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1）
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当前工作的部署…………………………………………（29）
北京市高等学校的右派所占比重………………………………………………（30）
北京市几个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一些情况…………………………………（32）
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七月份可基本结束……………………………（34）
第一军医大学揭发出反党小集团………………………………………………（36）
陈椿年交代的他同林希翎的关系………………………………………………（38）
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单位只有一般的单干右派分子或仅有一些反动言论的，经过集中批判之后，多数已被驳倒。有“合作社”的单位，正在集中揭发他们的幕后活动。如机电局已搞出一个以黄植（该局一个厂的总工程师）为首的小集团，这一小集团的成员都是工程师，他们是包卓权、梁志环、孙耀津、程秀标、戢治亚、王辑五，另外还有公用局的工程师郭惠球也参加了这个小集团。前些时经过对梁志环的斗争（梁在鸣放时点火，挑拨离间，该集团内部已有人开始动摇，程秀标即开始吐露了一些线索，此后机电局长即找几个比较动摇的人谈了话，他们揭发了该小集团的活动（1）黄植经常在家举行周末舞会，并有两个白俄参加。梁志环在第一次去参加舞会时，黄用英语向梁介绍两个白俄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大哥。（2）在鸣放期间，市委地方工业部曾召集过几次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他们这批人在会上连续六次发言，都事先和黄商量过发言内容，或请黄看过发言稿。他们活动的目的是要打击机电局设计公司经理沈冠青（党员），他们说沈工资高，能力差，官僚主义不下楼。他们利用座谈会向沈进攻。（3）黄植想打垮沈冠青后，自己去担任设计公司经理，如当不成经理时也要当个技术处长，因此黄还布置程秀标、王辑五等人去向党员干部说沈如何如何不行，黄如何如何好等。（4）梁志环被斗后，他们即开会研究对策，黄对梁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尽量带上他们喜爱听的大帽子，但具体事实则尽量不谈或少谈”。（5）鸣放时农工也曾召集过工程人员的座谈会，黄也介绍这批人去参加。他们在会上对党大肆攻讦，说：“共产党没有良心，将来有了红色专家，我们这些白色专家就不行了”。（6）黄植也积极拉人参加农工。现在机电局已将黄从厂里调到局里工作，并将其他几十个工程师也集中到局，对他们开展批判斗争。黄还未低头。建设局对王华棠也续有一些揭露：王曾打击要求入党的人说：“不入盟想入党，完全是个人主义；王还拒绝九三到建设局去发展组织，而他则大力拉人，发展民盟。疏浚公司韩波平交代了民盟第二支部负责人袁东仪曾指示她搜集对党不满的意见，并让她大量发展组织的事实。地质局的秦进交代了他与林希翎的关系，他说林曾寄过三次讲话稿给他看过，秦也到京找过一次林，在林处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曾对秦说：要对一切问题均抱怀疑态度，不要轻信。第三设计院最近发现一个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王永卓，在鸣放时给右派分子出主意，帮人家画漫画，写大字报，骂党支部书记和院长；他自己也匿名写了大字报，污蔑院的领导上是大官僚培养小官僚，是一群官僚。
目前各工业单位对于改的问题已经注意，有的单位抓的较紧，已成立了各种专门小组，进行研究解决。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一、全省一部分中等学校，先后在教员中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南京市四十九所中等学校到七月十七日止，有十一所正在展开反右派的斗争。目前看来，在中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中，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大部分学校未大放大鸣，右派暴露的不够，领导干部和中间分子的温情主义严重。有的为右派的假象所迷惑，有的撕不开情面。南京市有好几所中学的情况很复杂，但在排队中却未排出右派分子。有的排的中右分子，不仅在鸣放中间有谬论，而且现在也很猖狂。有的所谓中右分子在学习中竟说：“不反右派，就吃不成社会主义的饭，从历史的眼光看，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也有饭吃，不过吃不饱而已”。“我们作教员工作的，将来可能还有饭吃，不过吃不了社会主义的饭。”也有些领导同志为右派的假检讨所迷惑。如说这些人年青，没有世故，现在低头，对他们帮助帮助就算了。也有些人说：这些人有科学文化水平，将来还要用他们，现在斗了他们，以后怎么办？
2、中等学校的面较广，党的组织领导力量薄弱，对人的材料排队、整顿队伍，都准备的不充分。因此，在斗的过程中办法不多，打的不狠。有的已出现急躁简单作法。如无锡市二中，斗争一右派分子时说：“你是反革命的现行犯，马上可叫公安局把你带走。”并把右派分子坐的凳子抽掉，不让他坐。南京市技术人员训练班，市委批准斗争一个右派分子，而该校一下子就斗了八个右派分子，会上并大呼口号，谩骂右派分子连狗都不如。
3、由于对右派分子打的不狠，因此，有不少右派分子逍遥自在，旁若无人。如该市斗争刘步川时，刘情态自若，不但不作检讨，反而进行反驳。高五中右派分子薛宗元，他看到青年人用一般道理斗他，则满不在乎。该校另一右派分子在会上故意象党委书记作指示一样讲了三点：（1）反右派必须站稳立场，要有阶级感情；（2）右派有保护色，必须掌握武器，才能揭发出来；（3）要有充分的材料，才能以理服人。在中等学校中顺利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关键在于：训练领导干部，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各市已经着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二、城市中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现在已影响到农村。在农村中有少数坏分子乘风作浪，根据右派分子说的共产党统购统销搞糟了，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等反动言论，制造反对统购统销及合作化的谣言，以迷惑煽动群众。如江浦县龙山乡团结社地主张逮姚和社员算一笔账时说：你解放前只给我交五十担租，现在交公粮卖余粮要给政府交一百多担，是地主好？还是共产党好？该县大桥乡五四社地主积极活动，准备当选乡长。农村基层干部对此有四种态度：（1）积极加强政治工作，用一县一乡一村解放前后的变化情况，说明共产党好不好？统购统销好不好？合作化好不好?分析目前农村的情况，揭发敌人的阴谋，提高群众的警惕。这样，使群众的胡涂思想很快得到澄清，把坏分子的反动气焰很快的打下去。（2）有部分基层干部受了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影响，阶级立场开始模糊。如江浦县出席县扩大干部会议的二百多名社干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对共产党到底好不好发生了怀疑，有少数人则公开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有的人说：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粮食是少吃了。（3）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后，有些人敌我界限划不清，缩手缩脚，对右派的谬论和活动，不敢大胆驳斥揭发。江浦县乡干部反映，过去是群众怕干部，现在是干部怕群众。该县建设乡地主公开打骂社干部，社里没有办法处理，报到公安局，公安局的一个股长说：这是内部矛盾，不好处理。该县李营乡社长的大门上被贴上了一件恐吓信：要杀社长的头。后虽查清了写信的人，但不敢进行处理。（4）有些干部不分析具体情况，把思想落后、说怪话、发牢骚和有不满言论的社员，都扣上右派的帽子，并发动面对面的斗争。并责令要他们坦白交代，交代不彻底即拳打脚踢，绑吊罚跪。据高淳县固城乡的调查，十一个社有九个社发生了这种错误的作法。该乡第一社被吊打的二十四个群众中：有贫农十二人，中农九人，富裕中农二人，地主一人。现在各地正开各种会议，加强领导，纠正错误的作法。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佘孟孝汇报）
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省委统战部曾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从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二十八日共开了二十二次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共有五十人。从这五十人的政治态度上看，原来属于左翼的二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中间派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四十八；右派六人，占百分之十二。根据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会内外的活动，他们的政治态度已起了变化，现在初步排队的结果是：左派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中左七人，占百分之十四；中中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二；中右八人，占百分之十六；右派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二。通过那次座谈会，基本上达到了暴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发暴露右派，争取中间派这三个目的。
在那次座谈会上，明显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六个：即民盟省委副主委漆裕元、省委副秘书长向法宜、南昌市主委王秋心，民革省常委兼秘书长廖超伦、省委委员熊克立，农工省委宣传处副处长丘徙。
各民主党派从座谈会开始，就对右派分子进行初步的揭发批驳后，至七月二日，即转入内部整风，继续开展反右派的斗争。
民盟二十天来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自从省委六月二十九日结束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后，民盟于七月三日已转入内部整风，继续展开反右派的斗争。头两个星期主要集中批驳揭露漆裕元、向法宜、王秋心，这三个人是运动前后向党进攻最疯狂的分子。经过十多天的斗争，把他们的丑恶面目已暴露出来，基本上把他们搞臭了，但他们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交代的很不彻底，他们仍旧想办法蒙混过关。
（二）最近一周来，民盟已将斗争的目标转移到民盟中委、省主委许德瑗和省副主委刘九峰身上。这两个人的情况，过去知道得不多，只晓得许德瑗和罗隆基的关系密切，私人之间常有信件来往，许是由罗介绍入盟的，解放后由罗派来江西工作的。刘九峰在一九三六年我党江西省的组织未被破获前，是江西地下组织的省委书记，是个叛党分子，解放后也是由罗隆基介绍来江西的。许、刘两人在运动开始前后，反动言论暴露得不多，在运动中尾巴一直夹得很紧。因此，在运动开始时，只估计他两人可能是右派分子，但因材料不足，打算在民盟内部进行整风时，用拖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斗争。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开始反右派斗争时，也没有提到他们两人，七月三日民盟内部整风开始时，许、刘两人还是盟内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现在的情况则完全变了。
许、刘在整风开始时就暴露其领导不力，态度暧昧，许在作整风动员报告时，还强调和风细雨，那时候群众对许、刘二人很有意见，但当时因为集中力量斗争漆、向、王三人，没有很好地批判他们，只有一次在江西日报大量刊登漆、向、王三人的材料时，附带地点了他俩一下名，主要是批评其领导不力。清息登出后不久，就接到吉安市两个民盟成员的来信，揭发许、刘两人在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的宣教会议期间没有参加会议，到吉安市时还进行煽动点火，上星期又见到潘光旦等在光明日报上揭露章罗联盟中有江西的许德瑗，因此群众十分气愤。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已经撤销了许、刘二人在领导小组中担任的职务，斗争的矛头已经指向他二人。
（三）上星期，群众要求许、刘交代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一九五三年罗隆基在庐山时许也在那里，许还特地把刘九峰叫到山上，住了十多天，当时马哲民也在山上，四个人到底密谈了些什么？
（2）今年潘光旦在江西召开政协会议时，以视察少数民族为名，来到江西，有一天晚上，潘同许单独密谈了几个小时。潘已承认，那次出来是传达罗隆基的指示的，那么潘、许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
（3）省委召开宣教会议时，许德瑗是教育厅长，但未参加会议，而和刘九峰一起去吉安，为的是什么？
（4）在民盟内部的整风座谈会上，对许德瑗进行批评后，许说：“我们没有什么时候同情过左，也没有什么时候同情过右”。态度暧昧。
（四）本月十七日，许德瑗作了一次发言，装聋作哑，很不老实，对很多问题都回避不答。但从发言中已暴露出若干漏洞，群众准备继续驳斥。现在看来，许、刘是江西右派分子的堡垒，要攻破它，还须进行很艰巨的斗争。二十三日下午，在省委统战部领导下，民盟领导小组召开了参加斗争的全体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研究了下一步的斗争方法和策略。
民革、农工的反右派斗争情况。廖超伦、熊克立、丘徙等已基本搞臭，但交代得也很不彻底。斗争正在继续深入。
此外，还发现江西省各地农工民主党，民盟都有人要求退党、退盟。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南昌市有三个人要求退出农工党，其中包括省内著名的中医、省中医学校校长江公铁。江托辞身体不好，不能参加组织生活，要求退盟。高等院校中要求退出民主党派的则更不是个别的了。有些已经加入的，后悔了，现在正在申请加入的也不加入了，有的说：“不愿作别人的政治资本”。据反映，目前个别单位还发现少数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嘲笑、奚落的现象。今天省委整风办公室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在党内进行适当的教育，防止上述现象的继续发生。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解方汇报）七月二十五日
天津市委书记处最近分别听取了各个单位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各该单位今后的部署。昨天已将高等学校方面的情况作了安排。
（一）基本情况：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有三百八十五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一，其中重点斗争的一百一十六人。教职员中已经斗争的七十三人，占教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二。教职员中的排队工作还未结束，天津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的排队工作已结束。天津大学排队的情况是：右派分子七十五人，其中正、副教授二十一人（已斗七人），占教授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讲师十四人（已斗五人），占讲师总数的百分之七；助教二十三人（已斗八人），占助教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职员十七人（已斗六人），占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反右派斗争的进度：学生中除一些今年毕业的班以外，一般均已结束；在教职员中，天津师范学院、医学院、河北师范学院开展较早，多数右派已经斗过，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音乐学院开展稍晚，现正向深入发展。经过斗争的右派分子，不少已低头认罪，如聂国平、杜凯、潘世雄、雷爱德等人，交代得已较彻底，王麦杆的态度也有转变，对杨思慎等人，则还在查对中。与斗争同时，也注意了改的问题，主要是先抓紧了肃反遗留问题的解决，党群关系也注意逐步改善，其他教学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也正在组织专人进行研究。
（二）根据以上情况，市委书记处对今后的反右派斗争提出如下措施：（1）在领导方面，高等学校仍以学校党委为主，推动学校的民主党派共同进行。（2）对教职员中的右派要进行具体分析，把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加以区别，对于斗争的步骤、策略，也要有不同的安排，已经斗得差不多的，要研究如何结束。在斗争深入后，还可能再发现右派，对这一情况也要加以注意。（3）掌握斗争的策略，打击主要的，分化一般的。要迫使主要右派分子彻底进行交代，不但要把他们搞臭，还要把他们搞服。对于愿意彻底交代和交代得好的右派分子，不要硬去穷追。（4）对严重的右派观点中的主要观点，要彻底驳倒。修正主义观点在教师和学生中有相当的市场，如“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矛盾的”，“阶级立场的提法是唯心的”，“党性与人性不相容”，“立场与真理不相容”，“强调党性是教条主义，阶级分析是无中生有”等等，市委已指定有关部门专门加以研究。（5）对于改的问题，要继续抓紧进行，由市委教育部分别就教育行政、科学研究、政治思想工作与党的工作、人事工作、学生工作、减少兼职等五个方面的问题，组成五个专门小组，进行研究，要在八月份内将问题大体解决。党员要注意同党外同志多接触，谈谈心，交朋友，逐渐改变以往脱离群众的现象。（6）为了加强确定斗争对象的控制，规定：确定讲师为斗争对象须由市委教育部批准，确定教授为斗争对象须由市委书记处批准，须登报者由市委批准。（7）对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要加以总结，对毕业生的分配和下学期学生的教育工作，要加以研究安排。（8）党内的右派分子，有的已经斗争了，有的还未斗争，凡未斗争的均应对其展开批判、斗争。如医学院的张志英，过去是护士，已有十五年党龄，他在鸣放时叛变，投入右派集团，并揭露所谓“党内的黑暗”，象这种人，现在还未向他进行斗争。应该立即进行。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上海 文艺、新闻、出版系统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从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来，右派分子向上海新闻、出版、电影、文化、文学等方面进攻的策动者，是民盟和农工。徐铸成同上海民盟右派的关系虽还没有明朗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仁炳进攻上海电影制片厂，是在文汇报展开对电影问题的讨论之后。文汇报以煽动性的报道，揭发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也是在陈仁炳对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进攻的时候。进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线路是从陈仁炳到莫筠（民盟右派分子韩鸣的妻子），再到吴茵、马国亮、项堃。进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路线是从陈仁炳到莫筠，再到张立德、章曼苹。陈仁炳在上述两个单位放火之后，又发出“火线入盟”的指示。上影民盟原来只有一个小组，七个盟员，在去年十二月陈仁炳在上影召开座谈会期间，一个月内就发展了二十多人。上影分厂之后，民盟又变成了三个支部，有盟员三十三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民盟支部原只有盟员三人，到今年三月发展到十人；在大鸣大放时，又有九个人“火线入盟”（因民盟中央已指示停止发展，这九个人没有正式入盟）。
在这一个时期，党内也出现了右派分子。根据在新闻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作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等九个单位的统计，在六百名党员中，有二十个人在运动中丧失立场，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三点三。有的党员是右派分子曾积极向党进攻，如周正文、赵国璋、王若望已经完全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
二、反击右派分子的部署
1、我们将八十三个基层单位按照右派分子向党攻击程度的轻重，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单位有右派骨干分子的代表性人物，需要加以全面揭露，彻底搞垮。这一类单位据初步统计有三十一个，经过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有将近六十人，其中有二十三人已经市委批准见报。第二类单位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这类单位主要是通过学习，并且经过辩论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凡是过去没有鸣放的单位，还要继续发动鸣放。
2、对上述八十三个单位，还分别按新闻、出版、电影、文学、国画、文化（包括戏剧、音乐、社会文化事业）这六条线组织六条战线，对各系统的右派骨干分子，通过座谈会予以揭露，每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都分别见报。这样作的好处是：（1）便于领导掌握中，防止出左或右的偏差；（2）可以提高斗争的质量，说理深刻，批判细致；（3）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各个基层单位，除了组织训练、参加座谈会的队伍外，有的还在本单位展开学习讨论，有的还作了一些批判工作。
3、每条战线都由市委宣传部的几个部长分别领导，并且建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机构。座谈会的主席团是由党内各负责同志组成的。这六条战线的座谈会，到七月二十三日为止，共开了三十次，其中电影界十二次，出版界七次，文化界六次，新闻界三次，文学界二次。文化界开完六次座谈会后，又分为戏剧、音乐、美术、社会文化和文化局机关五个方面，分头进行座谈。电影界的座谈会，根据民盟右派分子陈仁炳放火的材料，以吴茵、马国亮、项堃为重点对象。出版界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上海文化出版社农工民主党的许君远、仇标、徐仲年和新知识出版社的尚丁、新华书店上海分店的江世国。文化界是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张立德、章曼萍为重点。新闻界除对徐铸成、浦熙修和陆诒只作了一般地批判外，还着重地批判了许君远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揭露了文汇报记者范琰勾结流沙河的反党活动和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的丑恶面目。文学界批判了许杰、徐中玉的反动言行，并批判了党员作家王若望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派活动。总的说来，斗争的发展是健康的，在座谈会上，基本上贯彻了揭发事实、据理反驳的方针，没有出现粗暴的倾向。目前民盟和农工已经名誉扫地，右派分子已陷于孤立，中间分子的认识提高，上海宣传系统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形成群众性的运动。不过这六条战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电影界从六月下旬就开始反击右派，中间分子下水的多，他们对吴茵、马国亮、项堃的揭发也有力量。在出版界的七次座谈中，中间分子发言的也多。在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座谈上，发言的以党团员和左派占多数，中间分子的斗志不高，有的还有顾虑。上海宣传系统中的右派分子，除陆诒以外投降起义的还不多。吴茵作了一些交代，一般的右派分子，只承认一些事实。项堃、许君远在会上耍无赖，徐中玉、江世国还在会上反扑。文化局的右派分子孙力行，竟敢在会上摔了水瓶，拒不交代。
4、上海全市对文艺、新闻、出版系统主要成员的排队结果。根据全市出版界、文化界四十三个基层单位四千零四十九人的排队情况来看，右派占百分之十三，中间派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其中中左占百分之十六点八，中中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七，中右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右派占百分之七点八。从一个月的斗争情况来看，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1）有些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时，界限不大明确，容易把中右划为右派。（2）在斗争没有开始前，柯庆施、石西民两同志出面，邀请有代表性的中间分子谈话，对中间分子起了安定的作用。但是在斗争展开后，各单位对中间分子，特别是中间偏右分子的工作做的很不够，所以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顾虑较多。（3）对右派分子揭发的较多，批判的较少；揭发的比较猛，批判的比较差。随着政治斗争的逐步深入，我们将来可同右派分子挑起辩论，予以彻底批驳，才能肃清右派的影响，扩大战果。最近我们将要根据小平同志关于以政治斗争为主、思想斗争为辅的指示，把斗争引向深入。电影界已经着手组织对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和文汇报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中发表的错误论点加以批驳。新闻界正在组织对林放随笔、王中思想和各报编辑部中的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进行批判。同时还要进一步争取中间分子下水，来巩固成果。
（上海市委办公厅文静汇报）
近半月来，民主党派中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分别召开小型会议进行揭发，并组织帮助小组，帮助右派分子作进一步的交代。本月九日，省、市民盟从机关学校中抽调了盟员七十九人参加省、市民盟的反右派斗争，根据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情况，成立了五个帮助小组，采取分工包干的办法，展开斗争。为了彻底揭露潘大逵、赵一明、张松涛、韩文畦等右派分子的面目，这一时期主要是先揭发张声明、蒋文钦、杨达纲、刘坤南等人，从对这些人揭发的材料中，发现张松涛在潘大逵等人的授意下，进行了许多组织小集团的活动。目前一方面继续争取杨达纲、张声明、刘坤南等人，另一方面促使韩文畦、赵一明、张松涛等人作进一步彻底交代，采取剥皮的办法，为进一步揭发潘大逵作好准备，同时搜集张志和、范朴斋、鲜英等人的材料。
根据目前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民盟右派以潘大逵为首的无形组织的核心分子，主要有张松涛、赵一明、舒军、李康等人，其次是冯克熙、胡克林、吴仲坪等人。张松涛还接受北京张志和、范朴斋的领导。舒军、李康原来还比较进步，后来可能是在民盟二中全会上，右派分子将他提为后补中央委员后，就把他拉过去了。潘大逵为了排斥进步分子，把持四川盟务，曾拟叫李康来省任民盟秘书长，舒军任组织部长。罗隆基、潘大逵过去每次去重庆，总是先与李康、舒军密谈盟务，罗要舒帮助潘大逵搞发展民盟组织的工作。舒、李被拉过去后，即积极执行无形组织的计划。吴仲坪、冯克熙、胡克林都是解放前青年民主社的负责人，潘大逵通过赵一明和他们联系，布置工作。潘也准备叫吴仲坪来省任组织部副部长，胡克林任副秘书长，冯克熙任宣传部副部长和政治学校教务长。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还揭发出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刘王立明去年来成都视察工作时组织成都“妇女节制会”的情况。该会由岳宝琪任会长（岳是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处长，一九五一年被捕，五五年释放出狱），罗雅卿（国民党员，解放前曾任伪上海市政府书记、四川省警察局行政专员等职，解放后在劳改大队集训过）任常务理事。刘王立明将岳、罗介绍给潘大逵，要潘以后帮他们的忙。该会目前已发展会员一百四十七人，其骨干分子的政治情况极为复杂。该会有理事十九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已判过刑或释放不久的有七人，反革命家属四人，反革命嫌疑分子四人，与台湾和香港有关系的一人。另外，还暴露出省图书馆馆长右派分子穆息波发起组织的“百花诗社”，该社广罗了许多政治历史复杂、思想反动的人。据了解，二十一个社务委员中，有十一人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分子，其余十人的政治面目还未弄清。穆息波未经组织手续由潘大逵拉入民盟，入盟后即到处叫嚣民盟组织要大发展。“百花诗社”在筹组过程中，穆息波曾到处扬言说该社是民盟领导的，是民盟的外围组织。曾经有人问潘大逵这件事情，潘则笑而不答。
民革在这一时期批判了杨续云、李紫翔、刘亚休等人，并且还批判了几个小的右派骨干分子。杨续云、李紫翔等均未交代具体问题。在揭发刘亚休的过程中，发现刘与刘王立明、陈铭枢、潘大逵关系密切，如刘交代他曾给刘王立明为成都市妇女节制委员会申请批准问题出过主意。因此，确定要他交代与刘王立明、陈铭枢、潘大逵的关系，以便挖出一些材料。
其他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只批判了一些小的右派骨干分子。
（四川省委办公厅刘鸿珍汇报）
最近省委整风办公室就排队和斗争方法等问题，在商业厅、交通厅、供销社、水利局、手工业管理局等五个单位进行了一次检查。从检查中看来，总的情况是好的，正常的。排队工作是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的。如商业厅系统，第一次提出的右派分子有六十一人，经过各单位重新研究的结果成为五十八人，又经过厅的领导小组逐一详细审查定为二十四人，在最后一次审查时又除去了四人。虽然如此，还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排错人的情况依然有。如手工业管理局，他们最后审定是七个右派分子，经过这次检查发现其中有五人是不妥当的，如孙纪侠被划为右派，只是因为他说过这样一些话：他曾说：我悔不该参加民盟，当一个群众多好；现在出了章、罗等人，作盟员很不光彩，很想退出去，以后又想自己这种想法也不很对。另外，孙在一次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上，对该右派分子的批评不尖锐，只说该右派分子是温情主义。此外，孙还曾对一个肃反时被斗的人说：当时斗你，一般同志也有点不得已。因为孙说过这些话，就把他划为右派。又如水利局经过检查，也有十个人划的不对；其他各个单位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排错一些人的情况。由此看来,排的不准，排错了人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2）斗争的方法比较乱。本来省委规定：对一切不正确的言论要展开一般的批评，而点名则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慎重，要经过批准，而各单位则把所有被批评的人（其中有些并不是右派），都一律在大会上点了名，对一般的批判和点名批判没有严格的区别开来。
（3）在一些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对一些有点偏激情绪或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人，也普遍展开了教育，进行所谓自我批判、自我教育。这样作本来不错，但在轰轰烈烈地批判右派的时候搞，对这些同志的压力很大，会使他们以为把他们也当成了右派。省委整风办公室的同志认为，这种性质的批评教育还是放后点进行为好，和反右派斗争混在一起不大好。
（4）有些单位还发现群众乱点名。如水建工程公司出了大字报，点了几个党员科长的名（这些同志不是右派）；石油地质调查处一个团总支书记（党员），因他有些自高自大，在鸣放时给领导上提过一些意见，现在也对他大加批判，右派分子也趁机起来对他攻击，而对应该批判的右派分子，则放在一边不去斗争。
（5）个别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极不健全。如公路局就没有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只由办公室主任负责，结果局内那些人是右派分子，不要说一般干部，甚至连科长们还不完全知道。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七月二十六日
（1）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在上海共有一万三千多人，积极投入战斗的已有一千多人。民建开了三次会，开的比较成功。九三比民革搞的好些。民主党派上海市一级的右派人物大体已经揭露了，目前正在把运动推向基层。由于基层的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准备选一些右派分子到市一级的榜上来（例如，罗隆基集团分子周永德，是黄浦区的民盟主委）。
（2）荣毅仁在北京对盛丕华说：家里消息说，你是总司令，我是总指挥。盛丕华听了十分紧张，表示愿意投入战斗，并说：过去我搞的不好，思想准备不足，不靠拢党，今后要靠拢党。荣说：问题严重，回去要脱裤子，如果扣上小集团的帽子可吃不消。在北京时，刘述周要荣毅仁说“依靠谁，听谁的话”的问题在人代会上发言。他一直没有谈。
荣毅仁从北京回来后对右派的态度，我们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给汪君良撑腰，采取包下来的态度，这样斗争就复杂化了；第二，可能替汪承担一部分，但是不卷入对汪的斗争中去；第三，看形势不妙与右派划清界限，参加斗争。我们估计，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我们要看他的态度再决定对策。
（3）二十五日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对于资本家的斗争问题，决定了以下几点：第一，根据李维汉同志的指示，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对资本家斗争的方案。第二，市委准备从今天开始由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分别找他们谈话。市委和李维汉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于盛丕华和荣毅仁的方针是保护过关，但是荣和盛有所不同，荣有野心，对他要适当地揭露一下，但是不登报。市委负责同志找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向他们表明：保护他们过关，只能在后台不能在前台。叫他们主动地做洗脸工作。准备明天上午给荣毅仁谈话，打算主要揭露他四点：第一，点他的小集团问题。告诉他几年来已向他一再指出这个小集团的问题，但是他至今未改，要他明确，是依靠党还是依靠这个小集团。第二，指出他几年来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表现不好，如对章乃器的斗争，一直是站在章那边，在公私合营前后表现消极，想搞托拉斯和党对抗等，要他对上述问题进行检查。第三，汪君良等人很丑，要荣表示和他们的态度如何。第四，要他检查在大鸣大放中间放的几把火和发表的一些谬论。
（4）今天下午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等同志和盛丕华谈了话。刘又单独和胡厥文、盛康年谈了话。盛丕华表示要和他的儿子盛康年划清界限。他说：盛康年搞得很坏，作老子的有责任，感到很惭愧。盛丕华今天的态度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一提到盛康年，他就挺身而出，为儿子辩护，这一次，他要脱身，可见其心情沉重。
盛丕华又说：荣毅仁的问题比我严重。他表示愿意对荣做工作。他说：荣的思想比较难搞，但下些工夫，还是可以搞得通的。
胡厥文首先谈了到东德去的情况，他表示很兴奋，感到很光荣。胡厥文对荣毅仁的着法是：荣到底年轻，没有经验，脾气不好，但是他的本质不算太坏，对他要好好教育改造，还是有希望的。胡厥文对盛丕华的看法是：盛丕华不大好弄，对比起来盛丕华不如荣毅仁好搞。据刘述周同志分析，胡可能有两种情绪：第一，胡搞运动的历史比盛丕华早，但现在他的地位比盛低，因此心怀不满；第二，这一次胡回来想搞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他说盛丕华搞不好，意思是要自己来干。
刘述周同志今天在市政协碰到了盛康年。盛康年向刘叫冤枉，说：他们硬要整我和章乃器的关系和汪君良的小集团，这些都是冤枉他。
七月二十五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继续集会，右派分子沈志远、陈仁炳、陆诒、王造时、杨兆龙、许杰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吴兆洪（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四大亨之一，解放初期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三反时被撤下来由沈志远提名为市人委的参事，民盟市委委员）揭露了沈志远的如下材料：第一，根据主席的三条，揭露沈志远反党反社会主义，抹杀解放后社会科学的成就，恶毒地向党进攻。第二，吴兆洪把章罗联盟的做法和沈志远在上海的行动作了对比，吴认为，沈已执行了章罗联盟的一些做法。第三，吴兆洪揭发了上海民盟市委有一个小集团，即沈志远、陈仁炳、吴兆洪、孙斯鸣四人。他们在文化俱乐部开过一次会。最后吴兆洪提出三个问题责问沈志远：第一，沈志远到底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学者；还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第二，沈在章罗联盟中担任了什么角色？第三，沈和上海右派分子的关系究竟如何？沈当时的脸色变了，他准备在星期六的会上发言。
市委书记处，在昨天晚上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吴兆洪的发言，就材料来看是一些老材枓，可是他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了，有些揭露的比较深刻。至于这个小集团是否存在，目前还不能肯定。沈志远在民盟内搞核心小组的时候，曾和刘述周同志谈过，但是没有说明是这四个人。吴兆洪揭露沈的动机，有很大可能是为了洗刷自己。因为他在会上没有作自我批评。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同时把沈志远压一下，又为了今后更好的搞吴兆洪的问题。因此决定把吴的发言，在今天的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但是不加任何评语。（吴为人圆滑，要打他苦无具体材料，这一次正好是一个缺口。）
在二十三日哲学、社会科学界举行的会上，还有许多人揭发和批判沈志远的言行，沈当时很激动，认为有些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他递条子给主席团说：有许多是事实，我承认；有一些与事实不符，我还要回去考虑考虑。
二十四日下午，陈望道、苏延宾、沈体兰、刘思慕、寿进文和陈学铭去沈志远家中对他进行帮助，刘思慕和沈体兰对沈提的意见比较尖锐深刻，沈志远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要继续进行检查。
二十五日，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会上，上海法律学会会员顾葵揭露了罗家恒（罗家伦的弟弟，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向政法工作进攻的事实，材料是已经揭露过的。但是顾是一个群众，是在我们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发言的。
到今天为止，上海已有半数学校放假，其余学校在月底前将陆续放假。本月二十四日市委教育卫生部召集各大学党委书记开会，研究暑期中的工作主要有下列几点：
（1）小结问题。在党内除领导上总结斗争的经验外；要求每个人都谈谈他们在斗争中的态度、立场和收获。在学生方面是采取写心得的办法。在教师和民主党派方面则通过开座谈会，由他们谈谈心得和体会。对一般群众，则由党委书记作一个小结报告。
（2）暑假期中继续斗争的问题。有许多学校中的民主党派还没有放透，打算在暑假期间让他们继续放，对市的右派骨干，在暑假期中要组织专门小组进行斗争。但是，也不要搞的太紧张，不要每天都搞，必须要有间歇。现在看来，有些“合作社”在暑假前和暑期期间一定要搞清是有困难的。有些恐怕要放到下学期去搞。因为要求太急容易发生偏差。另外，对于运动开展较迟的单位中最近才冒头的右派分子，恐怕也不能很快攻下，有一些可留在暑假中去搞，但不能留的太多。有一大部分可放在下学期继续搞。各校的具体安排要由各校研究提出方案。
（3）改进工作问题。要求各学校将前一时期群众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排一下队，以整风的精神分别轻重缓急从速处理。这个工作是继续争取中间分子和巩固已有胜利的重要关键。同时要求学校在暑期中考虑一下下学期的整风计划。
（4）各学校的骨干调整问题。要求各学校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把干部的情况排排队，提出调整的方案。
（5）党委应该很好的抓紧肃反的善后工作。这方面的尾巴还很大，更严重的是有的单位还根本没有做。
（6）在暑期中准备研究三个问题：第一，改进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第三，如何改进马列主义教育课程的问题。
（7）组织处理问题。总的是要慎重，要严肃。市委打算有意识的延长些时间，除毕业生以外，下学期再搞。关于行政上的处理问题，由高教局提出方案。
（上海市委办公厅文静汇报）
一、省委领导小组于最近检查和研究了省人委机关、各民主党派以及住济南的各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问题。
（一）情况。省人委机关共有四十二个单位，已排完队的有二十八个单位，总人数是一万零九百五十九人，其中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五人（内党员三十三人，团员五十五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八七；已点名批判的有七十四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内极右派分子十七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四）。现已进入斗争的有二十四个单位，其余单位在两三天内都可以进入斗争。已进入斗争的单位，由于认真贯彻了说理原则，注意了防止急躁情绪，斗争情绪一般还正常。右派分子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有的已低头认罪、进行检查，但个别右派分子仍在顽强抵抗，如说：“我就是看着社会主义不好。”有的断章取义地摘引宪法的某些词句，作为对抗的资本。对这种人物，由于我们事先估计不足，加之发动群众不充分，斗争处于胶着状态，现已引起严重注意，采取了新的对策，加强了具体指导。有的右派分子采用卑鄙手段，明枪不灵，就放暗箭。如商业学校负责人接到一封恐吓信，内称：“你们（指商校负责人）注意，我们（右派分子）要杀你们的头。”企图威胁我们。另外，还发现了名为“乱七八糟委员会”、“劳动社”等七、八个小集团，究竟属何性质，尚难确定，现正在调查中。
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前一段的准备，民建、民革、政协已展开新的斗争，张今铎、章坯、孔繁霨已开始狗咬狗。如孔说：“活动可不是我自己干的，发动学生抄学校的墙报，是章坯的主谋（学生抄墙报交他们保存，显系别有用意）。”民革繁玉燧的罪恶历史被揭发以后，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民建葛兰生、袁熙坚已搞臭，葛兰生怕联系到他的历史搞成反革命，袁因在五反中曾被搞过，以后又让他在工商联负责，他以这个经验说：“搞运动就是一阵风。”企图脱网过关，原复旧职。
目前民主党派中的中间派，都认清了右派是敌人，中右派讲话都大胆了，并进一步靠拢了我党。因而为即将召开的省人代大会，对右派骨干分子的大会战，初步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大专学院的反右派情况，医学院张季兰（副教务长，民盟济南市副主委，点名批判的极右派），开始交代了一些问题。张在交代问题时，张汇泉（医学院副院长，民盟济南市副主委，点名批判的极右派分子），还是假装镇静，“稳坐钓鱼台”。当张季兰揭发了八人小集团（其中有张汇泉）时，张即表现惊慌，沉不住气了，他表示要交代，并揭发张季兰。其它各学校也有进展。
（二）根据上述情况，省委领导小组提出如下几项措施：（1）我省在报上点名的右派分子的人数尚少，拟再选择一批材料充分的右派分子，连续在报上点名（主要是点省人委的极右派分子）。（2）随时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向，积极研究材料，充分作准备。斗争时，要具体交代作战意图，作到有的放矢，以防操之过急、发生混战现象，遗误时间；并坚持以理服人的方针，以达争取中间和教育、提高群众的目的。（3）在民主党派中，通过反右派斗争，特别注意教育培养左派，提高他们的威信，给我们今后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4）随时揭破右派分子企图借我党员的缺点，分化我党的阴谋，使我们的队伍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敌人的诡计，坚决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以利作战。（5）对于各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问题，争取在放假前有一个恰当的结局，并向广大师生讲明白，假期前未被揭发彻底的右派，决不轻率放过，要到开校后继续斗争，取消他们的幻想。
二、我省发生了一起逃亡事件，一起自杀事件。（1）张象冬（省民革常委兼组织处副处长、省政协委员、极右派分子），已对其开展多次斗争，于本月二十日逃跑了；经检查，他家中及宿舍内的东西都原样未动，银行的二百元存款也未取，只发现二十日清早有一人（何人不明）去他室内一次，经公安厅检查，张象冬还无下落，正在继续侦查中。（2）张厚智（省教育工会筹委会副主任，共产党员，省总工会整风领导小组组员），在反右派斗争中，支持教育工会组织部长的右派言论。领导小组开会摆右派言论，他思想不通，并曾到中央组织部告状，回济南后住在旅馆内，而不回机关住。但以后他又回机关打听，问对他提了些什么意见，未让他看记录。他于七月二十三日逃跑到泰安，给他的机关去信说：“自己软弱，经不起思想斗争考验，在几小时内就要离开人间。”后就投黑龙潭自杀了（详情后报）。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志明汇报）
一、目前右派的情况。到七月二十三日为止，已排出右派分子四百零一名。各单位右派多寡不一，多者达百分之八，少者百分之一，有些单位只有百分之零几，也有的单位没有右派分子。总的看来，各单位的右派分子约占百分之一。此外，还有百分之三至四的单位有右派言论的分子。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及有右派言论的分子加起来，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现在各单位正对右派分子进行系统地批判和深入地揭发。
二、各单位在与右派进行斗争的同时，都注意了继续暴露右派分子。有三种办法：（1）利用反右派的空隙，组织“自由论坛”，让左、中、右派在一起混战，从中揭发右派分子。（2）在反右派中，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依靠非党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进一步揭发右派。这在鸣放开始领导较弱，思想比较混乱的单位，效果甚好。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开始鸣放时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现在已揭发出右派三十五人。如右派分子潘维白、谷起珍，在鸣放中表现很“老实”，未讲什么，经群众揭发，才发现他们二人在该校闹事时，到处点火，煽动学生，号召赶走党委，选举领导等等。（3）在鸣放不彻底而现在又无右派分子的单位，搞鸣放补课，领导上出题目，举行座谈。对初步发现的右派言论，不要忙于批判，使之尽量暴露。讨论到一定程度，即右派分子的言论业已说尽，观点已比较完整了，再将其系统的加以整理，然后展开争论。省的党、群团体整风口就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团省委就这样发现了三个右派分子。
三、目前省委工作组已在地委进行试点，现已调回来研究市、地委反右派斗争和整风问题，最近拟召开一次市、地委书记会议进行研究。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刑百川汇报）
民盟正在集中斗争王大川，十几个与王有联系的单位（建设局、民用设计院、疏浚公司、南开大学，天津师院、铁路工程学校、十三中等等）也在配合对王的斗争。有些单位已揭露出不少的材料，有的单位还开始不久。市民盟在对王的斗争中，主要问题是民盟的核心领导力量不强，经过前一段的实际斗争，右倾情绪虽然有了转变，但仍表现力量不强。现在张国藩已回天津，表现还积极，副主委胡毅见张回来了，就积极卸担子，李何林副主委也想多抽出点时间去搞学校的工作，这样领导力量还很不足。其次是市民盟机关内部争取中间分化右派的工作还不够，因而对王的批判还不深不透，王大川在市盟机关的小集团还未突开，左派在孤军作战；斗争的方式也嫌简单，单纯追问组织活动。为了很好地完成对王的斗争，首先，要把市民盟的领导核心树立起来，市委找左派和中左分子谈谈话，帮助他们卸掉包袱积极投入战斗，帮助他们树立威信。其次，要设法把民盟机关王大川的小集团突破，使王趋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同时与王有联系的各单位，也要搞透。对于右派分子，要分别对待：对能起义的，要争取起义；对交代彻底的，应适可而止；对态度不老实的，应加以斗争；对个别坚决顽抗的死硬分子，也不要扭住死不放，攻不下时可暂时放一放，留作长期的“教员”。
毕鸣岐已回天津，曾到市委统战部谈，他很惭悔，如不出章、罗，他也就没事，并探询他是否还可以坐小汽车。他说回津后才到车站，群众认识他的小汽车，即指着车谈论他，在车站上还碰到另一个资本家，他请人家搭他的车，那个资本家也没有上车，他已感到在群众中孤立的难受。昨天在工商联的会上，毕作了一下检讨，但态度不老实，还在多方狡辩，并向别人说他的问题已向中央统战部谈过了，以躲避别人对他地追问。对毕要狠狠地斗争，拟先初步搞三个回合：先让他进行检讨，将其丑恶面目和两面手法暴露一下；然后向他提出一些政治性的关键性的问题，质问他，并争取让他小集团内的亲信加以揭发（正在作其亲信的工作）；最后再提出他包庇反革命及经济上违法行为等事实。总之，将毕的一切丑恶加以彻底揭发，将其一切论点一一予以驳倒，把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彻底搞透。此外，对于荣子正、董少臣、卢开瑗也要重点斗争。通过斗争毕鸣岐，也拟将周叔弢捎带一下，将他一军，加以教育。对朱继圣，也拟通过搞唐保心（人立厂的，朱的亲信），把他揭发一下。
资产阶级中排队的情况：市、区两级资本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三百八十四人，右派分子有四十人，占百分之十四，其中极右分子十人。分别是：市一级三十四人，右派十人（包括老右派在内），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区一级三百五十人，右派三十人（不包括老右派），占百分之八点六。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在暑假期间，集中中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职员，帮助党整风，并进行反右派的斗争。重庆有普通中学五十六所，教职员二千九百七十八人；中等专业学校二十三所，教职员二千六百零七人。以上共计教职员五千五百八十五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大放大鸣的影响下，一般教师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批评，但也有一些右派分子自动冒出头来，大肆活动，乘机向党进攻。民盟右派分子也未放松过中等学校，他们认为在中等学校容易实现阴谋计划。估计在八月中旬，重庆中小学学生毕业工作、招生工作和下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可基本就绪。除留适当数量的和较强的干部，继续做好这些工作外，决定抽出多数教职员进行学习。学习的要求是：（1）进一步听取教职员的批评、建议，请他们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2）要求教职员认清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从而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与右派划清界限，并彻底打臭右派中的骨干分子，加强党和知识分子的团结；（3）整顿组织，发展党员，每一普通中学在年底以前，都应建立党的支部，教师中要发展党员百分之十至十五。
具体安排：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职员于七月二十九日集中，三十日开始学习，参加学习的人数为二千一百人；普通中学的教职员于八月十日集中（招生工作争取八月十日前发榜），参加学习的人数为二千三百人至二千六百人（占教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普通中学集中的时间和中等专业学校集中的时间要错开，便于取得经验，更好的指导中学的反右派斗争。
这一工作，准备以二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市委书记作动员报告，号召大放大鸣，约需三、五天。第二阶段（为运动的主要阶段），号召反击右派，约二十天左右。同时由市委书记作报告,表示态度诚恳，接受善意的批评，及时改进工作；帮助少数作风恶劣、群众不满的党员负责干部，在适当范围内当众检讨，主动下楼，以利反右派的斗争。第三阶段，学习有关文件，巩固思想收获；确定发展党员的对象，做好发展党员的准备工作，回校后再履行入党手续；并总结战斗，大约需三、二天。
在整个斗法上，除应充分吸收机关和大专学校的经验外，对组织领导工作，决定成立临时工作组，并分中专、普中两个办公室，由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参加；各技工学校，凡是附属厂矿和交通企业的，由各业务系统负责领导，参加市委临时工作组召开的有关会议，统一步调；其余不是附属企业的三个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齐进行。
此外，这次学习时间较短，气候炎热，饮食、住宿、卫生等工作甚为重要，准备指派强的干部负责这一工作。对教职员中的老弱、患病的和孕妇，决定不集中学习。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一、各大专院校的放假情况和假期的工作安排。全省十七所大专院校中，除体育、民族两学院于七月底放假，水利学院的三百多实习生于八月中旬放假外，其它十四所院校均已放假。在放假前，各院校都以三天时间，组织学生对前一段运动作了回忆（内容主要是对运动意义的认识，明确了那些问题，并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效果很好。其中以测量制图和政法学院搞的较早较好，其它各校搞的较晚，也较粗糙。在学生回忆运动的基础上，各院校党委负责同志都向学生作了前一段运动的总结报告，肯定了成绩，把鸣放出的主要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加以明确，再指出反右派斗争是长期的，整风运动也要继续进行。同时，对改进工作的问题，也向大家作了交代。
在暑假期间，各大专院校准备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1）总结前一阶段的运动，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的情况，争取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工作的情况，对右派打击的程度，鸣放的经验，还存在什么问题等。
（2）各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小组已成立，有的已开始整风，党委要有专人掌握这一工作。
（3）整理核对前一阶段的材料，进一步研究分析右派的言论，进一步对右派分子进行排队，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4）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进一步研究改进工作的问题，修订教学计划。有的中间分子说：“前一阶段右派分子否定一切，现在反击右派，不要把大家的合理意见也都否定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5）处理遗留问题，如调整干部、整顿团的组织等。据财经学院的初步统计，全院学生中有三十三个右派分子，其中有二十四人是共青团员。群众要求处理这些人，但领导上考虑，除个别突出的人，必须处理以外，一般地暂不急于处理。
二、斗争右派分子马哲民（财经学院院长）的情况，马哲民于七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回到武汉，当晚财经学院各大字报的记者即以访问他的形式与他进行了斗争。到二十五日止，全院已开过斗争马哲民的大小会议共四次。小会是以民盟为主，吸收各民主党派代表、学生和附近的工人代表参加；大会则是全院的师生员工参加。马哲民在开始毫无承认错误的诚意，他说：“学生们提的意见不合事实，不能回答。”只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当大家揭发了他的很多材料后，他又表示：或则“全部包下来”或则一概不承认。二十四日，他由顽抗变为软磨，给自己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说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但拒不交代具体事实。在此情况下，民盟和学生代表即到他家和他已当面对证材料。在事实面前，他承认“大部意见合乎事实”，自己由“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发展到严重的反党”。目前，他的态度虽稍为老实些，但远不是低头认错。
马哲民现在最怕说他与章罗联盟有联系，一谈到这事，他不是想法滑开，就是一口否认。再就是怕说他进行过有组织的活动，怕开大会斗他。
在斗争马哲民当中，左派群众的情绪高涨，对马的狡猾抵赖十分气愤，但有急躁情绪；少数人对斗倒马哲民并使他低头认错，还缺乏信心。中间分子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认识到马的丑恶面貌，但也有少数人不表示态度，个别人还对马表示同情。其它右派分子则表示松了一口气，个别的人还积极向马提意见。
总起来说：经过这几天的斗争，群众已发动起来了，马哲民已基本上被搞臭。从七月二十六日起，马哲民的问题将转到民盟省、市委去处理。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郑泽民汇报）
河北 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省直各机关（包括河北农学院和医学院）各民主党派成员共有三百七十八人，其中经省委批准的右派分子共有二十人（民革九人，民盟八人，九三学社二人，民建一人），约占百分之五点三。在这二十个右派分子中，已经省委批准在报上点名批判的有七人，决定在机关内点名批判的有十二人，另一人只准备对其右派观点进行批判。
民进和工商联对高振声的批判，己于七月十日告一段落，各市的代表都已回去。经过十八天的斗争，高的丑恶面目已被充分揭露，基本上已搞臭了。高除了已经作过的检讨，并提出如下六条保证：（1）进一步深入检查，直到挖清为止；（2）坚决与右派思想划清限界；（3）加强学习，积极工作，努力作到同党一条心；（4）诚诚恳恳地工作，挽回自己在工商界的坏影响；（5）积极接受改造，忠诚地跟着党走向社会主义；（6）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自己的帮助。民进和工商联经过七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的休整，现在已经转入机关内部整风，并进一步从思想上对高进行批判。
民革对李同伟的斗争，至七月二十日已开过六次有四十多人参加的会议。李的反党据点之一卫生协会，已被攻破，而李在旧军官中的据点，则尚未攻开。李承认自己有反党的三步计划：第一步是篡夺卫协的领导，将其掌握在民革手中；第二步是以卫协为据点，在卫生部门大力发展民革组织，计划发展到五十人时，即可左右卫生系统；第三步是掌握省民革的领导，要把民革变成敢于和共产党讲价还价的民主党派，要对党采取一打一拉、一捧一骂的手段。李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不承认有联盟；尤其不谈他在旧军官中的活动，因而在这方面形成顶牛状态。现在，民革为了进一步对李进行斗争，正在训练队伍，调查、分析材料，并对右派中的动摇分子和中右分子进行争取工作。
民盟和九三的右派分子，未由它们自己组织批判，全部在各机关和学校中进行批。
当前民主党派在整风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派力量薄弱，尤其是民盟最为严重。民盟整风领导小组的七个人中，有三个是右派分子，两个常不在家，开会时只有二人出席，现在民盟主委刘清扬已从北京回省，正在考虑健全领导的问题。今后在整风中，如何帮助民主党派树立和培养以左派为中心的领导力量，极为重要。
从全省反右派斗争揭露出来的材料来看，右派分子可能是合作社的共有两个：一是唐山铁道学院的胡思杜、孙竹生、郭可詹集团；一是石家庄的楚庄、华直、朱洪、柳木风集团，省直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全部都是单干户。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茹洪生汇报）
湖南 反右派斗争中的党、团员情况。
一、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团员的观点明确，立场坚定，斗争积极，思想严重右倾和叛党的只是极少数，但有些单位的情况却很严重。据省师范学院和长沙师专两校的统计：学生中有党员一百零二人，其中在运动中表现好的占百分之七十五，一般的占百分之十五，思想严重右倾和叛党的占百分之十。两校学生中有团员五百一十二人，其中在运动中表现好的占百分之三十五，一般的占百分之四十七，严重丧失立场和叛变的占百分之十八。六个高等学校的学生中有右派分子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团员四十七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长沙师专学生中有八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四个是团员。农学院学生团员三百六十七人，严重丧失立场或叛变的占百分之四。省级机关中的党、团员，在运动中思想严重右倾或叛变的，没有高等学校的数量大。
据省级机关二十四个单位的统计，初步确定的五十九个右派分子当中，有党员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四；团员七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七二。党、团员中的右倾分子、叛党分子在运动中的表现：
第一，在鸣放当中，党、团内外的右派分子打成一片，里应外合，共同诬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否定肃反成绩，谩骂侮辱积极分子，叫嚣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有些党团员中的右派分子还是鸣放中某些反动组织或闹事的积极参加者或组织者，如医学院反动的“五月提纲”的起草人中，就有两个党员、一个团支部委员。农学院学生鸣放委员会的十八个委员中，也有五个团员。这个鸣放委员会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罢课游行的具体方案，就是由一个共青团员提出的。还有个别的党、团员在叛变后，泄露党组织的机密，煽动群众进行反党活动。个别的更是恶劣透顶，如土建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朱成龙就把党组织曾经布置他监视某些可疑的华侨学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在运动当中的策略等等，都通过出大字报向群众公开，结果引起华侨学生的极大不满，几乎酿成闹事。
第二，在运动中有些党团员申请退党退团。如省级机关有三个党员正式要求退党。株州市文化馆六个共青团员中，有四个未满二十八岁的超龄团员，都要求退团加入民盟。在各高等学校中也有类似情况。这些人在运动中经不起考验的原因是：（1）个人主义严重，过去多因提拔、待遇等个人问题而对党不满，现在在右派言论的影响下，更加与组织对抗起来。如冶金建筑公司第九公司第四支部书记康俊仕，一九四六年入党，他在退党申请书上写着：“我公司党内，到处布满政治背景，走投无路，黑暗无光，互相争夺，勾心斗角，人身攻击，因此，我愿作个民主人士”。其实，他主要是由于对公司提拔的三十多个科级干部中没有他和本人不能享受科长级待遇而对党不满。（2）斗争性不强，对党的认识很差，加上本人有些缺点，因而受不了群众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攻击。如省民政厅预备党员李序洋，当群众说他不够党员条件时，他就以此为理由申请退党。（3）有些人是投机分子或入党后长期没有得到改造的分子。长沙市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副主任徐子佳，一九五三年入党，他公开说：“几年来，特别是整风以来，我看清了党的内幕，如果正风正不好，我就要退党回家。”省设计分院的一个预备党员（工程师）说：“我本来不想入党，是把我硬拉进来的”。
第三，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言论，同时，自己的言行上也有某些错误。农学院的学生中有三百六十七个团员，在鸣放中被右派言论蒙蔽，而且自己也有某些右倾言论的占百分之十。在机关的党、团员中，也有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的是观点模糊、觉悟很低的新党员，预备党员或团员，也有比较负责的老干部，他们在右派的猖狂进攻下，分不清是非，当了右派分子的俘虏，如师范学院有个团员，当肃反中被斗的人“诉苦”时，他就感到“良心上过不去”，认为“肃反没必要”，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斗争人家。但是这种人在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完全暴露后，又开始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还有一种人，在右派的进攻下退缩动摇，如省肺痨防治所一党员，因本人作风有些粗暴，在鸣放中怕群众给他提意见，就主动向右派分子讨好，并向领导上提了一些偏激的意见。也有个别党员对总的形势缺乏明确认识，思想模糊，立场不稳，如省粮食厅采购局长刘国如，是一九三七年的党员，他在小组会上说：“厅内党组织用人就是有宗派主义，可是我不敢讲”。还有个别新提拔的党员干部，在右派向他进攻时，自己就不敢积极斗争，自动表示要“下台”。再有一种人，在运动开始时，从面上看，只是犯了一些错误，但经过几次驳斥和斗争后，逐渐暴露了大批材料，于是又上升为右派分子。
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绝大多数党团员都参加了运动，受到了锻炼。在斗争中，对党团员进行了以下工作：
（1）对犯了一般错误或有右倾思想的党团员，在党、团内部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教育。
（2）对党团员中的右派分子，已和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一样，同时进行了斗争。
（3）在高等学校放暑假后，将党团员留下，以十天左右的时间进行整训。
由于对党团员的错误言行的批判和教育，都是在火线上进行的，因此，还很不深刻，很不彻底，必须在今后的斗争中作进一步的教育和考验。
三、关于组织处理问题。对党团员中突出严重的右倾分子，有的已经作了处理，如长沙师专的团员中有二十七个右派分子，现已有二人被开除团籍，六个人停止了组织生活。对要求退党、退团的，有的也已经接受其要求，同时，对其退党退团的动机和原因也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是，也有些人现在又撤回了自己退党、退团的申请。目前，对大部分有问题的党、团员还未处理。省委的精神也是不急于进行组织处理，现正研究组织处理的原则，步骤和手续问题。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福建 目前我省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反右派斗争已开始逐步深入，现将民盟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民盟福建省市委员当中，右派分子有何公敢、严叔夏、陈阅明、黄震亚、陈碧笙、郑朝宗、钱履周、赵家欣、吴修平、蔡野、严家理等十一人对他们在本省的反动阴谋活动的轮廓，已大致摸清，但对于他们和章、罗联盟的直接关系究竟如何，则仅仅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还未获全貌。据我们估计，我省民盟和章罗联盟的直接组织关系的线索有：（1）据陈仁炳交代，何公敢是福建的据点。（2）赵家欣、吴修平等今年八月份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和杜迈之、陈仁炳、沈志远、黄药眠有什么关系。（3）陈碧笙去年在北戴河休养以后回北京时，与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有过非常密切的往来（陈曾和他们有十余年的友谊）。（4）钱履周与上海的许杰、徐铸成的关系（钱曾到过华东师大列席民盟支部会议，听取鸣放经验）。
何公敢在鸣放期间都在北京，时间有四个月之久，一直到我省进行反右派斗争后才返省，看来他有参与章罗联盟退却部署的可能。他在回福建途中，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停留过一段时间，与南京的右派分子陈敏之、范光，上海他的弟弟等都有接触，估计是布置退却。此外，还揭发出他和民革右派分子陈铭枢、黄绍竑有密切关系。笫一，协助陈铭枢拟定向党进攻的谬论和找出进攻的理由，而陈为了退却给毛主席写信时，他也参加了商讨。第二，陈铭枢的密友黄居素，在陈将到上海前两天去香港。据了解，临行前陈铭枢写了十三封信，何公敢写了九封信，托黄带给香港第三方面势力——李璜、左舜生、张君迈、胡适、王云五等，要他们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要求。据何公敢说，他们这样做，曾经向周总理报告过。不知是否事实。第三，陈铭枢、黄绍竑曾经介绍谢昕（谢是福建军统特务头子王调勋的姘妇，是四九年冒充华侨混进北京师大的反革命分子）去见何公敢，要求平反。第四，陈铭枢到上海时，何公敢为陈去见陈望道、周予同等人。
对民盟上述右派分子，都进行了大会点名斗争和在福建日报点名批判，其中大部分已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已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也有一些人部分地承认了在大鸣大放中到处点火的阴谋活动。但他们都是反反复复，交代得不老实，不彻底，企图蒙混过关。他们特别不承认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这一点。这是他们当前的一条共同防御战线。
二、七月二十四日以省委统战部的名义，召开了有各民主党派、大专学校及省级机关的左派和中派民主人士三百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叶飞同志讲了话，指出了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公开讲明了反右派斗争是敌我矛盾的性质，我们一定要有彻底粉碎右派进攻的坚定决心。据会后初步搜集到的反映，右派分子更加恐慌和动摇，左派斗志更加坚定，中间分子则准备进一步投入战斗。
对民盟中的右派分子的今后斗争计划，初步意见如下：第一，对何公敢是采取彻底驳斥其反动谬论，揭发其数十年的丑史（因为他还在卖弄自己向往社会主义四十年），追其与章罗联盟以及与陈铭枢等的关系。准备在最近接连对其进行几次斗争以后，看情况再作研究。第二，严叔夏、钱履周等已经搞臭了，但是他们还在耍无赖。准备于再一次彻底暴露他们耍无赖的真面目后，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第三，准备组织吴修平、赵家欣等人起义。第四，在力量组织充实时，拟把陈碧笙等人由厦门调到省里来斗争。
（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南江汇报）
七月十八日晚，市委召开了各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会，对当前工作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应检查：（1）对典型的右派分子斗透了没有？（2）那些主要的右派论点已驳倒了，那些驳得较透，那些没有驳斥？（3）有没有漏掉右派分子？（4）中间分子争取过来没有，他们与右派是否划清了界限？
（二）在结束前，应组织群众学习有关的报告、社论，谈谈自己的体会，但不要形成人人过关，也不要写思想小结。对牵涉面广，一时难于查清的右派分子，应建立专案，配合有关方面继续进行工作。
（三）对于党、团内的右派分子，在中央批准市委的文件前，不要作正式处理。为了配合全市、全国的运动，党、团内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一律不登报。
（四）要抓紧改进工作。对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问题，要进行排队，凡属学校能解决的，可提出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凡属学校解决不了的，则应同时向市委及高教部反映。总之，要求工作确有改进，暑假以后出现一个新面貌。
（摘自七月十九日北京市委“整风简讯”）
一、教授中右派比重：
全市教授、副教授共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右派二百零二人，占百分之十五。批判重点九十四人，占百分之七。全校性的斗争重点四十一人，占百分之三点四，登报的重点二十四人，占百分之二。
二、学生中右派比重：
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一般的占百分之十左右，较多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较多的班，如：北大气象三年级一班二十六人中，右派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北大物四一班二十人中，右派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北大数二二班三十人中，右派六人，占百分之二十。右派较少的班，如北大法律系二百六十二个学生中，右派九人，占百分之三点六。
三、党内右派比重：
北大五个支部和清华八个支部（多数是问题较多的支部）共计二百二十八个党员：左的九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点三；中的一百一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右的二十五人，占百分之十一。北大一千六百零八个教员和学生党员中，已发现右的三十余人，约占百分之二。清华一千二百二十九个教员和学生党员中，已发现右的六十人，约占百分之四点八。
人民大学全校二千七百九十九个党员中，左的二千二百零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八；中间的五百六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右的二十六人，占百分之零点九。
清华大学十个党总支中，被瓦解的一个（公共教研组总支），严重动摇的两个（水利系总支、电机系总支）；一百一十二个支部中，被瓦解的三个（物理教研组支部、水利系教员支部、政治课教员支部），严重动摇的一个（数学教研组支部）。
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航空学院四个学校党委的初步研究，应该开除党籍的党员约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二左右。全市各高等学校大约要开除党员四百至五百人。
四、团内右派比重：
北大十个班（六个较坏的班，四个较好的班）二百零三个团员中，右派二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三。
师大比较坏的三个班（有底层、苦药等社团的班）六十九个团员中，右派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二。
北京大学共有学生团支部二百五十九个，团分支以上干部六百一十八人，其中右派分子、叛变分子，以及严重丧失立场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并为右派分子辩护的共二十九人，占百分之四点七，其中团总支委员三人，团支书三人，副支书二人，团支委二十一人。
全市各高等学校共有团员六万人，应该开除团籍的团员约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即三千至六千人。
（北京市委整风办公室的材料）
（一）北大反右派斗争决定在七月二十八日结束，并决定对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马上进行处理（市委布置对右派分子处理要等待中央指示后再进行）：（1）对突出的进行处理，并宣布处理结果。（2）对一般重点进行批判，不马上进行处理。（3）对毕业班右派分子，无论是突出的和一般的都准备处理完。在二十八日以前准备开除十几个党员和一百多团员，同时还准备处理四百多个错误较轻的团员。
（二）人民大学反右派斗争从目前情况看，二十五日搞不完。昨天该校党委会常委决定，学生延期到八月一日放假。有些出去实习才回来的学生不准备放假。下学期开学的日期决定延迟到九月十六日。教职员在什么时间结束还未确定。
（三）七月二十日北大开群众大会批判“广场”。该反动组织和十多个城市有来往，与北京市的十多个中学也有联系。他们从整风以来经费开支共达一千七百多元，调查结果，自己收入只有九百元左右，其余款子来路不明。对参加“广场”的十五个骨干分子调查的结果，其中：家庭出身属于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占十一人，亲属被镇压的六人，本人被清洗出党、团组织的七人，坐过牢的二人。
（四）在市委通知各高等学校党委暂时停止对党、团员的处理后，十八日北大和师大团委又开团员大会处理了一批团员。北大宣布开除团员十六人，停止团干部二十一人的职务，解散一个团支部，改组三个班的团支委会。师大开除团员四人，停止团干部三十四人的职务。
（五）各校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听周总理报告时一般都很紧张，听报告以后，有些右派分子表示要承认错误，交代问题，人民大学林希翎听报告后一夜没睡好觉，早晨起来主动找党支书说，要把全部材料写出来。林希翎的积极支持者邬淑荣（人民大学）该夜一直未睡觉，早晨四点半就找党支书说：“听报告后认识到过去一切都错了，有决心要改造自己，现在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给点时间写材料”他已经写了一整天材料。地质学院右派分子李永涛说：“今天下午要争取检讨通过，愿意投降”。右派分子张久思情绪不安，找团支委大哭了一场，说：“过去错了，感到自己没出路自取灭亡，非常同意留校考察自己，要很好挖思想根源”。农业大学、师范大学等校也都有右派分子表示要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个别右派分子仍然顽抗，如师大中文系四年级薛若安（团员，反动小集团苦药社骨干分子）说：我不愿留校，我要凭自己力量吃饭，要我劳改，我站起来就走。北大物理系赵志盛说：“周总理报告好硬，但是对我没什么力量！”
（摘自北京市委“整风简讯”）
多数高等学校对右派重点都已进行了批判。对今后工作的安排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本周末下周初可以结束，整党、整团工作预计在月底左右结束的，有十八个学校。
北大本周仍进行对系、班重点的批判，并准备召开三次大会，分别批判黄继忠、钱如平、沈迪克等全校重点。没有重点的单位正讨论群众中遗留未解决的思想问题。准备在本周末结束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然后进行整党、整团。
清华初步计划本周除各系、班开会批判系、班的重点外，拟分别开几次大会批判钱伟长、孟昭英及罗兰。本星期六晚上作反右派斗争总结，七月二十一日放假，然后进行整党、整团。，
航空学院对八个全校批判重点都已进行了批判。各系、班现正分别讨论肃反问题及群众中的其它思想问题。预计本月二十三日放假。假期中进行整党、整团，并给党委继续提意见，大约八月十五日结束。
邮电学院有十三个批判重点，有十人已经在群众中搞臭，其中二人已低头认错，六人有了些检讨，二人尚有顽抗。计划本月二十日结束群众中反右派斗争。结束前拟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报告，七月二十日作反右派总结报告。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整党、整团。
（二）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需要到月底左右才能结束的有九个学校，其中有的学校在此期间穿插进行整党、整团工作。
人民大学对全校批判重点葛佩琦、王德周、林希翎的批判斗争已经结束,对吴景超、李景汉、许梦雄的批判尚在进行或刚开始。对各系、班重点的批判还在进行。最近复查各系工作，又查出新的右派分子三十一名，党委即将逐一加以讨论。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估计在本月二十五日可以结束，对党内、团内问题的处理也计划同时结束。教师、干部中反右派斗争将延长到八月。
师范大学对全校批判重点武非发、鹿怀宝、陶大镛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对胡明、朱启贤、董渭川的斗争也都分别开过两三次大会，对傅种孙的批判正在进行，对黄药眠、钟敬文的批判刚开始。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罗里波及“底层之声”、“苦药”骨干的斗争正在进行。估计本月底才能结束反右派斗争。
俄语学院计划在本月十六日、十七日复查各单位有无遗漏的右派分子，十七日至十九日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周总理、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及人民日报社论，并组织讨论，最后每人写一个心得，二十八日作全院学习总结报告。在此期间整党、整团工作穿插进行，大约到本月底全部结束。
农大、北医二校从上周刚开始重新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派斗争，现运动刚进入高潮，估计到月底以后才能结束。
（三）群众中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已经开始整党、整团的有艺术师范及教育行政二校。
艺师学生已放假，整党、整团正在进行，学生第一批整团已结束，刚开始第二批整团。教师中正继续批判刘雪庵。党内正在批判右派分子讲师栾克扬，团内正在批判助教谷学易，到一定阶段也准备放到群众中批判。
此外，民族、外贸等四校何时结束尚未定。
（摘自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第一军医大学在反击右派斗争继续深入之后，揭发出李自然、史振望、高皆、番祖禹、鄂征、杨桂贞、李卓军等组成的反党小集团。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讲师、助教一级的技术干部，其中李自然曾留美，鄂征、杨桂贞（李自然的爱人）曾留苏，多数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富家庭。他们在“鸣放”时期特别活跃，到处收集材料，到处点火，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在攻击党的领导。这个反党小集团以李自然的反党言论为共同的纲领：（1）反对党委领导，主张改组校党委；（2）反对以马列主义指导自然科学；（3）反对培养老干部的建校方针；（4）敌视政治工作。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们连续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对策，并规定了联络记号。他们的策略是：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说领导上公布李自然的材料是断章取义与原意不符，说李自然的动机是好的，意见是对的，只是措词不当；另方面采取组织上的对抗，让李自然装病不参加会议。李自然（支部书记）装病后，将支部工作交高皆（支委）监时负责。高不执行总支反右派斗争的决议，擅自布置党员学习党章，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贪污腐化等，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并有意打击积极分子。随后，高也装病，不参加会议。这期间，高曾给东北人民大学最反动的右派分子张汝楫（吉林日报曾点名批判）写信联络，赞扬张的反动言论，表示和张有同感，并曾数次去人民大学（尚未查清作什么）。史振望曾参加一次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布署反右派，并指名李自然是右派），会后史即将斗争策略、打击对象等全部内容向李自然等泄露。李、高、史并将周围的人作了分析、估计，认为黄弘轩（右派分子）、张友会（中右）、刘树铮（中右）、鄂征、潘祖禹等最可靠，将来发展他们做党员。对宋书元（党员积极分子）、陈守庆（总支委员）要“提高警惕”。他们说：“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和我们党在敌占区对付敌人的办法完全一样”。他们声称这是为了“正义”，“决不出卖朋友”，企图坚持斗争到底。如史振望在小组会上曾说：“对李自然的问题，开除我的党籍，枪毙我也是这样看法。”并决心替李解围，说：“打出来，打进去，打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七月四日这个反党小集团开始被攻破，史振望、李自然都初步作了交代，高皆目前气焰仍很嚣张，其余几人震动很大，都表示愿作交代。现正乘胜追击中。
（七月十六日总政治部“简讯”）
江苏省文联干部、“雨花”杂志编辑陈椿年，于七月十六日写了题为“揭发林希翎，交待我和她的关系”的检讨，全文如下：
今年的三月至四月，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和右派分子林希翎有过八次来往。由于我自己的思想存在很多弱点，在她的迷惑、欺骗和影响下，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这里我首先揭露和交待我和她的政治、思想关系，不久，我将进一步批判自己在思想上、立场上的混乱和错误。
三月初，和我一道学习的李钦（在剧本月刊工作），建议我和他合写一个剧本。他说有个“好题材”，这题材就是“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附件一）
林在“控诉书”中把自己描绘为一个“新生力量”、“反官僚主义勇士”、“年青、单纯、正直、聪明”的人，又懂得文艺，“不幸”受了“官僚主义者的诬陷、打击和迫害”，生了病，想自杀。等等。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很激动，立即给她写了封信，对她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希望能认识她。当时的动机是：（1）认为这个“题材”很好，可以写出一个好剧本来，因此想访问她、观察和了解她；（2）很同情她的遭遇，认为应当给她支持。我天真地想：1、这是向法院提出的“状子”，大概不会撒谎；2、她在“书”中说，胡耀邦、吴玉章等同志都支持她，可见她是“正义”的。
三月二十日左右，接到她从东四区人民检察院打来的电话，约我去谈谈。这是第一次见面。她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1）她说有很多青年支持她，某学校搞“支援林希翎正义斗争委员会”，天津一女学生给她写了封“很好的信”，全国各地给她来了几百封信。她说，今天青年和她有类似遭遇的人很多，她曾见一部队文工团女团员，“被迫”嫁给一高级干部，生活痛苦，曾对林痛哭，林在当时大骂她“软弱”，但林说现在很后悔，她不该骂这女的，因她也是“官僚主义的受难者”。她又说：老干部的喜新弃旧，“是变相的三妻四妾制度”。她说她要对官僚主义“勇敢斗争，决不妥协”，又说现在有好多负责同志劝她“妥协”,就是说内部解决，但她不同意。她说，她同意我信中的话，即她“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千千万万受官僚主义迫害的人。”
（2）她说“哲学发展到今天，有一种黑格尔阴魂复活的味道，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到普鲁士王国就停滞了，我们今天也认为在新社会中就万事大吉了” （大意），我说“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吗？”她就把话岔开，说“今天也只有毛主席够得上称做哲学家”，又劝我应当去学学哲学，意思是说我不懂。
（3）她把自己美化，说她懂得英俄两种文字，认识文艺界中许多名流如秦兆阳、侯金镜、刘宾雁、王蒙等人，又说他们都支持她打官司。她说她瞧不起李希凡，已和他闹翻，因为她发觉李是“一贯投机”。
她说话滔滔不绝，我很难插嘴。我向她表达了同情、支持和钦佩，希望她打赢官司，并问她生活是否困难（她在“书”中说很穷），又说，如果为了打官司、医病须要钱，我可以“支援”一点儿。她说不要。我又附和她“变相三妻四妾”的说法，说：“我也看见过类似情形”。
我在信中曾说文艺观点和她不同，她问是哪几点，因时间已晚，就说“有机会再谈”。
回家后我很高兴，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正义”的事。
我的同学中有一人叫林河，和我隔壁邻居，常在一起打扑克、聊天，比较接近，他也是写剧本的，共青团员，湖南“新苗”文学月刊编委。我和他的文艺观点比较接近，主要在两点上，一是不同意陈其通等四人的意见，二是不同意李希凡对王蒙小说的批评。因为这样，较谈得来。因此，和林希翎见面后几天，我就把林希翎的事告诉他，说想写她的事，并且夸奖了她一番，说她的思想“很进步”，又说准备和她争论文艺上的问题。林河对她也感兴趣了，但说她太幼稚，偏激，要吃亏的。
约一周后，林希翎来电话，约我去西郊，因我曾向她讨一份“控诉书”，和一份论文。我讨这些，动机是：有一份“控书”在手头，以后写她的事时可以参考。林希翎说，她正在处理一件汽车撞死人的案件，要去访问当事人，原先打算把我先送到她西郊的宿舍中，在那里等她；后又改变主意，叫我和她一道去，并擅自在介绍信上把“一”人改成“二”人。后因这个当事人不在家，访问没有成功。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1）我说，我不同意陈其通等人意见和李希凡对王蒙的批评，我又说：“作品中的公式化倾向，理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行政命令方式，这三个毛病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东西。”我又说：“教条主义的习惯势力还很强大，这是百花齐放的主要障碍。”
（2）她说，她同意我的看法，而且认为“很深刻”。她说“教条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产物”，又说：“王蒙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有矛盾。你不要认为这个矛盾只有古典作家才有，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也一样有。王蒙在思想上是个“正统派”，但他有正义感，所以才能写出刘世吾的形象。”我说，我不懂她的意思。她说， “正统派”是她给教条主义者起的“绰号”，她又说：“我就是个‘偏统派’”，我说，这种“绰号”不好，她说，她是“开玩笑的”。她又说“你们做编辑的人，脑子里的教条主义特别多。恐怕你也不自觉地扼杀过新生力量罢。”她又说，“你害怕‘偏统派’这个名词，那么你说你是什么派？”我说：“我什么派都不是，我只想探索问题，一定要叫我归一派，我就是“探索派”。当时说这些话，似乎是一半在开玩笑，但今天来看，很能说明问题。
（3）她又说，李希凡的观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原来和胡风一样，她认为胡风是庸俗社会学，又拿出一九五五年人民大学出版的“教学与研究”某一期给我看，上面刊登了一篇她写的，申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她接着说：“不过我在当时也是个教条主义者，这种文章是写出来应景的。”
我问：“胡风案件现在怎样了？最好能公审，我想去听听。”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又说：“今天来看，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错的，但也有对的地方。”我说：胡风的文章很难念，我也没有读过，不知他说些什么。
她说，她根本不佩服胡风，又说，中国没有作家叫她佩服，她只佩服托尔斯太。她说，她有一个大计划，是她毕生的事业，就是要写一个三部曲长篇小说，“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面貌”。又说：“我要在这个小说里充分发挥我的哲学，写出一切观点，叫那些教条主义者大吃一惊。”我问她，题材是什么，她说是写她自己的事。
她又说，她认为自己的寿命不长，最多只能活五年，所以她要赶快动笔，一毕业就写。又说：“要是到了三十岁我还是平平庸庸，我宁可自杀”。
我不赞成她这种想法，傻瓜一样劝她：不必如此悲观，又说她身体还不错，应该争取再活五十年。又说，这种想法是她的“阴暗面”，她笑笑，说：“我决不愿意庸庸碌碌过一生。”
我向她讨了“控诉书”，和“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和党性”，就回家了。
我感到她“有些狂气”，但因为在文艺观点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又感到她比我懂得多，她跟文艺界交游又广，所以很愿意和她交朋友了。
不久我打电话找她，她说正在生病，我就约了林河，买了些水果，去探病。
因为林河和她初识，所以话题由各人从前的情形谈起。林河讲了些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形，他们那一带匪特活动的情形，说他那时在一个报社里做政法组长，所以知道这些事，想写作。我也说了些我参加士改、镇反的情形。我说，我曾经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两个恶霸，又说，镇反时逮捕反革命，是事先有准备，一下子逮捕一大批，不叫漏网，来一个叫他们措手不及。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林希翎会把它偷天换日说成“南京大逮捕，一夜捕了两千人”，而且把制造这个谣言的责任诬栽在我头上。我在镇反期间，曾把反动的父亲送进公安局，肃反也没有斗我，我在当时是带着一些眩耀自己的“革命经历”，用有些自豪的口吻象讲故事一样说这些话的。我并且详细叙述了我见过的枪毙人、杀人的场景，林希翎双手掩面，叫我“快别说了”，说她神经受不了，又说，她见过一次解剖尸体的事，一连好几夜睡不着。
接着她说，有个干部，从前在某大学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后看见一个当时镇压学运的“刽子手”，今天变了统战对象，不服气，控告，后来散发传单，抗议这件事。公安局就逮捕他，他绝食“抗议”，写了好多信给中央，都被“扣压”，后来又被“冤枉”为神经病，送进疯人院，受了各式各样的“折磨”，终于被她发现了。她说她极力为这个人“伸张正义”，曾写信给好多机关，报社。又说，中国青年报张黎群同志，人民日报邓拓同志，都很关心这件事，她不久前还对某个机关的秘书“施加压力”，并且不断地说：“我狠狠地批评他们的官僚主义”，“我警告他们再不处理，就要写文章揭发！”
她说，她专门喜欢“打抱不平”，又说：“我们监狱对待犯人，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都不如！”又说她“手头”还有好几件这样的“不平事”，她说她为了这些事，作了重大的“自我栖牲”，把所有的业余时问都放进去了。她并且说：“你们以后受了官僚主义的迫害，只管来找我，我做你们的律师，包把官司打赢”。
我和林河，对她的“正直”和“勇敢”都说了些钦佩的话，我并且羡慕地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工作这样有意思，将来要写作，题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当时完全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她几个月后用来作为向党进攻的、揑造出来的“梁质华事件”。
她说，“你要题材吗？多得很！”她翻出一本内部刊物，似乎是“检察通讯”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或第三期，上面刊登了一篇文带，是说常州有个女工，被冤枉为反革命，后来释放了，但没有摘掉帽子，因此失业，生活十分困苦，曾到处要求摘帽子，跑了好些机关，都未解决，后来还是上级知道了，才摘去帽子，作了安置。
林河也翻了翻这篇文章，但没有看完。林河说，他做政法组长的时候，也知道好几件冤枉案子，但是他没有说是怎么一会详情。
林希翎说，最近人大常委组织了检查组，检查政法工作，她说东四人民检察院“如临大敌”，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如何瞒掉缺点，她说她当场反对这样办，后来又把某一件案子的底细悄悄给检查组送信。她说这个检查组的负责人是个民主人士，这个民主人士夸奖她“有良心有正义感。”林希翎没有说出这个“民主人士”的姓名，我很怀疑，不是谭惕吾，就是黄绍竑。
她又说，她“天生喜欢管闲事”，有一对夫妇，都是画家，都是她的“好朋友”，最近夫妇闹离婚，她正在调解，隔天晚上就要去。她同样没有说这画家姓名。
这些都是作为闲谈资料来说的，因此我们也没有多问。随后就一道去吃晚饭，回来时，她房间里坐了一个陌生人。
她给我们介绍，说那人是团中央干部，说我们两人“都是作家，文学讲习所来的”，又说：“大家不要拘束罢，这里谁也不是正统派。”
那人没有和我们谈话，和林希翎说了些钱的事，就走了。我们立即批评林希翎不应该这样来介绍，什么“正统”不“正统”，很不妥当。她立即说：“好好，我是开玩笑的。我说不是正统派的意思是大家都支持我这场官司”。
后来她说，这人是她的爱人，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是党员。她又问林河和我是不是党员，林河说，他不是党员，但他们的机关最近打算发展他入党。我说，我也不是党员，暂时还没有入党的要求。林河和林希翎都问：“为什么呢？”我说：“入党不仅是个理智问题，还是个感情问题。以前我受过处分，从那以后，对这方面问题一直提不起劲来。”他们又问：“受过什么处分？为什么？”
我不肯说。我说：“那是我个人的事”。林希翎说：“你还是申请入党好，在今天，党员是顶吃香的人。”她又说，她不想入青年团了，过几年“直接入党去”。我说，“人要对自己忠诚，入党应当是内心的要求，理智上我知道共产党好，不过感情上这个要求一直不迫切，吃香不吃香我倒不在乎。”
林希翎说：“你这个人有书呆子脾气”林河说：“有些问题，入党后可以逐渐克服，要想在党外把思想感情改造得十全十美再进党，有点脱离实际。”（大意〉。
有关政治性的话题，这一次就谈了这么些，其他还谈了些我想写“毕业论文”的事，我说我想写一篇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文章，不同意何其芳同志的意见。林河不同意我的意见，林希翎说她想看看何其芳的文章（油印稿，尚未发表），说乘她在病中，想看看。她说她对古典文学也很感兴趣，曾和蓝翎打算合写关于“聊斋志异”的文章云云。
第四次见面，就在两、三天之后，是我和林河送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去给她。先是谈了些我的论点（关于红楼梦的），结果林希翎也不同意我的意见。慢慢儿就谈到了“二百方针”。
那时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不久，我们已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林希翎没有听到，问我们：毛主席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她说她已听到了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
我就对她作了小广播，林河也偶或插几句。我说“毛主席狠狠讽刺了教条主义者”，讲了些主席对王蒙小说的看法，又谈起“围剿王蒙”的一些其它新闻，表示很高兴。又说，主席主张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经常有下乡的机会，这下回南京后，可以有创作假期了，也很髙兴。同时又刻薄地嘲笑了“教条主义”，把讲官所听来的一些小广播也说了。它们是：（1）传闻辽宁把陈其通的意见误认作中央意见，这一下碰壁了，（2）安徽也有类似情况。
林河说，不过说话还是不要偏激好，他又客气地批评林希翎，说她太毛燥，容易出乱子。
林希翎说：“你们真胆小”又说：“你们怕钓大鱼吗？”
我说：“偏激倒不怕，偏激总比教条主义好。”又说：陈其通等人的意见有代表性，反对二百方针，是“第一股逆流”，我说第二股“逆流”也可能会有，不过大家思想解放了，不会象第一股逆流那样围剿王蒙了。我又说,“据说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干部对二百方针在情绪上有抵触，不过中央决心很大，现在搞创作，比从前要有利多了。”又说我急着想回南京了，想下乡体验生活去。
林希翎说：“我根本反对你们说我偏激。”她说她曾和谢觉哉同志谈过话，说她把好多观点和谢老谈了，谢老很赏识她鼓励她，又说，谢老曾对她说：“你放心写作品吧，写出来，这辈子不能发表，就到下辈子去发表。”（大意）。她说她很赞成谢老的话，我们也感到很奇怪。
林希翎又吹嘘她的“三部曲”。她说她不搞理论了，说“我的真正的才能是搞创作，现论没有道理。”又说，毕业后她可能到浙江“东海”去，说她在那里有个“好朋友”（没有说名字〕，她说那人和她“无话不谈”，但是她又说，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人民日报邓拓同志，都希望她到他们的报纸去工作。她很得意地说：“我要考虑考虑”。
林河开玩笑地说：“恐怕你爱人不会放你走”。她说，她在这问题上很苦恼，她说这个人的许多看法和她不一致，但毛主席报告传达后，“开始转变了”。她说：“我是天生的叛逆性格，我对哲学很感兴趣，我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做一个启蒙运动者。”她说她的“三部曲”将是“哲学和文学的高度结合”，又说辩证法很有意思，特别是“否定之否定”，劝我们好好学哲学，她说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一定还有一种新的社会出现。
我觉得她这话太狂妄了，林河大概也有类似感觉。林河说，他对哲学不感兴趣，我说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而且还在上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我们这一辈管不到了。林希翎说，她自己也知道，她不会被今天的社会理解，她说她是个“超时代的人”，应当迟生几百年才好。
这些话同样叫人不舒服，林河和我就起身告辞。在路上，林河对我说：“她太狂妄，早晚要出乱子，人倒是蛮聪明的。”（大意），我说：“我看她有点歇斯的里，不过我对她还蛮感兴趣，这是个少见的人，稀有的典型”。
又过了几天，林希翎打电话给我，说她去访问一个郊区的、收养流浪儿、少年犯的教养院，劝我去“体验生活”，我不想去，她一再劝说，就同意了。林河没有去。
那一天大风沙，汽车到半途，不通，就在颐和园逛了半天，那半天，她尽谈私人的事。她说她很“孤独”又问我：“你可有孤独的感觉？”我说没有。她说“你的女朋友可懂文艺”？又夸奖我文字上有“功夫”，说她很欣赏我写给她的信，说要保存起来，留作纪念。又说她私人生活很苦闷，和那爱人合不来，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她又突然烦燥起来，说她这个人在私生活上不会有幸福，她要抱独身主义了，又说她瞧不起今天的许多妇女，说这些妇女都很“庸俗”，她说要把“全部精力放到事业中去。”
我问：“什么事业？”她说，就是那三部曲。
这时我感到，她对我的情绪有点异样，我怀疑她对我产生了好感，后来事实证明，这没有错。我开始回避这话题。
在烦燥中，她突然说：“我把一切都看透了！现在我的处世哲学是两个字：利用。一切人都是我利用的对象。”
我吃了一惊，觉得这种颓废主义的“利用”说，跟她最初给我的印象很不调和。我说：“你利用一切人，一切人也学了你的榜样互相利用，这怎么得了？”她说：“你根本不懂。”
这样的谈话叫人不愉快，我转变话题，说最近写了篇杂文，题目叫“谈谈偏激”。她说：“给我看看”，我同意了。
她说她想漫游世界，对南斯拉夫很感兴趣，说将来有机会要到南斯拉夫去游历。她说她佩服铁托，因为“他胆子大，有些话只有他敢说”，又说她同意卡德尔的文章，又说对南斯拉夫的 “工人自治”很感兴趣。
我说，我也同意卡德尔的报告，即认为官僚主义是制度的产物，但对铁托的演说，则觉得国际上影响不好，有点自高自大。我又说，我对南斯拉夫也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农业尚未合作化，叫人不放心，我说无论怎样，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她说：“你的看法太简单，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多种多样，波兰不是在搞农村俱乐部吗？”
在这场谈话中，我又对她小广播一次，把“参考消息”上一篇铁托的讲话（记不起对那个问题的意见）告诉了她，她拍手叫好，又说，我们报纸上“新闻封锁”太严格，南斯拉夫一定好得多。
她又把话题扯到私人生活上去。她说她父亲是个“混蛋，根本不想再提他”，她说她在暑假中要到南方来，找一个庙，去“休养”，又说路过南京时要来看我，请我“不要装作不认识我”。又说她在“东海”的那个朋友，对她如何如何好，说这朋友的爱人也很好，说她在这朋友家里（在北京），住过很久很久。她说这朋友不赞成她和她人的关系，所以她很“矛盾”。她又问我讨了一张照片。
这以后，约有十天，没有联系。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她又给我电话，在电话中说，她最近访问过秦兆阳，秦告诉她，胡风集团的案子快要公审了，又说她听到小广播（没有说明来源），说胡风已被保释出狱，在某地疗养。我说，我很快就要南返了，她说，那么你和林河一道来玩罢。
第一次见面没有谈什么政治性的话题，三人一道参观了农业展览会，又一道去看了一张电影片子“家”，还一道去吃了晚饭，分别时，我和林河都说：走以前不再来看她了。林河又劝告她：“你的一些观点，还不成熟，自己想想可以，不要到处乱说”（大意），我也说，不要到处嚷嚷，还是好好儿搞创作罢，林希翎说，“对对，我们就在创作中努力罢，人死了没有关系，只要作品能流传下来。”
过了四、五天，她又突然来电话，说她已拿到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问我可要看？我说：“当然想看”，她就叫我去。我说，我没有功夫（正在赶写一个中篇初稿），请林河去罢。
和林河商量，林河也想看，但他叫我去。
我去了。这以前，约在第三次或第四次谈话中，林希翎曾说起，某大学里有人把美国工人日报上发表的、赫鲁晓夫报告翻译了，在学生中流传很广，后被校方没收。她说她看过，又问我和林河看过没有？我们都说没有。她说：“内容丰富，值得看看”，又说：“不要紧我来给你们想办法”。
再说我到了她西郊宿舍，拿到这份报告。它是刊印的，封面包纸，没有看到编号。我问她：“你从哪里拿来的？”她说，是她爱人给她的。我有点担心起来，问：“你给别人看，他知道不？”她说：“没有关系。不过有个条件：你和林河分头给我抄一份”。
我不肯抄，一则嫌字多，二则怕负责任。她说：“那你放下来，我叫另一个人抄。”我却又舍不得，说，我很快就回去了，还是让我先看罢，她说“那你务必给我抄一份”，我答应了。她没有告诉我这“另一个人”是谁。
我要走，她不放我，又和我谈私生活。她说，她很奇怪，“跟你见面不久，但我觉得我很了解你，比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深刻”。然后又开始捧我，一直捧到我的眼睛，最后说，她发觉自己对我“有好感”。又说，如果我和她在一起共同生活，我就会生活得幸福。
我拒绝接受她的“好感”，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对另一个人有好感，虽然我和那人的关系尚未最后肯定。同时我问她：“你不是也有爱人吗？”
她忽然生气了，站起来，说我“很庸俗”，她说她从未对任何人主动表达过爱情，她又说，她原认为我“还不错”，现在才知道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她说“你快走罢，我知道我这辈子不会有幸福了。”然后她苦恼起来。
我很为难，就开始安慰她，说了些安慰她的话，才走开。这时我心里对她有了反感，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做，更不应该用一种漂亮话来多方装饰自己，为自己辩护。
回到讲习所，我感到，袋子里这份报告的关系很大，就对林河说：“我在她那里看了一下报告，没有拿回来。”没有给林河看它。
我抄这份报告，抄到一半，越来越感到这么做不大好，就没有抄下去，怕负不起责任。
两天后，我把报告原本去还给她，那没有完成的抄本，没有给她。她问：“抄本呢？”我说：“没有抄完，没有带来。”她说：“那你在离开北京前寄给我，一定要寄来。”我说：“你要这抄本干什么？”她说：“另外有些人要看。”我说：“是些什么人？你要小心啊。”她说：“我还不知道你原来这样胆小。这报告早晚要发表的，早一点看有什么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都看到了，我们看看有什么关系？”我被她说服了，同意寄给她。她没有说另一些人是谁。
她问我：“看了报告有什么感想？”我说：“真是惊心动魄”。她说：“我根本不同意这是什么思想意识问题，这是个制度问题。”但是她又说，她不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指政治制度。
我说我同意她的观点，不过这政治制度究竟是指什么呢？她说“反正是个制度问题。不过我也不大清楚。”又说“最大的暴君也不及斯大林”。
我告辞，她说她要送我。在路上，她一忽儿说，她要到南方来，建议我把创作假期和她的创作假期凑在一起，再拉上她在“东海”的那位朋友，一道去旅行；她又说，她在“东海”的那位朋友也是个青年作家，要是我愿意，她可以介绍，说江浙是邻省，应当认识认识。我说，等我到杭州去时，再请她介绍罢。她就说，“对了，你和你那女朋友结婚时，到杭州去罢。”一忽儿她又说：她根本不想再见我了，路过南京时也不来拜访我了，说她内心有痛苦。
在闲谈中她还说起，有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她投了空白票，表示“抗议”。我也附和她，说，我参加过的两次选举，糊糊涂涂投了票，候选人的面貌也不知道，这样的选选“形式主义”。
她说，希望我离京前再来看她一次，但我口头上漫应她说：“好罢”，心里怕她再拉扯什么感情问题，就没有去。
回南京后不久，接到她一封信（附件一），她责备我“不告而别”，又向我认错，说她不应当对我表白爱情，她说她已经“根本否定”了这个想法。接着求我把这信烧掉。
我倒觉得她“变好”了，觉得她毕竟还是能“克制自己”的。她在信上又向我讨那个“抄本”，我想了一下，决定不给她。我对她编了个谎话，说我这抄本正给另一个人看，不能寄给她。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从未将这报告给任何人看过。而且，这种半截报告也不适宜给人看。我又说，希望她把后半截报告的抄本寄给我，我要抄一份。我的动机是：我既然有了一半，何不全文抄下来，作为“个人文件”，研究研究“究竟斯大林问题是什么原因？官僚生义是否是制度产物？”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这一年来逐渐产生的，很想求得解决。
半个多月以后，接到她第二封信（附件二），这信的主题是催我快把抄本寄给她，骂我“失信”。我心里犹豫起来，觉得既然一再答应给她，确乎不该“失信”。又想，既然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给她的，问题大概不大。但仍然没有寄出，因为感到，这毕竟是一个问题。
四、五天后，又接到她第三封信，航空寄来，又催我快寄去，这三封信上，都说是“有一群人要看”，没有说明是谁。在第三封信上，她说她要印这个报告，说是“为了友谊，求你火速寄来。”我想，好罢，事已至此，就寄罢，同时提出要求，请她翻印后寄两份给我。并且说：“南京也有人需要它。”我是想自己留一份，再给一份给高晓声看看，因为叶至诚从前已在他父亲那里看过它了，回来后还跟我说起过它。这里应当申明，高晓声同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这都是我自己一相情愿的想法。我这个想法也对不起高晓声，因为把他看成了是和我一样胡涂、幼稚的人。但我想把报告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其它企图，只觉得他跟我很熟悉，信得过他，再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都看过了，我们看看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这种想法，十分明显是受了林希翎说法的俘虏。我在当时也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是政治性的错误。
林希翎给我的第三封信，后来遗失了，这里要比较详细地交代它。好在这信我都给叶至诚、高晓声、方之等人看过，可以请他们作证。
林在第三封信上说，她“闯祸了”，就是说到北大去讲演了，挨人打了一拳等等。她又说，她母亲快饿死了，向我借钱，要我直接汇给她母亲，说以后还我。又说，她是“时刻在激动中”，打算办一个刊物，办好后一定寄一份给我。
我以为她在办文艺刊物，就在复信中说，寄份来看看也好，同时还说：如果要稿子，我可以寄一篇去。又说，她母亲那里，等我领了六月份的薪水，就寄钱去，至于还不还的话，不必提了。
我确实不知道她的“一些朋友”是什么人，也从未和这些“朋友”见过面，她也从未向我介绍；我也确实不知道她办的究竟是什么刊物。尽管如此，我既给她寄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抄本，又盲目地自愿为她这个“刊物”写稿，实际上，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我是在帮她和她那“一些朋友”的忙，而且可说是无微不至！今天看来，我在这些事件上，成了他们的尾巴，帮凶。在政治上，我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我记得，林希翎说过，她在学校里有“一个大姐”，对她“很好”。她又说过，她曾在一位“好朋友”家里养过病，这个“好朋友”就是那个在“东海”工作的人，说在那里当副主编，又曾指着那人在“人民日报”上用笔名（已忘了）发表的文章，夸奖它。我又曾见过林希翎桌上压了好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和她爱人及一大群人的合影，那些人的年纪都不小了，林希翎曾说：这些人都是她的“好朋友”。此外，就是我上面交代过的“天津一女学生”，“支援林希翎正义斗争委员会”，“一对画家夫妇”，还有一个夸奖过她的“民主人士”，以及王蒙、刘宾雁、侯金镜、秦兆阳、张黎群、邓拓、吴玉章、胡耀邦、谢觉哉等人，和她有关系。
所有这些人，她都没有介绍给我，她只是在吹嘘自己的时候，才顺便提及。只有其中一个，即“东海”的她那位“好朋友”，她曾向我谈到过三、四次，吹嘘自己，也吹嘘那人，并且有介绍我认识他的意思，但也从未真的介绍过。
她交游广阔，活动繁忙，和我及林河见面，均不在星期天，又因她是个女孩子，所以我们也从未问过她何去何从。
六月四日左右，我把林希翎的“控诉书”、“论文”，给我的第二、第三封，拿给叶至诚他们去看。因为早几天，曾华曾在叶、高、方之、陆文夫、我等人面前，说可以考虑请林希翎参加我们想办的“同仁刊物”，我说我也认识她。曾华很奇怪，问“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同意考虑林希翎参加，也说过“她容易闯祸，十分自高自大，但很聪明。”
六月六日光景，在玄武湖，叶、高、方之和我等几个人一起闲谈，叶说，他认为林希翎“不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他已看过她的“论文”，信），不同意参加。方之也说，据说她在北京到处演讲，要“保卫匈牙利革命果实”，我很奇怪，我说她恐怕不会说这种话，因为照我想来，她是个“左”派，怎么会和纳吉混在一起？我又说，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也反对，我不愿意把纳吉称做“同志”。当下就否定了考虑林希翎参加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我汇了二十元钱给她母亲（地址是她在第三封信上告诉我的），并附一便条，谎说“这是我在北京时向林希翎借的”，以便叫她母亲放心。
七月九日，我向组织上口头交代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赫鲁晓夫报告的抄本事。当时我已从报上知道，她和黄、谭有勾结，感到很吃惊，因为她原先给我的印象，是个“单纯、年青、思想激进”的人，怎么和那些旧军阀、反动党棍混在一起？但我又想，她恐怕也是一时糊涂，受人利用。我当时还希望她能正直地正视自己的错误，悔悟，并且说，这人要是回头了，那倒是个有用之材，比我能干得多。所以，当时我只向组织上交代和她有“五次来往”，瞒掉三次，因为我不想把她对我有“好感”这些事说出来，一则觉得这不是政治关系，二则还想为她留些面子。我当时也不知道，从一开始就欺骗我直到最后的那份“控诉书”，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对她的“好印象”，主要是由这份“控诉书”建立起来的。
七月十二日，我突然接到她第四封信（见七月二十六日本刊第八辑第十页），这是封恶毒的信，我看完后，又气愤，又紧张。立即把信交给了组织。气愤的是：（1）她鬼鬼祟祟地通知我，她已向组织上交代了哪几件有关我的事，暗示我依样画胡芦，掩护她过关；（2）她骗我，说她不是右派分子，是“弄假成真”，她骗我，说她和黄绍竑没有什么政治关系，只是“偶然见过一次”（报上曾揭发她到黄家看过案卷）（3）她公然实行诬陷，说我讲过“肃反冤枉了七十二万人”，这是揑造。我没有说过这话。她又借上一点因头，把我讲述镇反时集中逮捕反革命的事，变为“南京在肃反时一夜捕人二千”；她并且公开对我撤谎，说我和她只有“三次谈话”。当然，第二，第三，第四次见面，谈得多些，但见面是有八次，不止三次，她并且无耻地装出一副可怜相，向我讨钱。
她又说，她曾寄给我一份“广场”。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寄给我（这很可能），但我确实没有收到它。到这时我才知道，这就是她办的“刊物”。
如果我确有这些话，这些事，那么，她已交代了，又写了鬼鬼祟祟的信告诉了我，我完全可以依样“交代”，但我确没有说过这些话，没有收到这个“刊物”。我曾经向她作过小广播，内容如前，我也曾经替她抄过赫鲁晓夫报告，详情如前。
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她对我表示“好感”后立即骂我“庸俗”的事，以及她对我说“一切人都是我利用的对象”的话。我厌恶这个骗子手！什么“年轻、单纯、勇敢、聪明”，全是伪装，也全是我自己的错觉。
我也很痛心。为什么我会受骗？为什么和她认识后四十多天中，就有八次来往，把她引为“朋友”，她的有些谬论和我气味相投，有些谬论我随声附和，还有些谬论我也没有鉴别能力，如果说她的灵魂已经彻底腐烂，那么在我的灵魂里也长着脓疮。这脓疮是我自己造成的，但和她的交往，也直接促使了这脓疮的发展。所以即使我感觉到了她狂妄，感觉到她在道德上腐败之后，仍然不能从政治上，亦即是从本质上来否定她。
我不仅犯有思想错误，而且犯有政治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严重的。我将彻底清查自己的立场，思想，我请求组织上给我批判，给我应得的处分，使我牢记这场教训，坚定地跟着革命走。
如何不告而别？现在已平安抵京了吧？你真粗心，我曾再三叮咛你要将赫报告之抄本寄给我。为何带走了呢？请速速用挂号寄给我，因为有一友人急需看。
在节日里，我的未婚夫（我第一次对别人用这样的称呼）来我这里玩，我们玩得很好，经过复杂而清醒的种种考虑后，我准备乖乖地接受命运将给予我的一切安排。我以后要决心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事业中去，我相信在那里我会得到最大的幸福和愉快的。
无论如何我不能给别人带来不幸，若那样，在良心上我会永远受谴责的，不，不！这样是决不会幸福的，所以过去的想法我已根本否定。假如我有什么错误，请你原谅吧！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
问候你的未婚妻，我衷心地祝你们幸福。我们以后多多通信联系，有什么情况多多交流。你那篇杂文，我认为可修改一下寄出试试。
但愿在我们之间能培养出一种崭新的、真挚的、超越爱情和友谊之上的人间所稀有的最纯洁、高尚的友谊，让这种友谊的生命力能伴随着我们的事业和精神那样永远常青。
我写得语无伦次，但是我已如释重担的安心了。答应我看完这封信后，请马上焚毁。
盼复信。
握手！
H·G
7·5·2晨
来信收悉，因忙于考试，未及早回信。现在空气好转，各地都热闹得很，真大快人心，你那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毕业后我到东海去的可能很大，因他们答应给我每年五个月创作时间，另一可能上北大去进修，等决定后一定告诉你。
非常生你的气，为什么赫之报告抄本还不寄给我呢？这里有几位朋友等着看，请千万迅速寄来，你实在不该这样失信。后半部待你那部份寄来一同让友人看完后再寄给你。
最近内部出版了斯特郎写的“斯大林时代”（文汇报曾发表过文章）你见到了没有？我不久可弄来看看。
谢谢你的祝福，但在我个人的私生活方面，这辈子我是不打算追求什么幸福了，我真正的幸福只有在事业中去寻找……
最近有何大作吗？别忘了寄给我拜读拜读。
握手！
海果
7·5·21
“林河兄走前曾来我这畅谈了一次”
（江苏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材料）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