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十七日到十九日）……（1）
北京市反右派斗争简况（一）………………………（39）
周新民谈曾昭抡的一些情况…………………………（41）
中国青年社张羽等同志到罗隆基家里进行斗争……（43）
河北省民建会和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几点经验……（46）
最近一周来，省直机关和哈尔滨市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如下：
七月十二日省委整风办公室召集省直整风各口、哈市整风办公室负责同志，汇报了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绝大多数单位是重视的，负责同志一般都亲自领导斗争。三分之一以上的单位现已展开反右派斗争，其他单位也在排队，准备战斗。展开的单位，已取得了初步的战果和一定的经验。如黑龙江日报和省城市建设局等单位。黑龙江日报社斗争右派分子陈执，由于群众发动的好，准备充分，说理较好，使过去同情右派的中间分子也纷纷向党靠拢，界于中间与右派之间的焦淞青也写了“立正向左转”的大字报，表示要与右派划清界限，积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也有个别单位，至今还没有发动。如亚麻原枓公司认为该单位没有右派分子，也没有右派言论，所以没有发动，只一般地学习文件。对于鸣放中群众对领导和工作提出的一些意见，也未认真研究改进。司法厅也是认为没有右派分子，而对于鸣放的右派言论也没有组织批判。
还有一些单位是发动了，但士气不高。如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只是照顾外面，而本部却无人经常负责。该部没有右派分子，但有右派言论，开过几次会，也没有争论起来。原因是：群众的顾虑没有打破；有右派言论的怕戴右派帽子，忧惧不安；其他群众则怕误伤好人（最近已采取措施）。
斗争展开的单位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没有确定和公布右派分子的名单，就进行斗争。群众思想没有底，不知谁是右派，有的就把有右派言论的当成右派分子，在大字报、大会上乱扣帽子。有些领导对此亦不纠正，反而强调群众自发，领导不负责，默默地鼓励群众这样做。
（二）没有确定“标兵”，向中间分子交底。有相当多的中间分子仍顾虑很多。怕被划为右派分子，对斗争消极旁观。有人虽跃跃欲试，但因分不清左、中、右派，怕伤了好人，就不敢发言。
（三）有的单位对斗争右派分子和批驳有右派言论的人，方法上不加区别。对有右派言论的人，也采取大会形式无情斗争。如林业设计公司把五名有右派言论的人，在大会上斗了十六个钟头。林业整风口提出了意见，他们还坚持这种做法。有的单位把右派言论印成小册子（指名），发给群众，宣布为右派。
（四）没有最后确定为右派的也拿到大会上斗，有的单位领导还认为这是正确的。他们说，大会斗争名义上是斗争右派，但没有说他是右派，这样，如果将来不是右派也不用给他们摘帽子。
（五）各单位报来的一百四十多名右派分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不是右派，个别的也有把中间的当成右派。主要是对左、中、右派的界限不清。有些单位在斗争中，根据不足，说理不够，企图以声势、压力使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周瑞琪汇报）
省民革常委、组织处长吕荫南（文史馆员），于七月十二日夜服安眠药自杀身死。
一、吕荫南的历史罪恶。吕是安徽阜阳人，是恶霸地主，曾任伪阜阳县长，伪省参议员。解放前一贯养匪，欺压人民。他一九三八年任伪县长时，派其堂兄吕叶严（土匪头子）为县大队长,在茨河口设关卡，敲榨勒索过河的船只，抢劫乡民，吕荫南则坐地分赃。吕的伯父霸占了当地的社仓和大王庄，并将大王庄改为吕氏先祠，将庄产出租给农民，每年每亩收租三斗，小商小贩在该庄集上摆摊时，吕也收租，每年可搜刮五十担粮食以上。吕为了永远霸占这两个地方，因此在编阜阳县志时，将这两个地名删去。一九四三年黄河泛滥，吕为了保持其产业、祠堂和吕家的坟地，要将沙河口元桥的干堤扒开，当地群众起来反对，吕即调军队镇压，当场打死乡民，扒开了决口，当时就有人被淹死，洪水直淹至凤台，纵横三百余里。一九四二年吕的表兄弟李少良（汉奸，伪皖省主席倪道朗的警卫队长）由蚌埠回阜阳。吕以伪省参议员的名义大事宴请。吕的堂兄吕家章是当地有名的土匪，吕以省参议员的身分介绍他当国民党十九集团军调查室的便衣队长。在当地群众义愤和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准备逮捕吕家章时，吕荫南便通知吕家章，让其逃跑了。吕家章逃至李大庄，被国民党人员包围时，便放火掩其逃跑，致使李大庄全庄被毁，死伤二十多人。在解放前夕，吕荫南还介绍吕家章当阜阳县保安大队长，企图与我解放军顽抗。并曾杀害我工作人员多人，至今已查明的有四人。在镇反时，本拟处吕荫南以死刑，后对他宽大处理。
二、吕荫南在大放大鸣中的活动。吕与储文朗在大放大鸣期间，不通过民革省常委和余亚农，擅自召开基层干部会议点火，并鼓动说：“我快七十岁的人了。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出了问题，民革组织上可以出来解决”。并大量发展落后分子入民革，说“民革组织现在独立了，可不必通过统战部”。在省委统战部会议上捏造评级中的毛病来挑拨党群关系，当他们要余亚农出来讲话，为余拒绝后，又诬蔑说“余亚农是想做官”等等。
三、吕荫南的自杀经过及处理情况。在我反击右派斗争开始后，文史馆及民革曾开过多次会议揭发吕的活动情况。吕从未认真检讨，还拼命宣传他如何一贯进步等。这样就遭到更多的揭发与批评，省委统战部也曾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但吕的态度仍未改变。七月十一日安徽日报登载了吕家乡农民的来信，揭发了吕的历史罪恶。吕就在拒绝认错以及畏罪的情况下，于七月十二日夜服安眠药自杀身死。吕死后，在民主党派中波动不大，不少人认为吕是畏罪自杀，政府不能负责，认为不能因吕的自杀而放松了反右派的斗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搞得过火了些，如省民革副主委戴戟（中间）反应：“我们以后还这么搞？”又说：“程士范（右派，人大代表）自其老婆死后，甚为悲观，常说活得没有意思，这种情况要向统战部反映一下。”文史馆有人反映“咎由自取”，“对民主党派整风影响不大”。也有的右派分子说：“死一个少一个斗争对象。”在吕荫南自杀后，省委统战部于七月十六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座谈会。这个座谈会除已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没有参加以外，有些没有点过名的右派分子也参加了。会议进一步揭发了吕的一些罪恶活动，强调反右派斗争不能放松，并针对一些思想情况解决了一些问题。会上也有吕家乡的几个农民讲了话（他们本是来找吕责问的），详细地揭发了吕的罪恶历史。到会者都很受感动，一般反应很好。准备在七月十八日把这件事情在省直机关中讲一下。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简况。国营和地方国营的工业系统中，共排出右派分子一百八十九人（其中工程师以上的七十一人），已经开始斗争的六十八人（其中工程师以上的二十人）。经过斗争，一部分右派分子已低头认罪，如第三设计院斗争了八人（其中五个工程师），有三人低了头，过去很嚣张的郭仲兴，也作了初步检讨。开始低头检讨的多半是只有右派言论，没有更多活动的单干户，这些人比较容易低头；不少右派分子虽然还在狡辩，但其中多数人也慑于反右斗争的声势，而企图逃避斗争。有的装病请假；有的借口养病想到外地去；有的借故要请假回家；还有的伪装要自杀。如机电局一右派分子对人说，对他的压力很大，已感到受不了，并当着我们一个党员的面,开窗子装出要跳楼的样子，我们党员同志未加理睬，结果他并没有跳。
最近，国营疏浚公司揭发出两个民盟分子的活动：一个是工程师史元寿，一个是史的老婆韩波平。该公司是一九五三年由沪迁津的，当时只有史、韩二个民盟盟员。他们在鸣放期间造谣说：民用设计院整风搞的很糟；肃反时有四十二种刑法；高等学校的学生上街了，并且把棺材也抬出来了，等等。韩原是上海的一个交际花，很善于活动，到处拉人加入民盟，她先后曾拉拢过二十九个人，方式是请吃饭、请看戏等。这二十九人中，有二十七人被请到她家吃过饭，有四人已被拉参加了民盟，还有一人被介绍参加了农工。被拉的对象是，肃反被斗的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和被开除的党、团员。韩和王大川的关系也很密切，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人也均有来往。现在还在收集材料，没有正式斗争他们。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在七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召开了政协座谈会，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情绪甚为高涨。采取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斗争、打击以孙兰峰为首的右派集团。斗争的具体对象是以该集团的骨干分子孔庆臻、曾士先、卢健飞三人为主。斗争的目的是争取右派内部起义投降，把他们内部的问题揭露出来，暴露他们的反动言行。几天来揭发了右派分子的很多问题，打中了要害。经过激烈的斗争，右派内部个别分子已开始动摇。十二日开始斗争时，孔庆臻企图以检讨蒙混过关，十五日又在会上表示要交代问题，十六日交代了一些问题，揭露孙兰峰在绥远起义以前的事情。从各方面发现的问题说明，以孙兰峰为首的一群右派分子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集团。
（二）几天来，右派集团的情况是：会议开始时，孙兰峰表示不参加会议，孔、卢、曾三人开始时抢先发言，卢在会上并咬了一些了解他们问题的中间派，企图阻挠人家揭发他们的问题。孙在十二、十三日的会议上表现很紧张，原因是：我们提出他拥护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不知道我们对右派怎样打法，不知道他们内部的骨干分子能不能经得起斗争。十五、十六日孙表现稳定了一些，由于会议是孙主持的，他在会上说：发言要简短，不要重复，讲了的就不要再讲，他的骨干分子是看孙的眼色发言的。会上海福龙递条子，提意见把主席团内的孙和右派分子容祥（蒙族上层）撤下来，孙即拍桌子大骂，说会议不能这样开，并说他如何如何，蒋介石回来先杀他，并对揭发他的人进行拉拢，会后的晚上，派他的小孩去告孔庆臻要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叫他老婆以亲属关系去和孔谈谈话。右派分子非常狡猾，会前有准备，在会上，有的右派分子被追到紧要关键时，就有另一右派分子起来说：“他不交代我要交代”。用这样的手段互相来解围。
（三）斗争右派中应注意的问题：（1）加强战斗力，及时加以具体的领导。每天晚上，由党委整风办公室召集参加斗争会的党员研究斗争策略，准备第二天的斗争办法。（2）继续抓住战绩，狠狠地追击，在紧要关头，不得因时间到了或其他原因而结束斗争。（3）继续稳战稳打，防止急躁情绪和采取简单质问的办法，要以理服人。（4）在斗争中，要随时注意左、中、右派的动态，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5）通过报纸以指挥战斗，在报上把每一天斗争右派的情况加以综合报道，增加我们战斗的武器。今后我们准备：在十六日斗争曾士先，十七日斗争荣祥（单干户），十八日斗争卢健飞；然后看一下打的情况，以便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继续作战。
（内蒙古整风办公室嘎斯汇报）
从六月十八日左右开始，全省各高等院校先后开始反击右派，经过这一段的斗争，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有很大变化，觉悟程度也有很大提高。
一、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几个主要问题，在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年级中，表现上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他们的反动言论，主要地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1）民主自由问题，说：“我们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2）肃反问题，说：“错误大于成绩”；（3）党的领导和学习马列主义问题，说：“党不能领导文教、科学”。主张不学政治或者政治课不进行考试；（4）人民生活问题，说：“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农业税占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此外，在鸣放中，还暴露出一些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如师范学院师生员工对教师的社会地位有意见，林学院林业系学生不满意自己的专业等。
当时，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的姿态出现抓住一些片面的经过扩大和歪曲了的事实，利用“民主论坛”等形式，大大地煽动、迷惑群众，因而在很大一部分学生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一时是非界限不清；有些学生被他们欺骗利用，迷失方向，随波逐流。如医学院五三级七班共有二十九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党员，十个团员，他们在鸣放中的表现是：左派四人（其中党、团员各二人），他们的立场坚定，思想正确，对错误言论一般地能进行驳斥，但在有些问题上虽感到是右派言论，可是讲不出具体道理。中间派二十人（内团员八人），其中中左分子七人（团员四人），中右分子十一人（团员四人），对斗争毫不关心的二人。中左分子在一些问题上，能够分清是非，在另一些问题上则糊涂不清，对右派言论不敢批驳、争论，怕遭受打击、讽刺，因而对斗争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中右分子更是分不清是非，并同意右派分子的某些观点，有些人还支持右派活动，帮助其散布反动言论。右派五人，其中有两人在肃反时被斗争，两人的思想曾受过批判，一个是全校性的右派分子。他们不仅有右派言论，而且有实际活动。
上述情况表明，解放以后几年来，党在学生中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广大学生的觉悟程度也有了提高，但是，有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等），在学生的思想上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学生没有受到应有的政治锻炼，没有实践经验。因而有些人的政治方向不明确，立场不坚定，在右派分子进攻时，出现了动摇、怀疑和混乱。其次，学生们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农学院林业系三年级共六十二个学生，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医学院五三级七班的二十九个学生当中，家庭出身是地主、资本家的十七人；还有两个人的父亲在劳动改造，一个人的父亲在“五反”时自杀；在肃反中本人被斗的两人，被审查或被搜查过的各一人；另有基督教徒一人。再次，有一些学生对整风的意义、目的和政策不了解，除有一种人希望参加整风，以提高自己外，还有一种人是想借整风的机会，发泄自己的牢骚和不满情绪。因而当右派向我进攻时，他们都缺乏思想准备。
二、当我们开始反击右派时，广大学生对右派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而最主要的是对进行阶级斗争的立场不明确。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采用各种办法，逐步解决了“应不应该反击右派”的思想问题。经过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揭穿右派分子歪曲事实、欺骗群众的行为，各个右派小集团或点了名的右派分子的真实面貌很快就暴露了，从而引起了群众对他们的愤慨。其次，对右派分子列举的一些事实，组织群众实地调查、访问，以查明真象；或者请有亲身经验的人，对某些问题作有事实根据的报告；或者及时公布某些人和某些事的材料。再次，大小会议或个别串连相结合，团结争取中间分子，并给他们一定的任务，加以锻炼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受到全国反右派形势的影响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教育以后，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的变化和觉悟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问题上：
（1）民主自由问题：其一，通过对“我们要什么人和什么阶级的民主自由”问题的争论，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要比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优越得多。而收效更大的，是通过港澳和华侨学生用亲身感受到的事实，揭穿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大多数人已能从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上认识这一问题。其二，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上，通讨学生们实地访问群众，已能认识到：我们的选举是民主的，人民代表真是为人民办事的。学生询问农民关于人民代表的选举问题时，农民说：“候选人是大家商量后提出来的，我们相信党，如没党的领导，随便提候选人那行吗？”这对学生教育很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学生会用等额候选人的办法选举不民主，班长不由学生选举不民主。其三，明确了报纸要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要有阶级立场，新闻要选择。最近人民日报和全国人民对文汇报的批评，更提高了学生们对社会主义报纸的作用的认识。但也还有少数人对不准私人办报有意见。
（2）肃反问题：右派分子捕风捉影，歪曲捏造事实，攻击肃反运动，我们则组织学生对每一事实进行具体调查，掌握真凭实据，有选择地公布有关人和有关事的材料；有些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人、和父母被我镇压的所谓“孤儿”开“控诉会”，我则公布被镇压者的罪状和组织革命烈士的子弟控诉国民党的罪行。如此针锋相对地斗争，对孤立右派、教育群众的作用很大。经过这些斗争，广大学生已认识到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决定斗争对象是有根据的，采取群众性的斗争方式也是必要的，等等。但是，也还有些人对肃反的副作用，有不同的认识，如医学院五三级七班，就有四、五个学生认为：“成绩巨大，缺点严重，伤了一些人的感情”。
（3）党的领导问题：经过争论，绝大多数人肯定了只有党的领导，人民生活才能提高、国家才能富强；也肯定了党能领导文教、科学事业；也认识到“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有些学生总觉得党内科学人材少，而赞成“教授治校”。绝大多数人也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是重要的，但有些学自然科学的学生总觉得“科学知识更重要，政治课应少学一些”。
（4）人民生活问题：经过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和贫雇农出身的学生报告自己家庭生活的情况，右派分子关于“农民生活没有提高”、“农业税重”的谬论，已被彻底驳倒。
（5）立场问题：绝大多数学生已感到立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懂得了站在正确的立场看问题的重要性。过去不少人认为：“匈牙利的大学生太糟烂！”现在则认为：“不要把知识分子估计过高，今后还须要好好改造。”
上述思想认识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学生中左、中、右派的比例。如仍以医学院五三级七班的二十九个学生为例，目前左派已由四人增加到十人，中派已由二十人减到十五人，右派由五人减到四人。再如师范学院物理系二年级二班，左派由五人增加到十三人，中派由十六人减到十人，右派由五人减到三人。
四、目前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系统认识还不够，有的思想觉悟也不巩固。因此，各校将从七月十日左右起，通过总结运动，整顿思想，巩固既得成果，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放暑假。
至于在这一次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高等院校工作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政治思想工作、党团工作等问题，今后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改正。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一、反右派的斗争自六月中旬开始，至今已近一月。各类右派分子，大部分在不同的范围内，已受到了批判，对极右派分子的反动组织活动，也已开始追查，整个的反右派斗争在逐步深入。左、中、右派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左派的队伍逐步巩固扩大，政治觉悟提高，辩论能力加强，开始注意了斗争策略和战术的运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的党员，已发动起来，成为团结左派的力量。部分中间分子已左转和左派结合。南京九所高等学校的左派已从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点七。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和言论也增多了，对争取中间分子和分化瓦解右派分子的工作也注意了。农工省副主委刘树勋，一天为了钻研右派分子邓昊明的材料，思索追击的办法，搞到深夜三点钟才睡觉；又为了研究邓的亲信的状况，曾专门研究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但目前还有一些左派，斗志甚旺，而有勇无谋，表现气愤有余，说理不足，单纯依赖领导上给他们子弹而对右派的言论活动，主动地研究不够。一些左派分子有简单急躁情绪，急于要求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想早收兵，忽视了反右斗争必须搞深搞透，对右派分子必须打臭打死。对分化右派也不够重视，没有有意识的作这一工作。民革计雨亭认为李世军已是事实俱在，只要作组织处理就行了。也有些左派分子有温情主义、个人主义情绪。在原来被划为左派的人物中间，也有个别的在反右斗争后，暴露了严重的右倾情绪，甚至成为右派分子。民盟江苏省主委陈敏之，在反右派斗争中口头上喊得响亮，但实际行动很暧昧，现在估计可能是右派。九三刘开荣，在反右派斗争中变成了右派分子高觉敷的爪牙，为高开脱罪责，并示意别人转移斗争目标。
中间分子大部分已经发动起来，多数人逐渐向左转变，有愈来愈多的人脱离右派，向党靠拢，由中右转为中中，由中中变为中左，一部分人则分化为左派。九三浅切华原是中右，过去与高觉敷一唱一和，反右派斗争后表示向党靠拢，已向高提了尖锐的意见。但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目前强大的声势下，勉强跟上来的，他们在思想深处抱着随大流的态度。有少数人参加会议不发言，有一些人虽也揭露了右派的言行，但是奉命揭发，不得不应付一下，有的会上揭发右派，会后却偷偷找右派解释。南大教授沈同洽认为在斗争中不能一点表情也没有，但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心。该校还有一教授抱着自己既不是右，也不想当左的态度。还有一部分是态度暧昧，怕影响老同事、老朋友之间的关系，温情主义严重。有人怕连累自己，表面和右派远离，但思想深处却同情右派。有少数人一面批判右派，一面替右派解脱，或揭露人人都知道的问题，而对要害问题则掩盖不谈。也有个别人仍站在右派分子的立场上，为右派辩护。
右派分子都已在不同的范围内,被我们揭发和批判了，他们在群众面前已陷于孤立。他们的反动论点绝大部分已受到批驳，有的已被驳倒，失去了市场。在此情况下，有些人不得不承认错误，低头认罪，有的不得不牵出幕后人及共谋人，交代出反动集团。南京大学从目前揭发的材料来看，全校可分成四个互相联系的右派集团：（1）以历史系刘敬坤、祖庆年和中文系刘地生为首的右派集团；（2）地质系雷戡及其幕后人董争平、陶钟彪（二人都是生物系讲师）的右派集团；（3）外文系汪云辉、周开经（教授），中文系吴云、林志坚，及历史系李公恂（教授）的右派集团；（4）以外文系副主任林文铮为首的右派集团。但也有一些右派分子耍两面手法：一面进行检讨，表示认错，交代幕后的活动；一面避重就轻，百般刁赖，承认思想上有共鸣，不承认组织上有联系，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承认有集团，给自己扣大帽子，不交代材料。邓昊明、李世军就是采取了这种态度。也有一些右派分子耍无赖，以死来威胁党，企图削弱群众的斗争力量。如江苏医学院教授郑万育表示他不能逆来顺受，以拒绝别人对他的帮助。他向党委说：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会议，即使参加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这人已停职停薪进行反省。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周十禄也是以死来进行威胁，争取群众的同情。有一些未戴右派帽子、未登报、未斗争、或未在较大范围内斗争的右派分子，由于怕戴帽子，怕登报，怕斗争，尤其怕大会斗争，因而有的检讨一番，争取主动；有的表白自己，对自己发恨；有的表示回头，立功赎罪；有的把责任向上、下推，开脱自己；有的故作镇静，不动声色；有的为反动谬论作解释。因此，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可能有一批右派分子要分化出来。目前有个别右派分子，经过争取，已经起义。如民建陆小波原是右派，在批判右派钱孙卿时起义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虽一般批判了，但有的不深不透，群众中还有糊涂认识。例如高等学校中对“党天下”、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法制和肃反、评级、政治鉴定、思想改造等问题，以及对苏共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的看法，在思想上还很混乱，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二、林希翎七月七日写了一封信给江苏省文联干部陈椿年。原信如下：
你看到报纸上关于我的报导情况后，一定大吃一惊吧！右派分子现在是弄假成真。在这次整风中，我的确犯了较严重的错误——观点上的错误和用了许多不该讲的内部材料。但报纸报导中，也有许多歪曲，夸大或根本捕风捉影的东西。现在我正在检讨中，我非常、非常痛苦的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跑到谭惕吾家去住（是在演讲事发生以后），在那里还与黄绍竑这个屠杀人民的恶棍谈过话。现在尽管我已把一切情况都已向组织上交代了，但仍然是跳到黄河里洗不清。人们都怀疑我的演讲是与他们有关，是他们指示，实际根本不是的。但我深信党总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
现在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了，人民的愤怒是正当的，运动中的一些歪曲冤枉是免不了的，这道理我在理智上也很知道，在感情上有时实在受不了，简直到了促使我失常的地步。但请放心，我会尽最大限度的努力来克制自己。
从这次以后，我永远也不再干预生活了，对于政治之类的东西，我决心洗手不干了。因为政治决非我这种人所能领悟的，太可怕了。我决心到工农群众中去，到人民中去，到工地去锻炼自己，我已要求让我去作工或种田。正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连累了你。关于秘密报告曾给一个人看过及请你转一事，南京肃反时曾一夜逮捕两千人，肃反中搞错了七十二万人，我曾寄给你一本北大的广场杂志，这些材料我只能向组织上交代了。你们的组织一定也会问你的，你就把看了我的控诉书，原来找过我而认识，谈过三次话的真实情况，向党交代一下好了。
椿年，请你宽恕，我害了你。由于我这次闯祸，害了不少人。我的未婚夫也因此被撤职，停职反省，党内将受严重的处分。他已早与我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了，并把我痛骂了一顿。我的妈妈看报后气得死去活来，她非来北京不可。但是一切朋友都离开我的情况下（都在这里不能接近），我想妈妈想的要命。希望你再帮助我一下，接信后立刻给我妈妈电汇三十元（怕路费不够），让我看她一面，死也瞑目（地址：仍然是浙江温林县后岸村林静之）。阅毕将此信焚毁。
握手
海果匆匆写于七月七日
陈椿年于七月九日（或十日）接此信后，即交给了组织。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余孟孝汇报）
目前反击右派的斗争已走向深入。各单位在斗争中对左、中、右派又反复地进行了排队。到七月十三日为止的统计,成都市机关学校参加运动的人数共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五人，揭露出右派分子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占百分之三点零九。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二百四十九人，占百分之零点六二。成都、南充、雅安十三所大专学校，参加运动的人数共二万四千零七十八人，揭露出右派分子五百九十人，占百分之二点四五。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一百二十人，占百分之零点四九。省级和成都市机关参加运动的人数共二万一千一百五十九人，揭露出右派分子七百三十人，占百分之三点五九。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一百五十四人，占百分之零点七二。以上各单位总计参加运动的人数为八万四千九百七十九人，揭露出右派分子二千五百八十四人，占百分之三点零三，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五百二十三人，占百分之零点六一。排队的情况目前仍在变化，右派分子有增有减，但总的看来，变化不会太大。
运动走向深入后，群众的发动已较前广泛，右倾思想在斗争中已基本解决，斗争情绪很高。有些在前一阶段暴露不够的单位，经过最近几天细致的揭发和争辩，又拖出一批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如省供销社揭发出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散布反动言论的右派分子七人。有的进一步揭发出本单位右派分子和外面右派分子联系的情况。如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石油勘探局、铁路工程局、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等单位，均揭发出一些右派分子和四川大学右派分子冯元春有秘密联系；并发现四川大学主持“论坛报”的右派分子与几个大学校的右派分子有往来。还发现有的右派分子和南斯拉夫大使馆有联系。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给群众又一次深刻的教育。最近，在右派分子进行顽抗而出现“顶牛”现象时，发生对右派分子采用粗暴办法进行斗争的情况。如西南师范学院发生拧右派分子的耳朵、打右派分子、不给他们吃饭等情况，四川师范学院也出现给右派分子画花脸、背亡命旗、戴高帽子等情况。为此，省委于七月十二日对当前斗争中露头的粗暴现象发出了通报，并专门召集了成都各大专学校负责人的会议，反复强调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要求各单位严格检查，今后对右派的批判不再采用大会的办法，即使在小会上也不得采取粗暴的做法，使这一运动能够正常地进行到底。
运动的进展情况，根据成都市十一个大专学校的统计，到七月十五日止，已在大、小会上批判过的右派分子，将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如四川大学学生中，右派分子共七十三人，至七月十日，已批判了三十九人（其中彻底缴械检讨的十一人），另有十一人正在批判。预计本月二十日绝大部分可批判完毕，只有少数人不能结束。四川大学的情况可代表成都市的一般情况。重庆市大专学校预计七月二十日可基本结束，教师中的批判月底可以结束。根据这一情况，省委确定，各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在今后两周内可告一段落。估计在放假以前，一般学校都会有几个（三、五人不等）不肯缴械投降的顽固分子,对他们，准备在一般学生放假时，将其留在学校，并留一部分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斗争。
各学校对右派批判告一段落时，应注意：（1）作出总结。总结中应包括我们改正缺点错误的情况，和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对某些批判不够的右派论点应作补充批判，对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问题应加以说明。（2）把右派分子的言行及暴露出来的右派小集团的材料加以整理，归入人事档案。对情节严重，并和其他方面有秘密联系，没有彻底交代清楚，而我们也没有彻底搞清楚的问题，应即交由保卫部门继续了解。（3）参加运动的学生，每人写一篇心得。
另，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档案管理处科员霍连生，年二十七岁，山西人，共青团员。过去曾参加过阎锡山的铁军基干组织，在鸣放中有反动言论，在批判右派分子时，他又画了一幅带有反动性的漫画，大家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就在七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左右突然私自逃走，十五日在华阳县桂溪乡的河中发现了他的尸体，经法院检验结果，认为霍系投河自杀。
（四川省委办公厅刘洪珍汇报）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反右派斗争的经验二则：
一、对中右分子的思想情况，要进行排队摸底，具体分析研究，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的思想顾虑，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对曾在放鸣中有过错误言论，害怕揭露右派分子时受到牵连，害怕被当作右派分子斗争的人，应着重指出他们的错误言论与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有根本的区别，以安定其情绪，解除其顾虑,使他们大胆地深入地进行反右派斗争，积极揭发右派分子的言行，接受考验。对于平时与右派分子较为接近，感情较好，撕不破脸皮的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说明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能存在任何温情主义，要撕破情面，积极参加斗争。对于思想认识模糊，一时被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思想上还分不清敌我的人，应着重揭穿右派分子的本质与丑恶面目，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敌我界限，使其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二、通过各种会议，由领导出面，公开表明有些人的一般错误言论与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有根本的原则不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并揭发右派分子利用某些人的错误言论进行威胁诬陷，企图搞乱斗争阵营的阴谋，以教育大家提高警惕，明确对象，分清界限。这样做以后，一方面既消除了左派与中右之间的隔阂（因为左派对于中右分子的错误言论和与右派分子的密切关系有反感），加强了阵营内部的团结，同心协力向右派开火。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公开表示态度后，安定了中右分子的情绪，解除了他们怕被当作右派的顾虑，使右派分子在群众中再也没有活动市场了。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后，目前中右分子的思想顾虑已逐步解除，积极投入了战斗，揭发出不少新的问题，对于扩大队伍，孤立右派，促使右派起义投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被右派所俘虏过的中右分子徐向明，因思想有顾虑，开始时背着包袱上火线，不敢大胆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经组织不断教育后，终于解除了顾虑，积极参加了战斗，编写墙报，画漫画，并在大会上公开揭发了极右分子林登文和右派包望平，他们如何对他采用威胁手段。右派周戒非最为亲近的刘琪，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从未向周开火，经反复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撕破了情面，大胆揭发了周在宿舍里和溜街时和他交谈中否定肃反成绩，诬蔑肃反运动等新的材料。中右分子苏敬枝经教育后，认识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在斗争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糊涂思想，公开揭露了极右分子吴大新如何利用整风的机会多方收集材料，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从而使反击右派的工作逐步深入。右派分子感到处于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因而有些右派分子不得不缴械投降，改邪归正。
法院共有五个右派分子，他们的特点各不相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的反动程度也不一样。这五个右派分子中，有两个极右派分子：林登文的反动言行是有历史性、一贯性、系统性的，而且有他一套反动的哲学理论基础；吴大新的反动言行也是有历史性的，一贯仇恨和敌视党。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狡滑/猾顽强，企图坚持到底。一般右派分子周、包、张的问题比较明显，他们的反动言论不是一贯的、系统的，也比较易于驳斥，在斗争中态度也还不是那么顽强狡滑/猾，在群众有理有力的斗争压力下，他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想缴械投降，但又不想彻底缴械投降、动摇不定。
在反击开始时，攻击两个极右派分子，几次都未攻下，乃决定采取先扫清一般右派后，再集中火力攻击碉堡的斗争策略。以周、张、包三个一般右派为斗争重点，重新组织力量，布署火力，采取大会与小会交叉，斗争与个别谈心和投降谈判相结合的战术，揭事实，攻态度，挖本质，指明出路，展开空前猛烈的歼灭战。周、张在有理有力的猛烈火力下，基本上已缴械投降，检查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初步挖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表示要痛改前非，洗面革心。目前正根据他们的检查交代，由群众逐条讨论、审查。另外，包也表示愿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一般右派分子起义投降的形势下，极右派分子更加孤立，因而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前途，有的也开始动摇了，这就为下一步攻克碉堡准备了有利的条件。这段斗争，实践证明，在对右派层层包围，极右分子顽强狡猾的情况下，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确定先扫清一般右派，然后再集中火力攻击极右派的斗争策略，是正确的。这样不仅使斗争的目标日益缩小，斗争的火力更加集中，战斗力不断得到锻炼提高，有利于最后攻下碉堡，而且一般右派起义投降后，还可利用这批俘虏，要其争取立功赎罪，积极投入战斗，使极右派更形孤立。这样集中火力，内外夹攻，极右派的堡垒才能攻破。如果不先扫清外围，而集中火力攻克碉堡，由于作战经验不多，新兵战斗力还不强，碉堡则不易被攻破。结果易造成两军相持，攻不下退不得的顶牛局面。既影响斗志，又影响一般右派分子不能早日缴械投降。
（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南江汇报）
一、陈丕显同志于七月十六日上午召集了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会上先由陈丕显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及市委十五日常委会议的讨论意见，然后对学校暑假前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1）关于各大学结束运动的条件和放假日期问题。会议确定，各大学要根据市委十五日会议讨论的三个问题，对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检查。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和安排放假前应做的工作。检查内容分四个方面：第一，要检查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情况。到目前为止，全校暴露出多少右派分子，其中应在全校，全系或一个班点名的各有多少；已经斗过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其中已经解决问题的有多少，没有解决问题的有多少。第二，要检查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工作进行得如何。中间分子已经参加斗争的有多少，尚未参加斗争的有多少，仍然同情右派分子的有多少。第三，对党、团组织进行一次检查。党、团员中暴露出多少右派分子，对他们的斗争情况如何。第四，要检查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错误论点的批判程度如何，解决程度如何。至于放假日期问题，从各学校汇报的情况来看，多数学校大约在二十五日到月底之间可放暑假。
（2）对中间分子的工作问题。从各学校的情况看，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争取中间分子的问题。目前对中间分子的工作显然做的不够有力，方法不多。据估计，在放暑假前，做好中左和中中分子的工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而中右分子则在放假前不可能全部争取过来。会上，陈丕显同志对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第一，各大学党委负责同志要亲自出马和中间分子谈心。在谈心中，要指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也要指出他们有缺点（如有动摇性）。第二，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给他们工作做，请他们写文章，作讲演，拖他们下水（据复旦大学的经验，这是争取和提高中间分子的有效方法）。第三，对中间分子的错误言论，我们一般不要主动批判，要推动他们自觉地检查。在运动中，我们只要求中间分子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就可以了，至于他们在思想上、观点上的许多问题，则可以等到以后整风时加以解决。事实上，有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就完全解决，不通的问题可予保留。
（3）对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第一，从各学校的情况来看，在每一个星期内，抽出一定时间休整一下，是很必要的，要边战斗，边休整。经验证明凡是这样做的，斗争中的粗暴现象便大为减少，说理便比较充分，因而容易取得中间分子的同情，右派也很容易被孤立。会议要求各个学校要作出规定，每一星期都抽出一定时间休整一次。第二，前一个时期，因反右派斗争刚刚开始，右派分子的气焰很嚣张，市委采取把他们放在一边，冷他们一下的做法，是必要的。现在右派分子的气焰已被打下了，情绪已很紧张，因此，被斗争得已经差不多的右派分子，如果他们自己要求党的负责同志接见的话，可以接见他们，谈话时要批评他们的错误，并给他们指出前途。必要时，我们可以主动一点，对一些虽然没有搞透，但表现很紧张的右派分子，也可以予以接见，指出出路。对个别气焰还没有打下去，但坚持要求领导上接见的人，也可以接见，在对其谈话中，主要应指出他们必须下决心脱裤子。第三，在会上有许多人提出，是否对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斗臭。会议确定，所有右派分子都要洗一次澡，受到批判和教育。斗争的范围和方式，应该视右派分子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凡是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搞臭的，就在一定范围内把他搞臭；对右派中的合作社则必须搞垮，否则对将来的改造和团结不利。第四，对那些在以前几次运动中已经搞臭的老右派分子，目前如果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反动行为，就把他们搁在一边，不要再整。第五，对党内的右派分子，要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与党外右派分子同样地进行斗争。现在有些学校对党内的右派分子有些偏护，总认为是思想问题，下不了斗争的决心。如复旦大学党委到现在还没有把王中当作右派分子。陈丕显同志在会上要求复旦大学党委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第六，要注意争取右派分子起义。最好每个学校都有个把右派分子起义，以体现党的政策。对那些确实愿意交代问题的右派分子，他们愿意在什么范围内和什么方式下交代问题都可以。
（4）为了巩固和扩大运动的成果，会议确定各大学在放假前做好下面几个工作：第一，要求各学校在放假前，组织全校学生漫谈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体会，提倡每人写一篇心得，如果放假前来不及，在假期中写也可以。对右派分子，要求在运动结束前写出书面交代。但如果不写，也不要强迫。第二，针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主要思想问题，组织左、中派教授发表讲演和写文章，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第三，要求各学校党委对前一阶段的斗争情况、经验和教训做出总结，必须向群众做一次报告，并提出今后的任务。第四，对党团内部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问题，各学校都要求市委拿出章程来。会上初步确定（未经市委讨论）：关于党籍和团籍问题，除个别错误极端严重恶劣的分子外，一般的暂时不处理；但他们如担任党、团、工会中的主要领导职务，则应当撤消这些职务。第五，在运动中群众对行政领导和党委提出的意见，有些是合理的，善意的，学校领导应该研究改进。
二、魏文伯同志于七月十二日召开了各区、市委各部委、市人民委员会各局的整风领导负责人会议，对机关中的反右派斗争作了检查和分析。当前在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已经放透的；一种是已经开始放了，但还不透的；一种是还没有放的。会议要求，已经放透的单位继续练好兵，把反右派的斗争深入一步。对已经放了，但还不透，和还没有放的单位，要继续发动鸣放，即使放不出右派，放出一些工作中的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也是必要的，上述三种类型的单位，都应该按照这一要求来部署工作。十六日市里又开了一次机关整风领导小组会议，对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1）总的情况。第一，全市机关的八个系统的整风领导小组都已经根据十二日会议提出的三种类型，对各机关单位进行了排队和分析，多数单位已经制订或正在制订反右派斗争的规划。其中大部分区级机关和工业系统机关，因为前一时期忙于基层工作，都落后了一步，因此都需要从头做起。排队工作一般都在积极进行，有些单位在二十日以前初步可以排出。排队的对象各单位都有不少，人数少的单位，全体人员都可排一排，人数多的单位先排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科以上干部。第二，在近一个星期来，各单位对练兵工作都进一步做了部署，主要是学习几个文件和在党内外组织大争大辩。第三，中间分子的面貌在最近期间起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向党靠拢的人数增多。这是因为：市委和各单位都先后召开了大小谈心会；各单位对鸣放中提出的正确意见正在进行处理和改进；反右派斗争的声势，震动和教育了中间群众。第四，当前少数机关对右派分子已经开始围攻，虹口税务局机关在前次鸣放中暴露出一个右派集团，有七个骨干分子。现正准备对这一右派集团进行大张旗鼓的斗争。
（2）当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一，领导上对有些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基层单位的思想工作，抓的不紧，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认识模糊，有麻痹思想。有些单位的练兵工作做得不好，士气不旺，斗志不强。第二，排队工作中，中右分子与右派分子的界限很难搞清。有些单位把过去肃反中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人，及一些阶级异己分子，都笼统地当作右派分子。有些单位，发现有为排队而排队的单纯任务观点，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最近几天，各单位领导的精力都集中在制订规划和排队工作上，因此对中间分子的工作，有放松的现象。
（3）针对上述情况，除要求各单位贯彻以前的部署以外，还要求进一步抓下面几个工作：第一，要求各系统的领导小组成员，深入到已经投入战斗和即将投入战斗的单位，亲临战场，多给具体帮助，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做到出师有利，每战必胜。第二，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责负材料工作，这是打的准不准，狠不狠的重要环节。同时要为今后的整风积累材料。第三，加强练兵，锻炼队伍，发动展开大争大辩，达到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同时，强调进一步做好中间分子的工作，特别是中间偏右分子的工作。
（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戴新民汇报）
一、整风开始以来，省委遵照中央历次指示的精神，对整风中提出来的问题，凡能马上解决者，都再三强调要尽速解决，并反复说明领导主动下楼是搞好整风的关键。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省委又强调要解决问题，以便争取群众，孤立右派，并批判了一些害怕矫枉过正的抵触情绪。同时成立了以党员副省长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责负研究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由省委统一解决的问题；对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各部的意见；有关体制问题。关于对省委和中央的意见，由省委办公厅协同省委整风办公室责负转有关部门或上报。目前各单位对处理问题都普遍重视起来了，各口分别开召了会议，多数单位的决心很大，都先后成立了有群众参加的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把所提出的问题作了研究，按不同的性质加以分类，严肃对待。截至七月十日止，根据省、市级五十九个单位不完全的统计，共提出意见一万三千多条，已解决了二千多条，占所提意见总数的百分之十六。但各单位的情况是不平衡的，财贸系统解决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市级个别单位解决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所提的问题大体涉及到职工生活福利、领导作风、党群关系、人事、工资、编制、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等几个方面。我们解决问题，是本着严肃认真、慎重恰当的原则。其方法和步骤是：（1）目前工作中最突出、需要最迫切、与群众关系最密切、而且又是在本省或本单位权限范围以内可以解决的问题。（2）属于个人或其他单位的问题，整理后转本人或其他单位。（3）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在继续争鸣中求得思想上、认识上的一致。（4）对一时尚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应进行研究，并讲清道理。从目前情况看，虽然解决的问题所占比例不大，但解决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在基本建设方面，水利局和文化局都对今年的建设项目重新作了安排，师专少盖了一个教学大楼，粮食厅准备修建的行政办公楼和西宁火车站准备建筑的大桥也都取消了，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修建西宁市小学的校舍、市内的部分道路和其他公共卫生福利事业，并增加了几个粮食门市部和马车停车站等。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省、市两级机关的住房很紧，经省人民委员会统一调整后，可调剂出八百间房子。省委书记（包括第一书记）和省长的专用汽车已取消，一般党员负责干部短距离外出提倡步行。科、处长级干部的沙发和服务员也取消了。大部分负责干部都参加了体力劳动。机关小灶已经取消，中灶和大灶合并。有的机关挤出库房来让家属住。有些单位废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制度。分配工作不适当的也作了调整。有些严重脱离群众、情节恶劣的科、股长，被撤销了职务。在生活方面，对民主人士放得较宽。由于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他们认为共产党整风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对鼓励人们继续提意见和反击右派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目前在解决问题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有些单位因为反右派斗争较忙，没有很好地安排力量，对处理问题还抓得不紧。（2）是认识问题，主要是决心不大，强调矫枉不要过正，认为要领导下楼有些左了，有的说本来就没有上楼等。（3）是怕处理不当会影响左邻右舍，因此等待省委的统一安排；或只解决枝节问题，不解决重大问题。
三、对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1）要求各单位根据中央七月八日电话会议的精神，下决心解决问题，作到件件有交代，条条有着落。（2）为了保证解决问题，并领导好反右派的斗争，各单位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要进行适当的分工。（3）加强报纸宣传，使人们看到我们确实在下决心解决问题，以达到教育群众，鞭策领导的目的。
（青海省委午人汇报）
一、各地正紧张地进行分类排队工作，右派分子的数目变化很大。七月初，据十个市报来的右派分子，共计八十五人，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五百五十三人，除过去报的只是右派中较突出的人物，未统计一般右派分子外，运动深入后，各地又继续揭发出一些右派分子。省人民委员会机关共三千五百多人，七月初只有四个右派分子，现在排队后，变化很大，可分三类：右派分子和已确定为右派对象的（尚未批准），五十五人（内党员七人，团员四人，群众四十四人）；有较多的反动言论的，一百四十七人（内党员十三人，团员三十七人，群众九十七人）；对领导不满，说过个别反动话的，四百四十人（内党员五十七人，团员一百五十七人，群众二百三十二人）。目前在排队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对右派和中右的界限区别不清，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的界限区别不清，对党不满和反对党的界限区别不清。（2）由于过去对积累材料注意不够，有的发言时没有记录，有的记录没有保存，现在排队就感到了困难。（3）各市对“标兵”问题都未研究，对衡量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掌握不够，因此，发生了两种偏差：一是在“矮子队里选大个”，降低了标准；二是只找明显的右派分子，对隐蔽的右派分子注意不够。如辽阳市工会机关，排出了十三个右派分子，占机关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经市委研究有不少的人不够条件。又如锦州市中等学校教职员中，排出了三十三个右派分子，经市委研究有一半人不够条件；而在机关中，连一个右派分子也未排出来。（4）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审批工作跟不上，有的基层单位急于斗争，于是就先斩后奏，结果有的斗错了人。
二、据各地反映，目前反右派斗争突出的问题，是右倾思想严重。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斗争前，优柔寡断，顾虑重重。表现在：（1）过早的作了本单位没有右派的结论，强调工作忙，想不了了之，说：“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反右派，时间太长啦”。有的领导干部只挂帅不出马。（2）怕斗争搞左了，搞乱了，说：“肃反余波未息，再来个赔礼道歉，真犯不上”。旅大市上水局的反右派斗争，领导上光准备斗争就有二十多天，但和右派斗了一、二个回合，就要收兵结束（市委已将领导斗争的局长撤换）。省委在研究省人民委员会的反右派斗争时，也曾指出：对右倾严重、屡教不改的领导者，应该采取组织手段，把他们撤换下来。（3）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较多的单位，怕打败仗，只是按兵不动（省人委厅、局中有此情况）。（4）对右派言论熟视无睹，省人委有的厅、局领导干部认为右派言论是思想狭隘、个人主义问题。阜新发电厂团总支书记傅宝云，公开支持并发挥章伯钧、罗隆基、张百生等人的反动言论，市委已确定他是右派分子，并在报上批判，但该厂党委书记还认为他是否右派还不能肯定，而不对他展开斗争。
（二）战场上温情主义严重。表现在：（1）指挥员在战场上有右倾思想，不敢进行斗争。旅大有的学校领导干部，怕把右派打狠后，没有人教书。抚顺矿区地测处，在开会斗争右派分子鲁思文时，处长是掌握会议的小组长，在会场上竟说：“我看鲁思文还不是什么右派，可能是右派分子的传声筒”。因而，使群众的斗争情绪低落，右派分子嚣张。（2）战斗员缺乏思想武器，有的根本不想战斗。据旅大反映，工学院机械系，二十多个党员中没有一个左派，不少人同情右派分子杨长骙，认为他有本领，在报上揭露和批判杨的言行后，党的总支委员给杨打电话进行安慰，有的团员到杨的家中慰问。有的人想战斗，但苦于没有“子弹”，加以准备不充分，因此，开了些冷场的会。辽阳、抚顺都有类似的情况。（3）扯不开脸皮，斗争没有力量。抚顺有的单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积极分子说话很软，如说：“向你提点意见，供你参考。”不是理直气壮的说理斗争。
三、最近反右派斗争中发生的几个问题：
（1）省人委机关最近逃跑了三个人，因为他们有右派言论，听说要开会批判就吓跑了，在外边看看没有事情，又都回来了。安东第二高中教员刘广业自杀，原因是：过去历史上有点问题，也说过反动的话。如在鸣放中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冒进了，因为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所以错了也不能承认错”；“胡风不是反革命，中央想肃反，先拿他开了刀”。他和学校中另一个右派分子是朋友，经常有往来。会上，群众批评了他的论点，会后他向支部书记说：“自己从落后走向了反动。”检讨了自己，并揭发了他的朋友右派分子。第二天就后悔不该揭发自己的朋友，又感到自己讲了反动的话对不起党，因此，用剃头刀割颈自杀。
（2）鸣放较晚、右派未暴露出来的单位，急于找右派对象，不加分析的进行斗争，有的斗争了中间分子。旅大市银行，对过去说过个别反动话的中间分子，要他们在会上检讨，有的检讨完了，群众还通不过，形成人人过关。有个别单位没有找到右派，则采取“斗着瞧”的方式来找右派分子。
（3）有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有粗暴现象。抚顺农业局批判右派时，在会上叫右派分子一直站在桌子前边，不让坐下。阜新人委机关，批判右派时，不准右派分子发言争辩。此外，旅大石油七厂，有一百五十多个工人，到工学院质问右派分子张国宗，由于事前缺乏准备，到那里只空喊口号，张说：“你们这样不礼貌，我说话不说话有我的自由，犯了法有法院，不需要你们来斗争我，我不答复你们的问题。”结果形成僵局，无法下台，工学院的学生，教师闻讯赶去才解了围。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七月十八日
（一）对右派分子排队的情况：
（1）省级党政群各直属机关中，参加反击右派运动的共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四人，其中右派分子一百六十二人（内极右分子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一点三。
（2）省委直接领导的十六所大专院校中，参加运动的助教以上教师共四千四百九十三人，其中右派分子一百七十七人（内极右分子四十二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九。又据十二所大专院校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学生共二万零三百七十八人，其中右派分子一百八十三人，占百分之零点九。
（3）武汉市级党政群各直属机关（包括一部分企业单位）、一个专科学校和全部中学的教员中，共有右派分子四百八十八人（内极右分子三十八人），占百分之二。
又据武汉市七十八个机关单位的统计，共有党、团员九千八百五十四人，其中右派分子七十三人，占百分之零点七四。在七十三个右派分子中，有党员三十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八；团员四十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七。党团员在运动中叛变的十人（内党员三人、团员七人），占党团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一强。
（二）从七月六日起，全省十七所大专院校先后出现了反击右派的高潮，其中有十余个院校已出现过两次到三次高潮。在前一段运动中，各院校发动群众的程度和打击右派的程度是不同的。从对右派分子的打击程度看，除其中少数人在群众中已经孤立，搞臭外，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揭发和批判。另外，对极少数人的斗争还很差。从发动群众方面来看，如以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且能面对面地向其斗争，作为群众发动起来的标志的话，那么，在搞得好的单位，发动面可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总的说来，目前运动只是开始深入，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运动也不能再持续太久，领导和群众都要求暂时告一段落，休整以后再战。各院校也都准备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先后放暑假，但是，要将教师留下，再搞一两个星期后放假。各民主党派则准备将自己的成员留下，在暑假期间进行整风。根据这一情况，省委要求各院校在放暑假以前，必须把主要右派分子的主要阴谋活动揭穿，将其主要的反动言论驳倒。省委还打算，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各院校于下学期开学后，继续进行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一直搞到今年年底。
过去两个月来，由于持续紧张的斗争，各单位都来不及研究情况，总结经验，因此，省委指示各院校党委在暑假期间应做以下工作：（1）对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经验和问题进行总结；（2）对已揭发出的右派分子加以排队研究，把右派的主要言论汇编成册，把有力的反击右派的文章也汇编成册；（3）考虑下学期的搞法，拟定具体计划，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到下学期再战。
目前，有些领导同志对反右派斗争要搞到什么时候和什么程度的问题，仍然感到不摸底。省委根据中央电话会议的精神，反复地向大家讲明两点：一是在政治上，要将右派分子充分揭发，彻底批判；一是在思想上，要使所有参加运动的人，对陆定一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的四个根本问题，要有明确的认识，并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三）省级各机关对右派分子斗争的程度，和上述各大专院校的情况差不多。但发动群众较差，运动搞的好的单位，群众发动面也只达百分之四十左右。原因是：时间不集中，有工作牵连，同时，机关中右派分子的影响也比各大专院校的要差一些。
目前，斗争中的简单粗暴和温情主义的偏向同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变化。简单粗暴的主要表现，是疲劳轰炸、追查历史、停职反省，等等。温情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有些人认为：“搞的差不多了！”“人家已经检讨了！”“不要过火了！”“再搞下去又要重复三反、肃反时的错误了！”等等。但是，大多数群众的斗志还很高涨，愿意搞个水落石出，问题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
目前，各机关的领导和群众也都有休整的要求，省委认为暂时休整和草率收兵不能混为一谈，至于如何具体安排，正在考虑中。
省委拟于七月二十九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省级各机关的党组书记、各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都参加。准备在这一次会议上，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全面安排下半年的工作。目前，不少同志对工作、整风、反右派三者的关系和如何结合的问题不明确。同时，有少数县份未经省委同意就自动鸣放和自动反击右派。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搞的一塌糊涂。这些问题，也须在这次会上加以解决。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梅白汇报）
昨天省委领导小组全面研究了当前反右派斗争的问题。目前反右派斗争开展的情况，省直机关和保定、石家庄、张家口三市较好，邯郸和秦皇岛两市较差，唐山市更差。在鸣放期间比较放手，右派分子暴露比较明显的单位，目前反右派斗争的仗就比较好打；反之，则较不好打。省市各单位经过摸底和排队的结果，共排出右派分子一百七十九名，其中省直共五十二名，各市共一百二十七名。对这些右派分子的确定，都曾经过党内的讨论，和省市委的批准，一般都是比较准确的。现在，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都已全部展开斗争。在斗争中，一般都能按照政策办事，发动了群众，注意了训练队伍。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是：（1）有些领导同志对斗争对象的看法不一。如对唐山铁道学院的孙竹生，市委认为问题严重，而学院不以为然；后经市委决定，才勉强进行斗争。（2）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单位，虽仍有个别人员对反右派斗争表现犹豫、观望；但另一方面，已经有些积极分子表现简单、粗暴。（3）少数中右分子还表现有相当的顾虑，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省供销社共有十个中右分子，表现有或多或少的顾虑的就有八个。（4）有一部分单位，除了对已经批准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外，自己又自行确定了个别的斗争对象。这些对象的情况如何？究竟应该怎样斗争？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另外，有些单位由于右派分子暴露得还不明显，因此，还在通过各种方式继续进行鸣放。有些单位由于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缺乏斗争对象，因而群众情绪表现消沉。关于改进工作问题，各单位虽在反右派斗争以前，都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距中央的要求还远。
今后意见：（一）根据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和作法：（1）已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应继续深入反右派的斗争。继续揭发右派分子的活动事实，继续坚持对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火力不足的单位，应该继续加强火力。（2）凡有右派分子但暴露还不明显的单位，可以提出问题，组织讨论，并发动群众揭发右派分子，然后进行批判和斗争。（3）没有右派分子但有右倾言论和右倾情绪的单位，应结合学习文件，批判一般的右派观点，并应批判和克服本单位的各种错误思想，以便给整风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反右派斗争的策略指导。根据目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主要应该注意如下几点：（1）加强具体指导。领导要深入下层。针对右派分子的特点，一人采取一个战策。对极狡猾的右派分子，领导干部必须亲自挂帅进行斗争。（2）对右派分子的合作社，应着重分化工作，争取起义，以孤立最顽固的右派分子。对有些单干户，如果他们曾在有关系的人中活动过，最好能发动这些有关系的人来揭发，这样易于击中他们的要害。在追查右派分子的组织时，应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注意调查研究，切不可任意乱追。对一般单干户的斗争，应该适可而止。（3）在反右派斗争中，从始至终都要贯彻执行坚持说理的原则。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应对一个一个的观点组织专人或专门小组进行研究，以便有准备有系统地进行批驳。一般不采取发动工人、农民去找右派分子的办法。对顽强抵抗的右派分子，也不着重去整他们的态度，主要还是揭发他们的右派事实。（4）对右派分子也要进行工作。要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看出自己的出路。
（三）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对某些表现有右倾言论和右倾情緖的人，进行适当地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和右派一样斗争。要心平气和，要坚持说理的态度，并应表示接受他们的意见的合理部分。一般对中右分子和依附右派的分子，都可采取这种方针。最好是能动员他们自己坦白。这种方针必须给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讲清楚；并应通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向群众说明。
（四）经常注意群众的思想动态，注意训练队伍。要不断提高左派的思想和战斗力。要注意作好中间分子的工作，要尽量多与他们接触和交换意见。
（五）关于协助民主党派整风的问题。根据去年年底的统计，全省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九人。其中：民革为三百七十七人，民建为九百九十二人，民盟为一百七十一人，九三为一百零四人，民进为十八人，农工为一人。现在估计约有二千多人（主要是在省市委宣传会议后大量发展的）。目前我们协助民主党派整风，需要注意如下三点：（1）对民主党派不能有“漆黑一团”的认识，但也要提高警惕，不能无视其实际存在的问题。（2）对民主党派大发展组织的错误，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3）要注意发现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以便今后对民主党派进行工作。
（六）关于改进工作的问题。应该力争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对已发现的主要问题设法求得解决。（1）首先对各机关、大专学校和公私合营企业的民主人士，一定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2）抓紧处理肃反的遗留问题。要求各单位在七月底以前，对肃反中没有作出结论的，应该作出结论。（3）对已发现的有些工程技术人员的级别不够合理的，应该迅速进行适当的调整。（4）凡群众提出的一切合理的意见，都应该表示接受；能解决的问题，就迅速加以解决。
（七）关于今后反右派斗争的安排：省直各单位反右派的斗争，准备在九月底告一段落。各市因有的单位开始较迟，可延迟至年底结束。各单位的具体进度，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并按照中央的要求，自行加以安排。当省市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时，拟召开一次省市的政协会议，对右派分子作一次总结性的批判，并要求右派分子当众公开检讨。在八月底的省人代会议开会期间，也计划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四个大专学校反右派的斗争，拟在暑假期间暂时停止。少数负责干部要利用假期研究改进工作的问题。下学期计划利用政治课的学习时间（政治课学习暂停），进行整风学习和改造思想工作，至十月底结束。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琪汇报）
市委统战部最近研究在民主党派方面，主要先集中斗争在全市范围内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六个人，他们是：毕鸣岐、王大川、王华棠、杨思慎、杨济时、聂国平。对这六个人的斗争，分别在五个战场进行，先把他们打跨搞臭。为了很好的指挥和领导这一斗争，拟采取如下措施：（1）加强和充实党内的指导力量，调配若干名干部到统战部，组成几个专门小组，有专人责负，分别研究指导。在民主党派内部，也把力量重新加以组织，并把民革和九三也列为重点。（2）目前反右派斗争的声势还不够大，再按照系统分别作些动员报告。（3）继续由市委书记或常委找左派、中间派人士举行座谈或个别谈话，提高他们认识。（4）把右派分子的言行加以系统整理，并把前一段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
民革方面，在前一时期未发现什么问题，最近发现民革组织处长和宣传处长有些活动。组织处长范绍韩，在鸣放时参加了肃反检查组，他到第四中学后，除开过一次座谈会外，还个别地专门找一些对我不满的人搜集材料。检查完后，他自告奋勇地要写检查报告（同去者有三人），在他写的报告中揑造了一些事实。如说：该校两个党员校长是各树私党，形成两个权势宗派，互相打拉勾斗。又说：该校教员们把党支部叫做“肃反部”，党组织形成了个人的御用机关。市民革联系着三百多个社会上的旧军政人员，其中有一百余人是民革成员；市民革宣传处长赵光庭和这批人的联系很多。如鹿钟麟就告赵说：你不要大鸣大放，将来会上当的。因此赵在鸣放期间就没有讲什么话。鹿本人对反右派斗争也不满，他说：如果在社会人士中也搞右派，那我一定是右派。
各高等学校，在全校范围、系的范围和各该校民主党派的范围内，斗争了讲师以上的右派分子十四人（其中南开大学一人，天津大学五人，天津师院四人，河北师院二人，医学院二人）。天津师院进展的快，也较好。河北师院和医学院前一时期有进展，最近已成胶着状态，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是后起的，现在已展开。天津大学斗争的项子刚、赵韬山、李维铮、关西普、李保征五人中，项、赵、李（保征）已初步承认一些事实，但还多方辩解；关、李（维铮）则态度很强硬。对关已开过五、六次斗争会，他仍不低头，并于七月十日离开了天津。他在车站上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冤枉了他，不能再工作下去了，要到他妹妹那里去（郑州）。估计他可能先到北京，学校已派人去找他。在斗争李维铮的会上，一教授发言时因摆手式，偶而碰了一下桌子，李即说这是拍桌子，是对他的侮辱。大家对他提出了批评，他就中途退席。晚上给他爱人（在北京）写了遗书，说他已服毒。后经检查并未中毒，据他自称是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南开大学民盟在斗争李宝震。李虽已作了点检讨，但很皮毛。他检讨他之所以反党，是由于对他安排不当，他原是津沽大学的副校长，对将津沽大学合并于南开大学，只让他当一名教授，非常不满。他觉得让他当个系主任，他不放在眼里，当副校长又不可能，所以就想走民主党派之路，借以向上爬。南开大学经济系正在搞要打倒党员副教务长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成员的态度也不一，有的已承认一点错误；有的则认为他们的行为谈不上什么反党；有的则干脆默而不言。他们之间并和李宝震互推责任，各不认账。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七月十九日
昨天下午，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听取了各级领导小组关于检查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汇报。这一斗争在高等学校的学生中开始最早，迄今已四十余天，开展晚的也有一个月了。总的说来，一个多月以来的反右派斗争是逐步向深入发展的。发现和存在的问题是：（1）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着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表现在：怕惹火烧身，不积极领导斗争；认识模糊，思想界限不清，或思想麻痹，看不到敌人；对党员中的右派分子温情，不能像对党外右派一样一视同仁；对右派仇恨不深，心软手软，只要右派分子表面承认一些错误，就不忍再斗争下去了；有的强调业务而不重视政治，对反右派斗争不大关心，或是想草草收兵；有的则个人主义思想严重，领导干部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是纠缠不清。（2）在分类排队工作上，主要的问题是右派分子划少了，但也有划错了的，这只是少数。所以划少了，是由于有右倾思想，掌握中右和右派的界限不准。所以划错了，是因为对右派的界限认识模糊，或存在着个人情绪。（3）不少单位对组织和训练队伍注意不够，特别是对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做得不细致，因此战斗力也就不强。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间分子有温情主义，有些人和右派撕不破脸皮（特别是一些高等知识分子），对右派同情、怜悯，还有个别的人在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会后又去向他道歉。（4）有些单位在斗争右派时贯彻说理的精神不够，虽然注意了揭发事实，但组织有力的反驳很不够，在这方面还缺乏艰苦的工作。由于说理不够，因而也就打的不狠，击不中要害；对右派分子表面上压力很大，但并非真有力量。个别单位还只顾整态度。（5）对搜集材料、积累材料、系统地整理材料的工作注意不足。（6）改的问题一般是注意了，但属于生活方面的问题改得多，工作方面的问题则改得很差；反右斗争开始时改得较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了。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反右斗争紧张，有些顾不过来，另方面也由于进行反右斗争后，觉得压力不大了，因此就忽视了改的重要性。
市委领导小组对今后工作的意见：（1）市、区两级的党政领导机关中，反右派斗争不热烈，一方面是领导上抓得不紧，另方面这些单位的右派也确实不多。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这些单位在八月底以前仍以反右派斗争为主，八月以后即转为以整风为主，当然也不是将二者截然分开。（2）把反右派斗争和日常的工作加以妥善地安排。生产、工作在第三季度是比较紧张的，要有专人负责领导日常的生产和其他工作。（3）为了加强反右派斗争的具体指导，拟更多地采取开召市委书记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的小型会议的形式，来研究问题。因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多，讨论不易深入。对反右派斗争进行大的部署时，再召开领导小组会。（4）对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九十四个单位，组织一次检查。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民盟、农工反右派斗争的简况。民盟仍在斗争李子健，他在七月十七日的会议上又谈了一些问题。承认他是受了韩兆鹗的利用，成了章罗联盟在陕西的应声虫。另外还谈了韩的一些问题：（1）韩曾支持他排斥打击民盟的党员副秘书长。（2）韩去年从北京开会回陕后曾说：“这几年民主党派已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可以自己搞了，中央统战部也已表示今后不再多干涉了。章伯钧说过，我们现在是周公辅成王”。（3）韩也主张不要将民盟的发展，局限于原来规定的范围内。因此，李子健也曾建议到榆林等边远地方去建立盟的组织（在肃反后期，省民盟给下级民盟发指示时，党员副秘书长主张在指示中写明以肃反工作为盟的工作重点，李则极力主张以发展盟的组织为重点）。（4）反右派开始后，陕西日报发表了关于民盟在陕西中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李认为标题用的不当，韩也支持李的意见，并说不要看现在批判章伯钧，他当部长还是当部长。李子健对他本人的反动言行检讨得还很少，只是谈了一些韩兆鹗的情况。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韩的检讨后，李的态度反变得比以前硬了，他觉得韩已过关，他就可以不讲了。现在民盟领导上对李颇感束手。农工对袁辑安的斗争也无进展。十六日有好几个人找他作了个别谈话动员，但十七日下午开会时他仍未作检讨，并在会上耍赖皮，嘻皮笑脸，满不在乎。十八日省委统战部找他谈话，给予批评，他当场表示得还不错，有悔过之意，但昨晚开会时仍未交代，只是在态度上稍有转变。估计他可能要等韩兆鹗回来共同商量后，才能确定他的态度。拟于今天晚上再开会对他进行批判，趁韩未回来以前，能使他谈出一些问题。
（二）关于排队和改的若干情况。最近省委整风办公室摸了一下排队的情况，右派总数变化不大，略有上升趋势，但具体的人有变更。在排队工作中，有排错的，也有漏掉的。排错的原因是：（1）把落后言论和右派言论混淆起来了。如西北医学院把一个炊事员划成了右派，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管娃（陕西土语，啥也不怕，满不在乎之意）打电话，毛主席吃啥我吃啥”。（2）把对工作所提的不够正确的批评意见，当成了右派言论。（3）把一些对具体政策认识模糊，说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的人，当成了右派。（4）把肃反时被斗错的，并曾对此发过一些牢骚的人，划成了右派。（5）把一些有右倾情绪的人，如说过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是否早了些等话的人，也当作右派。（6）对历史上有些问题的人，不管其现在的表现如何，也划为右派。排队中漏掉右派分子的原因，主要是大鸣大放时，放的不够，暴露的不够。运动开始时，只强调党内整风，党外人士可以不参加，因而有些右派分子未参加正式鸣放，有的人会上不讲，而在背后放冷枪，排队时把这些人都漏掉了。还有的是只看现在，只看其在鸣放时未突出地说什么反动的话，而忽略了其历史上的一面，因而也被漏掉了。
在解决问题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缓慢的，改的不多的，已改的也是属于一般生活福利的问题。原因是：（1）有右派的单位，忙于反右派，把改的方面忽略了。（2）领导上重视不够，个别问题是涉及到领导者本身的问题。同时，在解决问题方面，也有考虑不周,草率决定的情况。如有的单位有的人提出小灶应取消，马上就取消了；有的单位虽然也提出这一问题，但经过群众讨论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不赞成取消小灶。这样看来，有的单位小灶取消得是否适当，还值得研究。又如省工会主席住着两间房子，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宿舍。这本来不算多，但也赶快把一间宿舍退出来了，自己却到他爱人那里（另一机关）住宿。又如邮电局局长们的宿舍的房子较好（是楼房），可是房租也贵（每月二、三十元），本来有些人早就不愿住了，这次一提意见，有的局长就干脆搬到平房去住，而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因租金太高，别人又住不起，只好空起来。这些均是考虑不周，草率处理的结果，恐怕是不够妥当的。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一）截至七月十八日止，省级机关六十七个单位反击右派的主要情况如下：
（1）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共三十四个，占省级机关数的百分之五十点七五。这类机关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反击右派已经形成高潮，在高潮中出现顶牛、僵持状态，因而需要休整队伍的，有六个单位；一是运动正处在高潮，或者将达到高潮，须继续作战到七月二十日以后或月底的,有二十八个单位（其中有些小的单位也需要作暂时的休整）。
在确定延长反右派斗争的时间后，少数单位已发生松懈情绪。因此，在休整队伍的作法和要求上，主要应该是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提高战术；研究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进一步作好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以求作好准备工作，再打下一个回合。每次休整，大体可占用三、五个整风时间（即星期一、三、五的下午，一、四的晚上），在休整时期内，必须注意防止自流状态的发生。同时，正处于斗争高潮的单位，也要注意边学习，边战斗。
（2）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共三十三个，占省级机关数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二五。此类机关也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然本单位没有右派分子，但对全国全省的右派言论讨论、批判得很热烈，结合学习文件、学习报纸，群众的觉悟程度已大大提高了一步。同时，通过写文章、开座谈会，也配合了全国全省的反右派斗争。像这样搞得较好的单位有二十个。二是由于本单位没有右派，感到没有搞头，因而群众情绪疲塌，学习也不好的，这样的单位有十三个。
根据已有经验，扭转上述情况的办法有五：（1）有计划有领导地讨论全国全省的右派言论；（2）以部、会、厅、局为单位组织大型的讨论会，辩论会等（省公安厅作的较好）；（3）组织干部座谈鸣放以来的思想变化（省委各部委较好）；（4）派代表参观其他单位反击右派分子的情况，回来向大家作报告；（5）学文件的时间可以长些。对这些机关必须在反右派的高潮过去后，再考虑转入党内整风。
（二）关于右派分子的排队情况：
（1）据省直机关中有右派分子的三十二个单位（比上述数字少两个，是由于统计办法不同），八个专署、六个省辖市和七个大专院校的统计，参加运动的人数是六万九千四百二十七人，其中党员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三；团员一万八千七百八十七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群众二万四千零六十六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四。共有右派分子七百七十五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一。右派分子中，有党员十五人，占参加运动党员数的百分之零点零五五；团员七十九人，占参加运动团员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二；群众六百八十一人，占参加运动群众数的百分之二点八三。
将省、地、市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的情况分开来看，其中省级机关共有右派分子一百三十二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六；八个专署六个省辖市共有右派分子五百零四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一。七个大专院校，共有右派分子一百三十九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三。右派分子中，没有党员；有团员二十三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七；有教师四十九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四；有职员十五人，占百分之十点七九；学生七十五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九六。
（2）民革、民盟省级机关共有四十三人。在鸣放以前，这四十三人中，有中共党员六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九；左派分子十九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中间分子十一人（内中左三人，中中七人，中右一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右派分子七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三。目前，这四十三人中，有中共党员六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九；左派分子十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六；中间分子十五人（内中左三人，中中九人，中右三人），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右派分子八人，占百分之十八点六。
（3）据对省人民广播电台、河南日报社、省人民出版社、郑州师专和省供销社等五个单位四十一个右派分子的调查，其中“三反”时被斗的五人，占百分之十二点二二；肃反中被斗的十六人，占百分之三十九点零二；亲属被镇压的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五；地、富、资本家出身的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近几天，全市反右派的斗争已经走向深入，在追击右派分子的幕后活动中，一般都发现有反党小集团（即所谓“合作社”）根据全市参加鸣放单位的初步统计，共发现小集团七十二个，其中市委直属一、二党委、市人委直属党委和财贸系统等四个口的机关中，就发现了三十三个小集团，在九个大专学校、各区及文艺界，发现了三十九个。这些小集团是右派在鸣放运动中向党进攻的司令部，当我们反击右派时，又成为他们布置退却的策划室。
各个小集团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骨干分子，一般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或者是叛徒，有杀亲之仇的人，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等。据市委第二直属党委统计，该系统八个小集团的三十三个成员中，属于地主、资本家、反动军官和伪职员成份的有二十二人，占其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市百货商店五人小集团的成员都是肃反时的斗争对象，其中有军统特务、汉奸、土匪、流氓。
因为这些小集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次鸣放运动中形成的，他们的成员都系对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分子，所以，它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是很鲜明的，他们一投入运动后，与我们的斗争就很尖锐，有一整套反动的政治纲领，有一系列的斗争策略。随着运动的发展，其反动组织也逐步扩大，由一、二人到三、四人，甚至有的竟达几十人，其中尤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他们之中有的已与民主党派挂上了钩，内外呼应。如市人委系统十一个小集团，既有四个与民主党派有联系，他们活动的步骤，一般都是先抓群众，在运动中挂帅，研究群众心理，寻找题目，拣那些宜于煽动群众、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如工资改革、提级提职、生活福利等问题、对党员进行人身攻击，把党员丑化，借此否定党组织的正确方面，并攻击党、攻击领导。如新华书店“针灸报”小集团，先用工资级别、生活福利等问题把群众煽动起来之后，即以“针灸报”名义召开座谈会，事先作了周密的策划，对党员进行排队，在会上一个一个地予以攻击。
当火已被他们点燃后，他们即乘机组织串连群众，强迫别人鸣放，以扩大其声势，进一步实现其阴谋鬼计。如新华书店小集团的“针灸报社”一下子就拉了二十几个特约记者，还聘请了一个科长作政治顾问（此人未就职）。该反动小集团实际上已篡夺了领导，在新华书店用“针灸报”的名义，召集群众开会，在他们主持下，向党开火。勘察分院“T、N、T”（黄色炸药）小集团分子高明世，在一天中午曾三次强迫技术员杨XX“放”，星期一又以记者名义到工人廖景常家中，逼他提供材料，逼他放，借以扩张其声势。
公开污蔑、谩骂，或造谣惑众，如地质勘探局小集团分子，在会上公开造谣说：西南艺术剧院有的党员干部强奸老太婆，西南艺术剧院院长刘连池是从北京调回来斗的。房管局的群众拿凳子打党员，在会上拍桌子，打板凳，骂党员一口马列主义，满肚男盗女娼，并大吼大叫，要把党员领导干部抓回来，企图煽动群众到街上去游行。他们进攻的形式除严密控制会场，使积极分子不敢发言外，还大量利用大字报和漫画等。现在看来，凡是平时工作薄弱，领导较差，知识分子成堆，鸣放较好的单位，一般都有右派小集团。在鸣放中,这些单位的实际领导权都操在右派手里，等于小匈牙利，如新华书店、市保险公司等。市委认为，当斗争转向深入时期，应集中力量揭发粉碎这些反动小集团。但现在发现有不少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足，在当前的斗争中，仅仅满足于一般地揭发，不想对右派分子进一步追击，因此，有些小集团还没有揭发出来，或者揭露的不充分，这是当前运动中最大的危险。对右派集团的基本战法，据各单位的经验，主要是先打外围，后打核心，从内部选择弱点挖心，争取起义，然后内外夹攻。要做到这一步，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右派小集团的特点，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如勘察院在选择攻击目标时，因为右派小集团很猖狂，一时还占优势，所以先选择了一般的右派骨干分子郑动时，向他进攻，这就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鼓舞了士气，为进一步开展斗争创造了条件。在攻核心分子高明世、蒋兆信、高伟的时候，又选定了核心中较薄弱的部分—高伟，进行了分化争取工作，利用高伟所提供的材料，在会上硬攻高世明，使他们最后终于瓦解、投降。
在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发动群众追击右派幕后活动，迫使其交代组织，暴露其反动集团，击溃右派“合作社”，已成为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市委正组织全市所有参加鸣放运动的领导同志，在反右派斗争已获得初步胜利的形势下，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以获全胜。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市委书记处最近开会讨论了在工厂中如何开展整风的问题：
一、目前工厂中的情况和问题。几年来，上海工人增加了将近一倍，当前工厂中的主要问题是：（1）由于工人中新成份的增加，一部分工人的思想情况和成分均很复杂。在工人中，有许多原来是小生产者，而在新合营的工厂中，由于过去民主改革搞的不彻底，甚至仍有地主和伪军官混在工人中间。在这一部分成份复杂的工人中，有的在这几年中已得到改造，但还有一部分没有改造好。另外，在青年工人中的思想问题比较多。（2）工厂中工资福利问题比较混乱。有些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问题是资本家在解放以后，合营以前为了拉拢工人而搞出来的；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如有些工厂的福利待遇很高，有些则很低，甚至没有福利设施。（3）领导作风中存在着三大主义；而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在工厂中还没有真正作到依靠工人群众，有些地方简单靠行政命令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当家作主，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职工的矛头就会对着领导，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在工厂中，要把问题摊开来，叫职工群众来讨论。
二、在工厂中整风的具体作法。经过市委书记处研究，决定：（1）上海工厂多，数量大，一定要坚持稳步地、分批地进行整风，准备用五、六个星期的时间，先搞典型试验。第一、二个星期，充分地让群众讲话，可以采用各种形式（大字报、黑板报）让群众把心里的话讲出来。第三、四个星期，厂的领导上出来讲话，把一些问题摊出来，同时对少数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要加以适当地批判。第五、六个星期，召开一些会议（职工代表会、座谈会），对职工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明辨是非。典型试验如果搞好了，工厂整风便分批进行。估计在第一个过程中间，右派分子是不是会露出头来，则很难说，也可能露出一些来。（2）工厂中的反右派斗争，原则上是要进行的，但要在整风以后根据具体情况来搞，开始时不要搞反右派斗争。这样做因为有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已经闹事的工厂或被闹事波及的工厂，现在都要进行一次总结，要对闹事的问题作一次分析研究。市委书记处认为，应该承认工厂中工人闹事，绝大部分是有理由的。在部分工厂工人闹事时，市里领导所以采取把闹事稳下来的方针，是因为处在大鸣大放时候，处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现在所以要进行总结，目的也是要从检查领导出发，首先要干部作检讨。干部要检讨自己应该检讨的问题，不要急于批评群众，干部如果真正作了检讨，群众是会进行自我批评的。我们要通过干部的检讨，影响和带动工人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会使坏分子孤立起来。第二，没有发生过闹事或没有被闹事波及过的工厂，对工人群众提出来的问题，领导上要认真进行检查，分析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主动地下楼。在最近一个月中间，在已闹事和未闹事的工厂主要抓这两件事。为了吸取经验，指导工作，市委准备选两个工厂试验一下。
（上海局办公室主任戴星明汇报）
（一）目前有些单位反右派的斗争已经进入高潮。这些单位的右派分子已经孤立，斗争已经转向思想上的具体交锋，对右派分子的论点已逐个地进行批驳。中间分子已经向我靠拢，特别是中右分子，也开始投入战斗。如省人民银行共有工作人员一百八十七人，运动开始时，有九十八人对反右派斗争曾表示怀疑，后来经过实际的斗争，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全行人员都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在斗争中，有的人晚上睡得很迟，甚至中午也不休息，自动地积极准备材料。在院子里，反右派的大字报贴得满满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大家都围上去看。中右分子张铁树（历史反革命），通过现身说法，说明党为了弄清他的问题，曾派人跑了半个中国，进行调查了解，怎么能说党对肃反不认真负责呢？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党又让他当小组长，怎么能说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呢？另一中右分子李泽生，揭发了右派分子项华同的八条反动言论，对项的压力很大。
（二）右派分子的动态。根据对省直部分单位二十七个右派分子的了解，有六个已经承认自己的反动言论，并表示低头认罪；另有六个虽口头上也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实际上是想掩护退却；其余十五个则仍顽强抵抗，不认账，不服气，不在乎，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省供销社右派分子李钟麟，在群众向他作斗争时，竟诬蔑社会主义民主有八大不民主：一是选举时提后/候选人不民主；二是职业不自由；三是受党团员监视；四是不敢说上级或政府不好；五是不敢坚持个人意见；六是报纸千篇一律；七是动不动就追思想；八是提倡歌功颂德。他说：他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才是真民主，并且具体提出如下五点：（1）可以随便说话，不追思想，谁也不管谁；（2）报纸五花八门，什么都有；（3）有职业自由；（4）在工作上合则留，不合则去；（5）人与人之间不强调阶级成分和政治关系，志趣相投即成私交。李钟麟的以上谬论，虽立即受到了群众的反击，但李总不低头认罪。李又曾向人说，他想设法出国，并说：去美国恐不可能，最好能让他去印尼。河北医学院右派分子吕宝桐，现年仅二十岁，却顽固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共产党是“三垄”政策；一是垄断生路，二是垄断言识，三是垄断思想。他诬蔑苏联帮助我国建设是侵略，并宣扬美国如何如何好等。当学校开会向他进行斗争时，他当众在黑板上书写“蒋委员长万岁！”的反动标语。现在，他向学校提出要求，要访问中小学教师、农民、工人、新闻记者等四个方面，然后再来检查他的言论观点。学校准备答应他的要求，并准备派人随他去访问，然后于下一学期再展开对他的斗争。
（三）对中右分子和疑似分子的策略。根据对省商业厅等五个单位的了解，目前实际斗争的对象，除了经省委批准的右派分子外，还有经厅局同意批判、或厅局所属单位自行确定批判的对象共二十一人。省工业系统经省委批准的右派分子共三人，目前实际斗争的对象共十三人。在右派分子之外的斗争对象，主要是中右分子和疑似分子。这些分子目前有所谓两怕思想：一怕讲了右派分子的情形，结果搞到自己的头上，如有的人说：“是否过了筛子再过箩”；二怕知道右派分子的情形不讲，落个温情主义。省委意见：对这些人的错误思想应该批判，但必须与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有所区别。其具体策略：（1）不要追；（2）只在小组内进行批判，而不在大会上批判；（3）不登大字报；（4）不要轻易戴帽子，不要斗伤了感情。总之，主要是启发、教育和诱导他们本人来检讨。这类分子如果是党员，还可等到整风时再来进行批判。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
在反右派斗争中，最近发现有些地主、恶霸企图向农民倒算，把土改时拿出的土地搞回去。劳改犯人中也有活动（西宁市即住有两万劳改犯人），最近在放电影时，即有一人当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最近，在西宁市某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破获了一个名为“中国国共党”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远在一九五五年即已开始酝酿，于今年四月六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查获到的材料中，发现他们有党章、党纲、党费证、宣誓词，他们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稿，并有我们军事方面的内部文件。他们的内部设有政治部、宣传部、财政部、武装部等组织。该反革命组织之主要成员有五人，其中三个是学生，两个是社会上的木匠。他们的出身是四个地主，一个小手工业者；籍贯是三个河南人，一个甘肃人，一个江苏人。为首的名孙敏先（江苏人）。五人中有一个是共青团员。已于十七日将这五人全部逮捕。
（青海省委整风办公室史克明汇报）
一、截至七月十五日止，据二十四个高等学校（缺八个高等学校）的初步统计，重点批判对象共有九百六十七人，已经展开批判的八百二十九人，尚未批判的一百三十八人。在开始批判的对象中，有六百九十六人的右派言行揭露得比较彻底，已在群众中孤立了（其中检讨得比较深刻的三百三十九人，已开始检讨但还不彻底的二百六十七人，继续顽抗的九十人）；有二百二十三人的右派言行未被充分揭露，在群众中也还未孤立。
目前，北京市各高等学校有下列几种情况：群众斗争基本结束，已经开始处理党团内部右派分子的，有两个学校；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七月二十日左右可以结束，处理党团内部右派分子的工作预计在七月底左右可以结束的，有十八个学校；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需要到七月底左右才能结束的，有九个学校。其中有的学校在此期间穿插进行处理党团内部右派分子的工作。
二、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将于最近暂时告一段落。七月十八日晚，市委召开了各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会议，对当前工作做了如下的部署：
1、应检查下列问题：（1）典型的右派分子斗透了没有？（2）对主要的右派论点那些驳倒了，那些驳得较透，那些还没有驳斥？（3）有没有漏掉的右派分子？（4）中间分子争取过来没有，他们与右派是否划清了界限？
2、在斗争结束前，应组织群众学习有关的报告、社论，谈谈自己的体会，但不要形成人人过关，也不要写思想小结。各学校可向全体学生作报告，同时准备作全市性的报告。
3、对牵涉面广，一时难于查清的右派分子，应建立专案，配合有关方面，继续进行工作。
4、对于党、团内的右派分子，在中央批准市委的文件以前，不要作正式处理。为了配合全市、全国的运动，党、团内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一律暂不登报。
5、要抓紧改进工作。对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问题，要进行排队，凡属学校能解决的问题，可提出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凡属学校解决不了的问题，则应同时向市委及高教部反映。总之，要求对工作确有改进，在暑假以后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三、十二个高等学校边整边改的一些情况：
北医、石油、京工、农机、体育、外交、外贸、政法、政法干校、邮电、矿业、外国语等十二所学校中，多数学校最近已开始抓紧改进工作，但有些学校党委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一工作，因此进展很缓慢。
在十二个学校的党员干部中，有二十五人已经自愿降级，有二十一人开始退补助费，有九人退出多余的房屋。
在改进群众生活福利、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各校都程度不同地作了一些工作。如体育学院在学生宿舍中按上了电话，请了一位捏骨中医来医疗骨折等伤痛；政法学院改进了对生活困难职工的补助费用的工作。
对于有关人事编制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少。这是因为人事更动、编制改变的问题涉及全局，需要细致的处理，而大多数学校在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这一时期，没有抓紧研究。只有极少数学校开始作了改进，如政法干部学校正在克服机构庞大的缺点，已调出十余名干部，还准备继续调出二十余名干部。
教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问题也有待于学校提出方案，与有关上级业务部门请示解决。
从北京医学院的材料来看，根据不完全统计，师生对总务工作方面提出一百三十七条意见，已着手解决的有九十三条；在人事工作方面提出近一百条意见，已着手解决的有十一条；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提出的有八十五条意见，解决了二条（一是修改了原有的学生一门课程不及格，必须留级的规定；一是经过请示卫生部以后，口腔系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这两条是许多师生都关心的重要问题。
四、市委最近决定在医药界、文艺界、工程技术界，继续深入地展开反右派的斗争。在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党内也开始对关于整风的领导、党的各方面工作和市委的领导提意见。
（七月十九日北京市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高教部干部莫新华、郭霞和民盟成员沈一帆于七月十二日下午访问了周新民，请他谈谈曾昭抡过去的情况，下面是他们的谈话：
周新民：“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在昆明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曾是一九四四年入盟的，那时曾也搞一些民主运动，很活跃，到处去讲演（多谈时事问题）。当时曾和罗隆基、潘光旦很接近，不过那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一九四六年闻一多、李公朴被害后，他（指曾）显著地变坏了。那时他不仅不和我们接近了，还拿国民党的钱和护照到美国去搞原子能。
“闻和李是曾很好的朋友，闻、李被国民党害死了，曾不仅没有仇恨国民党，反而拿国民党的钱走了，这是什么问题？
“曾昭抡到美国以后又到英国，共耽了大约两年，四八年回国。在回国途中经过新加坡时，遇见了胡愈之同志。他和胡愈之说，他要回南京，胡愈之告诉他，国内形势要有大变动，希望他不要回，他答应了。曾到香港的时候，我亲自去接他，我们留下他当然希望他和我们在一起，可是他和周鲸文搞到一起去了。周这个人政治上很坏，他办了一个“时代批评”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曾昭抡和他合作，并当了这个刊物的总编辑。当时他们和美国记者来往也很多，我们有些东西很快就被拿出去了”。
莫新华：“曾昭抡不是说他初到香港时是靠手中剩下的几个钱过日子，后来钱花光了，由朋友介绍做了事吗？”
周新民：“不是这么回事，他和周鲸文本来就是熟人，他们的政治立场一致，气味相投，还用得着谁介绍谁呢！”
沈一帆：“听说他在香港时在达德学院教书。”
周新民：“不，那时他一方面当总编辑，一方面在香港大学教书，大概他爱人在那里教英文，好象没在达德学院教什么书，如果教过也不是主要的。
“四九年三月我联系他一同从香港回到北京，我们以为给他安排一些事做，他不会有什么活动，但到北京后，他还是和罗隆基、张东荪搞在一起，和张东荪的关系尤其密切，那时他们的小集团还比较暴露，在张东荪问题被揭发以后，他们的活动就隐蔽了。
“浦熙修的发言（指七月十一日报载浦的发言）是可信的，曾和罗的关系的确很密切，罗的一些主要活动都是和曾研究，曾会知道罗的好多事情。罗主要想拉大知识分子，所以重视曾，道理也就在于曾是高教部副部长。
“曾从表面上看沉默寡言，很不注意生活，好象很老实；实际这个人很阴，心很狠，他打着科学家的招牌，实际上并不安于科学，政治愿望很强。这个人反对我们可能与他的阶级出身有关呀！他是曾国藩的曾孙，记得他过去跟我说过他家是农民出身，这说明他对老阶级出身认识不清楚”。
（摘自高教部“关于曾昭抡副部长右派言行资料”）
最近中国青年社有一些同志曾自发地跑到罗隆基家中同罗进行当面斗争。下面是他们写的经过情况。
七月四日，我们三人——黄胄（军委系统的干部，出版社一女干部的爱人）、张羽（群众）、白槐（党员），在民革门口看到师大学生贴的大字报“告市民书”，揭露黄绍竑的罪行，要求其彻底交代。看后，我们一面走一面闲谈，谈到罗隆基就住在我们隔壁，何妨也到他门前贴点标语、漫画，给他点压力，促使其早日交代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当时因时间已晚，大家商量说等礼拜天再说。礼拜天（七月七日），黄冑从军委政治部文化部回来，我们几人有张永刚（群众）、刘善堂（团员）、李启新（群众）等同志商量了画些漫画，写些什么标语。随后由黄冑执笔画了三幅漫画，张羽同志写了两首街头诗，又写了两条标语，郑慧文同志打了一锅浆糊，王健华（团员）同志端了一个凳子，便准备到罗隆基门口去张贴。临行前，张羽同志又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派出所经过请示上级后答复说他们不表示态度。这时我们又想到万一罗隆基出来了，总得和他说几句话，同时也不能被他把我们说倒，因此又临时想了几个问题、准备问他，准备就绪，宿舍里男女老幼就一起出发，到胡同口，又集合了另外一些居民。到罗的门口后，过路的行人也自动停住，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人左右，公安部的人也来了，门口停着一辆摩托车。我们原来并不准备到罗的家去，只是在门口把标语、漫画和街头诗贴上就算了，谁知这时来了一位公安部的工作同志，叫我们派代表进去，我们想既然可以进去，就进去和右派分子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斗争，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代表，都是街道居民。公安部同志又说，成年人可以进去，小孩不要进去。这时标语、漫画早已贴毕。张贴者为吴世民（党员）、刘善堂、李启新、白槐等。我们也怕进去的人多了不好，便由张羽、张永刚、白槐三人在门口维持秩序，不让小孩及来历不明的人进去，并大声嘱咐进去不准动手、不准骂人，一直到人已进完，大约进去有五十多人，我们三人才进去，并嘱咐公安部同志在门外负责。
我们进去时，罗已经在院子里，他苍白的脸显得更加惨白，大概是有点害怕。这时我们就按原来准备好的问题问他。甶张羽同志首先发问：“罗先生，你自己认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罗高声回答说：“我当然是右派，我从来就是个大右派”。这时又有人问他：“你发表的言论和进行的活动，是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有害？”罗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久才说：“现在看来当然是有害的”。于是我们又接着问他：“既然有害，为什么你又说把你烧成灰都找不出一点反社会主义的东西？为什么还不老老实实的交代呢？”罗有点狼狈了，但又假装镇静，说他是清华毕业生，又留学到过美国。这时人群中有人说：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又不是你罗先生一人，为什么好多人都不象你呢？罗又说：我是民盟盟员，民盟是走第三条路线的。立刻又有人反驳他：难道沈钧儒、史良、闻一多也是主张第三条路线的吗？他又连忙否认。这时，因为他胡言乱语，提问题的人也多了，我们便不能按照原先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他。人群中有位中年以上的妇女忽然发言，看样子象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从党和国家对罗隆基的重用、关怀说起，说罗住了那么大一座公馆，好多人连结婚都找不到房子；好多比罗功劳大得不知多少的干部都没汽车坐，罗坐了最好的汽车；有专用的护士等。她问罗：共产党和老百姓那一点对不起你，你还想要推翻共产党。这个妇女说一句，群众说一声“对”。罗也不断地说：“我知道，我谢谢你。”这时，罗的态度很不好，流露出一种厌烦、敌对的情绪。大家便东一句西一句地说：我们不要你谢谢，我们希望你早早交代。罗说：我就是在准备交代。大家说：我们要是在报纸上再看不到你的彻底交代，我们还要来问你。罗又连声不断地说：谢谢，一定交代。
在罗的院子里大约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出来了，他送我们到门口，看见胡同里还有很多人，他走在半路就急忙退回去了。
晚上我们四人——黄冑、张永刚、张羽、白槐——漫谈今天斗罗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次斗争基本上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有理——和右派分子斗争人人有责；有利——显示了群众的觉悟程度，教育了附近居民；有节——完全是和罗讲理，丝毫没有损害他的人格。大家都觉得这个礼拜天过得很有意义。另外，我们也觉得对今天的情况没有充分估计到，第一，我们是不打算进罗的门的，结果进去了；第二，没有想到会聚集一百多人，我们也想到这样有可能发生其他意外问题，如坏分子趁机捣乱，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因此，决定以后再不进他院子，再不找他当面斗了。
（七月十三日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情况简报”）
今年四月省政协召会时，工商界的右派就开始了向党的进攻，气势嚣张。从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根本扭转了这种局面。在这一场复杂和紧张的斗争中，我们获得以下几点经验。
右派分子的特点是两面手法，不能只从公开表现和会议中了解其反动活动，还要从会外的活动中作更多的了解。所谓会外活动，主要是与他们保持多方面的联系，从与左、中、右各方面人物的接触中深入工作。如负责领导这一斗争的纪心泉同志（党员、省工商局长、兼工商联副主任、民建会委员），就在会外采取了“泡”和“扯”的方式，经常和他们扯到深夜。这样就使左派有了底，掌握了中间分子的脉膊，并使其得到了启发教育。同时也摸着了右派分子的思想与动向。
随着斗争的发展，左、中、右派也必然要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具体掌握情况，缜密分析形势，不断地对左、中、右派进行分析排队。才能知己知彼，组织有力量的进攻。开始时对左、中、右派的排队是不可能十分准确的，而且在斗争中也还有变化，必须边斗争、边排队。例如参加这次斗争的六十名工商业者代表中，初期排队左派占百分之一点五，中左占百分之十八点四，中中占百分之四十五，中右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右派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经过一段斗争以后，除左派仍占百分之一点五以外，变成中左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中中占百分之五十，中右占百分之八点四，右派占百分之十六点七。经过不断排队，就更易于准确地执行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分化和打击右派的方针。
中间分子的特点是动摇不定，听了右派言论觉得有很多地方合乎自己的心理，听了左派的批驳也觉得很有道理，他们对右派的恶劣攻击和左派的态度生硬都有反感。左派分子因为在大鸣大放中闷了一肚子气，因此在反批评中往往容易带有偏激情绪，态度生硬，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使左派脱离群众。佟永年（唐山市工商联秘书长、左派分子）在批评陈国璋（省工商联副主任、保定市副市长、中右分子）的错误言论时，就因理由不足、态度生硬，引起很多人不满，会后说：“这是什么态度，想吃人吗？”以后范国栋（民建河北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保定市工商联副主任，中间分子）在批判对合营企业工资改革的错误言论时，心平气和，分析全面，有说服力，当场就有人起来表示支持。就是过去对工资改革进行攻击的人，也不得不起来表示自己过去的看法是片面的。
工商界左派和中左，大部分都是中下层分子，他们的知识和理论水平都不高。而右派则多是工商界的上层分子，经历多，知识髙，有的是大学生，如果不随时练兵，在论战中就不容易取胜。但这个组织中绝大多数是党外人士，只有两个党员，所以练兵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自由漫谈的方式进行。参加漫谈的是自动凑来的，多是左派，也有中间派，右派一般不凑，但是他来了也不拒绝。漫谈内容是对各种思想观点和认识的分析，通过引导，使之提高。在漫谈当中，如果其中有右派分子提出不同意见，也可能形成小型的批评会。这种不拘形式的座谈，对武装群众的思想很有作用。
右派骨干分子一般比较狡猾，只在背后煽动人，自己却不公开出头。必须捉住右派的骨干分子，狠狠地给以打击，才能争取中间和分化孤立右派。如果打击不着“阎王爷”，只打“牛头马面”，右派分子是不会分化的。如高振声我们动员了他几次，仍是不讲。最后，我们便采取了“揭”、“促”并用的办法；通过左派把他的背后活动一揭，他马上就沉不住气了，连夜准备了发言稿。但发言稿准备好后，仍不想讲，想再看看风头，我们又采取“促”的办法，他才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一出面，大家马上便把火力集中到高振声的头上，反正面一齐揭，高的丑恶面貌一暴露，中间派就靠拢我们，右派也开始分化了。
资本家的脑瓜是最“活”的，他们最了解“识事务者为俊杰”。“阎王爷”受到严重打击，右派分子便开始发生动摇。这时我们即让左派分子和他们个别谈话，鼓励他们揭露右派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争取他们转变态度。河北日报刊载了高振声贩卖章乃器思想的报导后，有些人就尽量设法摆脱“右派”的帽子。右派分子许蕴山等表示，一定给高振声“退货”，不能再跟他跑了。接着就揭发了高如何向他散布反动思想，鼓动他向党进攻等等阴谋活动。我们对真心起义的右派分子，采取了“交枪不杀”的政策，并找他谈话给以鼓励，让他进一步揭发。在这种情况下，吴克勤、刘绍兴等也先后起义，揭发高振声的反动言行。刘绍兴是高振声最要好的朋友，从解放以来与高始终—个鼻孔出气，这次他说：“过去不管高振声的意见对与不对，我都是一边倒，现在我才知道是上了他的当。”右派分子的分化、起义，使右派集团分崩离析，右派骨干高振声的气焰也一落千丈，不得不低头了。
（摘自河北省委整风运动第三次简报）
更正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来信，要求把本刊第二辑第十九页的第四项：“省公安厅的情况：前一阶段搞了反批评，作法有问题。（1）厅长报告中吸收群众提出的意见甚少，把错误言论都当右派言论进行了批判。（2）组织讨论中，要大家找本单位有那些右派言论。（3）厅属各处都机械地划分左、中、右派，并把个人主义严重的当作右派加以批评。搞得很紧张，群众思想不通，反感很大。”改为：“省公安厅在大鸣大放以后，即转入对右派谬论进行反批评，从运动总的过程来看，其做法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缺点。厅长的报告除对大家提的批评意见作了检查外，同时分析了大鸣大放中的谬论，召号大家加以批判，同时也指出了放鸣中一般的错误思想，这样就容易使大家对右派谬论与一般思想问题混淆不清，也易影响集中力量对右派谬论的批判。这点经指出后已防止了。
至于排队方面，只是处的领导上曾按运动中先进、中间、落后的表现作左、中、右排过队，但并不是把落后的都当作右派分子，更未向群众公开点名集中批判，故不是搞得紧张，群众思想不通，反感很大。”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