。
（三）他们说，从当前对右派斗争的情况来看，群众发动得还不够充分，揭发的问题虽多，但批判说理不够，而“没有批判说理，不仅右派分子不能心悦诚服，就是我们也不容易想通。”
（四）他们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否则，仓促进入整风，右派分子还会反攻。届时，不仅党不能顺利地进行整风，而且他们也很为难（意思是怕受右派分子的牵连）。同时，他们对反右派斗争的时间提出应尽量集中一些（到搞垮右派分子为止），不宜拖得太长，因时间长了容易松劲（估计这个意见，可能是针对目前学校中师生员工迫不及待地要求放暑假和机关反右派斗争疲塌，没有什么进展而提的）。
（五）他们要求领导上经常召集他们开这种会议，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招呼。看来，他们对政策界限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当我们的负责同志给他们讲解了这方面的问题后，他们都很感动。
现在省委已经从上而下地布置召开这种会议。省委负责同志从明、后天起，也将分别召开各方面的中右分子座谈会。开会时，要注意适当地邀请一些左派分子参加。会前，要尽可能地做些摸底工作，要将负责人的个别串连和交朋友的工作结合起来。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梅白汇报）
一、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经过批判后，近几天来有些扭转，表现在：（1）基层战斗单位的负责人过去不亲自指挥战斗和不过问斗争的现象，已经克服。现在，领导干部已能亲自出马领导斗争，日常工作和反右派斗争也都有了适当的分工，做到工作、斗争两不误。（2）注意了搜集原始材料和研究现有材料的工作。每次战斗前都认真地做了研究、部署工作，做到了心中有数，并注意了对积极分子交底的工作。因此，过去有些打被动仗的单位，现在情况已经好转。（3）不少市委和基层战斗单位，加强了整风办公室的力量，并建立了正规的汇报、审批工作制度。如本溪市委整风办公室由七人增加到十七人，沈阳市委整风办公室由十人增加到三十多人。
二、最近运动的进展较快，斗争的效果比较显著，斗争正在向深入发展。表现在：1、经过深入追、挖，右派分子正不断暴露，并发现不少“合作社”。幕后出谋定策的极右派人物已逐渐暴露出来。据全省初步统计，现有的右派分子已有八百二十八名，较前有显著增加。沈阳、本溪、鞍山、抚顺、安东、阜新等市都发现一些“合作社”。抚顺已发现七个右派分子的背后都有小集团。沈阳师范学院、俄文专科学校、财经学院、工学院等单位的右派分子都有“合作社”。工学院发现了“兄弟社”，其中一个社是许冶桐等人组织的反党小集团，幕后指挥人是刘东来（教授）；另一个社是陈尚炯、郭富纯、王铭勋（教授，共产党员，沈阳市委候补委员）组织的小集团，幕后指挥人是岳从枫。团省委统战部也发现了右派小集团（有五、六人），他们正以肃反扩大化、农业合作社冒进、“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错误是个别的”是教条主义等三个问题，摆设擂台，要求辩论。
2、多数单位的斗争已进到短兵相接、相互交锋的阶段，特点有两个：（1）对右派斗争一般准备的充分，能抓着主要论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批判。会议开的生动有力；（2）领导干部学会了及时整顿队伍和有间歇的波浪式的斗争方法。
3、右派分子被搞臭的和低头认罪的人数逐渐增加，但顽抗的仍然不少。有些“合作社”的右派分子，在斗争中只作自我俭讨，而不相互揭发。沈阳药学院右派分子尹鲁，前些日子开会时拒绝参加。后来群众要求，要是他不参加会议就不发他的工薪。现在他虽然参加了会议，可是对他批判时，他一句话都不说，表示抗拒。
4、改进工作已进一步引起各地的注意。沈阳、营口、抚顺都建立了研究改进工作的指导小组。
三、目前运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在对右派的斗争中说理不够，急躁粗暴的现象各地都有发生，特别是群众起来后，又碰上右派分子顽抗的单位。全省几个市都反映，有不少单位发生群众在会上喊口号、拍桌子、骂右派分子的现象。如抚顺城市建设局，在斗争右派的会议上，群众骂右派分子是“老狗”，一个党员科长把右派分子踢了一脚。
（二）针对斗争进展的情况，注意研究斗争的策略不够。表现在以下二点：（1）对右派分子的分化工作注意不够。目前右派内部起义的很少。（2）有的单位不相信右派分子会投降，认为都是假检讨。不会对右派分子进行具体情况的分析，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允许某些在主要问题上已经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在个别情节或论点上保留自己的看法，一定要右派分子的检讨口径和我们对他的看法一致才行。
（三）在鸣放时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除已搞起来的单位外），有以下两种情况：（1）士气不旺。据旅大反映，有些没有右派的单位只强调正面教育，学习文件和材料，而不注意结合批判右派言论，去挖掘右派分子。现在，沈阳有些学校中，没有右派分子的班的学生要求提前放假（一般大专学校本月底可放假）。（2）因急于确定斗争对象，而错斗了中间分子的情况，各地都有发现。沈阳师范学院斗争了六个“黑右派”（未经过批准的），经检查，其中四个是中右分子，一个是被怀疑对象，另一个还未查清。这六个人过去都是思想落后，在群众中名声不好的人。他们斗争这些人说是为了“打旁槎”，对右派“过筛子”，有的说是“澄清思想”。
（四）继安东右派分子刘广业自杀后，又发生一起逃跑和一起自杀事件。一是营口市银行业务员杜晓雯（团员、江苏人），在鸣放时同情右派分子储安平、葛佩琦、张百生等人的言论（还未确定是右派）。反右斗争开始后，在团支部会议上对他进行了批评，他思想不通。群众将他的观点登上了大字报。杜对此抵触情绪很大，后来行长找他谈话，他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十八日，杜突然失踪。后在他行李中发现一封给他父母留下的遗书并十元钱。有的人分析可能是逃跑，有的人估计自杀的可能很大。一是辽阳市右派分子姜陟平，（药业公司经理，资本家、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在十八日早晨，服“八步断肠散”自杀身死。自杀原因：（1）在对他的几次斗争中，揭发了他历史上的不少丑恶材料，和他曾包庇过反革命分子的事实。他感到自己罪恶大，将来无法在社会上待下去。（2）在斗争他时，群众要求撤他的职，给他的压力很大，觉得可能要名利双丢。自杀前市委书记和统战部长都找他谈过话，动员他要交代问题，卸下包袱。结果他仍畏罪自杀。
（五）在斗争中，不少地方群众过多地要求对右派分子作组织处理。
最近，省委指示各地在运动发展深入阶段，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2）要迅速做好树立“标兵”的工作，以便更好地掌握中、右派的界限。
（3）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当前应集中力量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对中间分子的某些错误的论点，不要急于批判。至于尚未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对个别人在鸣放中的不正确意见，可进行和风细雨的争论，以澄清思想。严禁采取指名斗争或责令检讨的做法。
（4）要认真掌握右派分子的动态，及时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花招，也要注意避免发生意外。对积极分子应进行教育，斗争时绝对不许打人、骂人。
（5）“改”的工作一定要抓紧进行。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七月二十三日
省委于七月十七日到十九日召开了一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主席在南京会议上的指示，讨论和部署今后的反右派斗争、如何继续进行整风以及农村工作的问题。兹将会议上对反右派斗争和整风问题的部署简报如下：
一、大家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很适时，很重要，根据主席指示的精神，省委分析了我省当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省委认为我省的反右派斗争比全国迟了一周到两周，对右派的揭露还不够深，对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驳得还不透，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工作也还做得不够，在党内有少数同志还有温情主义的右倾情绪，态度不够积极，因而就总的情况来看，还未达到中央的要求。
二、对于今后工作的部署：
1、对于反右派斗争的要求：（1）省市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各线立即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结合各单位的情况，对前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加以总结，进一步修订计划，贯彻下去，把斗争深入一步。要求在八月十日前，在一般单位告一段落，把右派分子的面目彻底加以揭露，把他们在群众中搞臭，把中间分子争取过来；少数进展较慢的单位，要求在争辩中继续暴露右派分子，时间拟迟到八月中旬左右告一段落；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在八月五日省人代大会以前作好充分准备，在会议上对右派的代表人物进行集中批判，形成高潮，把右派的言论驳倒，把右派分子搞臭。（2）立即批判温情主义思想，纠正少数单位领导同志至今仍犹疑不前，不敢大胆积极领导斗争的错误，但是同时也要注意防止粗暴急躁、方法生硬的做法。（3）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中央划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对已确定的右派分子重新审查一下，凡点名批判者必须点得正确，凡点名斗争的一定要斗倒。（4）对右派分子要打得准，打得狠，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右派。同时，必须重视材料工作，必须将右派分子的历史罪行和现实反动言行的材料加以系统地搜集。在斗争中，要根据充分的事实材料，坚持以说理的方法对右派进行斗争，以达到斗倒右派、争取中间的目的。（5）必须认真进行分化瓦解右派，争取右派分子起义的工作。右派分子讲的话及其检讨，要他写成文章，登报公布，以防其翻案。（6）斗争深入后，要以小组斗争为主。
2、如何转向整风的问题。从省委到已开展斗争的单位和地区，应立即有计划的掌握一、二个单位作为典型先行一步，加以研究吸取经验，具体要求是：（1）在斗争告一段落时，把前一阶段的斗争加以总结，把放出的反动言论、正确意见和对右派斗争的结果加以分析，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以教育群众；（2）对中间分子提出的正确意见要表示态度，有所交代；（3）对党内的意见要加以研究，分清是非。没有放开的单位，必须鸣放。
3、整风的领导问题。转入整风以后，原领导小组要集中力量领导整风。各民主党派成员转入各民主党派内部去搞，通过其内部整风必须完成对右派的斗争，由统战部指导他们进行，各民主党派的整风以左派组织领导核心，有共产党员也参加进去，以便把领导掌握在我们手中。
4、地、县委的整风问题。秋收前暂不进行，何时进行，如何进行，待中央全会决定，但现在可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区、乡干部当前集中力量做好工作，领导上有意识地帮助其转变作风，错误严重的，争取在整风前检讨改正。将来以集训办法进行，具体时间未定，一般计划在春耕前进行。
5、厂矿企业的整风问题。厂矿企业已大鸣大放的，即按照机关的做法开始整风；没有鸣放的单位，搞好准备，要在课、室技术人员中开展鸣放，时间拟提早一点。
6、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对于大家对整风提出的意见加以分类，立即按照情况分别加以解决。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张泽魁汇报）
（一）各高等学校已经斗争的右派分子有七十三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十七人，讲师十五人，助教二十四人，职员十七人。大部分院校仍在休整，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还在进行斗争。目前斗争的火力已逐渐集中到幕后策划人和他们的一些幕后活动。南开大学还在搞十一人的小集团，已揭发出该集团的核心人物是经济系教授杨敬年和张镇威。黄公度（教授）揭发了杨拉他的情况：鸣放开始，杨即找黄谈话，问黄说：你看经济系的主要矛盾何在？黄说：我看是季陶达（左派，教授）。杨说：你的胆子太小了，再想想看（意思是要引导黄说出是党员副教务长滕维藻）。黄说：我也知道杨敬年他们是要反对滕维藻，因为我与滕关系很浅，同时也有顾虑，故未提滕。以后杨又找黄说：滕的问题已有人和刘校长（党员，副校长）谈过了，请你早作准备。以后杨又召集他们集团的人开会，并有人民大学一教授参加（原来是南大的），密谋策划倒滕的问题，杨说：我们不要提季陶达和陈舜礼（皆左派），也不要谈小党员（指系秘书），要明确集中目标搞滕维藻。还具体安排了发言次序，又派人去和李宝震联系。当时他们集团中的一个骨干分子潘元来不在津，回来后杨对潘作了单独布置，让潘在发言中尽量要把一切问题推到滕的身上去。这样看来，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反党的小集团活动。杨敬年是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是中统分子，与谷正纲、康泽等人均有关系，一九四七年世界青年节时，杨是国民党政府派去的代表。天津大学在斗争赵韬山和李维铮，已揭发出赵曾唆使一些被捕释放和被管制过的人向党算旧账的事实。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把“春雷社”、“风雨社”、“鸣放社”、“纱布社”、“滴滴涕社”等的阴谋活动，也被揭发出来了，斗争已基本上胜利结束。在前一阶段，“春雷社”的成员认为他们是胜利的，他们曾总结了四条：（1）打了党委一闷棍；（2）迫使校党委不得不整风；（3）争取了群众；（4）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们要保持沉默，争取过关。他们也总结了一条教训，认为对形势估计错误，未想到这么早就“收”。现在已将这一小集团的底揭穿了。
（二）民主党派方面：民建续有揭露，民盟、农工无大变化，民革、民进仍在准备。民建主要是突毕鸣歧的小集团中的许树华、师俊英、高幼珊、赵田爵等人，他们都是毕的亲信。赵揭露了毕过去的一些言论，在苏共二十次大会后，毕曾说：“这是打死老虎，苏联无法对付英美，他们后继无人”。万隆会议时飞机失事后，毕说：“国民党真有办法，能在飞机上装炸弹”。在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毕曾指示师俊英等高估私资价格。这些人同毕均有很深远的关系，分化他们是不容易的，必须逐步逐个地深入进行，随时把材料核对，简单急躁是不行的。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自省委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后，省委即抓紧了省直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工作。省委书记召开了会议，并讲了话，各领导小组也对这一工作进行了研究、俭查，并提出了作战计划。在已经暴露出右派分子的单位，检查了以前准备不足，斗争不力的情况，采取了若干措施，加强了斗争的准备工作。如省供销社，在对右派分子秦仲显、范德天进行集中批判时，做了如下的准备工作：（1）分别召开了党员、中间分子的座谈会，并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进行动员，解除其思想顾虑，使之对斗争的意义有正确的认识；（2）指定专人研究和准备反驳右派的言论；（3）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右派言论已经暴露，但揭发的还不够的单位，先不进行批判，而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揭发，并应有专人研究右派分子的材料。同时各单位都注意了边整边改的问题，并设有专人研究和改进工作。商业厅反右派的做法就是，加强对基层（对处、科）的领导，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布置下一步反右派的斗争和指定专人改进工作。
目前还没有发现右派的单位，对前一段鸣放中的突出谬论进行分析研究，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引导其进一步暴露：（1）对谬论进行辩论，通过辩论，使之继续暴露。如省人民广播电台就选择了四个人的言论，举行辩论会。（2）归纳一些问题，在干部中进行座谈。省统计局、民政厅等单位，就是把肃反、农业合作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等问题做为专题进行座谈的。（3）在个别单位（如公安厅）院内发现反动标语后，就为此进行座谈，结果原来认为没有右派的，也发现了右派。
在目前的情况下，下面提出两个问题，请予研究指示：（1）有的单位想了各种办法，但还没有发现右派分子，到底今后应该如何进行？他们认为不好办。（2）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应如何转向整风？他们认为老拖着也不好。
当前右派的动态有如下几种情况：（1）退守。不坚持谬论，并做解释。（2）耍赖。反咬一口，不参加会议。有的说：“我就是蒋介石反革命，请你们定罪吧！”（3）顽抗。在会上分辩。如吉林日报的梁志正，现在仍坚持其反动观点。
当前党内外群众的思想状况，有如下几种：（1）有温情主义，怕过火，怕乱了。有人说：“同住一个院子，今后怎么好见面呢？”（2）有急躁情绪：不能以理服人，追、逼、骂；厌烦辩论，要求快做结论。（3）有些人在鸣放中讲了一些不适当的话，因而有顾虑，发言不积极。（4）对反右派的意义认识不足，勉强跟着走，应付了事。如省税务局干部随便把中右分子也拿到会上批评了一下。
二、民主党派的动态。七月十七日下午省委召集民主党派省、市和基层组织的一部分负责人（左、中）开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首先讲了话，他主动地针对左、中派的思想动态和民主党派内部反右派的斗争情况，着重阐述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让他们消除顾虑，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开展当前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内部整风，有力地配合省人代大会对右派的斗争。
目前各民主党派的情况如下：
（一）民盟。决心较大。已批判了盟内三个右派分子杨清（师大教育系主任）、余锐璜（人大物理系主任）、丁克全（地质勘探学院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省政协常委、民盟省委委员、回族）。据民盟估计，余锐璜已被斗争的差不多了，他已低头了。杨清还是以扣大帽子企图过关，光说空话，而不交代他们的宗派小集团。丁克全则是不认账。据我们了解，丁在每次运动中都被斗过，他的地位和威信是每况愈下，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但他是否坚决反动，现在还不能肯定。省委研究拟不把丁做为重点。另一方面，民盟在斗争中还存在着下列问题：首先，有急躁情绪，开始左派心中无数，表面上斗争的轰轰烈烈规模很大，但斗争的不深入。其次，调查研究和排队工作做的也差，甚至只是主观地排了一下队。再次，杨、丁在背后想搞垮民盟负责人徐寿轩（副省长），徐还不知道，他把大鸣大放的政治斗争与无原则的宗派斗争混在一起，余锐璜过去搞过徐，徐就对搞余很感兴趣，而对搞杨、丁不积极。他曾说：“杨、丁有毛病，但学校党的领导也应负责任。”此外，民盟副主委关梦觉（东北人大经济系主任）在斗争中表现较好，因此他曾收到五封匿名信。
（二）九三。主要是斗争徐贤议（地质勘探学院副教授），九三市领导人有右倾情绪，借口事忙，斗得不够坚决。核心组由吴学舟（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九三长春分社主任委员）、叶治铮（长春地质勘探学院教务长，九三市委委员）等五人组成，在斗争中有温情主义。吴学舟说：“我们是搞科学的，不是搞政治的。”他觉得反右派无味，并曾对我们市委的同志说：“宁可得罪党，也不能得罪左右朋友，不然工作就不好搞了。”叶治铮与徐贤议有些瓜葛，在斗争会上，先站出来反对，后来勇气不足。九三大多数成员认为九三“纯洁”。因而他们在斗争中温情主义浓厚，对斗争师大中文系教授张亮才（九三长春分社副主委）、汽车拖拉机学院副教授杨克刚（九三）进行袒护。右派分子郑绍基（应用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九三）应斗而未斗。九三个别领导人员认为右派分子多了，对于自己党派影响不好，认为民盟被搞臭了，而九三的地位却提高了。
九三的一般成员中，有的不同意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如陈炳聪（汽车拖拉机学院教授室主任）不同意反右派，他说：“人民日报说右派是钻了党整风的空子，我不同意。有人提的意见尖锐一些，偏激一些，对党坏处不大，成绩还是主要的。谁说话也不能一说就中，如果说错了就打，这一来，党的整风是否还能搞好了呢？”卢文忠（师大历史系讲师）也反对反右派斗争，不同意批判章、罗，他说：党提出来鸣放，现在又整他们，如果把他们撤职，我就反对。
（三）民进。大多数成员是中、小学教师，仅起配合作用。
（四）民革。重点斗争刘宗向（师大教授）及其小集团的主要成员陈烈新（社会人士，长春市政协委员，民革社会支部负责人）、罗家祁（大经路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省民革召集人刘风竹（教育厅长）对斗争不主动，拖着走，对右派斗争不清醒。
总的看来，民主党派中多数成员与右派界限不清，有些不分大是大非。下层容易转变，而上层则转变较慢。右派暴露出来的转得快。民主党派是从下到上，左派占优势的不太大，数少，质差。民盟还差不多，九三左派势力正在抬头。他们的思想问题综合起来是：（1）对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心中无数，特别是不够清醒；（2）领导不够坚决，主要是温情主义。怕搞错了，强调和风细雨，怕分析，怕联系，怕引伸；（3）有些人自己有小辫子，怕扩大到自己头上，打不开局面；（4）怕右派多了把自己的党搞臭。
（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任真汇报）
（一）经过这一段时期的反右派斗争，各大专院校学生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解决了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1）一般地都注意了从阶级立场来观察、分析问题，如在最近的反右派斗争中，学生和教师们听别人发言或观察某一个问题时，都首先要考虑立场问题。
（2）在学生和教师当中，普遍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并且已认识到今后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苦性。
（3）对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和缺点，都初步地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如对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工农生活悬殊及肃反等问题），并且认识到以前只看缺点，不看成绩是不对的。“不应该是一点论，而应该是两点论”。但是，对于学生们的思想认识提高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上述问题主要是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解决的，对许多问题还没能从思想上系统地加以解决。同时，在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学生们的思想表现也是会有若干假象的，虽然表面上反面的言论是听不到了，但实际上是隐蔽了，不敢暴露了。
各大专院校临放暑假前，右派分子认为“快放假了”，因而尽量拖延、抵赖，企图草草结束自己的问题，蒙混过关。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则认为“差不多了！”，要求赶快结束反右派的斗争。左派分子和一些中间分子感到“反右派斗争没搞透，不彻底”，顾虑中途停下，下学期不好再搞。除此之外，还没发现学生们在思想上有什么混乱现象。
（二）目前，各大专院校的反右派斗争已先后告一段落，并将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先后放暑假。为了帮助各大专院校很好地结束这一段的反右派斗争，省委书记杨珏同志于七月二十日召集郑州市的各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开会，汇报了情况，安排了工作。当天下午，又将这个会议的情况通知了开封、新乡市委，请他们对各该市的大专院校的工作，也做同样的安排。省委对各大专院校布置的暑期工作有以下几项：
（1）组织留校教师和学生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据了解，开封师范学院的学生中，留校的有四分之一，河南医学院则有二分之一，加上留校的教师，是仍有条件进行斗争的。但不要搞得过于紧张，要给学生留一定的休息时间，给教师留一定的备课时间。大体上，每周可用三个下午的时间来进行斗争。
（2）做好边整边改的工作。校党委要检查过去的工作，作出今后改进工作的方案，并注意征求中间分子的意见。
（3）根据运动的发展变化，对左派重新排队；作好发展党的工作，对发展对象进行培养教育。
（4）继续作好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或召开座谈会，或与他们个别谈话，征求他们对这一段运动的意见。
（5）规定几个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件（主席讲话、总理报告等），号召师生自学。
（6）继续做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工作，待下学期再战。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在反右派斗争中比较突出的三点情况：
一、保定市郊南大园农业社社员王云甫，在七月十一日收到一封辱骂和威胁他的匿名信，原信如下：
不要生气，来信可能是说的太无情，不讲礼貌了，不过今天是要与敌派分子斗争来个鸣，所以随便来了。六月二十四日的青年报上，看到你一家老少的照片及你称赞共产党救了你一家，你去年受灾还分到一千三百多元，很使我感到奇怪。我的家乡农业合作化后，没有受过任何灾害，又有百分之七十现在饿肚子，活不下去，这是非常真实的。你的钱是不是偷的？还是共产党中央给你，或者是你收到台湾蒋介石的特务经费，不然你是何来的？你这个人真是张开眼精（睛）说瞎（话）！请给广大人民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正在呼唤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狗腿，必须时刻准备清醒，不然到我们射击的子弹打中了你脑袋，你已来不及了。再见。
前线战士为不平
信封中间写着：王云甫老农收，下款是福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七二一部队一〇部敌工处缄，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和缄字都是印制的红字。信封上的邮戳一个是中国军邮，五七年七月四日十一时；一个是保定市邮局，五七年七月十日八时。七月十六日深夜王云甫又遭到两个坏分子的威吓。坏分子先敲叫王云甫的房门，王的儿子开门后，坏分子就问王的儿子：“这房子是你的，还是租的？”王的儿子说：“是自己的。”坏分子又问：“到底是谁的？”王的儿子说：“是我自己的。”坏分子说：“哼！就你一个人的生活好啦！”说毕扬长而去。此后，王的全家表现沉默。省委已告诉保定市委，要他们对王进行工作。
六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王云甫的文章，标题是“我也要‘鸣’”，副标题是“一位老农的话”。内容是：“我的名字叫王云甫，今年已经七十六岁，是河北省保定市郊南大园联村社十二生产队的老社员。解放前给地主扛了十八年的活（当雇工），要了八年的饭，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家八口人盖着一条破被子。我的老伴和第六个孩子，都是在解放前病饿而死的。共产党来了，才救了我们这穷百姓。分了房，得了地，又加入了农业社。去年虽是个灾年，我们全家还分了一千三百多元。但是，现在还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如过去了，那就请看看我现在的生活吧！”同文章一起发表的，还有王云甫家庭生活的照片三张。
二、张家口市下花园发电厂右派分子张佩瑚，经斗争后，被逼于七月四日交出他近一年来所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约三十万字，肃反前一段的材料已在肃反时烧掉）。这些材料包括书信、日记、祭文、诗歌、小说、漫画、讲稿等等。张在这些材料里，十分露骨地谩骂我党，辱骂领袖，仇恨社会主义，诬蔑苏联，颂扬美国，为全国的知名右派分子辩解，并且还准备好了蒋邦反攻大陆后的讲话底稿，对我现行的各项政策也进行了曲解。现将他的极其反动荒谬的东西，摘要如下：
（1）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长江长，黄河黄，长江不比黄河黄，黄河不比长江长，秦始皇不比毛泽东狠，毛泽东不比秦始皇良。猩猩惜猩猩，猴儿看见猢狲亲。贼心向贼心，毛泽东就爱巾闯洪。暴君古今有，莫如毛泽东。暴政中外有，莫如共党糟。”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长夜漫漫何日旦，青天白日何日见，共产杀人如割草，一心要把江山篡。窃我大陆作苏营，夺我民财送苏联，贼业不得人民心，深恐人民起义反。毛刘朱周陈彭罗，专门杀我亲同胞，有朝一日长日旦，毛刘朱周一齐斩。”还有一首诗是：“三害源出党中央，害得百姓遭了殃，有良心人间和尚，反脸无情咬人伤。…人大政协没有用，中央还嫌不知足。……不由人头怒火恨，焚书坑儒朝赢秦，强制压制过元清，古今中外史无例，暴虐无道不讲理，千百万人进地狱，阶级社会尚未空，等级社会即来攻，头二党团三民盟，最末一等是群众，吾云大致分三等，多数云云没脑筋，吹牛拍马少数人，有良心人纷议论，知识分子出胡风，光明日报出安平，民盟中央出伯钧，历史人物百年评。”
（2）他的二哥是阎锡山匪军的中尉书记，在肃反中自杀。他在去年九月三日他二哥自杀一周年时，给他二哥画了像，上了供，写了极其反动的祭文，作为仇视共产党的“纪念”。祭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聪明干练的珊兄：自解放那天起，你就走进最苦恼阶段了。……我向你宣誓：誓死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组织，别字自即日起用悲珊二字（现在已经刻好图章，在他的朋友之间启用）。今后每年九月三日午前至四日午后二十四小时内，实行纪念。哥哥！这都是为了悼念你所采取的措施。培珊兄！你静静倾听弟弟的心话吧，有朝一日弟与兄报仇雪恨吧！”
（3）他在五六年十一月七日的日记上写着：“美国昨天进行选举总统大事，我热忱的希望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先生，能够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来，作为拯救世界人民的大国之一的美国，在这方面的任务大于他国，我想传统救人的美国……将在他们新总统的领导下，打倒苏俄。”他在准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所谓“未来的讲话稿”里一开头就说：“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是大家受苦受难，不见天日的时候，连我在内，所有大陆同胞，都受着赤色恐怖政权极端罪恶的统治。”他并号召说：“摧毁共产党的基石，建设可爱的中华民国。”
（4）他给天津师范学院乔希枫的信中写道：“我们是黄河青年，要为黄河青年争口气，要向多脑河青年看齐。”他又写了“多脑河的自由”诗一篇。他说：“匈牙利事件使他高兴的很。”并说：“苏联出兵是帝国主义侵略。”
张佩瑚现年二十三岁，宣化师范毕业，一九四六年参加过同志会，现在下花园发电厂生产技术科作统计工作，原籍山西省阳泉市，一九四九年他的富农家庭被斗，全家迁到张家口居住。
张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检讨过两次。他说：“几年来思想落后，站在反动立场上，以非社会主义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事业，一切看不惯。自己也知道这条路行不通，还是要走。肃反时滑过去了。整风时趁机发泄一下。”他并且表示要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都挖出来，声称感谢党对他的改造。现在，对张还正在继续进行斗争。
三、邯郸市右派分子赵奇，于六月十八日上午在大街上张贴了两张卖孩子的广告。原文如下：“同志们：兹因我是非党干部，虽经革命将近二十年，而因子女多，多病，还要供养母亲，经济生活困难，无法解决，情愿将亲生子女之中（大的十四岁，小的四个月），出卖一两个，以免孩子跟我受罪。请少子女的同志，有要买者，请到邯郸市工程局安全卫生科面谈是荷。”赵奇的这种行动是有计划的。他是借大鸣大放的机会，制造思想混乱，恐吓领导，威胁群众，以达继续领取救济金之目的。
赵的实际情况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曾四次妥协回家，并曾因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贪污，受到过两次处分。他现在的生活并不怎么困难，相当于邯郸的一般中等生活水平。公家在去年十一月曾给他还了二百四十七元的债，到今年六月底，连补助款一起已救济了他四百一十九元。他领了补助款后，并不交给家里，而是自己在外面大吃大喝，只喝酒一项，每月的花费就要五元到十元。他这次闹事的借口是工会取消了他的长期补助。他的问题发生后，领导上找他谈了话，并帮助他安排家务，他不但不听，还说：“国家救济我是应当的，至于我怎么花，你们管不着，我吃点喝点是赚头。”现在对赵的问题，还正在继续揭发和批判中。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
大专学校的情况。
一、根据中央指示的锻炼党内组织，教育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右派的方针，各大专学校的整风领导小组已将毛主席的报告和小平同志在电话会议上的报告，向校内的骨干及左派分子进行了传达贯彻，并且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研究。另外，各校还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将主席提出的三个要求，结合本省大专学校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贯彻，同时还介绍了反右派斗争的经验。
二、各学校反右派斗争的进展情况：农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开展得较早，群众发动得较广，现在已将反右派斗争推向更深入的阶段；浙大、医学院、师范学院、师专等校的群众也都初步发动起来，斗争也初步展开，另外，美术学院也已开始学习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目前各校正大量揭露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各校的右派骨干分子已初步暴露出来。
三、思想动向：中间分子中有些人已站出来讲话，有些中间分子因为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因而能够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观点进行批判；有的中右分子也已敢于揭发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中右分子出来讲话，对开好斗争右派分子的争辩会起了不小的作用。有些争辩会采用充分说理分析、揭发材料有根有据的做法，因而驳倒了右派分子的言论，划清了思想界限，提高了中间分子的思想认识，使中间分子拥护我们，向我们靠拢。右派分子中的一般分子经过揭发批判后，少数人开始动摇，其中有的开始揭发他们的内部活动。右派骨干分子则仍然在顽抗，有的是反复无常，有的虽公开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但很少交代组织活动。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1）农学院、浙江大学中个别左派分子有翘尾巴的现象，在反右派斗争中进行打击报复。省委领导小组已注意了这一问题。（2）有些学校中少数党团负责干部有右倾情绪，因此反右派斗争开展得软弱无力。如浙大的土木系、师范学院的分部。
五、下一步的做法：根据在思想上划清三个主要论点的界线、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这一要求，下一步是采取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方法，在初步揭发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对三大问题进行辩论，并结合具体的人继续批判右派的反动言论，划清三条界线，明确两条道路，孤立右派。更重要的是大力做好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各学校必须做好下列工作：（1）各校党委会应在本周内将前一段的工作，特别是争取中间分子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进一步明确对做好中间分子工作的认识；（2）对排队工作进行一次复查；（3）做好组织工作，纠正骨干分子和左派分子在运动中发生的偏差。不能适应当前需要的组织，应进行调整，要做好左派分子的排队工作，为今后建党工作做好准备。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顾宝贞汇报）
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省级机关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六十二个单位，在鸣放中暴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有三十九个单位，其中有十五个单位在对右派的言论进行一般驳斥的同时，并进一步收集材料，进行了人员排队；另外，二十四个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紧张的进行。这二十四个单位，经过排队初步发现右派分子五十九人，其中工业、交通系统六个单位有右派分子二十一人；文教、卫生系统六个单位十三人；农、林、水系统五个单位十二人；财贸系统五个单位十一人；政法、党群系统两个单位二人。在这些右派分子当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本人的成分是旧职员、旧官吏、小商人和资本家，在以往的社会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受过审查和批判的有二十人；另一种是本人虽是青年知识分子，但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或亲属被镇压、被斗争，因而对我们有仇恨或者不满。
二、在这五十九个右派分子当中，有共产党员三人，共青团员七人，盟员三人，团、盟员交叉者一人，农工三人，民革二人，民建一人。关于机关中民主党派成员的右派分子，有的是受他们所属党派上级组织或明或暗的指示，如银行的右派分子仇龙泉是民盟的财经支部委员，他在省民盟开会回到机关以后，盗用行长名义私自召集行内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开会，鼓动大家反对党的领导，说行内的党员是靠党牌子吃饭的，并说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指的中央组织，而基层组织不能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他并向党组织提出四条意见：（1）民主党派要进行独立的组织活动；（2）机关的重大工作和中心运动要和民主党派商量；（3）黑板报要开辟民主党派栏；（4）在党内要加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教育。又如财政厅右派分子程云路（民盟长沙市委候补委员）在长沙市民盟座谈会上一再向人民日报提出抗议，说反击右派的社论发表得过早。他并在机关内部，和民革支委石德义联合召开民主党派的成员会议，鼓动大家提意见，说不管出发点怎样都可以提。在机关内部和这些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中，同时注意了揭发省、市民主党派的上中层右派的材料，以便上下配合斗争。
三、在斗争当中，对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右派分子点了名。民盟、民革、民建的右派分子都已点了名，经过揭发和反击，这些右派分子在群众中已陷于孤立，在右派分子内部已开始分化。各单位利用右派分子的内部分化，初步捞到了在幕后活动的鲨鱼。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文件和斗争的实践，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如城市建设局、人民银行、卫生厅等单位，开始时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群众对右派的言论不愤恨，认为反击右派是小题大作，但由于右派分子的真面目被暴露，现在大多数人都投入了反右派的斗争，敢于伸张正义。但因为斗争开始不久，一般还未将右派分子打垮和搞臭。同时，在这一工作中，在某些单位还存在一些问题：（1）有些单位对于材料的收集和研究不够，在斗争中心中无底，发动群众迟缓。有的单位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对于反右派斗争的热情不高，驳斥右派的资本不足。（2）个别单位对于划分右派分子的界限不清。如工业厅有一个党员在鸣放中反对党支部审查和修改黑板报的稿子，领导上就把这件事当作划为右派的主要材料（已纠正）。有些单位的个别领导存在着温情主义，有惜才思想，有的怕斗错。还有的个别单位把没有经过斗争和驳斥的右派分子放到乡下去工作。（3）个别单位坚持说理不够。如航运厅在驳斥右派分子王庆华时，由于准备不足，未驳倒，于是便形成斗争会的形势，罚王站了一个半钟头，并且还采用了停职反省、派人看守的办法。有的单位对于有一些右派言论的人，扣了一些不适当的帽子；也有些单位过于约束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如个别单位规定，那个小组有扣帽子的情况，由组长负责。（4）关于区别对待、争取分化和瓦解右派分子的工作，有些单位做得不够。如城市建设局设计公司有两个极右分子，七个一般右派分子，十七个有右派言论的分子，这二十六个人是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但领导上只对他们进行了斗争，而没有对他们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争取分化瓦解他们。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机关整风的情况和问题。
一、自从在五月上旬市委宣传会议上提出整风问题后，机关整风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各个机关都分别召开了若干座谈会。六月五日，市委正式成立了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当时决定在对基层没有影响的六十五个单位搞大鸣大放。七月五日，市委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决定除工业系统的各部门分批进行以外，在其余机关都全面开展鸣放运动。七月十一、十二两日，市委又分别召开了区委书记、各局党组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议后，运动就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了。目前运动的情况正趋向深入。据四百一十五个单位的统计，有九十三个单位已经放透了（这九十三个单位中的大多数是在市委宣传会议期间自发地放起来的）；有二百四十六个单位已经放了，但还没有放透（主要是在主席的文章发表前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搞起来的），这些单位目前还是夹生饭；另外有七十六个单位还没有放。
二、鸣放中存在的思想障碍：
（一）对鸣放的目的性不明确，有的人对反右派斗争和整风的关系搞不清。有些人说，右派分子的头子已经投降了，反右派斗争没有意思了，认为小鲨鱼翻不起大浪。有些人认为，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下钩也钓不到鱼了。有些单位过去放了一下，没有放出来，现在再放还是放不出来。因而情绪消极，对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的工作也不进行。
（二）强调工作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有矛盾。
（三）部分同志对党内和党外一齐鸣放的作法有抵触情绪，如邑庙区区委书记就认为这样对不起党员。
（四）有些人怕搞乱了，将来无法收场，无法控制。
（五）有些干部本身有些问题，怕火烧到自己身上，下不了台。
（六）思想麻痹，对本单位的情况缺乏分析，心中无数，仍按常规办事。根据这些情况，机关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对已经放了，但没有放透的单位，应继续发动鸣放，要让群众提意见，以便于我们整风，这是一个主要方面。在继续鸣放中间，是否可以放出右派来？经验证明，还是能放出一些右派来的，如普陀区人民委员会和公安分局这两个单位都是属于放了，但还没有放透的单位，经过七月十二日从新动员以后，仅仅在十天多的时间内，就放出了二千九百五十五条意见。据区委分析，这些意见中，属于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有二千二百多条，属于不正确的言论的有三百一十七条。这两个机关下属六十一个单位，有九百三十二人，其中发表右派言论的有一百二十九人，内有十八个党员，四十八个团员。普陀区人民委员会和公安分局大鸣大放的经过是先进行动员，动员以后，召开了四百二十次大小型会议，进行鸣放。在会上，大家劲头很大，放的情绪很高，有些人站起来讲话，有些人跳起来讲活，前后出了两百多张大字报，一直贴到区长、局长的门口，从二楼贴到三楼，领导干部差不多都被点了名。从运动发展的情况看，在运动刚开始时，首先起来大鸣大放的是小青年多，年纪大一些的老狐狸按兵不动，中间分子则是观望。当运动轰开以后，中间分子也动起来了。从领导干部的情况来看，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满足于现状，认为放的已经不错；另一种是情绪低落，躺下来了。普陀区人民委员会有四个办事处主任、两个科长坐立不安，不敢领导。公安分局副局长情绪也不高。还有个别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大鸣大放不放手，甚至压制，公开地对群众讲，只准讲工作，个人问题不准放。从放出来的问题看，是出乎领导意料之外的。原来区委摸过一下底，认为群众主要的意见出不了领导作风，人事安排，党群关系，工资福利的范围。放的结果，群众的意见基本上属于这四个方面，但在程度上有很大发展。如对领导作风问题，区委原来认为群众意见不外乎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是领导存在与否和要不要领导的问题，也就是牵涉到组织问题了。如有些人说，没有派出所长也照样办事。有些人说，公安分局的七个正副局长有两个就行了，太多了没事干。在人事工作方面，区委认为过去是对人关心不够的问题，现在放出来的意见，则是攻击党员和党的干部政策。有人说：党员有德无才，群众有才无德。一个户籍警在会议上公开讲：“共产党提拔干部有毛病，要把这些干部撤下来，不然的话，我就要以实际行动来打击共产党，准备坐几年牢”。又如在党群关系问题上，过去认为是党员联系群众不够，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有人骂党员是“暗探”，是“内线”，是“吹牛、拍马、打小报告起家”的人。有个别户籍警说：“我们是监视人民的，共产党员是监视我们的”。有些人甚至提出要取消公安局政治处，有些人提出成立清案组织，要求检查我们的人事档案。另外，在肃反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也放出来很多错误言论。有人说：肃反不是斗错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总的方面都错了。有的人在会上诉我们的苦，说斗的他亲朋不认。有个别党员在会上先后哭了四次，说党不应该斗他。有些人说：肃反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人说：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农民单干的时候，麦子长的有人高，合作化以后，麦子长的和香杆一样。有的说：统购统销统的太死了，乡下饿死人。有的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职业不自由，连国民党时期都不如。有的说：报纸上宣传的成绩都是假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从上述情况看来，运动中只要好好地放，是可以放出问题来的。
根据这两个单位的情况，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1、领导上要有放的决心，不要怕火烧到自己头上来，要硬着头皮，要对鸣放在认识上取得一致。区委领导上，在继续发动鸣放以前，曾把前一阶段鸣放的情况总结了一下，认为群众提出的意见大部分是好的，但是还有不够的地方，有继续大鸣大放的必要。同时，领导同志对以下几个问题也进行了反复考虑以统一思想。（1）愿不愿真正把火烧起来。他们认为，不愿烧也得烧，要下决心放。（2）能不能硬着头皮听群众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听也得听。（3）能不能挺起腰来领导，他们认为，还是要站起来领导。（4）领导对继续发动鸣放能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对这四个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统一后，领导上就能下决心了。
2、党内外一起放很有好处。有很多群众是看着党员的，党员放了以后，群众就跟上来了，有好多右派分子就沉不住气，翘起了尾巴，群众的顾虑就大大减少。
3、不要怕乱，提倡贴大字报。
4、放了以后，对干部有很大教育，对干部的面貌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教育了领导干部。
5、通过讨论报纸上的右派言论，通过研究业务、政策，都可以暴露出各种问题，放的方法和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三、机关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一）在排队中感到材料不足，基本原因是没有放透。
（二）搞材料的组织没有建立好，有些搞材料的干部不纯洁，有些材料搞的很乱，有些材料散失了，有些材料没有很好核对。许多单位的领导亲自抓材料工作不够。
（三）对排队的标准不明确。目前有些单位有扩大右派的趋向，把敢于提意见的或意见多的人当作右派。另外，有些地方有温情主义；把明显的右派分子漏掉了。
（四）准备工作问题。有些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以前抓不住准备工作的几个主要环节，不懂得这是一个细致的团结教育和争取群众的过程。准备工作实际包括四个主要环节：（1）准备材料；（2）训练队伍，武装思想，使投入战斗的人员都有大争大辩的本钱；（3）做好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教育争取中间分子的过程，就是孤立右派分子的过程；（4）对鸣放中提出的意见，要随时加以分析，并且要贯彻边整边改的原则。这可以提高中间分子的情绪，可以使领导干部腰板硬起来。
5、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向，如简单粗暴，不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孤军奋战，不经领导批准乱斗。
四、划清思想界限，展开大争大辩。目前已暴露出右派分子的单位，应通过大争大辩，使每一个人都同右派划清界限。对右派分子的论点，要展开彻底批判，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目前最大的危险是没有暴露右派的单位，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不够，劲头不足，不想办法发动群众投入争辩，有些单位想草草收兵。现在机关整风要抓住这些单位。至于对已放但还未放透的单位，则要以普陀区的经验去教育他们。准备在明天召开各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由普陀区介绍经验。对根本未放的单位，还要进一步研究。领导上准备帮助个把单位，总结一些经验。
（上海局办公室主任戴星明汇报）
各大专学校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群众运动，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击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大部分右派分子已向我们低头认罪。
全市九个大专学校，有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七人参加了反击右派的斗争，截至七月二十日的统计，已揭露出右派分子七百四十八人（其中骨干分子有一百六十四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六。现在已经攻下或基本上攻下的右派分子有二百四十九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正在攻的有二百零七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准备攻的还有一百十九名，占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五。另外有一百七十三名是不打算硬攻的，这些人大多数属于争取起义或个别解决战斗的对象，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1）有的学校对右派骨干分子没有打中要害，打的不狠，对他们的背地活动揭露的还不透，有些右派分子还在网外。（2）有的学校有一部分中间分子，对某些右派骨干还顾忌朋友情面。（3）有的学校对面对面的斗争，缺乏具体的策划和掌握，致形成顶牛的局面。从领导思想上来检查，有的干部对斗争愈深入愈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认识不足，想草率收兵。
市委认为各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决不应半途而废或过早地结束战斗，必须继续深入。对此，市委作了以下部署：
（一）在领导思想上要坚决清除草率收兵的思想，要下决心，下苦功，在作战指挥上要更加具体，并随时总结斗争的经验。
（二）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目前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争取右派分子的起义上，对每一个右派骨干小集团，都必须争取其内部有人起义，这一工作要由党委负责同志亲自动手。2、对右派骨干分子，总的要求是打得狠，打断他们的脊骨，使他们在群众中彻底孤立，但也要按照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以下几点:（1）对已经交代主要事实，承认主要错误，表示愿意悔改，基本上已经投降的，应适可而止；（2）对承认了部分错误，交代了部分事实，但尚不彻底的，要多进行个别谈话，迫其彻底交代；（3）对避重就轻，企图以假检讨来欺骗群众，蒙混过关的，要及时揭穿其阴谋活动。须要脱裤子的要及时脱裤子，使其无法混过关；（4）对目前仍在顽抗的，要仔细分析其原因，只要没有打错，就应进行艰苦的工作，搜集材料，核对事实，寻找弱点，集中火力，打其要害；（5）成立“帮助”小组，帮助右派骨干分子认识错误，争取其交械投降，并防止其逃跑自杀。
根据中央批发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的通知，随时核对排队情况，特别要注意查漏。
在时间上，对教职员可安排得长一些。学生一般在七月内放假，但任务必须完成，要搞深搞透，届时对于某些尚未投降的右派分子，可以将有关的学生留下来继续搞。在暑假中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以迎接下学期在学生中的教育高潮。
（三）要继续发动群众，讲明当前的斗争形势，动员群众乘胜追击。对中间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要由党委同志具体分工联系，对他们进行了解和教育。
（四）要进行正面教育，彻底消毒。在学生放假以前，各学校党委应对学生作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总结斗争的收获和取得的经验教训，并对主要的右派观点和错误认识进行系统的批判。号召学生回家后，要向工农学习，不要在社会上散布毒素。对于大鸣大放中散布到校外去的毒素，也要动员学生主动地收回和作检讨。报告后，要组织学生座谈对报告的体会。
（五）对于党、团员的工作问题：（1）学生中的党、团员在放假时要留下来，以七至十天的时间总结战斗和检查立场观点，拟采取表扬与批评的办法进行这一工作。团员中的骨干，还要对团内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和如何改进团的工作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团支部的改选工作，也要作好准备。（2）在斗争结束时，要吸收一些在斗争中表现很好的、合乎入党条件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团员在斗争中表现好的优秀人物，也要作好发展他们入党的准备工作，对于毕业生中表现较好的，要在放假前吸收他们入党。（3）对党、团员中应开除党籍、团籍的右派分子，应在放假前进行处理，并公开宣布。对党、团员中的一般右派分子，应视其情节轻重和悔改的表现，分别给以一定的处分。
（六）有的学校还没有着手改进工作的，必须立即着手进行。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汇汇报）
（一）新闻出版、文艺、卫生、体育口整风领导小组所领导的九个机关团体，已提名为大会批判的右派分子共四十九人，其中已经口领导小组批准的三十五人（北京日报六人，新华分社五人，市文联三人，人民艺术剧院三人，北京编译社十四人，市中苏友协一人，市文化局所属单位三人），正在整理材料的十四人。这四十九人中，有党员八人，团员九人，民盟三人，群众二十四人，民革三人，九三学社一人，农工一人。
（二）九个单位反右派斗争进展情况，可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类，市文联、人民艺术剧院、新华分社、市友协等单位，运动开展的较早，本单位右派分子言行已大部揭露，有的已搞臭了。但右派分子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他们与外部联系还没有追查，这些单位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斗争进一步深入。
第二类，北京编译社对十四个右派骨干已全部打垮，右派分子内部也开始分化，互相揭发，已开始悔罪。现在正综合十四个右派分子观点，从理论上进行细致批判。
第三类，北京日报社鸣放较晚，但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较多，目前还处在小组辩论，全面揭发汇集右派分子言行，准备斗争。
第四类，文化局、卫生局、市体委等，鸣放较晚，发现的右派言论较少，已发现的言论还处在小组批判和讨论阶段。文化局集中力量追查文物组小集团，但局本身反右派进展不大。
（三）据北京日报、市文联等七个单位的初步排队，这七个单位工作人员共八百七十四人，其中左派三百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三十九；中间四百六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十点九；右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八。
（七月十九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人民大学反击林希翎的辩论会共开了五次，有四十四人发言，其中支持林希翎的十五人，反对林希翎的二十三人，起先支持后来反对的六人。第一次辩论会由于仓促应战，反击无力，我们的人上去念讲稿，有的被群众轰下台来，正气没有抬头。第二次大会我们发动攻势，空气非常紧张，会后双方都在大字报上对骂，都印刊物在群众中散发。晚上继续开会，扭转了这种压的空气。至此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束，转入小会系统地批驳林希翎的理论观点，将林的发言印发给学生讨论批驳，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具体的思想斗争工作。成立了“思想斗争参谋部”以聂真同志为首，研究敌情。又成立若干战斗小组：（1）理论小组，研究林的理论观点；（2）事实小组，四出调查林所列举的事实真相；（3）手法小组，专门研究林所采取的手法；（4）机动小组。对敌方人员也进行了工作，找他们谈判，会怎样开，说好谁也不轰谁，发言一双一交锋。这样经过十多天的工作，到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出来以后，彭真同志报告也传达了，情况起了变化。绝大部分中间同学已由支持、同情林希翎以及怀疑、动摇的状态中转向坚决反对他们了。
为了针锋相对，第三次辩论会是一二百人的小会。在党、社会制度、党的政策三方面，针对敌方的论点，抓住一个问题，彻底击败，不准敌方转移目标。
六月十三日下午、晚上开第四次辩论会，林希翎的发言失败了。她说（1）苏联和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还有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专政存在；（2）要在生产关系上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在革命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3）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4）法国如果革命成功，将是典型的社会主义；（5）我国的指导思想是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不少人纷纷递条子说：林希翎我对你大失所望！有些人离开了会场，找我们要求“起义”。林希翎有时回避大家的问题，提出了题外的问题，然后又声言是和大家开玩笑。她不耐心听取别人的发言，忽而翻看报纸，忽而在门外溜达，会还未完她就溜了，引起群众很大反感，认为她不是来追求真理的，是胡闹。
在这次会上，由于彻底批判了林希翎的一系列的错误“理论”，她的作风又十分脱离群众，会场气氛变了，道理讲不下去了，起义者非常激动，纷纷要求发言。
随即又开了第五次会，这是一边倒的会，但是大家对林的本质还认识不清，认为（1）林的发言中还有“合理的内核”；（2）不是立场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3）林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幻想中的理想王国，只能说林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4）林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同意就可以罢免党委，这意思不坏，是叫党密切联系群众。会后又深入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的讲演，认清林希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1）林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三害的根源，我国上层建筑和基础不相适应，应该用爆破的手段改革社会制度。反击：正相反，我国的现制度正是铲除三害的力量，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需要质变和什么爆破。我们帮助党整风是打扫屋子，林是要把屋子拆掉。
（2）林说中国与苏联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理由是生产力低下；没有消灭阶级差别；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反击：美国生产力高，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已基本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斯大林、列宁都是正确的，林希翎是错误的！
（3）林说对现实不满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要对一切满足了还能进步吗？猴子变成人就是因为对现状不满，不然我们现在还都是猴子。反击：林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猴子变人的关键是劳动，现在的牛马对现实不满，能变成人吗？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现在我国发展的动力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产生与解决。不满足与不满意要区别开。
（4）林说由于我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没有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形式，我要为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奋斗！一张条子驳得她无话可说：请问你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大制度？她扯到要选自己认识的人。于是有人批驳：那你就选你的班长吧，选来选去票数不能超过半数，林希翎你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当然有民主，林希翎在这里讲演就是民主！
林还说我国专政太多，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七十二万人。她还丑化了党，说党是这样三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解放后入党的，全是混蛋；另一部分是解放前入党的，麻木不仁、思想蜕化者；还有一部分是老党员，住洋房、坐汽车的老爷。这些也都进行了批驳。
林很强调事实、材料，但有些完全是她的揑造。如她说玉门油矿曾发生大罢工，闹成小匈牙利事件。我们找到曾和她一起到玉门去的人揭发她说的完全不是事实。玉门油矿的工会生产部长也到会揭发了她。
（1）两面派手法：林口口声声说帮助党整风，实际是谩骂党、攻击党；她说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又要“爆破”现制度；她说拥护共产党，但又说党是混蛋者流组成的；她说拥护党的政策，但又全然否定了党的政策；她说拥护毛主席，但又说毛主席说话不算话。她说她曾到处引用毛主席在讲演中说的高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不同意“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讲演全文发表以后，没有这句话了；她用“左”的姿态标榜自己最革命，她要求立即取消定息，不要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似乎她比共产党还革命些。
（2）林的另一个手法故名之曰：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说到成绩、优点则是个别的，说到错误、缺点则是一般的。如她说我国肃反扩大化了，问她根据是什么？她说人大搞错了一个人，推及全国，可见扩大化了。一个同学（青岛公安局干部）介绍了青岛的公安工作作的很好。林说，你们那里是模范，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
（3）林最害怕最仇恨阶级分析，一提阶级分析，她就反感，就说我们是条件反射、神经衰弱、教条主义……她说反革命也可以帮助党整风。
（4）偷换概念，模稜两可。
林在论述中常常从制造概念的混乱中，创造一些奇妙的理论。如她认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回事，官僚机构与机构庞大是一回事。其目的不外是便于进攻和退却，说人家不领会她的意思。
（5）林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以受迫害者的面目向群众乞怜，说她是贫农出身，十几岁参加革命，在部队长大等等，很多人往往因为这一点而支持她。
（6）还有一些辅助手法：
如（1）煽动青年要勇敢，要有赤子之心，向三害开火。（2）分化群众，凡是支持她的，她就说具有共产主义良心，不然就讽刺说是“卫道者”。（3）胜则留，败则溜。（4）诬赖谩骂。声言你们批判我，你们将来要受处分，中国青年报曾经批评过我，后来作了检讨。你们骂我，我也有嘴，但我不骂你们，那没有意思。
（一）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具体策划。这场政治斗争很复杂，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人大党委主要负责干部都亲上前线，市委、中央也有负责同志前去帮助。没有领导干部的亲自动手是不能得到胜利的。
（二）辩论会的形式是开展说理斗争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在辩论会上敌人容易暴露弱点，便于组织反击，从而锻炼干部，教育群众，提高觉悟。大会小会要结合，大会辩论，兵对兵，将对将。小会发动群众批驳反动言论，分清是非。
（三）领导干部亲自练兵。斗争刚开始时，摸不清谁是自己的人，通过斗争考验了干部。既要选拔有一定理论水平、战斗中能随机应变和有相当口才的人参加论战，又要强调边打边练。提倡干部的独立思考与领导的帮助相结合，战斗员、教员与领导相结合，领导供给理论武器、材料和敌情。教员有理论，但政治斗争经验不足。领导要对战斗员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帮助，预演一遍又—遍。既要有充分的准备，又要随时针对敌方的发言，短兵相接，击中要害，念讲稿不能取胜。
（四）以理服人。充分开展说理斗争，争取中间群众，这就一要讲理，二要方式好。但仇恨反党反社会主义者的真实感情也要表现出来。
（五）随时研究分析敌情的变化，对敌方人员也要做适当的工作。
（六）随时总结经验，紧紧地掌握群众，掌握领导权。有的系有的班，有时领导权被人家拿走了几天，拿走了几小时，然后才夺取回来的。
（七）一个技术问题：要录音。
（摘自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七月十五日林希翎交出了两提包信件，并向邹鲁枫副校长交代了一些在文艺界的社会关系。下面就是林希翎交代的主要内容：
整风前，她和浙江省“东海”杂志社的洪禹平（党员）、南京“雨花”杂志社的陈椿年（团员）、湖南省“新苗”杂志社的李鸣皋（团员）、“人民文学”副总编辑秦兆阳（党员）、“人民文学”的记者涂光群、中国青年报社的刘炳炎、武汉大学学生武开鼎、西北大学的霍力攻、北京美术出版社的一个科长以及王蒙等人关系密切，经常谈论文艺方面的问题，也交换对政治的看法。
今年年初，洪禹平、陈椿年、李鸣皋曾来北京文学讲习所，和林来往较密切。陈椿年曾对林讲，他同情胡风的处境，他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陈曾抄了一首“西伯利亚的囚徒”的诗（作者不详，歌颂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的），暗喻胡风是十二月革命党人。林说：关于胡风不是反革命，镇反杀了七十七万、错了七十二万人，都是听陈说的。
洪、陈、李和林曾研究过要不要组织起来的问题，商量结果，认为有组织不好，可能会被人认为搞小集团，决定个别联系，以写信方式互相交流情况及观点。活动目的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做法是“实力政策”。首先搞创作，先写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文章，这样才能有机会刊出，这样作既能取得威望，又可以打下经济基础，而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写所欲写，如果杂志、报刊不登，就自己出钱出版。
林交代她的观点和她的报告中所有的事实材料，在整风前都和这些人说过。王蒙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她的看法，秦兆阳基本上同意她的观点。
林在整风前和洪禹平信件往来很多，差不多一周一封信，洪把三、四月份的题为“求索集”的日记两本寄给林。在整风前洪在来信中即谩骂领导。整风开始后又不断把浙江省文联的整风情况告诉林。
林又交代，整风开始后，谢觉哉同志的秘书曾来看她，要和她交朋友。
（七月十六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截止七月十日，全市初步排出右派分子共六百十一人。其中极右分子一百一十五人，一般右派分子四百九十六人（其中已确定在一定范围内点名批判的二百五十三人，尚未最后确定批判范围的二百四十三人）。
从职别和职业上分：干部三百五十五人，知识分子一百五十五人，大学生六十人，资本家二十三人，其他人员十八人。其中有讲师以上十一人，工程师四十一人，主治医师以上六人，市级副处长一人，民主党派专职干部三人。
从政治面目上分：共产党员四十九人，青年团员一百三十五人，民盟十九人，民建十三人，民革二十三人，农工四人，其他民主党派九人，无党派三百五十九人。
从家庭出身上分：地富一百五十四人，资本家一百十一人，旧军政官吏二十三人，职员九十一人，中农八十一人，小商贩、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七十一人，贫民十六人，贫雇农二十七人，工人三十三人，其他四人。
在六百十一个右派分子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反动党团特一百十八人，反动帮会道门二十九人，伪军政警宪四十人，其他坏分子四人。此外，尚有直系亲属被镇压的十五人。
上述六百十一个右派分子中，已登报批判的二十五人。
（摘自七月十七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的报告）
（一）右派分子的排队情况。初步排定右派分子共一百五十一人，占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其中民主党派七人（农工四人，民盟二人，九三一人），共产党员七人，共青团员四十五人，群众九十二人。按职务分：工程师十七人，技术员七十六人，科级行政干部七人，科办事员五十一人。一百五十一名右派分子中，极右派十九人，右派七十七人，小右派五十五人；每类右派都分别确定了“标兵”，每类标兵都又选择了几种不同的人物，有“合伙”的，有“单干户”，有“党员”，有“团员”。从建筑部的情况看来，右派分子多集中在知识分子多的单位，如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多，右派分子占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
（二）目前运动的情况。反击右派斗争的气氛高涨，对右派分子展开了围攻战。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右派已开始溃退、分化，但是还没有彻底被歼灭瓦解，一部分右派分子借口“头疼”、“发烧”，不再露面；有的争取出差，以避风头；有的开始表示低头，作假检讨，或声明；有的甚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边打边说“谁让你胡说”；有的摇身一变，伪装积极。但也有一部分极右派分子仍坚决顽抗，耍死狗，不出席讨论会，表示要进行反驳，气焰虽不如以前嚣张，但他们的思想依然顽固如旧。如劳资司涂伯平（团副支书，叛变分子）说：“我要整顿团的队伍（指团内一部分右派分子），和你们斗争到底。”
中间派总的趋势是继续向左转，很多中间分子开始在会上说话了，表示要和右派划清界限，要改造自己。目前中间派还是占多数，知识分子成堆的设计院等单位，中间派约占百分之五、六十，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只计较个人利益，对于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似乎不要紧。也有一些中间分子顾虑甚多，既怕伤了自己，又怕伤了别人；有的中间分子仍在看风驶舵。
左派士气高涨，大多数党员、约过半数的团员和一部分进步群众能站稳立场，斗争坚决，注意斗争策略，出现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严厉痛斥了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
这次斗争中，党团员中大部分同志是坚定斗争，是积极的，但是部分党员和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团员思想动摇，斗争不积极或者觉悟不高（现在已有好转）。
（摘自七月十日建筑部反右派斗争的综合报告）
从沧县地区反映的情况来看，专、县虽然没有正式开展整风运动，只是进行了一般的整风学习，但是右派分子在全国右派大肆向党进攻的影响下，也纷纷活动，上下呼应，向党进攻。他们认为“章、储、罗”等人支持了他们，给他们壮了胆，因而，洋洋得意，气焰嚣张。如专署教育科科员刘炳荣（原中统特务）、董书元（原军统特务）逢人便说：“章、章、储、葛的文章说的真正确”；庆云县纺织公司的干部张言增说：“这些话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听大知识分子的话准没错”；吴桥县张庄油厂的医生岳文祥（原国民党军医少校），见了葛佩琦的文章连连称赞不止；阜城中学教员杜文海看了储安平的文章叫喊“真是大快人心”，并对党员校长说：“我也不必再给你们另提意见了，储安平的发言也就是我的发言”；故城中学教员张升晓平素不看报纸，右派言论刊登后，则有文必读，反批评开始后，他说：“这样的文章没意思”，又不看了；沧县一中的教员张裕兴、王建欣、迟凤启等看了右派的文章鼓掌欢笑，拿着报纸对支部书记说：“你应该好好看看！”阜城县中学教员张继祥（肃反对象），半夜看了罗隆基的文章，立即起来给肃反办公室打电话说：“你们怎么给我下的结论？我要向平反委员会上告！”沧县一中教员孙佩林自称：“我也是右派”，要坚决和上层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对党挑战。
沧县地区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和上层的右派分子一样，首先，集中力量反对党的领导。沧县卫生科一个姓巩的干部说：“没有共产党一样能治国！”沧县一中的教员王建欣说：“各党派应该轮流执政！”专社干部李奎武说：“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批评就是对，企业里建立党支部有什么必要”；沧县教育科干部辛学成说：“取消学校党委制就是对，学术部门就是搞学术，国民党时代没有党委领导不也一样搞学术吗！”沧县一中的教员孙佩英说：“不要党的领导，也不要工会的领导，因为工会是党的工具，应该组织教师协会来领导，共产党员不得人心，应该退出各种组织”；泊头市师范速师班的学员左文洲、周柏堂竟然把党团员干部比作“四害”。在黑板报上写文章，煽动大家除“四害”，要把学校中的党团组织消灭掉；河间中学的一个教员竟说：党员、团员没有一个好人。其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他们几乎反对了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专区医院中医杨伯轩（官僚地主）说：“头可断、血可流，也不能承认现在的社会好”，他还响往着自己的土地，响往着骑马坐轿；有的反对人民政权，沧县一中教员王建欣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共产党专政，说工农联盟是假的，这种专政过时了，应该改变”；有的歪曲现在的生活状况，沧县副县长刘凤阁说：现在是“朱门酒肉臭，路上有饥人”，“共产党是土皇上”说农村是“黄土丘陵上”，他要求“城市农村化”；有的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的统购统销，专区医院中医贾宝山（原是和尚）说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是“坑国害民”；有的反对肃反，沧县一中教员迟凤启说“肃反是百分之百的错了”；甚至有的不许说这个社会有一点优点，河间县召开全县小学教师大会，教员在大会上发言时，要是对共产党批评、污蔑则鼓掌欢迎，要是提成绩、优点则被哄下台去，正气不能伸张，邪气笼罩了会场，会议一度为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所左右。
在开始反击以后，右派分子的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况：（1）一部分还在压住阵脚，继续顽抗。他们一方面继续为上层右派分子的言论辩护，另方面对反批评进行攻击。沧县师范教员马常年说：“储安平的发言是真理，驳也驳不倒”；庆齐年说：“葛佩琦的发言，就是有些不满情绪，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反对人家，就是压制民主”；一中张裕兴说：“在反批评中有形而上学观点，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思维能力，与禽兽无异”；吴桥工商联私方代表李建中说：“这么严厉地批评章乃器，不对头！”；还有的说什么：“共产党是许说好，不许说坏，一说坏的，就不叫说了”，“不是言者无罪吗！为什么又批评呢？”等等，他们把这种反批评当作“收”，把以前的许可批评宣扬是“手段”。（2）一部分右派分子从狰狞的面目转变为阴险的笑脸，语气也柔和了，态度也温顺了，他们顺着党的批判在转舵，企图掩盖过关。（3）一部分右派分子开始软化退却，有的忙于解释，企图给自己的反党言论擦粉，有的则想推翻自己曾经说过的反动言论。
（摘自七月六日河北省委的通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