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八月三日到六日）…………（1）
十九个省、市的右派分子统计………………………（38）
山西省委对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安排…………（40）
关于储安平、孙大雨的一些材料……………………（43）
谢觉哉同志的秘书吉世琳给林希翎的信
（原文摘要）……………………………………（45）
（一）向德（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委员、长沙市副市长、省工商联主任）于五月底在省政协会议上，发表了“是甚么因素阻碍了工商界积极性的发挥”的反动言论。他原来打算到北京去也这样干，但到京后知道了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的情况，觉得气候不对了，于是采取两面派手法作了反对右派的发言。回湘后，省工商联右派分子戴子祺等质问他为什么要在京发表反对右派李康年等人的言论，他又以两面派的态度答复说：“我并未反对李康年”。
（二）从七月二日起，省工商联开始批判向德，他在京知道以后，一方面在全国人代小组、在民建中央作检讨，另一方面写信给省工商联，作空洞的检讨，企图过关。
（三）向德于七月二十五日从京回湘，连日向长沙市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汇报。汇报中说他在中央作了三次检讨，并对陈叔通发了一通牢骚，责问他为什么过去只提爱国主义教育，而不提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动的。
向说，目前他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希望给个机会作检讨；二是以后工作如何办？对民建、工商联暂不插手，“衣冠楚楚再下楼”。
张以藩，男，五十岁，长沙人，家庭是地主，本人是宗教职业者（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该会省、市副主席），无党派人士，现任长沙市政协副秘书长、省和长沙市人民代表。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张投江自杀身死，中共长沙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当即作了必要的善后工作。现将张以藩解放前的政治历史简要情况、在鸣放中的反动言行，及其自杀情况报告如下：
（一）张以藩在一九三七年任长沙青年会总干事，伪湖南省参议会参议员，蒋军全国士兵生活辅导团副团长，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任国民党“行总”湖南分署副署长。张在解放前，一贯崇美敬蒋，信仰基督教，推崇美国文明，宣传宗教思想，扩大教会奴化影响。他所接触的人多系国民党高级官员、特务分子，如蒋廷黻、朱经农、姚雪华以及美帝分子俞道存（解放后被驱逐出境）、吴惠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分子）等。
在解放前夕，张突然表现左倾，解放后他表面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全省基督教革新运动，但另一方面又极力包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二）张以藩在鸣放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反动言论。他在市委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首先恶毒地诬蔑人民司法工作，夸大肃反运动的缺点，说：“三反、五反、肃反是几年来党群隔阂加深的基本原因。”他把司法工作描绘成漆黑一团，说：“没有完备的法律，就给违法乱纪分子开了方便之门”；“纠错不应该由那些原来办案的犯了严重主观主义的“过于执”来搞，需要几个客观的“况钟”来平反”；要成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门条例来纠错，要起用旧人员，要制定“惩治诬陷的法律”等。其次，挑拨是非，煽动群众对党不满。他叫喊自己“有职无权，像一朵纸花”；并说我们“对相当多的民主人士照顾不周，这些人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诉，没有人替没娘孩说话。”一九五六年市级经费节余十几万元，他在市人委会上说：“这是曹市长要邀功，不关心人民痛苦。”他并在政协社会组访问城市平民生活的总结会上，重复了这些话。再次，他还污蔑共产党不承认错误，说：“有些党员自以为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总用一套辩证法专来打通别人思想。”此外，他在鸣放中还支持右派反动言论，说刘颂镐（参事室秘书）的反动言论“是有道理的”。
（三）自杀经过和处理意见：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杜迈之被揭露不久，张以藩就以诊治糖尿病为名，于六月十五日左右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七月十二日上午，张请求参加市政协社会组学习，表示自己有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在此期间，张的情绪一直紧张。七月十九日长沙日报登出驳斥他的文章，同时医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把他爱人朱铁蓉在幕后支持的反动集团攻破，揭发中牵连到他。张在当天上午，就找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胡鹏认罪。胡很客气地对他说，可以作些自我检查。张临走时把自己臭骂了一顿。七月二十日下午，张从医院出来，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半打电话给市政协请假不参加会议，十一时四十分在湘江轮渡投江。当时有三个人去救，因风大未成。其遗体已于二十二日上午安葬。张死后，在他房子内发现有个本子，写了三十三条检讨提纲，并已写成了两段。还发现张给他爱人的遗书：“血糖一五〇，体温头晕不减，奈何！奈何！党对得起我，我的错误言行对不起我。今后好自为之，努力改造，带好孩手。潘七月十九号晚。”
根据以上情况，估计张的自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糖尿病久不能根治，神经衰弱，血压很高，精神抑郁；二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他面临着两面夹攻的形势（他妻子那方面也牵连到他），这是自杀的主要原因。另外，市委统战部事先估计不足，没有考虑到他会有意外，事先没有给他打招呼。
对于张以藩的死，各界人士认识比较混乱，右派分子想乘机造谣挑拨，如不注意，将不利于反右派的斗争。因此，当前要作好如下几件工作：（1）及时掌握各方面的反映，防止和反击右派分子、坏分子的借机破坏。（2）在市人委、政协的适当的会议上，把张自杀的情况正式公开说明，以正视听。（3）张自杀前，曾带出一个皮包，自杀后—直未找到，由市公安局继续加强侦察，可能发现新的情况。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一、省委将于八月五日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并吸收省级机关处长干部参加。这次会议准备以完成夏秋粮食征、购、销为中心，并通过对粮食分配、增产增收、生产整社（包括生产资金、秋种面积安排、农田水利规划、勤俭治家计划、秋季分配等），以及整风、反右派斗争等几个当前迫切的问题的讨论，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阶级教育，批判克服干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思想，动员全党完成今年粮食征、购、销的任务和下半年生产整社的任务。会议开法：第一段，由江渭清同志传达主席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正面提高思想认识。第二段，根据主席讲话的精神，检查夏季粮食增产、整社工作，摆开下半年主要工作任务，暴露思想，揭开矛盾，展开辩论，辩明是非，提出措施，以克服省委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解决下面干部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问题。第三段，把下半年粮食、财政、生产、整社、生活等主要任务定下来，并作出大体部署。会议估计要开两个星期。
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六月中旬各有关单位分别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并已获得初步成绩。但鉴于：第一，本省文艺队伍相当庞杂，右派比例相当大，反右派的任务相当艰巨。第二，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分散在省、市好些单位，但是他们相互联系多，小集团活动较多；有的公开合伙搞同人报、同人杂志、同人诗刊，实行所谓“用共产党的钱办反对共产党的刊物”的阴谋。因此，必须在搞清某些重点的个人活动以后，才能深入一步追查集团活动。第三，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不但反动的政治论点比较系统，而且往往还有一系列的反动文艺论点。目前虽以批判反动的政治言行为主，但对反动的文艺理论也必须排队分析，因为反动的文艺论点大部分是和反动的政治论点一脉相通的。根据以上情况，今后如继续由各单位分散作战，将不利于斗争的深入和进一步追查文艺界的右派集团活动。因此，上星期省委单独成立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以便更好地组织协作，配合作战。目前该领导小组已着手作如下的工作：（1）集中各单位分散斗争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排队，摸清集团活动的情况。（2）系统地研究他们反动的政治论点和文艺论点，组织讨论，写批判文章，给左派和中间分子输送子弹。（3）在各单位分别斗争告一段落后，以省文联名义召开在南京的省文联委员座谈会和有关单位人员的辩论大会，并选择有代表性谬论的人，继续在新华日报上点名批判，造成斗争声势。八月三日新华日报已揭发批判了该报内部以强剑衷为中心的右派小集团。以后准备时起时伏，初步打算把这个斗争搞到今年年底。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佘孟孝汇报）
（一）高等学校方面：（1）最近准备将反右派的斗争完全转由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进行，暂时结束由各学校行政组织对右派进行斗争。现在，音乐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南开大学和天津医学院，计划于八月五日以前结束。天津大学除建筑系和行政职员因斗争开始较迟还需继续进行外，其余各系室等也可于最近结束。只有天津师范学院，还未具体确定结束的日期。（2）最近几天反右派斗争有些新的进展。南开大学最近批判了经济系统计学教研室教授林和成。林主要是对统计学发表了不少谬论，如说：“统计学不是社会主义科学。”“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为什么我们偏要学苏联？美国的应用统计学和英国的理论统计学都很好，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北京人民大学的统计学教材，百分之九十都是从苏联搬来的，而南开大学的统计学教材，百分之九十又都是从人民大学搬来的，这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林在今年的全国统计会议上，又曾对我国的统计工作进行攻击。根据大家揭露的材料，林常常以统计学者自居，而实际上他只学过工商管理，并没有专门学过统计。林有时还用翻译和抄袭的外国作品，来冒充自己的著作。天津大学最近新增加的斗争对象有曲浩然、卢风珍、赵效曾等人。曲浩然是建筑系讲师，在鸣放时曾发表过右派言论，并曾利用学生对生产实习的不满，进行煽动。卢凤珍是俄文教研室的助教和团支部书记，也曾发表过右派言论，并挑拨党团关系；特别是集中攻击俄文教研室的党员干部，企图把他们赶走。赵效曾是教材科科长，主要是以教材科为阵地，搞反党小集团活动，并曾发表反党的言论。另外，天津大学哲学系教授赵蕴山，过去自己吹嘘他在津沽大学时，曾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根据新揭发的材料，赵实际是同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而且关系相当密切。有个披着神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离开津沽大学时，曾委托赵来照顾某些教徒；赵在津沽大学合并到天津大学后，也的确按照那个神甫的委托做了。（3）天津大学在教职员中进行反右派斗争时，曾擅自对八个工人进行了斗争。其中有六个是机械系实习厂的工人，有两个是行政上的工友。据说，这八个工人政治上都比较复杂，有的还是被管制的；其中实习厂的工人还与赵蕴山有联系。市委发觉这个情况后，已经设法制止，并派人去进行了检查。
（二）民主党派方面：整个看来运动是继续走向深入，又新挖出来一些问题。（1）民盟最近开始对王大川的亲信、市民盟工程技术委员会秘书郑纬世进行了斗争。通过对郑的斗争，现又挖出王大川的一些材料。据郑吐露：第一，今年四月市民盟改选时，王曾与郑商议市民盟委员的名单，并曾与郑谈过人事安排、组织发展和工作方向等问题。第二，王经常与郑一起谩骂盟内党员和左派分子。王曾说：孟秋江（原天津民盟市委的主委，现任我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大山。第三，王主张在工程技术界和文艺界大量发展组织，并具体向郑提出要发展天津京剧团的名演员杨宝森和历慧良等为盟员。第四，王曾在工程技术界点过三次火。（2）市工商联在八月一日又开会对毕鸣歧斗争了一次。毕的外贸小集团已开始瓦解。该小集团的分子赵天爵，把毕的一切反动言论和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形，以及组织小集团向党进攻和有计划地布置“退社”等阴谋活动，全盘端出。这对中间群众的教育很大，也打破了中右分子们对毕的幻想。该小集团的另一分子米录斋，虽然也已开始对毕有所揭发，但仍保留很大：谈近不谈远，谈经济不谈政治。（3）民进最近已初步揭发出市民进驻会委员兼调研室主任高准的一些右派活动。高在鸣放时曾到中小学点火，并曾与几个已发现有右派活动的基层组织发生联系。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江西民主党派中的右派首脑人物许德瑗、刘九峰已经暴露出来了。许是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刘是副主任委员。许、刘集团是章、罗联盟在江西的核心（这方面的详情正在揭发），他们不但是江西民盟中的右派人物的幕后指挥者，而且同已暴露出来的省农工、民革和江西师范学院中的右派分子都有联系。
江西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暴露的过程来看，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在省委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和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的。这些人的面目暴露得比较明显。第二类，是在对第一类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进行争论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因为他们为右派分子的论点辩护，在争论中和已暴露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终于暴露了他们的右派身分。第三类，则是在座谈会上说话比较小心，在斗争中态度比较暧昧，但在幕后却积极进行活动；直到反右派斗争进一步走向深入，从驳斥右派言论转到挖右派根时，才逐渐暴露出来的。正如右派分子廖超伦（民革省委秘书长）所说的，不是钓上来的，而是下河摸上来的。许德瑗和刘九峰都属于这一类。
前两类的右派分子，因为面目比较明显，很快为左、中派所识破，所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就首先成为斗争对象。但是后一类右派骨干的面目，在开始时并不明朗，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中间派（包括中中和中右），暴露他们的过程就比较曲折。暴露许德瑗和刘九峰的经验，主要有两条：（1）采取慎重的步骤，根据大多数群众（主要是中派）的思想认识，一步一步地拖，使群众的思想都能跟得上来。（2）上下结合，内外夹攻，逐步地、有准备地揭发他们的幕后活动。
如上所述，许、刘在鸣放中尾巴夹得比较紧（虽然也有漏洞），在座谈会上不暴露自己的反动论点，但却暗地直接出面或通过右派外围人物，进行了很多为一般群众所不知道的幕后活动。这些幕后活动，左派和我们也知道若干线索，但详情不明。不过，我们根据平日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情况，及对照他们在运动中可疑的表现，估计他们很有可能不但是右派，而且还是江西右派的核心人物。如：他们平日与章、罗关系密切，在全国各地揭发章、罗反党活动时，他们只作了一般批判，而背后又同意并宣扬章、罗的反党言论；他们平日在背后对党有很多不满言论，但在座谈会上又不公开拿出来；在大家对右派分子向法宜（民盟省委副秘书长，现已查明是许、刘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作斗争时，他们的态度表现暧昧，等等。
当时，因为他们的右派面目不明朗，特别在群众中还有迷惑作用，为了慎重起见，在排队时，暂把他们划为存疑分子。但是在民盟整风过程中，他们的右派面目很快就暴露了。如许德瑗在会上讲话时，讲了很多空洞道理，说反右派斗争也要和风细雨；而对于民盟省委已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向法宜、王秋心、漆裕元）的问题，则避而不谈。因此，许多中间分子便开始由不满而进到对他们有了怀疑。
在斗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在会上继续揭发已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许、刘的右派可疑情况，如：潘光旦在今年四月间以视察为名来江西后，曾避开众人耳目，与许德瑗有过密谈；右派分子向法宜在被揭发得无以容身时，曾背地向许、刘求救，许、刘则暗示以脱身之计，告诉他要沉着，必要时承认自己是右派就能过关；向法宜在会上作检讨的发言稿，事先都和许、刘商量过，等等。这时，我们就决定在继续揭发向法宜、王秋心、漆裕元的同时，开始向许、刘作一次火力侦察——首先批评许、刘在反右派斗争中态度暧昧。采取这种办法，是因为考虑到一般中间派已看到许、刘行迹可疑，批评以后中间派对许、刘的怀疑就会增加。如果许、刘确是右派核心，这一批评既能争取中间派，又能成为暴露他们真面目的起点；如果许、刘万一不是右派核心，这样批评他们也是实事求是，没有一点过火之处，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有理，又有利的。从事后看，这一作法是成功的。
批评许、刘态度暧昧之后，出现的情况是：
（一）许德瑗采取搪塞吞吐的态度，结果弄巧成拙。他当时向大家回答为什么讲话中不点名向民盟省委右派分子作斗争的原因是：“原来要讲的，因为大家递条子，叫赶紧讲完，所以没有讲”；“那篇发言稿讲得不好，因为领导小组没有给我起个草稿”。刘九峰在领导小组开会时，则发怒说：“这样批评！你们是什么意思呢？”这样更激起中间派的不满，增加了大家对许、刘的怀疑。
（二）江西日报发表民盟整风会议批评许、刘在反右派斗争中态度暧昧的消息后，与许、刘有关的工作单位（包括民盟的基层单位），纷纷向省委统战部和江西日报揭发许、刘在鸣放时煽动与组织向党进攻的幕后活动材料；许、刘到吉安市进行点火活动的详情，也为民盟吉安市委的干部揭发了（对于这一情况，在此以前左派和我们只知道线索和大体情况）。正好光明日报也在这时刊登了潘光旦的发言，提到章、罗联盟在江西的据点是许德瑗。
至此，许、刘的幕后活动材料已暴露得比较充分，中间派的态度已转变过来，把许、刘当作江西右派核心人物来斗争的条件已成熟了。于是，我们就有计划地把许、刘的材料一个接着一个拿出来，向许、刘展开了斗争。这场斗争到现在已进行了两周，许、刘是江西右派核心人物的面目，已经基本上揭露了（另一核心人物是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
目前右派骨干人物的特点是：（1）对于有人证物证的反党言论已无可抵赖，大多数已承认自己有错误、有罪。如刘九峰承认了到吉安进行点火活动的事实，承认了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一情况已不同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期（反驳右派言论时），那时江西民主党派中很多右派分子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反党罪行（如有的说，杀了我的头，破开我的肚皮，都没有反党思想）。现在当幕后活动被揭发后，他们中除个别的还在这一条防线上顽抗外，多数已把这条防线放弃了。
（2）右派骨干分子对于他们有计划的活动和相互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章、罗联盟的关系，还拒不交代。如：鸣放时许、刘集团中的骨干人物分别去吉安、景德镇、萍乡等地点火的事实被揭发后，他们仍不承认是有计划的活动，而把它说成是单独活动的偶然凑合（估计他们有攻守同盟）。又如：许、刘只承认与章、罗有来往，但不承认、不交代章、罗对他们有什么指示。现在他们正坚守这一条防线（不交代关系）。但估计这一阵地在斗争继续深入以后（现正在争取右派起义），也不是那么好守的。
目前已快到决战阶段，斗争更加艰巨。今后除了继续对右派分子采取分化和个别击破的方法以外，还要更好地研究战术（估计他们有的暂时还可以守住阵地。我们如不获得第三者揭发的更多的幕后活动材料，则避免采取正面进攻的办法，而采取迂回战术，来加以击破）。同时，也要防止左派队伍中的急躁、简单、图快的情绪。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黄韵琴汇报）
一九五〇年三月，黑龙江公安厅到沈阳接受了一批犯人，当时一部分犯人被调到桦南县曙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我是这个农场劳改队的负责人。当年五月间，我接到从北京寄来、署名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周鲸文并盖着周的私章的一封信。信中说：“在你处管押的犯人中有叫张佩诤的，他抗日有功，是曾对共产党有帮助的进步分子。身体有病，不适合劳动改造，请予释放。”七月间，从沈阳又来了一个叫冯茂林的人，拿着周鲸文的信到劳改队，要求释放张佩诤。信纸、信封、笔迹、私章、签署都和上次周的信一模一样，内容也大体相同，只是口气更强硬些。冯茂林对我讲：“周委员很了解诤兄（即张佩诤），与诤兄多年相处，是为知己。周委员认为诤兄不应劳改，他们曾在一起抗过日。另外，周委员托我来的意思，请你们立即把诤兄交我，我把他保送到周委员那里去。周委员在中央谈过诤兄的情况，中央也了解诤兄的为人，知道诤兄很有才干。周委员托兄弟向您致意，请把诤兄交我带回。他将对您感谢不尽。”同时，冯茂林又在劳改队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起，美帝实力雄厚等等。实际上张佩诤是国民党东北行辕少将高参，东北策反第二小组组长，军事特务头子。为什么周鲸文能和他是知己呢？为什么又说张是抗日有功呢？冯茂林是现行反革命特务，被东北公安局逮捕，周为什么派特务到劳改队来呢？（经查对，周鲸文的来信与冯茂林的材料，现可能存在沈阳公安厅）。
各民主党派从七月初到七月中旬，相继召开了筹委、执委扩大会议和全体成员大会，对自己组织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比较猛烈的斗争。民盟、民建火力较强，斗争已获得初步胜利，斗争会开的好，群众情绪很高，多数人已打破了温情主义，敢于面对面地和右派分子作斗争，对右派进行了有力地揭发和批判。右派的威风已大为减色，有的低头认罪；有的已招架不住，进退不得；有的虽不肯做真诚检讨，但已呈现溃退状态。虽然取得了这些胜利，但还不能说敌人已彻底投降，因为右派分子尤其是右派骨干分子还在顽抗。如民革省副主委苏斌文在会上只承认他在统战部召开的会上发言有错，思想模糊，立场不稳，是替地主说话。但有人问他：你说“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你是听谁说的。他说是视察时听老百姓说的。又追问时，他说是在火车上听一游民说的。他否认他说过他是抗日将领，说他不配做抗日将领，并说这是别人给他扣帽子。问他的小集团时，他说只有他的一些同学、同事、都是老头儿，他们爱说落后话。他的狡辩使群众十分气愤。会上有人警告他，要他老实交代。但苏若无其事，并笑着说：说我是右派分子，须要查清楚，我对这很乐观。苏的小集团分子目前还暗地通过家属关系，互通消息，订立攻守同盟。又如民进右派分子冯玉明，不认账，并要辞职，要退出民进。他扬言我们把他的问题小题大作了，说我们可能在工作中有问题，他的发言稿是经民进中央葛志成看过的。他曾问师院院长，他犯不犯法？院长说不犯法。冯说，那我就不能上法院。此外，右派分子许振英只就群众已揭发的材料做假检讨；白文清说我们休战是变花招；贾文琦说“反反”（右派反攻）总有一天会到来，并希望现在掉一颗原子弹。其他有的叫屈，有的到处探风声。
（1）斗争缺乏充分准备，材料不足，说理不够，会议中有顶牛现象。如民革对苏斌文的斗争，因未掌握苏的历史材料，小集团的成员未分化，在会议上辩论时，就打不中要害。民进冯玉明还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打下来，应该检查你们的工作，我是拿着白旗投降，而你们却关门不纳。对我的批判不是施行外科手术，而是扎刀子，所以我就得躲躲闪闪。”群众对于右派很义愤，也出现过简单粗暴的做法。民进有人感到和风细雨不过瘾，认为批判右派不是理论训练班，不如一刀一枪来得痛快。
（2）没有做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有些人在鸣放中有右的言论，但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他们没有做争取工作，只靠会议上影响，结果这些人的包袱未丢掉，在斗争中表现不积极，认为大会斗争不是和风细雨，短兵相接时则表现恐慌。有一民盟候补委员说：“这样开下去能行？以我看大会攻攻，小会也得配合配合，说说理。”
（3）斗争中没有很好地掌握策略，对分化右派小集团的工作注意不够。民盟支部中刘铁骨、曹清等的小集团中，徐天明表示要退出小集团，曾到整风办公室去揭发小集团，在会上他也递条子请求揭发。但我们的积极分子却不鼓励他，相反地还说他提的问题我们早已知道了。因而使该小集团没有分化，反而更集中了。此外，民进领导小组研究对右派斗争的策略时，却还让右派分子参加。
（4）领导小组成员不纯。如民建右派骨干分子武百祥参加了领导小组；民盟领导小组成员十人，其中五人在高等学校工作，不经常参加会议。其他如杜光宇（副省长），万明信（工业厅的右派分子）、张宗祺，有的有思想包袱，有的是右派分子，参加斗争不积极，对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利（上述问题正在解决中）。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邢百川汇报）
在七月中旬，共排出右派分子二百四十二人，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深入，右派分子已增至二百八十人，占总人数九千二百二十七人的百分之三点零三。其中已经斗争者有一百八十五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点零七。从已经斗争的一百八十五人的情况来看：（1）已斗臭或基本斗臭的共四十五人，占百分之十六点零七。他们的反动论点在理论上、事实上已被驳倒，阴谋活动也已被揭发，在群众中完全孤立，本人也已低头认罪，承认是右派分子。如农业厅的张节，经斗争后，原形毕露，在群众中已完全孤立，民革成员见他也回避，他的女婿、弟弟现也不与他来往；本人也承认自己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发表了反动谬论，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有罪。（2）开始低头认罪，但还未斗臭的有一百一十人，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八。他们一般是交代了一些一般性的或者比较明显的问题，而关键问题或比较不明显的问题则尚未交代；交代了自己的反动言行，但未交代问题的实质；承认某些反动事实，但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他们的反动论点已被驳倒或基本上被驳倒，但其阴谋尚未完全揭发。只是剥了皮，尚未拔根。（3）仍坚持反动立场、观点，继续顽抗、耍赖，逃避斗争，或态度蛮横，甚至公开反扑的有三十人，占百分之十点零七。如省公安厅的周平，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他仍坚持说：“党天下不是坏名词”，“无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专政没有什么不同”，“储安平和黄绍竑的发言在知识分子思想上是普遍存在的”。再如水利厅的杨曾训现在还在小组会上公开打人（已捕）。
（1）目前各单位普遍存在着顶牛状态。主要原因是挖掘不透；也有个别右派分子基本上已搞臭，但我们还在深追，以致形成顶牛。挖不透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斗争方法和策略跟不上运动的发展。目前对右派分子能揭的已揭了，今后需要深入的批判他们的论点，和搞清他们的阴谋。但有的单位对这些反动论点批判得不够有力，还不是驳得体无完肤，也还未在群众中把他们搞臭。有些中间分子对右派的论点还辨别不清。由于驳得不透，不能揭露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有的右派分子就不承认他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样就形成了顶牛。在斗他们的阴谋方面，让阳易斗，阴难斗，积极分子所知道的是完全揭了，但没有掌握更多的材枓，因而斗争流于空喊。右派分子看到我们未掌握真实的情况，就拒不交代，这样也形成了顶牛。在此情况下，积极分子就产生急躁情绪，某些简单粗暴的方法随之产生。这也是当前反右派斗争中的重要情况之一。
我们目前对右派分子已发起全面反击，右派分子纷纷溃退。但对分化瓦解和争取一些右派分子缴械投降或起义的工作，一般还做得不够。因此，我们就感到除用开大会、小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反击外，还要注意对右派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交代政策，晓以大义，要他们慎重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要自绝于人民。
（2）一些干部有右倾思想与温情主义。右倾思想在我个别领导干部中还严重存在，有的已影响到运动的发展。如省物资管理局副局长张笠硬不同意把他们计划处的代理处长王晓农划为右派分子，他认为王是老干部，“战场上拼出来的”，“只是有些思想问题，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认为“整风领导小组收集的材料是夸大了事实”。王在鸣放中发表的反动言论，局里的同志都听到了，张却说“我的笔记本上没有。”当王被斗时，张又说“王是右派思想问题，不能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提并论”。他还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上讲：“王是思想问题，不是右派分子”。有人贴大字报驳斥王的谬论，张则批评为“过火了”。在一般干部中也存在某些温情主义情绪，表现为：（1）认为右派分子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而对他们的言论认为不能算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否是右派分子还成问题”。（2）在追右派分子的动机、目的和阴谋活动时，这些干部就认为过火了，“斗争的火力过猛了”。当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驳倒、低头认错时，他们就想草率收兵，要求赶快恢复日常工作。（3）有的人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还表现不义愤不激动，采取旁观态度，或碍于情面，撕不破脸皮，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也不写大字报，置身于运动之外。
（3）中间分子还没有全部发动起来。广大中间分子基本上已发动，壮大了力量。但从排队统计材料来看，各单位都有些少数中间分子未发动起来（省委工交系统估计约有百分之十，宣教系统约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这些人中有温情主义情绪，对斗争右派不积极，其中有部分人本人就是中右分子，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也发表错误言论。有些中右分子已在适当场合主动作了检讨，并积极参加了斗争；但还有一些中右分子还没有主动检讨，他们与右派分子多少有联系，在斗争右派时，有些问题就牵涉到他们的头上；有一些右派分子也故意拖他们下水。这样就更增加了中右分子的顾虑，他们言行很谨慎，斗争也不积极。但为了彻底揭发右派，必须发动这批中右分子。对他们的错误言行可作适当批评，争取他们在适当场合作检讨，解除他们的顾虑，发动他们参加斗争。
（4）进行排队补查工作。在大放大鸣阶段，有的单位没有注意收集、保存材料。有些小组也不明确这次斗争的性质，因而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未加收集，甚至记录也没有。反右派斗争开展后，这种情况就暴露出来了。现为了不使一个右派分子漏掉，要求将鸣放阶段中的材料（如记录、大字报）重新进行一次检查，发动群众回忆、揭发，并特别要注意那些只是在背后发表的各种反动言行。凡这样做了的单位，已取得显著效果。如财贸系统通过这些办法又查出了八个右派分子；粮食厅欧阳奚之（科员），在下乡工作时，将报上的反动言论念给农民听，并擅自改组农业社，由富裕中农掌握领导，将我们的干部都撤下来（已派专人去查对这一情况）。在今天右派分子已守口如瓶的情况下，进行一次排队补查工作就更为重要了。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一、关于右派分子的升级问题，省级直属机关根据毛主席在青岛九省书记会议上的指示，并参考上海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七项标准，对本单位的右派分子又进行了一次排队。据农业、工业、财贸、综合、文教、军区等六个口的统计，又划出右派分子五十五名（其中一部分未经各口研究批准），较前增加一倍。连以前批准的第一批右派分子，省级直属机关共有一百零八名右派分子。第一批右派分子五十三人分四种情况：
（一）搞深、搞透、搞臭了，承认在鸣放中有反动言论，挖掘了思想根源，在政治上完全孤立起来，是合作社的揭发起义后又参加了反右派斗争，是否还有新问题，有赖于从整个运动的发展情况来看，因此暂放在一边的，有十二人。
（二）正在交代问题，但还不够畅快，一有机会就想避重就轻，不愿谈具体事实，如果斗争方法搞得好，有理有据，能逼使他继续交代的，有二十一人。
（三）狡猾抵赖，软磨硬套，以退为进的；企图蒙混过关，扣大帽子，不说具体事实，态度还不老实的，甚至还在继续放反动言论的，有十三名。
（四）因为一个单位有几个右派分子不能同时开始斗争，现在还未斗争和刚开始斗争的，有七名。
二、全省反右派斗争正向纵深发展，味道很浓，主要表现有三方面：
（一）右派分子的名声已在广大干部中搞臭了，右派在政治上已成为令人厌恶的东西。各单位经过了若干次大会或小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揭露批判和说理斗争，已把右派的丑恶面貌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右派分子中约有百之九十以上的人已低头认罪或正在交代其反动思想，有的交代了小集团活动。现已在省供销社、检察院、城市建设局、省人民银行、第一工业厅、水利厅、省人委会办公厅、唐山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十个单位中发现十三个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有的是集会进行反党活动，有的是在背后相互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相互影响，从思想上成为小集团活动。其中有的活动较突出，例如：省人委办公厅省直机关文件交换站，以副站长马全福和机要交通员杜建章为首的小集团，有五个交通员自整风以来就酝酿罢工请愿。他们不光要求解决“待遇低的问题”，并且反对党的稳定干部的作法，企图把保定市各机关的勤杂服务人员联合起来举行罢工请愿，“要求前途问题”。他们已与粮食厅、农业厅、省供销社的服务员进行过联系。马全福、刘兰波并且从中进行煽动。省直工会要在交通员中进行红旗竞赛运动，遭到他们的抵抗，由马全福把红旗退回去。杜建章、马全福两人在办公厅已开始怠工，不接受任务。机要交通员杜建章、于景春、刘兰波、解宝生等四人曾为了前途问题，密谋潜逃香港。杜说：“到香港卖苦力也比这个社会里痛快，呼吸也自由”。他们打算提出退职，以退职金解决去香港的路费问题。对待这个小集团，省人委办公厅在两个副秘书长亲自领导下，正在围剿中。
（二）斗争越深入，广大群众受到的阶级教育也就特别深刻，从而越向我们靠拢。据估计，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已团结在我们周围，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可能有一些人的积极是假像）。左派全部、中左绝大部分，中中一部分和有些中右分子的斗争情绪都非常高涨。他们在同右派面对面的斗争中，打破温情，不辞辛苦，黑夜白天不休息地开会研究对策，找材料，找根据，下去调查等等，成为反右斗争的骨干。中右分子分化很快，除少数上升为右派分子外，绝大部分经过教育争取，都向我们靠拢了，如：张家口市文化用品公司起先对右派分子崔继祖的斗争，因为领导和群众掌握材料不足，斗争缺乏力量。而和崔在一个屋里睡觉的高福全虽知道崔的底细而且同崔有矛盾，但因本人在肃反中被斗过，和党有些隔阂，有顾虑，而没有揭发。党支部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作了研究，由支部书记主动找高谈了三次话，一面表示接受他提出的正确意见，一面对他的一些偏见进行了解释教育，说明党对他是信任的，并让高参加了积极分子会议。这样，很快地就消除了高同我们之间的隔阂。会后，高思想斗争了多半夜：揭发崔继祖吧！崔自反右派斗争以来天天威胁他说：“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不揭发吧！实在对不起党。没脸参加会议。斗争的结果是不能出卖良心，辜负党的信任。在第二天会议上高就勇敢地揭发了崔的全部反动言行。又如：石家庄市右派分子宋天祥在宣传会议上发言时有些与会者曾在思想上引起共鸣，给宋热烈鼓掌。现在宋的反动本色暴露出来后，这些人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三）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单位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学会并逐渐熟练了在新形势下运用说理斗争这样一个既能打败右派分子，又能争取团结群众，尤其能团结中间力量的新的阶级斗争方法，领导水平有了提高。保定工程局对右派分子高冲芳的斗争，曾两次失败。高在背地说：“有些论点有理有据使我信服，但有些人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帽子不小，但扣不住人。”该局党委针对这种情况，总结了前两次斗争失败的经验，整顿了队伍，组织骨干力量，按高的反动论点分头准备三个反击：（1）党能否领导科学；（2）党是否懂得科学；（3）社会主义是否比资本主义民主等。材料准备好了，又反复组织试打——在右派分子不参加下，对反击材料进行集体审查补充。总之，不准备成熟不交锋，没有把握不交锋。由于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斗争，高终于承认了他的论点站不住足，表示愿做进一步的检查，再也不扬言帽子不小、扣不住人了。干部们也体会到：（1）参加这种斗争比单坐在屋子里听政治课还强；（2）不钻研理论，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驳倒右派。现在中中、中右分子纷纷向我们靠拢，有些过去不问政治的工程师，在运动中也积极起来了。领导上认为现在工作比过去好做了，学到了本领。省财贸厅因为掌握了机动灵活的斗争方法，最近又放出了一个右派分子。其他单位也有类似的情况。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八月五日
（一）从八月三日起，省人代会已由小组会转入大会发言，过去几日各小组的反右派斗争已获得很大成绩。在我们原来计划点名斗争的三十六个重点和副点对象中，交代较好，并已低头认罪的，有林永孚、林孔湘、董美堪等八人；基本认罪，交代了部分问题，或者问题比较复杂，虽作了初步交代，但还不够彻底的，有罗翼群、云应霖、彭晓帆、李汉冲（民革，林业厅副厅长）等十四人；态度恶劣、狡猾，并继续顽抗的，有李俭之、陈卓凡、余免群（民革省委秘书处长、省政协委员）等七人。如陈卓然矢口否认自己的反动言行，否认和章伯钧有关系，他表示：“如果查清我和章伯钧有关系，可以罢免我省人民代表的资格，并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另外，在会议上进行了一般批判的有七人。
由于会前各地代表都作了搜集材料等准备工作，会上又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包干反击右派，因此，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反动的言论，打击了右派的气焰，而且团结了大多数的代表，提高了中间分子的觉悟，使他们更靠近党，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如民革广东省副主委萧隽英（原划为中中分子），本来对反右派不积极，态度不明朗，但通过这次小组会斗争的教育，也承认自己在斗争中软弱无力，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目的是要我们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因而表示今后要带领群众，坚决回击右派分子。
（二）在最近几天的省人代会和各民主党派的会议上，继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的是：云应霖交代：去年十月，李伯球到广州时，对他们小集团的人说：“现在形势转变了，很多方面对共产党表示不满，将来会发生大变化。我们应赶紧把力量充实起来，到时候才有搞头，才能到处有人联系。”李指示他们：“第一步尽量发展组织，第二步要逐个找对象把他们吸收到我们集团方面来。”今年三月，云应霖到北京参加农工党中央会议时，曾经与陈卓凡一起去找李伯球和杨逸棠，详细向他们报告了工作。当时，李、杨要求云、陈认真开展工作，李并且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全国各地，不论在农村、城市和学校，都会发生问题；在知识分子中，甚至在乡下的地主，都会起来闹大民主。李以此鼓励他们：“我们要起作用，要紧张些工作。”李伯球还说：“到时候民主党派要出来讲话，要起作用。”“以后要加紧密切联系，会有很多任务交下来，这到时候全有办法；现在主要是扩大力量，要多找些人来帮助，将来准备应付事件。”李还要云、陈为“中华论坛”多做些宣传工作。云应霖交代：他们回来后，按照李的指示作了工作，并且承认自己是有政治野心的人。我们认为云应霖的交代还不够彻底真实，还须进一步闹清。
罗翼群继续交代了他与黄绍竑的政治联盟的活动内容。他说：他与黄绍竑在法制问题、农民问题上曾有过密谋。黄在视察西南后转到广州时，对罗说：“发现不少错案，要积极为错者伸冤，要积极提出健全刑法，建立平反机构。”黄说：“造成错案的根源，是共产党运用了斗争方法，因此，要反对这种斗争方法。”罗当即表示支持黄的看法。黄又说：“这种情况如不改变，人心会变，就会出匈牙利事件。”当时罗也同意这一看法。黄还说：“民主党派过去受了几年气，现在应该多讲话，把自己的主张拿出来，一切目的在于推动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罗又表示很同意，并答应黄在广东活动。关于农民生活问题，黄在视察广西后说：“发现不少人生活很苦，干群关系很不好，有些地方饿死人（举平乐县的例子）。”并且问罗：“广东情况如何？”罗答：“除珠江三角州以外，其他地方农民生活也很苦。”罗并答应再为此问题搜集一些材料。据罗翼群自供：今年六月他到东江一带视察的阴谋有三：一是自己的观点受了批驳，不服气，去搜集材料；二是看看农民的动向如何；三是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下去前他有三种估计和打算：一是下边缺点不多时，他就了解些一般情况，回来写个报告完事；二是如果有三分之一的群众对党不满，他就拟煽动一下，指导群众向政府提出抗议，推动政府改变一些政策；三是如果有半数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他就可以鼓动群众公开闹事，迫使党放弃部分领导权，实行“全民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关于罗在广东的组织活动，他至今还没有彻底交代。
另外，八月四日上午省工商联副主委兼民建省副主委陈祖沛在其家中跳楼自杀未死。陈是广州大成行总经理，是在港澳有相当影响的资本家，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在这次省人代会上，揭发了他的反党言行，和抗战时他勾结日本人牟取暴利，抗美援朝时贩运假药，套取外汇等罪行。八月四日上午，他在家中看到报纸上登载了揭发他的问题的报导后，就从二楼上跳下，但掉到了泥土地上，只伤了腿部，无性命危险。当日下午省委统战部派人到医院看他时，他神知清楚，并说：“自己对不起党，因一时冲动，才寻此短见。”关于他自杀的原因，现尚未查清，估计可能是看到省人代会步步深入地揭露他的罪行，因此企图以此来逃避斗争。
（三）最近以来，社会上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是广州市某些公私合营商店连续发生私方人员向工人猖狂进攻。从今年四月到现在，在饮食、药材、理发等三个行业的九个商店中，连续发生私方人员殴打工人事件。主要原因，是私方人员仇恨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监督。如天和堂药材店工人莫惠爱，因不顾私方经理梁金的阻挠（莫是梁的外甥女），于去年十一月参加了工会，还向工会揭发了今年三、四月流行性感冒流行时，梁以浙贝代川贝，以黄精代生地卖给顾客，同时，向广州市药材公司低价套购药材，高价出售，并且转运香港，牟取暴利等违法行为。梁对此怀恨在心，借机毒打了莫惠爱。此外，还发生了一些私方人员集体殴打工人的事件。第二，六、七两月连续发生走私与贩卖黑市洋货的不法分子殴打工作人员和群众、警察的事件二十多起。这些罪犯大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屡教不改的惯盗、流氓、兵痞及无业游民等。他们所以敢于这样，主要是由于我司法，公安干部存在着右倾思想，把他们的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企图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因而使他们更加嚣张。
以上问题现已在报上揭露。资方打工人事件，也正在严肃处理中。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省委于七月二十四日召开常委会议，由潘复生同志传达了青岛会议的情况，初步研究了继续深入反右派斗争和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整风的意见。八月四日，召开第五次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并吸收地、市委书记参加，以一星期左右时间，对以上工作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部署。
目前我省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是：除七个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已于七月中旬先后告一段落并放假外，各民主党派和省、地、市直属机关已在深入地、波浪式地对右派进行追击。全省已暴露出右派分子一千一百四十六人，占参加运动人数七万九千一百四十三人的百分之一点四五。其中极右分子二百五十五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五；一般右派分子八百九十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七五。在报上点名的四十五人，占极右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六四。运动深入后，经过进一步搜查，原来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也找出了右派分子。如省直属机关原来没有右派分子的三十三个单位中，现已有十个单位发现了右派分子。
对继续深入反右派斗争和转向整风运动的意见：运动的进程大体上是，反右派斗争取得全胜后即转向和风细雨的整风，着重在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批判以下问题：
（1）不相信自己的阶级力量，不相信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2）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3）对粮食统购统销有怀疑和抵触情绪；（4）对肃反工作的成绩估计不足，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未坚决予以镇压；（5）认为农民生活苦，工、农生活悬殊过大；（6）在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斗争中，表现麻痹右倾，动摇退缩；（7）要民主不要集中，要自由不要纪律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点。
在大专学校和教育界，着重辨明和批判以下问题：（1）党能不能领导学校，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2）知识分子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3）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
在科学技术部门还要着重批判下述问题上的右倾思想：（1）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2）技术与政治的关系；（3）向苏联学习的问题等。
在文化艺术部门，要着重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一方针问题。
在报社、广播电台要着重解决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新闻言论自由与阶级性的问题。总之，要根据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干部中的具体思想情况，具体地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批判上述右倾思想达到划清敌我界限、是非界限，提高觉悟，进一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基础上，转入系统地分析批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一步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并在全体干部中进行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教育，端正思想。按照中央整风指示中规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一般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所要检查的内容，系统地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改进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最后每一个单位都要制订出改进工作的方案，每个人都要写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在进行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认真地学习必要的文件，以便武装思想，提高理论水平。
为使运动进行得更好，应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安排：
（一）在民主党派中，先反击右派，后进行整风，时间可放长一些，但一般应在今年年底告一段落，以便重新排队，进行改组。一是民主党派改组后，要使左派和中间偏左的人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和省、市、县的代表问题，三是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问题，四是省、市、县政协委员问题，都要重新加以安排。
（二）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凡在暑假期间有条件的，还应继续进行，根据力量和时间，能搞多少搞多少；暑假以后开学时，采取每星期一、三、五三个半日制的办法，继续开展斗争。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全胜之后，即利用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系统地批判右倾思想。在大专学校学生中，不进行整风。教职员的整风问题，由学校党委选定时间，报上级党委批准执行。
（三）省直属机关和地、市直属机关没有右派分子及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全胜的单位，立即转入和风细雨的整风。首先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批判右倾思想，然后再系统地批判三大主义。批判右倾思想的作法：首先由领导上作启发报告，然后一面学习文件，一面联系实际，联系个人思想，逐个问题进行讨论。基本的形式还是小组会、辩论会。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就是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的自我思想教育过程，要充分发挥自由思想，开展辩论，绝不要形成人人过关和追逼，整人的现象。
各地区和省直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结束时，要经省委批准。从一个单位来讲，反右派斗争如何才算结束，就是要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彻底驳透、驳倒，使右派分子真正孤立、丑化，中间派完全靠拢我们，群众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受到了锻炼。对每个右派分子斗争结束后，要把将/把他写的大字报、本人的检讨和小组记录等所有材料，整理存档，并由领导小组对他作出结论。
在继续深入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现在反右派的斗争，一方面向重点县、区（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另一方面必须在省级机关和地、市级机关继续深入地挖掘右派，从各行各业、各单位、各系统、各个角落都加以清理。
右派骨干分子已登报的有四十五人，准备登报的一百人以上（占右派骨干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对党、团内的右派分子，应和党、团以外的右派分子一样，一律予以批判，该登报的也应登报。
2、在深入挖掘右派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多少划多少，既不要划漏，也不要划错。
3、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区别这三种人的界限。
4、继续加强争取，团结中间派的工作，树立长期观点，以便经过这次运动真正把中间派争取团结到党的周围。
5、反右派斗争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此：（1）继续强调领导动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帮助部队具体分析敌情变化，采取新的斗争策略；（2）不断总结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提高战术；（3）应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尽可能多地扩大我们的队伍。
6、在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右倾思想的同时，抓紧改进工作。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中应有一人分工负责这一工作，并在办公室内组织专门力量搞这项工作。各地、市、省直各单位，应将改进工作的情况向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写一专题报告。
7、县级（包括区）、城市区级及工矿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因此各地、市委，大型厂矿党委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随时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防止和纠正偏向，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
这个问题，省委正在拟指示。
关于整党、整社的工作，拟于今冬明春分批进行（每批二十天左右，争取明年春耕前结束），由地、县委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去帮助，实行边生产、边整风、边改进的方针。
关于农村整风，有两个方案提供省委讨论：一是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采取大放大鸣的办法，县、区、乡干部一齐整风；一是先在县、区、干部中整风，然后再在乡干部中整风。为了正确指导农村的整风运动，省委派人结合地、县，先在信阳、新乡、林县，三个县进行重点试验，同时在陵汝县的纸坊乡、新乡县的七里营、信阳县的赵村搞三个重点社进行典型示范，以取得经验。
灾区一律不搞整风，但应以整风的精神教育干部，要他们和灾民同甘苦，团结广大群众，努力战胜灾荒。
省各种训练班暂停招生，一律参加整风；地、市各种训练班，由地、市委具体作出规定，但应一律参加整风。
在教师中先反右派后整风，这里有三种时间可以利用，即：暑假提前回校，秋假留校（大约十到十五天）或者在寒假期间进行，各市委和地、县委可根据情况自行安排。
整风方法，应分开大、中、小三种企业：大的工矿企业，可采取先科室后工人，先反击右派，后整风；中型厂矿企业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和大工厂一样先科室后工人，也可以和小工矿企业一样，采取职工干部一起整的办法。
在工人中可利用职工代表会、座谈会、小组会等形式大放大鸣，组织大辩论。首先是反击右派，然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整风运动必须和增产节约运动紧密结合，坚持整风、生产两不误和边整边改的方针。根据企业的特点，对整风和生产应作全面安排，负责干部适当分工，在时间安排上尽量利用生产空隙，科室人员星期一、三、五下午整风，工人应尽量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河南省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八月六日
右倾思想有很大克服，某些落后单位也已经赶上来了。反右派斗争的阵地较前有了扩展，中等工矿企业有的已经开始，农村也正在准备开始。目前又新揭发出很多右派分子和一些有组织的小集团。
目前全省有右派分子一千二百三十四人。其中党员六十九人，占百分之五点五九；团员二百一十三人，占百分之十七点二六。极右分子一百六十九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七。有组织的反党集团五十一个。这些右派分子的分布情况是沈阳市五百三十五人，旅大市一百八十一人，鞍山市一百三十七人，抚顺市四十五人，本溪市四十六人，阜新市三十五人，安东市二十六人，营口市二十五人，辽阳市十二人，锦州市九人，省人委九十七人，中央沈直各局五十七人，省工会一人，省妇联二人，省委宣传部系统（包括报社、电台）二十六人。
（一）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政治历史。
家庭出身——地主三十五人，富农四人，资本家八人，中农十人，贫雇农七人，城市贫民八人，工人四人，商人八人，伪官吏九人，自由职业者七人。
个人成分和政治历史——历史反革命六人，敌伪军官六人，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人，市党部科长一人，三青团分队长一人，汪记中宣部科长一人，反动党团员十四人，伪官吏四人，伪职员三人，民社党三人，天主教、耶稣教各一人，劣绅、把头各一人，资本家三人，商人七人，学生三人，被开除党团籍的三人，被开除工作的一人，贪污违法分子二人，叛变分子一人，有杀父之仇的二人，亲戚被镇压、社会关系复杂的七人。
年龄——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四人，二十六岁到三十五岁的四十三人，三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二十六人，四十六岁到五十五岁的十四人，五十六岁到七十一岁的三人。
现在的政治面目——党员二人，团员五人，民革一人，民盟十一人，民建四人，九三学社一人，其他均为群众。
（二）一般特点。
在鸣放中这些右派分子都有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公开地或秘密地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这一百个右派分子中就有八十六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或一贯散布反党言论，具体分析如下：
（1）历史上一贯有反革命活动或历史反革命分子、敌伪官吏、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有十六人。他们过去就有罪行，参加革命后仍不悔改。有的经常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平常表现老实而在鸣放中有系统的反动言论。
（2）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和家庭在土改时被斗（有的本人就是被斗者）、亲戚在镇反时被镇压，怀恨在心者有二十人。其中有的过去就表示过要为父报仇，这次借机对党大肆进行污蔑。
（3）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十一人。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大势所趋，表面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在合营后不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工作中不负责任，鸣放中积极反对党的领导，恶毒地向党进攻。
（4）过去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和对党不满的分子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隐瞒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平常就敌视党和新社会，留恋旧社会，打击进步人士，拉拢落后群众；有的还因政治历史不清楚，在肃反中被斗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他们希望中国也来个事件。这样的人有十九人。
一种是学生出身或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本人历史并无问题，但其亲友、老师、同事中有反动思想和行为的人和他们经常接触，逐渐使之同流合污；也有的由于生长在和平环境，没有遭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又未经受革命的艰苦锻炼，不知天高地厚，主张极端民主，逐渐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的人有九人。
一种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平常就斤斤计较待遇和地位，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就对现实不满。他们拒绝党的教育，仇恨党，有的就为此而被开除出党。这样的人有六人。
（5）过去表面表现好，在这次鸣放中大现原形的右派分子，有十九人。其中有些人在历史上有过一般性的污点，也有些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善于隐蔽其真实思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不突出，有的过去还被认为是左派。有的虽有不满，但公开流露不多，这次鸣放才大暴露。这些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
（一）怎样做好排队工作？首先，要明确极右、普右、中右的界限，为此，要树立“标兵”，做好榜样，教育骨干分子，特别要注意分清那些言论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些是根本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而在某些问题上有些不满情绪或者是属于认识模糊的。这样就把上级指示的几项原则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了，同时也能提高干部的分析判断能力。其次，战斗单位应该专门设立搜集材料的机构和专人。再次，在搜集材料时，要立户头，把一点一滴的言论都记下来，并要把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行、历史材料、历次运动中的表现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
（二）鸣放不充分、没有暴露右派的单位，如何做好反右派的工作？关键在于彻底克服领导干部的右倾麻痹思想，提高他们的警惕性和责任心。在具体作法上，有五点：（1）做好分类排队，确定疑似右派人物，使发掘右派分子的工作有个初步的方向。（2）查档案、记录、大字报。从档案中可以了解个人的成份、社会关系和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根据这些材料来作历史的分析。记录可以帮助对证事实。大字报可以发现口头没讲而文章上提到的新东西。（3）出课题，自由辩论。有两种方式，一为座谈对右派分子言论的看法、态度；一为根据社会右派分子言论的主要论点，出题目来辩论。事先要向积极分子交代清楚，在辩论中不要人家一讲话就扣帽子，要善于诱敌深入，也不要形成斗争右派分子的空气。不少地方运用这一方法，发现了不少右派分子。（4）充分发动群众，揭发黑市言论。群众背后都有右派言论市场。揭发的办法是，一为组织积极分子座谈，回忆，有意识地搜集；二为做好靠近右派分子的人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右分子的工作。（5）在发现右派分子后，要根据右派分子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做好分化右派的工作，更多地揭露右派分子。
（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戚长广汇报）
截至八月三日止，省级机关（包括中央驻成都单位）和成都市级机关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数共二万四千一百多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七，中间分子占百分之六十点一六，右派分子七百八十四人，占百分之三点二七（内骨干分子一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零点七二）。已划出的右派分子中，已经或准备在各种会议上进行批判的六百九十九人，其中目前已驳倒、搞臭的二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点二；正在批判的二百六十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七；尚未批判的一百五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〇三。运动的发展不平衡，交通系统开展得较快，已批判的右派分子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系统均在百分之三十至七十之间。党群系统除省工会已开展反右派斗争外，其他部门因前一阶段集中力量帮助大专学校进行反右派斗争，因此现在运动尚未展开，正在进行动员。绝大多数单位的运动，要在八月底才可以告一段落。
根据上述情况，省委于八月二日召开了成都市的机关整风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在八月份内，凡是反右派斗争已进入高潮阶段的单位，应抓紧反右派斗争，但不要放松边整边改；凡对大多数右派分子已进行了批判的单位，除继续把反右派斗争搞深入外，领导上应及时注意抓紧改进工作。所有展开反右派斗争的部门，均应对前一阶段的运动情况加以检查，一面防漏、防松劲，一面注意实事求是。应抽出时间组织所有人员继续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周总理在人代大会上的报告和陆定一同志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等文件，并深入地研究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论点，彻底加以澄清。
关于改进工作方面，前一时期集中力量进行反右派斗争，放松了改进工作，有些部门在改的方面决心不大。因此，要求各部门继续把鸣放中对三个主义方面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排队，订出改进的计划。根据省委检查组的了解，这一个时期提出的问题大体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干部在生活、福利方面特殊化的问题。这方面各部门都改的不少，应继续注意。
（2）干部提级、提职不合理的问题。去年提级不合理的占提级人数的百分之二，提职不合理的占百分之五。凡是群众意见很多，必须降下来的，应坚决降下来。
（3）机关中部分负责干部的爱人工作不称职和不尽责的问题。根据各部门反映，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有些人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在思想作风方面问题很多，对这种人主要是批评教育，如果在本单位负责人事工作，应坚决调动或调整；二、有些人是因为爱人的关系而安置工作，而本身又确实不够干部条件，对这种人，应动员退职或另找工作；三、有些人是因为家庭子女连累，几年来不做实际工作，对这种人应动员其退职。各部门领导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必须坚决，但要有步骤地进行。
（4）福利补助方面的问题。一种是不应该补助的补助了，有的是科级以上干部补助较多，而该补助的人却没有补助；另一种是将福利费平分。这次群众提出意见后，凡补助错了的均应作检讨，能退的动员其退一部分；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不该补助的，动员其尽可能退出。
（5）财经机关干部子女入托儿所，费用由公家补助十一元到十六元，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应予取消。
（6）党和群众的关系和干部作风问题，凡这次揭发出来的，应认真加以改正，并要巩固已取得的成绩。
（7）关于各机关本身规定的不合理的制度等问题，应在八月份内加以解决。
除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外，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应加以研究排队，订出改进的计划。省级各机关除应将本部门的反右派斗争继续搞深入外，还应积极准备在八月下半月开省人民代表大会时，组织一次反右派斗争的高潮。
（四川省委办公厅刘洪珍汇报）
二、右派分子的排队情况。第一批排队的是省、专署级机关、大专院校、大型厂矿企业、铁路管理局和民主党派，这些单位的总人数是六万四千四百三十四人，参加运动的有五万四千七百三十八人，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九四，暴露出右派分子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七，其中极右分子一百七十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千分之三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强。各系统的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比例：民主党派最大，占百分之十一点九三，大专院校占百分之九点六（其中讲师以上右派分子占讲师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一九，助教占百分之八点七三，行政人员占百分之四点二二，学生占百分之六点三二），专署级机关占百分之二点〇六，工矿企业占百分之一点八，省级机关占百分之一点三（党群系统占百分之四点八，政府系统占百分之零点七）。根据省级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十个厂矿企业、三个专署的统计，党、团内共有右派分子九百九十九人，其中党员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十点六二；团员二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二；群众六百三十七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六。
全省一百七十个极右分子中，已上报批判的五十四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千分之一弱，占一般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三点七九，占极右分子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七六，其中党员极右分子五人，占百分之九点二六；团员二人，占百分之零点三七；民主党派二十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群众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四。大篇幅上报批判的四十五人，捎带上报的六百零三人，综合上报批判的五人，拟先行批判，看情况再上报的一人。
三、目前省专级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两种倾向：第一种是简单急躁。有两种表现：（1）认为现在再放不出东西了，事实上方法好点，就可放出东西。经验证明，右派分子不是思想观点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同时，右派分子的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们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表现出反动性；右派分子的活动也不是孤立的，有交易的双方，一般都有个小市场，有的还有很大的市场。如西北民族学院七月十七日开始鸣放，三天贴出大字报八百多张，截止八月初已暴露出有右派言论的五十一人，其中两人经省确定为极右分子，准备上报批判。团省委在六月十八日以前仅暴露出右派分子一人，其他的右派分子只暴露了一些苗头。许多人认为人民日报已登出文章了，右派分子更狡猾了，暴露不出什么右派分子了，后经省委指示才扭转了这一情况，整顿了队伍，统一了认识，挖掘了公开的反动言论，也挖掘了地下及自由市场的反动言行，并清查了整风以前的历史反动活动。经过这些工作以后，又暴露出右派分子三人（比原有右派分子的质量还高），原来暴露得不明显的右派分子，暴露得更明显了，材料不充实的更充实了。省中级党校原系三类单位，原来只暴露出四个右派分子，经过同样的方法后，又暴露出四十四个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多的右派分子是在反击别的右派分子中被搜索出来的。（2）想草率收兵，结束战斗，一再提出要处理右派分子。
第二种是方法简单。不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右派分子不认真进行逐个剥皮，不愿对问题逐个进行驳斥，企图用群众的压力，用大会轰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工作粗糙，不深入，不对右派分子进行个别谈话，指出出路，致发生两个右派分子自杀的事件。
四、省、专级机关目前反右派斗争的计划，经省委研究后，确定主要是对这一斗争应该加深加宽，各个单位、各个角落都要打扫。现在一定要将被围攻的右派分子搞臭、搞透。县、区级确定最近开始大放大鸣，少数地区如最近开始有困难，可推迟到十一月左右进行。乡一级的整风，计划在十一月左右开始，目前先进行典型试办。
（甘肃省委整风办公室毛敌非汇报）
市内八个区和塘沽区，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单位有—百一十三个，八千六百六十人。有右派的单位七十二个，发现右派三百二十六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七六，以税务、公安、银行等单位为多。未发现右派的大多是一些较小的单位。
（1）经过揭露、批判，右派已陷于群围中，有四分之一的右派已经投降、缴械，基本上告一段落。发现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对我们有着比较深的阶级仇恨的人：有的历史有问题，有的家庭有人被镇压，如红桥区税务局科员华芹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父亲是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叔父是恶霸，姐夫被镇压。他父亲经常对他说：“你姐姐过去是使用人的，而今却给人家当保姆”。整风开始后，他姐姐也对他说：“想不到共产党也有今天”！在家庭这种影响下，华本人也极端反动。
（2）斗争中发现了不仅有单干户，而且也有合作社和反动的小集团。九个区共发现了二十六个右派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有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策略的，如：城厢区税务局有一个九人的小集团，他们有具体的分工：骨干分子掌握图谋策划、幕后指挥，有三个人公开出头当打手，还有几个人专门负责搜集、整理材料。他们的活动以民革组织来出面（因几个骨干分子均是民革）。他们活动范围很广，除和本局的六十多人谈过话外（全局二百多人），还和其他十七个单位的十八个人有联系。又如：塘沽区公安局的一个小集团，专门收罗有政治问题的人。有一次他们正在开会，有另一右派青年主动去要求参加他们的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说：“我们这里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人不能来参加。”那青年说：“我过去参加过三青团。”他们便说：“那好吧，咱们都是自己人。”而吸收这个人参加了。
（3）在党内也发现了不少右派，九个区共发现三十七人。凡是鸣放较好的区，党内右派发现也多，如：红桥区就有十四人，其中区委机关内就有八人。党内右派的情况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混入党的投机分子，如河北区银行办事处的崔文汗说：“要入党就要对领导人奉承，工作要表现积极，待取得信任后就写申请书碰碰看，结果我是碰上了。”有的是蜕化分子，如：河北区区委宣传部的郭义，他诬蔑党委是统治者，他则是被统治的奴隶，说党内无民主，党对党员是专政，党的威信就是建立在打击党员的基础上。他提出不干了，要回家。有的是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反党，对党不满，如：和平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长张太峰，曾参加过伪军，过去一贯反对党的领导，鸣放时则到处点火、煽风。又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部韩克才，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他同意“党天下”之说，并说：“从中央到基层，都是党员说了才算。”他对葛佩琦也表同情，说：“实际上工农生活并没有提高多少，提高多的是军官和老干部。”在斗争会上他还公开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就是一场大梦。”有的是由于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对党不满，结果也陷到右派分子的泥坑中。这些党内的右派分子比党外的右派还更猖狂，态度也恶劣，斗争时还吃着冰棍，满不在乎。
（1）认真检查和批判了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重新作了排队、研究，又发现了不少右派。如新华区原只排了七个右派，经过检查后又发现了十四个。（2）加强了搜集和研究材料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在鸣放时虽未公开讲什么，但在背后则说了许多极为反动的话，经翻阅小组记录和共同回忆、调查，就又发现了右派分子。（3）斗争时作了充分的准备，周密地计划部署，不断地训练骨干，发现问题即及时纠正解决，使运动比较顺利地发展。
（1）相当一部分单位出现了顶牛状态，原因是，除敌人顽抗外，主要是我们的斗争方法有问题，策略性不强，分化瓦解、争取起义的工作做的不够。（2）个别单位斗的不准确，打的面宽。（3）领导上亲自动手不够。
对顶牛问题要继续分析情况，找出原因，然后分别对待。对小集团要抓紧追查清楚他们的活动事实、手法、外部联系等情况，多用小会和个别谈话的办法争取其内部起义。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指挥战斗。对各种材料要不断加以核对，实事求是地有错及时改正。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省委文教部于八月一日召开各大专学校党委书记会议，由夏征农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同时严格批判了领导上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各大学并根据主席指示的精神，对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作了估计，对下一段反右派斗争进行了研究和布置。
一、对运动发展的几点估计。
（1）各校反右派斗争的决心逐步加强，运动逐步深入，第一批确定的右派分子，现在基本上已搞臭，他们在群众中已经孤立，但真正缴械投降的还很少。如医学院右派分子张汇泉，最近把他们小集团企图恢复齐鲁大学、攻击党员副校长的阴谋和他们的人事安排等等都作了交代，同时承认他个人在民盟组织中起了向党进攻的核心作用，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表示“从个人打算，除交代也别无出路”。他所谈的材料如查对属实，可以算是基本上投降了。中间分子目前基本上是靠拢我们的，公开为右派分子说话的已很少，但还有一部分仍在怀疑、观望。
（2）教师方面搞得比较深透，这是因为前一段领导重点放在这方面。但学生方面比较放松，搞得比较粗，开学后还要进行补课。
（3）各校运动发展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医学院的反右派斗争搞得比较深透，原因之一是领导上及时地克服了右倾思想；师范学院在鸣放阶段发展较好，但在对民盟的斗争上犹疑不决，停滞不前；农学院在运动开始时就有顾虑，以后在斗争过程中温情主义比较严重，因此运动进展迟缓；工学院工作比较细致，但斗争劲头不足，威力不大，因此进展也较慢；曲阜师范学院领导上决心更差，反右派斗争还未搞透，就想草率收兵，转入整风。
二、各校领导核心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温情主义，顾虑重重，下不得决心，摆不开阵势。这样不仅影响了对群众的深入发动，也使右派分子增加了抗拒抵赖、蒙混过关的幻想。这种右倾思想始终是各校运动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根源是：（1）领导上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觉悟不高，对斗争右派分子下不了决心；（2）怕负责任，怕将来再赔礼道歉，怕不好共事，觉得这些人不好惹，怕闹翻了将来教书没办法；（3）领导上不够虚心，对下面的意见重视听取不够，同时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贯彻不力，决心不大；（4）个别同志立场不稳，如师范学院王大彤（教务长，党员）企图为民盟的反党活动开脱，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该院党委副书记陈福挥，不仅有时表现同情右派分子，而且还将反右派斗争的秘密材料暴露给民盟的领导骨干（是一中右分子）。王、陈的问题正在研究，看样子他们二人不只是有右倾思想，还可能是右派分子。另外，曲阜师范学院的院长高赞非同志的右倾思想也很严重，也需要在党内进行批判。
三、对今后反右派斗争的几点意见。五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在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五日先后放假，教师也在八月十五日前放假，对放假前后的工作，初步安排如下：
（1）继续克服党内外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防止简单化。
（2）抓紧放假前这段有利时机，把反右派斗争贯彻下去，争取获得全胜，要求将第一批确定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搞臭。对新发现的右派分子，能拿下来的也拿下来，新暴露而需要拖出来的，也要点名。应着重搞合作社，同时也搞单干户。搞下来的，要本人写个材料，以免以后翻案。以上斗争任务大体要在八月十五日前完成。各校要把前一段斗争作出小结，把大是大非弄清然后再放假。在放假期间，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除了个别极坏的外，一般应允许其回家，并继续贯彻鸣放的精神，由学校党委写信告诉当地党的组织注意他们的言行，并将他们回家的表现函告学校党的组织。
（3）对暑假工作有两种意见，各校可根据情况自行选择确定：1、放假期间暂勿转入第三阶段，着重进行经验总结，整顿队伍，对下学期的工作作充分准备。2、放假后，在留校的师生员工中立即转入下一阶段，具体作法是：在党内继续贯彻鸣放精神，未弄清的问题拿出来让大家辩论，如有暴露的右派分子还可开展大争，进行批判。制定出边整边改的方案，能改的要立即改。与此同时，对未离校的重点人物，也可采用小会或个别谈话的形式继续进行批判教育。在这个期间，要充分利用省人代会反右派的声势，对右派分子施加压力。
（4）开学后要作的几件事：
1、反右派斗争转入经常化，要结合教学进行，必要时也可召开大会。
2、反右派斗争转入民主党派内部进行，主要是通过整风，考虑调整民主党派的领导成份，清洗右派分子以及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3、下学期学生中暂不开政治课，主要以反右派的言论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解决一些理论问题。
4、开学时，把党内大放大鸣问题总结一下，再转入第四阶段，开始先学习一下文件，然后就可以进入领导检查，个人检查。这个工作下学期可以搞完。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徐平汇报）
自鸣放运动开展以来，全市共发生六起自杀事件，死伤八人。其中：自杀已遂的四起，死亡六人（包括集体自杀一起，死亡三人）；自杀未遂的二起，伤二人。在自杀死亡的六人中，有共产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另外还有一个小孩是被其父母在自杀前先杀死的；以职务分：处长一人，科长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三人。自杀未遂的二人，均无党派；一个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个是学生。
这些自杀的人，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或者在鸣放中放了不少毒素，有些已正式判定为右派分子和右派骨干分子，如：东林煤矿一家三人一同自杀的党员生产科长王彬，一九三九年参加过国民党，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入党后，平时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骂政府规定棉布定量供应是混蛋，散布台湾广播，说胡风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家等等。在肃反时他是斗争对象。这次鸣放中，他与党外的右派联盟，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和工业政策，并声称要代表三反、肃反中受冤的人翻案。王妻谢开玉，共青团员，其父被我镇压，对党仇恨很深。从已掌握的材料统计，因隐瞒政治历史问题畏罪自杀的一人；因在运动中散布反动言论，怕过不了关，逃避斗争而自杀的四人（其中自杀未遂的一人，曾参加过特务组织，隐瞒政治历史问题，运动中怕揭底，企图以假自杀来威胁群众）；因思想狭隘，经不起批评，怀疑领导，怕被列为右派分子而自杀的一人；自杀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的一人。
在自杀者当中，行政职务较高的是市委统战部二处处长王寒生。王现年四十六岁，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三九年入党，以前曾参加过民国党（一般党员），解放后，任过区长、正副科长、处长等职。经初步分析，王自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自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有些单位请王写证明材料以后，他就开始怀疑领导上认为他历史不清，对他不信任。这种情况又因在平时工作中他未被吸收参加审干三人小组，未能看到某些文件，而有些发展。（2）他认为领导上不信任地下党员，因此不安心在统战部工作，工作上顾虑重重，情绪消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又怀疑领导上已把他列为右派分子（前此该部对他并无任何怀疑），把研究工作的会议误认为是斗争他的会议，把领导上说别人的问题，毫无根据地怀疑是在说他，因而精神非常紧张、反常。统战部领导上发现这些情况后，曾三次对他进行解释教育，说明未把他列为右派分子，领导上是信任他的，并对他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但王的疑虑仍很严重。以后领导上又将他的情况反映给市委组织部，请组织部对他进行教育。组织部的负责同志还未来得及和他谈话，王即自杀身死。
我们为了彻底弄清王寒生自杀的原因，已要有关部门抽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分别就王生前的社会关系，政治历史情况和在反右派斗争中有无来自外面的威胁等问题进行调查。
这六起自杀事件中，除一个学生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未遂外，其他都发生在反右派斗争方才开始或没有正式开展的单位。这时党的政策还没有深入贯彻下去，这些单位的排队工作尚未进行，所以也未很好采取预防措施。全市正式进入反右派斗争后，我们曾对此工作专门作了布置，自杀人数就显著减少了。目前，第二批运动已陆续开展，还未发现有自杀的。
当前在农村中，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都很尖锐。自资产阶级右派借我党整风的机会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农村的广大党员和基本群众都很义愤，坚决拥护反右派的斗争。但是，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却因此抬头，部分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这两个方面，在农村中已形成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并引起部分农民思想上的混乱，以致当前农村的各种工作遭到很大的障碍。
（1）富裕中农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隐瞒产量，少卖余粮。坝县全县共有四十一个社隐瞒产量，以致夏季总产量，先由二千三百万斤降到一千七百二十万斤，最近又降到一千五百万斤。安次县也有二十多个社隐瞒了产量。张营村的五十六户农民，共隐瞒产量一万六千八百斤。这种情况已造成了今年夏季粮食征购的困难。第二，夸大合作化的缺点，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串连社员退社，企图把社搞垮。据香河县了解，在全县的四万多户农民中，要求退社的约有一万户左右。该县小刘园村共有一百二十户，现有六十户已经提出要在秋后退社。怀柔县西河村的段凤龙，过去要求退社，未得允许，现在又煽动了三户社员，一起来拉牲口退社。据对井陉县长生口乡十个村一千七百一十七户的调查结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是贫农、中农和党、团员）占百分之六十七；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对社会主义道路有怀疑的（多是富裕中农和部分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三；对党不满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是地主、富农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及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占百分之十。第三，叫喊农民生活苦，挑拨工农关系；不安心农业生产，有的私自搞副业，甚至专搞投机贩运活动，不参加农业生产。据通县专区反映，在北京周围大约有三千到四千人（多是富裕中农），经常到北京搞投机贩运活动。东光县邓集乡在麦收后，就有二百零八个人外出到城市去找工作。
（2）部分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满城县北章乡等地，近来发现六个地主、富农有反动活动。雄县最近在五十四名已经摘掉反革命帽子，成为正式社员的反革命分子中，也发现有六名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目前这些人进行破坏活动的形式，一般是造谣、煽动，散播反动言论和破坏农业社。有的地主、富农则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攻倒算。博野县刘庄村的富农刘天州，把土改时分出去的五间房子的木料和地基都倒回了。密云县东智东村地主李郭氏的房子，在土改时确定给学校用，现在她却要学校搬家，并且威胁干部说：“国民党快来啦！你们不搬，可得后悔！”井陉县陈村反革命分子王丙珍，在今年六月组织了十几名青年，秘密制造大刀，扬言在八月大乱时要杀干部。另外，反动的会道门和宗教也都积极进行活动。保定专区九个县已发现的会道门组织，有大佛教、一贯道、圣贤道、白阳道、混元门等多种。它们的活动，主要是恢复、发展组织和造谣惑众。里县大曲堤村有个圣贤道首齐大云，半年来收敛道费二百多元：积极联络安国、清苑、高阳、安新等四县的道首，恢复与发展组织。保定专区清苑等六个县统计，半年来只天主教恢复和发展的教徒就有一千多名。由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会道门等的活动，反动标语、传单、谣言和闹圣水、圣药的情形相当严重。保定和通县两个专区已发现的反动标语、传单共有三十八起。密云县五月九日一次就发现了四十一条反动标语。各地已发现的谣言，种类亦很繁多。半年来，已发现的闹圣水、圣药的活动，通县专区共有一百多起，保定专区共有八十四起。涿县阎马庄闹圣水的活动，参加的群众共有三千多人，涉及到四个县的一百多个村庄。半年来，刑事犯罪的案件也有增加，保定专区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通县专区则更多，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点六。
（3）在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面前，党内也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更为严重。有不少人在前进中的缺点和困难面前，感到理曲腰软，不敢和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理直气壮的斗争；有些人迁就和附和右派思想；有的人甚至丧失立场，和富裕中农站在一起叫骂，抵抗党的政策。任邱县杜家营村党支部的九个支委中，有六个对统购统销不满，主张隐瞒产量，少卖余粮。坝县小桃园农业社在夏收分配中，偷着藏起了五千斤小麦。区里的工作组虽已发现这一情况，但也不敢进行批评和教育。顺义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进登（家庭是富裕中农），对办好合作社产生畏难情绪，最近不辞而别地回家了。
（4）一部分农民思想混乱。据任邱县六个区一百七十二个社的了解，有七十一个社（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七户）社内的思想比较混乱，共有八千零六十五户思想波动和生产消极，其中：不参加社内生产而私营副业的有七千六百七十五户，企图外出找事的有三百四十户，闹退社的有五十户。
（1）根据以上情况，省委在七月底召开了一次省委全会，着重研究了当前农村的形势。会议决定从现在起，以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农村中普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运动的主要锋芒是对准动摇的富裕中农，进行说理斗争，把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走回头路的思想彻底打垮，同时，对于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要给以有力的打击，并且要通过争辩，对党内的右倾情绪进行批判。要求通过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斗争，彻底击退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端正政治方向，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2）在运动当中，要强调作好思想发动工作。首先要训练干部，训练宣传队伍。各县在省委开会以后，要召开一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用七、八天的时间，对干部进行训练。要在会上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如统购统销、合作化等）进行辩论，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情绪和本位主义，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且要教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在农村中展开社会主义宣传运动时，要先党内后党外，作好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依靠贫农、下中农和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向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和有反动言行的地主、富农展开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3）在这次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中，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对地主、富农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与一般农民的落后思想和错误言行，要严格加以区别。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与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亦应分别对待。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主要采取思想批判和说理斗争来解决。在方法上主要采取小型会说理辩论。如果有必要召开说理大会，或在会上点名批判典型人物的时候，应事先经过区、乡党委的批准。强调说理斗争，不许打人、骂人，不扣右派分子帽子，就是说理斗争，也要适可而止，防止造成紧张的局面。对一般农民的落后思想和错误言行，要进行耐心教育，使其划清思想界限，提高觉悟。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给以有力的打击。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应经过斗争，根据其犯罪情节的轻重，进行处理：已经摘了帽子而应该戴上的要重新戴上；应该管制生产的要管制生产；应该逮捕法办的就逮捕法办。对于只有轻微破坏活动、经过批判又能低头认罪的，可以免予处分。对于表现好的地主、富农，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可以摘掉。对于应该法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及时处理。
（4）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的同时，要教育干部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规定，进一步发扬民主，接受合理的要求，认真改进工作，以便团结广大群众，为今后农村基层干部整风打好基础。
（5）这一次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应与当前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以便通过这一次的运动，把各方面的工作推动起来。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琪汇报）
截至八月一日止，据十九个省、市委（缺上海、山西、江苏、广西、甘肃、贵州、云南、内蒙、新疆）先后在电话汇报中所报的不完全数字，共有右派分子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有右派骨干分子四千八百零四人。详细数字分列如下（下面括弧中的日期，系各省、市委向中央汇报的日期）：
北京：共有右派骨干分子二千五百零八人（七月三十一日）。
河北：省级直属机关和各市共有右派分子二百六十三人，其中已经或计划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四十六人（七月三十一日）。
辽宁：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右派分子一千零三十五人，其中极右派分子一百五十五人（七月三十一日）。
江西：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经各整风领导小组初步批准的右派分子共有二百六十八人，其中有右派骨干分子二十五人（七月三十一日）。
湖北：全省已暴露出右派分子一千零三十九人，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一百一十余人（七月三十日）。
山东：已发现右派分子一千四百零四人，其中极右派分子一百六十一人（七月三十日）。
吉林：省级直属机关和长春市五个高等学校共有右派分子二百二十五人，其中：高等学校中有右派骨干分子四十四人，省级直属机关已在报纸上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有二人（七月三十日）。
广州：在省、市两级的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大专学校、文艺界、科学界、工程技术界、新闻界和省、市两级直属机关中，共有右派分子四百三十八人（七月二十九日）。
安徽：各地、市委已初步排出右派分子八百二十九人（七月二十七日）。
河南：全省共暴露出右派分子九百一十一人，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二百零五人（七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全省共排出右派分子四百零一人（七月二十六日）。
四川：全省（重庆不在内）共揭露出右派分子二千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五百二十三人（七月十七日）。
重庆：在全市市、区机关、大专学校和中央级、省级驻渝机关中，已揭发出右派分子一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极右派分子二百零八人（七月十五日）。
福建：全省已揭露出右派分子一千四百九十五人，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三百零六人（七月十三日）。
浙江：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报纸上点名的有二十人（七月十日）。
湖南：在民盟、民革、大专院校教职员和省级直属机关中，共有右派分子一百四十人，其中极右派分子五十四人（七月六日）。
陕西：全省已初步排出右派分子九百人，其中被点名的有二百二十八人（七月五日）。
青海：在省级直属机关八个单位中，已初步确定有右派分子四十人（八月一日）。
天津：据七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五次汇报的材料，已揭露出右派分子六百一十一人，其中右派骨干分子二百一十三人。计：在市、区两级的资本家中，有右派分子四十人，其中极右派分子十人；在高等学校的学生中，有右派分子三百八十五人，其中重点斗争的有一百一十六人；在六个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被斗争的对象有八十七人；在工程技术人员中，有右派分子九十八人；在财贸系统中，有右派分子八十八人（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三十日、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
根据中央在青岛召开的九省第一书记会议的精神，山西省委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召开了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扩大）。会上，对于增产节约运动（在农村是增产增收运动）和整风、反右派斗争做了如下安排：
一、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进行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是目前到今年年底两个重要任务（后一个任务要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完成），我们要求都要搞好。这两个任务是有一定矛盾的，主要是在领导力量的使用上有矛盾。为了解决领导力量使用上的矛盾，把两个任务都搞好，确定了以下几点：（1）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反右派斗争两个任务如果发生矛盾，整风、反右派的时间可拖长一些。（2）领导力量要有适当的分工，第一书记对于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反右派两个任务都要抓紧。（3）在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反右派斗争中，都要贯彻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都要特别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4）对落后的方面、系统、单位、角落（如基本建设部门，落后的农业社等），在八、九两月要采取坚决的措施。要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帮助工作。在上述落后的地方，常常是政治思想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地方，因此，应当和反右派斗争、加强法制工作、批判党内右倾思想等工作结合起来。
二、对于全省的整风、反右派斗争的部署：
（1）省一级：四所高等学校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反右派斗争，在七月下旬已先后告一段落，并且已先后转入以思想斗争为主的整风，这一段计划先搞二十天。学校八月一日已放暑假。
省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发展很不平衡，要求在八月底以前把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先后转入以思想斗争为主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求在九月底以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省委常委会要抽出一段时间，坐下来自己进行整风，先进行集体的检查，后进行个人的检查，并且为中央九月三中全会所要的材料进行准备工作，为第四季度召开党的全省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工作。
（2）市委一级：市委一级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其进度大体上和省一级差不多。重点可放在中学、政治界、工商界、厂矿企业等四个方面。小学如何搞，由市委看力量自行决定。
工厂中的反右派，可在八月底告一段落。工厂反右派所用的时间，可比市级机关短一些，步骤上还是先职员，后工人，不要搅在一起。在工人中如何搞，每个市可进行试点。工厂整风所用的力量，要比反右派大一些，工厂整风所用的时间，也可比工厂反右派的时间多一些（比如一比二），要注意运用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
（3）地、县委：地委、县委级机关的干部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可分两批进行，即抽出一批人下乡帮助工作，一批人留在家坚持工作，并且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每批的时间二十天，到时就换班。在发现右派分子的方法上，可采取组织几个问题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问题是：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合作化好不好，城乡生活与工农关系问题，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问题。这样做，既可以发现右倾思想，也可以暴露右派分子。即使有些单位前一段已经发现了右派分子，并且已经开展了斗争，也可采取这种方法再捞一些右派分子。在这个时间，地委、县委的常委会，要抽出一定时间，坐下来，自己进行整风。农村里小学中的反右派斗争，由各地、县委自行安排。
（4）农村基层党组织：粮食征购任务基本完成后，从十一月到明年二月，要在农村中进行整党整社，其内容是：打击残余反革命分子和不法的地主、富农分子的反革命行为和违法行为；批判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目前，各县委和城市的郊区区委可即选择一二个乡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
各地委、县委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除了抓紧增产增收运动外，还要：（1）立即开展一个反对欺骗国家、隐瞒产量的运动，以核实麦收产量，完成夏季征购任务。（2）克服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加强社会治安工作，加强法制工作。（3）继续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宣传。因此，地委、县委的下乡干部，要帮助乡、社干部抓紧这几项工作。
会议确定：农村中在这个时期内的主要打击锋芒，是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不法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从十一月至明年二月的整党整社的这个时期内，主要打击锋芒是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会议认为：由于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比较严重，但他们同时又是劳动者，人数又较多，因此，在对待富裕中农的政策上必须十分慎重。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是必须反对的，一般地只叫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即可，不宜给他们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对其中个别严重的分子，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而在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时，也必须经县委批准。
（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书面汇报）
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吴景贤于六月六日写了“关于储安平、孙大雨的一些材料”，现摘录如下：
我于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储安平也在那里的“公民训育系”担任教授，教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学。
听说储安平原来是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工作，后来由该报送他到英国留学。他的老婆端木露丝留在“中央日报”工作，和该报社长程沧波（程中行）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此储与“中央日报”闹翻了。我在蓝田时，时闻他和他的老婆常常发生纠纷，甚至要闹离婚，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因于一九四二年离开蓝田，也就不得而知。
储安平当时的政治面貌，就我回忆起来，他是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在该校出现的。当时该院筹备人之一潘公展，没有到院，由潘推荐了一个代替人，名叫袁哲（字公为），代潘作了该院的筹备委员之一。袁哲后来便做了该院的“公民训育系”（专门培养中学公民教员和训育主任，为反动派在中学灌输反动思想的）主任。储安平即在该系担任“政治学”教授。当时袁哲在校完全是代表国民党的。虽然没有正式成立国民党的组织，但袁哲曾把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已调查清楚，有时借些理由，邀集国民党员开会，在校进行一些活动。就我现在想到的，如伪教育部派王凤喈、辛树帜到院视察，就曾邀集过国民党员参加欢迎，并照有欢迎他们的照片。我记得当时袁哲曾叫一个学生周化行，出名办了一个刊物，名叫“国力”，作为国民党在该院的机关报的样子。这个刊物出版时，在封面的背后，曾印有“指导教师：储安平、吴景贤”字样。当时的院长廖世承（现任华东师大副校长）、教授孟宪承（现任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解放后已入党，现任华东师大副校长）、朱有献（现任华东师大教授）皆在上海，组织上如果要知储安平抗日时期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情况，可直接向上列几位同志去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上海的右派分子孙大雨，是我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南温泉伪中央政治学校的同事。他到伪中央政治学校教书，听说是梁实秋介绍给张道藩的。
孙大雨在当时，对蒋介石反动政权是反对的。有一次，是伪中央政校校庆的日子，别人都去排队欢迎蒋介石去了。他和我两个人留在房间里未去，坐在走廊上作旁观。他对我说：这些家伙捧蒋介石，蒋介石大小便最好由他们用嘴去接着。（当时是从蒋介石每次来时常常要到一座厕所去小便说起来的。）这类的取笑的话，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的。又有一次，陈果夫托人请孙大雨替他的养女补习英文，补习完了，陈叫人送孙大雨一点礼物，孙认为太少了，坚决不收。并提出应该按平时在学校上课的钟点费计算，使陈感到非常为难。他对反动派的这些态度，至今使我留下好的印象。此外，孙大雨经常进城，回校时也常常带一份新华日报和我共同看看。（当时新华日报虽然仍在重庆发行，但反动派已经不准报童代卖，并且也严格监督一般人，不准人看新华日报了。）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孙大雨在这个时期确有他的进步一面。
但孙大雨另外又给我一个很坏的印象，那就是他的唯利是图的思想本质。他当时经常进城，主要是跑黄金市场，买卖黄金美钞，平时和大家在一起生活时，也充分的表现出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很多人在背后都说他是“犹太人”。我记得有一件小事。他有一次进城，忘记带扇子，不得已在城里多买了一把扇子，回来时非常懊恼，说是多买了一把扇子没有用。我说：我正要买扇子，你如不要，就请让给我。他客气了一番，终于按当天在城里买的价钱卖给我了。过了半个月，他看物价天天在涨，想到了那把扇子，又向我提出要赚回那把扇子。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充分说明孙大雨是一个十足的唯利是图的人，虽然是一把小扇子的买卖，他都经过三反四复的打算，最后为了保持他的几分钱的利益，竟然提出那样可笑的要求。
（摘自七月十七日四川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材料）
你寄给谢老的控诉词收到了。你放心，用不着“恳求”，我也会把这样的东西送给他亲阅的。上午收到，中午吃饭中我已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了。不过还在我手边，因我要仔细读完它，如万一谢老因目力差或因事读不完时，可讲给他听。
我相信你的话，我认为至少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培育着幼苗的田原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病虫；在你生活的周围，有一群混账鬼。
你在病，如果你没有被病吓倒，就更不会被“虫”和“鬼”吓倒了。虽然它和病菌一样的恶毒，甚至比“脓疮”还要臭，但它和病菌一样也能够消灭。
愿你在生活的道路上勇往前进，并望早日健康！愿有机会见见你，并可来信。
我也喜欢在公余写点小东西，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七版上发表了一篇骂人的文章“部长助理上任”，你不嫌费眼的话可看看，并指教。
祝你愉快！
吉世琳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
来源：（七月二十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