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和校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支部自5月初开始整风。5月初至6月20日是大鸣大放阶段，主要是在6月8日以前鸣放得较多。6月21日校党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留校整风。从6月26日至7月下旬，讨论了整风学习计划规定的八类问题，结合批判了右倾思想。7月下旬至10月中旬转入反右派斗争，全支部同志投入对全校重点右派分子的斗争；同时对支部中有严重右倾思想的XX同志进行了批判，10月21日至月底，全支部同志写学习心得和体会，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全支部共有20人（包括因病退学的2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基本上是健康的；有一人有严重右倾思想，有一人是右派分子，有一人是极右分子。
（1）支部大多数同志的基本思想情况：
支部大多数同志的思想基本上是健康的，对社会上右派的进攻是较早就觉察到而且感到愤慨、焦虑的，认为党提出整风和紧接着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适时的；认为党中央的政策路线是正确的、英明的，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是健全的；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但在鸣放初期，不少同志在若干问题上有糊涂思想，存在着右倾情绪。例如：把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理解为已经完全结束；夸大了省委、部长和厅局长一级领导的缺点，认为他们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认为增加个把民主人士当副总理没有什么坏处；对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没有当一回事；觉得林希翎的话也有一定道理，说她能“独立思考”；认为“教授治校”也没有什么不好；认为肃反规定5％的控制数字是必要的，但是否太大了些；认为反胡风集团是必要的，但怀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胡风分子的斗争有没有必要；怀疑农业合作化在几个月内就达到90％以上是否快了些；为农民叫苦；认为1956年的工作冒进了；认为党委对报纸限制太多，有埋怨情绪，等等。
这些右倾思想情绪，在“六八”社论发表后，随着反右倾思想和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展开，已经得到批判和澄清。
（2）支部中还有个别同志有严重右倾思想：
支部中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除了认为“肃反运动扩大化”，叫嚷“农民苦”，对城市职工宿舍问题表示不满外，突出的是对党的干部政策有不满。如认为这次整风可以先从中央整起，中央可以先来个“典型示范”；认为老解放区的工农干部不学无术，有德少才或无才，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外行，外行就不能领导内行；主张实行“机关首长选举制”，如果首长不称职，机关职工有权利向上级建议撤换；不同意解放后党对干部包下来的政策；不同意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精神，认为这种做法是压制新生力量。这些问题是严重的，但主要是在若干问题上对党有不满情绪，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3）支部中两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支部内的右派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他们污蔑党是宗派主义集团，是官僚主义集团，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近人情，不得人心；污蔑党发展了等级制度，党已经衰退；污蔑党的领导干部已成为特权阶级；他们敌视新社会，怀恋旧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根本否定肃反运动的必要性；根本否认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必要性；积极主张并策划办同人报，赞扬资产阶级报纸，攻击党报。
（1）绝大多数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以来，虽然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大部分同志基本上已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但由于较长时期缺乏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锻炼，思想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思想深处还潜存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就会使自己不能够适当地处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表现了阶级立场不稳，思想方法主观、片面。
（2）大多数同志没有认真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水平低。有的同志虽然学习了一些理论，但仅仅偏重于背诵一些条文，研究领会得较差，再加上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去观察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因为自己多看了几本理论书，就产生了盲目的优越感，向党争名誉、地位，狂妄无知，不满党的领导，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思想。
（3）绝大多数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受过较长时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入党以来，对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认识不够，比较忽视思想改造。有的同志认为知识分子有缺点自己会改，应该多从正面来教育，少用批评的方式。有的强调要民主，不要集中；强调要自由，不要纪律。也就是说：脑子里的“灭资兴无”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而当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时，就会迷失方向，甚至附和右派言论。
（4）支部中的两个右派分子，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入党后一直拒绝思想改造，因而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坚持反动立场。当党没有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并且不断地批评他们的反动思想时，他们便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这次遇到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就站到右派队伍中去，向党进攻，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这次整风和右派斗争的收获是极大的。全体同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生动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增强了党性。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普遍感到只有克服这种思想，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大家感到这次学到的东西是平时住党校学不到的；而在党校参加反右派斗争所得到的锻炼和教育，是会比在工作岗位上所得到的要多。事实证明，今年6月份中央让我们留下来进行整风和右派斗争，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这次运动中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1、揭发了党内资产阶级右分子姚北桦、右派分子高汾。驳倒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搞臭了右派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同时，对于有严重右倾思想的XX同志进行了重点批判，帮助他认识了错误。
2、在和右派分子斗争及批判严重右倾思想的过程中，提高了同志们的阶级觉悟，辨明了大是大非，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普遍存在着的右倾情绪。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曾有一部分同志表现了立场不稳，反右派斗争使这些同志大吃一惊，开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批判斗争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基本政策里找到了武器，运用这个武器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而在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也使同志们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既战胜了敌人，也改造了自己。现在，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新闻观点、选拔人材的“德”“才”标准、处世为人的人情观，已有了具体的正确认识；同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坚持党的领导的观念也比过去要坚定、明确；对于维护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对于怎样看待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成绩与缺点，怎样看待党的组织状况与干部状况，基本上确立了正确的态度；对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有了正确的看法。
3、我们普遍感到，在下面几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1）大大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明确认识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阶级还没有消灭，过渡时期还没有完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里，也充满了这种斗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时刻自觉到这一点，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社会生活中的现象，都要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这些道理过去也不是没有听过、没有看过，但经过这次斗争之后却有不同的体会。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们在不少问题上表现了嗅觉不灵，是非不清。如右派说我们“教条主义”，“脱离群众”，要我们“礼贤下士”，右派分子姚北桦则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在“德、才”方面都已赶上并超过了党员等，当时我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右倾。这种较普遍的右倾情绪并不是偶然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和平过渡的形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敲锣打鼓，交出了生产资料，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却在估计国内形势的时候，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与中央的文件的时候，过分地夸大了资产阶级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而对其中必然出现抗拒改造的分子以及这种抗拒必然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则缺少必要的警惕，甚至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一些同志中，阶级斗争的观点淡漠了。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中央就指出了这是资产阶级的进攻，是阶级斗争，特别是指出了党内也有右派，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时再看右派的那些言论，就觉得是非十分鲜明，而且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和姚北桦、高汾的争论，并不是因为思想上的差异，而是由于阶级立场不同。他们虽然暂时还是党内的一员，但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已经是势不两立的敌我斗争了。这一生动的事实，使我们深刻认识了仅在经济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仍然是不巩固的。
（2）进一步坚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去，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道理，但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才感到这个概念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当右派分子污蔑我们的政权是“党天下”、要搞“政治设计院”、谩骂我们“党政不分”、要求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时，我们有不少“好心肠”的同志，并未看到这是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篡夺政权的步骤；当姚北桦说人们在新社会反不如在旧社会时敢于主持正义，高汾说我们搞政治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要求“以制度来保障学者”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马上看出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些同志总是一听到人家说我们“不民主”、“气量不大”，就好象感到有些理屈似的，于是就想到有个把民主人士当副总理也不会改变我们政权的性质，认为“教授治校”也未尝不可。直到中央把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告诉我们之后，才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才看到民主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的席位及任部长职位并不少；“政治设计院”不是个组织形式问题，是资产阶级要和我们唱对台戏的问题；要我们在政权工作中党政分家，要在基层组织中取消党委制，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了党的领导，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我们对姚北桦、高汾的进一步揭发，也证明了当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时候，和我们不会有共同的民主、共同的自由，或是我们压迫他们，或是他们压迫我们，二者必居其一。归根结柢还是列宁说过的：“当有各种阶级存在的时候，决不能说什么‘纯粹民主制’，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制。”“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所获得，所维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毛主席所讲过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再来研究这几段话，就感到内容是那么充实，含义是那么深刻，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在我们思想里扎下深固的根基。
（3）深刻认识到相信党中央、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对于团结全党、团结全体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锋芒，往往直接指向党中央，特别是党内右派分子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党中央是正确的、英明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因此敌人就常用破坏中央威信的方法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但党内却有一部分同志不了解这一点，狂妄无知，自以为“能独立思想”，能发现中央的错误，动不动就怀疑中央是否错了。当然，我们在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时候，要做到认识上完全一致是不容易的，问题在于发现了这种不一致时是否认为方针、政策错了，还是自己错了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认真学习，领会政策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否则，狂妄无知，自以为是，便很可能被党的敌人所利用，甚至由此走上反党的道路。
虽然支部成员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来年的新闻工作者，但不能忽视另外一个特点，即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而又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表现在新闻观点上，一方面是党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办报方针，这当然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我们都程度不同地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曾经在某些问题上立场观点模糊不清。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同样在新闻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上也获得极大的胜利。从而也就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争论了很长时间的新闻工作的主要矛盾问题，归根到柢，是资本主义办报方向和社会主义办报方向的矛盾，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关于报纸性质问题。虽说支部没有人公开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王中的“商品性”的滥调，也曾经影响了一小部分人。也有人把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以为党性太多了，没有照顾人民的需要。另一种提法是以为党报只有指导性，没有趣味性，或者说是没有“共同兴趣”。这些问题都在批判新闻界右的斗争中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如：强调报纸的“商品性”，实质上就是要党放下这个阶级斗争的武器，恢复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单纯强调所谓人民性、趣味性，实质上又是借人民性的幌子，反对报纸的党性；强调趣味性，其结果必然削弱报纸的指导性，放弃党的原则，去跟着群众跑。这些关于报纸性质的根本性问题弄清以后，就和右派的新闻观点截然划清了界限，这是很重要的收获。
（2）关于党对报纸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最突出的是驳倒了“同人办报”的一股逆流。姚北桦、高汾都是积极主张办同人报的。他们首先污蔑党报“枯燥无味”、“脱离群众”、“办报不自由”，因此他们主张不受拘束地、自由自在地办报。姚北桦曾经说过：“要办同人报，工资少一半也干，工作不分昼夜也干。”也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认识模糊，甚至有人还不晓得同人报是干什么的，就盲目地随声附和。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严厉地批判了同人办报思想，指出它的实质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恢复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跟党对立（反社会主义的）的报纸存在的。这个批判不仅赤祼祼地揭穿了右派分子积极主张办同人报的恶毒目的，而且也给那一部分认识模糊的同志敲了警钟，使他们的认识明确起来，立场坚定起来。
不少同志过分强调新闻工作的特殊性，把自己摆在不恰当的地位。譬如在报道思想上只抓住下面来的点滴材料或者个别的特殊情况，便把它夸大成全面情况，不同意党委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普遍指导，或者不愿接受党委、政府公告和条例性的稿件。左叶事件发生后，姚北桦趁机钻空子，积极主张开座谈会，以示抗议，也有人对这件事情不问究竟，便表示愤慨。这是因为这些同志脑子里早就有这种不健康的因素，一有机会便发出共鸣。许多同志发言中，都弄清了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报纸首先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报社的干部，也首先是党的工作人员，然后才是新闻工作者。这两个基本概念搞清楚了，所谓“特殊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报纸的批评问题上，也有各种不正确的看法，有人以为党委阻碍批评，因为有的批评稿送审查时，党委不同意发表，便认为党委限制太多。也有人片面追求“生动”，主张报纸要打“大老虎”，“活老虎”，用惊险的报道来刺激读者。也有人过分强调“时间性”，有些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但急于报道。甚至有人以为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在这次辩论中，基本弄清了：党委一贯是支持正确批评的，有些重要的批评，还是党委负责亲自领导的，有些批评稿件不允许发表，是因为它不利于全党全民的事业。新闻干部只强调所谓报纸的“威信”，而党委却是时刻考虑到全党利益的。
（3）对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和对老报人的看法问题。姚北桦、高汾都在这个问题散布了许多毒素，他们为现在的报纸没有继承过去资产阶级报纸的“优良传统”而遗憾，为一贯奉行资产阶级办报方向的老报人没有居于主要领导岗位而鸣不平。文汇报向党进攻时，他们拍手叫好，新闻界右派发表了反党言论后，他们又当面捧场；见了老报人不是动员他归队，就是鼓励他办同人报；他们很羡慕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生活，因此他们反对党报领导抓的太紧。姚北桦甚至猖狂地说：办报问题，现在要来个“否定之否定”的“质变”。意思是解放后我们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一套，现在又应该来否定我们这一套了。
另有一些同志也是有不正确的看法的。对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问题，有的同志没有把批判地接受他们的编排技术和坚决反对他们的办报方针这两个问题分清楚。也有人很欣赏旧报人抓新闻快、能写，“旧报纸能适合广大人民的共同兴趣”等等。只有在逐步深入的批判、辩论过程中，大家思想才逐渐明确起来，肯定了我们自己的新闻工作中，是有丰富经验的，自从有报纸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党报这样蒙受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那么，我们怎样看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呢？在办报方针上，就是在政治上必须完全否定它，因为它跟我们是绝不相容的。
总之，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了一次锻炼，明确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而且在新闻战线上也弄情了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这应当算是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而来的一个重大收获。
整个运动过程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缺点很少，政策上没有出过什么偏差，可以说比历次运动都更好一些。这是我们支部同志几乎一致的看法。
我们支委会认为运动获得了以下的经验教训：
支委会一致感到，这次运动的领导，从上到下基本上做到了稳、透、有力，深入，细致。能够做到这样，有下列原因：
（1）我们大家明显地感到，在这次运动中更为具体地、直接地得到了党中央明确的思想指导。运动一开始和在进行中，我们都及时地学习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的报告和文章，给了我们以思想上的武装，使我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斗争方向，对资产阶级右派及大是大非问题划分了政治思想界限，明确了党的斗争政策。这样，我们就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了斗争。因此，学习了党的这些指示，就是教育我们并推动运动前进，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参加运动的同志必须认真领会指示的精神，才不会发生错误。
（2）我们支委会在贯彻校党委对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时，感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抓紧思想领导与思想工作的逐步深入、群众觉悟的逐步提高相结合；一个是充分发挥支部领导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加强对支部的具体掌握相结合。这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贯彻和运用。支委会认为这种作法是很好的。校党委对于思想工作，一向是极为重视的，并经常督促支委会注意这项工作。对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都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充分的动员，并组织群众进行讨论（如解决留校整风等问题就是如此），这就使思想问题及其他问题解决得适时、透彻，教育的面也广，认识上也能普遍求得一致。而且根据运动的发展规律，每当深入一步时，都把动员教育作为重要环节，如“鸣放”转入批判整风学习参考资料中汇集的学员的错误言论时是如此，转入反右倾思想时是如此，转入反右派斗争时更是如此。这样深入细致的动员工作，就使得同志们思想酝酿成熟，精神准备充分，不感到突然，并能使运动的进度要求和大家的思想发展达到一致，各项工作安排也能互相配合。在组织领导上，校党委也是经常鼓励支委会放手大胆领导的，从总的方面来看，支委会是积极的，认真负责的。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校党委又组成领导小组，这样我们不但能更加及时地接受上级的领导意图，而且支委会能经常地得到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这也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原因。
（3）我们支部同志普遍感到，在这次运动中思想收获之所以这样大，是由于采取了批判右派言论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正确办法。这不仅使大家既参加了实际斗争又学习了理论知识，而且使我们除了看出右派言论的错误以外，还从理论上认识了经的反动实质。这是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在9月间又安排了系统地辅导几本与当前斗争密切有关的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教育意义更大。这是只有在党校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取得的。在这方面，今后应当更加注意及早结合。另外，我们通过对校部印发的错误言论资料及校内外右派言行材料的讨论批判，也提高了认识。这些资料从反面给我们起了“教材”的作用，使人集中一看，有触目惊心之感，给了“好心肠”的右倾温情主义的人以事实教育，对克服政治上麻痹有很大的好处。
（4）支委会除贯彻了领导意图的基本一面之外，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上也存在过一些缺点，如在运动开始时组织“鸣放”就做得不够，影响了许多问题的展开。对于右派分子姚北桦由思想斗争转入政治斗争和肯定他的政治性质时，曾一度犹豫，致使肯定得晚了一步，多少表现了有惋惜、心软、下不得手的右倾温情情绪。对右派分子及严重右倾思想的斗争，由于支部人数较少，为了集中力量，只能基本上解决一个再进行另一个，因而占的时间较长，如对姚北桦一个人就从7月中旬到9月底，因此对于一般的右倾思想和错误观点的批判，还进行得不够深刻和细致，本来支委会打算在反右派斗争后，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继续搞一下，但因后来时间紧迫，只能在写心得中补了一课。
支会委是注意贯彻校党委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支委会在运动一开始就对我们支部全体同志的政治思想状况作了分析估计，认为大多数人员然在“鸣放”时都暴露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错误观点，但基本上都是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这和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恶意攻击的性质，是有根本差别的。支部的绝大多数同志对党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思想上基本方面是健康的。反右倾思想中，又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对这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一些批判，普遍地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顾虑，因而很快地就积极热情地投入反右派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又提高了自己的觉悟。事实证明，群众的发动过程，也就是进行思想武装的过程，只有大多数的同志经过了“练兵”，才能有力地投入反右派的战斗，也才能有条件取得胜利。
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群众能不能发动得好，主要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克服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态度。因为这个运动是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前一种矛盾的解决，对于我们不少党员来说，精神准备和斗争经验都是不足的。我们一般地比较习惯于党内的思想斗争。但对于党内右派分子的政治斗争，开始时几乎普遍地存在着温情主义思想，对右派分子总是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得多，或者认他们不至于有乱意吧，甚至想到他们为党工作了多年，又有些才气，开除出党有点可惜等右倾思想。克服这些错误的思想，重要的是要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和政策。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内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给我们的启发都很大。此外，充分认识党内潜藏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严重危险性，充分揭露右派分子的可恶面目，让事实来教育大家，也很重要。必须组织大家积极地投到实际斗争中去，无情地揭发材料，面对面地进行批判，这样敌情敌观念和斗争热情就会迅速普遍地高涨起来。
群众的斗争热情进入高潮时，也应注意另一种情况，如我们支部曾经有人不敢和右派分子接近或谈话，这样就可能不利于开导右派分子使之有所转变，在领导小组的帮助下，大家才统一了认识，改变了这种情况。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从我们支部两名右派分子的发展道路也看得很清楚。他们长期以来，在党内是经常受到思想批判的，党几乎在每一次运动中都给予了他们以严厉的批评，并警告他们应彻底改正，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一次比一次发展得更为严重起来。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以后，他们和社会上的右派一样，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今年5、6月间社会上牛鬼蛇神一起出来的时候，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向党和党的各项根本政策展开了恶意的进攻，并向党要求给予他们以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 ”。这样，他们的反动面目就彻底暴露了。从许多材料看出，原来右派分子姚北桦还是一个潜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说明，当他们还是牢固地站在敌对立场上或根本不打算放弃这种反动立场之前，不管我们曾花过多少精力，他们是教育不过来的，是抗拒改造的。即使有时也做些检讨，那也是假的、骗人的。但是，既然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他们也是掩藏不住的，总是要用种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支部许多同志过去和姚北桦有过不少争论，就是这个原因。但当时我们还看不出这是正确立场与反动立场的分歧，这就告诉我们平常随时提高政治嗅觉是如何的重要。
我们从斗争两名右派分子中证明，除了在本支部组织揭发材料之外，扩大调查材料的方面和调来档案联系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研究了大量事实，并和他们历史上许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后，他们的问题的政治性质就容易明朗化了。揭发和调查材料的工作必须发动大家来做，最好是熟悉情况的人来做。也应求得右派分子原工作机关帮助。在本人受到批判压力表示愿意交代时，立即利用这个时机让他们交出书面材料（如文章、日记、笔记、信件等）也是必要的。
在斗争右派分子过程中，一方面要尽力把他搞臭，在政治上就是“一棍子打死”，不能被他的假检讨假态度所欺骗；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对方思想情况的变化，做到“会上斗理，会后攻心”，这样，才能突破他的思想防线，使他认罪，悔改。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新闻班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支部总结汇编》（内部材料，不得外传），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