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八月十日到十三日）………………………………（1）
山西省五月到七月反右派斗争的综合情况…………………………………（40）
北京市国营工矿企业改进工作的情况………………………………………（44）
内蒙古自治区有些蒙族干部在整风中关于民族问题的反映………………（48）
（一）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各大学的反右派斗争，已转入各个学校内的民主党派内部去进行。全市六个大学的教职员共三千六百五十九人，有右派分子一百七十三人（占全体教职员的百分之四点七二），其中教授四十四人，讲师三十二人，助教四十二人，职员五十五人。上述右派分子中已开始斗争的有一百零八人，其中教授二十七人，讲师十八人，助教二十八人，职员三十五人。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经斗垮，小集团也被击溃了。已斗争的一百零八人中，有七十五人的斗争已结束，其余三十三人将转由各民主党派内部去搞。还没有斗争的六十五人，有的已经进行过一些思想批判，一般不拟再专门组织斗争了，但对一些较突出的人物如雷海宗等则拟继续进行斗争。目前正在搜集材料进行斗争的准备。现在的问题是：各校已经放假，而各校民主党派的力量又比较薄弱，已发现有些劲头不足。
今年全市大学毕业生有二千零一十九人，其中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七人（内极右分子四十五人），占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七五。右派分子中有党员二人，团员六十八人。个别学校对毕业生中的反右派斗争搞的还不够彻底，如南开大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斗争开始较晚，另方面有些毕业生出去实习了一段，在二百四十八个毕业生中只搞出了五个右派分子。因此计划在九月初把他们再集中起来，进行一个星期的补课。
对高等学校今后的安排：各大学任务很重，除了在教职员中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外，还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准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准备，毕业生中右派分子的分配处理，文教界充实队伍的问题，改的问题等等。这些工作均须同时进行，须作具体统一安排。第一，关于反右派斗争确定如下几点：（1）光靠各校民主党派自己进行反右派斗争，是搞不起来的，各校党委要继续抓紧领导。（2）各校党委通过学习和讨论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结合康生、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和社会主义教学大纲的讨论，回顾和检查一下前一段的反右派斗争，以统一认识，安排今后的工作，检查的内容是：斗争深入的程度，是否已经搞透了；再检查一下排队的情况,不准确的要重新排定；再检查一下党员中有无漏掉的右派分子；对于斗争中说理、批判不够的情况也要作一次检查。（3）对在小范围内不易搞彻底的右派分子，应改在较大的范围内去搞。（4）下学期开学以后，在教职员中把一些突出的右派分子再搞一下，其它一般的反动言论即放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去搞。（5）市委书记处意见，不在学校工友中进行反右派斗争，对个别坏的工友作个别处理。此外，关于党员划类标准问题，应与群众一样,只在具体内容上可能有不同。第二，对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华侨和少数民族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因他们有些人对国家政策不很了解，故对待他们应与其它学生有所区别，在划类上可稍宽一点，但在处理上则应一视同仁。对检讨好的右派分子，仍然要把他们留校考察，不要因他们一时表现好即不留校考察，但可在他们的鉴定上写清楚；考察期间如表现好的,可以缩短考察期。至于未毕业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如何处理的问题；拟再作研究后提出意见请示中央。第三，关于调整补充文教干部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由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专门组成小组研究。现初步考虑需补充三百人，其中大专学校党委书记和系的支部书记即需三十五人。
（二）民主党派现正在休整队伍，根据李维汉同志在八月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组织讨论和检查，经过讨论均感到受到很大教育，这对今后反右派斗争有推动作用。上层成员对于中间分子问题很感兴趣。在左派中，多数人检查了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认识不足，团结中间分子的工作作的不够。如姜继武说：“过去不信任群众，今后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好好学习，跟上时代。过去老是放不下自己的业务，现在才知道反右派斗争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市农工联络委员说：“李维汉同志讲话后，最深刻的感受是宗派情绪问题，我自己就有宗派情绪。”民革主委杨亦周也说：“联合中间分子反击右派很重要，民主党派的改组也很重要。毕鸣歧这种人应该劳动教养，否则他自己的生活仍然过的很好，他一年的定息所得就相当于一个高级干部一辈子的所得。”少数左派分子有轻敌、松劲情绪，如民盟李何林说：“王大川的问题写封信问一问民盟中央就可以了，何必费这么大劲。”中间分子也均检查了各人对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今后要好好学习，不作绊脚石。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到，运去强调使用中间分子不够，积极分子很忙，而中间分子则无事可做，建议今后多吸收他们参加，并说中右分子也是我们的人，也不要把他们排除不管。但也有些人还思想模糊，划不清界线，认识不足；有的人还对右派分子认不清；有的还有顾虑，怕报复。市委统战部拟在讨论结束后，根据整个讨论情况再研究部署下一步的斗争。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一）我省各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是先从民盟、民革省一级组织开始的。第一批斗争重点四人，民革方面有刘积学（民革省副主委）、李静之（民革省委委员）二人，民盟方面有王毅斋（民盟中央委员兼河南省主委）、张静吾（民盟省委委员、河南医学院副院长）二人。七月二十日以前以民革为反击重点，同时交叉进行对刘积学、李静之的斗争。经过三个高潮之后，目前转入采用小型会议及与右派分子个别谈话的方式，围困刘、李，对他们施加压力，令其写书面检讨。现省属各市参加民革省委座谈会的一部分人已回到市，继续搜集刘、李的材料，为下一步斗争作准备。所以这样作的原因，是由于民革、民盟的反右派斗争齐头并进、同时掀起高潮有困难：一是限于力量不足；二是该两党中的右派分子有反党联盟。为了配合民盟的斗争，目前已责令刘、李着重交代王毅斋的材料。
七月二十日后，反击的重点由民革转到民盟，在民盟的两个重点对象中，又以王毅斋为重点。在这以前，民盟省委已于七月六日至十四日连续召开了扩大会议，对王毅斋进行了缺席揭发和批判（这期间王在北京开人代会），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整顿队伍和武装思想的工作。从七月二十九日起，开始对王进行了斗争。斗争采取了连续冲击的办法，将其罪行分为几个问题，逐步深入，一一予以揭发批判。斗争的第一个高潮持续了一周多时间。目前，王毅斋正在作书面检讨，我则休整队伍，并分析研究新的材料，了解王的思想动向，为掀起第二个斗争高潮作充分准备。
对张静吾的反击，开始是在医学院进行的，七月二十日学校放假后，就将张调到省里，趁斗争王毅斋的间隙，开展对他的斗争。民盟省委对他已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斗争，以批判为主，适当加以揭发，准备斗争几个回合后，再令其写书面检讨。现斗争正在继续进行。
在这期间，民革方面还专门组织了两次会议，对张轸进行了揭发。
最近，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已逐渐转入他们市一级的组织以及省级各机关中的基层组织。
（二）反右派斗争开始转到以民盟为主时，民盟队伍的斗志不高，反击张静吾时严肃性不够。如左派对张进行说理批判时，有笑着说的；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也不够适当，如分析反共联盟和组织活动时，说：“个人之间的联系也算，不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这样，张静吾就说：“那，我有！我有！”这种现象经领导上指出后，在开第二次会议时已得到扭转。
在反击王毅斋前，由于我们事先再三进行了武装思想、鼓舞斗志的工作，我们的队伍又经过反击张静吾的锻炼；而王的罪恶突出，为人所共愤，所以在斗争王的第一次会议上，群众的斗争情绪就很高，火力很足，一下就把脸皮撕开了。
从这一段的斗争来看，民盟队伍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多，因此，斗争开始时，某些人往往存在着温情主义，撕不开脸皮，到群众发动起来后，又容易发生简单急躁的情绪。如曾经发生两次骂“混蛋”的现象（已及时纠正）。
民革方面，在转入深入阶段后，感到缺乏经验和办法，也有急躁情绪，想一下子把问题闹透。
（三）根据上述右派的动态及反右派队伍的情况，在反右派斗争转入深入后，斗争形势会愈加复杂，因此，就愈需要讲究策略。在这一段斗争中，我们着重进行了进一步武装队伍、继续做好争取中间分子和促进右派分子分化瓦解的工作，办法是通过骨干和积极分子会议、中间分子会议、和中右分子谈话以及和右派分子个别谈话等方式来进行。
在斗争中，必须对反击的队伍反复交代防止两种偏向：一是简单急躁，草率收兵；二是温情主义。同时要根据民革、民盟的不同特点，指出民革中多是武人（旧军政人员），特别应注意防止简单急躁情绪；民盟中多是知识分子，应该特别防止斗争中的松懈自流和温情主义。在骨干积极分子会议上，对民盟、民革中右派分子的特点，一一作了分析，并针对每个人的特点研究出开展斗争的方法、步骤。还召开了一次民革、民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上层人物中的左、中分子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反击右派的反映和意见，同时，还对李静之、王毅斋进行了个别谈话。
继续搜集和挖掘右派分子的材料也很重要：一方面通过民盟省委通知各地盟基层组织召开座谈会，揭发王毅斋等的材料；一方面派人下去，到右派分子足迹所到过的地方，继续搜集。
此外，要帮助民盟整顿队伍，由骨干分子分工包干中间分子的工作，固定每个人联系几个人，以便于及时了解我们队伍的情况，研究斗争中的问题，同时，扩大反右派斗争的队伍。
最后，为了及早准备下一步的反击工作，还要进行人物排队、研究材料的工作。初步提出第二批反击对象的名单如下：民革郭仲怀、刘希程、魏少游；民盟张仲鲁。现正在整理这些人的材料。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从八月八日开始，省民盟集中斗争韩兆鹗。开始由韩先作检讨，但韩态度不老实，检讨极不深刻，大家对他提出了批评，并揭发了他的许多事实。李子健揭发说：“韩和我在陕西是执行了章、罗路线的。一九五六年七月，韩由北京开会回来，带来了章、罗要民主党派大发展的指示，同年八月，陕西民盟的会议上韩据此作了报告，对大发展作了布置。韩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并积极筹组农工民主党。韩和我经常在一起谩骂、诋毁党员负责同志赵寿山等人，在民盟内部则排斥党员副秘书长，经常散布对党不满的言论，形成了反党集团”。袁辑安揭发说：“我可以证明韩是执行章伯钧的计划的，如在发展农工时，改变了以医药卫生界为发展重点的方向，提出以医药卫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为重点，把农工组织也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大加发展，韩经常在我面前骂党的负责同志和靠拢党的民主人士。省农工在配备专职干部时，韩不同意由省人事局给他们调配，曾对我说：“还是找自己人放心”，因此就是调一个公务员去，韩也要亲自进行了解。韩兆鹗还经常和别人说章伯钧如何如何好，如何有能力等。”苏资琛（民主人士、省农业厅副厅长）揭发韩兆鹗这次到京开人代会时还去看过章伯钧，而且不只一次，韩望生也说：“我这次在京开人代会和韩兆鹗同住一屋，有一次韩从农工中央开会回来情绪很激动，大骂农工中央开会揭发章伯钧的人卑鄙，不够朋友。”王菊人（民主人士、省交通厅副厅长）揭发韩从人代访苏代表团回来以后，说了些诬蔑苏联的话，如说苏联旅馆的服务人员还要小费等。王并说韩之所以能参加访苏代表团，也是因为章伯钧推荐的。另外，韩还挑拨王菊人与党的关系，王任交通厅副厅长是征得王本人同意的，而韩则向王说：“你本来可以担任省人委的副秘书长，但因为赵寿山省长对你不满意，所以未当成。”此外，宝鸡、郿县、盩厔等地方的代表也揭发了韩到各地点火的情况:今年四月韩到郿县中学召集教师开会，鼓动他们向党提意见，大胆鸣放，并说匈牙利事件是内部争吵，否认有外部反革命。韩在盩厔中学召集该校民盟成员开会，说肃反以后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了，要大家把此问题研究一下。他又造谣说，毛主席曾说过杀上几千人也不是反革命分子等。上述事实有时间，有地点，韩无法抵赖，均已承认，但还不肯进一步检讨他这样干的动机和目的。
八月九日晚上省委统战部研究了一下韩兆鹗的问题，认为一两次会议对韩是攻不下来的，首先应揭露具体事实，一一摆出来，然后再逐步深入。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一般是在六月中、下旬开始，至七月份形成高潮，七月底各学校先后开始放假，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教职员中的反右派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现将七月中旬以来运动的情况简报如下：
一、坚决打击了右派分子。五个大专学校的一千一百四十四个教职员中，暴露出右派分子七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二八）其中：教授二十一人，占教授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八一；讲师十九人，占讲师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七八；教员和助教三十人，占教员、助教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一七。以上七十个右派分子中，已斗争了三十六人，职员中暴露出右派分子三十四人（占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零二），已斗争了十九人，在六千九百八十四个学生中，有右派分子一百五十五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二一），已斗争了一百四十六人。
以上五个大专学校共有右派分子二百五十九人，已经斗争了二百零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六。在这些右派分子中，一部分已缴械投降；大部分已在群众中搞臭了，但交代还不够彻底，或检讨还不够深刻；也有少数还未搞臭或尚在顽抗。
未斗的右派分子五十八人（内教职员四十九人），其中六个是老右派分子，但在大放大鸣中没有出动；二十五个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才揭发出来的；七个是初步确定为右派，还需进一步的查对；十一个是早已确定为右派，只因时间关系还末斗争。
二、大力发动了群众，加强了团结中间群众的工作，争取了中右分子，使反右派斗争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矿业学院群众的发动情况，讲师以上教学人员的发动面达百分之七十五；助教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职员中达百分之八十；学生中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中间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投入了战斗。医学院、矿业学院曾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一百五十多个教员、学生都已分别在各种小型会议上作了检讨和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都表示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而且还揭发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农学院在大放大鸣阶段发现右派分子十人（教授八人、学生二人），最近又揭发出七人。
三、争取右派分子起义，进一步揭露了右派小集团活动的内幕。运动深入后，各学校已揭发出九个小集团，成员四十五人。这些小集团的阴谋活动绝大部分是被起义分子揭发出来的。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李敏，我们开始就发现他在幕后指挥学生闹事，直到后来李敏集团的成员刘汉中起义后，才系统地揭发了以李为首的有王桂荣、史世光和刘汉中参加的小集团的阴谋活动。据刘称，他们几人在肃反以后就形成了小集团，他们在今年五月校党委召开检查肃反工作座谈会之前，就已积极准备收集材料，攻击肃反运动，企图迫使党委承认肃反是错误的。他们在大放大鸣中又进一步攻击、诬蔑党、团员，积极分子及校党委，如说党委是“荒淫无耻的秦二世”，说党、团员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并要求取消党委及各系科的党支部。他们企图先在学生中煽动闹事，然后在教员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在工友中点火，要将党委搞垮。李、王等还提出组织农村访问团，准备到淮北农村点火。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阴谋。矿业学院以龚家虎为首的九三支社，以李海为首的民革支部的阴谋活动，都是由右派起义分子揭发的。此外，对于被右派分子操纵的或由他们组织煽动闹事的七个公开小组织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如矿业学院的“十八人委员会”“呼吁委员会”等。目前除医学院有七、八个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因交代不彻底被留下来，由留校学生（约一百五、六十人）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外，其它学校的学生已全部放假。教职员中一般已转入小型会议进行检查、批评。农学院、矿业学院的教员也已放假，只是把少数交代不彻底的右派分子留下，要他们写书面检讨。
四、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1）已揭露的右派分子约有百分之二十还未触动，这需要根据主观力量和右派分子的具体情况积极进行准备，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开展斗争。
（2）已进行斗争的右派分子有一部分还未低头认罪，有的反动言行还未被彻底揭发，有的反动论点还未被彻底驳倒，有些有组织的阴谋活动还没有承认，只承认已被揭发的部分。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研究材料和对右派进行分化、争取起义等工作中去逐步解决。
（3）有部分单位尚未大鸣大放，或则虽放了一下，但没有细致地进行排队，因此还有些右派分子没有搞出来。如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一百多个护士，政治情况很复杂，因日夜轮流值班，开会困难，至今未开展反右派斗争；农学院农业系三年级有一个班有三十多人在外省实习，至今还未大放大鸣；师范学院毕业班学生三百多人中，只发现了一个右派分子，现该校党委正在进一步做细致的排队工作。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新湖南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了两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一个是以苏辛涛（副总编辑、党员）为首的党内右派小集团，它的主要成员是傅白芦（副秘书长、党员）、蔡克诚（编委委员、党员）；参加的还有袁家式（编委委员、党员）、张雨林（农民报的副总编辑、党员）。这个小集团的由来已久，今年三月间就开始有所暴露。他们在报社党内外的编辑中拉拢了一批人，坚持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对抗省委，进行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另一个是以唐荫荪（文教部编辑、民盟盟员）、钟叔和（工业部编辑、团员）为首的党外右派小集团，参加的还有几个非党员的编辑。此外，报社内还有两个单干户的右派分子和三个有严重右倾言行的人。目前，报社对两个右派小集团已开展了斗争；对两个右派单干户在一两天内也可突开。
总之，报社内的右派分子较多，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而且在领导成员中也有。这些右派分子有的是合作社，有的是生产队，有的是单干户，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问题牵涉较广。因此，报社在作了较长时期的准备后，从七月十八日才正式开始对他们进行斗争。首先对党外的唐、钟右派小集团展开斗争，用座谈会的形式，先后斗争了唐荫荪及他的小集团内的两个成员。七月二十八日对党内的右派小集团也展开了斗争，现对苏、傅、蔡都已打了第一个回合。从初战的情况看，目前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并积极向党靠拢。
在报社的编辑部内，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由来已久，反党的宗派活动的影响也较深,不仅是一般的编辑、记者受到了影响,而且有些中层的党员骨干也积极参与其活动。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些人都写了书面材料进行揭发，并且在斗争会上同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在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上，正在起质的变化。现在群众的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党内外的两个右派小集团也正在分化瓦解。党内右派小集团成员之一的袁家式已经起义，并且在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右派小集团的内部，也在互相揭发材料，蔡克诚、唐荫荪也已经开始低头认罪，缴械投降；苏辛涛也承认了一部分错误；傅白芦的威风还未打下，尚在顽抗。但是，两个小集团在群众中都已经孤立起来。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不少材料，斗争正向深入开展。
在初战当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领导决心要大。报社反右派领导小组向群众宣布：“半年搞不完，搞一年，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这个决心得到省委的支持。省委现已派三个同志（内一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两个是处长级干部）参加报社编委，以加强领导。
第二、大量揭发事实，充分说理，着重从阶级立场方面进行批判。关于新闻观点、办报方针等问题，应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办报路线的斗争出发，尖锐地指出，右派小集团坚持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反对省委对报纸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和反对社会主义。这样，批判起来就集中有力，能打中要害。
第三、抓住薄弱环节、争取起义。在这两个右派小集团的成员中，都争取了几个人起义，从而揭发了很多能打中要害的材料，有助于打破右派分子的顽抗。
第四、在每次战斗前后，要及时地召开预备会议和总结会议，研究问题，反复练兵。
第五、通过斗争会、黑板报、大字报以及和中间分子个别谈话等工作，从多方面发动群众，武装思想，扩大作战队伍。
过去一段斗争的主要缺点：首先，是开始时强调稳，想创造典型经验后再铺开，这样小手小脚的作法，对发动群众不利；其次，从思想上发动群众还不够深入；另外，由于初战的战果很大，现在部分骨干和群众中已露出了松劲自满情绪，而对于尚在顽抗的傅白芦，则感到难以对付。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今后的斗争中加以解决。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一）最近省、市两级机关有不少单位的反右派斗争陷于僵持局面。这种僵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1）反右派斗争已经走上深入阶段，右派分子较为公开的反动言行已大体被揭露、批驳，而他们较为隐蔽的反动言行（也是更重大的—部分反动言行），则较难暴露，因此使斗争比以前更艰巨，特别是有些右派分子十分狡猾，继续顽抗，就使运动更难进展。
（2）有些单位对斗争策略，对坚持说理方针研究掌握不够；队伍组织得不好，力量不足；火力不集中，没有抓住要害；对斗争的具体要求及其部署不明确，企图用某些简单粗糙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复杂、艰巨的任务。
（3）有些单位对斗争的对象具体分析不够，对每个右派分子大体上有多少问题，是些什么问题，领导与群众心中无底。因此，有些右派分子的基本材料或关键性问题，可能已大体上交代出来，而我们还无止境地追究下去。有个别单位打得不准，把不是右派的人当作右派打了。这些都容易使斗争产生僵局。
（二）斗争产生僵局后，就容易出现如下几种情况：
（1）情绪急躁态度生硬，作法简单粗暴。拍桌子、骂人、呼口号、罚站、罚跪、限时限刻要斗争对象具结交代等偏向，最近都有发现。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知道的，全省已发现自杀事件六起（死一人），逃跑四人。这些现象虽不完全是上述作法所引起的，但也不能说与此完全无关。
（2）容易使部分群众特别是中间分子发生疲塌、松劲情绪。如有的单位反映，斗来斗去，老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感到乏味，使斗争产生某些公式化的现象。
（3）某些不坚定的中间分子产生犹豫、怀疑和动摇心理，觉得某人是否是真正的右派分子，心中无底。
（4）如果对斗争策略仍不好好研究，继续采用某些简单粗暴的方法，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假情况，交代出一些假问题。这对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为了打破上述僵持局面，使斗争获得全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各战线和南昌市部分单位，（如省供销社、省公路运输学校、南昌市第一中学、保险公司等单位）已取得的某些打破僵局的经验，提出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1）要加强具体领导。强调研究斗争策略，坚持说理斗争。某些作战单位领导力量较薄弱，要设法加强，队伍组织得不好，作战力量薄弱的也要重新改组。要提高群众认识，特别是对要加强中间分子的教育，加强战斗力。要随时总结经验。对于作战计划，进攻目标，要仔细研究，务求具体明确，并且要向群众交代清楚。连续性的大斗争会不宜多开，以便有时间整顿队伍，研究情况。对某些狡猾顽抗的右派分子绝不能轻易放过，如果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应着重挖掘问题；如果问题已基本交代了，则可对其一切反动谬论进行一次排队（那些已经驳倒，那些还没有批驳），然后要战将分工，予以各个击破。
（2）要对具体对象作具体分析，必须作到心中有底，估计有什么问题就追什么问题，不要盲目地、不分对象地追究组织活动。如某些右派分子对幕后活动、政治目的等关键性问题和基本材料已大体上交代了，且已基本上承认了错误，在群众中又已孤立，即可适时地告一段落，不要无止境地追究下去。
（3）要强调进一步作好中间分子的工作，特别是作好对中右分子的教育和争取工作。这对进一步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争取多数、加强战斗力都是很重要的一着。如能争取一些右派分子起义，则对揭发右派分子的幕后活动，挖掘右派分子的老底更为有利。据了解，有个别单位的领导从斗争开始到现在，对右派分子还没有进行过一次个别谈话，这是不好的。
（4）对某些特殊问题，必须采取具体办法加以解决。例如对个别斗错了的，就要立即收兵，对被斗者进行适当的解释，如能争取他进一步参加反右派斗争就更好（如所斗的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对象，收兵前要请示上级同意）。已经逃跑的右派分子，应设法找回，待经过一番休整后，再布置对他们的战斗。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介方汇报）
一、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意义、策略和两类矛盾的区分问题。会前许多干部弄不清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属于何种性质：有的认为是内部矛盾，有的说是处在两类矛盾的边缘，有的认为是对抗性的矛盾，但不是敌我矛盾，因此更未看到反右派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洪泽县干部过去认为资产阶级总共千把万人，要造反也反不起来。由于对两类矛盾分不清，特别是在两类矛盾同时出现而又纠缠在一起时，更加看不透，因此在处理中感到棘手，无办法。在宜兴县区乡干部中，还流行着“矛盾矛盾，空头理论”，“用说服办法解决矛盾是教条主义”等糊涂说法。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大家在这方面收获很大。金山县一区书说：“本来我认为反右派斗争搞乱了，对于什么时候收，能不能收，心里很担忧。现在看到毛主席很稳、很乐观、很有把握，设计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
二、关于农村中仍然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与会干部反映，在农村合作化以后，有不少同志认为阶级消灭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也解决了，好像社会主义来的很容易，敲锣打鼓就完成了。从此他们把什么人都当成自己人，把什么矛盾都看成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或多看人民内部矛盾，少看敌我矛盾。由于在实际工作中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因此有些同志对目前农村的形势作了种种悲观右倾的错误估计，把少数富裕中农对合作社的不满，当作是全体农民的不满。如武进县有三个社长认为农村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准备在共产党走的时候，随部队到江北打游击。宜兴县的干部说，春天看着苗头不对，似乎一定要动武才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情况好多了，但还信心不足；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才弄清了形势，提起了劲头；经过大家进行阶级分析，一致认为目前农村形势是好的，绝大多数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坚定的。据松江专区十八个社的分析，社员中坚决拥护合作社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属于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思想上动摇的占百分之八到九，坚决要求退社的只占百分之一到一点五（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富裕中农）据奉贤县五个社的调查，社员中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中间偏左的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八，中间偏右的占百分之六点一，坚决要退社的只占百分之零点三二。该县县书说：“过去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因此使思想糊涂。有一次听说一个三百多户的社有一百五十多户闹退社，自己大吃一惊，以为不得了，下去一调查，真正闹退社的只有几户。”
三、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与会干部普遍反映，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民特别是对富裕中农的思想改造，认识不足。吴江县委书记说：“过去认为只要合作社增产，社员增加收入，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巩固。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革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巩固的。”高淳县的同志说，过去半年的工作是，政治教育少，经济迁就多。据与会干部反映，由于上半年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因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地、富的反革命行为，都是十分严重的。江阴县委同志说，上半年的农村情况是：“富裕中农叫不好，贫农、下中农跟着跑，地主、富农尾巴跷，干部工作没劲搞。”
目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1）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金坛县一区委副书记，把目前的农村形势描写成“大喊一声，大船要沉，各奔前程”的惨淡景象。（2）否定某一项工作的成绩，夸大某一项工作的缺点。譬如，有的人说统购统销搞坏了，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谁要说成绩是基本的，他们就说是老一套，没意思，不实事求是，睁着眼睛说瞎话。（3）片面的农民观点，站在农民立场上作农民的工作，因此“三留”要多，统购要少，贷款不还，公债不买。（4）多看人民内部矛盾，少看敌我矛盾，对地、富和坏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或视而不见，或打击不力。这种右倾情绪，尤其在政治部门最为严重。如泗阳县有一个社打死了人，政治部门也不处理。（5）对反右派斗争有温情主义思想。
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在农业合作化后，县、区、乡、社层层都有所滋长，因而引起若干大的纠纷。金坛县县书说：“我们往往只从全县三十万人出发，不从全国六亿人口出发。”宜兴县干部说：“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是任务观点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是本位主义强。”
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半年来滋长很快。富裕中农搞黑市、放高利贷的相当普遍，想闹退社、搞垮社的也不少。无锡市郊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富裕中农闹退社。他们这种思想对其他农民影响很大。
地富反革命的活动，由于城市右派的影响，近来也极为猖獗。新沂县一社六十八户地、富中，有二十五户想反共复辟，六户投机倒把，十三户进行破坏活动，一户偷盗，十户谩骂干部群众。
根据以上情况，大家认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提的很及时，很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统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才能把合作社巩固下来，才能不被富裕中农把社搞混，不被地、富混水摸鱼。
四、关于粮食问题。大家认为粮食问题除了一部分是实际问题、节约问题外，主要是思想问题，并且举了这方面的若干事例。南通县统计，夏季发生的瞒藏粮食事件有二百五十起，二十五万斤。泰州市有一个乡，今年收了小麦二十二万斤，但只上报了四万斤。沛县有一个社留了十万斤机动粮。邳县爱国社主任（党员）向工作组表示，你不要跟我算账，算出余粮也不卖，咱们和国家一刀两断，互不来住。有一个社有两万斤余粮不出售，社长讲：共产党的政策只能听不能作。如皋县有一个区，原来要供应二百一十万斤粮食，经过勤俭持家的教育，供应数字减少到一百一十万斤。海安县今夏的征购任务为二千五百万斤，开了几次区书会议都贯彻不下去，后来领导上下了决心，经过积极的工作，完成了二千七百九十万斤。大家还反映，粮食问题也是目前敌人和我们在农村中斗争的重点。如宝应县有上千万斤的粮食黑市活动。因此大家表示，要积极作好工作，努力完成粮食统购任务。
另外，有一些干部在讨论中，对主席讲话中的某些问题还想不大通：（1）认为对右派中的死硬派太宽大了。有的说，既是敌我矛盾，为什么不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否与宪法有抵触？有的说，想不到这样的作法有什么好处，希望说明为什么在几十年后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2）对在农村中搞大放大鸣有顾虑。有的认为在农村中只好小鸣小放，因为农村生产忙，骨干弱，搞得不好基层干部会泄气。有的认为一类社的多数群众可以相信，三类社一塌糊涂，鸣放起来就不保险了。有的认为农村中的大放大鸣搞不起来，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大敢讲话了。（3）对把农民和独立劳动者的改造也划入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的同一范畴弄不通。有人说，过去民主革命，农民是主力军、同盟军，现在弄得和资产阶级差不多了。有的说，农民的土地入了社，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拿定息，为什么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对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着动摇的富裕中农这一点，不知道应如何理解，有人问这和团结中农的政策有无矛盾。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佘孟孝汇报）
各市按照省委的指示，在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些新的战场，据抚顺、本溪、阜新、锦州四个市的统计，现有战场已由过去的七十九个扩展到一百六十个（新扩展的战场大部分是在中等以上厂矿、基建部门和市级企业公司等部门）。在扭转了右倾麻痹思想和深入发动群众之后，不少过去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现在有的右派分子明显暴露出来了，有的右派分子的尾巴被抓着了，有的单位已发现了右派分子的线索。如：鞍山冶金设计院，在一个礼拜前一个右派分子也未肯定下来，经过市委批判之后，发现了十四个右派分子；鞍山市人民委员会所属单位原来只教育局等三个单位有右派分子，现在已有十二个单位挖出了右派分子；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单位，七月十日前只发现六、七个右派分子，现已认定的右派分子有一百名。新增加的右派分子，有的是通过攻打小集团被揭露出来的；有的是通过辩论、座谈发现的；有的是背地刮阴风、烧暗火的角色，通过发动群众才挖出来的；也有过去明知是右派分子，但没有被肯定下来，经过克服温情主义重新审查才认定下来的（特别是党内右派分子这样搞出来的较多）。
（一）在已暴露的右派分子中，除一部分已经低头认罪或被搞臭以外，还有一部分极为狡猾。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1）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挂了号的老右派，或者是新挖出来的老奸巨猾的后台军师。他们有反斗争的经验，不肯轻易投降。如锦州铁路管理局右派分子夏云涛在斗争会上说：“我的思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面上似乎是在作检讨，实际上是在继续放毒。（2）耍无赖，威胁群众。如有的右派分子在辩论会上向斗争他的群众说：“我死了你要负责任”，“我讲的话你也讲过”；甚至有的右派分子嫁祸于人，企图扰乱群众视线，转移斗争目标，把自己的反动言论诬陷说是别人讲的。（3）反复无常，作假检讨，今天承认明天推翻，会上承认会后推翻，企图消磨时间，等待斗争高潮过去，逃避斗争。
（二）对急躁粗暴和温情主义进行严格批判后，在部分单位仍然发生。目前有些基层斗争单位，速战速决的情绪比较严重，而对反右派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当运动深入以后，一遇到狡猾顽抗的敌人，就要发生骂人、打人、体罚的现象。如鞍山、本溪等市在斗争会上过早地追右派的组织联系和追动机等，结果相持不下，形成“顶牛”。但在当前反右派斗争中，温情主义还是主要的倾向，这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表现：在斗争已经开展起来的单位，有的是“恋情惜才”，斗争不狠，右派分子一作检讨，即想收兵；有的光打明显的右派分子，不注意挖掘隐蔽的右派分子。在斗争尚未开展起来的单位，主要还是麻木不仁，嗅觉不灵，斗志不强，决心不大；个别单位的领导干部，仍不亲自指挥战斗。
（三）最近有些单位对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有放松的现象。据各市反映，斗争开始时还比较注意中间分子的工作，斗争深入后，认为中间分子都被争取过来了，而忽视了对他们的经常工作。实际上有些中间分子是“随大流”过来的，不是在提高了觉悟的基础上真正积极参加战斗的，所以在斗争会上发言的，还多是左派或是会前布置好了的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发言很少。有些中间分子最近产生了新的顾虑，有的看到斗争新的右派分子，怕慢慢地会把自己也斗争了，说：“一斗争最坏的，二斗争差一点的，三就该轮到我了。”有的看到右派分子被斗争后仍在原来的岗位上照常工作，就担心斗争伤了感情，将来不好在一起共事，因而在斗争中表现不积极。
（四）抚顺文化局的右派分子李国松（艺术科办事员），因在斗争中涉及到他的贪污问题，他怕触犯刑律被送法院，于八月七日携款潜逃。八日他从北京来信说：“不依刑事处分我，我就回来。”
（一）根据已经发现的右派分子平时的特点，分析研究他们在鸣放中和斗争中的表现，从中发现合作社的线索。如东北工学院以许冶同为首的合作社，就是从分析许的反常活动发现的。许是平时沉默寡言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鸣放开始后突反常态，不仅在鸣放会上振臂高呼谩骂党，而且背地到处奔走，经常出入他过去不曾去过的三○一、三○五教师宿舍，到处散播反动言论，因而暴露了这个集团的线索。俄语专科学校从分析右派分子苏德纯过去一贯表现积极而在鸣放时到处点火的原因中，发现了右派合作社的组织。
（二）对右派分子和右派的疑似人物，按人立户头，将分散、零碎的材料掌握起来，加以具体分析，找出他们之间横的关系。如东北工学院在最初发现陈尚炯等几个人往来密切，就责成专人把他们每个人的活动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以陈为首的合作社。这种作法，不仅了解到这个合作社中每个右派分子的言行，而且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合作社的面貌。
（三）选择右派小集团的薄弱环节进行猛烈打击,并抓紧空隙进行穷追，使其供出同谋者。东北工学院在反击陈尚炯集团时，开始就确定先打该集团中较薄弱的少壮派，因为他们有三个弱点：（1）年轻经验少；（2）是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群众中暴露的比较明显，群众容易发动起来，我们进攻的子弹也多；（3）他们是这个集团内部上下联系的纽带，内幕知道的多。这个集团的少壮派被攻垮后，合作社的内幕即暴露无遗。俄语专科学校挖右派集团是从斗争苏德纯开始的。苏平时好说好讲，是这个集团通风报信的人物，他深知这个集团的内幕，所以苏德纯被攻下后，这个集团就暴露出来了。
（四）打拉兼施，分化内部，争取起义。俄语专科学校在打右派集团时，对苏德纯在大会上猛攻，会后领导上找他谈话，向他指出要争取主动，不要把千斤担子都背在自己身上，结果苏揭露了该集团的内幕。东北工学院许冶同集团的成员梁志道，在运动中他主要有二怕：一怕被斗争后在学生中丧失威信；二怕被扣上右派帽子后与未婚妻的关系垮台。该校领导上抓住他这些弱点找他个别谈话，结果在斗争初期，他就提供了这个集团内部的材料和线索。
（五）充分发动群众，要抓以下三点：（1）在群众面前及时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不断启发群众的斗争情绪。俄语专科学校明显的右派分子被斗倒后，群众产生了松劲思想，认为对右派斗争的差不多了。领导上针对这种情况，及时指出要挖出右派分子的后台,使群众明确了斗争方向，重新鼓起了继续战斗的热情。（2）把右派分子点过火的单位的群众发动起来,请他们派人参加斗争会，当场揭露材料，使右派分子无处藏身。（3）每个合作社的骨干分子周围，都有一些中间偏右的群众，这是他们的自由市场，也是右派集团的保护色。把这部分群众争取过来，对揭露右派内幕，孤立右派分子很有作用。铜铅锌矿务局有一个靠近以潘宝信为首的右派合作社的中右分子李荣泉，经过领导上有意识地争取过来之后，他不仅提供了这个合作社的内幕材料，而且成为我们在这个集团中的内线。
（六）充分作好战斗前的准备工作。如俄语专科学校在攻打右派集团时，会前向群众公布：什么时间开会，批判那个右派分子，他的主要论点是什么等等；别外，又对积极分子交底：准备在会上揭发什么，追问什么，在会上要把右派分子打到什么程度，可能遇到些什么问题，等等，使群众和积极分子都有充分的准备。这样做了以后，辩论会就开得紧凑、生动、有力。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
（一）全省于一九五六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共发展了一百七十六名新党员。他们入党后的表现大都是好的，在历次运动和各项工作中都起了模范作用，在这次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也较好。哈尔滨医学院、东北林学院等五个大专学校，去年发展了四十七名新党员，就有三十八名（占百分之九十二）在这次运动中立场坚定，能大胆揭发和批判右派言论。其中有的表现特别好，如哈尔滨医学院研究所教授刘载生对右派言论能认真、正确地逐个予以批判；师范学院刘俊义和积极分子李记林，在斗争右派分子冯玉明、关贵武时表现得很出色，冯、关的右派言论曾迷惑了一部分群众，而刘、李首先对这些言论从本质上加以揭露，使冯、关开始低头，被迷惑的人也开始清醒过来；东北林学院的杨衔晋，开始右派分子指名将他的军，借以向党进攻，但他没有动摇。由此可见，去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所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中有右派分子和变节分子。但也有三名党员曾有右派言论和曾一度动摇过。哈尔滨医学院二院副院长郭子森，鸣放中向党提出了两点建议：（1）说学校党委成员都是年青小伙子、不懂业务,应当由省、市派部长级干部来做党委的工作。学校主要应依靠教授，应很好地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党委只提建议就行了；（2）党对过去的一些运动掌握得不稳，有些昏头昏脑。他对这次反右派斗争也有意见。郭在工作中有时不尊重党的意见，如该院扩大床位、设置门诊所等措施，都未经总支讨论，是他自作主张进行的。当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反右派社论时，他认为方法粗糙简单，帽子扣得早了一些，影响了鸣放，是要收了。由于他的这些言论，加上他曾留一个右派分子在民盟工作，因此，群众在大字报上称他为“右派分子的马前卒”。当其他党员对他进行批判时，他承认与储安平有共鸣。东北农学院讲师秦同春，说肃反搞糟了，应该向被斗者道歉，当时有一部分人拥护他的说法。他并以治病为理由，不参加反右派斗争。哈市工业大学讲师侯镇冰，对反右派表示怀疑，说“人民日报文章有些过火”，在运动中表现消沉。从这些人的情况来考察建党工作，省委认为今后主要应注意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长期教育考察和认真地办理入党手续。如郭子森虽然在工作上是积极肯干的，但入党时他的原则性就不强，在有些问题上迎合别人的意见，态度不明朗，而且他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查清。当党委吸收他入党的时候，有些党员不同意，党委组织部长开始也不同意，而党委为了凑一批党员好到市委去履行入党仪式，就把他吸收了。侯镇冰在入党时就不重视政治学习，在预备期间也没有多大进步，没有能按期转正。
（二）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数字虽然不少，但在各系统的主要人员中还是不多。据统计，在七个大专学校五百三十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党员八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一，但在一百一十七名教授、副教授中，却只有七名党员，占百分之六，其他的党员都是讲师。
（三）经过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有一定变化。由于斗争正在进行，对各单位新涌现出的不少积极分子，还没有来得及逐个地研究掌握。现在看来，积极分子的数量是比过去下降了，但质量提高了。据东北林学院、哈市师范学院调查，一九五六年末在一百四十三名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三十五名积极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现在下降到二十七名，占百分之十八点八。但这些人都是经过长期的考验，并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锻炼的，因此在今年下半年即可在其中吸收十名入党。如前面提到的师范学院的积极分子李记林，就是经过了三年多的考察、培养，政治历史清楚，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也好。林学院目前已有七、八名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其中讲师周以良、陈大可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都是积极的，在这次运动中也都经得起考验，如：陈曾受到右派分子的许多次打击，但未动摇；周在对右派分子王业籧的批判中起了骨干作用。
（四）发展的计划指标是根据对哈市各大专学校积极分子的逐个研究及该市的发展计划，并参考了去年全省计划的完成情况而提出的。去年全省共发展党员一百七十六名，其中哈市发展了八十九名，占百分之五十强。哈市市委组织部经过摸底，打算在今年下半年发展三十至五十人。全省计划发展六十人。这个指标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并按系统提出了参考性的要求数字。至于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还须另行研究。
据一九五六年年底统计：全省共有二千七百九十九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党员四百零八名，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在一千一百五十四名教育人员中，有党员二百零四名，占百分之十七点六；在八百二十七名卫生人员中，有党员九十七名，占百分之十一点一；在五十四名科学研究人员中，有党员十一名，占百分之二十点三；在六百二十九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党员七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在一百三十五名文化艺术人员中，有党员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二。
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从党的力量和政治任务来比较，还是不相称的，而且在各系统中分布又很不平衡。如哈市外国语学院四十七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二十二名党员，占百分之四十七；东北林学院五十九名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六名党员，占百分之十点一。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在各种运动中，特别是大鸣大放中，除少数不好者外，都表现很好，都能为了党的利益、团结群众，同各种不良倾向做斗争，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较好。上半年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加强了教育和考查工作，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都有很大提高，工作也更加积极，在鸣放中他们多数都得到考验，又涌现出不少新的积极分子。目前，肃反、审干工作将结束，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中、右将要划清，对他们的政治面貌和历史问题一般都做了结论，对他们的思想情况也掌握得比较准确。因此，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继续吸收一批预备党员的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和我省高级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计划今年下半年吸收六十名，约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具体要求：教育人员中，吸收二十九名，占百分之二点五；卫生人员中十二名，占百分之一点五；科学研究人员中二名，占百分之四；工程技术人员中十二名，占百分之二；文化艺术人员中三名，占百分之二；其它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二名。
完成这个计划，要继续贯彻积极慎重的方针，认真履行入党手续，要做好思想教育和考查工作，以保证党员质量。各市、地委，伊春林委、省直属工矿党委、农场党委、省直机关党委应当加强领导，做出具体计划。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工作，具体由各组织部来做，月末将由省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具体布置。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阎清方汇报）八月十二日
各地已结束了集中中等学校教职员帮助党整风、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工作，教职员们开始学习文件，有的已展开了鸣放。着手较早的是宜宾专区，在七月中旬已将中学教职员集中起来；较迟的是江津专区和重庆市的普通中学（重庆先集中的是中等技术学校），也于八月十日开始，其他区一般是七月底八月初开始的。现将各地对这一斗争的大体安排和目前进行的情况简报于下：
（一）集中的人数。据十七个市、地委的统计，计有普通中学、中等技术学校、荣军学校的教职员、中学师资训练班的教学人员及一小部分小学校长，共二万七千三百三十四人。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的人数占中等学校教职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未集中的是留校坚持工作的及一些老弱、病患、孕妇等。
（二）中等学校的教职员在集中以前，虽未专门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过鸣放，但在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后，曾邀集他们开过座谈会，在全国大鸣大放、右派向党疯狂进攻的影响下，其中有些人曾利用各种场合、各种集会散布了不少右派言论，暴露出一些问题。中等学校教职员的队伍极其复杂，根据初步统计，南充专区二千零五十八名教职员中，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本人及其家属被我打击过的有五百一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雅安专区四百七十七名教职员中，本人在历次运动中被斗争和其直系亲属被杀、关、管的有一百一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又据十三个专区对集中的教职员进行排队的结果，其中共有右派分子八百六十二人，占百分之四点九七（分开来看，右派分子一般占百分之三至五，最少的占百分之二点三八，最多的占百分之九点五四）。温江专区已鸣放一周，初步暴露出的右派分子占集中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四。宜宾专区已进入反击右派阶段，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占集中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七二。另外，暴露出民盟右派分子对于中等学校抓得很紧，几年来他们曾经在大中城市及中等学校积极发展盟员，企图掌握中等学校的领导权。如南充高中有教职员六十七人，其中党、团员各六人，而民盟盟员却有十六人，校长也是民盟右派的核心分子。
（三）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作动员报告，号召帮助党整风和大鸣大放，暴露和揭发右派分子的言行，接着即对右派进行反击，时间预计为廿多天；第二个阶段，进行消毒、总结和建党等工作，时间约为一周。根据成都市和温江专区初步鸣放的情况来看，在当前的形势下仍可以放出东西来。他们的经验归纳起来有以下三条：（1）领导上要坚持鸣放的方针，敢于点火，不要怕火烧到自己身上，采取党、团员和群众在一起，使党、团员挨一下闷棍，经受一点考验，这既有利于鸣放，也有利于后一阶段反右派的斗争；（2）要看到右派分子的进攻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他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其反动立场，也绝不会束手就擒，他们进攻的方法虽有不同，但实质是不变的，只要“引”和“挑”得适当，右派分子就会暴露出来；（3）要充分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形成大放大鸣的高潮，在温度高的时候，右派分子就会混水摸鱼，跟着跑出来。成都市和温江专区在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大专学校鸣放时的情况差不多。
（四川省委办公厅贾光厚汇报）
各单位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后，对于边整边改工作一般都有些放松，经省委指示后，从七月底以来，又普遍较前重视了。最近，据我们对省直机关十几个单位的检查，这些单位都在领导成员中确定了专人负责“改”的工作（过去一般只在整风办公室有人负责），并加强了整风办公室中的工作改进组；在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方面已作出了一些成绩，对群众所提出的改进工作的意见，一般已解决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商业厅则已解决了三百条，占群众所提五百零一条意见的百分之五十九。一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改进比较突出：
一、领导作风有转变，表现在：领导干部接近下层，和下层干部个别谈心；作风特殊化的现象有所克服；领导同志向干部作报告的次数增多了；对人民来访、来信的工作加强了；公文简化了，处理速度和效率提高了；参加体力劳动已逐步形成制度，省委机关干部每星期六下午劳动，省委书记和委员一般都能参加。
二、生活福利制度方面的改变，表现在：很多机关取消了按级别使用家具、房屋的规定；开放了中、小灶，加强了对大灶的管理；公布了福利费的开支情况，某些领导干部自动退出了已领的救济款。
第三、降职、降薪方面：商业厅、卫生厅、水利厅等单位都有级别过高的干部自动提出降低级别，群众反映很好。
第四、肃反等政治遗留问题方面：商业厅有肃反对象一百零一人，经重新审查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十三人（其中有四人结论不明确，进一步作了明确的结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七十人，斗错的八人。对这八个斗错的人，已在大会上进行了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商业厅和省银行还对斗争对象在运动中被损坏的东西，进行了赔偿。
经过这些改进后，群众反映很好，说：“这次整风真解决问题，我的意见兑现了。”有的说：“我们机关的问题积压了好几年没有解决，这次解决了。”
一、较易解决的问题，由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研究后，向群众公布执行。
二、较大的问题，由领导上先提出初步意见交群众讨论或先让群众讨论，提出意见，然后由领导上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公布执行。
三、有些须由有关部门处理的问题，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四、有的单位召开机关全体人员代表会议，集中地讨论、研究、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如邮电局就于八月八日趁整风的间隙召开了这样的会议。
五、有的单位（如商业厅）建立了卡片制度，做到群众所提的意见案案有交代，件件有着落。
一、从最近省人委办公厅、商业厅、水利厅和省银行四个单位的汇报情况看，他们对已经处理的问题心中有底，但对尚未处理的问题都是那些类型的，有几条，处理中有哪些困难等，则心中无数，很少能汇报得出来。这说明各单位都需要学习和推广商业厅建立卡片制度的经验，对尚未改进处理的意见逐条加以登记，分类排队，以便系统地进行研究处理。
二、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后，一般对“改”的工作有些放松，这对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利。今后应把“改”的工作经常化,应在反右派和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贯彻始终，并把“改”与反右派斗争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凡是能改进的，应随时改进，需要准备条件的，应在反右派斗争时期进行准备，在每个战役间隙，集中地改进几条，以取信于人。
三、前一段已经改进的问题，多系领导作风、生活福利制度、肃反遗留问题等较易解决的问题，对工资制度、机构调整以及工作中较大问题的改进较差，特别是降职、降薪问题，由于牵涉到某些领导干部本身或领导干部的爱人等，因而改进的决心就不大，形成等待观望。对降薪问题的批准手续，是按原来提拔干部的权限来作的。
四、有些还没有改进的问题，是属于国家整个制度方面的问题。如工会的劳保条例规定：凡随住机关的家属的药费补助二分之一，而在乡之家属则不予补助，因此，家在乡下的职工不满意。这个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八月十三日
（一）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反右斗争有新的进展，又发现了一些右派分子。目前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系统的右派分子已增加到二百一十九人，其中极右分子五十人。地方国营系统新揭发出来的六个右派分子，在鸣放中均未公开发表反动言论，是最近才被群众挖出来的。如建设局业余文化学校教员刘绪轮，解放前本人是地主，解放初当过投机商，以后混入学校（本人系大学毕业），在背后散布了很多反动言论，同意各党派轮流执政，说三反、肃反糟的很。又如重工业局原来放的不够，―个右派分子也未发现，排队时也只排出一个右派分子，后来经过对这个右派分子的斗争，又带出了两个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揭发出了一些小集团，如中波航运公司以周应阜为首的小集团，在鸣放时把持黑板报，散布反动言论；军需职工医院以张永寿（党员）为首的小集团，在鸣放时出大字报，名曰公民小报，张在小报的发刊词中扬言，他是以公民资格讲话，作为群众的喉舌，不受任何党、政、工、团的领导，党、政丝毫不能干涉等；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给水科的小集团，曾经秘密集会，反对党员科长。最近在斗争中，有些单位已注意了贯彻对右派分子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起义的即不再斗；彻底交代、检讨深刻的也不再斗；集中力量对付主要的右派分子。同时，也注意了对右派的争取、分化、瓦解的工作。这样，就使大部分右派分子低头了，斗争的进展也普遍的快了。目前右派分子的动向：一部分已缴械投降，作了深刻的检讨，并且积极地揭发了别人；另一部分已经动摇，有的已表示低头，但交代还不彻底；有一部分还在顽抗。这部分顽抗的右派分子中，有的是在群众揭发的事实面前，只好承认错误，但不承认有反动的思想动机（如王华棠）；有的是光戴大帽子，而不承认具体事实；少数人是既不戴帽子，也不承认事实（如机电局的黄植，检讨了四次，光往别人身上推）。此外，各单位均注意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中间分子一般地已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但是，在斗倒一批右派之后，有的人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人还有顾虑，说：“今后应少说为妙，要三思而后行。”
（二）民主党派一面继续讨论李维汉同志的讲话，一面继续开展斗争，并已将斗争深入到下层支部。在资产阶级中不仅斗了毕鸣歧，南开区还斗争了区工商联委员刘邦周。铁路工程学校和中波公司还在继续斗争李长福和韩波平，并揭露出一些新的材料。目前在民盟成员中发现右派分子七十六人，占全市民盟人数的百分之七点五。民革揭发出基层支部中问题较多，基层发现右派二十人。农工成员中发现右派三十九人，占全市农工人数的百分之十三。
（三）对毕鸣歧的斗争情况：毕的小集团已被摧毁，毕在资产阶级中已搞臭了。但毕的态度还不老实，还不肯服罪。十日又开了一次小型斗争会，毕仍未交代什么，毕的亲信高幼珊、师俊英又揭发了他一些问题。市工商联找毕谈话，他还一口否认小集团的事，他说：“我与高幼珊等人不常见面；许树华是替我管理定息的；和倪舒平主要是生活上来往多。如果生活上来往多就是小集团的话，那以后谁也不敢和谁来往了。”他又说：“我在北京写的几篇文章是为了创造和发展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原无公私合营的提法。”他说他一向是肯暴露思想的，写文章让党批评。他并要求斗争会延期，给他些时间考虑。他背后还说：“原来的心血白费了。”颇为感叹。
（四）市民建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讨论了李维汉同志提出的工商联整风问题。在讨论中，中右分子和右派分子反映出以下几个思想问题：（1）对合营后还说资产阶级立场是反动的，感情上难以接受。朱继圣等对李维汉同志这样的说法表示怀疑，叶聘之说：“工商联应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而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就是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今后还怎么代表反动的利益呢？”（意指工商联不也成问题了吗）。（2）对李维汉同志所讲在工商界的整风也应有个高潮，有些人对此有顾虑。刘华圃就一再说：“合营高潮表现在敲锣打鼓，这是有形的，而思想问题是无形的，怎么能形成高潮呢？”李勉之也说：“大概工商界能站到左边就是高潮了。我们应由苍蝇变为蜜蜂，章乃器放毒是一块臭肉，苍蝇尽往那上面飞，我们变成蜜蜂就喜欢香花了。”他们在讨论中还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强调要说理。李金昌说：“整风主要是自己暴露，不够时别人再批评，或许自己暴露的问题比右派还多，但也不要怕,对暴露出的问题，别人不要讽刺。”此外，个别左派分子则主张在工商联也人人过关，用五反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王钦宾提出工商联应成立整风办公室，如有人不暴露时就拿出材料,用五反方式。但中右分子和右派分子都反对这种做法。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省、市级机关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工作人员共八千五百八十二人（其中有党员三千九百三十七人），在运动中发现右派分子一百一十五人。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中，绝大多数党员能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但也有极少数党员经不起斗争的考验，丧失了立场。这样的党员有十三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千分之三点五。这十三人从他们参加党的时间看，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二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三人，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三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的五人。从他们的工作职务上看：处长级一人，科、股长级四人，科员八人（其中一人是复员的营级干部）。
这些人的反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1）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的在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六人；（2）由于有严重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闹地位闹待遇，受到党的批评、处分后对党不满的有三人；（3）由于党组织在他们入党前没有认真考察，只凭一时一地表现，思想上未得到改造，人生观和立场未确立的四人。
这些反党分子反党言行的多少和涉及问题的范围以及反党的方式，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公开、直接地向党进攻，直接当主帅，并组织不满分子向党进攻。有的是给右派分子打旗鼓掌，暗中策划。有的则是因闹个人问题而向党进攻的。
这些人的言行是：
（1）反对党的领导。有的说：“共产党比日本鬼子、汉奸还利害，过去党还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现在已不行了。有的说：“党员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说：“章伯钧要上台，我认为可以让他上台试试看。毛主席可以仍回到延安去，把军队交给章伯钧让他去打台湾，打不下时再让他下台。”有的说：“党内黑暗，没有民主。”有的把党员向组织反映情况，说成是“假造材料，暗中伤人，这是可耻的行为。”有的公开表示：“这次整风我不站在党的立场，也不站在团的立场，要站在第三者立场打抱不平，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党，但当右派分子提出党的领导是乌烟瘴气老一套，他就表示同意。
（2）歪曲党的政策，否定党的成绩，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如有的说国家对农民刮的太狠了，统购统销把细粮都买走了，农民只能买粗粮吃；干部待遇高，农民生活低，国家是要干部不要农民；宪法中没有通讯、言论自由，不让听美国之音，报纸上只能看到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好，那样好，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点消息，难道人家就没有一点好处吗？有的认为党的统战政策有宗派主义，统战工作是耍手腕，人事安排是名大权小，明拉暗打，党的统战工作是一团糟。有的提出：“党的政策是中央首长制订的，一般党员没有机会参加讨论，所以政策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个公式，不一定符合事实。”有的将自己所在单位的工作缺点说成多于优点，是一盆浆糊。有的右派分子提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政治意义，建立起来的合作工厂也是不敢见人的东西。
（3）泄露党的秘密，组织和拉拢落后分子向党进攻，以扩大自己的反党力量。所泄露的党的秘密，主要是关于审干和肃反的内情。如王长年（针织公司人事科员）把肃反中领导上研究的肃反对象和有历史问题人的情况，在群众大会上全部都讲了出来（其中有两个是有重大问题的人，二十二个是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并把经理、科长历史上受过处分的事也都摆了出来。他并说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是投错了娘胎，领导上对他们的看法是一成不变。有的在批判右派时准备写文章为右派辩护。有的煽动复员、转业军人向组织闹事。有的就纠集对党不满的分子起来闹事。当组织向群众进行解释教育时，他们反对个别谈话,认为是说大道理不解决具体问题。有些闹事的人经过教育不闹了，他们还说不闹事的人是胆小鬼，并鼓动他们说：“今后要经得起考验，要大胆,不要畏缩。”
（4）污蔑、仇视和谩骂党的领导同志。如说：“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动的？我看打不打还是毛主席一句话决定的。今后除非不打仗，如果打起仗来，那个龟孙还去拿枪打仗呢？就是打到家门口，也要带上老婆孩子去钻山洞。要是我的孩子去当兵，我就要用扁担打死他。”还说：“老干部过去打过天下，今天当了官，光抱着过去的老资格，抱着过去的老一套犯官僚主义，促成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对他们采取和风细雨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作风是阿Q精神，是胜利在作怪。”有的说：“一般干部其所以不好，是由于上梁不正才下梁歪。上、中层的领导是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好话而不办好事。”有的由于自己未得到提拔，就骂被提拔的人是“七猴八王子都上台了。”有的在反右派斗争时在黑板报上说：“张三郎、孙悟空精神不死，冷战长存。”
以上这些叛党分子经过初步批判后，有的表现顽抗，坚不认错，如工业厅盖其恭说：“毛主席说可以请愿，我准备请愿出国到马来亚或印尼当华侨，一是作买卖发财，二是出去避难。”针织公司田贵保还扬言说：“我在上海就是科长，还有陈毅市长的任命书，看谁敢撤我的职，看谁敢开除我的党籍，看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敢在我身上拔一根汗毛。”有的则含混其词、避重就轻地作了检讨、交代，但是还尽量想办法把错误说成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是出于好心并无恶意。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有意叛党。还有少数人，在党和群众的批判、帮助下，初步作了检讨，初步有了悔改之意，但仍不深刻、彻底。
根据以上情况，对这些人不急于进行组织处理，到运动后期再作具体处理。但在原则上则不能姑息、迁就，要严格进行批判，突出的还要在报上点名。总之，要作到教育党员和群众分清是非，揭发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貌，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的谬论。另外，通过整风运动也必然会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有计划地吸收一些左派分子入党也是必要的。
（青海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春汇报）
省级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是分为文化局和文联两条战线来进行的。
省文化局的反右派斗争，从七月初开始，一个多月以来，主要是对博物馆的杨介眉、油文远，幻灯社的赵武安，杂志社的冯峰等进行了斗争。现在油文远和赵武安已低头认罪，杨介眉的材料，正派人到东北进行调查。目前斗争的锋芒已转入局内曲艺组的李国春（党员）和剧目组的刘正平。主要对象是李国春。从目前初步揭露的情况看来，李国春、刘正平还有曲艺组的张负苍和吴电（党员）等，很可能是以李国春为首的一个反党小集团。这些人在鸣放期间曾积极向党进攻，尤以李国春表现突出。李的反动活动，主要有如下各点：第一，在曲艺战线上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他把河北曲艺界说成是“冷宫”，说：“曲艺处处受管制”；“曲艺艺人还受着种种压迫，没有翻身”；“曲艺还遭受着严重宰割和屠戳/戮”；“必致曲艺于死地，而后心安理得的大有人在”。他把领导上说成是“当权者”，“官老爷”，“王公大人”，“石头”。他先后曾写了“为曲艺工作者鸣不平”，“为什么曲艺不被重视”，“曲艺界人士一片鸣声”，“六十花甲今昔谈”等十来篇文章向党进攻。第二，到处点火，煽动曲艺界向党进攻。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以后，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听到曹宝禄在北京闹事，就极表赞同，并准备去北京参加斗争（后因他的妻子和孩子闹病，未能去成）。李在曲艺界有三员大将，即保定的蔡宝光、唐山的靳文然和石家庄的申成和；李借他们在各地活动的机会，煽动他们向党进攻。如在今年五月靳文然参加省政协会议的时候，李在石家庄听到后即连夜回省，煽动靳文然向党进攻。李又曾唆使曲艺组干部张负苍、吴电和林奇等，在石家庄专区、石家庄市、沧县专区和唐山市等地，煽动艺人向党进攻。同时，李还经常散布对周扬、郑振铎、马彦祥等同志的不满。现在，对李已经进行过五次批判。李在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下，已开始低头认罪，承认自己向党进攻，交出了所有向党进攻的文稿，承认自己已成为党的不孝子孙，表示愿意深刻检讨。目前仍在继续对李进行斗争。
省文联的反右派斗争，前一阶段一直是处于停顿状态，没有搞出什么问题。近来，从批判“蜜蜂”月刊第七期的毒素，和从各方面搜索揭发，右派分子的内幕被初步揭开了。从初步揭发的问题来看，他们很可能是一个问题很严重的右派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刘艺亭（文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千群（“梨园”杂志的编辑，党员）、丁江（“蜜蜂”月刊的编辑，三青团员；哥哥被镇压,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曾被管制；本人是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敌视党的文艺政策)、夏昊(“蜜蜂”月刊的编辑，父亲死在我们的监狱）等人，刘为首脑。他们的反动活动，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抗拒和攻击党的领导，闹孤立王国。刘曾公开说：“文联和文教部没有什么关系，不接受文教部的领导。”文联去年总结检查一年的工作和这次整风，都不愿意让文教部去参加他们的所谓“内部会议”。“蜜蜂”月刊的稿子，没有一篇通过文教部审查。他们抓着文教部副部长远千里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缺点，大肆攻击。省委在两年以前就批准梁斌和林漫为文联副主任，但刘艺亭以不合手续为借口，至今没有执行，并公开攻击和排斥梁斌和林漫。他们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张办同人刊物。实际上“梨园”和“蜜蜂”两个刊物，已经成为同人刊物。第二，文艺上的资产阶级方向日益发展。在他们主办的“蜜蜂”这个刊物上，自从今年第一期开始即向右转，如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改为“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且他们的实质是为知识分子服务，他们经常说“农民看不懂”。特别是“蜜蜂”第七期，资产阶级方向表现更为明显。今年七月，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击右派的斗争，“蜜蜂”不但没有刊登一篇有关反右派的文章，反而发表了不少攻击党的领导和反社会主义的有毒素的文章，并公开为“草木篇”的作者和“星星”的编辑部辩护。第三，为了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企图把持“蜜蜂”的文艺论坛,向党进攻。为此，他们曾积极搞小集团活动，排斥和打击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干部。他们曾经刘艺亭的同意，由丁江、夏昊等五人到文教部请愿，要求改组“蜜蜂”编辑部，要求刘艺亭作他们的主编，不要副主编刘文彬和秘书刘振声。
省委认为：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很严重。在文艺界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既广又深，必须进行彻底的挖掘，彻底的批判，中心是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方向。在机关上斗争到一定程度，即应召集各界集中起来批判，展开大辩论，以便在斗争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锻炼队伍，辨明是非。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琪汇报）
一、省级机关共有一百四十三个单位（宣传、文教战线十七个单位不包括在内），其中一级机构五十八个，二级机构八十五个，参加运动的共有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二人。这些单位中反右派斗争的进度是：已进行了一段，现正在进一步深入的有四十八个单位；还在批判右派言论，正走向深入的，有二十四个单位；还是刚刚开展的，有十四个单位；还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的（主要是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有十六个单位；因工作关系，暂时停止整风的，有十二个单位；尚未开展的，有二十九个单位（主要是二级机构）。经过人员排队，到八月十日止，共划出右派分子二百零四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六，其中：党员十四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三六；团员三十一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五；民主党派成员十七人，占民主党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一；群众一百四十二人，占群众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另外，有右派言论，但尚未确定为右派分子的五百四十八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在已划出的右派分子中，有一百二十一人已在斗争中。在斗争中发现合作社线索十三个，正在进一步追查。
在七月二十六日省委召开各厅、局党组书记会议，传达了青岛会议的精神，并进一步作了动员以后，省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进入深入和全面开展的阶段。各厅、局的领导对反右派斗争较前更为重视，党内右倾思想已有所克服。近一个星期内划出的右派分子增加了五十三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也在增加。如公安厅原来没有划出右派分子，现已发现和划出十人，并已开始进行斗争。总的领导已进一步加强了，在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实行各战线分口领导，在高等学校、统战、政法、工业、宣传、文教、党群、农林水、交通、财贸等口，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分头具体指导和推动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一部分单位反右派斗争的领导还不够强，有些领导同志的思想还未完全转过来，仍然考虑着自己整风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领导好反右派斗争。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之间闹不团结，存在个人意见，妨碍了一致对外。（2）在斗争方法上，对于通过组织辩论，收集材料，彻底驳倒右派言论，将右派分子搞臭，以提高群众觉悟强调得不够。有些单位急于要右派分子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如邮电局的领导要右派分子丁茂堂必须怎样检讨，丁检讨以后说：“我是按照局长的意图检讨的。”实际上并不服气。
二、关于边整边改的问题，一般已引起重视。许多单位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指定专人召开了会议，分析、研究群众所提的各种意见，对其中一些正确的批评，凡能及时改正的，已在开始着手改进；对合理的建议，也正在研究采纳。如省委书记、常委和省长、副省长的专车制度已经改变，并且作到了因私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二级机构的专用车一般已经取消，交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管理。对于房子和家具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大部分单位都作了适当调整。农业科学研究所张副所长原来占有五间房子，现在让出四间。航运厅通过全面安排，解决了六十户的住房问题。对部分负责干部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一般都已取消。在处理肃反遗留问题方面，主要是把确实搞错了的摘掉帽子，没有作结论的抓紧作了结论，并且对于曾经被押或经过劳动教养释放回机关后没有按照规定发工资的，作了补发。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也有所改进，一般已较前深入。如公路厅公文减少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厅、处长常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更为主动，上下联系更加密切。这些初步的改进，不仅在政治上进一步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对于争取群众、孤立右派起了不少作用，而且在经济上节约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仅省委机关半年来节省的汽油就相当于去年同时期用油量的百分之五十一；整个经费实际用的比预算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比去年同时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还有相当多的单位对此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改得不狠；有的强调反右派斗争很忙，没有恰当安排和抓紧改的工作。其次，是个别单位在改的问题上产生了考虑不周、草率决定的缺点。
从七月份开始，省委已成立了专门研究改进的小组，搜集意见，研究方案和办法。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一、截止八月十日统计，全省有右派分子一千八百七十四人（内极右分子二百六十五人），其中有党员一百三十二人（极右分子十六人），团员三百二十一人（极右分子三十六人）；已在大众日报点名批判的七十一人（内党、团员各七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九起，其中已死者两起（内党员一人），未遂者七起（内党员二人，团员一人）。
省委意见，今后报纸点名的范围，拟陆续扩大到极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一以后即停止。主要点名对象是文艺界的几个右派人物。共青团、工程技术、教会等各方面的右派分子，如无典型人物，则不再以人物为重点登报，拟采取综合报导的办法揭发批判。
二、省文联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省文联已确定右派分子四人：任迁乔（党员画家，中国美协会员，省文联艺术部长）、王希坚（党员作家，中国作协理事，省文联党组委员，代理副主席）、王作颖（党员，上海作协委员，原任山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编，调文联后拟提为文学部副部长）、苏耕夫（党员剧作者，前哨月刊编辑）。对这四个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体计划分别进行三个战斗，现在第一个战斗已经结束，第二个战斗即将开始。
第一个战斗，是斗争任迁乔。
（一）斗争任迁乔的根据是：（1）任侮蔑党中央，说：“中央有个人崇拜，否则为什么只准喊毛泽东万岁，不准喊高岗万岁。”又说：“中央有宗派。”（2）否定党的各项运动，如说：“三反、五反上下都乱，打不出老虎就摘乌纱帽。”“肃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硬凑百分之五的数。”还造谣说：“统购统销山东死了四十万人。”并说中央宣传猪肉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生活提高，这是骗人。（3）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说艺术家好像手拿着毒蛇，骑着野马，在悬崖上奔驰，要么就成为英雄，要么就摔死。鼓吹生活中有什么就画什么的谬论，否认艺术讽刺中的敌我界限。反对党对艺术的领导，说党的领导好像念紧箍咒，只会扼杀艺术。（4）歪曲党的干部政策是带着屠刀、警棍，噬吸人民的鲜血爬上去的，是舐腚舐起来的。（5）拉拢小集团向党进攻。指示靳涛、王鼎、戎玉成、石可、方平等到处搜集材料，到处点火，对省委进行疯狂的攻击，扬言非把省委搞臭不可。
（二）进行斗争的情况：1、斗争开始，任说：“这是省委为漫画问题（任曾利用省委负责同志对一幅漫画的批评中有缺点，鼓动群众攻击省委），向我打击报复，企图迷惑群众，争取同情者。”大部分人虽然认为任有问题，但总觉得他性情鲠直，他的反动言论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一部分人积极支持任向党进攻；只有个别同志认为任的问题严重。2、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采取：（1）将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他画的漫画印发给大家，在小组会上研究和辩论；（2）同时在党组扩大会上批判王希坚积极掩护任的右倾思想；（3）在文联全体干部会上批判任的反党言论，同时积极批判支持任的方平；（4）最后召开省、市文艺界大会（近三百人），对任迁乔进行批判。会议开了四天，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大会揭发批判，小会谈个人认识，互相辩论，同时争取该小集团成员互相揭发，互相剥皮。3、在斗争中，任迁乔开始还顽抗。继而企图用哭来软化领导，争取群众，后来虽表示要交代，但避重就轻，最后在报纸公开揭发和大会批判之下，只得低头认罪，但仍说他有道德良心，宁愿一人倒下，不愿连累别人。
第二个战斗，是斗争王希坚。
（一）王希坚的主要问题是：1、侮蔑党的各项运动。（1）认为肃反中批判他的右倾思想是错误的，他说：“运动开始向左打，打到悬崖上再往右打。”（2）认为合作化、统购统销、文艺运动等，虽然“大家都感到歪了，还要硬着头皮歪下去，似乎是每个人自己都作不了主。”（见文汇报）2、反对党的文艺政策、路线。（1）否认作家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认为省委一九五二年叫文联参加大专学校思想改造是错误的，文联党组织向政治面目不清的流氓分子李根红进行思想斗争（最后开除党籍）也是错误的。（2）对抗中宣部关于取消创作组的指示，主张文联只搞一个创作组织，不搞社会工作，不作编辑工作。（3）否认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推翻省委宣传部一九五五年对第七期“创作与学习”的批评（当时正是批判胡风高潮，该刊根本不重视这个斗争），说：“没有宣传部的批评，陈正鲁死不了。”（该期发表了陈正鲁的类似胡风观点的文艺论文，宣传部曾附带批评了几句，后来在肃反中，陈因反革命罪恶和历史问题严重，畏罪自杀）。（4）否认党对文艺的领导，认为党委是庸俗社会学，并且说：“庸俗社会学的传播路线是：从党内到党外，从权威人士到一般人士中来的，它的老根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见他所写的“希望”杂文）3、积极向党进攻，并为右派喝采。（1）抓住省委对任迁乔的漫画批评中的个别缺点，同任迁乔站在一起，到处攻击省委，甚至在省委作公开检讨之后，还要把省委的所谓错误在报刊上批评揭露。（2）认为省委、报社、出版社的庸俗社会学占了统治地位。（3）在任迁乔、方平等人面前，谩骂包干夫（文联党组副书记）是“一手拿刀，一手拿中央指示”的人；攻击鲁特（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副处长）是教条主义，是所谓“永远正确的人”。（4）当全国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时，他发表了反党的杂文——“希望”，说：“到处都是谈论缺点，揭露错误，但这些谈论使人兴奋，使人鼓舞。”“也许有些地方不大够礼貌，但是这说明了大家都成了主人。”（见前哨）4、反对党的反右派斗争。（1）当他了解党要通过大鸣大放把一些右派分子暴露出来时，他坚决反对这个策略，说：“省委如要右派，我一星期可制造二十个右派。”（2）在他主持开的大会上，任迁乔、方平等疯狂地向党进攻，他却有意为他们打埋伏，不向党组书记和副书记（均因事未参加这次会）反映情况。（3）省委表示任迁乔的反党漫画“人皮委任状”可在报上发表，然后展开讨论，他说：“为什么不讨论“吻肩章”，而讨论‘人皮委任状’？”（他的企图是把攻击矛头转向省委）；又说：“这是引诱人家犯错误。”
（二）群众的情况：（1）由于王希坚一贯挂着创作维护者的幌子，并且对于一些原则问题采取和稀泥的态度，绝大部分群众（包括党内、外）都对他没有意见，而且有一些人很拥护他，不愿向他开展斗争。不过，估计在斗争展开、问题摆出之后，群众是会与王划清界限的。因为在第一个战斗中，大家已受到初步锻炼。（2）虽有少数人（如任迁乔、方平等）积极维护王，但他们在第一个战斗中，大都被批判过，估计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为王辩护。（3）目前已与王希坚明确划清界限的只有二人——包干夫和苗得雨。
（三）为慎重起见，省委在听取文联党组汇报之后，已进行讨论，认为王希坚是文联中主要的右派分子，要解决文联的整个问题（包括领导问题,组织路线问题及文联能否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等问题），非先解决王的问题不可。否则不仅文联今后的工作成问题，文联的反右派斗争也很难深入下去（王是党组委员，代理副主席）。因此,第二个战斗，要下决心解决王的问题，在斗争中训练队伍，并在这场战斗中继续追查任迁乔的反党活动。
第三个战斗，是斗争王作颖、苏耕夫。估计对这两个右派分子的战斗，在斗争王希坚以后，是可以较为顺利地解决的。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志明汇报）
目前，全市反右派斗争正处在深入挖掘的阶段。截至八月十一日止，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市、区两级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文艺界和财贸系统，共揭露出右派分子一千六百五十一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四万〇四百七十二人）的百分之四点零八，较七月十一日（运动开始深入时期）的统计数（一千零二十三人）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极右分子三百六十五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一，较七月十一日的统计数（二百零八人）也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目前整个斗争进展的情况是：已攻下的右派分子一千零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点六三；正在斗的三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二；准备斗的一百九十五人，占百分之十一点八一；不准备斗的九十八人，占百分之五点九四。各系统中，大专学校学生中反右派的政治斗争阶段已于七月下旬基本结束，转入整党、整团。现在，在九个大专学校中，已有七个学校结束了整党、整团的工作。文艺界和各区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即将接近尾声。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的斗争，通过市的人代会又引向高潮。市级机关四个党委所属系统、财贸系统和民主党派共一百一十一个单位中，现已有十二个单位结束了政治斗争，九十三个单位正在进行斗争，另有六个单位原来就没有发现右派分子。
第一批正在进行斗争的单位目前存在的问题：（1）产生了急躁现象。经过几次大战胜利后，有些同志滋长了轻敌思想,往往准备工作不足，仓促进入战斗，而且赶时间，希望速战速决，结果不能击中要害，遇到强敌就形成“顶牛”现象。由于急躁，有的单位对选择进攻对象的工作做得不细致，不够策略，没有很好排队、也没有把强打软攻相互结合起来，而是一律硬攻，以致敌人阵营分化不快，相持甚久。另有一小部分单位左的情绪开始冒头，在确定右派分子时，扩大了打击面，把一些中间分子也列入右派，而且不经上级批准就自行开展斗争。对此，市委已作了专门布置，进行纠正。（2）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作的较差，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串联和发动不够，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在斗争中没有坚持批判要有事实根据和说理的原则，有些问题不能使人心服，以致有些单位的相当一部分中间分子，背地里表示不大赞成我们的作法。
关于已经结束政治斗争的单位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大专学校因为放暑假，所以，我们在斗争的第一步结束后，仅把党、团员留下整风，在一般学生中只集中进行了消毒的工作，但没有专门作为一个阶段来布置反右派的思想大论战，这一点拟在下学期开学后去搞。至于机关方面，我们已布置：凡是结束斗争的单位（包括没有放出右派分子的单位），都应转入第二步，进行思想上的大论战。
第二批投入斗争的单位，时间先后不一。现在中等专科学校和普通中学的教员已经集中，小学按预定计划要在八月十五日左右才能集中。厂矿、企业中大多数单位的斗争已开展起来，但其发展也是参差不齐的。
从斗争情况看，现在气温虽然已经下降，但由于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有其深厚的阶级基础，他们不仅在过去散布过反动言论，我们有辫子可抓，就是在今天，只要气温升到一定的高度，也还是可以放出牛鬼蛇神的。右派分子是有其顽强的表现欲的，但他们的表现方法比之过去确有不同，一般在最初都不很猖狂，或者避重就轻地检讨、蒙混群众，或者沉默寡言、不吭声，有的更摇身一变，以左的姿态出现，但当温度一高，不少右派分子就现出原形了。如梁漱溟的堂弟梁焕骞（重庆统计学校教员），过去曾大放二次，还准备放第三次，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曾对人说：“决不再放了，誓死带进棺材去。”但一座谈、辩论，他的脑子就热啦，表示还要大放特放。
在厂矿企业中，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领导思想右倾。有的强调困难，不愿做细致的工作，或者抱着放出右派就算，放不出就散伙的态度；有的则对已经暴露出的右派分子和小集团斗的不狠，有些手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单位把右派的面划得过宽，有的竟划到百分之十九至二十。重庆厂矿企业数目大、地区分散，特别是中、小企业过去工作基础较差，领导力量不强，没有搞运动的经验，在当前斗争正在广泛开展的时候，这乃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除着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外，决定在进行第二批斗争时，只搞新闻界，把卫生界推迟（中央指出的七界中，除此二界，其余已在第一批搞了）。其中一些涉及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则通过民主党派去搞。
在新闻界方面，目前运动正在开展，发现问题不少。重庆日报、工人日报都有右派分子，问题都涉及这些单位的领导成员。工人日报的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已经开过几次会，专门作了布置。
第二批开展运动的单位，包括全市三十八个国营大型厂矿，七十一个地方国营和老公私合营工厂，十八个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单位，二十五个中等专业学校，五十八所中学，全市的小学和新闻界（两个报社、一个电台和新华社）等。这些单位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二十五人（厂矿企业和新闻界不包括工人，学校不包括工友，学生），其中参加运动的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四。预计有右派分子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左右，约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四。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从五月初到七月底的三个月中，山西省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重点是省一级和省辖市一级的各单位，主要是省一级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省级机关和太原、大同、阳泉、长治等四个省辖市的文教界、工商界、机关以及较大厂矿等单位。在这个期间我省的反右派斗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月初到六月中旬为第一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从六月中旬到七月底为第二阶段，即反击右派阶段。
四所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是从六月中旬开始的，到七月下旬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锻炼自己，提高左派，争取、团结和教育中间派，批判、分化和孤立右派的目的。这四个高等学校的排队情况是：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师生共为七千四百一十人，其中左派为二千六百零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四；中间派为四千四百八十四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一八；右派分子为三百一十四人（包括疑似分子二十人），占百分之四点二三。分开来看：教授、讲师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为三百二十二人，其中左派为七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中间派为一百九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一五；右派分子为五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三。助教和职员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为一千四百零五人，其中左派为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中间派为八百八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右派分子为五十九人，占百分之四点二。学生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为五千六百八十三人，其中左派为二千零六十九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中间派为三千四百一十人，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九；右派分子为二百零四人，占百分之三点五。在三百一十四个右派分子中，有共产党员一人，共青团员一百零五人，合计一百零六人，占右派分子总数三百一十四人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共产党员右派分子一人，占共产党员总数九百三十四人的百分之零点一零七，共青团员右派分子一百零五人，占共青团员总数三千六百五十四人的百分之二点八七。
从七月下旬起，四所高等学校已先后转入以思想斗争为主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拟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普遍检查右倾思想；（2）检查三个主义；（3）研究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措施。参加整风的人为全部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党、团员。整风运动的时间初步确定为二十天。学生中的党、团员只进行右倾思想的检查，时间为一周。
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省及太原市的民主党派联合进行），以民盟、民革两个单位较为热闹。民盟揭发出“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王文光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包括四所高等学校的民盟负责人和几个小城市的民盟负责人。民革捉住了朱崇廉右派小集团。对这两个小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已经差不多了。现在民盟、民革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向其所属基层组织扩展。
省一级机关中的工业、农业、财贸、政法、文教（高等学校除外）和党群等系统的反右派斗争，除个别单位外，均已走向深入阶段。省级机关共捉住右派分子五百九十四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一万九千五百八十四人的百分之三点零三。其中著名的右派分子有马超群（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工程师）、张正非（省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粱钟、陆怡吾（省人民银行）、傅志诚（省卫生厅）、刘西舟（省函授师范学校教员）、任一的、郭春堂、王萤、杜源、陈仁友、粱栋云（同人刊物小集团）、赵俊（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助教）等。赵俊、梁栋云均为共产党员。
太原市的反右派斗争，在工厂、民建、学校和机关等几个方面都已进入深入阶段。已捉住右派分子四百三十五人，还有疑似分子十五人。太原市在反右派斗争中对高级知识分子七百二十一人进行了排队。在高级知识分子七百二十一人中，有党员一百三十九人，非党员五百八十二人。在五百八十二个非党员中，除名演员二十三人尚未排队外，其余五百五十九人的排队结果是：左派一百六十四人，占五百五十九人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中间派三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右派分子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在以上五百五十九人中，有工程师四百七十八人，其中：左派一百五十五人，占四百七十八人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中间派二百九十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七；右派分子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六点九。太原市对国营厂矿中一千九百零二个大专毕业以上的知识分子的排队结果是：左派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中间派一千二百九十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八；右派分子一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六点七。
大同、阳泉、长治等三个市的反右派斗争，一般都是文教界、工商界的进度较快，厂矿次之，机关较差。从厂矿来看，阳泉市进度最快，大同市较差，长治市最差。
省委除确定各县的中学教职员在暑假期间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外，对地委、县委两级原未布置反右派斗争。但据各地委书记汇报，大部分中等学校、地专级机关和一部分县级机关都已经展开了反右派斗争。截至七月底止，五个专区己经揭发出右派分子九百九十二人。
截至七月底止，全省已经查获右派分子二千六百零一人，其中省直各单位八百零二人（另有疑似分子一百零六人），太原市四百三十五人（另有疑似分子十五人），大同等三个市三百七十二人，长治等五个专区九百九十二人。据省直各单位统计，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人中，已查获右派分子八百零二人，占参加反右派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九。在这八百零二个右派分子中，有极右分子一百八十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在这八百零二个右派分子中，有党员九人，占百分之一点一；团员一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三。
这个期间，在山西日报上揭发和批判的右派分子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包括地、县两级的少数右派分子。
从过去几个月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凡是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多的地方，右派分子一定也多，而且必有骨干分子。从方面来说，这就是民主党派、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文教卫生部门、较大厂矿以及一切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成员多的单位。这些右派分子，过去几年来就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秘密地或公开地散布反动言论，自去年匈牙利事件以来，则更是唯恐天下不乱。从右派分子散布的地区和方面的广度来看，从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来看，不反倒右派分子，社会主义很难建成。
（2）原来我们估计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分子以后，右派分子就不好再捉了。事实也不尽然。因为，一则有右派分子过去的言论行动可查，可以把他拖出来；二则有些右派分子由于他的阶级本能，利令智昏，即使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他们的右派面目还是要暴露出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还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也有人说，右派分子好比跟上了鬼，不说鬼话不行。比如省函授师范学校教员、右派分子刘西舟，就是在该校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上冒出来的，他声称“要和你们战几十个回合”，发表右派言论历时三小时。
（3）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团内不仅出现了一些立场动摇的人，而且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据太原市的统计，在市级财贸系统十四个单位中，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党员为八百二十二人，其中立场动摇的有十七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零七。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团员为七百七十五人，其中立场动摇的有二十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八，叛变的七人，占百分之一点一六，两项合计共占百分之三点七四。在此次反右派斗争中，把党内、团内的这些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加以揭发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4）在揭发出右派分子以后，重要的问题就是驳倒右派分子，决不可把驳倒右派分子看做比揭发出右派分子更容易。驳倒右派分子的关键在于认真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准备发言。驳倒右派分子主要是依靠摆事实和讲道理，但对于某些右派分子，配合以一定的整态度和群众压力也是必要的。
（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书面汇报）
最近一个多月来，北京市国营工矿企业遵照中央指示，暂未正式开始整风，但都主动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作风。各单位都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肃反、干部作风、生活福利等小组，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分头研究和解决目前急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兹将情况报告如下：
肃反运动中，三十五个国营工矿企业在参加运动的十二万职工中，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五百九十五人，查出和查清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一千八百二十九人，查出和查清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成绩是基本的，但也有若干错误和缺点，主要是：斗错了一些好人（经过三次复查后，斗错的有一百五十一人，占肃反清查对象四千二百一十五人的百分之三点五），另外有的结论不够恰当，或者不确切，有的斗争方式粗暴。对于这些问题，在肃反结束时和今年“五一”以前准备接待人大常委会检查时，曾经作过两次复查和善后工作，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些问题尚未很好处理。这次根据中央关于在肃反善后工作中进行赔礼道歉的界限的指示，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复查和善后工作。对四千二百一十五名肃反清查对象逐一进行了复查，并和每个人进行了谈话，征求对于肃反的意见。经过复查以后，对于应该属于斗错，但过去未算为斗错的六十人，进行了赔礼道歉；对八个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划为反革命分子的，改变了结论；对处分不当的七人改变了处分；对三百一十七人的结论材料中写得不确切的地方作了修改。经过这次善后工作之后，绝大部分人表示满意，只有少数人仍有意见，各单位尚在继续进行善后工作。
目前群众意见较多的是小食堂、因私事坐小汽车、多领补助金、奖金过高等问题。小食堂过去多数单位都有，这次都取消了。因私事坐小汽车的现象过去比较普遍，现在也都纠正了。少数单位个别领导干部过去曾经多领补助金或者不该领而领了补助金，现在这些同志已经表示愿意退还，有的已经退还了。北京铁路管理局经铁道部同意，从一九五四年起由企业奖金中抽出三万元作为干部补助金，专门补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去年补助的四十四名干部中，多数是不该补助的，例如七个局长级干部生活并不困难或者不很困难，也都领了补助金。群众普遍不满，党委已经决定取消。有的干部已经将款退还。在奖金方面，许多企业过去都有领导干部奖励制度，而且奖金比一般职工多得多，如石景山发电厂厂长和总工程师每月安全奖金，可以拿到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季度完成任务奖金可以拿到月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平均每月最多可以拿到八十一元六角。这次各单位也都根据国务院的命令取消了。
此外，少数单位领导干部看戏坐前排，专人送饭、专人理发、专人看守宿舍，这些不合理的照顾也都取消了。北京铁路管理局过去规定具有十二年革命工作经历、科长、处长以上干部的子弟才能入该局所办的实验小学读书，收费较少，膳、宿费每人每月只交十三元，现在已经决定将这个实验小学改为普通职工子弟小学。
少数领导干部住房比较宽裕，职工有意见。北京电子管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等单位的领导干部已经腾出一些房屋供职工居住。
第一，很多单位都制订了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制度。石景山钢铁厂规定科长以上干部每周下现场不得少于十二小时；第一机床厂规定党委委员分工参加车间干部会研究工作，每季访问一次宿舍。有些单位在这样执行后，已经取得一些效果，有线电厂领导干部一连四天内都用半天时间深入车间检查工作，查出四百零二个问题，当时解决了一百一十个，其余的经过研究，有百分之九十五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并指定了专人负责执行。例如锻铸工段修建的炉子早已完工，因为没有地方砌烟囱不能使用，工人提意见一年多没有解决，这次在现场研究决定重新设计，很快就可修好。这些问题的解决，群众反映很好，有的说“领导的办法真变了”。
第二，根据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各单位已经订出制度，开始执行，每月劳动八至十六小时，多数参加车间的辅助劳动（搬运、搭下手），有的参加服务性劳动（卖饭票、洗碗、打扫卫生），有的参加一些小型土建工程（修路、平土），有的当学徒学技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后，群众认为领导放下架子，互相间增加了共同劳动的感情，关系密切了。同时由于领导深入实际，有些问题也解决得快了。如北京市内电话局，有一百多名线路工人每天在外边工作，因为食堂不给准备干粮，午饭只得在外边买着吃，过去工人提过也没有解决，这次领导干部到线路上去参加劳动亲身体验后，马上解决了。
第三，各单位都更加注意做到有事就和群众商量，中下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比较普遍地有了改进。五四七厂职工对干部强迫命令等作风问题提了二百一十一条意见，已经有七十七个干部根据群众意见利用各种场合作了检讨，车间主任李世永检讨后有很大转变，群众反映：“主任和过去比简直是两个人。”有些单位对于少数作风恶劣，群众十分不满，又不愿改正错误的干部，还当众进行了批评，并且准备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向职工讲清不可能要求在整风当中解决所有的工资福利问题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要求工厂的领导干部尽可能主动解决那些急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根据第一机床厂等七个单位的统计，职工共提出有关生活福利、劳动保护问题八百三十六件，已经解决了五百七十七件，其它正在研究解决中。
群众对住房问题最关心。有些单位在国家允许范围内修建了一些宿舍；不少单位都对破漏房屋进行了修理。京西矿务局有一千一百八十间宿舍漏雨，这次修好了一千一百零四间，花钱不多，职工反映很好。有些单位对现有宿舍做了调整。新华印刷厂、第一汽车附件厂等单位还专门为宿舍问题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征求大家对于改进住宿和房屋分配的意见。
不少单位改进了食堂管理，增添了一些设备，改善了食堂条件。京西矿务局城子矿为了使井下工人吃到热食，每天给井下三班工人送饭，很受工人欢迎。
在疾病医疗和劳动保护方面，以及对托儿所、浴室等都采取了一些改进的措施。
复员军人主要是对工资待遇有意见。复员军人的工资待遇，各地区、各厂规定不完全一致。如对做学徒工的，有的按二级工待遇，而有的则按三级工待遇。对于做职员工作的，有的按军衔套成地方级别，再参照地方级别折成企业的工资标准，有的则按其德才，参照军衔评定工资。这样高低不平，大家都要求向高的标准看齐。有些人为此闹事。另外复员军人对于工作安排和住房也有不少意见。他们愿意做技术性工作，不愿意做非技术性工作；家在外省的要求调回原籍安置工作，或者把家属接来。各厂矿对于一部分复员军人的住房和工作安排问题，已经尽可能加以解决；对于工资待遇等需要全国统一安排的，或者一时解决不了的，都适当做了解释。这样做了以后，复员军人的情绪已基本稳定下来。
关于学徒工转正问题，在国务院关于学徒是否按期转为正式工人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各单位都迅速在徒工中组织了学习，反复说明了道理，有些单位还主动地征求了他们对于学习和工作的意见，适当加以处理。现在绝大多数学徒工已经认识到国务院的规定是适当的。但是有些工厂还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单位，根据二部命令，学徒工转正、升级一律停止，这和国务院的通知不完全一致，和其他工矿企业的做法也不相同，执行起来很困难。我们已向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请他们研究解决。
除此而外，目前有少数职工（其中青工比较多）不遵守劳动纪律，不服从领导指挥，随意旷工、怠工，影响很坏，老工人对此甚为不满。同时有少数干部则因为怕得罪人而不敢过问，必须坚决纠正这种现象，对职工要加强劳动纪律教育，对于屡教不改的分子要严肃处理，有的可以开除。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工矿企业虽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主要都是一些比较突出的迫切的问题，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领导作风问题需要长期努力改进，有些问题如党员干部职位摆得高、工作不称职等问题，还仅仅在开始解决。同时，有些单位的工作做得还很差，有些单位虽然改进得比较好，问题也还很多。
为了进一步改进工作，我们除了要求各工矿企业继续把现有问题排队，抓紧解决外，同时，要求他们在最近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增产节约运动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征求职工群众的意见。以便更好地依靠群众，改进工作，改进领导。
（七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记者钦木达尼在座谈整风时说：“在民族问题上，十年成绩是肯定的。但是，现在蒙族正在被同化（主要从语言文字上看），走着下坡路。反动统治时期八十年才同化了土默特旗，共产党来十年就把呼和浩特同化了。民族自治有名无实，是否当家做主有争论。汉族干部应该退出自治区。”他曾对人说：“乌兰夫不死，内蒙工作搞不好。”他不承认乌兰夫是蒙族领袖，否认他的领导，并且说蒙族高级干部是民族的叛徒。
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处长哈达在谈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人的将来时说：“内蒙古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了区域自治，摆脱了民族灭亡的苦境，并在汉族同胞无私的帮助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蒙族中有了大批的共产党员，这是蒙古族的大喜事。”但是，他继续说：“现在民族矛盾已经表面化，有必要解决。现在蒙古民族到一个无门关里，这是一比六百的问题，是蒙古语文被同化的问题。汉族人口多、文化高，容易同化其他民族；蒙族人口少，没有经济文化中心，部分正在被同化中。海拉尔、包头、通辽、林西、呼和浩特等城市是汉族建设的，过去就是语文同化的“桥头堡”。解放后内蒙的领导核心是共产党，老干部全是由内地来的，新干部是由他们培养起来的。盟委书记百分之七十五是汉族，百分之二十四是蒙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百分之六十七是汉族，百分之三十三是蒙族。内蒙古的命运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听说包头从一九四九年是九万人，一九五六年是四十二万人，可是蒙族人口只有一百零三万，按百分之二增加率计算，一百年后才能到五百万人。在工农牧业方面，现在有大小企业八百多个，国营牧场三十四个，这个成绩很大。但是牧区的蒙古人不但没有八个手工业式的厂矿，他们连饭锅也不能自造，这是事实。牧民把牛奶卖给乳品厂收入增加了，但他们吃不上“爱如拉”（酸奶作的）了。呼盟有十五个国营牧场，职工中蒙族只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牧业是蒙古人千百年来有传统的经济，新的发展前途为什么要这样！少数民族教育中没有贯串民族形式和内容。蒙族有自己的历史，可是学校课程中分量很少，因而有些蒙古人弄不清自己属于那个民族。教育厅对蒙古语言和目前的发展情况调查研究很不够，其他科学研究更谈不到注意民族形式和将来的发展。”最后他说：“我想解决蒙古民族的历史矛盾的办法，是把自治区分为两个单元：汉族区和蒙族区。压缩杂居区，在牧区发展新的纯蒙古民族形式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在东部、海拉尔和阿尔善中间有山青水明土地肥美的草原森林地带，却吉查干淖尔是最合适的地方。牧区出身的干部每年夏季应有二个月时间来参加故乡建设的体力劳动。”哈达并且建议，设立一个民族形式的科学研究所。
三、内蒙古师范学院桑杰扎布说：“我们只注意在节日穿民族服装，贴民族文字标语，但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很不够。对民族干部照汉族干部一个样子培养，一种步伐前进，民族干部永远跟不上。”达木丁对学校不重视推广新蒙文和不少同学说蒙汉掺杂的“协合话”表示不满意。
四、内蒙古自治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喀沙巴特尔说：“民族问题在自治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党和非党干部应当多花力量争鸣民族问题。党一再强调保护牧场，可是，蒙民爬到犁仗下还有人在开垦牧场。宪法规定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可是有的旗委书记说不用蒙语一样革命。有些牧业社的账本是汉文的，蒙民就无法记。”
来源：（摘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整风动态”）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