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电话汇报（八月十七日到二十日）………（1）
全国右派分子统计………………………………………（41）
一、当前运动已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各地区、各单位的运动发展仍不平衡，是参差交错地进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具体指导。如省直属机关共有五十五个单位进行整风，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四十九个，占整风单位的百分之八十九；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六个，占百分之十一。在有右派分子的四十九个单位中，运动开展较早、右派分子较少、很快即可结束反右派斗争的有十二个单位；运动开展虽早、但右派分子较多、正在斗争一批、现又发现一批、任务还很大的有二十二个单位；运动开展较晚、刚刚形成高潮的有十三个单位；正在履行审批手续、尚未进行斗争的有两个单位。在没有右派分子的六个单位中，经审查确无右派、现正在制定计划、准备转向批判右倾思想的有五个单位（计划已报来的有两个单位）；估计还可能有右派分子、正在进行复查的有一个单位。从当前整风的情况来看，反右派斗争的任务还很大，预计到八月底或九月初将有一小部分单位可以结束斗争，大多数则需要到九月中旬才能结束，还有一小部分单位需要到十月份才能结束。
二、经过对右派分子的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数目增多了。目前全省有右派分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较七月二十五日所统计的九百二十五人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点三八。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也增多了，如省直属机关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由三十三个增加到四十九个，目前只有六个小单位没有右派分子。右派小集团的数目也增多了，幕后人物也越来越多地被揭发出来。现在全省有右派小集团一百零二个，较七月二十五日统计的四十一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点七八。新挖掘出来的这一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有很多比第一批还突出。在这一阶段的深入挖掘中，有如下的体会：（1）要进一步搜罗右派分子，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单位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2）必须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右派分子才能被挖掘出来。事实证明，有些右派分子虽然没有公开的反动言论，但背后却讲了；没有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讲，但对其感情相近的人却讲了，只要把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发动起来，右派分子的很多隐蔽活动就会被揭发出来。（3）要进行三查，即查大字报，查鸣放时期的小组记录，查鸣放以来的活动，广泛集中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右派分子的新材料。当前的问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审批手续。审批一般须经过三道关口，即先由各小单位提出名单，经过大单位领导审查，再报上一级党组织批准，这样即可作到既不漏，也不错。
三、在部分单位中，简单急躁情绪和粗暴现象又有所滋长。八月十日左右又发现右派分子自杀事件四起（死二人，未遂二人），右派分子逃跑二人；新乡师范学院几个积极分子晚上偷偷地把门关起来，将一个右派分子打了两顿；有些单位在斗争中，又发现积极分子拍桌子，叫右派分子站起来，骂右派分子是狗熊、畜牲等。在十二个省直属机关单位中，有二十一个右派分子处于顶牛状态。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1）部分单位的领导未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或者是忙于当前的工作，放松了对运动的领导。（2）某些单位的领导对运动的指导一般化，不能根据斗争深入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去指导运动，因而形成僵局和顶牛状态，使运动停滞不前。（3）运动走向深入以后，对右派分子的思想情况掌握不够，以致发生自杀、逃跑现象。（4）有些后进单位对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可能出现的偏向注意防止不够。当前这一方面的偏向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值得引起注意，已经发生的要立即纠正。
四、必须不断地克服反右派斗争队伍中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才能使运动继续深入发展。在运动开展较晚的单位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甚至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对新确定的右派分子抱怀疑态度。有些领导干部器重右派分子的业务能力，怕斗垮了完不成工作任务；有的怀疑右派分子划的似乎宽了，担心将来再平反；有的参加反右派斗争是嘴硬心软。如公安厅是反右派斗争刚刚形成高潮、进展得较好的单位，目前尚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在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单位中，一部分人在斗争第一批右派分子时有温情主义，在斗争第二批右派分子时仍有温情主义。总之，各种不同的人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右倾思想，对于不同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不同的反动言论，又表现了不同的右倾观点。因此，在反击右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批判和克服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才能保证运动的不断深入。右倾思想反不好，则右派反不透。克服右倾思想的最好方法，仍然是坚持与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先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一个一个地批驳，然后再系统地批驳，把右派分子的很多反动言行和罪恶历史贯穿起来看，就会使原来动摇怀疑的人坚定起来。
五、斗争愈深入，就愈需要进一步提高战术，研究新的斗争策略。经过前一段的实际斗争，反右派斗争队伍的说理斗争能力虽有所提高，但仍有不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说理不充分，不能服人，有些新的战斗单位和小组仍然缺乏经验。有些单位挑选了理论水平较高、说理斗争能力较强的人，组成基干小组，因而提高了作战质量。有些单位组织了经验交流会，推动运动深入、平衡地发展。斗争深入以后，右派小集团暴露更多。如何攻破右派小集团，是当前运动继续深入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右派小集团中不仅包括极右分子和普通右派，而且包括一部分中右分子，所以反击右派小集团带有很大的策略性。对于右派小集团的成员，一般采取先易后难、先明后暗、先个人后集团、由浅入深、利用矛盾的办法，抓住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各个击破，狠狠地打击骨干分子，争取协从分子起义。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冯登紫汇报）
在反右派斗争深入阶段，应注意挖掘暗藏的反革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本省已发现了二十九个右派小集团，另有许多右派分子也都有集团活动的迹象。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往往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形成了某种有形的或无形的组织，或是三五人的小集团。有些长期对党不满的党员，也往往参加到这些集团内。看来，斗争距离搞深搞透尚差甚远。这些集团有许多人的成份是极复杂的，有的是反动党团骨干，许多人是对我们有阶级仇恨，甚至有杀父之仇的。从某些集团的情况来看，已经发现其中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有反革命分子在背后策划。现在，只谈以下三个较突出的例子：
第一个是水利厅农田水利局赵增禄、单宝深、肖中友、赵建成等人的小集团。他们计划在六月二十三日以对级别不满为借口，捣毁人事处，然后光着膀子，唱着电影“流浪者”中的插曲“拉兹之歌”，上街游行。是日他们已从乡下四处赶来，但因碰上反右派斗争，风头不顺，所以没有行动。该集团的主要分子赵增禄，在鸣放中把中国地图倒挂着，别人问他，他说：“中国迟早也得翻过来。”赵又曾说：“有了小孩要送到美国去念书，如果送不去，宁可挂在天安门上摔死。”该集团的另一主要分子单宝深说：“我白天看书也得开灯，社会太黑暗啦。”单在给赵的信上又说：“现在是人吃人的社会，幻想的光明，人为的黑暗。”他们都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并说：“将来当了军官，把反对我们的人都杀掉，把与共产党一条心的人都看起来。”
这个集团的四个人，都是一九五六年从天津水利学校分配来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他们这样仇恨党呢？经到天津水利学校调查，发现他们与那里的右派分子华新田（党员）和李德龙（党员）有联系。从华新田已经交出的一批赵增禄给他的信的内容上看，他们可能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赵在信中说：“越南、朝鲜、匈牙利所以能胜利，是因为有统一战线。我们的事业，要想胜利，也得有统一战线。”“下农村搞暴动，我不一定要去。”“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指示，我一定按指示完成任务。”“希望你们派一个领导人来，你们也应该体验体验下边的生活。”“这里钱大大的，不要再给他（指单）寄钱。”“太原同学已参加了党，另一个想参加另一个党。”信中还有许多暗号和代号。最近我们给赵点了一下太原同学问题，他表现十分惊慌，曾有两次在夜间三点外出，发现后问他，他说是到图书馆去借书，实际图书馆早已关门了，估计他们还在活动。
第二个是人民银行张洪坦（党员）、刘铁岩（团员）、王学魁等人的小集团。该小集团出面向党进攻的是张洪坦和刘铁岩，背后指挥的是王学魁。王是张洪坦的妻子，通州人，家庭是恶霸地主（父兄均有血债，曾被政府逮捕，土改时扫地出门，逃亡到北京，现住宣武区平原里十号）。王十五岁在通州富育女中上学时，加入三青团，后又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九五〇年银行在北京招考练习生时，王用隐瞒历史和年龄的办法被录取。一九五二年王与张结婚。肃反时张因包庇王并向王泄漏党的秘密，与王一起受了处分。刘铁岩是肃反时的积极分子，肃反结束后，王学魁给刘写信说她很爱刘，刘把这封信交给了领导。后来王又邀刘到野外幽会，从此刘与王的关系暧昧，中午经常在一个屋里关门睡觉，盖一床被子。张洪坦碰上王、刘在一块儿睡觉时，就扣门而入，不但没有意见，而且同王、刘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他们在大鸣大放中联合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时则互相辩护。王学魁在反右派斗争中因流产请假，到北京娘家休养。在此期间，她与刘铁岩曾规定了代名代号（如寒风、常景生等），经常通信联络。刘给王写信说，疯狗围着他咬，不交代不行了，王给刘回信说，要坚持，并说：“再坚持一个月就过去了”，“交代也不要联系我”等。后来，刘在群众围攻下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把交代的问题都写在纸条上，偷偷送到张洪坦的抽屉里。这些事情说明王学魁不是一般的右派分子。现在尚未斗她，准备对她的问题进一步组织调查。
第三个是张家口市电厂的张培瑚（对张的历史政治情况和他的反动言论，我们已于七月二十三日的电话中作过汇报）。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张与电厂的李济真（右派分子）、薛士贤（医生）、伯永茂（事务员）、伟子玉（出纳员）、郑万里（反动资本家，曾被捕过）等联系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话，偷听美国之音。张给他哥哥写的祭文，是李济真起草的。张在日记上说：“薛士贤、伯永茂均老实可靠。”并说：“伟子玉在旧社会待得时间长，懂得处世之道。”另外，张与北京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学生赵永清及天津师范学院学生乔希枫，也往来甚密。现把张交出的张和赵、乔二人来往的书信摘录于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张给赵的信说：“接你来信，我很高兴，但又难过。喜得是我们思想的一致性，和我们不上贼船的决心和坚定心；悲得是我等如此遭遇，何时可见天日。……多脑河青年的英勇斗争，为何不能引起黄河青年的共鸣。我们这些入笼之鸟，连个响屁也不敢放。……朋友，我们互相鼓励吧，熬过这艰难的日子去，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去作别人不能作的事。”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赵给张的信说：“兄可不要忘掉我们前一个阶段中及现在都饱尝的折磨与苦难。我们应当想到将来，和带给我们苦难的人斗争，坚决斗争。兄忘了越王勾践吗？我想不会忘记吧，对于我来说，每当我想到右玉的遭遇，人为的灾难，便咬牙切齿，恨不得使自己成为侠客，将那些东西好好的收拾一下。这都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动力啦！兄的文学基础好，自己可以向文学发展，将我们的血泪交流的事实，写成书以告天下。我愿意向这方面发展，并积极准备。”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张给乔的信说：“回张家口多日，挨门串户，才知一家不如一家，一日不如一日。生活艰难是史无前例。家家户户乱喊过不来，有的喊过不去，其实是一样。民不聊生，荒愧不安，日甚一日。……望你苦读成功。……为我们黄河青年争一口气，向多脑河青年看齐。”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乔给张的信说：“天津市整风运动已初露苗头，我院学生自发地搞起来，党委会落后于同学的思想，弄得手忙脚乱。……我们对整风的方式是大字报。……揭露他们丑恶的事实。现在本院墙上所贴的张数，以千百张计。大字报中许多言词是很激烈的，说了平常同学不敢说的话。……我起初也贴了两张大字报，内容很平淡。平时自己很少接触他们，不了解内幕，也不能击中要害。以后同学们自己搞起来，成立了争鸣小组。我企图把全体同学联合起来，由同学自己领导全院活动；但一转想，事实并不如想象容易，领导起来后果又如何呢？也很值得考虑。因此，我没有凭自己一时热情去那样作。现在我的打算就是在沉默中努力学习，用另外一种方式争取我们要获得的东西——言论思想上的自由。我也打算约几个同学，组织一个文学社团，但志同道合者太少，我正在竭力找朋友。”
右派分子从政治思想到组织活动变成反革命，这是合乎规律的。同时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不能不参预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在反右派斗争的深入阶段，必须加强调查工作，以期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省委打算吸收公安部门来参加整风领导小组，以便加强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肃反工作。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茹洪生汇报）
（一）省直属机关包括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中央驻省各管理局、省直属各厂矿和文教系统等共七十一个单位。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二万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已揭露出右派分子二百七十九人（内有党员二十一人、团员五十二人），其中骨干分子四十八人（内有党员二人、团员五人），初步肯定的右派小集团二十六个。现在运动总的情况，是群众情绪高涨，指挥人员信心较足，揭露出的右派分子逐渐增多，运动已走向深入阶段。
运动是在不断克服右倾思想和反复说明反右派斗争重大意义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特别是七月十三日省委召开了省直属机关的厅局长级干部会议，着重指出反右倾思想以后，运动的进展比较迅速。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检查了右倾思想，继续学习了文件，进一步分析了鸣放材料、重新排队，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因而，过去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如省委政法部、教育厅、沈阳煤炭管理局等），不仅发现为数不少的反动言论，而且也搞出了右派分子。
（二）当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1）各机关运动发展不平衡。一部分单位由于领导重视、亲自动手，群众发动的充分，对右派言论批判得深刻，右派分子已完全孤立，斗争已深入地向前发展。大多数单位的斗争正处于开始深入的阶段，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开始向右派进行斗争，而右派分子还在顽抗抵赖，没有低头认罪。如省水利局右派分子金忠文，在会上拒绝群众对他的批判，会后，他仍写“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大字报，公开叫喊：“要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左派集团”。八月十三日，他又在会上行凶打人，现已依法逮捕法办。还有少数单位，仅开始作斗争开展前的准备工作，领导干部刚刚着手领导运动，正在研究材料，进行排队。
（2）领导上右倾思想仍然存在。有的认为自己机关没有右派分子，因而运动开展很迟缓；有的对党内右派分子姑息迁就，斗争下不了决心；有的在挖出了右派分子之后，产生松懈情绪，企图草率收兵。
（3）有些单位批判了右倾思想之后，又出现简单粗糙现象：有的单位在斗争右派分子之前，不认真分析、研究材料，没有作好准备，就仓促进入战斗，因此，攻的不猛，打的不狠，右派分子仍很嚣张。有的单位排队工作草率，斗争目标确定的不准，错斗了中右分子。省商业厅系统已发现错斗了中右分子达二十三名之多。有的单位没有坚持说理斗争，方法简单，有急于求成的思想。
（4）各单位对改进工作行动迟缓，改的不够坚决。
（三）今后的作法：省委于八月八日召开了省委各部委和群团部门负责同志的会议，对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1）省委书记分工负责，按过去分工的部门，亲自掌握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为了慎重起见，省委各部门的右派分子，由主管书记审批。
（2）为了使反右派斗争进行得更深入，领导得更具体、细致，采取归口领导的办法，由部长或副部长负责领导这一工作。
（3）为了加强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各部委要抽出一定的力量，成立整风办公室。
（4）各单位必须妥善安排工作，认真贯彻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
工业交通方面的整风是四月下旬开始的。四月下旬省委召开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着重解决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问题。会后各企业领导干部都主动下楼，解决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五月中旬大放大鸣波及到企业，武汉市各企业管理局、设计院也进行了大放大鸣，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少数企业根据职工的要求组织了一些座谈会，进行鸣放；个别企业职工自发地鸣放起来；绝大多数企业虽然没有鸣放，但三三两两地议论着的人不少。在这个时期里，工人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极为愤慨，自动地投入反右派斗争，部分青年工人、技职人员要求鸣放。而过去的肃反对象、阶级异己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则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乘机向党进攻，这个时候，职工思想混乱，劳动纪律松懈，闹事增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汉市职工闹事的即有五十起，参加的有两、三千人。在六月中旬以后，各企业都先后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的阶级教育，传达了张平化同志六月十二日在工人代表会上的报告（张在报告中提出了在整风运动中不搞大民主、不提工资福利问题的两点建议）；组织职工念毒草文章，使大家认识右派的恶毒阴谋；发动职工回忆对比，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批驳右派的反动言行。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召开声讨大会，进一步动员职工群众，以实际行动反对右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与此同时，各企业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主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解决了不少问题。经过这样一些工作，职工的思想稳定了下来，提高了阶级觉悟，推动了增产运动。
目前在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形势是：右派分子露了一些头，但是除少数企业右派骨干分子暴露得比较明显外，绝大多数企业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骨干分子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经过这一次学校、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一般有所警觉，有些潜伏、龟缩起来；有的伪装进步；有的贼喊捉贼；有的采取隐蔽的形式，继续进行活动。在群众方面，广大职工在整风运动期间，受到了一次阶级教育，警惕性提高了，嗅觉灵敏；同时对职工群众队伍中谁好谁坏，也比过去清楚了。但是，由于念社会上的毒草文章时没有联系企业中的真人真事，广大职工群众没有和右派分子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因而感受不那么深刻。在“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各企业中除了—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经过边整边改已经解决外，其他内部矛盾都暂时收敛下来，并没有得到解决，劳动纪律仍然比较松弛。在领导方面，企业领导干部经过这一次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间接地取得了一些经验，中央的政策、策略下达后，心中有了底，对“放”有了决心，不怕乱了；同时领导干部主动下楼，转变作风，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有所改进，主动一些了。但是领导干部对企业内部的政治情况，还心中无数，对于在企业中开展大放大鸣和深入进行整风运动，认识不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右倾情绪。
在传达主席召开的青岛会议的精神后，省委在七月底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对工业交通企业的整风运动作了部署：
武汉市：计划分为四批开展。第一批是已经进行鸣放和反右派斗争的，共二十六个单位、一万六千多人，要求继续深入反右派斗争，在十月或在十一月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第二批是市内直属的工厂、各区的大工厂、以及其他所属单位，共一百三十九个单位、十二万多人，在八月份开始鸣放，到明年一、二月份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第三批是基本建设、交通局所属各公司、区里管的中等工厂、一部分有党支部的手工业工厂以及大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共二百九十八个单位、十一万多人，在十月份开始鸣放，到明年二、三月份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第四批是全部小工厂和基本建设工人（包括半年以上的临时工），共三百九十五个单位、九万七千多人，在十一或十二月开始鸣放，到明年五月份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
黄石市：各大厂矿在十月半开始鸣放，一次搞完，目前正作准备；小工厂和手工业还没有作安排。
沙市：工业、交通、手工业等比较大的单位，在年底开始鸣放，春节后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小厂、小社春节后开始鸣放。
宜昌市：各工厂、交通、手工业和三峡勘察队，十二月份开始鸣放，明年三月着重，整、改。
这样规划的根据是：（1）要作好准备工作，要在职工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摸底排队，领导干部主动下楼。（2）今年是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任务非常繁重。（3）便于领导。
要不要一个鸣放阶段？放不放得起来？这是在安排工作时，干部思想上的主要顾虑。有些人说：“反、放、整这是自然的规律，不能人为地制造。右派分子出不出来，不决定于我们，要他放他不放，你钓鱼，鱼不上钓，没有用。”有的人说：“油水不大，放只能放出些三大主义，四大主义，放不出右派；现有的右派分子已经露头，不必再放了。”有的人担心放出工资福利问题来不好解决；有的人因作风不好，怕惹火烧身；也有的人将“放”了解为仅仅是钓鱼。省委根据最近了解的情况，强调要放，要有决心、有信心，要相信群众不会出大乱子，要认识到敌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只要气候适宜就会放出来的。
整风同增产节约如何结合？有些人强调整风，放弃了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主张集中力量突击搞了整风之后，再回过头来搞增产节约。也有的人强调生产任务紧张，怕大放大鸣影响生产，认为只要能够完成生产计划，整风好坏不在乎，对整风采取应付态度。多数同志是主张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坚持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但是上述两种思想认识都有些苗头。省委认为在工业企业中增产节约还应当是中心，整风运动可以推动增产节约。整风期间不能耽误生产，但是估计在大放大鸣的高潮中，短时间内可能暂时影响一些生产，也应力求减少对生产的影响。
为了保证整风生产两不误，武汉市委提出了如下措施：（1）统一领导，分工负责；（2）合理分配业余时间；（3）把鸣放高潮和生产高潮错开；（4）抓紧生产关键，解决突出问题；（5）在整风运动中开两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整风，也讨论增产节约问题。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水世凯汇报）
福建农工民主党自六月中旬展开反右派斗争；这个斗争是以批判章伯钧为序幕，接着揭露李述中、黄震、黄农、汪盈科等包庇章伯钧反动言行开始的。第一炮打响后，斗争锋芒指向两个主要右派分子——李述中、黄震。在连续召开的几次该党省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揭发了李、黄集团把持省委会，到处安置心腹、封官许愿，并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指示各地大量发展组织的阴谋活动，和他们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初步暴露了李、黄的右派面目。七月初斗争趋向深入发展。为了进一步搞清农工党内部右派系统的问题，暂时放下李、黄，以四个星期的时间分期搞其他中小右派分子。七月底又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开大会搞李述中。到目前为止，李、黄的阴谋活动已基本上揭发出来，并且在社会上和农工党内部完全把他们搞臭了。李述中、黄震、黄农、汪盈科与农工党中央右派分子的关系，这次搞出一个轮廓，组织关系还没有搞清。
从已经揭发出来的材料看，福建农工党内部的右派系统，大体上有两条线：一条是以李述中、黄震为首的当权派系统，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活动；一条线是黄农、汪盈科，这是一个互助组，与农工党中央右派系统有长远的政治历史联系，是老右派分子，但活动一贯比较隐蔽，在大放大鸣期间有一些活动，但不显著，因此比较不易攻破。黄农、汪盈科过去与李述中有矛盾，但在我们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在去年该党中央四月会议以后，逐渐合流。
李述中（省农工党主委）是一个老右派政客，当过汉奸，与特务张圣才、托匪杜畏之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原来与章伯钧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几年来他一方面利用福建农工党组织发展了一批高级科技人员；一方面拉拢李伯球、何世琨、何伯珉并连络李士豪等地方实力派以自重，因此颇得章伯钧的赏识，在福建农工党内的地位也更加巩固。几年来他与黄震互相勾结，利用农工党组织，进行阴谋活动，以实现其政治野心。在大鸣大放期间，他认为群众“向心民主党派”乃指示各地农工党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大量发展组织，并四处点火。反右派斗争初期，他以为这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震动不大；斗争进一步开展以后，表示很恐慌，到处摸底；在大量事实面前，他开始低头认罪，承认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初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对章伯钧的关系以及反动集团问题，仍坚不承认。
黄震（农学院教授、省农工党副主委）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在清理中层和肃反中曾受到审查和斗争，几年来一贯对党不满。在大放大鸣期间，他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十二个太和三个偏”的发言，对党大肆破坏诬蔑，还自称为“背棺材上金殿”，态度极为猖狂。以后他又在农学院点火，对党进攻。反右派斗争初期，他态度极为顽强，说：“好心好意办坏事。”经过几次批判斗争，才初步低头认错，表示要老实交代。
黄农是一个一向以“学者”自居、实则政治欲望很浓的政客，二十多年来与章伯钧有密切的联系，是章伯钧反动言论在福建的批发商。他的特点是活动比较隐蔽，大鸣大放期间也发表了一些谬论，但不很突出。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与章伯钧只有私人感情，没有政治关系，说自己对于政治、对农工党的工作并不热心，企图以此蒙混过关，但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行一点不揭发，对他与章的关系也拒不交代。目前他的态度仍极顽固，坚不承认是右派分子。
汪盈科也是一个老右派分子，和黄农关系极为密切。他和黄农一样，活动比较隐蔽，目前揭发的材料不多。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还为黄农写假检讨，并经常同黄密商对策，对黄农的问题始终没有揭发。黄、汪攻守同盟迄今仍相当牢固。
第一，运用中间力量，建立领导核心。福建农工党省一级机构和其他党派不同：在九个省委委员中，三个正副主委都是右派；两个专职委员中，一个是右派，一个是中右分子；左派力量几乎没有（委员中只有两个左派，但都是兼职）。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阻力极大。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斗争初步展开以后，就撇开该党原有的省级领导机构，支持和帮助该党福州市副主委李含阳和省宣传处处长袁国钦（均为中间分子）来领导这个斗争，并吸收部分中层领导人员中的中间分子参加（市委委员王传琛），以后又组织了一个以该党省委委员卢浩然（左派）为首的整风领导小组。一个半月多的运动发展情况证明，这样作是正确的。这样作不但解除了中间分子自身的顾虑，争取了中间分子，建立了领导核心，使反右派斗争得以胜利开展；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他们，为今后改组该党的省级领导机构打下基础。
第二，抓住关键，发动群众，一下子把右派分子搞臭。斗争初期，该党的一些委员和机关干部虽然对李、黄等人包庇章伯钧的态度表示不满，但对他们的右派面目还没有看清，一时打不开缺口。当李述中以“搞不好就到香港去”和黄震的“共产党能上山，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山”（指打游击）的反动言论揭露出来以后，我们便抓住这两个问题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了李、黄反党言行的大量事实，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右派面目，一下子把他们搞臭了。
第三，搞小右派，搞农工党基层的右派分子，以小战场配合大战场。为进一步搞清李述中，黄震的阴谋活动，我们暂时放松李、黄，集中力量攻破农工党机关内部和农学院、农业厅、人民银行、人民医院等单位农工党基层组织中的小右派分子。这种以小战场配合大战场的作法，不但推动了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把小右派分子搞出来，而且也为进一步搞李、黄积累了材料，取得了互相配合，互相推动的效果。
第四，采取狗咬狗的办法，挑起右派分子的矛盾，迫使他们互相揭发，以打开缺口。我们对李述中、黄震、黄农、汪盈科四个人，曾使用这个办法，连续召开了三天大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样的作法也容易使他们互相摸到一些底，因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根据目前情况，对李述中、黄震我们准备在彻底揭发、充分说理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侧面策反工作，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交代问题。对黄农、汪盈科，因我们目前掌握材料不多，不容易抓到他们致命的弱点，看来比较难以攻破。对他们两人的对策，还需要进一步继续研究。
（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南江汇报）
第一，斗争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从对右派分子的暴露和打击来看，省直机关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中，已揭发出右派分子的单位七十七个，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三；没有发现右派分子但有右派思想的单位四十八个，占百分之三十点七；既未发现右派也未发现右派思想的单位三十一个，占百分之十九。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单位已展开了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经过群众疾风骤雨的斗争，绝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已被揭发出来，他们的各种谬论遭到了群众的大会、小会、口战、笔战的坚决反击。大部分右派分子已初步承认了错误，但其中认真检讨交代、低头认罪的为数还是不多。根据初步检查，在一百四十七名右派分子中，已经真正低头认罪、基本上作了交代的只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检讨不深刻，半交代、半隐瞒者七十六人，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七；还在继续狡赖顽抗的三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还没有展开斗争的五人，占百分之三点四。一般地讲，右派分子已处于孤立的地位，但还有少数人暗中同情甚至支持右派分子。
（2）从群众发动和斗争的发展来看，省直机关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已揭露出右派分子的七十一个单位，群众斗争情绪很高，战斗热烈紧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已发动起来，并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与战将。在深入斗争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单位由于发生了同右派分子“顶牛”的情况，因而部分群众有疲劳松劲情绪。第二种是没有发现右派分子但有右派言论的单位，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群众也很积极，但一般的劲头不如前者大。有的单位的一部分群众觉得“批判来批判去还是那些问题”，也有些松劲和疲塌。第三种是没有发现右派分子，也没有发现右派思想的单位，群众劲头不如前两者，许多人觉得学来学去还是这些文件，希望快点转入整风。有的单位在批判别的单位的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时，发生了争论（如省委组织部），劲头又大起来了。
（3）中间分子目前绝大部分已靠拢过来了。他们在斗争开始时有些犹豫动摇，有的还同情右派。经过连续作战，在右派分子罪证如山、丑态毕露的形势下，又经过我们坚持说理斗争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态度现在都有所转变，除极个别的外，都参加了反右派斗争。但从思想上来看，目前真正转变的究竟有多少人，还是个问题，特别是对中右分子的争取工作还作得不够，而在斗争中争取这一部分人却又很重要。
（4）经过斗争的实践，领导上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如省供销社、交通战线的一些单位都对斗争经验作了一些初步总结，并摸出了一些打破僵局的办法。
第二，当前斗争中还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1）由于我省大放大鸣比较晚，因此有些右派分子还没有暴露，不少单位连右派言论也没有发现。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没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的单位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有个别单位还是死角。因此，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如何在今后深入斗争中，进一步暴露、挖掘右派分子和批判右派言论，是十分重要的。在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中，也有一些右派分子因材料不足而在报批右派分子名单时漏网了；另外，还有一些隐蔽的右派分子目前还没有报估，需要进一步挖掘。
（2）一部分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顶牛”现象，原因很复杂，从客观上讲：一是运动深入，右派分子较明显的反动言行已被揭发，而较隐蔽、较重大的反动言行和组织联系则较难揭发；二是一部分右派分子狡赖顽抗。从主观上看：我们有些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情况心中无底，在斗争中打不中要害，形成僵局；有些单位因贯彻说理斗争不够，斗争的计划性、组织性差，甚至有打人、骂人、拍桌子等粗暴作法，这也容易形成僵局。
（3）在反右派斗争中，目前虽然出现了一些简单粗暴的作法，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不够狠，对鸣放中暴露的某些右倾观点和错误言论也批判得不够。这些都影响了运动的深入。
如何使反右派斗争深入一步，省委正在研究。
（1）关于许德瑗（民盟省主委）、刘九峰（副主委）、漆裕元（副主委）反党集团的内幕问题。根据揭发，许、刘和向法宜（省委委员，副秘书长）三个人早就在盟内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后来参加这个小集团的还有省常委、南昌市主委王秋心。几年来他们在某些专署、市和高等学校的基层组织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此外，民盟还有一个以漆裕元为首的小集团。斗争开始时我们对许、刘、漆的关系是不大清楚的，只知道许、漆从前一贯有矛盾。根据最近的揭发，许、刘集团和漆裕元集团之间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他们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据民盟成员郭少华揭露，早在一九五四年漆裕元就提出了和许德瑷结成反党联盟的倡议。漆对郭少华讲：“盟内本是许、李（李柱，盟省委秘书长，右派）之争，我对许没有意见，请转告老许，我希望专和他谈谈，请约定时间。”事后，他们便逐渐联成一气。向法宜、王秋心也交代漆裕元近年来不择手段地拉拢他们。许德瑷和漆裕元在今年四月出席全国橡胶会议期间，共同听取了章伯钧的指示，他们之间更加一致了。在鸣放期间，他们进攻时互相呼应，退却时互相掩护。
在前一时期，这些右派分子还不承认有小集团组织，不承认互相之间有联系，说是什么“不谋而合”，现在这道防线完全攻破了，他们基本上承认了。
（2）关于许、刘、漆同章、罗联盟的关系问题。根据民盟成员刘韵铮揭发，早在一九四九年，刘九峰就在罗家衡的家里参加了罗隆基召集的一次会议，会上罗隆基曾露骨地表示江西的民盟应由他自己掌握，并已筹备成立“新江西”出版社，指示要派江西籍的青年到县里去工作，因为将来县是选举单位。刘九峰回江西时，罗并指定刘必须参加江西省民盟的领导机构。关于一九五三年许、刘与罗隆基在庐山聚会的问题。开始时，许说在山上只是谈谈吃喝、画画等事情，现在许、刘已交代在山上举行了罗、马（哲民）、许、刘四头会议，他们还曾策划成立以马哲民为首的民盟中南执行部。关于今年五月潘光旦以视察为名来江西点火及许与潘密谈的问题。许说曾谈过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江西鸣放情况，江西四个大专学校的民盟组织情况等。
目前，许、刘、漆等还企图固守同章、罗联盟的关系这道防线，漆到现在为止还未作任何交代，十分顽强。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介方汇报）八月十九日
上海二届二次人代会的预备会议是在十五日开会的，市政协于同时也召开了会议，柯庆施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之后，十九个区的代表们（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五人，列席二百二十二人）编成八个组，政协委员和列席政协的共三百多人也分成五个组，讨论柯庆施同志的报告。市里十九个右派分子，分编在大会代表的八个组中，使每一组都有了斗争对象。
代表们对政治报告反映很好，认为更明确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政策界限也更加明确了，表示要积极投入斗争，反击右派，提高自己。大会代表的八个组在十五、十六两天主要是：成立组织，配备力量，熟悉情况，策划斗争，摆开阵线。也有的组在柯庆施同志报告后，马上对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八个组内的十九个右派分子，差不多都作了第一次交代。右派分子交代后代表们发言驳斥，战斗意志很浓，很少有冷场。特别到十七日，群众情绪更加热烈，有好几个组群众发言要排队。在发言中揭发了一些材料，批判的很有力——特别是工人和农民代表，发言更生动有力。
现在，右派分子的气焰已经打下去了，表现紧张混乱。他们的交代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在事实面前低了头，作了不同程度的交代的，如：陈仁炳、沈志远、夏高阳。陈对我们揭发他的材料都承认了，他还揭发了彭文应。第二种，是自己给自己戴帽子，耍滑头，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如：王造时、许杰、孙大雨、张孟闻。孙大雨已承认他诬控我们的同志为反革命分子是不对了，承认他自己是右派分子。第三种，是耍无赖，企图顽抗的，如：董任坚和彭文应。第四种，是宗教界的三个右派分子。其中朱孔嘉表现最坏；顾守熙很滑头，还在耍两面手法；董贵民则已表现动摇，有分化的可能。
荣毅仁在这次会议上，情绪开始稳定了一些。在斗李康年时，荣毅仁作了三次发言。盛康年在刘述周同志找他谈了一次话后，态度慌张了，自己也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还认为他这几年来比过去是有进步的。
在会上有些中右分子主动地作了自我检讨之后，就投入了斗争；也有一些中右分子表示无所谓，不检讨自己的问题，只侃侃而谈；另外，有一些中右分子表现很左。
十六日晚上人代会党组开了会，研究了情况，作了一些决议：
第一，对大会斗争的要求不能够单从能不能斗下来，能不能让他们过关来考虑，应着重在如何使斗争深入，争取团结教育广大的中间分子；对右派分子要抓住他们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有力的批驳，批驳他们的阴谋诡计和狡猾的手段，批驳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下决心把这些右派骨干分子搞臭。根据这样的要求，各组要认真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具体安排斗争计划，不要草率从事。
第二，加强党员对群众的联系，在大组会斗争过程中提高群众，组织群众在大会上发言。
第三，工商界单独划组。在人代会以前，批判对象都限于荣毅仁小集团内的几个人，这次给工商界单划了一个组，是为的更多地批判几个人，更多地教育几个人，在组内暂时不给戴右派帽子。
第四，人代会将在二十三日正式开幕，准备在进入大会发言时，吸收一些代表以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会议，对他们进行教育。
（上海市委办公厅文静汇报）
（一）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整风期间，有些人对我们国家当前政治和经济制度提出不同意见，这怎能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当然没有人敢于公开否认它不是科学。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它不能讨论。可是反右派斗争中，却无形中把毛主席的话否定了。
（二）既然是讨论的东西，就不能事先下结论，这正如毛主席在同一文中说：“为了判断正确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的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是香花，反而把它们认为是毒草。”我想这一逻辑，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毛主席所举的马列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事例中，而也应该适应于对任何意见和学说。但目前反右派斗争中却不是这样，而仍然是用教条主义公式去套，认为党过去没有提过的东西就是反马列主义，便简单地给带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和用行政压力使之屈服。如说：“不低头认罪就是自绝于人民”啦；“不彻底交代，绝不收兵，要斗争到底”啦。甚至有的竟将党、团内职务撤消，让去反省。这那里与毛主席所说的“思想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奖励的方法”，有丝毫共同之处。
（三）在反右派分子斗争中提出“言者无罪”不适用右派分子，这个界线怎样划分呢？右派分子难道是天生的吗？他们不过是在整风期间给党提了一些不同意见，所以才被划为右派分子，如果不提意见，他们不仍然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或者是工人和农民吗？绝不至于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以此推理，我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并不是多数人的，而实质上除个别人外，都没有言论自由。因为任何人只要说了不符合马列的话，就都可以划成右派分子，也即所谓反革命分子，那么能说大多数人都有言论自由吗？
（四）根据各地右派分子的言论看来，大致都相同，他们既然大多数是没有政治上的联系，而思想为什么又能取得一致，所以这就要请党中央很好地考虑，检查自己的政策方针。希望再不要固执成见，仍沿用阶级斗争办法来压服人们。因为目前采取阶级斗争方法，不一定能取得人心。
（五）根据报上所说，右派分子只占我国人民中的极少数，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假使右派不算反革命，在政治上和中间派、左派都是平等的，那才能看出真正的百分比。现在事实不是很明显的吗？人们一听说右派是反革命，他们就担心杀头，或者怕没有饭吃，真正是右派分子的也不敢承认了。而党也是不愿意把右派分子划多一些，所以又分了一个有右派言论的人，这中间的界线，又不知道是怎样划分的。总之，我觉得党要真正测验的话，不妨试办一次公民投票，看究竟拥护的人有多少，然后根据民意制定方针。我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六）最后我慎重的声明，我是无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只是觉得党应该在某些政策方面改革，所以不怕杀头之罪，再向党提出以上意见。至于我在整风的大小会上的发言，我觉得与我原意有出入的，所以我还愿意再做口头辩解。便/但愿党可根据我的历史与目前品德，给我应得的处分；如不够国家干部条件，请让我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以便在劳动中改造。
右派分子卫鼎钧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当他的反动言论被群众斗争、批驳了之后，他还狡赖地说：“把我杀死，定成右派分子，我还不知道右派分子是言者有罪。可是过去不是右派分子，为啥言者有罪？应该把我定为右派分子以后，才是言者有罪。”要他交代问题时，他说：“同志们说我经常的看法与同志不一样，这是成套的思想所支配的，事实我过去谈的有很多现在已实现。如：（1）我过去说：台湾是可以和平解放，当时有些人批判我，可是后来中央也提出和平解放台湾；（2）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我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不同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有人说是反动话，可是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提出来的；（3）学习总路线时，我就提出阶级矛盾愈来愈小，不是日益尖锐化。中央决定一些问题的确是英明，自己怎样想中央就怎样决定。这次运动中为什么要说这样多的右派言论，我认为缺点谈的愈严重愈好，愈能引起党的重视。我想经常骂领导，就可以使领导怕，更能把工作做好。过去阎锡山、于右任对打骂他们的人都提拔了，这次我也想通过骂领导得到提拔。”
二、反右派斗争中的排队情况。
（1）全省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单位中共有六万四千四百三十四人，其中参加运动的有五万四千七百三十八人，占这些单位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九四。已揭露右派分子一千六百四十三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七五；其中极右派分子一百七十四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三七，占右派人数的百分之十点五九。各系统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比例是：民主党派占百分之十四点二四（民主党派省委委员以上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大专院校占百分之七点七（讲师以上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助教占百分之一点一，行政人员占百分之零点六，学生占百分之七点五）；省级各机关占百分之二点四（党群占百分之七点二三，政府占百分之一点一五），工矿企业占百分之一点八九；专区级占百分之一点七。
（2）据全省不完全统计（缺四个专区，五个厂矿），在四万八千九百三十人中，参加运动的有四万三千九百五十七人，占四万八千九百三十人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八三。其中：左派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八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四；中间派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四；右派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占百分之三点零二。
上述统计数内共有党员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五人，参加运动的党员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其中：左派九千九百八十九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百分之七十三点一；中间派二千五百零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右派分子一百八十六人，占参加运动党员数的百分之一点三，占整个右派分子数的百分之十四点零二。团员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七人，参加运动的有一万一千零四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点五一。其中：左派三千四百八十一人，占参加运动团员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六三；中间派七千二百零三人，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四六；右派三百二十人，占参加运动团员数的百分之二点九一，占整个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三。群众二万二千零八十八人，参加运动的有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二人，占群众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二。其中：左派二千九百八十八人，占参加运动群众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五；中间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占百分之八十点零一；右派八百二十人，占参加运动群众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占整个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五。
在全省的一百七十四名极右派分子中，党员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二点零七；团员十三人，占百分之七点四七；民主党派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群众一百零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零五。已经确定上报批判的极右派分子有五十八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千分之一点四一，占右派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五三，占极右派分子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四。这些人上报的形式是：大标题、大版面上报的四十九人，捎带上报的三人，综合上报批判的五人，在专区先批判，视情况再上报批判的一人。在这五十八个上报批判的人中，党员七人，占百分之十二点零七；团员二人，占百分之三点四五；民主党派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一；非党团群众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七。截至八月十五日止，已上报批判的三十三人（内党员四人，团员一人，民主党派十六人，非党团群众十二人），占已确定上报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弱，其中大标题、大版面上报的二十七人，综合批判的四人，捎带上报的二人。其余二十五人中，八人已发表了批判消息，但是对这些人还要进一步在报上作系统的批判。
自运动开始以来，共发生自杀、自伤事件十三起，党员一人，团员一人，民革一人，民盟一人。内自杀十一起（已死二人，党员群众各一人），自伤两起。这十一人除一人为中间分子（银川市人民医院的干部）外，其余均为对抗运动的右派分子。如极右分子王治岐（民革第四副支委），在民革斗争会上，群众要他交代小集团活动和为逃台特务饯行、送路费等事实，他即拿起茶壶向头额上一幌，又在桌子上摔了两下，打碎了几个茶碗，割破了指头，流出血来，趁势轻轻地倒地装死，耍流氓。又如银川建设银行梁少卿（右派骨干），群众对他进行批判以后，他拒不承认，会后跑到一水渠边脱了衣服，摘掉眼镜，跳进渠里喝了几口水，又自己爬了上来。类似的假自杀、耍赖的事件已发生六起。这些事件发生后，有关单位都在群众中进行了揭发或说明，并做了必要的善后工作。这种情况已引起各单位的注意。
（甘肃省委整风办公室毛敌非汇报）八月二十日
市委在十六、十七两日举行了扩大会议，检查了前一阶段全市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并对今后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作了安棑。
（1）全市参加运动的有二百五十六个单位，五万零一百一十八人。其中：机关二万八千五百十二人，大学生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人，高等学校教职人员二千一百八十二人，工程技术人员二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他各界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六月中旬，开始在高等学校中发现右派分子，到六月下旬，扩大到工程、文化、新闻、工商、医务各界及民主党派和市区各机关，截至目前为止，共发现右派分子一千四百四十九人。其中：有极右分子四百五十人（已登报的九十八人），一般右派分子九百九十九人。党员右派分子一百三十四人，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团员右派分子三百零五人，占参加运动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三。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平均占机关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二，市级机关为百分之一至二，区级机关为百分之四点四，大学生为百分之二点六八。此外，中小学从七月中旬开始进行了两周反右派斗争，经过学习，初步发现右派分子五百四十三人（内骨干分子六十九人），准备暑假后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为了研究右派分子的情况，市委对七百零二名右派分子（内一百八十二名极右分子）的出身、历史情况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官僚等剥削家庭的三百五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九点八五；出身于中农、旧职员等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二百四十人，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八，以上两项合计，在七百零二个右派分子中占百分之八十四点零三。
从他们本人的历史情况来看：反革命、坏分子七十六人，反革命嫌疑分子十七人，直系亲属被镇压、斗争的四十一人，以上三类合计一百三十四人，在七百零二个右派分子中占百分之十九；历史上参加过反动组织、进行过反动活动或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二百七十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九点零三；其他政治历史上有污点或有反动党、团关系的六十九人，占百分之九点八三，以上共计四百七十七人，在七百零二个右派分子中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九。此外，在各种运动中本人被斗争过的有二百六十七人；其中肃反时被斗争的一百五十一人，三反、五反中被斗争的六十九人。
（二）估计两月以来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正常的。经过传达中央的指示，批判、检查右倾情绪，目前温情主义、右倾思想已基本上克服。个别单位在斗争会上出现了喊口号、骂人等粗暴现象，但由于各系统的领导上抓得紧、纠正及时，所以未形成偏差。最近一个月来，斗争迅速向纵深发展，许多隐蔽的右派分子被挖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右派分子被大量挖了出来。原来全市发现了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三十八个单位，现在增加至一百七十一个单位（这些单位已普遍开展反右派斗争）。此外，还有些单位发现了反动言论，或者抓住了右派分子的尾巴，正在深入挖掘。全市右派分子从七月上旬至目前增加了八百三十八人（内极右分子三百四十四人）。
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右派分子已被孤立分化，大多数已开始交代反动言行、进行检讨，有相当一部分已低头认罪。据各区和几个系统的统计，一般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右派分子低头认罪，进展较快的地方工业系统已有百分之四十的右派分子低头认罪。中间群众已摆脱了右派分子的影响，大多数转变过来了，并积极向右派分子斗争。积极分子在斗争中已受到锻炼，思想水平、策略水平有很大提高。
我们认为这次运动所以能够正常发展和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很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央的指示明确，在斗争中及时克服了温情主义，强调了摆事实、讲道理和争取团结中间群众；同时市委及时认真地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同志亲自动手，紧张的工作。前一段斗争的情况证明：凡是开始鸣放得好的单位，一般反右派斗争也进行得好；凡是开始鸣放得不好的单位，如能及时地贯彻中央的指示，认真进行工作，斗争也就会迅速地开展起来。
（三）从市委领导上检查，自中央指示以后，市委对鸣放方针始终是赞成的，但在鸣放开始时，由于对暴露右派分子认识不明确，动作有些迟缓。五月上旬和下旬市委曾召开扩大会议和党代会，讨论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布置了整风，对抓紧鸣放有些影响；至五月二十日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才迅速抓紧大鸣大放，但看来已迟了一些。
当前运动中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1）有少数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不够，批判不足，斗争策略水平不高，方法简单；有的是摆出了事实，但未充分地进行说理批判，急于追动机，追组织；有的是有紧无松，有打无拉，一味硬追；有的右派分子检讨了，也不表示欢迎，仍然说他不老实，想挤出更多的问题；有的对小集团的分子没有区别对待，对骨干与一般、死顽固与动摇的分子同样进行斗争。以上这些就是当前影响斗争深入发展和在少数单位中发生顶牛现象的主要原因。
（2）排队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注意了对右派分子的深入挖掘，确定的右派分子一般比较准确。市委整风办公室抽查了四百件右派分子的材料，发现右派分子划分欠妥当的有二十八名，现在正与各单位研究纠正。在前一段反右派斗争中，划定极右分子的标准是，既有反动言论，又有反动活动的；一贯对党仇视，有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在肃反中定为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历史问题，在整风中又散布过反动言论，向党进攻的。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右派分子的数量增长很快，应该注意审查控制。此外，发现个别单位对党内右派分子有漏划的现象，应注意检查纠正。
（3）对争取团结中间群众的工作作的不够，多数单位还有一部分中间分子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在斗争中的态度不明确，或是在一边观战，或是勉强随大流。在斗争初期，对中间分子的工作还是重视的，但当反右派斗争的队伍形成以后，就忽视了继续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工作，没有注意在斗争右派的同时，结合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中间群众的工作。此外，在改的问题上，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一般改的多，收效大；在处理肃反复查及善后工作上多数单位基本上结束了。有些单位对改进工作作的比较好，但有些单位不如对大鸣大放抓得紧，没有专人负责、具体计划，而领导上也没有注意抓紧研究和检查督促。这也不利于争取中间分子。
（4）一直未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学习组织得不好，没有及时引导到具体问题上进行辩论，现在群众的学习情绪有些厌倦疲蹋。
（一）在第一批进行整风的单位中，有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在八月底可以结束，其他单位将在九月陆续结束，然后展开大辩论。高等学校拟在开学后以一个月的时间在教师中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其余的单位，放在第二、第三批进行。第二批是大工厂、商业公司、商业总店、中学、医院；这一批的反右斗争和社会大辩论，计划搞到十一月底，然后进入到整风阶段，进行和风细雨的整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到明年五月结束。第三批是中小工厂、手工业社、农业社、居民委员会，主要是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展开全民大辩论，从十一月份陆续开始，明年五月结束。
（二）第一批进行整风的单位，当前主要的任务是深入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反右派斗争，要求将这一斗争搞深、搞透，防止疲蹋松劲，防止草率收兵。在反右派斗争将要结束的时候，要进行积极的准备，待斗争告一段落、进行休整后，有计划地转入大辩论。有些单位经过深入检查，确实没有右派分子，也可以展开大辩论，在大辩论中继续贯彻争鸣的精神，大鸣大放，如放出了右派，则再继续进行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反击。大辩论的内容是两条道路、六条标准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但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辩论提纲。在辩论中，要从群众现有的水平出发，由浅入深，由近到远，防止脱离实际的现象。转入辩论时，领导必须出面作报告，讲清楚大辩论的重要性、整风的意义和方针、作法，交代政策，解除某些人的顾虑。在大辩论的过程中，还需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大力改进工作。
（三）第二批进行整风的单位，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宣布开始的：有了第一批整风的经验，领导干部掌握了中央指示的精神，群众的觉悟有所提高；有些单位曾经鸣放过，征求过群众的意见，主动地改进了工作；有的进行过一般的反右派斗争的学习。因此，在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后，就根据不同单位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作法：在前一阶段已学习过文件、发动过鸣放、征求过群众的意见、右派分子暴露得充分的单位，首先进行人员的排队工作，然后一方面向群众表示改进工作的决心，积极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作反右派斗争的动员，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就开始进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在前一阶段学习过并鸣放过一个时期、但群众意见发表不充分、右派分子暴露不够的单位，应该重新再鸣放一个时期，然后一方面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一方面展开大辩论，进一步暴露右派分子，教育群众，提高觉悟，组织队伍，发动群众来揭发问题，等到右派分子暴露明显后，再开始斗争；前一阶段未鸣放、群众提意见很少、未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应该慎重发动鸣放，发动群众提意见，然后一方面积极改进工作，一方面展开大辩论，如果发现右派分子，再开展反右派斗争，如果确实没有右派分子，就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然后转入整风。
总之，第二批进行整风的单位在一开始时就鸣放最为有利，这样作除了可以听取许多善意的批评以外，还可以放出一批右派分子。当然，他们的表现形式与以前的右派分子会有所不同，但经验证明，他们一有机会仍然会暴露出来的。要特别注意充分发动群众，以便把隐蔽的右派分子揪出来。根据第一批的经验，很多隐蔽的、幕后活动的右派分子，是在群众觉悟提高以后被揭露出来的，这些人在鸣放中不一定都有明显的反动言论。
第二批进行整风的单位目前已开始作积极的准备工作，建立了各级领导组织，挑选、审查并训练了骨干，教育了积极分子，汇总分析和研究了前一阶段学习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思想情况，对左、中、右进行了排队，并订出了具体的计划。工厂主要是在技术人员、职员中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工人中只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大辩论，时间则放在技、职人员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
（四）第三批单位的整风，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全民性的大辩论。教育的内容和大辩论的题目根据发下来的材料，结合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对象和特点来确定。具体作法：（1）一般商店职员、邮电工人，应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开展反右派斗争，但在作法上应与干部有所不同，一般只搞思想批判，只对极右分子进行斗争，不登报批判，除极右分子外，不带帽子。（2）在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的整风和社会主义大辩论基本结束后，再在市民中开始社会主义教育，以便领导，但目前应先结合棉布、粮食、煤等的供应问题，进行宣传，展开辩论。（3）农村中在八、九月间先就统购统销问题展开大辩论，打击地主、富农。在大辩论中，对地主、富农趁机向农民反攻者应进行揭发批判，情节严重的并应进行斗争。为了取得经验，目前可选择若干工厂、农业合作社开始试点进行。
（五）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反右派斗争，如内部左派力量强，可以搞起来的，就由我们的基层党委加强领导，由他们自己出面搞；如果内部力量弱，领导核心烂了，自己搞不起来的，就在我们的基层党委领导下，把他们和群众组织在一起来进行，但应同时推动其上级组织派人下来了解情况，帮助培养左派力量，为将来整顿组织作准备。总之，民主党派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应采取民主党派内部上下交叉和内外配合的方式来进行。
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计划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斗八十多个市一级的代表性人物；第二批斗七百多个区级的代表性人物；余下的一些资本家为第三批，主要是参加所在的工厂、商店的反右派斗争，必要时也可以参加区工商联的反右派斗争，使两方面配合起来。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从当前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预计再经过一段深入的斗争，大约到十一月份即可告一段落（高等学校如果时间抓紧一些，还可能提前一个月），然后转入一般整风，同时进行组织改革，树立左派和中左的领导权，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批党员；到明年三月份就可以基本上完成整风任务。
在六个民主党派中，民盟、民革的省委和民建、农工、民进的长沙市委（后三者无省级机构）的主委、副主委和秘书长共十三人，其中右派分子九人（内极右分子五人），除未公开点名者外，基本上都已经打垮了，并且还将继续给以彻底地打击。在这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当中，民盟省委代主委魏猛克、秘书长杜迈之，民进长沙市副主委陈教禅、秘书长王果和民建长沙市委秘书长黄英士都是极右分子；民建长沙市主委向德、副主委陈芸田，民盟省副主委林兆倧和农工市副主委董爽秋都是一般右派分子。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五个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右派分子，因此，在民盟、民革、民建和农工这四个民主党派中，都应切实进行组织改革。民进的市委组织去年才建立，实际上为极右分子王果所控制，它的主委周界钊是教育厅的厅长，原来就不愿意干，现在仍不愿干；副主委陈教禅也是极右分子；其基层成员大多数政治成份都很复杂，内中有不少极右分子。估计在运动进一步深入到基层以后，其整个组织将处于瓦解状态，无法再维持下去。九三学社未正式建立省、市组织，只有八十多个成员，其中右派分子也不少，经过基层反右派斗争以后，也势必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省委考虑：民进如果组织瘫痪、瓦解后，就不必勉强恢复和维持它，垮了就算了。九三学社在各单位的小组，在反右派斗争中都已打乱，也可能无力整顿了。
六个高等学校的非党正副院校长七人，其中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民盟）、医学院院长凌敏猷（民革）和师专副校长熊克立（民革）都是极右分子；师范学院副院长林兆倧和土建学院副院长余炽昌都是一般右派分子。现在三个极右分子已在群众中搞臭了，不宜再继续担任现职，拟在组织改革中予以撤换；至于是否可作教授，还须进一步研究。两个一般右派分子从现在情况看，职务可以不变动，但也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现正在作规划。各学校已经有三十八个发展对象，还须抓紧进行工作。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目前反动标语、谣言和反动信件比过去突然增多。反革命分子不断给右派分子投寄反动信件，与右派分子互相策应，以示赞成和支持，并毒骂我党。茲将六封反动信件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六月间，哈尔滨市一署名“田野”的人寄给北京右派分子葛佩琦和储安平一封信，说：“您们的发言是正确的、勇敢的、正宗的，我深刻地同情您们的不幸遭遇。虽然现在在报纸上有些人批评您们，骂您们，以我看来，这些人都是人间的败类，社会的蟊贼，拍马、溜须、不要命的人而己。现在的社会太不如以前，比法西斯日、德、意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您们要勇敢的斗争下去。”
七月间，哈市道里中国七道街六号一署名“佩群”的人寄给右派分子许振英一封信，说：“许振英先生，你上当了。你在鸣放中的发言仍然是忠恳之谈，但你没有想到上了共产党的圈套，遭受了共产党的残酷打击。我们既同情你，又为共产党不讲信义、卑鄙地欺骗人民而愤怒填胸。我们为你以前亲信了共产党，说出了由衷的话而遗憾。在这残酷黑暗笼罩着的日子里，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不会无动于衷。正义的理智催促我们和你谈谈共产党的阴谋，帮助你认识共产党的真面目。共产党的鸣放，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手段，也是一种变相的肃反阴谋。共产党的整风，其目的并不是整党，而是假这美谈来整其他党派，企图干脆搞垮其他党派。整风是共产党有计划的阴谋鬼策。应当认识今日所指的右派分子，明日将会遭到法律制裁，你应该为你的命运想出良策。”
佳木斯市工商大街五金商店一署名“何学谦”的人寄给右派分子王泽汉一封信，说：“你有勇气敢向谬论校辩，特别是在罗网之际。（共产党）有的事情，晨令夕翻，甚至一口出，一口就否认，这简直谈不到什么‘信’字了。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我等（是）门外汉，（建议）不如来个‘闭门推出窗前月，生死没花自主张’，让他们自己孤行吧。先前我还以为是个别单位有三害的，到报界传出之后，天下事黑的多白的少。就我们单位论，也够写两本书了。我不知民主究竟在何处。……先前（预先）布置下天罗地网，想一网打尽天下学士，暴政已极矣，与秦始皇无异。……诚然，为了追求真理和自由，虽死可以，这是烈士的本色。不过是（这种）饱满风霜之经历，没有教授（传授）给第二代，是可惜的。呜呼哀哉，中国从此走向末落之途了。最后，我本爱国热忱之心，向你表示致意。”
兰西县监察院干部韩喜良（原县公安局政保股长），由于对领导不满，曾以“自由中国运动总会东北工作组”名义，给县长、公安局长前后写了三封信，内容极为反动。他说：“世界不久就要变了，蒋委员长有命令，在爱好和平的美军高级顾问指挥下，发出正规军五百万。现在共匪处处叫喊，是挂羊头卖狗肉，用和平的招牌和社会主义的美名，掠夺财产。”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邢百川汇报）
民革自六月中旬开始，向右派展开了斗争。首先斗电机学校民革支部负责人施寄寒（露骨的右派分子），接着斗民革福州市委宣传处长陈家振、市主委许显时和民革社会支部委员、市政协委员魏墀，最近正在开展对民革省委委员李黎洲（极右分子）的斗争。民革在鸣放中的情况和组织反击右派的情况如下：
民革在大鸣大放中放的不多，大的右派分子没有显头露面，幕后活动较多。经排队研究结果，民革省委和福州市委机关的主要右派分子有：福州市主委许显时、省委委员李黎洲，其次是福州市委宣传处长陈家振。
许显时一向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在民革内部排斥进步，拉拢落后。这次趁整风的机会，在省人代会上和福州市政协会上大肆向党和新社会进攻，利用各种机会点火。他诬蔑新社会“冷冰冰”，“冷酷无情”，“到处是高墙”；挑拨社会人士和党的关系，说社会人士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说公安部门有时甚至“采取专政的办法，来对待社会人士”；说“社会人士已经面临着饥饿的边缘”，“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还挑拨知识分子和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和党的关系，很巧妙地说：“我们不希望党一面在号召团结，另一面却在作打击的工作。”又说什么“历史复杂的人，即使是积极分子，也难避免首先被整编的遭遇。”许在鸣放中利用民革召开的座谈会、基层干部会等机会，到处鼓励人家“大胆向党提意见”。凡是遇到对党不满的人，他都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后，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说“社论太过火了”，“小题大作”；说社论给香港、台湾提供了好材料等。民革展开对他的斗争后，他还找极右分子李黎洲商量对策。
李黎洲是民革的极右分子，是右派的幕后指挥人。他是前国民党福建省执委，是福建复兴社的首要人物，一向反共。临解放时他加入“民联”，幻想“民联”能够夺取中国东南各省。解放后他一贯仇视党，阴谋篡夺民革福建省委的领导权，使民革向右转，变为他反党的工具。李为人狡猾，一向以“学者”自居，开口、闭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其阴谋活动和反党谬论很隐蔽，一向以幕后指挥为其特色，因此有“大阴谋家”之称。他在放鸣中公开的言论很少，但与右派分子接触很频繁。在反右派开始时，他对“这是为什么”等社论表示不满，说“这是为什么”发表得太早，“工人说话了”标题不当，太刺激了。在开展对右派许显时的斗争时，他为许解围，说许主要是“反映情况不加分析，立场不稳”，并进行一系列的非组织活动，企图把民革的反右派斗争绞在陈家振一个人身上，让许显时和其他大右派分子过关。
陈家振曾经与左派合作过，在镇反和清理组织时是站在左派一边，后来才向右转的。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他趁机发泄对党的某些不满，同时也想通过鸣放扬扬名。在福州市政协会上，他公然支持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说“储有独特的见解”，并扬言说：“民主党派也是执政党”。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发表后，他公开表示不满，但在开展反右派斗争后，他有悔悟的表现。
施寄寒是电机学校民革支部负责人，这次以民革代表身分列席了福州市政协会议。他在政协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极其露骨的反动谬论，诬蔑电机学校党的组织为“独裁集团”、保卫股为“便衣探目”、说党员校长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炮火气”；说“电机学校阴森可怕”，“恐怖”；最后还以忠告的口吻来中伤我党说：“如果一个政党所发展的新党员多数是六亿人民所顾虑的对象，国家的生气就会被窒息了”。
根据运动所暴露的情况看，民革尚未发现有组织的大规模点火活动，也尚未发现与其他党派的右派集团有联系。
由于民革在大鸣大放时放的不多，右派活动比较隐蔽，大的右派分子不敢露头，因此民革的反右派斗争是采取从小到大、从明显到隐蔽、逐步开展的方针。
民革先后组织了大小二十几次的斗争会，参加斗争会的有省、市委员、省、市机关干部、出席、列席省市政协成员、基层代表及一部分社会人士和教育系统的民革成员，受教育的面很广。他们首先组织了对施寄寒的斗争，因为施在市政协的发言十分露骨，其反党反人民的本质容易为群众所了解。通过对施的斗争，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发动起来后，即把施移交到电机学校去继续斗争），紧接着斗争民革市宣传处长陈家振。因为陈公开支持储安平的反党言论，群众的斗争火焰，一鼓即起，运动即时推向高潮。对较大的但比较隐蔽狡猾的右派分子许显时的斗争，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与此同时，又发现以魏墀（李黎洲的心腹）为首的小集团，正在阴谋活动破坏民革的反右派斗争。因此，对这一小集团的斗争与对许的斗争是同时分头进行的。魏墀小集团在外边放烟幕弹，说：“民革是宗派斗争，陈家振的问题最大，许显时为社会人士讲话挨了整。”在斗争中，烟幕被揭破了；同时从中发现了小集团的幕后指挥人是李黎洲，并且发现了另一个也是以李为幕后指挥的半公开的聚餐会，以及李利用这个聚餐会和民革第七支部、省、市政协解放台湾工作组共同进行的一些政治性活动，如拉拢群众，进行反对民革左派的宣传，企图制造他的社会基础，夺取民革的领导权；在聚餐会传播前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最近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变革问题”一书的内容，并准备在一部分人中传阅，等等。
对李黎洲的斗争，是在准备比较成熟的基础上、从揭发他在幕后指挥小集团破坏反右派斗争、公然为小集团和聚餐会辩护等问题开始的，接着斗争他为右派分子魏墀修改和补充向党进攻的发言稿（即魏在市政协的发言，内容是诬蔑新社会并恶毒地挑拨工农关系）和帮助魏退却的幕后活动。现在正在斗争李黎洲八年来的反党活动和反动谬论，同时揭发他参加革命的阴谋和他打击、并企图篡夺民革领导的一系列活动。现在民革的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饱满。
（1）领导问题。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由左派、中间派和个别中间稍偏右的人物组成（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派进去的党员）。我们考虑到吸收中间分子参加领导小组，在斗争中能起团结中间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估计到中间派的动摇，但对这一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曾一度由于中间分子的动摇，使领导小组的思想不统一，运动进展很慢，斗争无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集团猖狂地进行活动。问题发现后，分别由省委负责同志找领导小组成员个别谈话，适当地批评了个别不坚定的人，克服了一部分领导人中的温情主义，同时在领导小组中，建立了左派的核心力量，运动才又健康地向前发展。（2）斗争方针问题。根据民革在鸣放中的特点，确定从最薄弱的一环着手，在斗争对象的选择上，先斗比较明显的，然后再斗比较隐蔽的。因此，首先通过对施寄寒的斗争来发动群众，接着搞李黎洲。这样沉在海底的大鲨鱼终于浮上水面。（3）瓦解敌人必须要兵临城下和各方面的灵活配合。以魏墀为首的小集团，即是在我们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大会小会斗争、个别谈话和公安部门配合、对个别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施加压力等多方面夹攻之下瓦解的。李黎洲的右派集团也是以同样的办法分化瓦解的。此外，在斗争中我们还拿出若干有力的事实来进行突然袭击。如在小集团分子有力的指证下，逼魏墀当场交代问题；又如李黎洲派儿子找魏墀五次，订立了攻守同盟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对其突击时仓惶交代的，其实我们只掌握他们在反右派斗争中有过联系，李对魏墀有所交代，而对详细的情况并不了解。（4）必须充分掌握民主党派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宗派斗争的特点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民革的反右斗争开始时即碰到这一问题，在排队时又涉及到固有的人事关系。小集团的破坏活动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他们在群众中大肆宣传，说民革不是对右派斗争，而是宗派斗争等。李黎洲在准备退却时，也企图把问题纠缠在人事关系上。但因为我们在事前已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一方面对左派分子讲清反右派斗争的目的，叫他们不要纠缠在一般的人事关系上；另一方面采取冷静的态度，让右派分子充分暴露，等到时机成熟时，稍为点一下，右派分子的阴谋便拆穿了。这样，民革的斗争就完全摆脱了宗派纠纷而健康地发展起来。
（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南江汇报）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深入开展，陆续揭露出隐藏在文艺队伍中的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时，文艺界的四个协会中揭露出右派分子仅七人，经过进一步揭露，目前右派分子已达十八人（其中党员八人），特别是揭露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鹰航为首的反党集团后，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已逐渐深入：
（一）音乐界揭发了音协主席、音协党组书记、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鹰航和音协副秘书长谭林、美协副秘书长赵本（这两人也是党员）等人的反党集团。他们借口反对“以戏剧为主”，进行一系列的以推翻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结为目的的阴谋活动。李鹰航到处活动说：“‘以戏剧为主’象块大石头压下来，其他艺术都不能发展了。”他认为音乐工作，‘今不如昔’了，‘即使有些成绩，也是自发地从石头下面生长起来的’。谭林、赵本支持李的言论，一致认为解放后音乐、美术工作发展很小，成绩是自发的，并说：“落叶缤纷，音乐事业萎缩凋谢！”“音乐美术像小媳妇”。李鹰航从大放大鸣以来，私自召开会议，研究斗争领导的策略。李等狂妄地想打开缺口，向省市文化领导机关进攻，提出“批倒文化部，攻破文化局”以策动内、外夹攻，把党内材料告诉党外人士，公开支持音乐、美术界的人民代表检查文化局的工作，查看党组工作总结，向民主人士求援。赵君迈今年来广东检查工作时，李鹰航将市文化局党内争论“以戏剧为主”问题全盘托出，并在民主人士面前污蔑文化部门党的领导人。对李鹰航等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已公开在报上揭露，目前正在继续进行批判。
（二）作协：继续揭露出陈善文、周围、黄谷、黄雨、曾敏之（都是党员、专业作家）、陈芦荻（诗人）、谢加因（专业作家、民进成员）等右派分子，目前正在重点批判陈善文、周围两人。
（三）美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廖冰兄（漫画家）、黎湛等人。
目前，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大力开展，省委已责成省委文教部、宣传部负责领导这一斗争。要求克服温情主义与右倾情绪，以彻底击垮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从十九日开始，作协已召集会议，集中反击右派分子陈善文，并已开始在报纸上揭发文艺界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为使文艺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深入，准备这样作：
（1）划为右派分子的名单由领导掌握，逐个进行反击，彻底打垮。
（2）对一般右派分子在公开批判见报时，先不戴帽子，让群众充分揭露，在适当时机再公开戴上帽子。
（3）对音协以李鹰航为首的反党集团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订出了斗争计划，准备通过大组会、小组会、背靠背的练兵会同时进行斗争；除了着重批判李鹰航，对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也交叉进行批判。
（4）对有右派言论的作家、美术家，凡发表过文章的，我们也写文章，用说理的态度进行批判；凡虽有右派言论但未发表过文章的，准备开小型座谈会帮助他们下楼，放下包狱，参加战斗，但一律不在报上登消息。
（5）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各个文艺刊物普遍进行检查，并组织稿件批判文化战线上的一些修正主义观点，以配合反右派斗争。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陕西省的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在八月初至八月中旬期间先后都开始了整风。目前总的情况是：一小部分厂矿已经大鸣大放起来，并已发现了一些反动言论和右派分子；一大部分厂矿虽已开始鸣放，但只放出一些一般性的意见；还有一小部分厂矿还没有鸣放起来。以上三类厂矿，根据铜川矿务局所属十八个单位的分析，第一类三个，第二类九个；第三类六个；根据宝鸡地区二十六个厂矿的分析，第一类五个，第二类十—个，第三类十个。
在鸣放较好的单位中，开始时很热闹，情况也比较乱。如：铜川矿务局所属单位，共提出各种意见四千多条，贴出大字报五百多张，漫画也有四十多幅。仅七八二厂一个单位，就贴出大字报二百八十多张。有的右派分子很嚣张，如矿务局有一个科把党的总支书记围起来，硬要他讲党委作了些什么坏事。有一个科长因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多，吓得不敢在原来的房子住。现在，有的单位已经初步排出了右派分子的名单。铜川矿务局十八个单位中十一个有右派言论的单位，已经排出四十二个右派分子。工程公司也已排出三个右派分子。
据宝鸡六个单位的统计，在一千三百八十多条意见中，对政治方针方面（如统购统销、合作化等）的意见共一百零六条；对党政工团方面的意见共四百七十条；对领导同志和干部个人的意见共三百四十八条；对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共一百三十八条；对劳动保护和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意见共二百零二条；对其他方面（如三反、肃反等）的意见共一百一十六条，总的看来，所有放出来的意见，有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只有少数是错误的或反动的。
现在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据铜川和宝鸡两地的反映，主要有如下几种：（1）骂老干部和工农干部。说他们是“凭资格，没文化，没技术，应撤下来”。（2）挑拨干部之间的关系，说：“东北干部和西北干部不团结”，“东北干部是别人不要了的”；挑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说：“干部和工人是剥削关系”；挑拨党群关系，说：“共产党员监视非党人士”。（3）不要党的领导。说：“不要党可以，没有技术不行。”（4）谩骂和丑化领导同志。说某局长是“陕北宗派”，某人是“台湾爪牙”，是“吝啬鬼”。有人用漫画画了个蛋，下面写着：“放在桌上不用，不知是坏蛋，还是用蛋的人是混蛋。”以此来咒骂领导上对他没有很好使用。（5）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说肃反运动冤枉了好人，等。（6）诬蔑苏联。说：“美军叫占领，苏联叫共管，反正都是—样”；“我们的粮食都运到苏联去了，结果我们吃不上饭。”（7）说农民的生活苦，说少奇同志关于农民生活的报告是假话。（8）污蔑我们的干部政策是“随人办事”；诬蔑我们的言论出版没有自由。（9）支持著名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说法是正确的；说章、罗虽有错误，但不怎么严重。另外，在宝鸡工厂还发现有写反动标语的人，如写蒋介石万岁等。
现在工厂中鸣放的特点：第—，可以肯定现在在工厂中是可以鸣放起来的。刚刚开始三、四天内，一般不易放开，要有耐心，就可逐渐放开。这与机关中一开始就大鸣大放的情形不同。第二，一般鸣放起来的，先从工作和生活方面提出意见，只要继续叫大家去讲，慢慢地带政治性的意见就出来了。目前首先放出反动言论的，多是青年干部，老奸巨猾的人还没有露头。
没有鸣放起来的单位，领导上有所谓三怕：（1）怕放不出来。认为全国正在反击右派，工厂又要鸣放，恐怕放不出来；或者认为本单位问题不大，不需要鸣放。这种思想在开始时很普遍。（2）怕放乱了。（3）怕影响生产。在群众中有所谓四怕：（1）怕打右派。有的公开向领导提出要讲真话，还是要讲假话；还要求领导保证不打右派，他才鸣放。（2）怕报复。（3）怕不解决问题。（4）怕影响团结，认为提了意见将来不好见面。
目前存在的问题：（1）领导上有右倾思想，对运动信心不足。（2）有个别单位表现急躁，没有放出就想收场，或是只放出了一点，温度还不高就想转。（3）生产和整风两不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4）工人也要求放，有的自发地贴大字报。家属也要求放。究竟工人要不要放，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应该放的。根据我们在陕棉一厂的试办，工人提的意见很多，很大胆，很积极，也还有反动言论。现在铜川和宝鸡也都正在试办。
今后意见主要是继续克服领导上的右倾思想。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白瑞生汇报）
在省市级机关已暴露的一百九十二名右派分子中，有少数民族十六名；其中已在报上点名的极右分子有四名，即：马文鼎（回族，曾任马匪八十二军参谋长，现为省农林厅副厅长）、马子文（回族，曾任马匪骑五军交际处处长，现为西宁市副市长）、韩秋夫（撒拉族，文联干部，曾任三青团分队付和马匪骑兵总队的班长）和马文渊（回族，省民族学院的会计）。马文鼎和马子文虽系少数民族，但其本身不是宗教人员；又由于他们历史上有很多罪恶，在本民族群众中原来就臭；而且由于他们曾经谩骂伊斯兰教徒，说：“头上缠的白布是‘驴臭棍’”，还引起过宗教人员的反对。然而我们为了慎重起见，在对其开展斗争之前，仍特别注意了避免卷入民族、宗教、教派或派别中去。因此，采取了这样的具体步骤和作法：第一，发动本民族的干部和群众，特别应该注意发动本民族的代表人物，去反击本民族中的右派分子。如对马文鼎的斗争，首先是回族干部冶复天在参加反击汉族右派斗争后，揭发了马的反动事实；接着又有四名回族和一名撒拉族的上层代表人物，也都揭发了马的许多材料；特别是回族教长买成章以前从未说过好话，这次也揭发了马与反革命勾结的事实。第二，在揭露少数民族右派分子的反动事实中，要严格控制那些牵扯面广而又涉及少数民族多、汉族少的问题，以防止引起民族和宗教问题。如：马文鼎在解放后所组织的反革命组织“西革会”和“反共救国军”，其中牵扯回族、撒拉族和藏族较多，而汉族较少，我们就始终控制未予揭发。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避免了民族问题，团结了多数，集中批判了人所痛恨的反动事实。但是，在反击马文鼎等右派斗争中，我们对细致的艰苦的群众工作还做得不够，一些民族、宗教的上层人物，仍有模糊认识，甚至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汉族打击少数民族。如某些个别民族宗教上层人物，会上批评，会后同情、道歉，并说“这是民族内部的问题。”马柏林（回族）甚至挑拨说：“回族还是吃不开，看人家汉人谢高峰（汉族，左派，青海民盟副主委，省民政厅厅长）坐得多稳。”右派分子马子文以往从未作过礼拜，现在则每天不误，因而一时迷惑了群众，致使教长买成章说：“我们穆士林的丑不能向外扬。”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今后特别注意。
今后意见：第一，在各州县机关干部开展整风中，应组织民族、宗教代表人物继续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可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但不在他们中间进行大放大鸣和开展反右派斗争。第二，对已反击的马文鼎等四个右派分子要彻底搞臭、搞透，使其体无完肤。在斗争方法上，可多采用小型会结合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孤立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第三，在少数民族中，除继续反击已点名的马文鼎等四个右派分子以外，其他右派分子一般不宜再在报上点名批驳；至于今后发现个别突出的极右分子，应经省委批准后再搞。一般右派分子，可令其进行个别交代，或在小型会议上批判。第四，对马文鼎等四个极右分子的处理问题，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
（青海省委整风办公室张裕民汇报）
省人代大会经过八月六日至十日五天预备会议以后，十二日正式开会，到会代表共五百七十五人。其中党员和工农代表四百三十人，民主人士一百四十五人（包括左派二十三人、中左二十七人、中中四十四人、中右三十一人、右派十三人、极右派七人）。为了便于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会议确定，仍按原选举地区划分小组。会前省委指出：开好会议取得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决定关键，在于充分准备。根据此精神，预备会议期间由赵健民同志在党内作了动员，各组代表学习了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的组重点地学习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陆定一同志在全国人代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同时，并向党员、工农代表及民主党派中的左中派代表介绍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及历史罪恶材料，使他们提高了思想认识，树立了标准。因此，出席会议的党员同志，对会议普遍表示重视，情绪都很高涨，信心很足；非党工农代表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极为愤慨，表示现在有了武器，一定要坚决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如工人代表崔德锡（湖山煤矿）积极从报纸上搜集章培（极右分子）的材料，准备反击。莱阳地区农民代表宋宗国说：“这些家伙（指右派），真是大米白面养出贼！共产党来了，对于他们不咎既往，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照顾，他还起来反对共产党，真是一点人心没有！”徐建春联系本社情况反击右派分子说：“我们社有初中毕业生二十余名，高小毕业生二百七十多名，二十六个生产队，安排了二十五个有线喇叭，还有收音机，这怎能说党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呢？”有的代表气愤得流泪。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派对于反右派斗争多已有准备，绝大多数情绪都很高涨，表示积极参加斗争；有的主动接近党员，了解斗争意图；有的在来之前已搜集了材料，要在大会上批驳右派言论。如淄博市小学校长王子鸿说：“我估计到会议一定要开展反右派斗争，所以已带来了许多材料，准备在大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批驳。”烟台王雨田（会上被选为副组长）在召开小组会时号召说：“不要看现在我们同右派分子握手，将来斗争起来要拉下脸皮，不能温情主义。”益都县回民副县长在来开会之前，已搜集了许多说明回民生活提高的材料，准备在会上发言。他说：“我要用实际事例来反对右派分子的言行。”这种情况占左中派的大多数。为反击右派写发言提纲，有的人中午不休息。中间派（特别是中右分子中）有少数人表示怀疑犹豫，存在温情主义，思想动摇，缺乏信心。如临沂的邓月楼说：“范予遂（极右分子）很早就同情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比以前更强了，他又反对共产党，真使人难以相信。”昌潍的吕晶符因有历史问题，有顾虑，当听到会议要对右派分子开展斗争时，表现惊讶说：“通知上没写要反右派呀，”菏泽代表马子杰说：“对右派分子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个别中间分子在座谈中表示沉闷，不发言。右派分子在预备会议期间假装镇静，有的不发言，有的耍花腔，企图蒙混过关。如张今铎在休会时找负责同志说：“我怎么交代好啊？”当负责同志问他：“你准备怎么交代啊？”他说：“我准备交代九个问题，与哈特曼（英军心里作战部的特务，张是该部顾问）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个重要问题，不打算交代。”张并找左派代表张斟滋等人说：“希望好好帮助我，我一定认真向人民低头认罪。”企图缓和代表们对他的气愤。有的则愁眉苦脸，心神不安；有的企图摸我们的底，拉拢同情人；有的表现有对抗情绪，不暴露主要问题：有的则顽强对抗，狡猾抵赖；个别的以制造自杀空气来威胁大家。如章培说：“我现在活不下去了，几次买安眠药没有买到。”章培的老婆说：“章拿出三把刀子说：‘我不行了的时候，先杀了你我再自杀’”。
经过预备会议上的斗争，右派分子见到我们声势浩大，决心坚定，有的就开始进一步交代问题。如张今铎交代了在香港和英国特务交往、和储安平来济南时一起谈话的情况，以及由香港到北京后，因没当上政协委员而不满、对一面倒的外交国策不满等问题。孔繁霨也较前老实，并交代了在视察中专门找缺点、扩大肃反缺点是同情犯罪的人，诬蔑工农干部，借帮助党整风机会大放毒箭向党进攻等问题。张汇泉交代了自民盟中央四月会议直到鸣放前后，他与右派分子姜子修、张季兰等人的反党策划活动，承认了反党的四项纲领和三个主义及接受章伯钧的秘密指示等问题。王桂浑承认了反对党的领导，抓住在工作中某些局部及个别的缺点来攻击党的问题。姜子修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一些问题。王希坚也承认他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反党活动。
但在斗争中，也有个别中右分子逐渐趋向右转。如邓月楼对介绍右派分子的言论，认为没有意义，说什么还不如看报纸；右派分子才开始交代问题，他便说：“他们可能有觉悟了。”
目前右派分子中虽有一部分已开始交代问题，低头认罪；大部分由顽强狡猾转向老实，开始交代真的问题；但是，要使全部右派分子在会上投降缴械似有困难。我们拟再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地分析材料和适当地运用材料，抓住要害问题，坚持说理斗争，发动几次猛攻。估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是有把握的。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子明汇报）
最近我们曾通知二十六个省市、中央级党政系统和军队系统作有关右派分子的统计，下面就是截至八月十九日止他们在电话里报来的右派分子的数字。根据这个统计，全国共有一般右派分子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其中党员一千九百六十三人，占百分之五点九二，团员四千五百九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三点八六；右派骨干分子七千七百三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五点八四，团员七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九点七九。以上两项合计，全国共有右派分子四万四千二百九十四人，其中党员二千四百七十人，占百分之五点五八，团员六千二百八十九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二。因为有些省市来不及把所有项目及其所属单位的数字都统计出来，所以这个统计数是不很完全的。
单位 右派分子人数 已登报 准备登报 自杀 一般分子 骨干分子 共计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已死 北京市 6,254 - - 1,257 - - 7,511 - - 157 - - 231 - - 27 10 上海市 - - - - - - 2,581 80 518 91 6 1 19 3 1 7 1 天津市 1,027 203 314 405 20 37 1,432 223 351 26 5 7 27 7 3 8 3 河北省 371 29 56 137 9 13 508 38 69 88 6 8 74 10 7 2 - 山西省 1,882 50 276 466 6 29 2,348 56 305 128 5 3 141 6 17 12 3 内蒙古自治区 790 22 124 135 1 14 925 23 138 25 - 5 48 3 3 2 - 辽宁省 1,271 84 211 232 14 23 1,503 98 234 193 24 11 115 16 18 8 4 吉林省 526 29 64 101 8 6 627 37 70 34 3 1 27 6 3 1 1 黑龙江省 805 - - 125 12 23 930 - - 79 7 13 45 6 4 1 - 山东省 1,609 116 285 265 16 36 1,874 132 321 71 7 7 9 2 江苏省 1,590 115 415 264 24 91 1,854 139 506 206 11 8 123 8 7 7 安徽省 1,224 134 314 329 26 52 1,553 160 366 133 14 18 129 14 22 10 5 浙江省 319 105 424 26 96 51 6 4 5 3 福建省 1,390 138 275 396 34 63 1,786 172 338 84 9 22 4 河南省 1,349 94 231 338 15 31 1,687 109 262 62 2 2 87 9 4 8 4 湖北省 1,540 85 338 273 7 18 1,813 92 356 95 3 3 36 6 3 10 3 湖南省 827 58 197 356 12 47 1,183 70 244 160 - - 23 - - - - 江西省 430 - - 64 - - 494 22 74 52 1 1 - - - 6 1 广东省 629 - - 44 8 1 673 - - 71 1 - 39 8 - 3 2 广西省 194 30 22 15 2 - 209 32 22 12 1 - - - - 1 1 陕西省 893 22 179 236 21 27 1,129 43 206 30 4 2 27 2 3 2 1 甘肃省 1,152 165 207 174 21 13 1,643 - 33 4 1 25 7 2 11 2 青海省 121 11 18 73 4 11 194 15 29 27 2 6 39 3 9 2 - 四川省 2,719 162 690 721 47 136 3,440 209 826 155 9 11 300 25 14 贵州省 1,352 139 307 415 52 70 1,767 191 377 44 3 10 66 9 9 6 2 云南省 458 26 73 218 12 12 676 38 85 84 8 6 107 9 8 2 1 中央级党 政系统 2,361 250 - 553 81 4 2,914 331 4 29 - - - - - 15 6 军队系统 - - - - - - 505 133 172 - - - - - - - - 各民主党派 中央机关 72 1 - 39 - - 111 1 - 49 - - - - - 1 - 总计 33,155 1,963 4,596 7,736 452 757 44,294 2,470 6,289 2,268 141 128 1,750 136 123 191 69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