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委的汇报（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
冶金工业部边整边改的情况
福建晋江、南安两县中学
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一些偏向
据省人委党组向省委报告，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六日，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省级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共有代表三百六十三人，列席二百六十六人，列席中有省、县级机关负责干部一百一十七人，这次会议除通过省财政预决算，省高等法院工作报告外，根据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集中地进行了反右派斗争。斗争重点对象为：余锐璜、张泽多、杨清、徐逎祚、徐贤议、刘宗向、张汝楫、王孙楚、梁致政等人。会议过程和会后反映良好，开得很成功。不仅把右派搞臭了，而且争取了中间分子，锻炼了积极分子、教育了群众。对全省反右派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1）经过大小会议，进一步揭露了右派分子的面目，并迫使其低头认罪。张泽多、徐逎祚在他们的反动言论被徹底揭发后，在说理斗争的猛力攻击之下，都做了检讨，并交代出了一部分新的问题。右派分子余锐璜在人代大会之前，对各种会议揭发其反动言行态度极为蛮横，狡猾抵赖，甚至拍桌子骂人；这次被驳得理屈辞穷，当场出丑，现了原形，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低头认罪。右派分子梁致政，起初拒不出席，引起代表们的气愤，经过大家义正辞严的质问后，他不得不参加会议。右派分子徐逎祚很不老实，虽经群众压力，仍只做避重就轻、企图过关的假检讨，这次才进一步地揭发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使他丑态毕露。同时，又把徐逎祚、刘宗向的小集团地揭发和瓦解了，骨干分子被孤立起来。如关文瑛（东北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民革师大支委）就揭发了刘宗向的问题，并说自己是为刘当了进攻党的砲手。刘宗向反过来又揭发关不是砲手，而是筹谋划策的“军师”。徐逎祚集团的骨干分子杨克刚在会议上进一步揭发了徐的反动言行，交代了他过去与徐结为同盟向党进攻的事、他表示一方面要向人民请罪，一方面要与徐的右派集团做斗争。这次会议不但进一步揭发和尖锐地批判了原有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揭发出一些新的右派分子。如一贯伪装进步的吕宝轩（省人大代表、人委委员、民盟吉林市负责人），原来他过去就和杨清勾结，互相呼应，向党进攻。
（2）右派假面具撕下来之后，经过揭发、斗争，中间分子的政治态度有明显变化，更加靠近我们，并和我们一道投入斗争。东北师大教授张恩护（民盟长春市委委员）对斗争杨清曾有抵触情绪，认为杨的意见不完全都是坏的，也有积极的一面，并认为杨清在小组里检讨得很好。经过会议对杨揭发后，他才恍然大悟，认为杨太狡猾，太顽固，提出要给杨施加压力。一直迫其投降为止，并认为师大教授王林（预备党员）对杨驳得无力。他自己积极修改自己的发言稿，要有理有据，严正驳斥右派。另外，有些工商界代表，原对会议顾虑很大，极力避免谈论反右派，在会中也受到了教育，逐渐转变了认识，积极参加了斗争。
（3）代表与列席人员的斗争情绪极为高涨，发言热烈。会上发言的有一百一十二人，书面发言的有一百五十八人，表现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哀心拥护和对右派的异常愤怒，并从各方面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代表中的工农代表对反右派特别表现积极、坚决、勇敢。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反驳右派，反驳得生动有力，说服力很强。工人代表吴金德为准备发言稿，一夜未曾合眼，反复思考如何能击中右派。他的发言生动有力，博得全场赞成，并鼓舞了其他工农代表的发言情绪。这次会上，左、中知识分子反右派的发言，也是积极而有力量。如李宗海（汽车拖拉机学院系主任、九三、左派）、关萝觉（东北人大经济系主任、民盟省副主委、左派）、杜若君（人大法律系主任，民盟省委、中间派）等人，在反驳右派分子徐逎祚、徐锐璜时，有理有据，与会人员都很赞成。
这次会议不但打击了右派，而且也教育锻炼了群众。工人代表张俊武说：“没参加会以前，在厂子里也听说过有右派，但没有当一回事，以为只是说怪话，今后可要警惕了。”农民代表说：“打倒地主后有和平麻痹思想，没想到右派还想“倒反天干”即造反之意），不要共产党走社会主义，要我们农民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以后可麻痹不得。“他们一致表示，回去一定要搞好生产，要以实际行动来拥护党的领导和保卫社会主义，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工农代表的坚决精神，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教育是很深刻的。知识分子说，工农发言生动具体，立场明确坚定。东北人大教授郑建宣（物理系主任、民盟长春市委委员、中左）说：“不要看工农文化低，马列主义水平可很高。”李宗海自愧不如工农，说：“只有工农对党和社会主义体会最深刻。”还有些知识分子反映，真感到自己的感情必需与群众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次是得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深感思想改造的必要。同时，群众发动起来后，也进一步鼓舞了党员的积极性，推动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斗争重点人物明确，火力集中，使斗争得以深入开展。这次被斗对象，除有两人是省人民代表外，其余都是有各方面的代表性，并且是报纸上已被点名批判的右派丑态被揭露之后，群众情绪更为激昂。但有些没有右派的中层代表组，曾经有乱拉人批判的现象（被拉的多是本选区的工商业者）。为了防止这种偏向，掌握分寸，领导交代了政策。因之，使斗争对象突出，火力集中，基本上达到了会议的要求。
（2）不断地组织教育积极分子，是搞好运动的保证。参加会的代表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缺乏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对右派情况又不了解。因此，我们除在预备会上传达了全国人代会的精神外，并有计划地组织了一百三十名积极分子，分别对象，有准备地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同时，注意了对积极分子的交底和思想教育，采取党的会、活动分子会、个别谈话的方式，反复讲解斗争的意义，说和全国一样，右派分子都是想推翻社会主义，不要党的领导，明确了这次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要坚决打击右派分子，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和保护社会主义。通过教育提高了积极分子的自觉性、积极性，并向他们具体交代了被斗争对象的主要斗争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和斗志。由于积极分子明确掌握了思想武器和右派证据，就能大量揭发和尖锐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这促进了斗争的深入开展，他锻炼了积极分子自己。
（3）大小会紧密配合，在大会上系统批判，在小会上面对面说理。会内外一齐夹攻，普遍发言，集中火力使右派分子无所逃遁。各民主党派（民盟、民建、民革）和高等学校中的斗争，都与大会配合起来进行。如余锐璜要在人大小组会上翻供，民盟立即召开会议对他进行了斗争，他才不敢不承认。其次，大小会一直坚持说理斗争，整个发言除极少数人准备不足、发言空洞外，一般是有理有据，说得清，讲得透。李宗海等四人的发言，经过反复研究，把右派徹底剖开。关萝觉揭发了东北师大右派分子在六月六日鼓动一部分学生闹大民主的事实，打中右派要害，争取了中间分子的同情。
（4）注意了对右派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对徐逎祚，因其极其恶毒，顽固，会议上不仅批判其言行。对另外一些右派分子，让其做大会检讨，有的做书面检讨。刘宗向、徐逎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关文瑛、杨克刚，都在大会上进一步揭发了该集团的问题，并检讨了自己。这样就不会扩大打击面，能集中地打击右派骨干分子，瓦解右派集团。
（5）加强党的领导，做好会议的组织工作。省委对会议内容和方法都有具体指示。并由省长等十一人组成党组干事会，及时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作策略上的指导。对斗争的具体部署，都作了组织上的分工，分别深入小组掌握情况、随时指导，并有专人与右派分子个别接头，交代政策、促使他们低头认罪，告诫他们不要自绝于人民。战斗队伍也别专人组织领导，并有计划地安排发言。
预备会开了五天，着重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传达全国人大精神，印发右派分子的有关材料，使与会人员充分掌握思想武器。
会议的缺点是：对重点人物的具体材料交代不够及时，有些代表发言无力，又得重新修改；大小会议上用事实批判右派言行的多，也比较有力，但从道理上反驳则不足；党内右派分子也只给以一般批评，从立场、观点来批判不够；会外个别单位配合的不够紧密；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与意见也提的较少。
（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伍真汇报）
一、铜官山市和铜陵县在七月十六日破获了“中国民生党”反革命案件。该组织是由铜陵中学学生丁显群（出身是工商业地主，其父参加过一贯道，当过伪保长）、阮嗣铠（出生是小土地出租者）、杨立本（出身贫农，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何先仁（出身小商人）等组成。设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兼总司令，总理兼外交部长，委员长等职。订有党纲党章十二条和一九五七年计划十一条。还有二种旗帜的图案。他们活动的方法是：抓住今年署期学生升学的困难，积极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在工人、农民中散发反动传单，贴反动标语。仅在六月二十二日到七月十六日这二十多天内，就连续散发传单九次、五十多张，内容极为反动，如：“学生们，不要回家生产”；“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杀了共匪是天下人民的大喜事，因为共产党对人太恶了。”还阴谋去铜官出矿区捣毁矿井，杀害干部，他们自以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朱烘武做皇帝也是慢慢创起来的”。他们在七月十六日散发反动传单时，当场被破获。
二、省供销合作总社内，由该社干部柏淮新、朱世涛等组成的“自由民主党”反革命集团，柏任总书记，朱任副书记，另有阎汝尧任组织部长。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恢复私有制”。其政治纲领对外是加强国防，对内是实施“绝对民主”。发展对象是民主人士、超龄团员和脱党干部、以请客吃饭、交朋友、看电影或介绍爱人等方式来拉拢人、发展组织。其次是散布反动言论，写反动文章。柏曾写一文章，说他自己“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蒋公中正对我工作表示不满，责曰：实无才，但我已尽责”；利用我整风机会，骂“共产党专政是墙和沟产生的根源”，诬蔑我党团员及工会组织“金党、银团、草包工会”，说我整风记录有两面性，“一面是上了当今后改，一面是上了当再来一个账账清”；“什么反党社会主义，是墙倒众人推”，攻击肃反是“共产党专政被捕的人有口难说”，“领导同志利用肃反打击干部”。在反右派高潮时，以柏为首在包湖订立攻守同盟，“这一个运动二个月就可以结束，必须坚持到底”，还指使其成员孙尚瑞（团员）将反右派情况随时向他们汇报。至破案时，该集团尚未安全组成，因骨干分子朱世涛下乡去搞整社工作未回来。首犯柏淮新已逮捕法办。柏是安徽寿县人，本人成分是学生，家庭出身是小商人，在国民党时期，柏就以善于作反共演说著名，并得枙品仙嘉奖。柏十六、七岁时，就与蚌埠流氓头子混在一起，不务正业。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后，又一贯污辱女性，据已揭发的材料，解放以后被他强奸、诱奸、通奸的就达十多人。就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还奸污了一有夫之妇。柏的思想极为反动，当斯大林同志逝世时，他就饮酒作乐，还大骂共青团员。
三、安庆专署和安庆市在江西鄱阳湖到公安局配合下，七月十三日破获“中国大陆忠勇反共救国军”反革命案件。这个反革命组织是由江西会昌县逃亡反革命分子洪长杰勾结了一批被管制分子、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犯、地富农分子和旧伪职军政人员等组织起来。破案时逮捕了首要分子十二人，其中有总女司令、副总司令、军长、师长、连长、参谋及正、副县长等。缴获委令、符号、纲领、暴动计划、花名册等罪证多件。洪匪原是惯匪出身，在解放初曾组织特务地下军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五○年土改时，畏罪潜逃，先后曾用洪涛、洪昌益、余德咏等假名。以穿牙刷、补膠鞋等职业为掩护，流窜在省县结合部偏僻山区，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六年洪犯从一湖北外逃的反革命分子手中拿到一张敌机空投的传单和蒋介石像后，就说自己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在安庆市、至德县和江西鄱阳县一带大肆发展组织，自任皖赣总司令，委任鄱阳县李智友和安庆市金铭二人为副总司令。司令部内设有参谋、秘书，还计划成立两个军，已发展了剿共第一军，军下设安民、忠勇、先锋、前锋、搜索等五个师，师下设第一团、宣传团、搜索团、暗杀团等，团下设有行营主任、卫生院长、通讯连长、济南大队长等职。仅在至德县六个乡内就发展了骨干分子十二人。
四、七月三十一日，在休宁县、祁门县、黟县和屯溪市破获了一个“聖朝”反革命组织。这一反动道会门是纠合了一贯道、大刀会、先天道、同善社这些反动道会门的成员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组成的，里面设有奇门军、夜行军、铁甲军、飞日军、陆运军、水遁军六大部正军，并且拿“农民三年不交公粮”来煽动群众暴动。他们打算在暴动时先杀村干部和党、团员，然后攻打休宁县，再做“皇帝”。
五、六安县和寿县破获了“中国佛民同盟军”反动组织。这个反动组织是由三佛道的道首曹正海和反革命分子权又如纠合了一些三佛道道徒发展起来的，权是总负责人，曹在六安活动。旗是白底蓝边。口号是“杀红不杀白”。他们通过亲戚、家属互相串连发展组织，发展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对党对政府不满的人。他们到处造谣破坏，煽动人心，阴谋暴动，企图先打木厂区机关，夺取民兵武装，杀社干部，然后打六安城，抢银行，再打合肥。破案时，逮捕了师、旅、团、营、连长等十七人，自动投案的也有二十多人。
六、六安专署和寿县公安局在寿县众兴，迎河这一带破获了三佛道的佛谋暴动，逮捕了陈泽富、王富章等十二名主要分子。当场打死持凶对抗的洪水阳、洪少银等七名首犯、三佛道又叫“三佛门”、“善义道”、“蛤蟆道”等名称。教内分师祖、师爷、师长、点傅师、引保师、佛子等六层。这一反动组织在解放后以治病为名发展道徒。一九五○年点傅师甘本宽勾结匪特组织过“中央军政部第七总署”，为我破获，当时陈泽富为我宽大处理，但被释放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月和今年四月，他们曾多次集会，率领暴徒拿大刀、红缨枪等凶器，企图打众兴区政府和抢劫马兴银行等。因那几天都是逢集人多，雨雪交加，他们就认为“天气不应”，没有敢动。最后定终于今年五月十五日暴动。结果在暴动前就被破案。
七、金寨县破获了“民生自救委员会”反革命组织，逮捕了首恶分子郭克宽和骨干分子召大震、郑桂杨，陈国才等人。郭当过伪军，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过玫、排、连长和书记等职，解放后隐瞒历史混入乡政府，被发觉后开除回家，一九五一年潜逃至汉口，同年十二月被商坡县叛徒刑三年，一九五四年释放回家。一九五六年四月又组织该反革命集团，先后发展了九人，设委员长、民生部长、文化部长、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等职，还设立五个军，自任总司令。以福禄寿旗、吉祥、康乐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联络暗号，待机暴动。七月二十五日已判郭死刑（已执行），召大震等三人各判有期徒刑。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一）根据八月十五日的统计，我省地、市以上机关、高等学校、各民主党派和部分厂矿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数有五万六千多人，揭露出右派分子六百二十八人（其中骨干分子五十七人），占参加斗争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右派小集团六十六个，根据八月上旬五百二十六名右派分子的统计，交代较徹底，基本斗倒了的一百四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检查不深刻、半交代、半隐瞒的一百六十五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仍然狡赖顽抗的一百零四人，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因本人下乡或刚被划为右派、尚未进行斗争的一百一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二）根据全省开展整风运动的七百九十四个单位对右派分子暴露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三种类型；已暴露出右派分子并已展开斗争的有二百八十五个单位，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尚未发现右派分子但发现有右倾错误思想的，有三百二十三个单位，占百分之四十点之（这些单位的群众一般地也进行了对各种右倾错误思想的批判）；现没有右派也没有暴露出右倾错误思想的有一百八十六个单位，占百分之二十三（这些单位一般都组织群众学习了反右派斗争的文件）。
（三）从斗争进行的情况来看，也可分为三类单位：第一类，斗争一般开展较早，鸣放时已经把问题基本上或大部分暴露出来，右派分子暴露得较明显，群众发动得也较好，对右派分子的打击也较狠，中间分子对我们靠拢较紧，他们经过同右派分子的大辩论，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立场更加坚定了。第二类，因斗争开展较晚，鸣放了一半右派分子又缩回去或者因前一个时期抗旱工作紧张，领导力量分散，或因群众发动不够，因此右派分子暴露不徹底，有的甚至到今天还没有暴露出来，有的单位的斗争虽然也很紧张，但因右派顽抗或者我们掌握材料不充分，力量不足，斗争方法上有缺点，因此，对右派分子的打击还不够，因此有些单位的斗争还陷于相持局面，进展不大，部分群众出现了松劲疲塌情绪，这类单位目前还不是少数。第三类是刚刚开始斗争的单位，如某些工矿部门，一些中等学校，以及地专机关中的少数单位。
（四）最近右派思想动态，大体有如下几种：1、具体事实基本上已作了交代的少数右派分子，思想表现轻松，愿意继续深刻检讨自己，诚心悔改。2、多数右派分子则在观望，等待时机，经常看各种报纸，观察全国反右派动向，企图用软拖的办法滑过去，他们采取法交代、半隐瞒的办法来对付当前的斗争。3、有的右派分子顾虑其反动罪行被揭发以后，将来没有出路，没有生活。4、有些右派准备顽抗到底，坐牢，因此表现仍很猖狂，用威胁、抵赖、诡辩、拒绝开会等办法来对抗当前斗争。
（五）最近省直机关部分单位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经过深入挖掘以后，又揭发出一些右派分子来。如省的城市建筑设计院、气象局、航运厅、公安厅四个单位最近查出七个漏网的右派分子。经分析，漏网的原因大体有四种：1、因为鸣放晚，放得不徹底，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缩回去了；2、在审批中，或因当时材料不足，或因对右派分子的标准不明确因而被漏掉了；3、由于群众发动不够，右派分子没有被揭露出来；4、某些单位领导上有右倾麻痹思想。因此，中央指出在一切已经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进一步深入斗争，深入挖掘，是十分必要的。
（六）关于农村整风问题。省委已指示各地、县级党政机关、统战、文教、事业各方面，一般在白露（九月八号）后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为保证工作、反右两不误，省委要求各县的斗争分批分期进行。事前，区党委、各地委应召集各县领导干部开会，传达、讨论反右斗争的方针、政策与作法。关于区、乡、社的整风，初步计划到十一月底再开始。目前这一工作刚布置下去，九江地委已经作了具体安排，计划县区乡整风大体由九月初开始到十二月底结束，共四个月时间。其中县级机关计划由九月初开始到十二月半结束，共三个半月时间；区级机关和乡的主要干部在十二月半开始到十二月底结束，共半个月时间，乡的一般干部和社干部的整风问题，在今冬或明春以整党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结合进行。其他地区目前准备在少数县开始进行试点，然后再作正式的统一安排。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介方汇报）
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已分别在青岛、济南二地召开地委会议，作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三个灾区也已分别作了谈话。八月十日省委又发了一个指示。省委还组织了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机构，并分工由舒同同志直接掌握昌潍、莱阳二专区。在省委的部署中，肯定要在农村中也普遍地进行一次鸣放，并以粮食问题作为教育的重点。具体步骤是：各地委先召开县委会议，约三五天，然后各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一般是十天左右，最多的是十五天；到乡后，由党内到积极分子，再扩大到群众，层层深入贯彻。现各县委已都搞了试点，并已有二百三十一个基点。
莱阳地区三级干部会议都已结束，其他地区也大部结束，一般的都可在二十六、七日结束。基点乡开始早的已基本结束，一般的尚处在鸣放辩论阶段。估计到月底也可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是指鸣放辩论完了）。在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的基础上，进行整党、整风、整社还得进一步作部署。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效果一般是好的，搞得较深透。干部一般都下决心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三级干部会议上都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对大是大非基本上能划清，对干部本身的一些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尾巴主义等问题也是涉及到一些，但还解决的不很透。除思想问题外，在会议上大家都学到了群众路线的开会的新作法：过去是“你打我通，你说我服”，而现在是通过辩论，相互教育，提高觉悟，辩明是非。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在会前大家都认为是完不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了，会后乡社干部表示要回去继续搞，争取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从某些基点的情况来看，征购任务已经有了起色，生产也有了很大推动。
（1）开始时，干部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认为“新精神”来了，要整一批、治一批人，有的甚至已搞抓人的预算；因为近半年多来，他们的工作是越来越难做，受了不少的气，这次都想回去后出出气。现对这种态度基本上是端正了。另外，对鸣放的态度，开始时也是有抵触的，有的干部认为这半年多来鸣放得已很够了，再放的话要搞乱了；有的干部怕放后挨整，也有顾虑。省委坚持要鸣放，因为不放就无法解决思想问题。在前一段时期，省里也搞过一次阶级教育，虽然成绩很大，但由于作法上基本上是“你打我通”，因此思想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在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上，采用了鸣放辩论的办法，效果就很好。
（2）如何辩论得好，干部一般是习惯于“你打我通在”，用帽子压人等老一套的办法，不大注意讲道理，不善于以理服人。在辩论中，对大是大非的界限和对具体问题划分不清，因而往往采取一概批判，强词夺理的办法。如“大社”好不好，我们的干部就讲“越大越好”；有人问“三类社有没有优越性”，我们的干部就不承认三类社有问题，说“优越性很大”；再如“三百六十斤够不够吃”，当然一般的是差不多，但也确有人不够吃，我们干部也说“够吃”。总之，常说些一面倒的话，不能以理服人。省委认为必须以理服人，不要强词夺理；大是大非一定要坚持，但正确的合理的意见和批评也一定要接受下来，要实事求是。
（3）传达到村后，省委认为首先是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而不是去搞什么“镇压”，省委确定除现行犯以外，一般的放在运动后期去处理，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要划清，不能混淆。
（4）如何对待富裕中农？近半年来，由于富裕中农中有些人闹退社，闹事等等，使干部受了不少气，在情绪上和他们很对立，因此听到毛主席指示“其中主要的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祫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说误认为是要斗争富裕中农。省委认为各地应进行一次排队，并认为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社比较稳巩，富裕中农不大动摇，接受改造属偏左；2、有些富裕中农基本上满意，但也有些意见，属中间；3、有些一脚在社内，一脚在社外，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想走回头路的，属中右；4、坚决想走资金主义道路的，属右。这种人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前三种占绝大多数。总之，对富裕中农应采取“教育、团结、争取”的方针，“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方针不能针摇。对个别坚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也要进行说理辩论；对有违法的，也应作适当处理。省委要各地进行一次摸底。
（5）坚持三定政策。干部觉悟提高后，一般都产生了愿多挖些粮食出来的思想。省委认为没有完成计划的地方，应具体分析：多少是属于思想问题，多少是属于实际问题，不能因为完不成任务就认为思想问题严重，就要整人，也不可卖过头粮。
（6）对前一段进行阶级教育的看法，总的说是好的，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掌握，对一些政策界限具体交代不够，也未进行试点，所以发生了一些问题，如打人，侮辱人格，以及死人（吓死，自杀约有十多人）等。省委认为成绩应肯定，对所发生的问题也应澄清，以免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再次发生。
在前一段省委主要是解决了做法问题（会议如何开好，下去如何贯彻，在乡、村内如何作等），还发了两个指示：1、如何划清大是大非的界线问题；2。关于中农问题，下一步则着重掌握指导思想（如何使工作搞得更透一些，如何划清界限问题及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等），并拟由宣传部、组织部、农村工作部分别研究一些问题。
（山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李振汇报）
本省于七月底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有各地委书记参加，省委书记王延春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农村整风问题作了部署。情况如下：
从八月份起到十一月中旬的三个月内，在农村中搞大鸣、大放、大争，结合解决当前农村生产和办社中的突出问题。具体内容：除有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以打击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为重点外，从全局形势看，主要的锋芒是对着动摇的富裕中农，也就是要通过鸣、大放、大争，向农村人口进行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目前，在粮食任务紧迫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辩论，把粮食问题解决透。此外，从本省情况看，还要通过辩论解决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1）合作化问题；（2）市场管理问题；（3）党的领导问题。方法是：层层发动，层层提高。七月三十一日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省、地、市委的领导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了。接着，各地委又以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了县书、县长联席会议。目前，全省七十一个县都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有各乡分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参加会的都在几百人或千人左右）。预定在三级干部会议后，各县即分片集中整党（每片数百人，党员自带粮食，集中整训十天左右）。党员同乡后，通过串连方式发动贫农、新老下中农，反对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从十一月中旬到旧历年底的三个月时间，深入进行整风、整社，选一步批判三大主义，右倾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改进领导，改进作风，正确处理社内矛盾，积极作发春耕准备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至于专、县机关的整风，则放在旧历年关前后进行，方法与省级直属机关相同。
为了保证上述计划的顺利执行，省委特别强调对农村整风的领导问题，在省委专门组织了一班人搞农村整风（省委整风办公室内建立了农村组）。并要求地委以下的各级党委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对农村整风的领导，同时，还应解决以下的几个问题：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全面安排生产、整社、整风工作，确实保证生产、整社、整风两不误。按中央指示的精神，农村整风本应在十一月以后搞，但是，现因粮食任务紧迫，同时在城市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农村中有的地方已自动地掀起了斗争，我们必须主动领导，因此，确定现在即开始搞农村整风，但每一阶段都要紧紧围绕生产工作来进行。在整个整风过程中，都要及时解决生产和办社中的突出问题。省委指示：埋头生产，放松对整风的领导，或者孤立整风，放松对生产的领导，都是错误的。除强调以上原则外，还要有具体的组织措施，即从省到乡都要有专门领导整风的班子。
（2）政策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本省情况，规定了对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单干户、党员干部、坏人等的政策，并对斗争方法也作了规定，如不开大会斗争，不扣帽子、不准打击报复等。
（3）步骤和方法。强调先试点然后分批展开，坚决反对大轰的作法。至于每个地方应分几批进行的问题，主要要根据主观领导力量来决定。最后，特别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运动。
目前，各县正在开三级干部会；同时，各地委都搞了一些农村整风的试点工作。省委强调要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开始许多地方的领导同志不敢放，顾虑很多，因此省委又连续召开了两次电话会议，解除顾虑，鼓励鸣放。现在七十一个县的三级干部会都已放开，并且放出了许多牛鬼蛇神。
各县三级干部会上鸣放的规律是，首先集中地批判三大主义，给领导小提了许多意见。接着出现许多个人主义、平均主义的意见，然后，即暴露出大量的反动思想。
各县三级干部会议的鸣放情况，对各级党委的启发很大（事先，大家都没有估计到农村中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在鸣放中暴露出来的主要思想问题如下：
（1）反对统购统销。参加应山县三级干部会的共一千多人，其中反对统购统销的有七十二人，占百分之七；主张解散合作社的六十人，占百分之六；敌我不分的六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强。宜昌县三级干部中，反对统购统销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黄冈县一个党员说：“我们是代表农民的，粮食是农民种的，要首先满足农民的需要。”因此，“要求提高留粮标准，农民用不完时再卖给国家。”
（2）反对合作化。一般都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宜昌县一个支部书记韩新民说：“土改给了我们一个甜头，五三年搞了我八百斤（指统购粮食），合作社就把我化完了，现在我越搞越穷。”有的说：“土改成绩十分，统购统销搞掉了五分，合作化化了五分，现在和国民党一丘样！”宜昌第二区副区长何仁清在一个乡工作，该乡共有六个合作社，他就主张解散四个。
（3）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要解散乡支部、解散区委会、解散县委会，撤消县人民委员会的局长，取消地委会。宜昌一个区长说：“取消一个区委机关，可以买一辆汽车，取消一个地委机关，可以买两部拖拉机。”他并且说：“我这不是右派言论，而是合理化建议。”
（4）为农民叫苦。广济县一个合作社主任（党员）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进了北京，忘了农民。土改时，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土改后，共产党有利就干。现在合作社，如有一百人，就有九十人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已到危险阶段。满清、日本鬼子、国民党都完蛋了，共产党也要完蛋的。
（5）认为“国营商业是剥削”，要求恢复自由市场。孝感县一个干部说：“国家好比一个行（意指过去做买卖的行业），都把老百姓的钱赚过来了，毛主席一、二十年也吃不完，现在是国富民穷。”
从已有的情况看，农村鸣放的劲头和大专学校、省级直属机关差不多。黄冈县一个干部说：“说我是右派、是储安平，我都不怕，我就是要讲。”他讲的意见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没反动的。在他的影响下，其他人也都鸣放起来。宜城县三级干部会上，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发表反对意见，百分之四十的意见比较正确，百分之二十的人不发表意见。反对的和正确的两派人发表意见时，互相攻击轰闹，情况至为激烈。
目前，各县一般都已放开，下一步即转入辩论问题。但农村干部开始对比不习惯，经过诱导才有转变，主要办法是回忆、对比、算账。这样，有理有据。但也有的地方在辩论后，仍有少数人思想不通。如阮阳县共有区级干部二百人，经过辩论，有五个人思想不通（主要是对肃反和干部政策不满）；共有乡级干部一百七十人，有四个人思想不通；共有合作社干部八百七十人，有二十二个人思想不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富裕中农，他们的意见集中在统购统销、合作化和市场管理等问题上。
最近，省委规定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一律不扣右派分子帽子，不做组织处理。
地、县领导干部都感到经过最近的鸣放，对干部整风有底了。但有少数县走了弯路，开始不敢放，最后没办法，还是要放；也有少数县刚解放后，就急于收。事实证明，凡是能够大胆的坚决的彻底的放的地方，问题就搞的深透。
三级干部会议后，就要搞党员集训，是否完全按原来的打算进行，还须根据最近情况，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决定。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梅白汇报）
目前由于松花江涨水，各单位都集中力量防汛，故反右派斗争没有很大进展。兹将一些新情况汇报如下：
（1）发生了三起自杀事件。八月二十一日，哈尔滨市工业大学学生阎喜廷自杀身死（具体情况不明）。八月二十日鹤冈市在斗争右派分子高维章时，发现他贪污过六百九十元。他说，他今年已四十多岁，如住五年监狱就五十多岁，前途完蛋了。因而畏罪自杀（未死）。齐齐哈尔市机车车辆修理厂右派分子黄祥钧，跳湖自杀未遂。
（2）有九个右派分子逃跑：工业大学有七个学生在暑假前逃走；省文化局右派分子向一失踪；哈尔道里区工商联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一个一般工商业者叫宋魁元，是民建成员，曾在五反中被改造过，这次他到银行支了二百元逃走。另有两个人到北京告状；一个是中央电影局办事处王凯，一个是哈市医院牙科大夫王支岳（走后有信和电报）。还有牡丹江市法院王正庭在斗争中出走，并说：“吃不了这碗饭了，想要卖小工去（打杂工）。”但第二天又回去了。
（3）有些单位的斗争简单化，打人骂人，不讲道理，当右派分子不肯低头时，就骂他们是蒋介石的儿子等。卫生厅有的人写大字报、画漫画，在会上喊口号反对狡猾、打倒右派，说右派分子是疯狗咬人。哈市民运局不让右派分子高光大坐下；有的人还向右派分子拍桌子；有的人把右派分子的醜态画出来，质问右派分子说是不是你，有的单位在斗争中简单地问右派分子：“你坦白不？不然就加重处理。”有的还打右派分子的耳光。
（4）几种不正确的做法。省、市妇联因本单位没有右派，学习文件干巴，感到厌倦，主张参加别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有的全部人员都参加了别的单位的斗争。这种做法有缺点。哈市妇联原没有右派，最近深入挖掘后发现可能有右派。所以这样做可能漏掉右派，同时会影响对个人的深刻教育。其次，有的单位放着右派分子不斗争，先来个人人过关。省博物馆就曾主张采取先从外围开始、人人检查的办法，要大家都过关。再次，哈市人委通过公安局人员搜查了一个右派分子，结果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来，搞得很不好。
八月一日四十三人，八月十日增到五百三十六人，八月十七日增到一千三百六十二人。目前右派分子已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五强。一周来右派分子特增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哈尔滨、牡丹江、双鸭山等八个市的排队和摸底工作相继开展，共增加三百四十一人。
（2）大专学校增加二百二十四人。其中没有经过学校党委批准，只是总支批准、但已当成右派斗的有二百零一人。对这些右派分子将通过文教部门做检查。
（3）双鸭山市确定把右派分子的批准权由市委下放到党委、总支，因而可能在基层划的宽了一些，数字增加很多，该市由三人增到一百一十六人。已派人检查。
其方法主要是（1）进行大小会辩论。（2）系统地审查过去的小组记录。在鸣放时由于群众嗅觉不灵，领导上也未深入小组，未注意右派分子的言论。现在进行复查，是发现右派的重要方法。（3）在斗争的同时，要注意幕后人。黑龙江省广播电台在批判任文斌时,就发现任与编辑主任陈林有关系，任的发言稿曾经陈审查过；而且发现任是属于鲁莽等右派集团的。（4）出题目进行讨论。哈市车辆厂讨论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专政等问题，就发现了两个右派分子和七十九个有右派言论的人。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邢百川汇报）
八月二十三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即发各口加以讨论后再最后定稿。根据检查，有些单位划右派的标准很不统一，把一些不够右派分子标准的人也划为右派了，大家感到标准不一致不好办，所以就草拟了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七条标准，其内容如下：
（一）在这次运动中，有明显的反动言论和行为或本人虽无反动言行，但积极为右派分子宣传、辩护或者在反击右派阶段开始后，还是坚决拥护中右派分子言行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果由于认识模糊，同情右派某种言论或者为右派分子利用，在反击右派斗争开始后已逐渐觉悟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二）有意地扩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歪曲党的政策，企图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是，如对工作中间某些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只是看法片面、语言偏激，或者对现实生活中某些方面感到不习惯、不方便，甚至对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怀疑和不满，对于国家建设和党的领导，有时提出很错误的批评而不是否定成就，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三）在这次运动中，暗地串连，点火，搞非法活动，幕后阴谋策乱或操纵某种组织向党进攻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果只是因为朋友、同乡、同学、同事关系，背后议论或发牢骚，而不是阴谋向党进攻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四）诬蔑、谩骂党的组织和领袖，或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企图挑拔党群关系，破坏党的威信，对党有敌对情绪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果由于个人问题（如三反、五反、肃反中被斗，工资改革中没有提级等），对个别党团员，个别积极分子，或个别领导干部，个别基层组织不满而讲怪话，洩私愤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五）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或家庭直系亲属被镇压、斗争，一贯对党仇恨，平时表现不好者，在这次运动中，虽然没有反动言论和行动，仍然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是上述这些人，如果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放弃了反动立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老实，又无反动言论或行动者，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
（六）过去的老右派，在这次运动中表面上也批判右派分子，但不联系自己的问题作深刻的批判者，仍然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是，如果在这次运动中，能够深刻检讨自己、揭发别人，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
（七）过去表现较好，但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向党进攻、洩露党的机密者（包括党团员在内），也应该划为右派分子。如果情节轻微，没有洩露秘密，只是一时动摇者，可不划为右派分子。
对上述七条的说明：
（1）上述七条，一般地具备其中一条者，即可确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要对每一个对象和具体情况（包括这次运动中的言论行动、平时表现和历史情况等），进行具体的全面分析，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标准和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的精神，以是否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政治立场为标准，实事求是地加以划分。
（2）对于每一个研究对象的材料，都要仔细整理，认真核对，至于其言论的前后联系和思想实质，不能断章取义或加以主观忆断扩大或遗漏，更不能无中生有。
（3）要特别注意把中右分子和右派分子谨慎地加以区别，对于情节不够明显或材料尚不充分，可定可不定为右派分子者，暂划为中右分子，在运动中继续考察。
（4）对极右分子（即右派骨干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也要加以划分。即有反动言论，又有反动活动者，应划为极右分子；仅有反动言论，没有反劝活动者，应划为一般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一般地都可以点名批判；一般右派分子言论特别反动者，也可以点名批判。
（5）为了保证准确地划分右派分子，除了要确实地掌握以上七条标准以外，必须严格地执行省委整风领导小组规定的批准手续，即：一般右派分子由各厅、局级整风领导小组划定。报各口整风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在厅、局下的基层单位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由各口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在厅、局级机关全体人员中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由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
（6）对于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庭直系亲属被镇压、斗争，一贯对党仇恨，平时表现不好的人，或者过去就是老右派，现在仍划为右派分子。如果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反动言论或行动，就不要对他们进行批判。
（7）上述划分右派分子的七条标准，同样适用于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南京市市一级机关全面休整的情况。休整时间一星期，集中检查前一阶段斗争情况，进一步部署了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休整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检查领导思想，转变落后状态。目前，有一些落后单位在领导思想上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对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仅仅作为一般的学习运动来领导；一种是领导干部埋头搞业务，不问政治，处身于运动之外；或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或推来推去不负责任；另一种是个别干部由于阶级本能，同情右派分子，与右派言论有共鸣，对反右派下不了决心。
（二）总结交流经验，提高战斗力。机关放鸣程度有三种，因此，在斗争策略上也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放鸣充分，右派分子已浮出水面的单位，如南京日报社，作法是：明确目标，展开斗争，进行辩论，教育群众。第二种是鸣放不够充分，右派分子只露了一下头的单位，如计委，作法是：抓住本单位的具体问题发动辩论，把右派分子拖出来，然后全面揭发，暴露右派的面目。第三种是还未鸣放的单位，右派分子还沉在下面，如市委宣传部，作法是：从讨论全国右派分子言论开始，提介自由辩论和畅开思想，然后引向辩明是非。这样，群众发动起来了，右派分子派出水面了。在战术上也有若干不同作法：（1）先全面揭底，暴露右派面目，然后根据事实，逐个论点地进行批驳。（2）先逐个论点地进行批驳，然后再全面进攻。（3）对右派集团采取打开一个、拖出几个的办法，分化瓦解，争取起义。（4）党内外右派分子联在一起时，先在党内搬出问题，发动争论，弄清是非，然后再发动群众斗争。（5）责令右派分子先交代，先检讨，然后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揭发。（6）采取打打、停停，再打打的方法，不老盯在一人身上。
（三）检查排队情况，随时修正补充。检查排队时要抓住两点：一对已排出的右派分子的材料，要不断地查对事实，正确地进行鉴定；二继续发现和挖掘右派分子。
（四）检查群众的发动情况，整顿队伍，统一思想。南京市一级已开展斗争的二十九个单位，目前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有十个单位，不够充分的有十五个单位，还未发动起来的有四个单位。已排出的右派分子有百分之七十还没有进行斗争。
（五）作出深入斗争的全面规划。作到既深入挖掘，又不盲目扩大。市委打算在第三季度仍以市级机关、中等学校、工商界上属为重点，深入地加以挖掘。同时在工厂企业方面积极作准备工作。
（江办省委整风办公室佘孟孝汇报）八月二十六日
（一）省级机关和昆明、箇旧二市的反右派斗争，目前正逐步深入。至八月十九日止，右派分子已增至九百二十四人（八月十日为六百七十六人），内有党员六十人，团员一百零八人。右派分子增加的原因：一是在运动开展较好的单位，有的斗争深入后，揭露出幕后策划人；有的攻破小集团后右派分子被拖出来；有的在斗争中群众觉悟提高，右派分子被揭发出来。一是在原来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由于斗争尖锐，右派分子就自动鑽出来公开为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辩护，他们不仅言论很反动，而且有的就是反革命分子。如师范学院前已搞出一个中统特务，最近又搞出一个隐藏的伪国民党的副团长。在党内处、科级干部中也发现了右派分子，如团省委副书记董学隆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省委机关中多数部委都发现有右派分子。
目前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运动深入后，增加了些新困难，干部中产生了畏难情绪和温情主义。特别是运动刚搞起来的基层单位，有些干部片面接受三反、肃反的经验教训，怕以后又要纠偏作检讨，对右派分子斗争得不坚决。（2）少数单位，特别是运动没有搞起来的单位，在排队中降低标准。（3）简单化的倾向有所滋长，主要表现在对右派分子斗争粗糙，从思想上观点上批判不够，而在揭发丑恶的历史和追动机上化费工夫。
省委认为目前运动正逐步深入，还须挖掘一个时期。因此，只有少数单位可在九月中旬结束政治斗争，大部分单位要到九月底才能结束。大专学校七月底放假后，教师、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并未停止，下学期开学前可以结束。省委根据反右派斗争进入深入阶段的情况，强调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必须在领导干部中反对温情主义。主要用最近暴露出的右派分子的事实，教育干部进一步认识这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必须坚决斗争到底，不能松懈下来，半途而废。
（2）打击要准。反复批判，一方面不要漏掉右派分子，另方面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各单位在排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一定要经省委各口批准。各口要具体帮助基层单位的排队工作。
（3）对右派斗争要有策略，要分别对待。对极右分子要狠狠地打击，斗争方式可大会结合小会，充分地揭露批判。对一般右派分子，观点反动，影响不大的，可在中型的会议上揭发批判；不十分反动，代表性不大的，可在小组会上揭发批判。在一般右派分子中，由于策略原因，对有学术地位和真正有学问的人可保护过关，可以不斗争，只在小型会议上批判其错误观点，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对已经斗争的右派分子也要分别对待，只要问题交代彻底，情节不十分严重的可能放过关去，但要抓着点小辫子在我们手里。对交代了一些问题但不彻底的，可让其部分过关，尚未交代的要继续交代检讨。对极右派分子一般不要轻易放过关去，要扭着反复批判斗争。
（4）斗争中要坚持说理原则，克服简单化的作法，强调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右派分子最近的反动言行，但不要专靠揭发丑恶历史来搞臭他，这样才能争取中间分子人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追反动组织要慎重，可摆到后边一点，把反动思想、观点批判透时，再追反动组织。
（5）最近一个时期，各单位对改进工作有些放松，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在整个运动中贯彻二条红线：一条是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一条是改进我们的缺点错误，克服三大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两个方面。
现在正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主要的右派分子都拿到人代会上去斗争了，会外的反右派斗争也在配合，因此，目前斗争很紧张。人代会后，对这些右派分子仍由各单位继续追击。
（二）地、专机关整风情况。在省、市大鸣大放时期，各地曾经放了一下，其中中学教员、工商界放的较多。六月初，因为生产紧张，省委有意识地停了一下。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后，各地、专机关在八月十日前后都正式宣布开始整风。现已有十一个地专机关、二十七个县机关大鸣大放，参加运动的约三万三千多人。目前大多数单位正进入鸣放的高潮。一般的规律是先从生活作风鸣放起，然后逐步引致政治问题上去。现在鸣放虽然比以前困难些，但只要解决了领导思想问题，还是可以放得出来的。领导思想中的问题，主要是怕乱和怕引火烧身。多数干部认为整风就是反右派斗争，不想听取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只想很快地把右派分子引出来，因而就越放不出来。目前在一般单位中，生活作风问题已经放完，开始接触政治问题，只有大理地委已开始对右派分子全面技击。
当前运动存在的问题：（1）转弯过猛，对右派分子仓促斗争，中间分子跟不上；（2）各地在排队中所定右派分子标准偏低，划出的右派分子面太大，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上；（3）有些已进入斗争的单位，对右派分子从思想上观点上批判的办法少，武装群众思想的工作做的不够，因而一开始就出现粗暴现象。如东川矿区党委，在斗争右派分子（是个医生）时，请农民参加，会上他不低头，农民气忿地将他的肋骨打断了二根。王溪地委，在中学教员中斗争右派分子时，会场贴上“右派分子席”，会后遊行时，又让右派分子扛着写有“右派分子×××”的牌子。省和指示各地，要坚持放透。开始反击的单位，要作好转弯工作，主要是发动中间分子的工作，领导上要时行报告，总结鸣放，一面接受群众提出的正确批评，表示决心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一面指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提高群众觉悟，号召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同时省委强调要做好排除工作和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
（三）农村的整风，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以政治斗争为主，主要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进攻。从现在起到秋收以前，正面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城市反右派斗争，向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分子逮捕一部分，管制一部分。然后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结合做好合作社的分配工作和粮食征购工作。第二步，秋收以后，在合作社中展开大鸣大放，根据中央指示的内容进行大辩论，主要是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整顿合作社和干部作风。估计有十个左右的县，因秋收晚和领导干部较强，可能在秋收前开始搞。
目前正进行第一步，已有十几个县开始展开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部分县正在开干部会，斗争尚未展开。已经展开的地方，作法大体是这样：第一步在党内打通干部思想，揭露地主、富农的破坏行为，进行排队，提出处理办法（逮捕、管制、斗争），送县委审批。第二步，在群众中串联釀醖，揭发地主、富农的破坏行为，发动群众，组织队伍。说明这是敌我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稳定富裕中农。交代政策，坚持说理斗争。第三步的群众中展开斗争。第四步，斗争后进行处理，有的逮捕，有的管制，有的重新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在经济上，把反攻倒算的东西退回来，有投机倒把行为的，给予适当的罚款。这样，斗争大约要二十天左右。经过斗争后，贫农、下中农情绪高涨，农村邪气下降，基层干部的积极性高了，感到这样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开搞容易掌握。
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1）开始时，有些基层干部比较难于认清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如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等），对于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而对富裕中农的不老实的言论和行为则很注意，必须加强教育。
（2）有的地方，由于前一时期地主富农的反动活动很猖狂，加之，发动群众时政策教育不够，因此在反击之后群众气势很猛。打人现象发生不少。如宜良县斗争了三类坏分子六百四十三人，打了一百零二人，自杀了十五人，逃跑了八人，省委已通报纠正。
（省委办公厅主任陈光奎汇报）
农村整风情况。
七月上旬，全省各地训练了大批的宣传员和报告员，通过报告会和座谈会，对农民进行了一次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教育。锦州专区组织了十万多宣传员，辽阳专区新民县训练了一万一千名宣传员，在农村开展宣传工作，据辽阳营口等县反映，一般的向群众进行过三次到四次的宣传。经过宣传后取得的成绩：
（1）提高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綏中县六月二十八日召开三级干部会，会前，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情绪不高，准备辞职不干，会上听到反右派斗争的报告后，都表示要积极工作来回击右派。一个社主任说：“我过去不愿干工作是个错误，右派分子就希望我们这样，我以后要好好的工作，”锦县余积区，在七百零一个生产队长中有九十三个不愿干工作的，经过宣传教育后，又都积极工作了，只有一个仍不愿干。营口县有的社干部说：“右派分子要推翻党的领导，像割我的脑袋一样，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要做好工作。”
（2）广大群众受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根据锦州专区和辽阳专区的辽阳、营口二县统计，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受到教育。有些群众还揭发和斗争了本社的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反动言论和行为。
（3）初步打击了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活动。在城市大鸣大放后，这些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反把倒算。辽阳地区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公开向农民要地要树，沈阳县坏分子要组织接收农业合作社的委员会；安东县伪国民党员，准备在农村组织国民党小组。经过宣传和反击，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开始收敛，有的向群众低头，表示今后再不乱说乱动了。另外农村中求神讨药、打骂干部、赌博等现象也大大减少。
但是，这次宣传还不够深透、不够广泛。有的地区进行了普遍宣传，也有些县、区只在重点乡和社搞了一下，没有普遍开展起来。在宣传内容上只讲了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和意义，偏重正面教育，没有更好的联系实际，对农村中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反动活动，虽然有些揭发和斗争，但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目的性不明确。个别地方在斗争中发生打骂人和逼供信的现象，已发现死了二人。如绥中县官场乡的乡总支书记和乡长，在四合农业社召开斗争大会，斗争王有增（原是反革命分子，自首时坦白较好，交村管制），因王平时表现不够老实，会上又坦白得不好，就叫他跪下，接着又把他绑吊在树上追他的枪，当王被迫承认后，就让他领人去取枪，途中，王即跳崖自杀。另沈阳县东昌乡，在斗争中死一富农。
七月下旬，省委发布生产整社指示，强调在农村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各地委都召开了会议具体作了布置。八月中旬省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有地委书记、专员、专区妇联主任、县委书记、县长、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长和宣传部长、一部分团县委书记、市委管农村工作的委员等干部参加，八月二十五日结束。会议着重研究农村的形势和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对秋、冬季生产、科收分配、整社等工作也作了布置，并在会上重点开展了粮食问题的辩论。从辩论中看，干部虽然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存在不少思想问题，主要是要求国家少购多销。一方面叫喊“留粮标准低不够吃”，要求薯类不抵粮食，希望多销一点粮食，害怕出“广西事件”。少数干部还发表：“农民生活比过去下降了”的言论。另一方面少报产量要求少购。今年的粮食生产，省委估计可达到六百六十万吨，可是各县在会上只报了六百一十万吨，如安东县的同志在会上检讨时说：“在县里估产时认为今年粮食可产八万五千吨，但在会上少报了五千吨。”很多干部认为要完成购粮任务，必须提高粮价，企图不作艰苦工作而轻松的完成任务。会议就以“留粮够不够”；“粮食任务能否完成”；“粮价能不能提高”等问题展开辩论，错误的思想受到批判，大多数干部解决了思想问题，只有少数人还想不通。右倾思想被批判后，个别县干部又出现了左的情绪，如康平县委书记马放龙怀疑运动搞了以后，能不能纠正过去的偏向，他认为在农村只有党团员和贫雇农可靠，中农好捣乱；合作社自负盈亏就是倒退，是右倾思想。开原县委书记拥护马的意见，认为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不干人事，不能要这些人。
同时，会议对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部署；从现在开始到明年春耕前，要在农村中按中央指示的内容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惟城乡关系问题较为复杂，拟先从“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入手辩论，然后转到城乡关系。秋收前着重搞粮食问题辩论，结合各地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地主富农的反把、坏分子的活动、劳动纪律松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等问题。步骤：粮食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普遍宣传，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全面展开。县区领导力量着重放在三、二类社，一类社由派出的干部帮助。普遍展开前要开好三级干部会，用大鸣大放大争的办法来提问题，要思想交锋，展开辩论，解决干部思想问题。
关于运动中的政策问题，会议也作了研究：
（1）有不法活动的地主、富农，凡是入社的可取消社员或候补社员的资格，重新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取消公民权，管制劳动生产；在运动中表现好的，可摘掉地主的幌子，给予公民权，允许为社员（给予或取消公民权，由群众讨论，乡决定，县批准）。
（2）对新富农是否要划阶级的问题，省委考虑不划阶级，要着重批判其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3）对富裕中农，少数的可能成为指名批判的对象，因此，强调要通过说理斗争严肃地批判其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从思想上划清界限，但在政治上不要把他们当敌人看待。其中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人，可戴上一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帽子要经县委、市委批准。富裕中农中的坏分子，政治上按坏分子处理，经济上不得侵犯他们的利益，仍要执行互利政策。
（4）对党员和基层干部，凡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行为或有其他坏行为的人，要和党外群众一样处理；凡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严重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党籍。但现在不要急于处理，等中央指示后，再作处理。
为了搞好这一运动，省委强调各级党要全力以赴，要掌握运动的规律，注意克服各种倾向。运动开始时，主要批判不敢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的思想；运动深入以后，必须防止简单粗暴的倾向。在运动中要强调边整边改，一方面要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资本主义思想，另方面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会议期间，省人委已抽调一百一十多名科长以上的干部到各县帮助工作。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同志、书记杜者蘅同志和管理农村工作的副省长、农村工作部长以及省委机关处科级的干部，准备八月底九月初下乡，帮助开好三级干部会议和具体帮助农村大辩论的开展。
（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
冶金工业部在前一个时期集中了主要力量进行反击右派，边整边改的工作进行得不快。七月二十三日，在吕东副部长召集的整风干部会上，曾就边整边改问题作了动员和部署。现在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都设有专人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建立了每周检查一次的制度；各类问题，一般都有专门小组或由有关部门处理；不少单位已订出了条条有交代的边改计划。
一、根据二十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共提出有关领导作风、生活福利、干部工作、党群关系、工资、肃反审干、机构体制、业务技术、方针政策、出国留学实习等各方面的问题五千四百五十三件。
这些问题中，需部以上机关解决的共三百九十八件，其余五千另五十五件可自行处理解决。截至八月八日止，已解决了一千二百九十二件。其中以生活福利与肃反审干问题解决的较多。
二、在大部分党员特别是领导同志当中，已经树立了改的决心。领导同志带头退回补助费，让出房子。个别人口较多。生活有些困难的领导人员也要求退回补助费，组织上没有同意。各单位一般党员中，也有退回补助费的。局长和处长级干部中，已让出房屋二千多平方米，解决了某些职工的急迫需要。如有色局由领导带头让出房子七十二平方米，并将旧办公室改为宿舍，调整解决了一百四十五户职工的房屋问题。工资提得较高的党员干部也自动要求降低，已经领导批准公布降低的，有基建局、选矿设计院等六个单位共二十二人。其中黑色设计院，在经过一般动员后，有二十四个党员自动提出降级，有的要求很坚决，先把工资退回。经领导研究后，批准公布第一批降低了五个人（都是在去年提高的，提高率为百分之三十—六十）。但该院也有个别党员的工资比原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十（每月增加六十元到八十一元），群众有意见，经过动员以后，还没有自动要求降下来，这就需要在党内多做些思想工作。非党群众中也有工资偏高的，例如有一工程师去年增加工资九十二元，由于他们是非党群众，一般就不动了。领导同志已做到私事不坐公家小汽车，住安定门外宿舍的司、局长也和大家一起坐大汽车上下班。
三、改善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党与群众的关系。在整风中群众对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及党群关系提了不少意见。通过边整边改，这些意见大都已引起了注意，作了改进。例如计划司根据群众建议，将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交给全司讨论，并请有关部门研究，发挥了群众的力量。在领导接近群众方面，部长、副部长、部党委书记自七月下旬开始，建立了每星期五下午接见职工的制度，各司、局、院等不少规定了类似的办法；有的单位（建筑局）领导干部主动找职工谈话，并进行住宅访问，被访问的同志都很感动；干部司规定领导同志每半年普遍征求一次意见，平时如有需要，随进可谈，他们还订出了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方法，规定司长、处长亲自处理一部分来信、来访工作；有的单位（勘察总公司等）还建立了领导干部每季一次、各科每月一次的思想见面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一定时期召开各类干部座谈会。
冶金工业部的在京机关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了体力劳动。在部内也规定了每星期日上午为义务劳动时间，干部轮流参加劳动，这一规定已经经常化。
在党群关系方面，部已作了研究和改进。有的单位订出改进制度并已实行。如劳动工资司科长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相互谈心，有一个党员已和八个群众谈了话。有的群众谈了一两次还要求谈。
此外，对个别党员违法乱纪、作风恶劣、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的党员，进行了处理。
所有这些，大大有利于争取中间分子，使他们更加对党靠拢，使右派分子更加孤立。
四、贯彻群众路线，大张旗鼓地进行边整边改的工作。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抓住我们的一些“小辫子”而加以夸大、歪曲和捏造，向我们进攻。有些中间分子曾受到了他们的蒙蔽。我们大张旗鼓地边整边改，就会把这一部分中间分子争取过来，使右派分子无机可乘，陷于孤立。有色设计院右派分子曾对肃反问题进行诬蔑，抓住肃反中的个别缺点大肆宣扬。八月十二日院领导小组召集全体职工会议，宣布了肃反有关材料，并对斗争中存在的个别缺点作了检讨，如对潘争当众道了歉；事后，潘向我们表示很感激，群众对于这种作法也很满意，右派分子就不再那么嚣张了。
有少数单位除口头向群众报告改的情况外，并在大字报上专门辟了工作改进栏，对群众报导改的情况，这样可以使群众更好地了解我们改的情况，便于整风开展。
事实证明：有些问题如果通过群众讨论的办法，是可以获得园满解决的。例如设计局在大放大鸣中曾有五十多人要求解决房子问题，除由领导同志让出两间房子，解决了两个人的问题以外，其余的人就召开了会议，进行自报公议。结果，理由不充分的人，一部分议掉了，一部分自动放弃了。剩下的三十多人的理由是充分的。排出了先后顺序，再逐步解决，群众亦无意见。
但也有些单位对个别问题上处理不当。例如建筑局，过去要处长以上的子弟才能入子弟小学，现在是部分地采取“抽籤”的办法，谁抓住了，谁的孩子入子弟小学。这种办法，有可能使更加急需的，由于没有抓到而不能入校，群众不一定真正满意，反而迁就或鼓励了平均主义思想。
五、目前边整边改工作已经逐步深入，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了。现在各单位要解决的问题的重点，已逐步转到领导作风，党群关系和干部问题等方面。冶金工业部整风办公室已向单位提出抓紧处理和抓紧检查，以争取在八月底以前除方针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外，都能告一段落。
（摘自八月十五日冶金工业部整风办公室向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
福建省晋江地委所属晋江、南安两县的各中等学校，自六月底开始，均陆续组织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并获得较为良好的战果。到七月十八日止，第一次反击右派的高潮已基本结束，教师们已放暑假，并投入中考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有几个学校，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也出现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一、简单粗暴，没有根据这次运动的特点进行说理斗争。如七月十三日，南安一中对三个右派分子进行大会斗争时，当群众气愤填胸，要右派分子低下头来，右派分子陈泽润还在冷笑逍遥。混入会场中的一个食品公司右派分子则乘机抓住陈泽润后领，打了陈两拳。七月九日晋江石光中学在开声讨大会，斗争右派分子徐毅辉时，由领导点名，责成检讨，当场即由行政校长宣布停职反省，工会主席宣布开除工会会籍，并摘下校章。七月十日，南侨中学在斗争右派分子张君枝时，当一个老教师诉到右派分子打他时流下眼泪，群众气愤之余，台下喊要绑起来，当场衙口镇长跳上台，把张的双手向后抓起来，有几个民兵即气兇兇的押出去约几分钟，然后五花大绑的押进会场，大约十五分钟后，才由领导宣布给他有一坦白交代的机会，将其释放回校。七月十一日，金井三中发生群众在游行中，准备爬上窗子打右派分子郑沧海。另外，这些中等学校在反击右派中，都召开了声讨斗争大会，参加的有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据说，晋江几个主要城镇，还有驻地部队扛着机枪和小炮参加示威游行。产生简单粗暴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右派分子反动言论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又大多是采取耍死狗、耍无赖的办法，更引起公愤，因此在大会上就难于掌握。其次，是我们有许多领导同志，对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对知识分子而不是地主、恶霸；不是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变革，而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大辩论，再次，各地在反击开始时，动员外部（工人、农民、部队、学生）力量参加斗争，虽可以形成反击声势，能对右派进行必要的压力，也可教育群众，但如果不注意深入、细致的发动本单位的群众，不选择时机，而只是盲目的依靠外部力量，一味追求声势，既容易使群众头脑发热，又不利于隐定三方面，这是不妥当的。
二、借反右派为名，进行报复。据说，晋江石光中学，在大放大鸣时，非党校长、教导主任、工会主席（都是左派及中间偏左分子）曾向党员校长黄艮峯提出较严厉的批评，在反击右派时，黄就拟把他们作为右派来斗争（据说有报复情绪，尚未查对）。另外仙游三中还发生自杀事件一起。
三、在这两个县的学校中共有右派分子四十九人，其中大多是一般教员，或试用教员。有的在五大运动中被我们斗争过几次，已确定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言论虽然非常反动，但底子已臭不可闻，市场不广。这些人经过一定的斗争是有必要的。但有些学校只满足于对这些人进行斗争，而忽视或放弃了对右派骨干分子、代表性人物的挖掘和斗争，结果因小失大。有些领导人还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温情主义，被一些右派骨干分子一时的伪装所迷惑，没有看到他们在背后阴谋活动，手软心软，没有勇气把他们拖出来。
以上问题，已经各该县委及时解决。为了更好的开展反右派斗争，晋江地委已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
（摘自七月三十日福建省委通报）八月二十七日
荣毅仁从七月底回上海后，经市委负责同志和他谈话后，又经民建、工商联派干部去帮助他，接着荣在民建、工商联正副主任、秘书长联席会议上作了两次自我检查；在上海人代会预备会议时，荣又在民建、工商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会后工商界认为：荣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诚恳的，检查基本上是好的，不仅对荣本人教育很大，而且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荣现在的态度比前明朗了，在人代会的预备会上也发言批判了别了。
荣检查的主要崆。一开始他就承认了：“几年来自己常常的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很好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致我的立场没有得到应有的转变，这种固有的资产阶级立场，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矛盾日益加深，产生了我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在资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个人政治要求，又有了严重的滋长，因此我竟对党有了不满的情绪，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时常感到抵触，这种抵触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严重。”
他首先就鸣放期间和过去社会主义改造中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他说：“我在市委宣传会议上提出了四明堂事件，把一个带有劳资矛盾历史根源的个别公私关系问题，夸大成为有关民主和法纪的大问题，扬言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对党进行攻击。当时正是上海的右派分子对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不仅没有采取爱护党的应有的态度，反而给他们推波助澜，助长了他们的声势。”接着他检查了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的小商店清产核资户可以改为经销代销，及外迁厂迁错了可以迁回来的荒谬主张。他说：“严重性不下于四明堂事件的放火行为”。“我拖了部分工商业者的后腿，阻挠了支援内地建设方针的贯彻，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破坏作用。”
他检查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想讨好群众，拉拢群众，因此不惜把予头转向党和政府这方面，以求解决我跟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借以巩固我的地位，建立我的个人威信。”“由于我对服从党领导没有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因此，虽然总的讲来我接受了党的领导，但对于具体问题的态度，就不完全一致。跟我个人利益一致的时候，我就服从；跟我个人利益冲突时，我就抵触。”“去年三月间柯书记曾针对我的毛病提出批评，我不仅不知感激，反而大不服气，心里一直有疙瘩，到鸣放期间便发作起来，这也说明我几年来的骄傲自满发展到连党的领导同志也看不起了，这是极其危险的。”
他检查了对和平改造政策的若干根据问题上的严重错误看法。他说：“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上，我虽然承认有两面性，但是把积极的一面说成是革命的一面，过分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再从爱国的来肯定他爱社会主义，这样，就等于说，不改造也可以到社会主义。”“我认为企业合营以后，胎就已经脱了，只是骨还没有换好，等到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骨也自然就换好了。”“我说的接受改造，只是抽象的形式上的接受改造。”“我曾经一面说工商界有松劲思想，一面却主张排斥奖励制度，而不认为工商界的消极一面是本质改造的问题。”接着他说：“过去我对章乃器的言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不但没有认识，反而感到佩服，并且有共鸣。”“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的迷惑，把他看成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而处处对他采取竭力支持的态度，而他也几次买了我的帐，对我表示拉拢。”
他交代了民建二中全会批判了章乃器以后他的错误言行。他说：“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公开的，而我却替他擦粉抹胭脂。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影响到二中全会对章乃器的批判没能更深更透，同时又阻碍了民建上海市委的传达工作，使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另方面，由于我的支持，给章乃器增加了本钱，把上海看作是他的堡垒，增加了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野心。”荣毅仁表示坚决和章乃器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同他斗争到底。
对小集团问题，荣毅仁说：“开始由从立场上、思想上的一致，气味相投，在经济利益上向党讨价还价，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从经济上的活动发展到政治上的活动。小集团在本质上是与服从党的领导不相容的，对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消极作用。”“小集团活动的手法，主要是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安插私人，控制组织，排斥异已，打击积极分子。”他交代了小集团活动之后，还交代了同盛康年的关系，揭发了盛康年的反动言行。
对汪君良的问题，他交代了解放前后认识的过程。他说：“汪作申新副总经理，是为了要通过他掌握财务，控制申新各厂。由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对他的反动历史不加考虑。”“以后汪君良又迎合我，在对待工人的立场上汪和我一致，于是我把汪引为心腹。”接着荣揭发了汪的反动言行。
他说：“我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主要原因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对于接受党的领导，没有从思想上根本解决，我没有从有关全国六亿人民命运的大问题上去认识党的领导。”“这种立场在高潮以后，已经是完全反动的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所造成的错误当然就更严重了。”“反映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表现得狂妄自大，放松了改造。”“由于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得到应有的转变，放松了自我改造，逐步发展到有了个人政治野心。”“如果让这种个人政治野心发展下去，势必变成同党分庭抗礼，前途是极其危险的。”“我不起带头作用，而是制造矛盾，扩大距离，代表了消极的一面，影响了改造，拉他们的后腿，结果是帮倒忙，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工商界同志们。”“我决心今后坚决的在党的领导下站稳社会主义，不懈地真诚地进行自我改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让同志们不断地对我进行监督，不断地帮助我进步。”
从荣的自我检查来看，态度诚恳，有悔改决心，检查基本上是好的，所交代的事实与我们掌握的材料基本相符，但对汪君良问题，可能还有保留。目前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中，多数人对荣的检查已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是中、小资本家认为，荣在鸣放期间所提的四明堂事件、外迁厂问题、小户可以退出合营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性，检查的还不够。有一部人认为，对汪君良、盛康年的关系交代还不够。荣毅仁准备在这次检查的基础上在这个礼拜中在人代会上作一次检查。
（二）关于农村整风的问题，市委农村工作部正在召开会议（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有乡干及基层干部五百多人参加。陈丕显同志对与会同志作了动员，让他们首先在会议上鸣放。会上鸣放了五天，他们贴出了四百多张大字报，提出了许多意见。市委准备把他们的意见研究一下，集中起来，再展开讨论。然后再布置整风工作。
（三）上海市又有一名右派分子自杀身死。自杀者系科学技术图书馆的俄文编目员蔡汝南，现年三十二岁。他是在八月二十日上午十时跳楼自杀的。
（上海市委办公厅文汇报）
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打击三类坏分子的斗争，已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展开。运动开展前，各县均认真做了布置，派遣了干部，有的还进行了典型试验。总的说来，运动的进行是有秩序的，基本上是好的。但也发现有下面几个问题：
（一）据四十三个县的了解，有十五个县程序不同地产了急躁、简单情绪，捆绑吊打三类坏分子和斗争富裕中农的事也发生不少。最突出的是咸阳县，该县共斗争了三类坏分子一百五十八人，其中有七十九人被捆绑吊打。如该县马庄乡斗争富农刘德亚，在一次会上就将之捆了四次，把绳子都弄断了；马泉乡斗争一个敌伪人员张俊英，用砖砸，用皮条打；双照乡斗争一敌伪人员张财德，群众揭发他有一条人命案，并有私藏枪枝事情，被害者的家属上去用砖打了他，事后该张财德畏罪自杀了。目前发生死人的还仅此一件。富平县刘集区斗争了二十二人，其中地主一人，富农七人，管制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一人，先科犯一人，其余十一人均为富裕中农；二十二人中在斗争时被欧打的有十六人。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捆、吊、打耳光、用砖砸、脖子上吊砖、跪、晒等等，大体上就像过去斗争地主时的方式。对待富裕中农也有问题，有些地方没有把富裕中农和三类坏分子加以区别，如沔县罗家寨乡有一千余户，有五十九个富裕中农在队以上对之斗争、进行检讨。对于上述吊打问题，省委已发了通报注意纠正；对于斗争富裕中农的问题，也准备通报一下。
（二）宣传教育的中心不突出。在秋收之前本应以粮食问题为中心，而在实际进行中则搞的面很宽，把什么问题都提到了，这样就冲淡了对中心问题的教育。
（三）社会主义教育与粮食问题结合的不够，有的只管教育而不管粮食的收购；有的则只注意搞粮食而忽视了正面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的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打击三类坏分子当成粮食的手段，因而强迫命令的作风有所抬头。目前收购粮食的进度仍然很慢，有些县的领导上还有保守思想和右倾思想，如华阴县原定任务是七百万斤，目前已收购了三百多万斤，超过了原定任务的半数，而该县领导上则只准备完成四百万斤就了事。
（四）由于几种工作——社会主义教育、粮食收购、打击三类坏分子、整社、县里整风等，都要求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就使县的领导上拉不开步子。这些工作虽可结合进行，但也须有大量干部始可搞好，但因为县里干部要进行整风，最近又将干部调回去了，这样就使得下面力量不足，也就容易出问题。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一）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我党时行整风向党大举进攻的同时，农村中的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互相呼应配合，突出地在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与工农关系等问题上向社会主义展开进攻。一部分反动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大肆造谣，说什么“七月荒、八月乱、等到年底就单干！”“统购统销真正好，牲口饿倒休息了！”等，破坏统购统销、破坏合作社；甚至有些人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写反动标语、写黑信等威胁、讽刺干部和积极分子，并煽动社员罢工闹退社。一些道、教、会门，也趁机大肆发展和进行破坏活动。沙河县留村还乡道首李勤公，秘密发展道徒、骗取道费，并纵容其子李喜顺煽动群众，企图打死该乡党委书记。张家口地区的天主教、基督教强制教徒退社和嚷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并用金钱拉拢群众入教，他们宣传入教后每人发给五元钱，因此有些群众公开入教，有的秘密入教，还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好、粮食吃不饱，天主教不好、每人给五块钱。”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但有一部分仍在动摇。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又抬头来，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说：“统购统销使人挨饿。”在夏季征购工作中，他们一方面叫嚷国家应该少购，一方面又故意扩大消费量。有些人并进行黑市投机活动，非法捣运粮食。在合作化问题上，说：“合作社没优越性”，闹退社。这样，就在农村中形成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给各项工作推行造成了困难。广大农民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表现了愤慨。但是在农民中，由于还存有小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有些人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不顾社的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隐瞒产量、企图少购多销，总想自己多吃点吃好点，不关心全民需要和国家困难。有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新制度新生活还不习惯，对于大变革中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局部性暂时性的缺点，也还缺乏正确理解，因而在“合作社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叫嚷中，划不清界限，思想上引起混乱，随波逐流跟着叫喊。在党的组织中，也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是：（1）看成绩少、看缺点多，特别是对前进中的一些困难与暂时性局部性的缺点缺乏正确认识，过高地估计反社会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自己力量，悲观洩气，丧失前进信心，工作消极，甚至躺倒不起，要求退党、退团；（2）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仅不敢理直气壮进行批判斗争，而总觉得屈词穷，甚至随声附和，个别的丧失立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起，抵抗党的政策；（3）在粮食问题上迁就富裕中农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对瞒产私分等行为不教育、不制止，甚至和群众一起有计划的瞒产搞鬼，而搞鬼的办法多种多样；（4）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丧失警惕性，管教不严、打击的不够，因而他们的反动气焰嚣张，活动积极。右倾思想不仅是在基层党员干部中有，在区以上的党员干部中甚至在一些县级领导干部中也存在。承德地委在七月份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大家都喊叫粮食问题紧张，认为地委只对上级负责，不顾群众。有的县委书记说：“群众反映划到河北不如划到辽宁。”渫平县委书记郭福祥说：“宁愿丢掉这顶乌纱帽，在粮食问题上也要为民请愿”涞水县水利科学家里有四口袋麦子，他也跟着喊缺粮；望都县财政科长家中闹退社，把牛拉走，组织上动员他送回，他不同意。这种反社会主义逆流和党组织中的右倾情绪，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各项工作的推进。突出的表现是：在农业生产上，部分群众对争取五七年农业大中收信心不足，社员出勤率低，生产行动不积极，有些社的出勤率只达百分之五十左右。在粮食问题上，小麦征购不上来，干部群众的抵抗情绪相当严重，他们公开喊只交征收，不交统购，入库不积极，观望等待，设法瞒产现象更较普遍，南宫县垂杨一个片就瞒产二十一万斤；巨鹿县孙家庄村，每分给社员一百斤，另外加二十斤；肃定傅家左故意收打粗糙，每亩少收约二十多斤。
针对这一严重情况，省委在七月初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决定在农村开展政治宣传运动。八月初省委全体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夏季形势报告，对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问题作了讨论，并发出了指示。八月八日中央的指示下达。各地区都在七月半左右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部署了这一工作，八月十日前后再次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和省委会议的精神。在县委书记会议后，各县都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进度比较快的县正在训练宣传队伍，在一些先进乡村已开始在群众中展开辩论。
对此次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的领导，各地都是重视的，省委由省直机关抽调一百七十多名干部由省委常委赵一民同志等率领分赴十个专区帮助工作，并亲自到下边去做试点，以吸取经验，指导运动的进行。同时，各地、县委也都抽出很多地县委负责同志和大批报告员下去作报告和深入到乡去做试点。
此次运动的作法大体分两种，一种是普遍开花，全面进行宣传；另一种是分批进行，即根据本地情况和干部力量，分两批或三批进行，作到每个乡村都能有领导地开展辩论。到乡后大体都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准备阶段，即统一党内和宣传骨干的思想，分析情况，摸底排队。第二步是开展辩论。关于如何辩论，有的地区主张先和正面报告，然后辩论。各地试点证明，这种作法不容易充分暴露思想，因而思想问题也不容易得到深透的解决。另一种是主张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地富分子反动言论嚣张的地区，应先作正面报告，进行批判，然后再进行辩论；反之，则应先“鸣放”，然后再开展辩论和进行批判。不管那种办法，在辩论之前都要培养好骨干。第三步是总结经验，整顿和树立经常政治工作的制度，以巩固成绩，加强农村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辩论的内容上各地多是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结合其他三项内容。
经过前一段的宣传，取得了初步成绩。首先是扭转了干部的右倾情绪，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鼓舞了工作热情，过去消极疲踏的干部，经过这次教育开始积极起来；过去对工作放任自流不敢领导的干部，现在一般的挺起了腰板。其次，经过辩论的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打击，树立了正气，压倒了邪气，过去公开叫嚣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不好的言论，现在消沉了，说好的多了，说坏的少了；很多基层干部掌握了批驳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资本，都理直气壮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辩论积极地进行了说理斗争。第三、受到教育的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推动了生产、粮食等各项工作的进展。原来不缺粮而喊叫缺粮的人也不再叫喊了；隐瞒产量的也自动的报实了；活动退社的户也稳定下来，不再退社了；节约粮食、采集代食品的人逐渐多起来；社员的出勤率大大提高。总之，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
第一．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开展辩论，逐步深入地解决思想问题。在运动中，有些地方不敢充分发动群众，不敢让群众鸣放，怕出乱子，不敢把当地的情况摆出来让群众开展争论，而只限于作报告，或贫农、下中农发言，或就各地提出来的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辩论。这样做的地区，结果辩论不起来，或者不能真正解决当地存在的问题。凡是就当地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让群众吵通争透，领导干部善于在辩论中引导群众，使他们正确认识各方面的问题，这样就会真正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通县永乐店的辩论会议，把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杨殿兴都感动的哭了。其他的中农也说：“我们这号人的旧脑筋得换一下，今后非得把资本主义思想打倒不可。”在辩论中，必须首先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然后是有组织的群众和贫农、下中农，只有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才能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展开有力的说理斗争。和这种作法相反，就容易把辩论导向失败，玉田县窝洛沽一村急于组织辩论，没有注意首先团结积极层，结果在会议上党团员也跟着发牢骚，会议没开好。
第二，必须明确开展辩论的目的，严格区别两类矛盾，紧紧地掌握阶级路线。辩论的主要目的，主要是克服和驳倒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与此相反，有些基层干部常常容易把目标对准如下几种人：好说怪话的贫农和转业军人；固执的中农；同干部顶过嘴、打过架的；搞过破鞋的，等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反复贯彻开展大辩论的意义和目的，具体地教育干部识别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种种表现形式。对于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必须严格加以区别，予以不同的对待。根据经验，对地主富农的揭露批判，可召开大会；对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召开小型辩论会为宜，这种会议容易掌握，便于说理辩论。一开大会，群众常常认为是“指着鼻子点着脸”地进行斗争，不易区别对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不同对待。
第三，必须坚持掌握讲清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为了使群众通过具体事实认清大道理，应该首先就具体问题进行辩论，然后引导群众进一步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高度去分析和认识问题，最后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导到三爱（爱国、爱社、爱家）和三勤俭（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实际行动方面去。
第一，有些干部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的右倾情绪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不承认当前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抚宁门讬乡的二十个支部书记，只有二人认为目前还有阶级斗争，十八人认为当前农村情况是由于贫农落后造成的。有的人认为老区群众觉悟高，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有些干部认为当前粮食紧张是实际问题，不是思想问题，因此认为开展运动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人认为开展宣传运动是暂时解决粮食问题的权宜之计，粮食任务完成了，就不主张再进行宣传。有的干部认为地主富农既然已经改变了成份，就不能再斗争人家。有的人甚至认为地主富农比贫农还好领导。觉得理亏，斗不过人家。
第二，有些地区发生了粗暴和政策界限不清的现象。清苑县打人、拉人的现象最严重，全县九十三个乡，绝大多数乡发生了打人、拉人的事件。据县委统计，打拉约有二百三十多人，其中地富二十一人，有顽伪身份的十二人，贫农十八人，其余都是富裕中农。打拉的办法是：有的是打，有的是人拉，个别的是牲口拉，有的是摇煤球或装麻袋等（地委已指示该县迅即采取措施纠正）。沧县大推儿庄，斗争了四人（有反革命身份的一人，富裕中农一人，地富二人），这四人都挨了打。孟村自治县斗争三十多户，有二十多户挨了打。天津地区在辩论会上也有打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保定市马池乡两个地主富农分子于本月十六、十七日分别逃跑，一个单干户也不知去向。邯郸地区有些干部认为象一九四八年斗争地主富农的时期又来了。成安县基层干部要求捕人权下放到村。广平县在召开党、团员会议的同时逮捕了三个人（都是富裕中农和中农），又不够条件，也没有手续。北树拱乡要求组织贫农团（已劝阻）。邢台县王快村共四百多户，摸出六十五户为右派（已纠正）。东光县有些村乱找右派。孟村自治县新建村建华农业社斗争十六户，都扣了上右派帽子，共中富农二户，上中农四户，当过伪军的三户，贫农六户，下中农一户。邢台县在训练基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时，有些群众争相探听秘密，原通知五百人，结果到会七百人。
有些基层干部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右了，和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的精神不一致，现在是纠偏。有的人认为过去干部受夹板子气，现在要出窝囊气，非整一下富裕中农不可。
第三，有些地区普遍展开辩论，缺乏坚强的领导，内容多，没重点，同时提出四个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问题不是根据当地的反映有的提出来的，因此，辩论一般化，不解决问题。有些地区经过斗争或辩论会以后，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表面老实了，背后仍然怪话满腹。有的乡（村）斗争锋芒不准，形成顶牛。宁津县毛庄斗争一个爱说干部的怪话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富裕中农）时，毫无根据地说他抗粮不交，是反革命，该农民说根本没有这些事实，群众说这是“吵架会”。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拟通过报纸发表评论和通报的办法，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使运动更加健康地开展起来。
（这一材料，主要是根据电话报告整理的，有些地名、人名和数字可能不确切。）
（河北省委办公厅送来）
在农村开展社会教育运动，是在八月中旬普遍开始进行的，中心是结合粮食的统购统销。远在五月间，五台县及其他曾受灾县的个别社即已进行了。五台县去年受灾，国家曾供应和救济了不少粮食，但在今年春天仍在闹粮食问题，县委发觉乡社干部中有右倾思想，因而有意识地派了一些干部到三个社作了调查，发现他们隐瞒了四万八千斤粮食，这样把他们闹粮食的问题就解决了。据此经验，他们在五月份又派干部到其他社去搞，结果在六十三个社内又查出隐瞒粮食一百多万斤。在这期间有一社长刘西金（党员）本人坦白了过去隐瞒粮食，又向国家多要了粮食，但群众的意见反而更多了，他本人的威信也不如从前了。由此说明在受灾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则更有文章可做。别的受灾县如文水、洪赵等县的一些社也照五台这样做了，结果闹粮食供应问题也均解决了。以后根据中央指示，省、地、县委均召开了会议作了布置，到八月中旬即普遍开始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采取的措施：省委对此也专门发了指示，地委、县委均派了一批干部下去，省里还写了一个关于统购统销的宣传提纲，用山西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给下面干部以进行工作的武器。在农村没有搞反右派斗争，而是普遍地进行了反右派的宣传教育，这对群众的思想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个别的县如武乡、徐城也自发地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群众自发，县委并未布置），经过反右派斗争的对于打击资本主义思想就更有力。此外，对于加强法制的工作，省委也作了安排，各地也有一些行动，山西日报也登了一些消息，这也对进行粮食的统购思想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反右派的宣传教育和加强法制工作，对这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很好的配合。
各地的步骤：一般都是由点到面，而不是一下全面铺开。从各个县来说，现在都已展开了，但具体到乡、社，则在每个县里还只有一部分。如忻县专区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受到了教育；长治专区六百多个社，已有三百多个社受到了教育。全省大体也是有半数以上的地方展开了这一运动。
具体作法有三种：一是大鸣大放式，让群众尽量发表意见，把问题都提出来，然后经过辩论求得解决。采取这种办法的是少数，是在派有较强的干部领导下这样作的。二是抓住一个典型展开批判，如五台县即抓住了刘西金的问题，在各社均开展讨论，争辩。三是正面进行宣传，结合群众讨论，号召群众回忆对比，对比新旧社会，对此统购统销前后。先做报告，然后组织群众讨论，这种正面教育、群众讨论的办法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经过教育讨论，农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的人，对统购统销政策是拥护的，只有极少数富裕中农和搞粮食投机的人不大满意。
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收到的效果：凡是进行了辩论的，群众思想均有所提高，据苟佩芳讲：群众在未讨论以前对统购统销还有些不满，右派分子叫喊时，群众也糊里糊塗跟着不满，经过讨论头脑就清楚了。未讨论时问题不少，讨论以后对大家的教育也最深刻。这种看法可以代表一般农民的思想。另外从征购任务上看，在七月底夏粮征购只完成百分之四十九，八月二十日即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六，最近已可能是百分之九十左右了（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工作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指示中，提到山西省夏粮征购任务已提前半月完成，所引用的材料不确实）。有二十三个县、市已经全部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安邑县超额一百二十万斤，在群众中过去要求增加粮食供应的，现在不要了，如阳城县过去要求增加供应二百万斤，现在只要求十九万斤了；过去完成征购任务的，经过教育工作而完成了，如朔县有五个社报出隐瞒粮和社内留的机动粮有十多万斤，除解决他们社内的缺粮户问题外，还又卖了九千五百斤余粮。
问题：（1）目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面还不够普遍，这与大搞起来才十多天也有关。从每一县来说虽然已经均搞开了，但从乡、社来说还只半数左右，如晋南专区三十个县中，有八个县搞的好，十八个县中常，还有四个县比较差。（2）这一工作才展开就遇到要进行抗旱备荒，有些县的领导干部觉得有矛盾，力量不好安排，因而对此工作也有某些影响。（现在全省各地均已下雨，忻县、雁北两专区已下透，抗旱问题已不紧张）。（3）一般的县干部和乡干部对此工作还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开展反隐瞒、反欺骗，就是对干部不相信。社干部则有顾虑，有所谓五怕：一怕丢人；二怕处分；三怕丢官；四怕多卖余粮；五怕回村后交代不了群众。这是一开始的反映，现在已有转变。（4）反右派斗争有些县自发地搞了，有三人自杀。这对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对打击资产阶级思想有其好的一面，但也有某些消极因素。
（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汇报）
七月九日省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进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反击右派斗争的宣传教育的通知。黑龙江日报连续发表了这两个内容的“讲话”。七月二十日，省委召开了各地、县委书记会议，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总结和布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各县都在七月下旬、八月初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在会议上布置了这一工作，并训练了乡社宣传员。绝大部分乡也在乡社上训练了宣传员，并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正面教育（一般进行了一次到三次）。
省委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提出了省委关于执行中央指示的指示。于八月二十一日发布书面指示并召集电话会议进行了布置。八月九日至二十三日省委又在粮食会议上向地、县委书记详细讨论和布置了这一工作。在省委指示中除了完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外，还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在辩论内容方面做了一些补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补充了两个小题：1、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政策？绝对平均主义和缺乏社会主义精神为什么是不正确的？2、怎样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和认真提倡勤俭持家的风气？），并在掌握政策界限、党委领导、步骤方法等问题上，做了具体交代。
目前除一部分水情较严重（松花江、嫩江、拉林河等大小河流水位正在继续上涨，预计要超过去年最高水位，因而有一部分县为了集中治水，已把整风试点工作中断）的县份外，各地、县委正在进行试点（都是由地、县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带领部长、科长进行试点工作），到八月底试点工作就基本结束（少数地、县已经结束）。八月末到九月初各县可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训练干部，分批铺开。预计秋收以前，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可以结束。
中央八月八日的指示是必要的、正确的，完全符合我省情况，得到了农村广大干部的拥护。从各地试点可以看出，经过一个阶段的辩论，开始收到了效果。许多社员回忆了过去，对比了今天，更加热爱合作社，热爱社会主义了。许多人消除了模糊思想，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了。纠正了党员和干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制了邪气。因而生产更加紧张起来。
现在部分干部也存在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这些问题省委已解决或正在解决），提供中央参考。
（一）一部分干部信心不足，有右倾思想。怕辩论粮食问题。他们说，理亏不好讲话。或有的只辩论一般的粮食政策，而不敢涉及留粮食的标准等具体问题，怕辩不过农民反而使农民多留吃粮。有的干部怕搞乱了套。他们认为群众对粮食意见很多，一展开大辩论群众就会借机闹事，提议必须先进行下面教育，把群众思想问题都解决了，再来大鸣大放。也有的县委同志，怕整到乡、社干部头上。认为有些乡社干部正想换肩（撑不住了，换换肩），群众大鸣大放起来，什么意见都提，如果批评得不正确，干部都不干如何办？有的试点，只注意了对地富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思想和行为的批判打击，忽视了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
（二）有些干部对政治界限模糊不清。如有的县向省委请示：坏分子是否反革命分子，资本主义思想与群众落后思想如何区分？对游手好闭不劳动的人如何约束？对不法地富分子是否要戴上地富帽子？
（三）有急躁情绪。如有的县计划训练两天干部就要铺开；也有的县不根据具体情况和力量，计划全县一次铺开，十二月底完全结束。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邢百川汇报）
目前农村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展开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完成征购粮食的任务；同时，坚决击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在完成打击敌人、基本上结束征购粮食任务后，正在集中力量召开干部会议（有的是地委召开县委干部会议，有的是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情况不一），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开展以民主整社为中心内容的大鸣大放大争的整风运动；还有的地方已经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到农业合作社，进行大鸣大放大争的试点工作。从目前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对敌斗争，大体可以告一段落，九月初可以完成购粮工作（征粮问题不大），九月上旬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就可以全面地开展起来。
（一）省委的部署。省委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召开了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会议，着重地就当前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和民主整社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会后，大部分省委书记和部分省委和员都分头下乡，协助各地党委在全省农村中迅速地掀起一个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的高潮。
最近一个时期，在城市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影响下，农村中也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歪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及其他坏分子乘机进行反攻倒算、造谣惑众、欧打干部、破坏生产等犯罪行为；同时，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也有所滋长。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根据中央指示，省委认为必须抓紧八、九、十三个月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同时，进一步贯彻民主整社工作，要求达到三个目的：（1）对全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展开说理斗争；（2）进一步发扬民主，整顿合作社，切实解决社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在此基础上作好明年的生产规划；（3）镇压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并要求各地首先在八月份进行以反对右倾为主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打击敌人进攻，遏止退社风波，完成粮食任务，再进而以民主整社为中心，解决社内各种矛盾，同时，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作好生产规划。
关于地委机关干部的整风，省委决定在十月下旬进行，九个省辖市的机关干部和地委、省辖市委所在县的机关干部也同时进行（九个省辖市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了一个多月）县、区、乡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和民主办社工作，解决突出的思想问题。系统的整风在秋收后另作部署。
（二）对敌斗争的情况。从七月下旬以来，在全省农村中，先后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全省各地普遍展开了对敌斗争，并且结合进行了粮食问题的大辩论。这一运动已基本上深入到了各乡各社，到目前为止，已有部分地区结束了对敌斗争。经过一个多月来大规格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坚决打击后，农村中正气已经抬头。据统计，全省各地斗争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各种坏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共达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三人。截至八月十九日止，在这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三人中，已逮捕法办的二千○八十三人，重新带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一千一百七十一人，管制起来的一百三十五人。
在这一段斗争中，绝大多数地区都能够比较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社会主义宣传，特别是发动合作社内的基本群众，大胆揭发敌人的罪恶活动，并且据理驳斥，进行严肃的斗争。由于发动了群众，斗争火力集中，因而给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狠狠的打击，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首先，是打退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农村中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基本上恢复正常，如佛山专区等地，七月份发生刑事案件十八件，八月份只发生了四件；七月份不断发生欧打干部，和迎神迷信等活动，八月份就基本上停止了。其次，经过这一段斗争，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工作劲头增大了，消极退坡的不安情绪已基本上扭转过来，如南海县罗岗村过去有十二个干部退走不做工作，经过教育，现在全部积极起来。有些干部也认识到：“我们闹退坡不干，就是让给敌人来干。”其次，我们对敌斗争的坚决行动，也大大鼓舞了人心，有的农民说：“政府有眼睛。”第三，大大推动了当前的生产和其他工作的开展，比较突出的事实是有些地方的交公粮、卖余粮的速度加快，生产出勤率也比以前提高。据潮阳县五个乡的统计，在二百一十六个单干户中，原来只卖余粮的一万三千斤，经过说理斗争以后，多卖了六万二千多斤。饶平县在运动前，合作社的出勤率只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现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瓊山县大坡乡的合作社原业出勤率不到百分之六十，现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七；插秧的进度由每天二百七十四亩提高到一千亩。东莞县扭转了生产上的沉闷局面，插秧的进度由每天的两万亩提高到八万亩。第四、合作社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过去成批退社的现象已经初步停止下来，许多闹退社的也不再闹了；许多过去退了社的也重新回来了，石阳县石船乡原有二十六个社，春耕后垮了十三个，现在不仅垮了的社已全部恢复，而且原有的三十二户单干户也参加了合作社。
从现在已经揭发出的材料看，这一时期敌人活动的形式：一是反攻倒算；二是欧打杀害干部；三是利用迷信活动；四是煽动械斗；五是挑拔社员退社分社；六是造谣生事；七是破坏粮食政策。除此之外，他们还以盗窃、商业性投机倒把等方式进行破坏活动。
目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区乡干部一下分不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间的区别，有的地方斗争面宽了些，把不该当敌人斗的也斗了，有的地方出现了吊打、体罚等非法行为，个别地方还比较严重。据惠来县统计，斗争对象中有百分之三十三被打。有些地方还发生非法拘留、带高帽子遊街等现象。逃跑自杀事件也有发生，据海南、韶关、高要三个专区的统计，自杀的四十五人，逃跑的九十人。其次，群众发动起来后，斗争迅速开展，政治部门的审讯工作跟不上。再次，从粮食问题看，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地方搞的好，购粮任务宛成百分之八十五点五；有的地方很差，至今只完成百分之四十五。截至二十一号，全省的购粮任务平均完成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三）粮食问题大辩论的情况。与对敌斗争的同时，大部分地区以社为单位，进行了粮食问题的大辩论，一般的作法是：从召开干部会议入手，首先解决干部思想问题，提高干部认识，把本乡本社的各种错误言论系统地加以排队，提出具体问题，先召开贫农、下中农的会议，放手让他们鸣放，提出意见，然后再以社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辩论。辩论的问题要突出，要具体。辩论好坏的关键在于统一干部认识，提高干部思想，辩论的方法是回忆对比和说理。回忆对此时必须抓住具体人、用具体人的亲身体验典型事实和具体数字，进行说理和辩驳。
（四）以整社为内容的大鸣大放大争的试点情况。各地的试点工作，都有省、地委负责同志掌握。从目前情况看，有两种情况和两种作法：一种，像四会等县的情况，合作社内的骨干多，贫雇农队全强，群众迫切要求鸣放，特别是上级工作组到乡后，更解除了群众鸣放的顾虑。在这些地方的作法，是直接放手发动群众，展开鸣放。但为了使鸣放顺利地搞起来，首先还必须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驳斥反动言论。这些地方鸣放的结果，上中农的意见多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的问题；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多集中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鸣放开始，群众有顾虑，怕放的不对要挨斗。这些地方的作法，是从内到外、从党团员到干部、从基本群众到一般群众，逐步地反复地动员；根据已有经验，只要这样作了，一般地是可以解除顾虑并鸣放起来的。从韶关专区三个试点乡的情况看，这些地区鸣放出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合作社没有自由，报酬低；（2）统购统销后留的粮食不够吃；（3）工人生活改善快，农村生活改善慢；（4）对社干部作风及经营管理方面的意见。从这三个乡的情况看，参加鸣放的群众中，拥护合作化的约占三分之一，不满意合作社的占十分之一，中间分子占多数。不满意合作社的人又有三种情况：一是由地主、富农变为社员的，约占三分之一；二是新老上中农，约占四分之一；其余是半农半商，不务正业的一些。在开始，拥护合作社的群众，一般地对错误言论较麻痹，批判错误言论的信心不大。为了大鸣大放并且可以大争起来，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武装三分之一拥护合作计的群众。武装贫农和下中农的最好办法，是启发他们回忆对比，抓住典型的事进行教育，提高觉悟，掌握材料，使他们积极投入大辩论当中。一般辩论的问题：（1）粮食；（2）合作化的优越性；（3）生活改善问题；（4）干部作风问题。根据各地情况，在这几个大问题内，还可以提出更加具体的题目，抓住具体的言论进行辩论。从试点的情况看，辩论会以生产队为单位，多开小会较好，同时，应规定只准动口不准动手。为了推动大鸣大放大争，争取中间分子，凡是干部方面的缺点，应首先检查改进；其他方面的问题，凡能够改进的，也应积极地加以改进。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一、省委在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对县、区、乡的鸣放和反右派斗争作了布置。现在地、市、州委和多数县已搞典型试点（社），作法多数是先党、团员乡干，后社干，层层传达反右派的意义，和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意义，启发觉悟，提高认识，并交代政策和作法，然后在群众中开展鸣放，开始辩论。辩论的内容主要是以中央指示的四个问题，同时结合当地的一些具体问题。从粮食问题，改进工作，反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和破坏活动等方面着手，来展开辩论。工作较好的一类社，从粮食问题及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工农关系问题开始辩论。在这一类社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般已活动不开，如从反击地主、富农、反革伅分子开始，则很多问题反映不出来。三类社与一类社的情况相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活动嚣张，这一类社原来就是在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的领导也不纯，多在地、富及反革命分子操纵下，这类社则从反击三类坏分子入手。二类社从何入手，现尚在研究中。从鸣放的情况看来三类社暴露出来的问题是：
1、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平涼县下甲集社富农分子勾结赌棍数人曾打了几个社干部，经县检察院检察未起诉，拖延了四个月未解决，这样一来邪气更加上升，农村反动分子很嚣张。去年该社增产户达百分之九十八，但公粮、购粮都未完成任务。该社一富农分子家里每人平均有五百三十斤口粮，还叫不够吃、其儿子是高中学生，与他父亲一起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并写了二十首反动诗。
2、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表现在隐瞒产量、投机倒把。如武都县十月三社，社干部隐瞒产量七千斤，倒贩粮食四千多斤，该社约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人手脚不干净。该县东新二社三队隐瞒洋芋八石多；队长王永孝（富裕中农）贪污洋芋六石，玉米八斗，他家养的猪都吃苑豆面。永宁县有三个乡去年冬季以来发生了三百九十六次闹事事件，主要是投机倒把，多要粮，退社，典当土地，参加人数达三百十一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上中农成分，他们有三不怕；不怕欠贷款；不怕欠税；不怕欠公粮、购粮。总之政治思想工作愈江薄弱的地区，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愈严重。
3、对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其中粮食、工农关系问题意见最多，个别地方对粮食问题提意见的占与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
二、全省目前主要是试办，大概到九月份才能全面开展。现在看来农村开展大鸣大放、大争不仅没有什么危险，而且好处很多：首先，对公粮、购粮起了推动作用，如武都县东新二社原计划不交公粮，现在晒千披精交了四千斤；劳动出勤率也由百分之六十提高百分之八十，并担水浇棉花四十多亩，大雨后抢墒锄田四百亩。又如黄坪乡经过鸣放后，两万多斤公粮全部交完；原来无购粮任务，现在计划要卖爱国粮，并表示要把辩论与生产都搞好。其次，对巩固农业社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有的社里原不下地生产的，现在下地生产，原来妇女不下去，现在天天下地；原来在社里动摇的，现在不动摇了；有的人原来把牲口拉走，农具拿回去，现在以途回社里。
三、排队情况：地主、富农的排队，据平涼县崆峒乡羊子社的统计，有地主六户，改造好的劳动守法的两户，表现一般的三户，坚持反动立场的一户；富农有七户，第一类的一户，第二类的二户，第三类的四户。另据贺蘭县九十九户地主、富农分子的统计，坚持反动立场的占百分之五点三五。
农民的排队，平涼县崆峒乡羊子社后沟村共二十三户，其中中农十三户有六户坚决直社会主义道路，四户动摇，三户闹退社。宁朔县先锋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占百分之七。
农村干部的排队，据永宁县级机关五个单位、两个乡的统计，有右倾思想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
（甘肃省委整风办公室毛敌非汇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