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中级党校右派分子的概况及其攻击重点和活动特点
上海市监委对四百二十一件党员错误表现材料的分析
湖南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情况
江苏省宝应县委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湖南省经直属厂矿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
辽宁省攻打右派集团的几点集本经验
江苏省南通等县向单干农民算账，发生违法乱纪行为
浙江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
中央领导同志下工厂企业看大字报，给予工人、干部很大鼓舞
河北省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经验
河北省当前反右派斗争情况
黑龙江省绥化、安达、勃利县的整风试点情况
吉林省公主嶺地区农村大辩论中发生乱斗、乱捕、打死人现象
北京市委转报市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北京郊区五个试点乡在辩论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中级党校共有学工人员一千二百七十六人（勤杂人员在外），参加整风运动的有一千二百四十一人，其中党员一千一百四十八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团员三十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四，非党、团干部六十三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一。整风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如下：
其中党员五十人（内预备党员四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六三，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六；团员七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点四五，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三；非党、团干部十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九二，占非党、团干部的百分之十五点八七。
（1）党内右派分子五十人中，极右分子十三人（内反革命嫌疑五人，政治骗子一人），其中阶级异己分子五人，蜕化变质分子二人，投机分子六人；右派分子二十九人，其中阶级异已分子十三人，蜕化变质分子六人，投机分子八人，不同意党的最高纲领者二人；右倾分子（在若干问题上具有右派观点，丧失阶级立场者）八人。
（2）非党右派分子（包括团内右派分子）十七人中：极右分子六人（内反革命嫌疑一人），其中阶级异己分子二人，肃反重点分子四人；右派分子六人（内有特务嫌疑、肃反中未作结论者一人），其中阶级异已分子五人，投机分子一分，右倾分子五人（内有特务嫌疑、肃反中未作结论者一人）。
从右派分子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部分的基本特点：文化班学员中右派分子最少，校部工作人员中最多。文化班右派分子中无异已分子、而蜕化变质分子高达百分之五十；校部工作人员中新知识分子多，右派分子中异己分子中百分之五十八强。投机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五；轮训班学员中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多，右派分子中异已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五，投机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八，蜕化变质分子仅占百分之十七。
（1）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二十八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四十二；中农（实际上已多为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十八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2）本人是学生成份的四十八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六。（3）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四十六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七十。（4）党龄在十年以下的三十六人，占党内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5）入学前担任省级科处长的七人，担任县书、县长、地级科部长的五人，共占学员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七，而学员总数中曾任县长级职务者仅百分之二十四点五（6）过去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三十三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其中参加过两种以上反动组织的十人，曾任过反动党团骨干、敌军尉级以上军官、伪县科长以上官吏者十六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7）亲属被镇压和畏罪自杀的八人，亲戚朋友中有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和敌伪军政官吏的十三人，与大右派分子（如杨子恒等）有直接联系的四人、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有亲属关系的一人（牛汗的弟弟），在台湾有亲属的一人。
（一）集中地攻击党的领导
甲、攻击中央和主席。（1）污蔑中央是“三害”的总根源。（2）污蔑党在解放后“变质”了，有的竟狂妄地宣称要“挽救党”，或者说只有消灭党派才能消灭宗派主义；或者支持杨子恒的“两种立场”谬论来攻击党。（3）反对人们赞扬主席的英明领导；反对党史课主要讲毛选；妄称“中国党内也有个人崇拜”，把全党一致团结在中央和主席周围歪曲为“一级捧一级，下级捧上级，全党捧中央，中央捧主席”。（4）污蔑中央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与苏联争夺领导权，毛主席想当世界领袖。（5）就高岗问题攻击中央有宗派，并与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联系起来，说中央优待战犯，杀自己人。也有人为胡风鸣不平。（6）诬蔑中央的政策忽右忽右，中央、省委一九五五年前右了，一九五六年后又左了；成绩是中央的，错了就推给个人或是下面思想水平不高。（7）混淆新旧民主革命，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并将我们说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诬称为占别人的功。
乙、取消党的领导权。（1）主张党交出政权，如让出一个省（也有主张一个县的）给民主党派去管。对十二个总理问题也大做文章，甚至造谣说：“毛主席可能同意有民主人士，刘、周不同意。”（2）主张成立社会主义联盟来代替政协，制定社会主义纲领；主张成立独立的农民政党；主张企业、学校实行两长制，厂长民选、政委则由政府委任。（3）主张取消党对业务部门的具体领导。妄称党的领导是通过原则政策来实现的，有的单位领导人是民主人士，也同样能实现党的政策；假意说文教事业不重要，提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教部门都可交给民主人士去搞；主张取消政法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政法党组，不同意党委审批案件；甚至连农业社的政治工作也主张交由社的监察委员会去管。（4）反对党委分工管理制度，诬称党委归口把政府归得死死的，起了促退作用。
丙、制造领导和被领导间的对立。（1）妄称当前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有领导就有特权思想，有权力机构就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就得反掉领导和领导机构；官僚主义与群众是敌我矛盾，只有象对拉科西和陈漫远那样才能平民愤。（2）诬蔑整个领导层都是“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压迫者”，甚至对素不相知的领导干部也痛骂不已，并且勾结起来到处煽惑群众，利用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向领导机关进行攻击，有计划地把领导搞臭、搞垮，妄图大规模地改组领导。
（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歪曲否定之否定、由量变到质变规律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说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看得绝对化了，鼓吹共产主义将来还要被某种形式的私有制所代替。（2）硬说“三害”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矛盾统一规律，说民主是阳面，专政和集中是阴面；说既要民主就不能专政，既专政就不能有民主；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具有经济职能，说国民党政府没有经济职能，还能马马虎虎维持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经济职能就危险；说我国民主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是胜者为王败者贼，并且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不民主，提几个人选几个人。（3）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争权夺利，或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赞同中间路线、好人政府。（4）胡说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好，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坏；资本主义的财政制度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办了许多工厂、学校，愿上学者都上学，我们却不能。有的则硬说现在社会不如以前了，小偷、流氓、骗子比以前多了。（5）反对重点建设和建设重点，攻击工农联盟，主张大大修改工、农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投资比重。
（三）攻击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1）反对党委统一管理干部；反对人事部门清一色，说放上几个民主人士有好处。（2）诬蔑提拔起来的干部都是不称职的，是靠巴结、拍马往上爬的；辱骂积极分子；污蔑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虚伪的。（3）反对干部下放（说干部又不是义务兵役制），说去年大发展，今年又下放，错误究在中央、还在地方，要加检查。（4）反对德才兼备的提拔干部的方针，胡说有才便是德；老资格是靠党吃饭的，要揭老盖子；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的，对知识分子卡得太紧了；同意水梓的取消干部登记表中成分栏的谬说。（5）诬蔑我们的建党方针为“唯历史论”、“唯成份论”；胡说我们建党时不考虑才的问题，知识分子发展成党员一个可以顶十人。（6）诬蔑党对干部的政策是不管——斗争——不管。（7）反对现行工资制度中愈到上面级差愈大的规定。
（四）攻击民主集中制
（1）诬称现在的民主是形式，总嫌个人不自由（有的竟要有职业自由）；拼命攻击集中和纪律，甚至说有绝对的民主和绝对的集中，而无相对的民主和相对的集中，民主和集中矛盾不能统一。（2）反对党对具体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只接受高级党委的领导，不接受基层党委的领导；只接受抽象的领导和监督，不接受具体的领导和监督。（3）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甚至辱骂党校是集中营。
（五）攻击马列主义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诬蔑我们的出版物和理论教学工作都是“教条搬家”。（2）咒骂辩证法是“胡说法”；反对政治经济学上讲苏联好，不讲美国好。（3）反对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的方针，怕思想改造；怕到实际斗争中去实践，拒绝下乡。（4）反对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妄称阶级存在既然合法，就不应该反对他们的思想；诬蔑思想改造为打击，或说越改越坏，把人都改成点头哈腰的；说面向工农是只注意体务劳动者。
（六）攻击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统购统销和肃反）
（1）辱骂合作化是一轰而起，组织起来干部好抓，必须要产生官僚主义，夸大基层干部的缺点和社的建设中尚未完满解决的问题（如分配），“证明”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否认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反对取消土地报酬，主张对入社土地也要采取赎买政策。有的支持家庭退社；有的希望灾情扩大，好使合作社垮掉。（2）反对统购统销，说马市场搞得太死了。对于计划供应和调高高级消费品价格，限制了他们的挥霍生活，十分不满；甚至造谣说饿死人了，来向党攻击，或违法进行套购活动。（3）妄称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既赎买就按价买，一次折价，发给债券，并马上摘掉资本家帽子。有的还诬赖说过去征税是高估营业额，多收税金，合营时又低估股金，少给定息，以支持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反动言论。（4）肃反重点分子狂呼“搞错了”，说：“百分之九十九搞对，有一个错也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欢迎“平反委员会”，企图推翻肃反结论；辱骂党和肃反积极分子；把畏罪自杀的都叫作“冤死了”（这次运动证明，顽固地反对肃反的人，其中不少就是肃反中搞得不彻底的人）。不是肃反重点分子的人，则说他自己亲自搞“错”了好些人，来证明党是“错”了；或者捏造事实，说：“我们看不是，上面却批成了反革命分子”。有的则鼓励、支持重点分子上告。（5）诬称三反、五反和镇反都冤枉了好人；土改给地主留的财产太少、太坏；把叫化子都划成地主了。（6）反对抗美援朝，说到朝鲜去打仗不合国际公法。（7）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群众路线，说这是不合法的。
（七）反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说这是不独立自主，骂学习苏联是教条；辱骂各兄弟国家的领袖
（八）攻击党的民族政策，说不仅汉族要向少数民族还债，少数民族也应向汉族还债，今后应少提反对大汉族主义
（九）攻击反右派斗争
（1）说请人家说话，又反击，不合“言者无罪”的精神。（2）说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要从团结出发；以理服人；主席报告中规定的六项标准要“灵活”运用，在实践中修正；反对工农群众的正义行动。（3）说对右派分子的看法要两点论，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和“意见”中的正确部分，并把右派分子的进攻说成只是对某些问题有意见。（4）反对阶级分析，反对算老帐、揭底子。（5）散布反右派斗争会使官僚主义钻空子的谬论，企图把斗争搞乱。（6）散布领导上要报复的谎言，企图把批评过领导的人都拉下水。
（十）非党右派分子还集中地攻击党群关系，以反宗派主义为排斥，丑化党员，说党员都是争权夺利的，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入党的都是会吹拍的；大声疾呼他们都是被歧视的；甚至连党校的中级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也被骂为宗派主义。
（一）利用开玩笑、说怪话、低级趣味的戏谑、河边闲话、房中密谈等形式来广泛散布毒案，或利用讨论会机会，以提出反面意见、提出疑问的形式来提出问题，遇到批驳时，要以学术研究为盾牌，提出“只谈学术，不谈立场”来拒绝，或以“大道理通小道理不通”为借口来攻击党的政策，或故意写隐晦文章影射中伤。像这样散出来的毒，比鸣放中出来的要多得多，因为见不得人的东西总是在暗处多，在亮处少，掩掩藏藏的多，开门见山的少。
（二）利用各地区间工作上的某些不一致现象来攻击党的政策，或歪曲两点论，偷运一点论，专找阴暗面，否定一切，或把马列主义及毛主席言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来掩饰毒草；或夸大一面，贬低一面（如夸大美国、贬低苏联；夸大资产阶级民主，贬低无产阶级民主）；或扩大缺点，由一点出发、作出全面的反事实的反动结论；或利用思想上、工作上的弱点，挑拔离间，煽起不满情绪，把中间分子以至积极分子拉下水；或利用大字对某些事实不明真相，造谣惑众，及至无恥地利用党外右派的言论来攻击党。
（三）运用两面手法（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对这一种人一套，对另一种人又一套），利用合法权利、进行非法活动，如洩密、点火、互相串连、配合行动等。
（四）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伪装积极，企图蒙混过送；被揭发后仍互相掩护，企图大事化小，承认个人主义思想了事。
（搞自八月二十九日某肃省委中级党校的报告）
自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九日为止，市监委收到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党员错误表现材料四百二十一件，其中党内右派分子和动摇、丧失立场的分子一百二十八件（已批准的党内右派分子六十三人），严重的三个主义和违法乱纪三十九件，腐化堕落四十八件，贪污盗窃和变相贪污五十四件，闹事二十四件，虐待亲属、打人二十四件，走资本主义道路二十八件，严重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十二件，退党四十件，闹不团结十二件，其他十二件。他们的职务：处长以上干部二十四人，科级干部一百零一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讲师以上十二人，厂长、合作社主任、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三十五人，其他的则是一般干部和一般党员。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下面几点情况：
（一）党内右派分子和动摇、丧失立场分子的主要特点是：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污蔑党的方针政策，丑化积极分子，攻击党的领导。如市土产出口分公司经理陈景华，把肃反运动形容得惨不忍闻，说我们“杀的人比国民党杀的还多”，公然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并把干部工作说得“一团糟”，认为提拔的处长“乱弹琴”，提拔的科长只会“吃干饭”，主张撤掉一些“革命资历长”、“地位高”的干部；甚至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各个环节”的产物。市公安局政保二处副科长王河，认为肃反的公式是“嫌疑——反革命”，结论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硬揪小辫子”；攻击领导提拔干部是“偷偷摸摸，见不得太阳”，说什么提拔干部有三种矛盾：党内矛盾，党群矛盾，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的矛盾。市公安局政保二处科员余泽民，写了篇黑板报稿子：“乌鸦大臣”，污蔑领导为“近视眼的乌鸦”，污蔑积极分子为“红头苍蝇”，“近视眼的乌鸦”看不见辛勤劳动的“蜜蜂”、“蚯蚓”和“蝙蝠”，却被“苍蝇”拍上了马屁，因此“苍蝇的头越来越红，身上越来越发光”了。交通运输局内港管理处王洪俊写了一本“阿虫半传”，把无产阶级革命污蔑为阿Q式的革命，把党的干部污蔑为阿Q的继承者。他笔下的阿虫是“阿Q的孙子”，是“无头鬼”投胎，“一半是人，一半是鬼”，“穷人出身”，“打过游击”，“参加过抗日战争”，现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科长”，专长是“满口原则，一肚皮马列主义”，特点是“喜欢女色，爱财如命”，而工作却只能“盖盖图章，挖挖脚”。同时，他对三反运动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作了一番恶毒的描绘。交通大学教师王寿彩、污蔑中央领导是“六个人决定一切”，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是“党八股”，要求把“无能的”老干部调去当“马夫”；竭力反对党委制，说党委制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他规定党的任务只限于“一、宣传，二、党务工作。”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展后，他激动得大叫大跳，为右派分子抱不平：“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简直是污蔑”，“以后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等等。
（二）从四十八件腐化放荡错误的材料看，有的情节相当恶劣，如东郊区税务分局秘书陈沔，一九五五年因搞暗娼受过劝告处分，今年四月又奸污了二个小姑娘（一个实龄十四岁，一个初具只十二岁）。打捞工程局保卫员韩玉玺，以调查工人高文荣偷窃为名，把高妻找来谈话，进行一连串的恐吓威胁，最后把她强奸了。在犯这类错误的党员中，有一些是比较负责的干部。如化工局副局长常青，一贯玩弄女性，到处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一九五四年以欺骗威胁手段与第三个爱人刘淑玉离婚后，一面与保姆腐化，一面对刘继续玩弄，致使刘长期抑郁而精神失常。机电局轻工业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黄治平，群众 贴了八十多张大字报揭发他的腐化生活，说他和七个女人搞过关系，有“东宫、西宫、虢国夫人、三千纷黛之一……”之称，现已肯定的有四人，其中二人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华东建筑工程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李延东，一九五五年把侄女骗来上海后，背地写信给他侄女的恋爱对象，诽谤女的“作风不正派”，破坏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买了避孕药多次调戏诱奸，女的吓得哭哭啼啼，夜里逃到邻居家中，事后他却反咬一口，污蔑女的行为不端。
（三）公安系统有错误表现的党员特别多，共有一百零五人，占到四百十一八人的四分之一；其中派出所长和科以上干部五十六人，占一百零五人的一半以上。他们的错误表现，除了党内右派分子，和攻击、谩骂党的积极分子以外，比较突出的是利用职权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共有四十八人；其次是贪污腐化，共有二十三人。如市公安局刑占和科员陆德荣（一九四五年入党），严重敌我不分，破坏党的政策：一九五一年放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二年又将一批该捕的登记分子不予逮捕；为了“建立威信”，竟把内部研究处理犯人的意见跟犯人乱讲，拿处长的批示给犯人本人看。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科长戚拯（一九四二年入党），与女特务长期通奸（女的丈夫是大资本家，现在香港），并接受女的一千元钱和手表一只，现发现有严重的泄密行为（已拘捕审讯）。市公安局政保七处副科长许彪（一九四六年入党），在反革命分子家里搜查时，把该犯存在银行里的六千元钱和全部利息占为已有，该犯释放后，他只退出四千元，还说：“你是反革命分子，利息已经上缴，收据烧掉了”；此外，还证实他贪污小手枪二枝和接受烟贩贿赂八百元钱（已拘捕审讯）。长宁区派出所长高福山，利用职权，私盖公章，把爱人（农业人口）迁来上海，并布置所内干部为他找寻房子；他自己也借了调查户口的名义，到处乱闯，一次到一伪职人员（统战对象）家里，要借房子，引起了人家的怀疑和不满，后又硬要一刑满释放分子借房子给他，该人认为“派出所长太太要住，没有办法”，同意暂住四个月，到期后他还赖在那里不搬。该区另一派出所长刘泰威（已婚），不顾党的影响，在里弄中猥亵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吓得他们被迫搬家，群众叫他“阿飞”“贼骨头”。
（四）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不少。仅根据六个单位报来的材料，这样的党员就有二十八人，其中参予开地下工厂的十七人，退合作社和作买卖的十一人。提篮桥区公安分局谭广盛，去年九月利用肺病休养的机会，从苏北贩运大闸蟹到上海出售；现在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休息时间与老婆一起摇手套，卖给自由市场。该区人委办事处主任郭兴，托人从山东贩来一批大头菜，他竟利用办事处主任身份，在工作时间布置里弄主任帮他推销。西郊区江桥乡幸福社主任任学文，挪用公款二千多元贩卖化学肥料，已得利润达一千二百元。
（九月六日上海市委“内部参考资料”）
一、迄至八月三十一日止，省级机关开展整风的大小单位共一百二十六个，已暴露出右派分子的有七十四个单位（占总数百分之五十八点七三），没暴露出右派分子只有右派言论的四十八个单位（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点零九），现无右派又没有右派言论的四个单位（占总数百分之三点一八），另有四十四个二级机构和附属单位如幼儿园、工程队、干训班、批发站等尚未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其中有二十六个单位正在积极摸底排队，准备即将开始反右派或整风）。
已开展整风的一百二十六个单位中央暴露出右派分子三百七十八名（本单位确定）占参加运动总人数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六人的百分之二点九四。其中有极右派四十五名，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一点四；有党员右派三十名，占党员总数百分之零点七七强。
据最近各战线汇报，各单位对右派分子已进行了斗争的共一百七二九名，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四十七点三六，尚未进行斗争的共一百九十九名，占右派总数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四。已予斗争的右派分子中有七名（占已斗争的百分之三点九一），已斗垮并结束了对这些人的斗争；有三十名（占已斗数百分之十六点七六）基本斗垮；有六十八名（占已斗数百分之三十七点九九）初步低头，交代承认了一些问题，但还半推半就检讨很不深刻；有三十二名（占已斗数百分之十七百八八）态度很顽强；有四十二名（占已斗数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六）刚开始斗争。
二、传达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的报告以后，这段斗争有较大发展。最明显的表现是：
1、反右派斗争单位有所扩大，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显著增加。近半月来省直各单位新增加右派分子一百七十一名，其中政法战线由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九人，财经战线由七十七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人；党群农林水战线由三十九人增加到八十七人；工业战线由三十九人增加到八十六人；交通战线由三十五人增加到四十五人。在此时期党内右派分子也由十五人增加到三十三人。右派分子增加的原因有四：（1）马岛会议精神的传达；（2）划右派时有了上海标准七条和省委指示标准依据，本来是右派过去没有步定的，现在肯定了；（3）有右派言论的经过批判，有的材料越来越多，“升级了”；（4）开展运动的单位陆续增加。
2、右派分子经过斗争和批判正在节节败退。文化用品公司一右派分子开始斗他时，群众揭发的二十条反动言论与活动，他都不承认，经过多次斗争以后，他承认十条，考虑六条，否定四条。该公司预计认为再经几个回合斗争，可以将其彻底击垮。现省直各单位被斗垮和基本斗垮的右派分子，已由八月初统计的七名上升到三十七名。
3、通过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间分子不断向我们靠拢，右派队伍日益扩大，如省森工局在八月七日摸底排队统计：左派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五，中间分子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右派占百分之四点一三，通过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最近又进行一次排队后，左派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中间分子已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其中中左占百分之十四点九）。其他如气象局等单位左、中变化情况也大抵和此相同。
三、从某些方面和某些单位来说，运动开展仍嫌缓慢，有些右派迟打不下来，最典型的是商业厅，该厅厅长好几个，干部一百多人，仅仅斗争一个右派分子陈民廷（二十一级办事员），从七月开始反击以来，至今还未将他打垮。据交通战线办公室同志反映，如按现在情况发展，有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将会拖得很长。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单位（主要是运动开展较早单位）在领导干部思想上产生了疲踏松气情绪，如林业厅整风办公室主任和三、四个处长干部近来连斗争会也不参加了，下面干部说：“这样不如早些停了好。”运输局对反右派斗争抓得很松（客观原因是机构变动），斗右派邬曙天时，一放就是好几个星期无人管。领导干部如此，群众更加松劲。据反映，邮电局供应科贴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人看了。专卖公司一个小组斗争右派分子张谷初时，有人在会上开玩笑似地问他：“你是合作社，还是单干户？”张说：“我当然是单干户呢。”说后，大家笑起来，张也随着笑起来了。
有些单位由于领导对运动抓得不紧，群众发动不充分，右派分子仍很顽强狡猾，如上述商业厅右派分子陈民廷，现在不仅没有把他斗垮，反而越斗越翘尾巴了，上星期六决定斗他，结果他不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并曾一再要理论水平较高的人向他去辩论。建设银行的右派分子金目启在斗争会散会后，看小说，找人下棋，满不在乎，并还常和其他右派鬼混，拉拉扯扯。邮电局右派分子丁茂檀斗了他二个月态度仍不老实，他在上次斗争会上说：“我不能向粗暴的人检查，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这个人你们可以整，但我的思想就是不变。”并对积极分子甘国彬、王友干说：“你们不要在我身上取得积极。”从不少右派分子玩弄的手法看，他们企图拖延时间，混过关去。
近来机关中的反动活动亦时有发展。城市建设局在上星期发现内装匏木片的仪器箱着火（经及时发现扑灭，未釀成火灾）。同时发现从香港给财政厅伍德义（右派分子）、谢长玲和保险公司胡贤明、税务局吴维南、财干校黄其杰等寄反动书籍、信件和传单（反动传单落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同志会”）。给财政厅右派分子伍德义写的信，地址写得详细，连宿舍号码都有。
四、关于划右派的具体标准，虽中央早有指示，省委又作出具体规定，但目前有少数单位仍有掌握不准的现象。在报批手续上，也有的还执行得不严格。据八月二十九日汇报，省法院、检察院等四个单位五人未经战线审批就自行斗了。
此外，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在个别单位也还有所发生，如城市设计局斗右派时打右派分子的嘴巴；统计干校拍桌子要右派分子交代；物资供应局叫右派分子站起来讲；食品出口公司斗右派分子刘耀智时，一开始就追问他是站在什么立场，刘说：“我站在右派。”说后大家再无话可说，只好暂时休会；矿产公司培蒋万书时，有人说：“你姓蒋，是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儿子。”有些人对此不同情。
据交通战线办公室反映：航道局斗争右派分子何祖修时，在会上特别积极并为中心发言人的是一个当过伪军部参谋长的黄福荫和另一个一贯不安心工作的技术员，这是否真积极很值得警惕，听说群众对此反映不好。邮电局也有一个一向对党不满的老职员（民革成员）鸣放时曾说：“在这样的社会要少讲些话，遇上熟人不要紧，遇上积极分子就倒霉。”在反右派中他却表现很积极，自己买纸写反右派斗争的标语，要求张贴。
五、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前反右派斗争，党群农林水和交通等战线已布置所属各单位对前段斗争进行一次检查总结，对右派分子也逐个再进行一次审查，并修整一下队伍，以提高群众对反右派斗争的思想认识，克服领导松气疲踏和新的右倾情绪，从而继续抓紧战斗。党群农林水系统还针对各单位的不同具体情况，提出了如下具体要求：凡有右派的单位，应继续积极抓紧反右派；经再次摸底排队确无右派分子的单位，通过斗争或批判右派言论后，可考虑即转入整改阶段。正在鸣放的单位，按主席提出的四步逐步进行，目前应抓紧解决如何才能鸣放得好的问题。
（九月七日湖南省委书面汇报）
九月四日江苏省委发出通报，介绍宝应县委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省委的批语提出：“宝应县委主动地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动员个体农民大放大鸣，再归纳放鸣中的问题作补充动员，展开辩论，辩明几个问题的大是大非。”结果，绝大多数的代表愿意交足公粮，出卖余粮，并表明决心秋后入社。这种对个体农民采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是引导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法，可供各地参考做效。经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年秋收以后，个体农民中的大多数将会要求入社，这应该是做了深透的教育工作之后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单纯追求入社数字，采用“压服“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会有少数个体农民秋后仍然坚持单干，对这些人，我们仍应坚持团结的方针，与农业社社员一视同仁，加强教育和帮助，并要注意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体农民、合作社与个体农民之间的矛盾，对他们的粮食征购、公债认购、出义务工等问题，都要摸出一套解决的办法，作出具体规定，使他们履行应尽的义务。”宝应县发关于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全文如下：
我县尚有个体农民一千二百三十八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零点七。合作化以后，放松了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的地区除了征粮已外，再也没有找他们开过会。平时在工作上，不从团结出发，教育、争取他们入社，而是采用排斥、打击的办法逼他们入社；生产上给以限制，政治上给以冷眼看待、歧视。因而个体农民与基层干部、农业社、国家之间产生了不应有的隔阂，不少个体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公粮不肯交，余粮不肯卖，甚至与农业社摆“阵势”，打“对台”，企图拉拢思想不坚定的社员出社。在夏季生产中，有些户买猪肉、煑白米饭摔出来吃给社员看。泾河区张桥、左堡等乡的富裕中农把麦糊饼带到田里散给社员吃，并讽刺地说：“你们今年可曾尝到过糊子饼啊？我们已吃过好几顿啦！”引起了部分社员的羡慕，认为入社不“自由”，不如单干“好”。
农村中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进入了合作社，这仅仅是制度上的改变，在思想上并不巩固，社内社外的两条道路斗争很尖锐。我们为了巩固和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在前次开好退社户会议的基础上，确这以个体农民较多的泾河、望直二区为主，召开一次个体农民代表会议。会议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时间五天，到会的个体农民二百七十四人（其中贫农一百六十八人，中农一百零六人）。烈军属二十二人，工人、干部家属五人，转业军人八人，落后干部二十人，带队的区干十三人，乡干二十人，社干十一人，县直机关帮助领导会议的骨干二十三人，合计三百九十六人。会议要求：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彻底解决单干农民缴粮卖粮思想，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动员一批贫农、下中农入社。
到会代表的思想活动是紧张的，各有各的想法和打算：有的思想不登底，怕处理，认为县里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不知是什么玩意，不少代表上城后，到测字摊上测字，问吉问凶；有的自带焦麦面，报到时不肯吃饭；有的在下面吃了干部苦头，上来讲理、出气的；有的在农村长期未开过会，不知外面天高地厚，上来是听听道理；有的代表估计这次开会无非是谈入社问题。最后一类的人占多数，他们又抱有几种态度：有的认定单干时间不会长，打算秋后入社；有的看大势，抱着“人家怎样梳头，我就怎样打扮”的态度；有的想再苦几年，等债还清、儿子长大、合作社办好了入社；也有一种人坚决不入社。经过教育以后，消除了顾虑，绝大部分人思想通了。积极拥护国家的粮食政策、报足产量、表示公粮照缴、余粮照卖的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三，犹豫的百分之四点一，未通的百分之三点六、承认合作化优越、表示坚决入社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犹豫的百分之二点六，未通的百分之九。少数未通的大都是富裕中农或被干部打过。骂过。翻过丧失情感过重的户。
这次会议的开法：首先统一了会议领导骨干思想，明确了个体农民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以热心接待，坚持百说不厌的精神去教育他们；紧紧掌握思想文化和思想变动，自始至终执行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团结教育中农的阶级路线；其次，在掌握上是先易后难，在团结多数的基础上批判少数的错误思想和言论，也就是运用群众教育群众，以群众团结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从而在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其进程共分三步：
会议由赵柏生同志作了动员报告，首先说明到会代表与共产党是一家人，会议是欢迎、团结、请教的大会；其次，从新旧制度的对比谈起，说明共产党办合作社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目的，从体贴关怀心情出发，说明大家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实行统购统销的，分析没有入社的原因是：基层干部未能很好的宣传政策，对大家团结教育不够，要求他们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共同走大家富裕的道路。
报告深深地教育了代表。他们在漫谈、讨论中进行了回忆对比。不少人的顾虑解决了，放出了“怨”气，说出了内心话。他们没有入社的原因，除少数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外，一般的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望入社不得入社。有些贫农在合作化运动中要求入社，干部认为他们土地丑，农具差，劳力不行，不肯带他们进社；有的因为老婆嘴不好，会骂人，群众不肯要他们入社。泾河区张桥乡的徐庄、管桥舍、邵兴庄，在合作化高潮时，有九十户集中了种子，一直等到下秧时，干部都不能帮助他们建社，动员他们把种子分掉了。第二种是等等再入社，无劳力的等儿子长大，有的等债还清，军属等儿子回来，有的等社里生产搞好，老年人等苦个棺材本，少数受干部打击过重的等干部换掉。第三种是怕入社，怕苦不过人收入少，怕与干部共不来，怕吃亏，怕受讽刺，怕不自由，男的来开会怕死的思想不通，等等。
这时，会议骨干根据先易后难，先贫农后中农的阶级路线，进行了个别接触，团结一批积极分子，然后再由积极分子去现身说法，团结、教育看大势的中间分子。在这阶段，思想搞通的就有一百九十五人，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大部分是贫农、下中农、吕良区到会九个人，六个人愿意入社，内有五个贫农。夏集区到会六个人，思想通准备入社的有五人；贫农张子富（军属）除自己积极入社，并保证回去积极动员单干户进社。
其中触动不大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受干部打过、骂过的，心怀满，怨气冲天。他们说：单干象小媳妇一样，受尽欺侮凌辱，求济、贷款没有份，猪糖、油证都不给，俗话说：“锅不热，饼不靠”，“冷言伤人六月寒”，坚持不通。另有少数人是瞒报田亩，少报产量，不肯交公粮卖余粮，认为单干自由，官不睬民不扰，自打自扒自己好。有的说共产党中农没有得到好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所改善的是干部。望直区张楼乡军属谭苗氏说：“过去生活好，吃粮多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现在生活好，吃粮多的是社长、队长、会计；还是老百姓苦。”山阳区鲁光奎老婆说：“过去国民党时代，我不过缴些壮丁费；共产党来了我没有拿过救济款、贷款，一九五三年治淮，我家没人去，出了四十斤米，去年冬天干部把我一绑一打，气出一场大病，我认为共产党对我没有好处。”
针对上述存在的思想问题，赵柏生同志作了补充动员报告，说明三个问题：1、到会代表都是贫、中农，是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是电脑压迫、被剥削的，解放以来和共产党相处十多年，从政治权利上、生产发展上、生活改善上，可以亲身体验出两个不同的世界；针对“望”“等”“怕”三种心理进行了分析、批判，表明我们办好社的决心和信心。3、强调贫、中农与共产党是一家人，表明了我们对待干部的政策，有问题摆到桌面上当家务事处理，分清敌我界限，不要上敌人的当。3、进行民主办社的具体政策教育，要他们以主人翁的身份，帮助干部做好工作，加强团结，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接着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辩论，大家用亲身经历的事实，辩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新旧对比，谁好谁坏！
大家一致公认：新社会不仅是好，而是好得多了。旧社会是苛捐杂税多，地主逼租狠，高利贷滚利兇，再加上反动派的敲诈勒索，物价波动，一块接着一块的石门，把农民压得一点气透不过来；共产党来了，贷款、救济不断地支持农民生产，帮助民农解决生活困难，再说不好的话，除非这个人没有良心。金沟区林成银说：“一九三八年洪水，冲走我家五口人，一根筷子都不存；去年大水，由于政府的帮助，还收到几十担麦子。”他又说：“有一年大水，庄稼淹没，顽乡长郭戚（地主）到我家硬逼两担大麦；一九五四年、五六年大水，人民政府不但不要我们的粮，还运来粮食、烧草、寒衣和贷款、救济，支持我们渡过灾荒。两下一比，一天一地。”鲁光奎老婆是一直不相信共产党有好处的，她也积极发言说：“凭良心说，现在是太平世界，觉还多睡多少呢。记得黑虎队驻在八浅的时候，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提心吊胆，睡多少黄豆棵啊！”这些活生生的显明事例，有力地驳斥了少数人认为共产党来了，对他没有多大好处的说法。结果，有人承认话说错了，认为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是拥护共产党的。有的说：“共产党样样好，那个不晓得啦！就是有些干部欺人哪！”
2、合作社到底好不好！
这个问题开始讨论的趋势是：在生产上列举了农业社存在的若干问题，如麦子未打下来，秧栽得迟，长得不如他们好，农具没人管，耕牛瘦，等等。但谈到本身的产量却不如农业社高了。这不是真诚的承诺合作社好，而是一种想少缴公粮、少卖余粮的思想。我们把合作社在战胜自然灾害、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的成绩和各种土地入社前后产量对比、多数人入社前后收入对比等等事实摆出来以后，他们才服输。大家认为：去年自然灾害严重，不是合作社去挡风抵浪、百涝保圩的话，单干户要想收到粮食是不可能的，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望直区张楼乡贫农沈廷官说：“单干不谈抵抗自然灾害了，就连我家三口人种六亩四分田都忙不过来，生产上耕牛、农具俱无，求哥哥、拜组姐，操心劳碌，走前无后，生产难搞。这次回去就入社，保证动员沈廷忠、沈长余两户进社。”
3、粮食统购统销究竟好不好？
对统购统销的好处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有人说：“就是口粮少了，四百六十斤不够吃。”又有人说：“四百六十斤没意见，只要干部和我们一样多就行了。”后来开展了回忆、对比，大家意见一致了。金沟区代表说：“旧社会真不合理，穷人饿个死，富人胀个昏，少数人生活好，多数人受贫困，地主不劳动，粮食吃不了，贫农种出粮食吃草根。现在不同了，每人都吃到应有的口粮。”夏集区刘逐元说：“过去贫农那个吃到四百六十斤啊！种地主田，租一缴，只落一身泥灰，妈妈说不脱一场伤心痛哭，每年秋后逃荒要饭，我长到十四岁没有穿过裤子。现在穿吃不焦，再说生活不好的话，真是忘本。”同时，会议上也揭发了粮油黑市买卖和高利贷剥削行为。大家认为，再这样做下去，一家人就变成两家人了；一家欢喜千家恨的损人利已的资本主义行为坚决不做。一致表示缴公粮卖余粮是老百姓应有的义务，人人要遵守。会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愿意缴足公粮，卖好余粮。
4、干部有缺点，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到会部分代表受少数基层干部的坏作风影响，思想上裂痕很深，在讨论中比较顶牛。有人说，单干见到干部害怕，干部见到单干眼珠发炸。泾河区李洪发说：“政策在上面象桌子一样，四平八稳，到了下面就歪了，再到底下就四不象了。”有的说：“基层干部都是贫、中农的子弟、泥腿子出身，多数是想做好工作的，主要是性情粗暴，作风生硬，自私自利，缺点是可以改变的，不能一个说咀歪，个个就喊歪咀；有的事不能都怪干部错，有人自私自利，不听干部话，也怪干部吗？”吕良区王良山说：“自己思想不通不要乱怪人，干部办社，我们要单干，干部搞统购统销，我们要私买私卖，这就是我们错。”山阳区戴士凤说：“凭良心话，现在干部脾气改得多了。社长卞丹元去年对我们总是呼吆喝六，现在对我们又关心又和气。春天我家几库存麦子长得不好，准备耕耖，社长好心劝阻，我听了他的话，每亩收一百三十斤，我们不能偏住心，干部好处也要说”又说：“只要有共产党教育，干部会变好的。”大家认为：“这个变，不能只是干部变，我们也要变，这样才能变好。”最后意见是：“我们与干部吵咀是家务问题，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吵过就算了事，我们保证入社。”
会上发言很踊跃，分清了大是大非。泾河区到会一百四十五人，达到全面发言，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表明决心秋后入社，虽然有少数代表对入社问题思想上还暂时不通，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念头已经肯定了。他们说：“单干好比郭裘登基，快活一时是一时；路上客人，总在早晚。”
在思想大部分通的基础上，组织了大会发言。在会上发言的有二十三人，其中乡、社干部六人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割单干户麦的承诺赔麦，打人骂人的道歉，当供应的照供应，当救济的照救济，糖证、油证照发，保证与社员一视同仁；并请大家提出批评、拓荒者。到会代表心情愉快，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泾河区张桥乡代表何家宝，在大会上除了保证动员全家入社外，并保证动员周围单干户入社，他生动地说：“天下只有三条路：一条是资本主义路，这条路我们已经走过了，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头，没有走得通；一条是中间道路，这条路是头不顶天，脚不踩地，悬空高挂，其实没路；最后一条是社会主义光堂大路，人人要走。”吕良区吕良乡烈属沈张氏，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她说：“大儿子为革命光荣牺牲，与共产党有血肉关系，不该不入社。这次回去，除自己就入社外，决心把大会精神贯到单干户，打通他们思想，团结他们入社。”代表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以后，一致感觉单干不光荣。有的说：“平时不顾上街，不愿到人多广众的地方去，怕人家喊我单干户。”有的说：“这小孩吵起来都怕人家说我是单干户，单干实在难听。”有的认为单干户的“户”字，尾马拖得很长，难看。这次一定把它割掉，决心入社。大家认为：这次会议既是个团结会，又是个除帽子割尾巴的会。
这样也教育了到会的干部：人民内部的问题可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懂得要善于耐心地倾听正、反面的意见，然后分清是非，对合理意见要诚恳接受，能够兑现的，即时表示回去帮助解决；对错误的意见，要在多数人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否则得不到多数人赞同。特别是用辩论的方法进行批判，既不会伤感情，也不容易触动思想，提高觉悟。批判少数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结果也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对这一点，干部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明确，纠正了少数同志的急躁情绪。另外，区带队的骨干要强，事先要掌握材料，对单干户的思想要熟悉，否则，会议上硬摸思想，工作被动。因风雨阻隔，陶林区到会的单干户和干部仅各一人，由于思想情况不熟悉，结果思想没有搞得通。其次，动员个体农民代表来开会时，必须要把他们的生产安排好，以便安心开好会。有的农业社不愿意帮助他们安排生产，特别是惯于排斥单干农民的地方，乡、社干部思想不通。射阳区广洋乡来了三个代表，走到半路上就跑回去两个。
（九月八日江苏省委通报）
省级直属厂矿科室技职人员整风和在工厂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正在逐步全面开展。省委电话会议以后，部分单位进展较快。目前各单位均已先后传达了会议精神，根据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在领导分工及时期分配上具体作了安排，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及具体办事机构，抽调了干部。部分单位整风及社会主义教育规划已报省审批；大部分单位正在积极进行摸底排队及动员力量、组织训练队伍、整理搜集材料等工作。
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排号设计分院、锡矿山、湘西钨矿、水口山、二一一等单位摸底，右派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七至四十六；中间派的中左、中中占百分之四十二至五十一，中右占百分之二至十五；右派占百分之二点五（水口山），百分之三（二一一），百分之七点九（湘西钨矿），百分之十二（设计分院），有的达到百分之十五点四（钨矿山）。八单位排队结果，已初步排出右派二百九十二人，设计分院、湘潭电机厂两单位并已排出了极右派三十人，有的单位已分批确定了斗争对象。根据前段在“鸣放”的具体情况和各单位不同的群众基础，现已有设计分院、二八二技校、锡矿山先后正式开始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设计分院前段右派分子极为嚣张，现广大群众（约占在院人员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都已起来；左派已开始受到锻炼；中间派正向我们靠拢，右派已农步被孤立，嚣张气焰已被打下去。经过前段小组辩论斗争，已有十人基本搞透。其中基本搞彻底二人，即王振民、赵声振；接近彻底的五人，即周振武、消予安、张祖耀、伍柏年、邱厚芳。第一个大会的辩论斗争对象吴树淦，也已基本上被斗垮，现在乘胜转入科室小组斗争，进一步整顿战斗队伍。
二八二技术校在七月份因生产需要，厂党委决定将军钳工玫学员三百名提前毕业分配到生产车间工作。但由于部分学习存在抵触情绪，少数组成所谓“小学小组”，提出“长期自学，集体分配”、“不干夜班”等无理要求，阴谋搞小集团，要挟领导，抗拒分配；教职人员中个别右派人物，在“鸣放”期间也有蠢动，企图煽动学生闹事、搞大民主、上街游行；还有的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写反动诗、反动文章。基于此种情况，该厂党委针对着某些学员不正确的思想和要求，从八月九日起，在技校全体四百四十八名师生员工中，组织和开展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目前，经过辩论，已基本上辩明是非，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资本主义思想消声歛迹，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巩固扩大。辩论对象六名，教员一名（共产党员）学员五名（共青团员三名、群众二名），均已基本被驳垮。根据该厂党和研究，其中二名（教员一名，共产党员、学员一名，共青团员）可确定为右派分子，准备今后和全厂科室整风一起，继续深入斗争，搞臭搞透。
锡矿山反右派斗争，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他们为了指导今后全厂运动的普遍开展，选择了局本部问题突出的文化教员张振玉（共青团员）为重点，就其反党谬论，经过准备，开了四次辩论会。辩论结果，右派分子已开始低头认罪，并交代了搞小集团的活动，但还不彻底，应继续斗争。
目前，大多数单位正处在“鸣放”阶段。根据省级属十一个厂矿的汇报，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前一段“鸣放”较好，右派分子暴露得较显，现已经正式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这一类有关前述设计分院、二八二技校、锡矿山三个单位。其中设计分院开展反右派斗争已将达三个月。
第二种：前一段“鸣放”不太好，但已暴露了右派和右派言论，现正继续组织“鸣放”，揭发和批判各种错误言论，并积极进行摸底排队、整理搜集材料、武装左派、训练组织队伍等工作。这一类有湘潭电机厂、湘西钨矿、二八二厂部、水口山、湘潭纱厂、二一一。其中有些单位战斗准备即将就绪，斗争队伍已基本形成，计划九月是旬即可开展反右派斗争。
第三种：五、六月未搞“鸣放”或搞的不彻底，因此，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没有暴露或不明显。这一类有八六一、三零九队、瑶岗仙钨矿。现在这些单位正在发动组织“鸣放”，估计要到九月下旬才能转入斗争。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各单位均已先后于八月中旬前后开始，不少单位已做出成绩，社会主义成了推动生产的政治动力，以湘西钨矿等单位进行较好。湘西钨矿原定八月份为社会主义教育月，他们在八月份已向全体职工工作了三次报告，省委电话会议以后，进一步作了安排，准备九月份再继续深入作五次报告，并运用多种多样形式，开展宣传。目前，该矿通过报告讨论，工人情绪很高，普遍提高了出勤率；开会学习，原来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出席，现在一般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达到百分之一百。工人中正气已经树立，转向了对右派分子的仇恨，广大群众反右派斗争情绪高涨，有的职工自觉检查了自己受右派言论的思想影响，并在生产上用实际行动痛击右派。其他如：二一一厂党委也已在八月份向工人作了三次报告。九月份准备继续再作若干次专题报告。目前该厂工人中不少由过去不关心政治到积极关心当前的政治斗争，开会过去一般只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参加，现在百分之百参加会；二车间五百六十五个工人、五个小组，在八月份均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质量达到百分之百。
就总的情况看：前段运动基本是好的，健康的，发展是正常的。少数单位已取得了初步战果，并已对运动取得了一定的领导经验。但当前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的是：
（一）不少单位领导思想仍不够十分明确，对运动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省委电话会议精神贯彻不够坚决。如瑶岗仙钨矿整风规划时间安排为“鸣放”二十天，“反右”二十天，“整改”十天，“思想提高”二十天，二一一厂党委决定：车间干部除主任、工段长、调度员外，其余干部一律参加科室整风，反右派斗争（湘西钨矿、二八二也均要求在车间搞整风、反右派）。
（二）在反右派斗争准备工作中，摸底排队工作进展迟缓。有的标准还不很明确，有的单位排队面有过宽和不准现象，规划中一般都缺少摸底排队内容。不少单位掌握右派分子材料不够，材料准备工作很充分（目前除设计分院、二八二报来分材料外，其他单位右派材料均未报来）；有的单位在过去“鸣放”时没有记录，现在要大家来临时凑（如八六一厂）。
在动员力量方面，群众发动不深不广、不艰苦不细致，特别是对中间偏右的人还没用很好发动起来；即使在运动开展较早、时间较长、群众发动较充分的单位如设计分院，也仍有若干薄弱科室对运动表现消极，全院六、七个工程师中还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没有发动起来。不少单位在个别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在技术干部中，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仍比较普遍而严重，在运动中存在不少思想阻力，右派分子的同情者仍大有人在；即使在运动即将开展，斗争队伍即将形成的单位，也还有不少人认识观点模糊，对运动有怀疑、顾虑，甚至有抵触情绪。例如：湘西钨矿有些中间分子和中间偏右的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明明知道也不加以揭发和批判。湘潭电机厂基建科一个组摸底，同情和维护右派的人仍约有百分之十。二八二厂在座谈讨论小组会上，有一部分人思想顾虑重重，发言小心翼翼，守口如瓶；有的只是重述领导谈话；有的知识分子在会上说：“现在就是创造条件，大家也不会说。”
在右派分子的思想活动方面，一小部分表现比较老实；很大一部分这段时期已在向领导摸底，探听消息，以便采取对策；一部分表现紧张、沉默，开始动摇；有的假装镇静，若无其事；有的以右派面目出现，靠拢组织，或在会上佯装要好好检查，积极参加运动；有的在工作态度上来个大转变；还有一小部分坚决顽抗，抗拒运动，甚至进行现行破坏活动。据各单位汇报，目前已有八六一厂机修车间电焊木房于八月二十七日发生火灾；二八二厂最近连续在饭票上、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在技校开展运动期间，发生现行破坏活动四起（撕标语的两起，写反动标语的一起，造谣生事谩骂领导的一起），并有个技校学员写反动诗句，交由印刷所印刷了五百份。这种情况，值得普遍引起警惕。
此外，在开展对右派分子的辩论说理斗争中，斗争方法、斗争策略还不太灵活，有的对此不够明确，对积极分子没有很好交代；部分单位的规划中也很少提到斗争方法。准备轰的劲头较大。
（三）在开展对职工的社会主义教育中，作法和内容还不太明确，不少单位仍有一种急躁情绪，有的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只准备搞一个月，企图轰一下就完了。尤其在不少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中，整工人的思想还牢固地存在。很多单位想出趁开展反右派斗争机会，把工人处理一批，批评斗争一番，从思想上忽视坚持说理、耐心进行正面说服教育、提高觉悟的原则，有的认为反右派斗争应在车间搞。个别单位在前一段已在工人中找出辩论对象，整理好材料，就具体人、具体事组织了辩论会。在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以后，一般的虽在作法上已按电话会议精神作了，但在思想上想整一下工人的想法，并没有完全解决。例如二八二厂在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前段已组织群众辩论斗争了六人（原准备斗争十一人），现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四人，法办一人。某些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整工人的劲头仍然较大，有的干部认为：几年来对工人太“迁就”了，是“瞌头”政策，“东北鞍钢能处理一批，湖南为什么不能？”
（九月九日湖南省委书面汇报）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右派反党集团不断地被挖掘出来，到八月中旬不完全的统计，全省已发现右派集团八十八个，比七月中旬的三十七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八，目前还在陆续暴露。综合各地攻打“合作社”的一些作法和经验，大体有如下一些基本经验。
（1）右派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右派骨干，它比单干户具有更大的政治野心，更顽固的反动立场和更广的放毒影响；在反党活动上，也有一套狡猾的本领和行动纲领。因此，一经发现右派骨干的线索，必须坚持“牢牢抓住，狠打猛追，直到土崩瓦解，彻底歼灭”的斗争方针，不到完全垮台绝不轻易放手。从沈阳市八个右派集团的情况来看，在三十六个成员中，右派骨干分子有二十七人，几乎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他们都是“合作社”内举足轻重的“实力派”，很多人一贯搞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有一套反党活动本领，以东北工学院许冶同右派集团为例，在十一名成员中骨干分子有七人，七人中地主家庭和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五人，其中亲属被我镇压的二人，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人，与特务分子有来往和为特务取过情报的二人；国民党员三人（其中一个当过国民党少将及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等高级职务）。他们放出的毒草都很恶毒，活动手法也比较高明，串连影响的面也很大（串连了三个系）。彻底打垮他们，不仅在制止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上，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即教育群众也是最好最有力的。因此，在领导攻打“合作社”中，首先必须充分估计敌情，克服右倾思想，一经抓住就要彻底粉碎，不到完全歼灭，收兵。
（2）按照“合作社”活动的不同程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周密的组织，有成套的具体行动纲领和活动计划。如沈阳日报社以孙北、王曾为首的右派集团，以改进报纸为名，组织所谓“报纸改进小组”，拟定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纲领——“改进方案”。再如东北工学院以陈尚烔为首的右派集团，该集团的成员有着未具名义的实际分工，从揭发出来的材料看，他们有“社长”、“军师”“外交部长”、“组织部长”、“理论家”以及进攻的先锋等，并有一套具体行动计划。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合作社”。另一种是有着一定的组织串连，共同商讨过进攻策略，狼狈为奸。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没有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搞出完整的具体行动纲领，活动也比较明显易见。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合作社”，或者叫作“互助组”。这二种右派集团，前者比起后者更为兇恶。更为阴险，也比较顽强不易打。因此，对这二种活动程序不同的“合作社”，应有不同的对待方针：对前者应是“狠狠地揍，细细地摳，反复地斗”，直到水落石出，幕前幕后同外联系彻底挖净为止；对后者应是把右派分子的言行弄清楚、批驳倒，对追其组织上的联系，则“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只要他们彻底检讨，交代了问题，已经低头认罪，就不要再无目的地穷追。
（3）对右派集团的成员，从其反动政治立场的坚决程序和活动情况来区分，大体有三种人：一种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骨干分子，一种是一般分子，一种是一时被迷惑拉了进去的中右分子。对这三种人，应采取“狠打骨干分子，捎打一般分子，分化争取中右分子”的分别对待的方针。这样作有利于促使“合作社”的解体，并会博得社会同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当“合作社”未大暴露之前，出头露面的都是一般分子，在攻打方法上也往往从突破这些薄弱环节下手，这样作是很必要的，但当打开缺口、骨干分子露出头来之后，斗争锋芒即应转向骨干分子，并要猛打穷追。
无论是攻打“合作社”还是“单干户”，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贯彻群众路钱的工作方法，这是能否打垮右派分子，群众能否得到锻炼、提高的根本问题。发动群众的中心问题，是作好中间分子尤其是中右分子的工作问题。特别是在攻打“合作社”的斗争中，右派集团在中间阶层中有着广泛的“黑市”市场，作好他们的工作，以揭发、批判右派集团，起着级为重大的作用。这里只就发动中间分子主要是中右分子的一些经验综合如下：
（1）中间分子具有程序不同的两面性，尤其中右分子的动摇性更为严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对右派言行有着共鸣，甚至为右派摇旗呐喊，或者参与轻微的活动。虽然如此，他们在根本上还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而属于认识糊涂，或者由于触及个人利益，发洩一些不满、牢骚甚至尖刻的话，作了某些不够好的事，但当他们一旦发现已经走到了危险边缘的时候，是可以很快回过头来的。因此，对待他们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同右派分子等同起来，必须当作思想问题，坚持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耐心说服，选用适当方式批评他们的错误。
在实际斗争中，曾出现了不少敌我不分，错打中间分子的事情，如东北设计院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同时，捎打了二十多个中间分子。沈阳师范学院等单位采取所谓“打傍权”（扫清右派外围）、“澄清思想”、“过筛子”等办法错斗了一些中右分子。所以会这样，一则出于对划分标准掌握不准所致，一则确实出于对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把中右和右派当作一丘之貉斗争了，应当引起注意。还应注意的一点：在观察和批判疑似分子的过程中，切不要过早地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当中有一部人可能是中右分子，免得以后再摘帽子，陪礼。这是我们争取主动的一个重要措施。
（2）对中间分子应贯彻“既保护、又批评”的原则。中产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或多或少的与右派分子有着一定联系，已经发现不少当斗争右派有激烈的时候，右派分子往往反咬中间分子一口，企图搅混水，把斗争引向错误方向。这时我们应及时出面保护，为其撑腰，揭穿右派诡计。这样既有力地搞臭右派，更能团结勾取中间分子。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坚持原则地经常进行批评教育，另外，也可以通过交朋友，经常个别谈话交心等一些方法，帮助他们进步。
（3）实践证明，在同右派分子作斗争中，坚持掌握充分事实、以理服人这条原则，是争取中间分子最有效的办法。从各地的经验看来，主要应抓紧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鸣放中，右派分子散布的一些歪曲事实、夸大缺点的荒谬言论，曾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间分子，只要我们充分摆开事实，说明真相，他们就会很快掉转头来靠拢我们，而厌恶右派。如有色冶金设计院沈阳分院，右派集中力量攻击肃反运动，领导上便邀请十名党外人士查阅了肃反材料，他们就出了十余张大字报，肯定了肃反政策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一个被斗对象曾写“打狼的鞭子打在羊身上”的大字报，了解了真相之后，群众说：“不是打狼的鞭子打在羊身上，是肃反政策给你脱了狼皮。”
其次，在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据的说理态度，任何空喊口号的简单做法和踢打罚站等粗暴行为，都不会使中间分子诚心靠向我们。中间分子讲“人情”的味道是很厚的，当右派分子嚣张一时，到处骂街，而我们静气以待的时候，他们非常佩服我们，而骂右派分子“不知好歹”。在我们反击右派的时候，那里作到了据理力争，那里的是中间分子就心悦诚服地靠拢了我们，否则，中间人子就犹豫观望。如锦州市在一次大辩论会上，曾发生简单地扣大帽子，甚至揭发一些无关的生活琐事，引起了中间分子的不满，迅速作了纠正之后，他们才向我们靠拢过来。
再次，加强边整边改工作，用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中间分子对整风运动的某些错误看法。最近各地加强了改进工作之后，许多人改变了认为“党的整风实际是整别人”的错误看法，更加认识到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性。
攻打右派集团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斗争，攻下一个“合作社”，一般起起伏伏地需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发现影子（线索），进行战斗准备——深入斗、挖（材料）——分化瓦解，总结提高等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最艰巨和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阶段。兹把一些主要作法上的经验综合如下：
（1）突破薄弱环节，打开进军缺口，由外往里层层剥皮。
在发现了影子，初步汇集分析情况之后，大体能看出已暴露的一些右派分子的行径，这些人活动虽很嚣张，但一般多是次要人物，缺乏活动本领。首先攻打这些容易攻打的人，便于打开缺口，为整个战局的胜利奠定基础。东北工学院以陈尚烔为首的右派集团，就是首先从攻打暴露得明显、“斗争”经验少的薄弱环节——少壮派下手的（该集团大致分四派：一般是集团的核心——民盟右派分子，一派是党内右派分子，一派是修正主义派，一派是少壮派）。经过一场战斗以后，这些人被攻了下来，打开了向该集团核心进军的大门。东北工学院许冶同集团初步暴露以后，为进一步暴露内幕，选择了薄弱的一环——又胆小又怕事的阎振棨（共青团员）谈话，结果揭露了该集团的活动内幕。
（2）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由于各集团成员的反动立场的坚决程序不同，提供了争取内部分化、促使倒戈的可能性。差不多所有攻垮“合作社”的经验中都有这一条——分化瓦解经验。如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陈济群右派集团暴露之后，看来一般分子徐洛苍、孟昭等人有回头迹象，便进行了争取分化工作，利用他们揭出了内幕情况。东北铜铅锌矿务局潘宝信右派集团能够比较顺利地被攻垮，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内部分化工作作的好。他们研究分析了成员李荣全（处秘书，中右分子）动摇性较大的特点之后，采取了经常谈话、指明出路等办法，争取了过来，不仅揭露了内幕，并且成为我们在该集团内部的耳目，帮助我们分化了该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
（3）起伏前进，稳扎稳打，抓紧间歇整训队伍。
从已打下的一些“合作社”来看，因为一开始内幕材料不十分清楚，群众在斗争的准备上也不十分成熟，一般是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才逐渐摆开了阵容，所以波浪式起伏前进的特点，比起斗“单干户”更加明显。应当充分认识这个特点，从而采取稳扎稳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战术。急于求成，企图一气哈成，只能把事情办坏。掌握这个特点之后，即应抓紧间歇空隙进行再战的准备工作。从东北工学院等单位的经验看来，着重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前一阶段攻下来的材料，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打出下一步攻打的重点；一是组织群众学习有关文件，讨论右派言论的重点，整训队伍，提高作成战本领。
（4）加强材料综合分析工作。在攻打“合作社”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情况，往往都是支言片语，东一点西一点，不加以收集、综合、分析，难以窥透全貌，使斗争迷失方向。所以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综合分析材料工作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综合分析材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东北工学院采取“排日程、划联系表，建立卡片立户头”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建立卡片立户头”的办法是：由可靠的积极分子组成材料组，每人专管一、二个右派分子的材料，把每个右派分子的言论和每天的活动情况作出记要，这种卡片每天记一张，这样把右派分子的全部活动，作出了系统的写照。“排日程、划联系表”主要是把右派分子之间横的关系记录下来，从中透视右派集团的活动新情况。
（九月九日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根据中央监委参加江苏省第三次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在会中了解，江苏省南通、如阜、启东等县的基层干部为了压服单干户，巩固农业社，从今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先后发动向单干农民算账，在算账过程中，严重地违反了党对单干农民的政策。
初步了解，南通县十个区有七个区向单干农民算了账。被算的有 一万一千百零八户，占算账地区单干户的百分之六十。启动县七个区七十九个乡，每乡都算了账，被算的一千余户，占启东县五千单干户的百分之二十。如阜县有一万多单干户，被算的有四千多户，如东县七个乡有九百六十四户单干户，被算的五百二十户。
算账的项目，少则十余项，多则二十多余项。其中有些项目如：单干户应缴的公粮，应还的贷款，应退的预购定金，应出售的余粮，应负担的义务工等，本来是合理的，但是有一部分单干户已经算过了，又重新算了第二次。其他项目就不合理了，有的很不合理，例如：单干户养的猪、牛、羊、鸡畜家禽，不管是否吃过社里的禾苗草料，都要算账赔款。还有，农业社田里使用农药，消灭了虫害，单干户不受虫害蔓延的损失，也要单干户出款。社干部的报酬、有线广播、单干户儿童上学走路、单干户使用公厕、干部催粮、催款跑工，都要单干户出款。有的还算单干户的黑市剥削账。
据南通县初步统计，共算出单干户欠农业社金额二十三万八千零八十元，除农业社向单干户收现款四万九千六百八十一元外，还拉牛六十二头，猪二十头，水车八部，薄荷油八十一斤，蔴一万余斤，洋纱四包，粮食及零星物资很多。如东县七个乡统计，有二百四十户单干户被拉走牲畜，拿走家俱、物资，计牛九十五头，猪一百八十五头，各种粮食一万八千四百三十斤，皮花五百三十斤，农具、家俱一百八十余件（其中有床十一张，棺材九口和台灯、茶壶、大门等多件），树柴、茅草三万二千余斤，现款一百七十元。
算账的时候，有的组织“社员突击队”，敲锣打鼓到单干农民家里算账，有的召集单干户会议，集中算账；有的由干部、积极分子分别找单干户算账。在算账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打、绑、吊、罚跪、罚雨淋等违法行为。有的地方还专门组织打手，私设公堂。据南通县初步统计，打人一百七十四起，绑人九十一起，吊人六起，关押三起，罚跪二百八十六起，组织社员到单干户家吃饭八起。
向单干户算账引起的后果很坏，造成人心惶惶，有的单干户出走，有的自杀，影响夏收夏种，也影响了农业社社员的生产情绪。有的社员说：“过去与地主算账，现在算单干户，将来要算我啦！”甚至有的干部丧失立场，带领地主、富农等反动分子去揪单干户。
现有不少单干户向县、地、省领导机关提出控告。江苏省委已派省委组织部长、农村工作部长等负责同志到南通地区进行检查处理。
（九月十日中央监察委员会“情况反映”）
全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是分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在绝大多数地区，以批判干部和群众在粮食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为重点，普遍进行了一次爱国、爱家、爱社的教育。同时，对于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选择典型，予以批判打击，以压倒邪气，扶植正气，发动群众，搞好当前的生产工作和粮食征购销工作。与此同时，由省、地、县委组织工作队，在一九三个乡中进行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预计第一批可在九月中旬迟至九月底以前告一段落。现将“面”和“点”的主要情况和问题分别汇报如下：
农村“面”的情况，经过这一时期批判右倾思想和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形式已经基本转变。全省七、八两月共逮捕二、O二四人，前一时期闹事严重的地区正气已经抬头，坏分子的气燄受到严重打击。许多散掉的农业合作社又重新恢复起来。如永嘉县岩头区在四、五月时，入社农户曾经从百分之九十三垮到百分之八，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宣传教育和反击，目前又恢复到百分之七十三。仙居县上半年闹事时和社农户一度从百分之九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目前又恢复到百分之三十六。全省夏粮的征购工作，经过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加强领导以后，入库进度也比以前加快。到九月六日为止，已入库粮食十五点九亿斤，占总任务的百分之七十四。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打击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中，有些干部滋长了一种简单急躁的情绪。盲目要求多捕多斗，而忽视了深入发动群众，没有充分运用这些典型事例作为教育群众的活教材。有些县认为要趁早抓几个，开始乱一些没有关系，免得以后领导上收缩后就抓不起来了。还有些地方不注意捕人的质量，单纯埋怨政法部门右倾，而不愿认真仔细地通过发动群众核实材料。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发现了斗争面过宽和打人、骂人等现象。例如：嵊县四合、新联两个乡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共斗争五十八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共十五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而被斗的中农却有三十四人，贫农有八人。另据嵊县、慈峪、奉华、上虞、鄞县等五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在被斗争的四一一人中，被打和细绑的有一二一人，被关的有四人，二者合计占被斗人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四。罚跪的现象更为普遍。据不完全统计，在斗争中自杀和被杀的事件目前全省已发现有十七起。此外，还发现有部分县委把捕人斗人的批准权交给下乡帮助工作的县委委员和区委书记，也有些区乡不经批准就擅自进行斗争和逮捕。对于以上现象，省委已经发出通报，要求各地注意纠正。
二、粮食征购工作。从最近反对右倾思想、反对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情况看来，基层组织隐瞒产量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根据蘭峪县干部大会中乡、社干部的自觉检查，有二九三个合作社（占总社数的百分之六十七）有隐瞒产量的行为。黄岩县澄江区一二一个合作社中有八十八个社（占百分之七十二）隐瞒产量。每亩瞒报三十到五十不等（约占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严重的每亩瞒报一百余斤。区乡干部中也普遍地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强调多留粮食。群众拥护、工作好做，合作社好巩固等错误思想，有的还带头瞒报产量，经过开展反对隐瞒产量斗争以后，干部和群众 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粮食的征购工作进度有了显著转变。目前除了继续贯彻这一斗争以外，应当注意的是有少数地方又出现单纯追求数字，不顾政策，压低口粮标准的偏向。省委已向各地提出要以乡、社为单位，进行排队，对完成任务较差的单位，要找出原因，具体帮助解决。特别是要普遍地做好核实今年产量，按照政策合理分配口粮等工作，避免现在多卖了口粮将来又要闹供应的现象。
三、目前农业生产工作，干部当中对于争取晚秋作物的丰收存在着麻痹定局思想。最近旱情又有发展，全省受旱面积达七十五万余亩，不少地方放松对晚秋作物的培育，缺肥、缺水、荒田等现象各地都有发现。省委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秋收以前把争取全年农业丰产作为中心任务。对于秋收分配方案的制订，账目的清理和公布，也都要及时做好。同时，还要正确地安排冬种作物的面积，制定明年生产规划，为今冬明春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作好准备。
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是在八月上旬开始的。目前大部分试点正在开展以农业合作化和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较快的已开始转入整改阶段，有一部分正在大放大鸣。在方法上有的先从发动群众大放大鸣入手，有的先教育、批判然后放鸣，有些落后地区先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然后进行放鸣，也有的根本没有发动群众大放大鸣。根据嘉兴地区二二一个社的统计，先放鸣然后辩论批判的有五十九社，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先批判后放鸣的有一一九个社，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一；先打击、批判未进行放鸣的有四十三个社，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六。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不少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大放大鸣大争有顾虑，怕放乱了，不好收场。他们认为放鸣是“无事生事”、“烧香引鬼”。主要原因是干部对农村形势和大放大鸣的目的、要求认识模糊，他们习惯于过去搞民主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往往不能顺利地接受这一个新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根据各地经验，提高干部认识的有效方法，一是首先在干部中大放大鸣，辩论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采取大放大鸣方法有什么好处和坏处。使他们明确地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的观点，认识到只有放鸣得深透，才能有条件深入地分析研究和展开辩论，更深刻地教育自己和教育群众。二是用大放大鸣的典型经验教育干部，使干部从实践中认识放鸣的好处，克服只注意打击批判而忽视充分发动群众的偏向。经过教育，绝大多数干部是能够授受这种做法的。有少数自己错误严重、始终对放鸣有抵触情绪的干部，则需适当调整，不能在放鸣中担负领导的职务。
二、根据各地汇报，不论是先放鸣后辩论批判的地方，或者是先打击批判后放鸣的地方，只要经过反复的教育和发动，各阶层群众都能够放鸣出大量的意见。事实证明，放鸣是群众的要求。群众对上面派去的工作队寄以很大的希望，有的说是“省里放的巡抚”，有的要求工作队不解决问题不要走。贫农下中农最积极兴奋，他们没有顾虑说：“这样的会，越开越有味道。”富裕中农在开始时大部分不敢公开提意见，怕戴右派帽子，但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也能畅所欲言。运动的锋芒一开始都是针对领导，所提意见一般是香花多，毒草少。据五个基点乡的平均统计，正确的意见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正确的但一时办不到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要求过高或者片面夸大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错误的向党进攻的占百分之十左右。领导上对于这些意见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对于正确的意见要表示欢迎和虚心接受，不正确的要发动群众展开辩论。在辩论中，还应当允许提出不同意见。一直到着重整改阶段，也还可以有放鸣和辩论，从头到尾贯彻这一群众路线的方法。
三、各个试点乡对于组织大辩论和思想批判，一般都重视了整顿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的队伍，培养典型，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说理斗争，一般辩论会都开得比较热烈，取得一定的效果。主要问题是辩论的质量和解决思想的深度还比较差。干部往往急于把不正确的思想压回去就算取得了胜利，不善于根据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通过争辩划清是非界限。有些地方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辩论，只是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好是坏，赞成还是反对，而没有从合作社的生产方针、集体经营还是分散经营、如何分配等具体问题上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还有些地方在选择富裕农民典型对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当中也偏重于压力，而缺乏充分的说理斗争。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动手打人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辩论的质量要求应当做到：绝大多数中农（包括富裕中农中的中间分子）基本上口服心服，党团员和贫农积极分子觉悟提高一步，并且通过辩论，找到了改进工作的主要环节和改进措施。在绝大多数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再转入对少数富裕农民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斗争。
四、七月底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原来要求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够在十一月底基本结束。从目前情况看来，试点工作的质量必须提高，时间需要延长。要防止急躁和草率展开的情绪。因此，省委认为必须经过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和训练干部，然后全面展开。要做到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地解决基层组织和合作社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杜绝闹事现象，而不是现在简单化地压服一下，到明年春天问题又要暴露出来。大体上准备十、十一月份各展开一批，到明年春耕以前全部完成。
（九月十日浙江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
截止九月九日，在京中委、候补中委已有五十四位同志到大厂矿企业去看大字报，了解整风运动情况。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下厂的已超过一百人。中央机关其他工作人员约有二百五十人，也到工厂去看大字报。
工人、干部对中央领导同意亲自到工厂看大字报，都很兴奋，受到很大鼓舞，认为中央这样重视整风和工人的意见，这回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发电厂工人说：“中央真重视，少奇同志工作那么忙，还亲自来检查了。”二炉炉口工李钰说：“这回整风中央真重视，少奇同志看了了很长时间的大字报，周总理又来了。”无线电器材厂有些原来认为大字报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工人也反映：“真重视，少奇同志一字一句的看了。”有的工人听到彭真同志在二一一厂和党委书记陈度同志看大字报时的谈话，马上向别的工人传达说：“彭真同志说了，看看大字报的意见，好好改进工作，这下子问题就解决了。”有人说：“再贴几张大字报吧！”钢铁厂一炉炉口王喜波说：“少奇同志对生产和工人生活都很关心，前年他来时发现工人业余活动时间太长，告诉党委很快就解决了。”钢铁厂仓库工人郭千里七日写了一张题为“刘委员长，欢迎您！”的大字报，接着对厂行政科不积极改进工作，提出了批评和质问。该厂食堂管理员马德发曾贴大字报批评领导上官僚主义，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当他发现少奇同志看了这张大字报后，忙着告诉别人说：“我的意见少奇同志也知道了，就是不解决我的问题，我也痛快！”彭真同志六日在二一一厂与少数工人谈到钢铁厂准备精简的情况，第二天就有张大字报响应，说钢铁厂能办得到，我们也能做到。
工人对负责同志作风朴素，都很钦佩，很感动。钢铁厂很多工人反蝢，少奇同志穿旧灰布制服，家里做的布鞋，这么简朴。发电厂老工人刘明清说：“少奇同志很朴素，穿的普通，他走了我才知道他来了。”一个老工人说：“这就是一个教育。”棉纺三厂保卫科干部看到李涛同志穿普通军服，来去乘公共汽车，很感动，都说值得学习，工人对领导同志很亲切，彭真同志去二一一厂食堂，很多人争著给他粮票，讲他在那里吃晚饭。
个别落后分子和坏分子说坏话。棉纺一厂顾兆荣、徐金玉（都是上海老工人，七级工，一直闹工资待遇，想回上海）看到安子文同志（他们不认识安子文同志）在看大字报，说：“他妈的！这些老官僚也来了。”发电厂职员俞志康（已划为右派）说：“别看穿的这样（指少奇同志），出来才换的！”
（九月十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省委各县（除邢台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均于八月二十日左右召开，至八月底已全部结束。会议时间一般的为一周左右，少数县是四、五天，个别县有开十一、二天的。从规模上看，大者两、三千人，小者数百人，大多数县是一千至一千五百人。参加会议的，多数县是乡级各部门的主要干部、村支部书记和社主任；少数县除吸收上述人员外，并有生产队长参加，个别县则只限于乡党委员等主要干部和村支部书记参加。
三级干部会的开法，绝大多数县是先传达主席关于夏季形势的指示的精神，中央和省、地委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报告本县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和当前农村的形势。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鸣放和辩论。个别县是先发动大家大鸣大放，然后再作传达报告，进行正面教育，开展辩论。辩论的内容，各县一般都确定以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法制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其中以粮食问题为中心）。从会议的结果看，多数县是突出地抓住了粮食问题，结合辩论了合作化问题，也触及到法制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但是，也有极少数县没有分清主次，把四个方面的问题均作了一般的辩论，结果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好。甚至有个别县没有对粮食问题进行辩论，会议就结束了，党员干部对粮食政策仍抱抵触情绪。
此外，邢台县是采取集训骨干的办法，来代替三级干部会议的。
目前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是：一小部分乡、村传达讨论、摸底、排队、训练骨干等准备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和大争的阶段；大部分乡、村正在摸底、排队、训练骨干或将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一部分乡、村只是作了些一般的宣传，尚未着手准备。据泺县的统计，该县一千零八十五个村庄中，有一百零八个村已结束了准备工作、进入了发动群众鸣放和开展辩论的阶段，占总村数的百分之九点九九强；六百五十一个村庄正在准备或将要完成准备工作，占总村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百二十六村只作了一般宣传，尚未着手准备工作，占总村数的百分之三十强。这个比数，大体可以代表全省的。
1、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热烈响往社会主义的党员占多数；2、立场模糊，对反社会主义言论听之任之或有时随声附和的，在党内也占有相当的比重；3、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丧失党的立场，对粮食政策和合作化道路不满而躺倒不干、思想动摇、想退社的占较少数；4、对党的政策和合作化道路严重不满，有套购、贩运粮食、作投机商业活动、公开要求退党、退社、反对社会主义并进行破坏活动的，是极少数。如顺义县河南村六十三名党员中，一类四十七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五；二类十一名，占百分之十七点四；三类四名，占百分之六点三；四类一名，占百分之零点一五。磁县来村乡的一百五十五名党员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办好合作社，拥护党的粮食政策的，共六十四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拥护社会主义和粮食政策，但工作不积极、不能起应有的骨干作用，其中有些人立场模糊，思想界限不清，因而有时跟着群众跑的，共七十名，占百分之四十五；过去是贫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对党的粮食政策和合作化道路不满的，共二十三名，占百分之十四点五。武清县老米店村的三十一名党员中，拥护粮食政策的九名，占百分之二九点三二；基本上拥护粮食政策，但有某些不满情绪的十五名，占百分之四八点三八；对粮食政策严重不满的七名，占百分之二二点四。
从总的情况看，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特别是老区农村是占优势的，即使是在反社会主义逆流最嚣张的时候也是如此。如平山县对郜家庄、西回舍等三十二个村的社会情况的摸底分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对粮食政策和社的经营管理有某些不满情绪的，占百分之四十六；有资本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道路和政策严重不满的，占百分之十点三。
从不同的阶级、阶层来看，据永年县五区七个乡的统计：地主一百一十二户中，有反动言行的六十三户，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富农二百七十六户中，有反动言行的六十三户，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平山县郜家庄等三十二个村的八百六十四户富裕中农的统计：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积极，拥护党的政策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积极生产，基本上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够坚定的，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七；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的，占百分之十八点一。怀来县桑园村一百二十二户贫农的统计：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十四户，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五；基本拥护社会主义，但有些不满的四十六户，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反对社会主义的十二户，占百分之九点八三（其中包括伪顽人员十一户，反动会道徒一户）。
从摸底、排队的情况来看，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农村中地主富农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麻痹轻视，放松警惕，划不清限界，认为地主、富农老实，好领导，他们吵嚷吵嚷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尤其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性的认识更为不足；一是不相信群众，过高地估计了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如定兴古曲村支部书记肖振玉认为农村“没有好人了”。曲阳王家屯在支委会上分析党内外情况、挑选骨干分子时，全村七十七户，找来找去，只挑了八个骨干分子（五个支委、三个党员）。
（二）党员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1、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听之任之，不敢与之斗争，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不敢进行批判，感到理屈腰软；有的过高地估计了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低估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因而不敢到落后的生产队、组去。如平山县东峪村党员不敢到“怪话窝”去。有的干部听了极为反动的言论，甚至遇到坏人咒骂社会主义，也不敢反斥。2、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不清，区分不清大是大非，因而在听到反对合作化和粮食政策的言论后，思想上动摇。3、遇到坏人破坏或落后社员闹事，不是进行坚决斗争或耐心说服教育，而是哀求许愿。如满城县东堤村社员因闹粮食问题不下地生产，干部许下谁生产一天给谁一斤粮食；该县大楼村富农王老勤经常以吵闹退社来威胁干部，他吵闹一次，干部就给他点东西。
产生右倾思想的主要原因：1、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片面的理解，划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长期性；2、片面理解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怕犯强迫命令错误，在粮食问题上怕犯官僚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错误；3、资本主义思想和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自发趋势在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和市场，对新社会新制度不习惯，对新的事物中存在的某些暂时的缺点缺乏正确认识，因而在反社会主义逆流、资本主义思想和想走回头路的思想的冲击之下，党内有一部分人常易发生动摇。
从各地情况来看，在全体农村群众中开展大辩论，必须首先解决党内的问题，否则将难以在群众中开展辩论。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也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安国、高阳等县有些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检查过瞒产的党员干部，回乡后又否认了。某些基层党员干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相当严重，有的竟提出所谓“四不干”（即“节约不干、带头不干、开会不干、学习不干”）；有的认为“过去革命可以得到斗争果实，现在革命没有好处”。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对农村党组织必须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认真地进行一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
1、辩论的中心必须紧紧围绕着中央指示中所指出的四个问题，在秋前则以统购统销问题为辩论的中心，从对上述问题的辩论中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在这一方面，有些地区的界限则不够明确。据省委工作组的报告说：“平山县有的村斗争了人缘不好、好打架骂街的中农妇女。肥乡县大西韩乡审查了四十二个说理辩论的对象，其中七人是因为个性强。
2、在同富裕中农开展说理辩论中，应该紧紧掌握：是两条道路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必须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要作认真的批判，又必须区别于对待地主、富农；应该采取会议批判和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办法，目的是解决本人思想问题、教育群众、达到有利生产、巩固合作社和中贫农团结的目的。根据平山县的经验，对于富裕中农应分别对待：第一，对于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论调，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账等办法来解决。第二，对于他们想走回头路的资本主义思想，应通过以下的教育方法解决：（1）指出富裕中农对社的两种态度及其减少收入的原因：一是积极把社办好，同时增加自己的收入；一是对合作社采取消极的态度，不积极参加生产因而减少了自己的收入。这就是向前走还是走回头路的问题。（2）用实事教育他们向前看：办社比单干强，今年比去年强，大多数社员都增了产，富裕中农不要光看自己，要往远处看，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富裕中农也是有好处的。（3）对比他们入社前后的两种生产态度（入社前积肥多、上工早、男女都下地，入社后则相反），向他们提出：“光说你收入减少了，你的劳动态度怎样！”这一条，很能说服他们。（4）用实际例子，说明富裕中农在旧社会也常有遭到破产的危险。平山县左右沟富裕中农范国才说：“没沾过八路军的光，八路军领导越来越穷。”六十八岁的苑青问他：“过去你欠地主一百三十元，后来减租减息，糶一斗高粮还了，不是共产党领导，你怎么还地主的债？”把范国才说得无话可话。（5）表扬积极生产、爱社的富裕中农。对于表现不好的，在批判的时候，一般的可不指名。对有破坏行为和违犯国家政策行为的富裕中农，应首先揭露他们的破坏违法行为，结合进行说理批判，才更容易说服他们和教育群众。
3、在辩论过程中，要充分坚持说理的原则，这不仅便于说服有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的人，而且对于教育其他群众，也更易收到效果。目前许多地区的一部分乡社干部和积极分子还没有很好地学会说理和辩论。丰润县宜庄镇开展辩论时，中农刘文章说三百六十斤粮不够吃，一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副镇长压不住火，说：“你要老实交代，重新作人！”有些地方说理不透，思想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表现明通暗不通，有些群众对于资本主义的危害也认识不清。对于地主、富农的揭露和斗争，也应该注意通过事实对于他们的反动行为加以批判，不要离开事实去空洞地追查思想。平山县烟堡在斗争地主、富农时只是采取压的办法，呼喊口号很多，揭发事实很少，表面上虽然打垮了地主、富农的反动气焰，但教育群众的作用不够大，会后有的老年人说：“反正什么时候也是人家没有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在积极分子中有一种急躁情绪，满足于表面上解决问题。因此，应该反复地教育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认识坚持说理原则的意义，使他们了解用压服的办法虽然暂时好象很解决问题，实际上并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以理服人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问题。
4、先鸣放后辩论，还是鸣放辩论相结合？根据平山县委三十二个试点乡、社的经验，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问题是要看条件。已经掌握充分材料的，可鸣放辩论相结合；材料掌握的不多或较好的一、二类社，可先鸣放，然后根据暴露出来的问题经过整理后再进行辩论。有些社先批判后辩论，结果群众有问题不说了，明通暗不通，对于真正解决思想问题不利。
据我们对安国、高阳等县的检查，县、区和基层干部对于鸣放和辩论有种种思想顾虑，主要是怕鸣放出许多问题不好收拾，怕点火烧身，等等，再加上省委在八月六日的指示中提出从正面教育入手，还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方法，许多干部对于通过鸣放辩论、群众自我教育来解决思想问题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认识不足，因此，这些县份还没有认真地开展大鸣大放大争。估计全省的情况也和安国等县情况差不多。为了扭转上述情况，省委拟迅速发一补充指示。
群众对于开展大辩论的意义不甚了解，对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及其危害认识不清，中间群众没有很好发动起来，以致形成“右斗右”，少数积极分子作战，多数中间分子观战。有些地区对妇女的发动尤其不充分。丰润县宜庄合作社十六队共六十六户，在开展大辩论中，仅五、六个妇女到会，有一次去了十来个人，半路还走了一些。
（九月十一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自八月初省委全会以后，省、市两级反右派斗争进展很快，领导上的右倾麻痹思想有了很大的扭转，群众觉悟提高，右派分子不断被发现。目前，省直各单位对第二批右派分子的斗争已达到高潮，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各市的反右派斗争在省委全会以后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进度较快的市已经开始了对第二批右派分子的斗争；唐山市过去进度很慢，现在局面也逐渐打开，接近全面高潮。据八月底统计，省、市两级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数是七万八千八百九十多人，发现右派分子八百零一人，右派分子占参加斗争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零一五（省直不包括军区和两个学院，已发现右派分子一百六十五人，占参加斗争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五八五；各市右派分子六百一十七人，占参加斗争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其中极右分子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已在报上点名或准备点名批判的一百八十九人（包括一部分普通右派分子）。省、市两级新发现的右派分子较省委全会以前的二百六十三人增加了两倍多。发现小集团三十二个，一百五十二人。过去许多认为没有右派的单位和新闻、出版、文艺等界也都发现了右派，而且有的还是深水里的“大鲨鱼，”单位的头头。除此之外，目前还有很大一批疑似分子，其中有一部分将来可能上升为右派。同时，在省、市两级机关内还有一些落后的角落和单位，右派分子还没有被充分地揭发和暴露。估计省、市两级的右派分子可能达千名以上。
目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情况：据省直八月二十五日对一百二十个右派分子的分析，除去有百分之八点四的人还没有触动以外，已经搞深、搞透、搞臭的有三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五；在围攻下正在交代问题的有四十三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五；处于“顶牛”状态的有三十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各市的情况：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或虽未低头认罪，但已搞臭的，秦皇岛市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邯郸市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保定市占百分之四十三左右；正在交代或交代后又推翻的，秦皇岛市占百分之二十五，邯郸市占百分之七十，保定市占百分之二十一；处于“顶牛”状态的，秦皇岛市占百分之十四，邯郸市占百分之十，保定市占百分之三十六（另外，秦皇岛市还有百分之三十九左右的右派未斗，其他市也有一部分未斗的右派，但未统计在内）。造成“顶牛”状态的原因有二：一是右派分子狡猾抵赖和品质恶劣，死不交代。这种右派分子大部分是有历史、政治问题的，或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点，有一套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害怕把自己搞成现行反革命，怕坐牢，怕劳改，怕打掉饭碗，因而不肯老实交代问题。一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群众发动的不充分，对右派分子的分析研究不够，没有打中要害，或者斗争方法简单，因而形成“顶牛”状态。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分析研究，加强对斗争策略的指导，打开和避免发生“顶牛”状态，对推进当前的斗争是个重要关键。但是也有一些死硬的右派分子，不可能低头认罪，对这些人只要在群众中彻底搞臭，就可暂时“掛起来”。另外，各个地区斗争的发展不平衡，一个地区的各个单位的进度也不同。省直进度较快，多数右派分子再有一两个回合，即可基本解决问题，估计到九月底大部分单位可以基本结束斗争，有少数问题较多的单位，时间还得延长。各市的进度较慢，估计结束反右派斗争的时间要更晚一些，特别是象唐山等过去进展很慢的市，还需要下决心好好地搞一搞，不能草率收兵。
中间分子在这一段也有很大的变化，大部分急遽地向左靠拢。据邯郸市八月中旬对统战口、联合厂、电厂、国棉一厂等六个单位的统计，运动初期划为中间分子的四百六十八人，已转化为积极参加斗争的二百二十一人，占中间分子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张家口市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中间分子已向党靠拢（有些单位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并积极地参加了斗争。省直财贸系统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对非党群众排队的情况是：左派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四，中间分子点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一（其中中右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点八九）。到八月中旬，左派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七，中间派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三二（其中百分之十点三三上升为左派），中右分子减少到百分之十（其中百分之二点八九上升为中中或中左）。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变化是总的趋向。有些单位由于注意了对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的争取工作，因而使反右派斗争有了很大的进展。如省银行斗争右派分子孟栋承，由于争取了与孟平日要好的中右分子秦永潘，在二次斗争会上就揭出孟二十九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使孟不得不认罪服输。特别是今后，在反右派斗争的深入阶段，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反动言行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和小集团，作好争取中右和右派中动摇分子起义的工作，将是我们获得胜利的重要关键。当前在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有些单位对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还重视不足，只有一般号召，而对中间分子缺乏具体的分析，也未指定专人去进行具体的工作。（2）有些疑似分子到底是中右还是右派长期确定不了，也不利于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和分化孤立右派。这一问题应该抓紧解决。
总起来说，在前一段斗争中，由于认真贯彻了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指示的精神，使各级领导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方法、步骤明确了；同时经过对第一批右派分子的斗争，群众的觉悟提高了，领导上也初步地摸索到一些经验，因而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估计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我省的反右派斗争还会出现新的高潮。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当前正在斗争和揭发的右派分子，大部分都是比较隐蔽、狡猾、藏在深水中的“大鲨鱼”和右派小集团，这些人将是我们反右派斗争中的劲敌，把这些右派分子搞深、搞透、搞臭，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同时对于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也还需要作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有许多新的问题也急待研究解决，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以便获得全胜。
首先，要继续扭转右倾麻痹思想。目前有些地区或单位的领导干部，右倾麻痹思想仍很严重：（1）有的单位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便宣布了没有右派、劳动局党组七个成员中，有六个大鸣大放中受到攻击，有人并声言要撤换党组，而且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局内反动言行仍很嚣张，但有的党组委员直到现在还肯定劳动局没有右派（最近已确定了一名右派）。特别是在各市，对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职员中的右派分子还没有充分的揭发和暴露。如各市六百一十七名右派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只占十九名；唐山市的开泺，启新等大厂矿，至今尚未抓住一个象样的右派分子；张家口市铁路局、地质局、下花园发电厂等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集中的单位，现在揭发出来的一十三名右派分子都是一些会计员、过秤员、话务员、办事员和科员、交书、练习生之类，而高级知识分子却一个也没有。（2）任务观点，斗争几个回合，不问是否已经搞深、搞透、搞臭，便准备草率收兵、也有的怕斗过火了出偏差，以后不好处理，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3）有的单位领导上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有才干，怕斗了以后不好作工作，因而不愿把他们确定为右派，或不敢放手发动斗争（当然对不同的高级技术人员要有不同的策略）。这三种情况，影响了当前反右派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和单位，急躁粗暴的现象开始滋长。有的对右派分子讽刺辱骂、“熬鹰”、不给水喝、不许说话、不许坐下等，对右派分子的言行和思想不分析不研究，不讲策略方法，不进行充分的说理辩论，而是单凭声势压和简单的追逼，因而造成有些右派分子乱咬一气，造假情况，使某些中间分子感到恐惧，怕被右派分子咬着，拉下坑去。目前我省已发生右派分子自杀事件九起（死二人），逃跑事件七起（已找回三人）。这个问题也须引起高度重视。
其次，加强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和争取右派分子起义。对于这两方面，不仅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安排，确定专人进行工作，而且对于有些人，领导干部还需要亲自出马。为了进一步贯彻争取中右，孤立分化右派的政策，对于当前存在的大批疑似分子（只省直即有九十九人），到底是右派还是中右应该从政策界限上加以划清。疑似分子的情况，大体上不外以下几种：一种是从言行上看已够上右派，但由于领导上过去和他们的问题处理有缺点，或者是小青年，家庭成份好等，要确定他们为右派，领导上还有犹豫，还有一种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层人物，领导上对他们的看法还有分歧。对上述这两种人，都应该争取迅速明确下来，本质上是右派的，就坚决划为右派，划为右派并不一定一律看待，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从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上加以区别。有的可以不斗、有的可以小斗，或在后台斗，不戴右派帽子；有的可以大斗，公开斗；也有的划成右派后，由领导上掌握，不在群众中公布。另外，还有一部分材料不足、确定不下来的人，可以暂划为中右，帮助他们去掉包袱，上阵作战，如果以后发现新的问题，或怀疑得到证实，再确定为右派，进行斗争。
对起义的右派分子，可采取以下三种办法对待：（1）对真正起义的右派分子，可以停止对其进行群众性斗争，并注意使之不受其他右派分子的报复。（2）对其他右派分子揭发出重大问题，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作了比较彻底的交代，并检讨深刻的起义分子，在组织处理时，与一般右派分子应有所区别。（3）起义后在反右派斗争中虽然表现积极，并对斗争有所贡献，但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不彻底交代的右派分子，可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先帮助其作自我检讨，或者在小组会上继续进行批判，如果他拒不交代，再组织群众对其进行斗争。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得到多数中间分子的同情，有利于孤立分化右派分子。
第三，结合反右派斗争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为了使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更深刻地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大辩论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进行。通过反右派斗争中的活人活事展开辩论，进行教育。这样，既可以把右派的说理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在教育群众方面也可以更生动、更深刻。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以后，还可以再进一步系统地学习文件，组织大辩论。
专县的反右派斗争，开展的较晚，一般的是刚开始，多数地区和单位尚处于鸣放初期，真正鸣放起来的还不多。
从鸣放的情况来看，右派是谨慎了，缩头了。有的是沉默不语；有的是说好听的，装积极。如静海银行刘继生，原来很支持右派的言论，并准备了许多书面意见想放，现在看着风头不顺，都撕毁了。在当前的情况下，鸣放困难，确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更主要的是领导思想上存有许多障碍，如麻痹，畏难，经验主义，不敢放手等。有些人说，上边有右派，下边没有右派；别的机关有右派，本机关没有右派。正是由于麻痹，不重视，所以有些领导干部不亲自动手，如津专银行让一个科长挂帅；邯郸公路局派一个一般干部去搞，局长强调工作忙，连会也不参加。有的认为“三反、肃反开始劲头都很足，但后来都纠偏，这次反右派也可能是这样”，怕给自己找麻烦，等等。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应从各单位的领导思想着手，克服右倾思想，充分发动群众，放手鸣放。
为了促进专县反右派斗争的迅速开展，省委准备召开一次地委电话会议，并计划派出一批组织鸣放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分头到地委进行检查帮助。
（九月十一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绥化、安达、勃利三个县的整风与反右派斗争，在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的具体协助和地委的直接指导下，于八月上旬和中旬相继开始。参加这次运动的包括县直机关，企业中的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等，共有五千八百余人。当前的运动，开展得不平衡。绥化较快，现在已经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勃利正在大放大鸣，安达由于广大干部参加了支援肇源县的防洪斗争，运动已基本停止，只有六个单位开始鸣放。
各县在全国省以上机关、学校的大鸣大放和反右瓣膜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前一时期都曾一度搞过鸣放，也批判过右派的某些言论，但鸣放得不深不透，批判得极不彻底，这种不深不透的“夹生饭”状况，给县里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一定的困难。最初，有的同志以为县里不会有右派分子，片面强调了按正常的整风步骤和风细雨地进行整风，忽视了反右派斗争。加之，干部最大的顾虑是怕提了意见被当成右派，如勃利县反映，有的人怕拿自己当右派，说是“放完了就整你一下”，所以，就守口如瓶；有的人怕挨整，怕打击报复；有的人怕提了意见不能改；有的人怕说个人主义，等等，因此，一直没有公开提大放大鸣的口号，鸣放也未开展起来。听了主席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的传达，又经过省委召集专门会议讨论了县级整风的基本方法和步骤之后，才明确了运动的方向。这时通过座谈已暴露了不少右派言论，如在肃反问题上，有人怀疑肃反效果，有的想要翻案，要求平反；说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苦，怀疑或不满意统购统销政策；不承认资产阶级有反动的落后性的一面；否认知识分子改造的必须性；借口不要干涉行政事务，反对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在挑拔党群关系、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制造分裂，唯恐天下不乱。另外，也有些人思想糊涂，同右派分子有共鸣。开展比较快的绥化县，经过进一步发动群众和挖掘工作，右派分子的原形相继暴露出来，并且取得了初步战果。茲就几个主要问题分述于下：
一、县里也有右派分子。事实证明：县里不仅有右派分子，也不是仅有个把的。绥化县经过审批定为右派的已有九名。还有十多名正在审批。同时也证明他们不仅过去放出不少右派言论，有的还肆无忌惮地继续在放。
二、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也是县级整风与反右派斗争的好形式。整风开始只有座谈会形式，给领导上提意见，开展批评。对大字报多数人生疏，从未看见过，领导上也无信心搞起来。但后来在座谈会上发现“没嗑唠了”（意见提完），又经领导提倡，大字报突然搞开了，引起所有的人都十分注意，在会上不能讲的也贴了出来，尖锐的斗争展开了。绥化县经过县组织观摩和大字报的交换（甲单位给乙单位提的意见转乙单位贴出），大字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全面被运用起来了。而且大字报中确实是暴露了很多问题。一时大字报已经成为整风和反右派的最有效形式。辩论会对于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打击右派分子、教育群众、明辨是非也起着极显著的作用。通过大字报和辩论会的配合，就推动运动波浪式地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要相信群众有巨大的力量。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一定要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有群众积极参加斗争，才能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能取得胜利。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也是一种有害的右倾思想。如绥化开始不敢向积极分子交底，认为积极分子只有深入斗争才能湧现。这时只有领导上自己在孤军作战。斗争开始后，又认为一些右派分子能说会道，有一套谬论，怕群众的力量攻不上去，火力压不倒敌人，担心摆不好事实，讲不出道理。但是，一当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的时候，发现群众的九量并不象我们有些同志所估计的那样，而是能够掌握确凿证据，现直气壮、有理有力地向右派展开坚决斗争的。经过训练后，斗争策略也不断提高，群众斗志高昂，信心十足，完全能够揭露并且击败右派分子。
四、必须使反右派斗争和中心工作两不误。县里的工作任务很多，又很紧张，如何正确作到反右派和工作两不误确是一个大问题。目前，试点县的县级机关除了领导日常工作，主要力量放在进行反右派斗争方面，而农村又要在秋收前把社会主义大辩论搞完。因此，反右派斗争在九月中旬就要暂告段落（党、政、群单位抽人下去参加大辩论与领导秋收，企业部门、学校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秋收后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并转入整风运动。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具体安排。
五、必须做好整边改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座谈，大家提出了不少改进工作的意见。目前各县已指定专人整理研究这些意见，已经改了一些马上能改正的缺点。如勃利县关于房屋分配和管理问题，街道卫生与洋沟板修补问题，职工福利和困难补助问题等，已经着手改进，群众表示满意，增强了积极性。但这个工作还仅仅是开始，而且改得较零碎，甚至也有改正不恰当之处。例如勃利县在改进工作措施上还提出了帮助干部搞养猪副业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总之，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更进一步地切实地改正一批缺点，以鼓舞群众的积极性，并真正达到整风的目的，尤须抓紧作些努力。
（九月十一日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全地委目前在辩论中已发生打人七十五起，被打七十五人、其中农安四十二人（死一人）；怀德十一人；梨树九人；榆树九人；德惠三人；东丰一人。农安打人情况不明，其余四县二十二人中：地富十四人，中农六人，贫农二人。发生打人的特点是：1、都是在说理会上打的，如梨树石岭子区英额堡乡总支书记打了地主张奎录（张过去当过胡子，是国民党的谍报员）。2、都是发生在斗争的后期，被斗对象顶牛、反驳、不服或不说话时打的。3、农安、利树两县过去地主活动嚣张，拉马退社较多，群众不满，故打人较好。
二、乱捕人的现象已开始发生。怀德县群众自己捕七、八人送县，是不应捕的。
三、大辩论中斗争面太宽，有的把搞女人、财钱、不服从领导、说怪话的都斗了。
上述情况地委已通知各县引起注意。
又据农安县公安局电话报告：该县开安区张马三家乡，自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以来，连续发生群众欧打斗争对象（有的不应斗）事件十三起，打了十人；其中已打伤七人，打死一人。被打死的叫李纪财，中农，四十八岁，单干户，群众关系不好，几次拒绝参加义务劳动，曾经打过生产队长，在八月中旬，曾向信用社干部强硬地提问：“为什么不给我贷款？”群众对他不满。据此，在大辩论中，该乡即确定他为斗争对象，于八月三十日晚七时，召开全乡四百多人斗争大会，会中选出一名群众掌握会场，乡干部旁听。在进行辩论时，李不服，群众情绪激昂，当场拥出四、五个人，将李衣服剥掉，捆上，有二十多名群众用皮带边打边问。后弄到乡人委，由于伤势严重，经急救无效，于晚十二时死去。事件发生后，该县监委、检查院、法院、公安局、卫生院等部门，已派人前往检查和处理。据了解，李纪财虽然对合作化有不满行为，但不够斗争对象（其他被打的人是什么成份，有什么问题不详）。发生这次事件，主要是由于乡干部放弃领导，不掌握政策，见到群众打人不加制止。其中是否有其他问题，现该县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中。
吉林省委已于九月五日将上述公主岭地委和农安县公安局的电话漏报通报各市、地（州）、县委并着重地指出：
（一）大辩论中必须坚持摆事实，说道理的方法，及时地反复地检查纠正简单化的作法。
（二）要把对农民（包括富裕中农）中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说理同对反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打击严格区分开来；对后者的斗争也要通过充分揭露其破坏活动及反动思想，达到孤立坏人、教育群众的目的。辩论和斗争中坚决禁止打人、骂人及体罚。
（三）确定斗争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对于只有资本主义思想，并无资本主义行为的富裕中农，和虽有一些资本主义行为但并不严重的，都应该通过辩论、通过群众的自我教育，使其辩明是非，认识错误，对于有严重资本主义行为的富裕中农，经过辩论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可以在小会上集中批判，进行说理斗争，一般不要拿到大会上斗争。对于反动地富、反革命及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在辩论中经过群众的揭露、批判，仍不低头的，可以在较大的范围进行斗争，但也要注意分化、孤立，着重打击那些最坏的分子，而不是每个人都拿到大会上斗争。由于思想落后说些怪话、不服从领导或有些行为不正的农民，应该进行教育批评，但不应脱离大辩论的中心，专门去搞这些问题，更不得随便划作斗争对象。组织群众斗争。
（四）捕人必须按照政策界限及法律手续，一方面反对司法工作中的右倾思想，该捕就捕；另方面防止不经法律手续，放任群众乱捕乱途。运动中打击、逮捕的对象，除现行犯及个别捕晚了不利的情况以外，一般在辩论过程中暂不捕人，待辩论之后根据情况再定，同时要根据有反必肃，少捕少杀的方针，在农村中以少捕多管制为宜。当然，少捕不是该捕的也不捕，但都应先放在大辩论中充分揭露和孤立起来，然后再行逮捕。这样既能教育群众也可以打得准，并有利于控制打击面。
（五）发现乱斗、乱捕及打人、死人事件，必须立即进行检查，坚决制止（如领导薄弱而发生的偏差的地方，可把辩论暂时停上来，加以整顿，加强领导然后再来进行），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纠正，加强对运动的指导。
（六）大辩论应该在县区工作组领导掌握下分期分批进行。在没有工作组领导的乡社，一般先不开展大辩论；在那些地方，乡社组织应该积极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分配，解决一些当前乡社工作中待解决的问题。
（九月十一日吉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北京市郊区的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普遍开展起来，现在把市委农村工作部所写的关于五个试点乡在辩论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转报如下：
据上岸、东冉村、六里屯、赵辛店、八宝山等五个试点乡的统计：各阶层在鸣放期间共提出意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九条。其中：合作化六千零七十六条（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二），统购统销三千五百零八条（占百分之三十点一），工农关系六百九十三条（占百分之六），肃反及法制五百零四条（占百分之四点三），其他方面八百六十八条（占百分之七点四）。
全部意见中：恶意攻击的一千三百三十五条（占百分之十一点五），积极拥护的二千八百三十一条（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善意的批评七千四百八十三条（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二）。
关于合作化问题，据五个乡的统计，各阶层共提出六千零七十六件，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比重最大。在六千零七十六条意见中，属于恶意攻击的言论七百一十八条，占百分之十一点八；属于正面拥护的一千四百二十八条，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属于批评建议的有三千九百三十条，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七。
一、在鸣放中，公开谩骂、抵毁、攻击合作社的多为入社后减少收入的上中农，七百一十八条恶意攻击的言论中，上中农占三百三十七件，地主、富农占一百二十五件，其他二百五十六件是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贫农、下中农和小商小贩发表的。他们对合作化的攻击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作化以后产量降低了，生活下降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入社不如单干。西红门乡上中农宋学忠说：合作社的产量没有单干时高，合作化比单干是灾年不如灾年，丰年不如丰年。马池口乡有的上中农说：合作社什么地方也不如单干，现在地头地脑都没种上，拖拉机闹了一地的坷拉，牲口死一个少一个。西红门中农蔺永江说：今年庄稼长的好，是因为风调雨顺，不是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他们在座谈会上极力散布消极情绪，认为合作社不会办好，想在群众中制造合作社的前途就是破产的印象，企图从根本上推翻农业合作化。
2、认为入社太不自由，花钱不方便，处处受限制。他们说：在社里捆的发木，泡的发麻。入了社当了牛马，还不如给地主扛长活，合作社真好比是阎王殿，小屯上中农邓玉福说：入社象装在铁棺材里一样。西红门乡上中农常福顺说：我是带着家产扛长活，倒找八十元（股金），外加受限制。上中农刘富祥说：社员为吃穿，找了山视找土地，现在社员什么都受限制，就是喝凉水不受限制。六里屯上中农王林说：入社不如给地主扛长活，给地主扛长活，借十个不敢给九个。双飞池口乡上中农靳增说：入社累死人，是劳动改造，这算是把农民给捆住了。
3、丑化、谩骂乡社干部，说乡社干部是“土皇帝、“剥削阶级”、“败家子”，企图否定和推翻党的领导。上岸乡叛党分子包作德说：合作化好比封建的庄子，庄主不干活，现在队长也不干活，都是我们干活养活他们。东郊区星火社半农户王安说：社干部不劳而食，毛主席说打倒剥削阶级，他们不是剥削阶级是什么？他们结交官长，走动衙门，我们谁敢说话？干部是败家子，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比坐地分贼还厉害。上岸乡邓松林（复员军人，党员）说：乡党委书记李国平的官僚主义载十八列车也拉不动，他成了土皇帝了。他们进而想推翻党的领导。六里屯乡中农汪秀华说：什么都听党的，你们准行吗？上中农郭清海说：去年要不是上级领导，够十二成年景，一领导就光身子了。
此外，在鸣放中，有少数地主、富农公开要合作社退还多余的折价款，无理质问：共产党是不是实行二次土改？谩骂合作社是“砸明火”。少数上中农在攻击、谩骂之后，还表示秋后要退社或多留自留地。六里屯公开提出秋后要退社的就有十几户。
二、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坚决维护合作化的道路。他们说：入社生活提高了，吃穿不愁了，很多人盖了新房子，念书识字的人也多了，入社是第二次翻身，再不会挨饿受穷了。他们把合作社和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连系起来，中苏友好社贫农张文瑞说：用棍子打死我也不出社。下中农张文秀说：我死也不退社，谁让我退社，就和谁拚命。有的贫农在会上听了富裕中农入社以后生产、生活降低的谬论，气愤的说：这是昧着良心说话。他们在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力地驳斥了攻击合作化的谬论。中苏友好社新下中农王文生说：我头一年入社分了五百元，第二盖了三间新房子，不入社一辈子也盖不上新房子，谁说农民生活没提高？没提高的都是那些有骡子、大车和几十亩地的财主富裕户。
贫农和下中农同时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合作社提出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在将近四千条建议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贯彻民主办社方针不够。
（1）四季青、六里屯、小屯、上岸和马池口等社社员都反映账目不能按时公布，对社和本队的收支情况不摸底。小屯二队贫农李国林说：社里不向社员公布账目，我们没有文化，不能查账，心里糊里糊涂。六里屯社有些社员提出：去年决算没有很好地向社员交代，入社股金不知道是怎么花的，今年的账目仍然没有向社员很好的公布。四季青社社员反映有时公布账目用的名词听不懂，扣钱不知为什么扣的？上岸乡永定社社员对今年上半年社只用广播公布一次账目有意见。
（2）对大项财务开支未经社员讨论，有意见。例如，六里屯社花一万四千元买了一辆汽车，西红门花一万五千元买一辆汽车，上岸乡用三千元买了十三匹马，四季青社买鸭子等都没有和社员商量，社员对这些都提出批评。
（3）认为合作社脱产干部太多。马池口乡丰收社社员说：该社有“七十二贤（闲）人”（即七十二个脱产干部），五大队有的社员反映：有的干部快成二流子了。马池口乡友联社共三百十一四户，全脱产干部十一人，另有十四人受补贴，社员认为干部太多，应该精简。四季青的 社员对七个主任中只有三个参加生产提出意见。赵辛店乡有些社员也反映队长本来不脱产，但也不好好干活。
2、干部作风方面。一般乡都有些社员反映有少数干部工作不深入，解决问题拖拉，不关心社员疾苦。上岸乡有的群众反映：干部工作不深入，坐在办公室指挥生产，好象不上阵的团长，打了仗不知道兵是怎么死的？六里屯社有的社员对因为领导不深入，造成一些荒地和烂菜的现象表示不满。六里屯、西红门、上岸等乡群众都反映：干部借钱吃粮较群众方便，待遇特殊。
3、合作社的生产管理方面。这些社因为多数实行了“三包”管理，因此社员对社的经营管理一般是满意的。但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一此批评建议。例如，西红门社员提出葡萄树没有专人管理；中苏友好社有的社员提出对活茬质量的检查不严，社里重副业轻农业；六里屯社有些社员反映劳动安排使用不当，有窝工浪费现象，对“抄肥”户处理不及时；上岸乡有的社员提出降低粪价，影响了社员积肥的积极性，等等。中苏友好社、六里屯和马池口乡都有些社员提出，要求社里对多留地的问题采取有力的措施，不能听任发展，影响社的巩固，中苏友好社贫农穆廷贵说：社员留自地太多，有了自留地就不出动了，有好粪也上到自留地里，这对社没有好处。他说：应当把个人的自留地取消，采取集体留地的办法，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留几亩地种菜大家吃，这比个人留地好。
4、四季青、六里屯、上岸、中苏友好等社社员对社里财务保管不严、损失浪费的现象都提出了批评。例如：中苏友好社有些社员提出副业大车赶的快如飞，坏了就往那一堆，也不及时修理，大车队死的牲口很多，也不找原因。四季青社社员提出，粪场集中管理不好，一摊开就是十万斤，一下雨就给冲跑了，损失太大。六里屯、上岸有些社员提出对农具保管不善，有丢失损坏的现象。
在鸣放中，一般社都贯彻了边放边改的精神，把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了。据八个试点乡不完全的统计，最近已解决了三百五十四件问题，群众反映很好。例如，小屯乡社员提出对“一包”（即只包工）的意见后，工作组即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帮助党委和社管委会及时地作了研究。采取了和秋菜、花生、白薯等实行“三包”的办法，社员的情绪大大的高涨起来，冒雨栽种白菜。中苏友好社解决了社员推磨使牲口、护秋等八个问题以后，社员普遍反映：这回真不错，真给解决问题了。
五个试点乡共提出三千五百零八件，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三十点一，仅少于合作化问题。对统购统销的意见中，一般是粮食问题所占比重最大（上岸乡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占全部统购统销意见的三分之二），而粮食问题上又以定量不够吃的意见为最普遍。在菜区，特别是无照商贩活跃的地方，对蔬菜统购统销的意见比较多，主要是反映“菜价低”，“菜站剥削农民”。对统购统销意见中，有五百零一件（占百分之十四点三）是恶意攻击的，而另外三千零七件（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的意见是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对工作提出大量的善意的批评建议和某些疑问。
这五百零一件恶意攻击的意见中：上中农占一百四十五件，地主、富农、坏分子占一百零五件，其余二百五十一件多是不务正业成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中、贫农和商贩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们心怀不满，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1、攻制度：上岸乡上中农黄桂山说：开天辟地那有农民没粮食吃的，世界上那个国家的法律把老百姓的肚子治的一边大？东郊星火社上中农果兆元说：自留地的采也要到菜站去卖，我就反对这个，政府屁大的事都管，准管得了吗？上岸乡周壬凤（当过和尚）说：现在让粮票把亲戚都断了。
2、攻定量：西红门老上中农刘福顺说：粮食不应当限数，应该让随便吃。东冉村火器营上中农刘玉书，老喊缺粮，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刘妻还说：我家里就剩下一斤吃的了，后经乡、社干部以检查卫生为名，查出存粮一千四百多斤。上岸乡上中农孟宝森（流氓）说：社会主义是可怕的大水灾，这个社会，老年人愁死（统购统销），中年人累死（入社活多），我作禁闭还吃四十六斤粮食，农民只给三十斤，不如犯人，熬粥吃都不够。东冉村有人说：“棉布不够穿，外宾再来参观我们穿破烂点给他们看看”，“这社会再往前就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该穿树叶啦。”
3、攻价格：老中农李振和说：农民再有六辈子也翻不了身，买东西依人家的价钱，卖东西也得按人家的价钱，这时剥削我们。菜是我们的，愿卖给谁就卖给谁，愿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老中农王世荣说：政府是暗使家伙，慢慢把私商都拉倒了，就剩他们一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上中农刘福顺说：什么都涨钱，就是粮食不涨，因为政府是打你农民手里买的。东郊星火社中农社员张瑞说：社内西红柿卖三分五一斤，采站一转手卖七分一斤，蔬菜统购包销是谁剥削谁？
广大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好，物价稳定，人人都能吃上大米白面，如果没有统购统销，商人就要投机倒把，有钱的人撑死，没钱的人饿死，丰收地区吃不了，受灾地区吃不着。实行统购统销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利，受限制的只有投机商人，但是他们在鸣放中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应该向农民加以解释，进行教育。
1、有些人不了解国家粮食产销紧张情况，跟上中农随声附和喊叫粮食定量太紧，希望多留多用一点。
2、强调个人方便，认为以前有集市时，爱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现在按月买不如以前方便。
3、不了解购销差价的必要性，丰收社六大队王贵祥说：国家买我们的要干、饱、净、六八二厘一斤，我们买国家的，好坏不分，一斤八分。
4、农民定量按原粮，买米面还折扣，农民吃亏。
此外，还有大量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需要主管单位研究改进，这些意见主要是：
1、大人小孩全家按户定量不合适，小孩吃十斤定十斤，大人吃多少定多少。
2、按月供应不习惯，到水没预分，买粮没钱，过期又不能买，有时因此粮食不够吃。
3、月初买粮排除时间太长，大误工。
4、农民一天一斤粮，干部不干活，为什么一斤半？
5、收小麦吃小麦，不供给别的粮食，白面不能匀开吃。
6、多吃白薯节约了粮食的户被压缩了宣数，不吃白薯浪费粮食的，反而提前供粮，积极的吃亏。
7、统购统销以后有的地方吃不上豆腐。
8、猪饲料六十斤不够，鸡饲料又贵、又坏、又排队，有时还买不上。
9、六斤荞麦，折十斤原粮不合理。
10、农民纳鞋底买不到麻绳。
11、补粮手续太麻烦，有时跑好几趟也解决不了。
12、粮食分量不足，十斤亏三两。（昌平丰收社十一大队）
13、有些蔬菜购销差价太大。
五个试点乡共提出六百九十三件，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六，总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在各社各队的鸣放会上都有人提。工厂、农村相邻的地方，对工农关系提的意见比较多，而且很尖锐。丰台区赵辛店召开的一次社员、工属座谈会上，由于上中农的煽动，工人家属与社员竟当场争吵起来，使座谈会上不欢而散。对工农关系的意见主要集中在：1、工人收入高、福利多、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苦，没人关心。2、工业品贵，农产品贱，工人占便宜，农民吃亏。对工农关系的意见中，有八十一条（占百分之十一点七）是挑拔工农关系，企图瓦解工农联盟。这些反动言论还在农村各阶层中暂时引起了某些共鸣。甚至有的党团员、乡、社干部在这些言论面前也感到理屈词穷。
这八十一条破坏工农关系的言论中，上中农占二十一条，地主、富农、坏分子占九条，其他五十一条多是不务正业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中、贫农和小商贩提出的。他们利用农民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煽动农民三十工农关系：
1夸大工农生活差别，煽动农民对工人不满：星火社老上中农相全说：工人生活提高很多，农民生活根本没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相差天地。马池口乡樊长庚（被开除党籍分子）说：工人一天挣我们好几天的钱，妇女都和工人搞对象，农民差不多要断后了。该乡新中农李永臣说：妇女们流传着说一嫁工人二军队，嫁给农民活受罪。丰收社新中农王继亮说：毛主席提出工农联盟，现在农民连工人的三分之一也赶不上，我看这个口号提的不合适了。
2、歪曲党关心工人，不关心农民了：东郊区星火社韩连文说：工人农民不一样看待，两个儿子，疼大儿子，不疼二儿子。友联社党支委张文秀说：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改造了，现在就是美了工人，工人有病还管治，社员有病没人管，简直不如牲口。上岸乡退党分子诬蔑党是忘恩负义，他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军政人员和农民差不多，现在军队、工人、干部都比农民生活高的多，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出力很大，那时上级说大家努力干吧，将来有大家的好处，现在看来是说瞎话，共产党进城忘了农民。
3．鼓动分裂工农联盟：丰收社上中农尤起说：为什么他们坐小汽车，为什么我们吃不上饭？如果我们农民不干，他们连饭也吃不上，反正他们不会“下老米豆”。上岸乡段德祥（恶霸地主养孙，一贯道徒）说：工人一月挣六、七十元，农民穷得光屁股眼子，他还和你搞个屁联盟？我看不要工人也行，和他割断关系，我们农民用手拔草，用木楼子耠地，我看工人离了我们农民就不行。曙光社一女队干部说：“再种棉花叫队长耪去，我算不去了，反正种了棉花也穿不上”。马池口乡有人说：工人这么剥削农民，咱们得和他们斗争。友联社竟有人谩骂说：农民不生产，全饿死他们王八蛋（指工人、干部）。
在一般农民当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平均主义思想，他们片面地夸大工人生活水平，处处与工人相比，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1、比供应标准：八宝山乡贫农陈禄说：工人有工作服还二十四尺，学生坐在凳子上念书也二十四尺，农民干活费衣服为什么十八尺？上岸乡贫农李德全说：工人每月吃一斤油，农民种油料才讓吃四两，工人农民怎么是一家？赵辛店乡团总支书记张永才（党员）说：农民整天劳动，穿衣服比别人费，为什么用布反比居民少，我向别人解释有些亏心，希望国家告诉我如何解释好。
2、比福利：有人说：工人干部看病不出钱，农民入社也交了基金，为什么看病还要自己出钱，工人有礼拜休假制度，农民就连轴转。
3、比生活：丰收社十一大队中农尚雨说：工人吸洋烟，农民就吸不起，有的说工人干部骑自地车、带手表、穿制服，农民是吃不够、穿不暖。有的说：工人自薯不顶口粮，农民吃白薯就顶口粮不合理。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要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或由主管单位研究改进：
1、工业品涨价问题：马池口乡新上中农王成龙说：去年三斤粮换一尺布，现在三升粮换一尺布，薅锄过去一把三角，现在要七角，保险火柴过去一包一角，现在要一角四分，盐也涨价了。
2、短工工资问题：东郊星火社第三队副小队长王景才说：我们社员连个做小工的都不如，他们每月收入四十多元，我们在社里能给小工待遇就行了。
3、工人干部家属问题：八宝山乡贫农王继祖说：农民上晒下蒸，到没有工人家属坐在阴凉下给的油、布多。也有人提：工人干部不管挣钱多少，把爱人都接走了，挣钱少的国家补助，给房住，结果农村少了一个劳动力，城里多了一个寄生虫。
4、保护庄稼问题：有的提出工人家属养猪、养鸡吃了农民的庄稼，有的单位轧坏了农业社的庄稼，为此不断引起纠纷。
（九月十三日北京市委向中央的书面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