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八月七日到九日）……………………（1）
北京市委组织部对党内右派分子反党原因的初步调查………（25）
北京市委关于在反右派斗争中防止自杀事件的通知…………（28）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29）
关于民主党派领导成员的调整情况。
随着斗争的深入，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的政治面目，都已经暴露清楚。为了保证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并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改造奠定基础，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逐步树立以左派联合中左为优势的新的领导机构。本着这种精神，近来我省对民革、民进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成员，通过各方面的工作作了调整，从而使这一斗争呈现了新的气象。
民革整风领导小组，原来由七人组成。其中：左派二人，中左一人，中右二人，右派二人，右派分子刘旭初担任组长，右派力量占优势，因而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表现无力。有的右派分子气焰嚣张，如任天放在会上吸烟、喝茶，对斗争满不在意。群众对领导小组赶不上去有意见，部分领导成员也有意见，他们都有改组领导小组的要求。根据这种情况，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同志找左派分子高树勋（现任副省长，原不大管民革的事）谈了话，动员他出头担负民革整风和反右派的领导。于是，以高树勋为首的新的领导组织逐渐酝酿成熟，在七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把原来的领导小组改组成为新的九人领导小组。右派分子刘旭初和谢仲谋被清洗出领导小组。在新的领导成员中有左派五人，中左一人，中中一人，中右二人，高树勋任组长，左派力量占绝对优势。改组以后，群众反映很好，士气为之振奋，坚定了反右派斗争的信心。如刘中材说：“他们（指旧领导小组）在任天放手里都有短处，不敢大胆揭发，现在高副省长可以，他不怕任天放。”在斗争任天放的会上，举手发言的人十分踊跃；任天放已不像过去那样处之泰然了，已经感到有压力，已初步进行检讨和交代问题。
民建和工商联前一段反右派的斗争，是由原常委会领导的，没有专门建立整风的领导组织。最近经省委与他们协商，也建立了左派和中左占优势的新的反右派斗争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代替旧的常委会来领导整风。新的委员会由九人组成，其中：左派二人，中左六人，中中一人。吴蕴山（中左）为主任，赵少农（中左）、范治国（党员）、范国栋（中中）为副主任。现在，民建和工商联正开会斗争高振声。高的思想很沉重，在八月一日晚上把他爱人王志坚送走了。据民建估计，高的爱人此行有三个目的：一是到北京摸底，向她弟弟（现在北京市委宣传部任处长）探问些消息；二是到唐山摸底，了解他们那一伙人的情况；三是告诉他们家里（住唐山），不要惦念他们。
民盟目前的整风领导小组共七人，其中：右派二人（戴练江、高景铭），现在正被斗争；中中二人，一个有病，一个经常不在家；中左和党员各一人；领导小组组长刘清扬，原先常在北京，最近才到省具体领导民盟的反右派斗争。民盟的领导小组，不仅是右派占优势，而且经常开不起会，不能实现领导。准备于十二日刘清扬回省以后，召开一次民盟筹备委员会；通过这次会议树立起左派占优势的新的领导机构。
九三目前的整风领导小组共五人，其中：左派一人，中中一人，中右三人（有的还可能是右派）。在这个领导小组中，右派的影响也占优势，斗争开展不起来，需要改组。但是，由于过去鸣放不够，他们的面目现在还未彻底摸清，改组的条件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暴露之后，在适当时机再作出改组的计划。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茹洪生汇报）
在反右派斗争中，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其活动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宣传右派谬论，企图制造骚乱。巢县地主洪宣云，在报上看到葛佩琦、储安平的谬论后，到处说：“葛、储是对的，因为共产党实在做了不少坏事”。歙县王冲乡新庄社吴永法（三青团员）把储安平的发言讲给九个社员听，还说：“储的文章甚好”，并用红笔在报上划圈，贴在墙上让大家看。含山县漕川小学教师张平、王多孚（三青团副队长）、韩维康（伪军官）说：“县、区、乡三级干部比猪还坏，这次整风要象上甘岭搞美国鬼子一样，一排一排地拖出来绞掉，一个不留才过瘾。如果要枪毙镇委会的郭干事的话，我一定从二百里以外赶回来，打他几下，才解我心头之恨。”大蜀山社的张国太看了报上右派的言论后，就到处点火说：“你们有没有看报？现在报上有好多有名的大人物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上海工人罢工了，北京学生罢课了，到时候了，共产党不行了！”屯溪市隆兴社一坏分子向社主任借钱没有借到，就对该社主任说：“现在大放大鸣，你不借，我要大大地放一下”。宿县城西镇反革命家属曲大华和被管制分子周金鼎说：“全国都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现在摊到我们提意见、吐苦水了，我们的出头日子到了。”另一特务分子张正明说：“现在该我们这号人露头了，趁此机会好好地干吧。”滩溪县芦沟乡胜利社地主分子徐之午说：“今年春天阶级斗争是斗农民，现在整风得斗干部。”滁县杨子乡三联社一老中农赵伯学的父亲看到报上大鸣大放后，对干部说“当年李闯王、洪秀全都是农民革命的好领袖，在革命初期都对农民很好，但在革命胜利后，不问农民的事，结果失败了。现在共产党也是这样，革命刚胜利时，共产党给农民分土地、分房子，也很好，这二年手段毒辣了，不给农民吃，不给农民穿，我看不久也要失败”。
二、造谣、贴反动标语。定远县山湖乡金桥社富农张培之造谣说：“国民党飞机到上海轰炸，共产党就不敢打，国民党快来了，快退社吧。”屯溪市医生范正安（台湾蒋军家属）说：“最近美国有十万大军到北京，英、美派四个兵团去南朝鲜，李承晚是真有本领，北朝鲜是第一战场，福建是第二战场，宿县是第三战场，屯溪市是第四战场，今年八月底，美国要把全部武器摆在台湾，帮助蒋介石。”又说：“山西饿死了三百多人。”宁国县高邮乡发现谣言说：“张宗良（原国民党皖南行署主任）已于六月初从台湾回来，他是来上海参加国际会议的，说美国已打进苏联，苏联是风火地，苏联一打倒，中国就完蛋了。”歙县陈闸乡的谣言说：“蒋介石派来几千架飞机，把福建都炸平了，今后还是蒋介石的总统。”怀宁县月山乡一小学教员对社干部说：“粮食很紧张，主要是因为苏联向中国要粮食，毛主席去苏联时因为不给苏联粮食，被苏联扣住了，后来刘少奇、周恩来把毛主席保回来的。高岗犯错误也是粮食问题。”肥西县将军乡商人沈霞文到处讲：“毛主席不是中国种，把粮食运到外国去，把我们饿死了；”还说“把有用的人镇压了，没用的人当干部，看要搞成个什么样子。”滁县李集乡亚绿社坏分子李向元对小孩子造谣说：“这儿有鬼，是穿红裤子的”，小孩子们都很怕，以致在麦收季节，哄动了全乡农民都不能安心生产。五河县、含山县都发现“要想吃饭，就得单干；要想发财，就等蒋介石回来”的谣言。无为县金鸡乡也发现“今年闰八月，要造反，国民党要回来，你们有子弟在外面工作的，赶快叫他回来”的谣言。旌德县孙村乡坏分子王保油说：“今年闰八月要造反，二月初八打雷从北边打起，要造反也从北边造起。”庐江县同大社兵痞罗光将造谣说：“合肥农民暴动了，拿斧头砍死了很多干部。”繁昌县反革命分子盛本明说：“现在劳动像条牛，今年闰八月要造反，老子也要出头了。”怀远县长店小学教员沈建银（地主成份）编了一首反动歌曲教学生唱：“说怀远，道怀远，怀远本是个丰收年，自从解放后，老百姓过得苦连年。”当涂县伪保长梅纪洪说:“从前有打罪、骂罪，毛主席来了，还有饿罪。”无为县羊山乡有谣言说：“江西彭泽县发生人瘟，人都死完了，几十里路都没有人”。肥西县公路乡一富农分子说：“大快活的是党员，小快活的是团员，累死的是壮年，饿死的是老年，哭死的是幼年。”黟县和平乡伪人员查仁太说：“大家不要叫苦，一年有个四百五十五（指留粮数），小孩不要急，一年有个二百七十（留粮数），大家不要愁，每月有四两油，社员做得苦又苦，做来工分给干部”。和县发现反动标语：“要想生活好，反抗政府要趁早，打退走狗才幸福，蒋主席万岁。”怀宁县宁桥社在厕所的墙上发现反动标语：“同志们，反共吧，马上起来反共、反社，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现在反共、反社，这样才对。”金寨县南塘乡，在方园五里路内，发现了十二张反动标语，内容都是“蒋介石万岁”，“共产党是反革命”。休宁县有一懒汉陈竟齿（中农）在屯溪公园里用炭写了四个反动口号：“共匪必亡、迎接蒋介石主席重返大陆”，“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中美友好万岁，坚决反共，保卫世界和平”，“共产党是世界人民的公敌”。现此人已被逮捕，正在审讯中。祁门县彭信乡在茶棚亭柱上发现有“打倒共产党，土地回老家”的反动标语。其他在无为县万元乡，巢县新陈乡也都发现“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要忘掉”，“毛主席真是个坏蛋，弄不到一粥一饭，蒋秃头虽讲坏，三顿四顿还有好菜”，“毛主席好是好，老百姓气得不得了”等反动标语。
三、破坏生产。青阳县丁桥乡富农闻付山故意将牛放到田里吃庄稼，还说：“牛是社里的，吃掉没关系”。繁昌县东方二社富农陈如孝、陈如坛经常放鸡鸭到田里糟塌粮食，还说：“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人，不象以前成份不好，被你们欺侮。”巢县富农洪石夫将社里的棉花拔掉了一百九十六棵。怀宁县金工乡富农王桐久将四十多斤稻种扣下不播。阜阳县富农把乌龟放在牲口嘴里，将牲口闷死。滁县油亭乡一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王应龙借口牛不听使唤，将牛活活打死（现已捕）。临泉县新建社三个反革命分子当词/饲养员，用钢针害死两条牛。宣城县四合社富农胡方来砍掉社里的松树一百多棵。
四、煽动退社。肥西县文甫乡古城社坏分子秦言敬煽动五、六个庄子的群众退社，并公开组织“退社报到处”，以致影响了生产，有一个生产队的牲口几天没有人喂。王河县安怀农业社富农孙德贤对贫农孙车事说：“社里限制太死了，吃油、吃盐的钱都没有，怎么能下地呢？成份好的退社没有事，反正你出社后，如果觉得地太少，我可以给你几亩，牲口、农具也都有。”这样，引起了孙车事等六、七户要退社，经教育后，现还有一户退了社。肥东县古城乡远景社一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王家才，拉拢社员退社说：“我们队里土地好，但没有一个社干部，要吃人家的亏。”他说后，这个队里就有几户要退社，并且在当天还到王的家里去干了活。当时有两个贫农反对这样做，结果在这个反革命分子带领下，挨了一顿打。
五、闹口粮。巢县贾地乡两个富农妇女带领了二、三十个妇女拿篮、拿碗去县委会要饭吃。宣城县解放乡地主陶亭有鼓动社员说：“你到生产队长家里去闹，不给吃就打，打不过就用刀杀。”向阳社地主张云寿家里已有粮食七百多斤，又私自购买二百斤大米，并骗去六十多斤粮票。大蜀山社富农汤先胜说：“共产党不给我们粮食吃，把斧头磨一磨，砍掉他两个，就给我们粮食了。”
六、盗窃社的公共财产。蒙城县建华社地主李华堂勾结流氓分子李占国将社里的牲口卖掉。怀远县杨永社地主刘亭基偷了社里十一张犁，打碎了当废铁卖。沙沟乡地主彭玉晚偷了社里的黄豆种一百七十多斤。
七、行凶、殴打、杀害干部。临泉县泉北社以孟继尧为首的十多个地主、富农，在七月二十四日借口干部贪污，将会计打了一顿，伤势很重。凤台县永丰社、凤阳县太阳升社地、富分子蔡汝善、姚学新也都借故打了生产队长。颖上县洪集乡生产队长被杀，伤势很重（该案正在侦查中）。含山县反革命分子张守保怀疑社长检举他，用铁锹将社长砍伤。
八、企图倒算。含山县李圩庄地主李开启在土改时骂农民是土匪，今年一月又把分给贫农住的房子搞坏。屯溪市十口乡地主吴彩云，把土改时分给农民的房子上的亮瓦拿走变卖，并将砍下的柴放在农民住的屋里，还说：“我把房子烧掉后，你们就住不成了。”社干部找他谈话，他还说：“你不识字，不看看报上怎么讲的？地主、富农马上就要翻身了。”凤台县海新二社地主卢坚甲在下雨后用铁锹将社的田埂扒掉，有人责问他，他说：“将来还是我的”。
九、篡夺社的领导。阜南县胜华社地主说：“当统计员贫农不行，地主才有文化。”这个社二十一个队的统计员中，有八个是地主和伪人员。涡阳县义门区二十六个社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生产队统计员都是伪保长、地主、富农。周桥乡和平社一地主当了统计员后，在今年午季对社里瞒产七千多斤粮食。滁县曲亭社一外来反革命分子周发苗（有四条人命案）伪装积极，曾骗取了劳模称号，当上副业生产副主任，结果将社的猪搞死一百多条，副业生产的本钱也赔光了，现在正拟将他逮捕。
十、搞反动组织。肥西县金桥乡反革命分子苗正安最近恢复了“无为道”，已发展了五十多个道徒。道徒吴革兵把手指砍掉了一个，以表示决心。另一道徒、地主苗正科在农业社不听队长指挥，还说：“观音菩萨不让我们生产”。涡阳县石公区道首李梁氏纠合了二十多个神婆，经常烧香，还对群众宣传：“不烧香就没有粮食吃”。周桥乡圣贤道陈王氏、陈玉开，在六月初组织了六十多户做黄鞋，并在打麦场上跑三圈。肥西县中派乡一党支部书记孙钱亚，在今年一月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群义党”的反动组织，已发展了七、八个人，并进行破坏活动，现已被逮捕。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各地、市级机关，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学校和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现将各地前一阶段斗争的情况简报如下：
一、南昌专区：（1）南昌地、专级机关反右派的斗争已普遍开始。地委、党校、合作社、银行等十二个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南昌地委机关因前一阶段进行抗旱斗争，运动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天已下雨，待抢种后，还要把运动向深入一步展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间分子还有思想顾虑：他们在鸣放中发过牢骚，或有过同情右派的言论，怕把他们划成右派，因此不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因为中间分子未充分发动起来，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就无力量，许多右派分子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2）南昌市级机关开展运动的共有四十三个单位，各单位向市委报批的右派分子有一百二十五人，市委已批准了二十四人（占各单位所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正在研究的有十八人，并已发现三十三人不够右派分子的标淮。南昌市级机关的鸣放，是在六月十日以后开始的，比省级机关要迟一些。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表，因此，在鸣放中暴露的问题较少。（3）目前市级机关在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顶牛现象较普遍。根据省委整风办公室最近派人在市银行、保险公司、房管局等单位了解，顶牛现象一般都是在挖右派分子的根时发生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中间有的右派分子可能是单干户，本人已交代得差不多了，而我们还在继续追查其组织活动，就容易发生顶牛现象；有的右派分子可能有后台，因我们没有充分掌握他们的材料而过早地去追查，使他们摸到了我们的底子，狡猾顽抗。但主要是我们对右派分子具体研究不够，心中无数，没有很好地研究和掌握斗争策略。现在已经发生顶牛现象的单位，正在进行短时期的整顿，准备继续作战。市级机关的运动一般在八月二十日左右可暂时告一段落。（4）南昌市有十五所中学，拟在放暑假后，集中半个月的时间进行反右派斗争。现在有五所中学已暴露出右派分子，并已开始批驳揭发；有十所中学发现有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也在进行批判，以辨明是非。目前工厂中的反右派斗争只在干部中进行，基层企业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开始。
二、吉安专区：（1）地、专级机关和吉安市级机关已开始反右派斗争的二十七个单位，揭发出右派分子三十三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四。这些单位总的情况是：右派分子已基本孤立，有的开始缴械投降，作了一些检讨，或准备作检讨，但一般都不愿检查思想本质和动机。吉安市民主党派、市政协和工商界战线，根据各方面揭发和个别右派分子起义检举，已经证实有两个右派集团。一个是以右派分子姚博（吉安市民盟主任委员）为首的并以文教界为阵地的集团，这个集团上与江西省右派首脑——章、罗联盟在江西的代理人许德瑗、刘九峰有联系，下在中、小学里有基点，其主要成员有十一个人。姚已承认许、刘曾到吉安布置发展组织的活动，但对他自己的右派集团问题尚未彻底交代。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上下串连，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大力发展民盟组织，攻击党的领导，抓住党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其目的是首先控制文教界，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另一个是以右派分子陶逸民（吉安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为首的集团，成员共有六个人，下边还有小组织。这个集团在大鸣大放中开过两次秘密会议。陶逸民在北京开会时，曾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有过联系（罗隆基和王造时都是吉安人）。这个集团企图控制工商界。以上两个右派集团在吉安文教界、居民和一部分工商界中已经搞臭了，但还未被彻底打垮，斗争还在继续深入中。（3）在暑假期间，吉安市的五个中学也开始了反右派斗争，详情以后再报。
三、九江专区：（1）地、市级机关大鸣大放以后，在七月上旬就开始全面反击，已揭露出以民主党派成员为首的小集团三个，经地委批准的右派分子八人。地、专级机关中的十一名右派分子，经过二十多天斗争，绝大部分都写了书面检讨，但检讨的很不深刻；个别的右派分子还在顽抗，拒不交代问题。（2）目前地、市机关在斗争方法上坚持说理不够，斗争会上喊口号的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七月底利用一周时间专门整顿了一次队伍，其原因是：（一）前一阶段斗争出现僵局；（二）中间群众有急躁情绪，认为斗争差不多了。整顿的内容主要是批判急躁情绪和温情主义，寻找新线索，研究斗争方法。整顿的方法是领导上检查斗争进行的情况，研究左、中、右派政治态度的变化，根据排队情况，分别召开左、中、右分子会议。对左派着重打气，鼓舞情绪，交代斗争任务与方法；对中间分子着重正面教育，向他们说明斗争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性；对右派分子着重指出方向，说明只有彻底交代，才有出路。目前斗争正在继续深入中。
四、上饶专区：（1）上饶地、市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普遍开始，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在批判错误言论后，群众的劲头不大了。上饶专区在前一时期，因进行抗旱斗争，有的单位在七月底才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最近地委正在加强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将进一步研究情况后作出布置，使运动深入一步。（2）上饶市的民主党派，经过半个月的斗争，使市民盟主委何星南、农工主委蒋谦、工商联副主委叶端甫等右派骨干分子的原形完全暴露出来。这些右派分子经过揭露，一般都与省里的右派首脑许德瑗、刘九峰等有联系。目前他们虽已承认错误，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事实，但还没有彻底交代，斗争还在深入开展中。
五、景德镇市：（1）到八月三日止，各单位暴露出右派分子六十六人，经市委审查批准的三十人。第一批斗争了二十人，第二批斗争了十人。第一批斗争开始较早的单位，右派分子已承认错误，写了检讨。在全市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已基本上搞臭，如市民盟主委刘一燕不敢上街，怕群众抓住他质问。但有的右派分子还在顽抗。陶瓷研究所右派分子方子渊检讨后逃跑，后被乡下农民抓住送回。（2）该市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是，中间分子发动不够，敢于揭露右派言行的人很少；左派劲头虽然很足，但不善于说理。根据上述情况，市委对下一步的斗争，正在研究新的部署，准备再检查一次有无漏网的右派分子，同时适当整顿一下队伍，使斗争深入一步。
六、赣南：（1）赣南地区运动开展较晚，目前正在迅速赶上其他地区。钨矿局、大众报社等二十多个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群众斗争情绪很高，正在边打边备战，继续深入。有的单位正处于敌我相持阶段，有的也出现了僵局。如建设银行右派分子很顽强，斗不下去，原因是力量没有组织好，中间分子还在观望，左派出现急躁情绪。（2）赣南地区目前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有的单位对反右派斗争有右倾情绪，对斗争抓得不紧，对右派分子批驳无力；一是有的单位出现了左的情绪，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也开大会斗争。如公费医疗门诊部、肺结核预防所、企贸门诊部等三个单位未经党委批准，就联合召开七十多人的大会，斗争有错误言论的人，至在会上随便把被斗的人宣布为右派分子，后被制止。
七、抚州专区：（1）抚州地、市级机关七月初开始大鸣大放，七月二十日后转入反右派斗争，参加运动的有二千余人。运动中暴露出右派分子二十一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经过十多天的斗争和批驳，右派分子开始低头认罪，有的并作了检讨。抚州地、市级机关在运动中暴露出有各种错误言行和错误认识的人很多，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对这些错误的言行都进行了批判，辨明了是非。目前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是，左派有急躁情绪，而中间派则认为揭露得差不多了，想收兵。抚州地委已提出整顿队伍，进一步发动中间分子，使斗争深入一步。（2）民主党派主要是揭露和批驳右派分子周达洪（抚州市农工主委），因没有新的材料，周还在抵赖，斗争深入不下去。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介方汇报）八月八日
衡阳、湘潭、常德、邵阳四市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各市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是从六月中、下旬开始的。在市委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内，建立了以左派为骨干的领导小组，一般都经过了搜集、整理材料和摸底排队的工作，研究确定了打击对象，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各市都在民主党派中选择了两至三个极右分子（以民盟的极右分子为重点）进行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批判和斗争，群众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运动开始时，有些人认为右派言论只是思想问题，经过揭发事实后，大部分群众认识了这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左派斗争得更加积极了，中间分子也更加靠拢我们，这就使左、中派的比例起了变化。据衡阳市统计，从运动初期到现在，各民主党派的市委委员中，左派分子由一人增为三人，中左分子由二人增为八人，中中分子由十四人减为二人；支委成员中，左派分子由七人增为十一人，中左分子由十四人增为二十人，中中分子由二十五人减为二十四人，中右分子由十四人减为七人。
上述四市已斗了十九个右派分子，其中衡阳七人，湘潭三人，邵阳六人，常德三人。现在右派分子已经陷于孤立，一般已低头认罪。
（二）截至七月底止，四个市民主党派的市委成员排队的情况是：
民革衡阳市委十一人中，左派二人，中左二人，中中一人，中右二人，右派四人；民革湘潭市委九人中，左派二人，中左一人，中中二人，中右二人，右派二人。
民盟衡阳市委十二人中，左派二人，中左二人，中中二人，中右二人，右派四人；民盟湘潭市委九人中，左派四人，中左二人，中中二人，右派一人；民盟常德市委十人中，左派三人，中中二人，右派五人；民盟邵阳筹委会九人中，左派三人，中中六人。
民建衡阳市委十人中，左派二人，中左三人，中中一人，右派一人；民建湘潭筹委会七人中，左派一人，中左一人，中中二人，中右一人，右派二人；民建常德筹委会五人中，左派一人，中中二人，右派二人。
（三）几个极右分子的简要情况：
曲子健（衡阳市民盟主委）：曲与章伯钧、杜迈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去年曲在北京时，章伯钧请他吃饭，对他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不能过左，右一点没有关系，民主党派要对中间和落后分子开门，不要当共产党的助手。”他回来后，原封不动地传达并坚决执行了章的这个指示。他去年九月遵照杜迈之的指示专门收集党、政工作的缺点，编写资料，在市政协会上作了“党、政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向党大肆进攻，说市人委是“徒具形式”，党政关系“应该调整”，肃反是“乌天黑地”，高等学校的肃反搞得“一团糟”。他还强调民盟组织的独立性和政治自由，企图取消党对民盟的领导，想夺取副市长的职位，掌握行政领导权。此外，他还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
龚业光（湘潭市民革副主委）：他反对党的领导，强调民革组织的独立性；骂党、团员是“特务”，积极分子是“情报员”，说人代会是“形式主义”；歪曲毛主席的报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了“偏差”；擅自召开座谈会，收集材料，向党进攻；说民主党派要参加政治方面的“设计、施工、检查”。他并在学校中点火，说党员是专门了解教员的思想的，煽动教员对党不满。
陈公让（民盟湘潭市委秘书主任）：他利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猖狂地向党进攻，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党中央假造的”；对肃反横加污蔑、谩骂；到处点火，说“电机学校的党委和校长，行政和教师的矛盾很多，关系恶劣，非改组不行”；还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居民没有饭吃，很快就要上街。”
曾昭智（农工邵阳市联络组负责人，卫生学校教育主任，农工长沙市委极右分子徐君虎的亲信；徐曾当过蒋经国的秘书主任和邵阳县长）：一贯反党，说学校党支部不能领导学校，还大肆发展农工组织，并到处点火。
刘炳文（常德市民盟主委，杜迈之的亲信）：他不择手段地发展民盟组织，并且专门发展落后分子，把民盟拖向右转。如他听说有个教员不听党课，就说：“这是看破了红尘，赶快去发展他”，并说：“接受党的领导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不提了”，还说：“民主党派不仅要参加施工，而且要绘蓝图，从设计、施工到验收，都要参加。”他到处点火，挑拨党群关系。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1）群众发动得还不够充分，个别访问、交谈少，如湘潭市民革、民建对群众的发动，曾有一段时间仅局限于斗争会上。
（2）对右派的分化瓦解工作做得差。衡阳市近来对右派揭发的新材料不多。这四个市的右派分子中一个起义的也没有。
（3）有的市在斗争方法上有些简单化。如湘潭市对开始斗争不久的三个右派分子，过早地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邵阳市右派分子莫奇才曾经在斗争他的会上三次要求发言，都被制止。有的市对一般右派分子与极右分子在斗争范围、程度及方式上没有加以区别，将一些一般右派分子的斗争范围扩大到全市。如邵阳市将只应在本单位斗争的工商联主任（一般右派分子）拿到学校里去斗。
（4）有的人还有温情主义。如邵阳市卫生学校工会主席不揭发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同一般有思想问题的人混为一谈。
（5）一般地说右派分子虽已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但一些有组织的活动，如衡阳市几个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的互相联系，各市民盟右派分子与杜迈之的阴谋联系，都还没有被彻底揭穿。因此，必须将斗争深入下去，继续追击，并根据具体情况，成立专案组织以求搞深搞透。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关于刘宾雁去年在哈尔滨活动的补充材料。
一、刘在哈尔滨日报社的活动。去年六月十九日，刘的好友王瑞超邀请刘到哈尔滨日报社讲写通讯和特写问题，听者有编辑、记者、市文联干部、市青年团“学习”报人员等。刘在讲话中借题发挥，散布毒素，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记者的独立思考问题。他说这是记者最宝贵的东西。每一篇文章都要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对待生活要有战斗的态度。鲁迅、瞿秋白对待敌人的勇敢精神，就是应该学习的榜样。记者可以不受任何的思想约束，要大胆地干预生活，就是出了问题也不要怕。那怕是被开除了呢？以后还会请回来的。
（二）波兰问题。他说，波兰社会的民主自由风气在报纸上表现得很活跃，所以报纸发行量很大。我们人民日报最高发行量是八十万份，而华沙女工杂志却发行到一百五十万份。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的报纸一般化、概念化，马列主义讲的多了一些，报纸就受到影响了。波兰报纸发行多，是因为符合读者的兴趣，理论东西少。波兰报纸之所以改进是由于过去的报纸把某些问题和不幸事件掩藏起来，结果人民知道了很不满意，就起来“闹事”，后来就改进了。他说要发挥自由思想，记者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面对党和政府说话，对任何事物都可以做“客观”的报导。刘口口声声赞美“大民主自由”的好处，并说西方各国大街上都可以随便买到各国的报刊，在我们的社会里就不行。刘最后说，我认为可以大胆地报导一些不幸的事件，这样能发扬民主，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三）刘在谈话中，专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阴暗面，来揭发缺点。他说哈尔滨市住房少而机关占房太多；徒工是身体拍卖；就业的人数太少，等等。最后提到节育问题，他说，中央领导干部知道中国人生育太快，造成生活困难，可是他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孩子多了可以用保姆。邵力子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企图实行计划生育，但是赵树理（作家）却反对邵力子的意见。刘说，赵树理算个什么玩艺？他并不了解工农的生活情况。
二、刘在哈市电机厂的活动。去年六月，刘宾雁带了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到电机厂调查探访了一星期之久。采访后写了两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活人仓库”，是刘亲自写的；一篇题为“当人们不说话的时候”，是在刘指导下由刘一雄写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给电机厂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造成了思想混乱，使厂的领导非常被动。刘当时在电机厂有如下的活动：
（一）贴大字报，号召工人找中国青年报记者谈话，申冤诉苦。当晚就有百余职工争先恐后地排队找他们谈话，向这些右派分子吐苦水。据了解，诉苦者大都是平时思想落后、对党不满的人，而且有的政治上还有问题，有的还写过反动标语。此外，刘还叫青年团干部专找两种人进行个别谈话，一种是对领导意见多的，一种是敢说敢讲的。刘就把这一些对党不满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当做他最可靠的基本群众，他根据这些“基本群众”的呼吁，写成了那些挑拨党群关系、放散毒素的文章。
（二）亲自召开“诉苦会”，有四十多人参加。这些人多是“集训班”中对党不满的人（包括一部分教员和学员）。刘在会上说，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使大家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促使会议集中地散布对领导的不满。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今天不如旧社会了！”这就更刺激了部分职工对党不满的情绪，既破坏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又骗取了工人对刘的信任，好象只有他才是工人的恩人。
（三）采用了抹杀成绩、扩大缺点的手法。他给集训班扣上了一个挑拨离间的名称——“活人仓库”，并歪曲了集训班的真实情况。成立集训班是因为过去生产任务少，人多，因此把一些文化、技术较低的职工集中起来学习文化、技术，以适应将来的需要。集训人数最多时有八百余人。当刘宾雁去采访时，大多数人已经分配工作了，只剩一百五十人。这些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文化、技术有所提高，有的由文盲到高小，有的由高小到初中。总之，集训班虽有缺点，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刘睁着眼睛看不到成绩，只抓住了缺点并加以夸大，甚至捏造事实，进行诬蔑。他把现在的工人描写成在旧社会压迫下的样子，并且还质问说：“谁把我们敬爱的工人弄成了这种卑躬屈节的样子？这简直是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给歪曲了！”他还说领导有意压制民主、压低工资等等。
（四）刘在电机厂的作风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他找第五车间主任陈云龙谈话时，竟以强硬态度质问道：“你叫陈云龙吗？为什么压低工人工资？”当时陈莫名其妙，不知他是那里来的这样的大干部。另外，在刘和该厂党委书记、厂长座谈他写的文章“活人仓库”的时候，人家给他介绍实际情况，他非常不愿意听，并官气十足地以训示的口吻，拒绝了给他提出的正确意见。
刘宾雁此行对该厂的工作影响很大。他到处点火，使部分职工对党不满，扩大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有的工人讲：“刘真行，真能替我们工人说话，电机厂黑暗得不如资本家的工厂。”有些干部则由于怕上报批评，因此在工作中小手小脚。今年上半年，该厂因为原材料不足，又要组织车间多余的工人进行学习，有的工人受了刘的影响，就坚决表示反对。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邢百川汇报）
最近对省级直属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又作了具体安排。从总的方面来说，尚应继续挖掘右派，争取把所有的右派分子充分暴露出来，特别是暴露大鲨鱼。凡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右派的单位，要认真检查一下是否真的没有右派；已经发现了右派的单位，也要看一看有没有漏下大鲨鱼。在继续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工作中，领导上必须心中有数，特别是对那些疑似分子，更应考虑一下。在运动的初期，划一些疑似分子是必要的，但长期作为疑似分子对待，就会影响运动的开展。因此，对疑似分子要认真研究一下，应该升级的升级，应该降下来的降下来，一时实难确定的可以保留下来。
为了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极右派（右派骨干及代表人物）方面，各部门都要认真考虑鉴别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右分子的界限问题。关于鉴别极右派的标准，初步提出如下几点：（1）在某一单位、某一界别（文艺、新闻、科技等等）中，比较反动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2）右派小集团的组织者，幕后指挥者，以及积极活动的人物；（3）本人有系统的反动言论；（4）一贯仇视党，对党抱有极大的阶级仇恨，或有极端反动的言行者；（5）不肯低头认罪的死硬派，或是表面应付，实际上阴险狡猾、有狂妄野心的分子。
随着右派分子的增加，今后在报纸上揭露的极右派分子及骨干分子的人数，也要适当增加。在报上点名，要照顾到各行各界，以便对各行各界的群众有更直接的教育作用。
反右派斗争的总的要求是，要把右派分子搞深、搞透、搞臭。一般来讲，只要用充分的事实和道理，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观点彻底驳倒，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在群众中暴露无遗，有小集团的把他们的组织联系搞清，把重点争取过来，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和锻炼，就算是达到目的了。至于是不是所有右派都低了头？则不一定。有一些右派分子是会低头的，因为他们感到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但少数死硬派到最后也可能不低头，对这样的人，只好让他们把反动观点一直带到棺材里去。只要发现了右派分子，就不要让他滑过去，我们要力争搞干净，搞彻底。
要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要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要强词夺理，以免脱离群众。凡是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反动言论的单位，要有准备地对其主要论点进行系统的批驳。领导上应帮助积极分子作好搜集材料、掌握事实、研究分析等准备工作。
关于反右派斗争转入党内整风的时间问题：从反右派斗争的要求上讲，就是前面所说的搞深、搞透、搞臭；从时间上来说，由于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转的时间可以有前有后，凡是有条件的，一般可以到八月底就转入党内整风，有的可到九月份，或更长一些时间再转。各厅局一般转入党内整风的时间应该统一；如果附属单位较多，情况又各不同，各小单位转的时间也可以有所不同。总之，提出这样一个时间上的要求，目的是便于指导，同时对大家也是个督促，避免疲蹋。当然时间应该服从反右派斗争的要求和目的，应在完全合乎省委关于反右派斗争的要求下抓紧进行。从一个单位来讲，一个政治运动的时问拖的太长了，是有许多不利的。各单位结束反右派的斗争，转入党内整风，要经过省委各口的批准和在省委备案，并应于转入党内整风前认真检查以下三个问题：（1）对已发现的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否达到了省委的要求；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是否真的没有。（2）中间分子的态度如何。（3）改的情况。经过检查，认为可以转了再转。
关于下一步（第三阶段即整改的阶段）的作法的大致轮廓：在转以前，领导上要把反击右派阶段的情况作一总结，向群众作报告。整改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检查三个主义，方法是和风细雨。继续鸣放，可以采取下列方法：（1）从分析前一时期党内外提出来的意见入手，在党内外继续鸣放，继续揭露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2）根据已经揭露发现的问题，按三个主义进行分析检查，揭露矛盾；或者按问题的性质（如党群关系、业务政策、生活福利等）指定专门小组进行研究。最后由领导同志就几个带关键性的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以研究检查，提出改进的意见向群众报告。报告之后，还要发动群众再酝酿讨论。这样上下结合，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再拿出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方案。在整改阶段，如果发现了右派分子，还要反。
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进入整改阶段以后，党团组织凡需要进行整顿的（如右派分子占据了领导地位），应及时进行整顿，以利工作。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
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斗争的进展较快，已取得很大胜利：（1）揭发出了不少新的右派分子，斗争面扩大了。目前正在重点斗争的右派分子九十五人，比上星期增加了十二人，如铁路第三设计院工程师田东珊、刘鎡昌（党员），民用设计院工程师李学新等都是新揭发出来的右派。（2）不少右派分子已被斗垮，在地方工业系统已有百分之四十的右派低头认罪，投降缴械。国营系统的四十七个右派分子，已有十四人投降，另三十三人虽然斗争的还不彻底，但也基本上低头了。二十一个小集团多数已被击溃。民用设计院的小集团被打垮后，该院三十多个右派分子已大部低头。建设局的小集团中有三人起义，王华棠已被彻底孤立。虽然他本人还在尽力挣扎。机电局的小集团中也有几个人起义。这些小集团有的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行动，性质比较严重的；有的是有些右派分子和一些中右分子思想一致，彼此有共鸣之处，因而结合在一起的；还有的是肃反对象和家庭被斗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全市国营和地方工业系统共排出右派分子二百零七人（内极右分子四十四人），占参加运动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有行政干部）的百分之二点六九，其中有党员十六人，团员四十四人。工程人员中的右派比行政干部中的比重为大，如地方工业系统有工程人员一千零八十五人，右派分子五十人，占百分之四点五，其中工程师中的右派又占工程师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三。
（二）改的问题：主要是抓紧了肃反遗留问题，普遍进行了处理。经过检查处理，发现这些问题中，属于结论不彻底或善后工作做得不好的较多，真正结论不当的只是个别的。其次对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少，不合理的作了调整。个别党员工资不合理的，主动提出减低。如民用设计院开始评薪时，有二十八个人群众不同意增加工资，后来城市建设总局批准该院一部分钱，该院领导上未经群众讨论，就给那二十八个人加了薪，其中有党员六人，这次六个党员都主动提出减薪，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很大。
（三）存在的问题：（1）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应区别对待的方针贯彻不够。也有急躁情绪，对追组织，追动机很感兴趣，而对展开说理、充分辩论则做得不够。有的单位对一般右派分子和极右分子在斗争时未加区别，一律放在大会上搞了。（2）对斗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明确，有的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了，但仍然拖着不放。（3）少数单位领导力量弱，斗争进展慢。
（四）今后的作法：总的是继续深入挖掘，一方面深入思想批判，一方面挖掘新的右派分子，并贯彻区别对待的方针，一般右派分子如交代彻底，检讨深刻，即不再斗。对于工程技术人员一般应该稍宽些，特别是对那些有真才实学、有技术的人。他们中的一般右派分子，只要承认错误，作了检讨，就可以不带右派帽子。为此，市委地方工业部提出：（1）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一般右派分子，一般不放在大会上去斗。（2）—般的只进行批判，不带右派帽子。（3）对一般右派分子的历史问题一般也不揭。（4）有的右派分子，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是属于认识问题，可允许其保留意见。此外，对于分化出来的右派分子，要抓紧作些工作，对检讨深刻的，还应表示欢迎。关于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市委工业部也提出了几个条件：对于极右分子，一定要搞臭，使其投降，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要他们承认活动的事实，有组织的要搞清其组织活动。对于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要划清界限。—般的右派分子，要让他们低头认错，分别对待，一般可不带右派帽子。
地方工业系统准备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吸收二十到三十个人入党。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一）七月三十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开会，研究了省级机关整风的问题，大体确定在八月底以前还是集中力量反右，到八月底或九月初即逐步转向整风。在转之前，为了防止发生松劲情绪，提出由各单位再普遍搜索一下有无漏掉了右派分子的情况，本周内各单位经过检查、搜索，又查出了不少右派分子。如西安市原有右派分子五百一十三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六，现已上升为六百八十五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二点零六（新增加的一百七十二个右派分子中，包括交通大学前已查出、这次才统计的一百三十一人，故实际上只增加了四十一人）。西安市原来有二十八个单位没有发现右派，经过检查、搜索，又在十一个单位中发现了右派。又如省级基建口搜索出五个右派；工业口在六个单位内又搜索出十七个右派；财贸口搜索出十个右派。从这些材料看来，搜索工作还是很必要的。搜索工作一般是自下而上、经过言论排队和对疑似分子、中右分子加以分析研究来进行的。具体作法是：（1）查记录，在鸣放时人家攻得很利害，领导同志被攻得脑子很胀，当时对右派言论顾不上细听，未十分留意辨别，经过查阅当时的记录，又发现了不少反动的右派言论。（2）开座谈会，在会上又收集了一些材料。（3）系统地对一些可怀疑的人再加以研究分析。事实证明这三种办法是可行的。问题是，有的单位是在战斗小组内讨论的，而参加战斗小组的人较多，这样知道的人就多，可能泄密，对此，已加以注意。右派分子被漏掉的原因：（1）领导思想右倾，开始认为不是右派，经过再分析研究，实际有些人是够右派条件的。（2）原材料零散，未加系统整理。（3）原材料不足，但在批判过程中群众又揭露了不少材料，这样就构成了右派。（4）有的人在鸣放时不在家，以后回来了，在批判过程中又放出右派言论。以西安电力设计院为例，新查出的十二个右派分子中，由于过去原材料不足或原材料未加整理而漏了的有八人；批判过程中才又暴露的三人；有一人是放的虽不多，但联系其历史情况看，则是右派分子。现在各单位还在继续进行此项工作。
（二）从领导思想上来看，反右派斗争一般是深入了，但右倾情绪和左的急躁情绪均还存在，而主要的还是右倾情绪。在斗争的方法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区别对待掌握不够，把不应该具体点名的人，统统都点名批判了。有些单位批判一般的错误言论时，也采取了斗争右派的方式，这些是不够妥当的。但下面思想对此还不通，觉得不具体提名就难以批判。有的单位还不允许被批判者争辩。
（三）团结、教育中间分子的工作，各单位虽然都已注意了，但在运动逐步深入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工作却还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未进一步深入。对此，省委整风办公室准备研究一下。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八月九日
省、市机关的反右派斗争近来有了进展，在一百六十个省、市机关单位中，已投入斗争的，有一百四十五个，尚未搞起来的，只有十五个。参加运动的干部有六万八千多人。各个单位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进一步进行了排队。有些原来说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经过发动群众，也发现了右派分子。目前经排队确定的右派分子有三百八十八人，据不全面的统计，其中有党员三十六人（内县、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十人），团员五十五人。
从这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省、市机关约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搞得比较好，掀起了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这些单位一般的是有明确的斗争对象，能坚持说理斗争，据理驳斥右派的反动言行，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因此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据广州市统计，搞得好的单位，群众发动面达百分之九十左右，一般的达百分之七十左右。由于发动了群众，坚持了说理斗争，因而对右派的斗争进行得比较顺利，打击了右派分子的气焰，比较彻底地批驳了他们的反动言论。据省人委系统的统计，在一百三十名右派分子中，已经投降缴械的有十人，占百分之七点七。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已开始承认错误，但不彻底，少数仍在顽抗。凡是搞得较好的单位，都是采取了以下一些较好的作法：
（1）反复教育群众认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划清一般错误言论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界限，特别是对中右分子，坚决采取了分清是非，争取团结的方针，不把他们当作右派去斗。
（2）明确斗争目标，排队要排得准。要用具体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来启发群众，激励斗志，使他们认识这场斗争的意义，从而主动积极地投入战斗。
（3）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像指挥作战一样进行具体部署，组织队伍，分工收集、研究材料，坚持说理斗争，对反动论点逐个进行系统的批驳，并在斗争过程中，随时注意总结经验，提高群众的战斗能力。
（4）争取中间分子。有两条方法：第一，对右派分子的脸谱要画好，突出地揭露其丑恶面目，使靠拢右派的中间分子对他们望而生畏，赶紧离开他们。斗争一开始就必须有准备地揭发一些突出的材料，特别是揭露右派分子借整风机会向党进攻的主要言行，击中要害，这样就容易孤立右派，使中间派靠拢我们。第二，采取个别串连的办法，针对各个中间分子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的争取工作。
（5）要全面研究情况，要仔细研究右派分子的言行和历史、活动方法、活动范围的特点；要作出全面的作战计划，使领导和群众心中有底，不打无准备的仗；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顿队伍，不断地进行教育动员，不断地注意克服温情主义，防止急躁、粗暴。
目前虽有部分单位积极展开了斗争，但仍有比较多的单位的斗争劲头还不大，运动还不够深入。检查其原因，主要是在于领导。有些单位的领导对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仍然认识不足，思想麻痹，动作迟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具体表现在：
（1）公开反对反击右派，这是个别的。如广州市司法局党委宣传部长（该局整风办公室主任）公开反对反击右派，认为这样作没有必要。
（2）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领导骨干意见不统一，思想右倾，致使反右派斗争搞不起来。
（3）对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态度不积极，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
（4）领导干部有思想顾虑，怕搞错了，怕伤感情，怕运动过去后又要赔礼道歉作善后工作，怕“现在反右将来又要平右”，因此缩手缩脚，不够大胆，或稍一斗争，就怕过火，就想收兵。
（5）强调业务忙，特别是企业部门。
除上述问题外，部分单位前一阶段抓得不紧，“鸣”、“放”得晚，许多问题未暴露出来，不仅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甚至连右派言论也暴露得不多，这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就搞不起来。
现在看来，右派分子已经被打垮的只是少数，多数的只一般地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少数的仍在继续顽抗。他们有的耍赖，不承认自己的反动言行，甚至连自己写过的大字报都不承认；有的在开会时一言不发，如海运局有个右派分子在两个下午的斗争会上都不发言；广州计划委员会有个右派分子开会时，不作任何检讨，而咬破手指，用血写出“要重新作人”几个字，借以迷惑群众，逃避斗争；有的用不上班、装病、逃跑等办法来威胁领导。
此外，最近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第二机械工业部广州技术学校政治教员彭超（右派分子）上吊身死（彭历史复杂，当过国民党的少校军官，可能是畏罪自杀）。
省人代会准备于八月十日结束。在人代会结束后，对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准备根据新的情况，稍事休整，作进一步的部署，再转入民主党派内部去继续进行。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一、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经验
（一）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坚持说理斗争，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关键。要凭真实的材料、确凿的事实进行辩论，以理服人，采取逐点驳斥、层层剥皮的方法，驳得右派分子理屈词穷，体无完肤，不得不低头认罪。在必要时可以用群众的压力，但这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
（二）要攻击要害，攻击弱点。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要害，不同的弱点，必须善于选择。如蒋云台不怕揭发他的历史罪恶，因为他的历史罪恶很多，人人都知道，但一提到现在他和特务分子某人的关系问题时，他就很害怕了。又如李化方（西北师范学院副院长）怕揭发他过去的历史问题，而不怕揭露当前的问题。解放后他一贯吹嘘自己是马列主义者，但他曾两次加入国民党，曾任过昌平县的伪县长，西北训练团中校教官、甘肃省保甲人员训练班上校教务主任，并写过一本“保甲人员手册”，因此他一直害怕讲过去的问题。再如廖延雄（西北兽医学院兽医系主任，）自称是科学家，实际上是假的，他最怕揭露他的“科学”面目（曾与人辩论说鸡是长牙齿的）。还有匡扶（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自称是左翼分子，其实是历史汉奸，他最怕揭露他的汉奸原形。右派分子的首脑一般是比较顽强的，但都有他的薄弱环节，只要我们抓住这些薄弱环节，即可将其攻垮。
（三）大会、小会、个别谈话相结合，内部、外部相结合，群众揭发与专门机关的工作相结合。在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高涨时，要适当地用群众力量来轰一轰。很多右派分子互相间都有联系，狼狈为奸，因此要内外结合，有的右派分子有反革命行为，光靠群众揭发、斗争还不行，必须要统战、公安部门从另一方面进行工作。
（四）要事实确凿，口径统一，严防敌人钻空子。事实是战胜敌人的关键，但事实是错综复杂的，往往真假难分，用了不真实、不确凿的事实，反而会助长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丧失中间派的同情，因此必须详加研究，慎重辨别。在事实查对确凿后，对一些主要问题的提法，也应口径一致，报纸上的批判，负责人的谈话，主要党员在会上的反驳，千万不能前后矛盾，互相打架。
（五）不要怕敌人狡赖，并应让他充分耍赖。这样，一方面能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另一面可趁机揭露敌人，使他们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和矛盾，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反击。
（六）要善于分析敌人的言行态度，不要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右派分子的花样很多，装病，装死，有的表示要自杀等，实际上都是些逃避斗争的手段，必须及时予以识破。
（七）不要被右派分子的保护人把我们给吓住了，应怎样斗争的就怎样斗争。如水梓、冯国瑞两个右派分子就是希望邓宝珊回来后，给他们做“华容道上的关羽”，但在邓回来前，我们就作了准备，开了大会。又如银川在斗争屈凌汉时，有人害怕影响李春和（参事室副主任），兽医学院斗争廖延雄时，有人害怕影响盛彤生等，对此，我们都进行了纠正。
（八）要及时总结经验；改进方法，教育干部，提高战斗水平，使斗争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与此同时，要善于抓住刚露头的右倾思想和急躁情绪，不断地进行批判，以保证运动的正常发展。报纸是第一线的战斗，而且是在千万人面前的战斗，所以必须准确有力，生动活泼。因此领导上对报纸要勤于检查，及时给予指导，重要的消息、社论，省委同志要亲自审阅修改。
（甘肃省委整风办公室毛敌非汇报）
一、最近市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检查和研究各系统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问题，并且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七月三十日市委常委会讨论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问题，李维汉同志参加了这个会。八月二日柯庆施同志从青岛回来了，又进一步讨论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问题。八月三日常委会讨论了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问题。八月五日讨论了以反右派斗争为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八月七日书记处讨论了天主教内的反右派斗争问题。八月九日常委会讨论了文艺、新闻、出版、文化、电影等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问题，十日还将继续讨论。此外，市委还将要讨论中小学、工厂、机关、郊区等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问题。
市委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市委指示制订方案，研究具体贯彻的措施；还没有讨论的问题，有关部门已整理材料，研究问题，准备向市委汇报。己经讨论过的问题，等待有关部门的具体措施确定后，再按系统向中央汇报。
二、关于上海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打算在本月十五日举行预备会议。这一次的大会是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内容。在市人民代表当中，右派分子有二十人，占全市人民代表总数七百九十人的百分之二。其中极右分子十一人（有陆诒、陈仁炳、王造时、孙大雨、许杰、张孟闻、沈志远、彭文应、夏高阳、朱孔嘉、李康年），一般的右派分子九人。另外，在代表中还有中右分子十二人。在这次大会上，对极右分子将先在小组会上揭露批判，然后要他们在大会上检讨；一般的右派分子只在小组会上揭露批判，一般地不在大会上检讨；中右分子也将要在小组会上进行自我批评，检查思想。
政府有关部门二十多个单位准备在会上报告工作，主要的精神是：第一，要分析归纳市委宣传会议以来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并据以改进工作。第二，肯定工作成绩，反驳右派分子向党和政府的进攻。第三，对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说明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和原因。各界代表准备发言的很多，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市政协也将举行会议，进行反右派斗争，互相配合，以壮声势。
目前，上海全市的反右派斗争已在各条战线上同时展开，人民代表大会将把反右派斗争引向深入，形成全市反右派斗争的新高潮。人代会以后，各战线将继续乘胜追击，并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上海市委办公厅文静汇报）
根据对清华、北大及人大城内部分六个系八十八个反党分子（其中解放后或解放前夕大局已定时入党的七十九人，占百分之八十九）情况的初步研究，他们反党的原因，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一、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深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仇视党的阶级异己分子五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其中出身于地主二十一人，资本家十四人，官僚十五人，富农等三人。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本人直系亲属或重要社会关系被斗、关、管而对党心怀不满的有十四人。
如清华工农中学物理教员张三慧，家庭出身地主，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员、县参议员，解放后逃跑，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捕判刑。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父亲要翻案，他写信支持，认为“过去判押有偏差，要求补发一年在押期间的薪金”。
又如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潘世元，资本家家庭出身，其伯父解放前当过保长、义务纠察队中队长，解放后被捕，后被管制，潘对此不满。运动开始他在群众中宣传整风是“整共产党”，要“平冤狱”，“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又如北大中文系学生贾锦青，地主家庭出身，土改中被斗心怀不满，过去一贯不关心政治，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表示“我有我的自由”，一直拒绝参加斗争。
（二）本人有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入党动机十分不纯，入党后又没有得到改造的三十九人。
如清华大学电机系总支委员刘倬云，地主家庭出身，入党后一贯看风使舵，在党内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提高自己威信。如对某党员说：“将来提拔你当支书”，“你转正以后就可以当支委”，整风运动中带头叛党，向肃反对象作检讨，并且攻击学校团委书记阮铭，妄想取而代之。
又如清华大学学生吴庆林，其父是上海的大资本家，入党后个人野心很多，妄想当什么“政治家”，因为希望落空，曾一度想退党，这次运动中暴露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打击积极分子，对开除其党籍表现无所谓，认为“政治家”当不上，可以当“科学家”。
又如清华大学助教贺宝宴，父亲是青岛大资本家，在中学念书时每逢假期都是飞机往返，平日一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自称将来要当苏州市市长。
又如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党支部书记庞倬恒，恶霸地主家庭出身，深受家庭影响，不愿服从党的领导，听到阶级立场、阶级分析就有反感。这次运动开始后，就在群众中支持对党的“控诉”，谩骂和诬蔑党已经“普遍腐败”。对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都不同意或怀疑，狂妄地宣称“要代替马克思”。当党指出他这种思想行为根本不能留在党内后，他就提出了退党，并诋毁党“做了不少前人从未做过的坏事和好事”。退党后公然组织“讲座”，发布反党谬论。
二、高级职员或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六人（父亲是大学教授的三人，伪中央人民银行及伪政府高级职员的三人），占百分之六·八；本人深受家庭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运动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如清华大学讲师张泽瑜，父亲是教授（已故），本人过去表现脱离政治，超阶级观点，追求空洞的真、善、美。一九四九年入党，在工作中表现一贯很右，与党的政策方针不合，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能体会，一九五二年被支部批评为立场不稳后长期不满，运动中散布污蔑党的谬论，向右派分子投降。
三、本人因政治历史问题，在肃反中被斗，对党不满者四人（家庭出身地主一人、官僚一人、职员一人、手工业者一人），占百分之四·五。
如北大学生谭平旧官僚家庭出身，因为隐瞒参加伪军及偷过盖有公章的空白信纸而被斗。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与右派分子欧文选的关系密切，欧在控诉会上的发言，事前给他看过，会后他对欧的控诉大加赞扬，并为欧的反动言论辩炉。他认为工人不给印反动刊物“广场”是感情用事，不遵守制度。对黄继忠等二十九人去清华作煽动性的演说表示同情，反右派斗争中与一有严重右倾思想的蔡英俊关系较为密切，经常谈至深夜，共同喝酒，并向组织上试探对蔡的看法，他与蔡谈些什么，从来未向组织汇报过。
又如北大学生吴德翼，地主出身，参加过三青团通讯网，看见毛主席的象/像就反感，肃反中被斗。整风运动中进行反党活动。
又如人大学生伍伯涵，家庭出身手工业者，一九四八年到香港，经华商日报介绍到解放区，一九五五年在武汉军区政治部作秘书时，因怀疑其在香港有问题，在肃反中被斗，并延长其预备期一年。伍因此对党不满，认为党不信任他，得不到提拔，对自己的级别待遇也不满。运动中积极支持林希翎的一切观点，并在大会上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四、本人家庭出身虽然不是剥削阶级，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甚至蜕化变质，因而仇视党。这一类有二十五人（家庭出身中农七人、贫农八人、猎户一人、店员手工业工人三人、职员六人），占百分之二十八·四。
如清华大学俞时模一九二九年入党，贫农成份，过去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从一九五五年以后到现在不干工作，考虑个人得失，闹不团结，数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制造无原则纠纷，诬告蒋南翔同志，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这次运动中趁火打劫，攻击党委。
如北大张志武，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一九四九年入党，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在哈尔滨派出所和分局曾经在四年内被提拔四次，到市局后，因为两年没提拔就闹情绪，不安心工作。在这次运动中散布反党言论。
又如人大刘宪忠，家庭出身雇农，考入北大后曾屡次要求调干助学金未准，因而对组织不满，此次运动中大肆攻击调干学生，说“调干学生唯唯诺诺”，“调干助学金培养腐化，制造等级”，并组织领导四个班闹分班（要求调干与普通学生分班），组织分班委员会，号召同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此外还贴大字报，在班上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七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自七月二日到三十一日，本市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十七起，死七人。例如师范大学右派分子武兆发（生物系教授），在大鸣大放时曾为反革命分子鹿怀宝辩护，借此煽动群众，向党猖狂进攻。他歪曲事实，说“鹿怀宝不是特务，肃反搞错了”；“除抗美援朝外，各种运动都糟透了”，“从中央起就有问题，带有全国性”；说共产党是“统治集团”“一党专政”“家天下”。武过去曾大量盗窃公家的东西，三反中被群众斗争过。武道德败坏，经常侮辱女学生，并曾奸污自己的女儿。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师范大学对武进行了揭发和斗争。武虽作了检讨，但很不深刻。七月三十日，该校九三学社和生物系又召开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武的反动言行，揭发了武的贪污盗窃和道德败坏的行为。武在其丑恶面目全部暴露后，不但不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反而于三十一日早晨自缢身死。
武兆发自杀身死的事实说明，在极为尖锐的反右派斗争中，必定有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在其丑恶面目暴露时，采用自杀行为逃避群众斗争，并且企图以一死来损害群众的斗争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冷静地坚定地处理问题，绝不能惊惶失措，更不能动摇反右派斗争的决心。师范大学党委在武兆发自杀以后召开群众大会，向全体师生员工揭露武的丑恶面目，说明他的死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了武的狰狞面貌，给积极分子撑了腰，并且争取了中间分子对斗争武的同情。这种做法，在对待武兆发这样一个学有专长、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教授，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其他单位今后遇有右派分子自杀事件时，也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在适当范围内（不一定都是全体大会）把真象揭露，以免挫伤群众情绪，并防止坏人利用这种事件向党进攻。
但是，在运动中发生自杀事件，总会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中间群众中容易造成思想混乱。我们一方面不要因为有人自杀了就惊慌失措，不敢再进行斗争，一方面还应当严格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为此各级党委要特别注意下列几点：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地揭发事实和说理斗争的原则，就是说，事实要经过核对，确实可靠，道理要能够服人，严格禁止简单粗暴的做法。
二、要密切注意和分析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向他们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对某些重要的右派分子，要由本单位负责人亲自找他们谈话，一方面动员他们彻底交代，一方面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不会使人走绝路的，使他们感到：不向人民低头是不行的，只有向人民低头决心悔改才有出路。
三、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在斗争中应当彻底揭露和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就是说，应当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斗争，使右派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彻底破产，而不要在私生活（如男女关系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否则，就会冲淡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而不利于争取中间分子。
（八月七日北京市委文件）
八月六日陕西省委在电话汇报中，要求把“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右派分子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发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印发到县委。经请示中央，同意陕西省委的要求，上述三个文件可以发到县委，并给县委委员以上的干部阅读，但不得登党刊。其他各省、市委也可照此办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