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对深入地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几点意见
贵州省农村先斗、捕不法地、富后进行鸣放辩论的情况
辽宁省昌图县二十家子区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
广西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情况
天津市第一批整风单位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二批单位领导较弱、存在不少问题
北京市东郊区委对干部在目前农村鸣放中的疲踏和急躁情绪的分析
湖北省工业、交通运输企业整风运动情况
山东省人代大会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江苏省工商界和农工、民建上层人士对整风问题的一些反映与动态
福建省晋江县苏厝乡进行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的经验
河南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丰台区赵辛店乡单干户的情况
河南省各市对街道市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问题尚待解决
甘肃省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和经验
湖北省农村整风情况和试点的初步经验
江西省抽查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情况
吉林省农村整风开始收效有些地区发生偏差已被纠正
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于八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省级机关党组书记会议，分析了第一批机关、学校整风的情况，认为这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但是发展得不平衡。少数单位已经接近告一段落；多数单位正在深入，深入的过程中，常碰到困难，有的克服了能不断深入，有的克服不了深入不下去。领导小组根据多数单位的情况，提出了如何使斗争不断深入的意见；同时，对接近告一段落的单位如何转入下一阶段，情况不明的单位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关于反右派斗争如何告一段落以及如何转入下阶段的问题，急盼中央具体指示。
一、如何使反右派斗争不断深入，重要的问题是领导上反复学习中央的文件，仔细研究自己的情况。我们已把“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右派分子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发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翻印发至县委以上的党组织，以便阅读。
关于掌握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由于情况复杂，具体运用时，遇到不少困难。根据中央统战部建议的精神，总起来说，左、中、右的基本标准就是人们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就是左派；反对的，就是右派；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中间派。中间派当中，往左偏的是中左，往右偏的是中右，其余的就是中中。比如机关里，很多人对工资改革、提拔干部等工作提了意见。意见当中，有的为了改进工作，对真正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有的因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很浓厚，以致批评得不恰当，他们都不是右派。但是，有的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和干部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情绪来反对共产党，有的还提出和共产党的主张相对立的荒谬主张，这就是右派。右派当中的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是极右分子。必须反复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全面细致地分析情况，才能使左、中、右的划分，求得大体准确。
关于反右派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我们的体会，最重要的是“分别对待”和“说理斗争”。对右派骨干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要分别对待，即是要集中力量打击右派中的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大力分化一般右派分子。前一时期，不少单位对分化一般右派分子的工作做得不够。不了解一般右派的政治野心不如骨干分子的大，也不如骨干分子坚决，有被分化出来的可能。分化就是要他们起义或者缴械投降，这也是一种斗争。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争取中间，孤立极右派。分化一般右派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狠狠地打击右派骨干分子，使他们畏惧、动摇，不再敢跟着右派骨干分子跑；二是要用火烧到他们，就是斗极右派时提到他，抓紧进行个别谈话，必要时进行小组批判，截断其想“蒙混过关”的后路，不得不考虑是自绝于人民呢？还是起义或者缴械投降；三是进行政策教育，指明彻底交代、悔改才是出路，表明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治病救人”的态度。当然，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隐藏着的极右派。但是，到那时，再当极右派打，为时也不晚。另外，对顽抗的和愿意交代的也要区别对待，不可交代一次斗一次，一管交代不交代都呼之曰“顽抗”。到目前为止，右派当中完全不交代的还是极少数。右派骨干分子当中也不是没有缴械投降的可能的，一般是在完全陷于孤立、处于“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缴械投降”才有可能。但是，也应该看到，会有一部分右派骨干分子顽抗到底，根本不投降，或者是表面上虽作了检讨，只因为人证物证俱在，不得不承认，内心并不服，企图“东山再起”。
必须坚持说理斗争。有些单位在深入挖掘时，盲目地硬追，追历史、追动机，甚至追特务、追事故，形成顶牛这是不好的。说理斗争，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需要事先准备好材料。材料的来源主要是靠调查。所谓调查，一是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右分子，揭发出材料；一是分化一般右派分子，贡献出材料。我们只应当在充分的事实根据下，提出问题，令右派分子交代。这样交代出的言行、动机或阴谋，一般是与事实吻合的。对于右派的交代，应当抱欢迎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希望在每个右派身上都搞出“大阴谋”出来是不可能的，交代的材料也要鉴定。动机与事实吻合，才比较可靠。总之，只有全面细致地搜集材料，充分地准备驳斥的论据，我们的斗争，才能做好“摆事实、说道理”，才能打中要害。
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工作。一般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⑴在排队中，对于可划右派可划中右的，应当划为中右。这样，可以稳定中间分子，孤立右派。个别划错了的，等发现了足够的材料，再变也不迟。⑵耐心地教育中右分子在政治上与右派划清界限。应当多讲道理，不要用戴帽子的办法去压。⑶要组成以左派和中左分子为骨干的群众队伍。少数单位有不管中间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不仅要教育中右分子，而且要和他们一道商量反右派斗争的工作。在我们的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样做，剩多害少。好处是使中间分子放心，使右派看到我们和中间分子是一家人，便利于发动群众，孤立右派，使反右派斗争始终保持群众性的运动，不致变成少数骨干分子的斗争。采取这个办法，仅有的害处是少数中右分子有通风报信的可能。但这也并不只是有害的。⑷改进工作，转变作风。一方面要虚心听取正确的意见，坚决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另方面，要提倡和中间分子交朋友，不要翘尾巴，这是克服宗派主义的具体内容。
要使斗争不断深入，必须解决领导思想问题。温情主义、“差不多”思想要反对；因为有了它，就斗不透，吃夹生饭。同时要反对简单粗糙的做法。另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具体领导：第一，调查研究右派的情况，系统整理他们的材料，建立档案，作为斗争的依据，也便于将来作结论。第二，不断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的单位，只从表面看问题，认为“只要发言，就好”，或说“一个月以前就发动起来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省委工交部调查，目前，中右分子当中，有的仍感到“斗右派过火了”，有的自己有毛病终日惶惶不安。贵阳医学院反映，有的口头上喊“学校离不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内心还在怀疑“共产党究竟能不能领导学校”。第三，不打无准备的仗。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前两点，做到了那些，我们有了队伍又有了弹药。组织斗争的准备工作应当和群众一道进行，求得上下一致、思想统一，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二、关于如何使以政治为主的反右派斗争转入思想清理阶段的问题。毛主席的报告中曾指出：“大放大鸣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须阶段”。我们第一批整风的单位，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第二个阶段还没有完。经过大鸣大放，集中暴露了三方面的问题，即：暴露了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野心，这是敌我矛盾；揭发了工作上的缺点、领导作风上的三个主义；暴露了党内的右倾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暴露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多数人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反右派斗争是解决敌我矛盾，必须坚持搞彻底；而且反右派斗争搞得越彻底，思想清理阶段的工作越好做。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所谓着重整改，就是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改进工作。在反击右派时，是以人为中心进行批驳，下一阶段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驳斥右派谬论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那么，右派们的谬论、罪行就是很好的教材。同时，右派的类型，各有其特点，有的是老右派，比如始终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的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多数；但也有的历史、出身、成分虽好，其政治态度，却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有的是党员、团员，由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成为右派的；有的是老干部，蜕化变质成了右派。各类型的右派，都能引起各类型群众的警惕，起到教育作用。这个阶段要搞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认为：第一，要把右派谬论驳倒；第二，把右派的政治阴谋政治野心充分揭露出来，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三，要团结了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已经和右派划清了界限，右派陷于孤立。接近告一段落的单位，应当根据这个标准，进行一次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要结合着进行转入下一阶段的准备工作。
整风的第三个阶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是着重整改，继续鸣放。我们的领会，是以鸣放的办法，进行自由切实的专题辩论。不同的意见，应当争论。通过争论，把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从道理上求得解决。善意的批评当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也应当讨论，但切不可形成斗争。这样，既为进一步改进工作找到了途径，也解决了思想问题，可以进一步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进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孤立右派，并且有助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九月四日贵州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贵州省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安顺、铜仁、毕节三个专区和贵阳市郊区已于八月底九月初基本结束。其中贵阳市郊区较早，已于八月十五日前后结束，一般地区在八月二十七日前后结束，迟的是九月五日前后结束。另外，黔南、黔东南两个自治州和遵义专区的部分县已于九月五日以前结束，其他县份有的到九月十日结束，个别县的结束时间还可能推迟到九月十五日。
已经结束和正在开展斗争的地区，干部和群众情绪很高，纷纷揭发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罪恶。仁怀县大壩区平岩乡一天收到群众五十多封检举、控告信。各地斗争会开的也比较好，有些乡、社许多老年人也都参加了斗争。经过这一次斗争，农村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反攻复辟基本上被打垮，伸张了正气，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有些地区的农业社，前段社员出勤率仅达社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现在一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达百分之百。除此以外，对一部分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农民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富裕中农交回了从社拉回去的耕牛、退社后又要求回社和单干户要求入社等现象（当然这不等于思想上已解决问题）。但是在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有的地区斗争面过宽，超过计划的百分之五十甚至有的超过百分之六十。斗争中群情激动，打人是普遍的，有的县统计，斗争对象被打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也有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慑于群众威力，畏罪潜逃或者自杀。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有六十二人逃跑，四十七人自杀。另外，有的地区由于警惕性不高，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控制不严，运动中全省有四个中、贫农被他们杀害。也有的因准备工作不够，群众发动不充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未彻底斗倒。平壩县没有斗倒的就占百分之十五。
二、各地农村鸣放重点一般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个别的（铜仁地委的重点幸福桥乡）于八月底辩论已经结束，一般地区的鸣放是在斗、捕地、富、反革命分子以后进行的。进度较快的铜仁、毕节专区、贵阳市郊区和安顺专区的部分县已于八月底转入鸣放，其他地区于九月五日以后转入鸣放，但其中有九个县鸣放时间要到九月十日前后才能展开。
这一段鸣放中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是粮食问题比较突出，这一问题的中心又是留粮量够吃不够吃的问题；其次是农业合作社好不好；再次是棉布、油料供应，城乡生活等。乡干部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调低工资问题。
鸣放开始时，有些领导干部对鸣放的意义认识不足，怕放乱了不好收拾，导致干群关系的恶化。乡、社干部则认为：“刚刚斗争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老实了，群众听话了，又来鸣放，还不是要斗争我。”因之对领导鸣放不甚积极，有的一放就收，或者划范围鸣放，甚至群众一提意见就马上解释，个别的还和群众吵架，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通知各地强调首先层层武装好骨干，把这些人思想搞通，然后领导鸣放，这一情况近来已有好转。
从鸣放中各阶层的动态看，贫农、下中农普遍积极拥护，提问题大胆，而且提的多属工作中应该改进的缺点，对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在鸣放中提出反驳。他们是从办好社，搞好生产的愿望出发的。上中农在开始鸣放时比较沉默，开会早到晚回，到处听风，贫农讲什么他讲什么，个别的放了以后还后悔，有的在背地拿着报纸对贫农说：“你们放不怕挨整吗？城里放的人都挨整了。”但是经过两、三天之后，他们看到并没有人斗争他们就大胆地讲出了许多问题，遵义县三岔乡全乡共提出九十八条意见，有五十一条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有四十七条是否认合作化优越、抵触统购统销、说农民不如工人生活好、不要共产党领导等。这四十七条意见大部分是富裕中农提出的。地主、富农伪装老实，鸣放不哼声，但有的背地挑拨群众说：“共产党过去整我们，现在轮到中农头上了。”
已经转入争辩的社，重点都是首先辩论粮食问题。目前辩论已经结束的重点社，都抓住粮食问题，效果良好。如铜仁地委重点幸福桥、前进、五星、红旗四个农业社对粮食问题辩论的结果，广大社员情绪高涨，纷纷表示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粮食三定政策，多卖余粮。其中幸福桥社除完成征购十八万斤粮食的任务外，又多卖出余粮八万斤；其他三个社也比去年多卖十二万斤粮食。同时一致表示必须节约用粮，留下的粮食，保证到明年接新还存节余；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制定了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五和其他各项生产的增产计划，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生产情绪。省委的工作重点遵义县大风暴社（一千多户的大社），辩论的结果，除完成一百七十五万斤的粮食任务以外，再多卖余粮二十五万斤，达到二百万斤，全社交出的週转粮和少销的粮食还达十万斤。此外，经过辩论后，有些农业社也报实了产量。如都匀县墨冲区、风席、墨冲、新坪等社过去硬说减产，最多承认保产，辩论后估产结果，水稻可增产百分之二十五，苞谷、黄豆也比去年增产五至七成。这一段鸣放的结果，对夏季征购工作也有推动。到八月底，全省已有两个专区（安顺、毕节）、一个自治州（黔南）以及其他专区的七个县（市）超额完成了小麦征购任务。
但是，鸣放中还有一些问题，首先，有的地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任务仍有抵触。如都匀专区有些县对这次布置的增购任务不接受，顶了回来。区乡干部中仍有的认为增产增购会损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铜仁专区石阡、德江、松桃、沿河等县共二百五十四个乡的统计，对粮食任务能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的二百一十四个乡，勉强接受任务的二十八个乡，不接受任务的十二个乡（接近总乡数的百分之五）。其次，有的地区骨干武装得不好，领导鸣放资本不大，平壩县十一个乡鸣放后，有六个乡对错误言论驳不倒，一度形成僵局。个别中农多、贫农少的生产队鸣放后辩论不起来。再其次，个别地方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时，也让他站在场壩上，和斗争地主一样，这种方式是很不恰当的。省委已注意纠正。
（九月六日贵州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辽宁省委政法部组织工作组在八月中旬到昌图县二十家子区。作了农村情况的重点调查。通过座谈和访问，了解了该区不法地主富农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其它坏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一些情况。兹将这些情况报告如下：
自去冬尤其是今春以来，农村中曾出现了一些拉马退社、赌博、投机捣把和滥伐公有树等不正常的现象，经过一番工作解决了不少，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主要是破坏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其活动有以下几种：
⑴组织、煽动退社，阴谋搞垮合作社。如支援乡支援社第二十一生产队的阎海亭，绰号“白脸皇上”，是漏斗富农。于一九五六年春混入社，入社前卖掉一匹骡子，还在长胜乡留下三天地自种。入社后暗同漏斗富农尤立公、卢洪生、李凤岐，富裕中农朱宝才、郭兴华、王永（尤、卢、李、王是太平乡的）等阴谋煽动退社，破坏合作化。今年二月阎海亭、王永、李凤岐等首先拉马出社，在他们的煽动和影响之下，第二天阎所在的生产队就有八户社员往回牵马，该屯二十户社员中有十二户要退社；太平乡有三十多户拉马退社，并波及附近各乡、社。拉马退社之风，一时极为嚣张。仅支援、太平两乡要求和准备退社的即有三百余户，最后退社的，支援乡有三十一户，太平乡有十二户。当时，朱宝才拿着社章在群众中到处煽动“退社自由”。阎海亭则在其亲戚当中煽动说：“退社自由，不犯法，没牲口我借给你。”后虽经过说理斗争，暂时打下了他们的气焰，被迫将马退回，但他们并不甘心。阎、朱、卢等又有计划地分头来省“告状”，省给县写信指示据情解决，而阎等却拿着信皮大肆喧扬，省里决定返回一切入了社的土地财产，来继续煽动。郭兴华仍又拿着社章，利用看病到处向群众喧扬退社自由。阎海亭出社后雇工生产，在群众中散布：“我雇工吃大豆包、大豆腐，给现款，社里有鸡巴毛”，继续进行煽动。阎在伪满时当过自卫团长，又系国民党员，解放战争时，曾盗卖过支前的高梁和政府贷给农民的食盐，盗窃过桥木，跟红眼队来袭击农会；解放后，历年来尾欠公粮，余粮不卖给国家，私自出售；去冬以来，还有偷牛、屠宰耕畜、私贩猪肉等违法犯罪行为。
⑵强占社的土地。如太平乡太平社第七队漏斗富农尤立公春季拉马退社未成。春耕时，抢社之先将他入社的土地私自种上，不到社内干活。社索要多次不给，几次教育批评亦不退，反而蛮横地说：“要地不行，有办法你们就想。”至今仍未要回。太平乡地主侯景山，当过伪警察，现是侯补社员，不好好劳动，在社分给的园地外又强种社的二亩地，将他门前大坑据为己有，去年社沤粪，他硬留下一部分当租子，今年则不准社沤粪。太平乡太平社第五队赵德昌，系新富农，信满自卫团长、副屯长、国民党国大公职侯选人，现为侯补社员，春耕时强种社的土地，虽经阻止仍强自种上。
⑶在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时，他们也蠢蠢欲动。如支援乡支援社第十一队侯补社员陈建生，系通辽逃来的大地主，伪报贫农成份漏斗。伪满当过上士军需。解放后曾参加工作，因贪污被清洗。据空军某部介绍，他的儿子参军时，他曾嘱咐过：“别替共产党卖命，必要时把枪倒过来，跑回老家去，不能加入共产党”。他在社内不爱劳动，春季要过钱。春耕时，该队有些社员闹退社，情况很乱，生产队长组织备耕生产，他不去社内干活，反给单干户做工，影响社员情绪。有人鼓动分队，据反映与他有关。最近他曾拿载有张百生，储安平右派言论的报纸，在群众中宣扬并加称赞。
⑷不服管制，进行反把倒算。如支援乡利华社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崔长武，在去冬公开砍伐公有树三十多棵（该树原系他家的后归公有）；在今年春耕时，硬使社的耕牛趟院子并活活打死。崔在一九四六年曾参与埋我八名伤员，其中有活的；一九四九年曾查看过已分出去的地界。据反映利华社现有国民党员六十多名，区分部书记去年才发现。入社的地主、富农有四十二户，另有四户漏斗富农，是否有破坏活动尚未发现。该社主任、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又系乡总支委员）系会道门分子，是国民党员，据说其父也是国民党员；该社有些工作支书向其父讲，其父有阻碍和破坏现象。这情况值得严重注意。
第二，赌博。从去冬起，全区普遍发生。赌博的人几乎队队都有。四月份虽基本平息，但有的乡仍继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太平乡今春有三百二十多人赌博，遍及各生产队，四月份赌风虽暂息，但挂锄以来又有一百二十多人赌博，且有上升趋势。这些赌博都是在少数不务正业和以赌博为业的流氓分子拉拢勾引下搞起来的。这样的二流子流氓分子在太平乡就有五、六名之多。如太平乡进步社十五队郑海，过去抽大烟，不务正业，解放后仍不劳动，连放局带要钱，群众称之为“无赖”。去年春，他因赌钱被法院押了七天，释放后反而在群众中说：“在法院吃干豆腐炒韮菜，高梁米干饭，听着喇叭（可能是广播），我不回来，法院撵我。”至今仍不参加生产，大肆放局要钱。还制造赌具，前后造了一百二十多付纸牌卖到附近四个乡。在郑的影响下，该屯有十余户也造纸牌。太平乡进步社地主分子张成，当过伪警察，现被管制生产，三月份在家设赌放局，仅几天就抽红七十多元。太平社七队王二（名王春明），是个惯偷，当过土匪（最近几年仍经常盗伐公有林，包庇盗窃分子，窝藏贼物，搞破鞋，据反映尚有奸淫幼女的行为），一贯放局要钱，被抓过三次仍不改悔，至今仍在设赌放局。因为社里阻止他赌钱，今春曾鼓动社员罢免生产队长，污辱社主任打他和强奸他老婆，迫使社主任请他吃饭，还要把乡长“赶出去”，群众公愤很大。该乡进步社十一队辛凤山，一贯赌博不务正业，今年以来，一天活未干，没钱用卖老婆的手段进行诈骗。一九五五年曾将其妻卖到艾母乡万家沟老孙家，后其妻又回来，骗了二百多元钱。最近又将其妻以三百元钱卖给昌图站食品公司一个姓安的转业军人，现其妻又有跑回来的迹象。再如双坊乡王德福，冒充复员军人，一贯设赌要钱，没钱找乡长、社主任硬要，因要钱打过乡长，撕过两个社主任的衣领（本月二十四日已批准逮捕法办）。
第三，不参加农业生产，往城市跑买卖，其中有不少是投机捣把的。据反映，成年或大部时间不下地干活以此为生的，在支援乡有三十多名，太平乡有十余名，查罕乡有十七、八名。这些人几乎都是有劳动力的二流子懒汉。他们这种投机捣把行为，不仅偷漏国税，破坏统购统销（不少是捣卖豆油的），而且助长农村中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农民劳动生产。例如支援乡支援社十一生产队的王二和宋兴武之父（均系有劳动能力的壮年），不下地生产，经常跑买卖，用钱买群众豆油定量供应票套购豆油，去沈阳、抚顺高价出售。查罕乡地主分子杨永海，从去冬以来勾搭七、八个人跑买卖，进行投机，据查共跑九次，贩卖豆油、钢铁、猪肉等，净赚三百六十余元。查罕乡毛占山（亦是有劳动能力的），一九五六年全年在社内赚八分，经常投机捣把，常年往返抚顺捣卖雪花膏，在群众中散布：“干活累够呛，还吃穿不上”。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中的地富分子破坏合作化、破坏生产、赌博和投机捣把的活动所以能够滋长蔓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原因是政法机关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察觉，及时给以打击，今年七个月来没有捕办一件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案件。这主要是由于政法机关对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足，对刚刚合作化后的有利形势估计过高，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丧失警惕，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存在着右倾思想。当到处闹拉马退社时，政法机关都当作一般问题处理，没有警惕到可能有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残余革命分子乘机煽动进行破坏。因此，在处理朱宝才、阎海亭等拉马退社问题时，虽也怀疑阎等可能是有组织的活动，但认为是“中农”成份，是落后行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没有考虑到当地土改不够彻底，阎等可能是漏斗地富分子，是进行破坏活动。当时为了平息和防止拉马退社的蔓延，全县曾捕办了三名有打人和强拿社的草料拉马退社的，但因捕办的都是落后农民，没有打中破坏合作化的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因此，破坏农业合作化的气焰没有打下去，同时也影响了及时正确的处理拉马退社的问题。在禁止赌博问题上，亦是这样。由于单纯从赌钱人的成份和规模上看，认为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而没有把赌头赌棍等流氓分子及时查出加以惩办。正因为打击的不准不狠，这些坏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很嚣张，不怕群众检举，也不怕干部抓赌，公然叫嚣！“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挨押不够条件”，弄的农村干部感到工作不好做，致使造成一些违法打人的现象，群众也责难，有的社、队干部提出辞职，有的群众要求搬家。干部和群众还担心在秋收前后又闹退社抢粮等乱子。这些事实说明，政法机关必须克服右倾思想，改进工作，切实加强农村法制。
（九月九日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我省省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截至九月一日为止，在一百一十五个单位中有一百零一个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两个已经基本结束。此外正在准备开展斗争的有六个单位，正在鸣放中的七个，正在学文件的一个。据八月二十四日统计共发现右派分子或右派对象三百三十六人，占一百一十五个单位参加运动干部总数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七人的百分之三点零一。在三百三十六名右派分子中，有党员五十一人（科以上二十二人，占百分之六点五），团员四十三人，群众一百九十五人，民主党派四十六人（民革十六人，民盟八人，农工七人，民建一人，致公一人，民进九人，九三学社四人），其中骨干分子十九人，在已发现的这些右派分子中，现在正在进行斗争的九十五人，已经斗倒的七十六人，僵局的七人，外逃自杀一人（材料已上报）。
由于各单位运动开展时间和具体情况不同，运动发展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三类：
⑴鸣放时间较早放得较充分，运动进展较深入的。这些单位比较早地掌握了右派分子或右派对象，群众基本发动起来，有些单位还发动得比较充分。斗争队伍基本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巩固扩大和发展，骨干经过了第一阶段作战的锻炼，积累了初步斗争经验，斗志旺盛，象这些单位占大多数。如粮食厅、保险公司、公安厅、行政干校等等。
⑵运动进展较缓慢，骨干力量虽然进行了组织，但不够强，群众虽已初步发动，但尚未发动起来；对右派分子的底还摸得不够深透，群众斗争情绪还不够高，还没有形成反击右派的声势。类似这样情况还有少部分单位，如省教育厅、垦殖厅等。
⑶运动刚刚开始或正在准备开始，领导上对本单位的大是大非心中不够有底，群众顾虑还多。这些单位是极少部分，如省体委、体协、省立医院等。
至于各单位运动情况进展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检查起来主要是：1、某些领导人，主要在运动初期对反右斗争未予足够的重视，强调业务忙，让第三把手去抓，对运动工作缺乏系统研究及具体安排和布置；2、鸣放时因为某种原因如主要领导人不在家、领导思想上有顾虑，或发动群众不够等至使鸣放不充分或没有鸣放，后来才补课，因此反右斗争一开始就落在后面；3、骨干力量薄弱，领导上又缺少办法，反击队伍组织不起来，对右派分子缺乏斗争力量；加上一些临时性的中心任务，如省科普协会骨干力量不够，本来对反右斗争已有影响，加上相当一部分干部抽调参加了省人代会工作，因此，目前反右派斗争不能不暂时处于停止状态；4、业务的特殊性关系，如省立医院，只开了三个座谈会，战线便叫停止了，现在他们准备九月初旬才开始有计划的鸣放。
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不同，左、中、右的情况和变化的速度也不同。在运动发展较深入的单位中，左派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中间分子迅速地向左转，中右分子也在向中中、中左转变。据财政系统八月二十四日汇报，基本队伍本周比上周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五。以省保险公司为例，该公司干部总数为九十一人，上周原有左派分子四十五人，这周（八月三十日排）从中左转入五人；原有中左分子九人，这周从中中转入五人；中中原有二十一人，除了五人转到中左外，从中右又转入二人；中右原有十一人，现在只有九人。又如劳动局积极分子从百分之四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原来四名偏右的也已争取过来了。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单位。但也有很少部分单位运动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例如上面说的省科普，他们共有干部二十七人（加上科联和省文教办公室），一周前排队左派六人，中派十七人，右派四人，这周来情况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当然这里举的是一个情况特别差的单位。
目前左、中、右的思想情况：
左派：工作积极、劲头大，斗争情绪饱满，信心较强，这是基本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部分单位部分左派分子也露出了不健康的情绪。例如商业系统一些同志认为组织上信任自己，大小会都能参加，斗争会又很顺利，产生了些自满情绪；也有的存在着光整别人的思想。外贸系统有些同志感到办法少，本钱不多，现卖现买；有些同志存在急躁情绪，个别的比较严重，如海关斗争王伟光时个别同志甚至拍起桌子来，有的说：“再不交代，就对你专政”；“不要想得太好，说不定要坐班房”，等等。在会议上对右派分子拍桌子瞪眼，虽然还是初露苗头，但如不及时注意防止，让其发展下去，就会影响运动的发展。
中派：总的趋势一般是继续向左转，特别是中左，斗争中基本上还积极。但一部分中中特别是中右，还存在程度不同的温情主义（在后进的单位中，中间分子的温情主义还比较严重）批判撕不破面皮，发言不够积极，提意见不够尖锐。也有些人有依赖思想，或怀疑领导不信任自己，特别是一些在鸣放时期也放出一些毒草，或同情和支持过右派分子的人思想上有顾虑，虽然领导上曾帮助解决，但解决不够彻底。如商业干校杨朝其看到别人参加战斗组，怀疑自己为什么不能参加。也有极少数同志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如纺织品公司周述宾说：“我不当运动典型，不好不坏就算了。”
右派：部分已陷于孤立，进行了检讨，并已低头认罪。但一部分避重就轻，狡猾抵赖，尽量把自己错误缩小，说自己主要是思想意识问题，或者观点认识模糊；动机是好的，主观上没有什么，只是效果上客观上起了坏的作用。右派分子陈普泽甚至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性格不好，胃火上升”引起的，说：“即使把我的心挖出来也没有反社会主义。”有些则一面哭一面检查，企图软化别人。没有斗的右派分子极力装镇定，有的甚至很嚣张，如保险公司的龙兆林说：“你斗你的，我就是这样。”目前部分右派分子有几怕：⑴怕说是反革命分子；⑵怕登报；⑶怕开除（如开除党籍、团籍或工作等）。
⑴关于防止急、松和自满情绪问题。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一般容易出现急躁和自满情绪，加上有些领导同志没有及时注意，这种情绪目前在部分机关中已露出苗头，个别的比较严重，为了防止和及时克服急躁和自满情绪，我们已决定于下周对各战线以至各单位领导工作重点地进行一次检查，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⑵关于贯彻边整边改问题。贯彻边整边改，是我们反右派斗争中争取群众的不可忽视的工作之一，也是我们今后提高和改进工作必须做的，据财政系统五个单位初步统计，已经改进的有五十二件，其中财厅七件，税局二十一件，建行七件，保险公司九件，交行五件。按性质来分类，其中属于工作和领导作风的只有五件，生活福利方面占四十七件，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改进还不够，特别是有些单位比较严重地忽视了这工作。南宁市部分机关领导同志“翘尾巴”，有对群众意见否定一切的现象，该市个别单位已发现有打击报复情况。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南宁市共和路办事处主任张珍（兼党支书）甚至因一干部提意见时当面嘲笑，沉不住气，竟拳打脚踢，群众影响极坏，现在已给予行政撤职和党内撤销工作处分。从以上情况来看，今后如何结合反右派斗争贯彻边整边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⑶关于审批工作问题：
这个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始，但如果事前不注意，临时发现问题就会措手不及。因此，办公室的部分同志曾经利用了半天时间，抽查了交通战线的部分材料，发现在这些材料中存在下列问题：1、一般只着重在鸣放中的言行，没有和对象在历史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联系起来；2、有的材料不够具体，有的概括性比较差，有的主要的问题慨括不全面，有的却又把什么都写上了，结果文字很长，说明不了问题。例如于兰峰的材料，把她不愿意嫁给老干部的一些言论也写上了。从抽查的这些材料来看，在审批工作中要掌握稳、准很困难，同时时间也需要花得多。因此，如何能使材料确切，简单扼要，说明问题，保证审批工作中能够真正掌握稳和准，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了对目前反右派斗争作一个初步总结，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政策性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以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我们决定于九月五日左右召开一次省直机关反右派积极分子大会，由省委负责同志做报告，参加会议人数大约二千四百人左右。现在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详情待后上报。
（九月九日广西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全市第一批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名右派分子中（极右分子五百二十二名），已缴械投降结束斗争的七百二十五名（极右分子二百六十五名）；正在斗争的六百六十八名（极右分子二百多），其中一部分已低头认罪；尚未斗争的四百九十九名（极右分子五十七名），其中主动检查不准备进行斗争的一百六十九名（极右分子七名）。已经登报的右派分子二百三十四名（其中包括第二批十九名）。共揭露出九十个右派小集团，多数已分化瓦解。
自八月中旬市委检查了第一批反右派斗争情况和安排了今后整风以来，斗争进展迅速。市区机关多数单位的政治斗争将近结束，尤以区级机关进展较快；工程技术界的斗争比较深入，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缴械投降；文艺界的斗争现已深入开展起来，正处于斗争高潮；民主党派已普遍深入到基层；高等学校从九月份开始，在教职员及部分学生中继续开展斗争。
从各单位的进度看，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政治斗争已经结束，正准备转或已转入大辩论的有二十个单位，如民用建筑设计院、话剧团、歌舞团等，以及少数机关。另外，还有未发现右派分子的少数单位也转入大辩论。
（二）右派分子特别是极右分子多数已被斗垮，但还有少数尚未斗透，斗争将近结束的有多数机关。其中一部分单位于九月中旬即可结束转入大辩论，其它于九月份都能结束。
（三）进展较慢，斗争还不深不透的，有少数机关和领导力量薄弱的文化部门几个单位（如人民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主要是这些单位领导上抓得不紧，争取中间群众和分化孤立右派不够，对右派分子久攻不下，士气不高。我们最近检查了河东区的斗争情况，发现有五个进展迟缓的单位。这些单位预计到十月份方能结束。
目前右派分子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有半数以上的右派分子已低头认罪。多数人表现沉闷，上班来，下班走，回家闭门不出，谨言慎行。少数主动检查而未在大会上进行斗争和起义的右派分子，感到卸掉了包袱，表现积极。有的以个人斗争的体验动员其他右派分子交代问题；有的对未在大会上斗争表示感激，认为组织上宽待他；有的说：“过去看着什么事都别扯，现在看着也不别扯了。”
（二）极少数在斗争中已低头认罪，但在斗争过后又表示“口服心不服”，企图翻案。有的一般右派分子认为“自己问题不大，检查完了，不能定罪”，因而满不在乎。有的老被斗户，在斗争中假装低头了，但斗争过后就流露翻案企图。南开区银行办事处纪清明私下说：“现在把我打成右派，和肃反一样，将来群众还要同情我，将来再说。”民用建筑设计院王桂丘、栗培英在转入大辩论时要翻案。王说：“我犯错误是因为说话多了。”栗说：“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觉悟不高，才犯了那么多错误。”
（三）少数右派分子虽开始认错，但态度仍不老实，避重就轻，进行种种狡辩，有的承认效果不承认动机，承认事实不戴帽子。南大林和成（经济系教授），虽承认了发表谬论的错误，但是却将其错误说成“是自由主义，爱 随便说话、爱夸大造成的，以后保证不随便说话了”。还有的在检讨时带上一些罪名帽子，却不承认事实。
（四）约有百分之八的右派分子坚决顽抗（据几个区和系统的统计），有的继续放毒。新华书店董文礼在斗争会上又发表了十大谬论；外贸局王守山在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方面都发表了一些谬论，并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有的表示死硬到底，第二轻工业局赵伯玉说：“我躺在棺材里也改不了，就是反对共产党。”西郊区李子荣，在斗争会上竟说：“要革共产党的命。”并公然辱骂毛主席。天大建筑系学生李建荣，最近对他进行斗争时，也写大字报提出抗议。有的拒不参加会，个别的要辞职不干，想逃避斗争。其他如装疯卖傻、软磨硬泡等，不一而足。
另外，有些党内右派分子态度比党外右派分子还坏。劳动局史玉田在交代了以后又全部推翻，见到报上登出了他的问题后，大唱“刘巧儿”。高等学校最近开始斗争的党内右派分子，多数态度很坏，南大党员助教沙昆源在斗争他的会上声明要求退党。
右派分子主要是顾虑前途和出路问题，较普遍的是怕登报，怕开除，怕劳动教养，党团员则怕开除党籍、团籍，有的还怕离婚。有的已登报的感到无脸见人，如天师历史系教授陈剑恒被登报后，天天闭门不出，白日也将窗帘挂上，与世隔绝。已结束斗争的怕被处理，如塘沽区公安分局张克新认为右派就是反革命，公安局是专政机关不能要他，其出路一条是离开公安局另谋生路，一条是坐两三年牢。有的把国务院公布的劳动教养的条例放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反复地看，以此衡量自己。南开区工会兹玉富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纯洁，自己不能在工会工作了，因此现在是“不上班不行，上班干不下去”。有的正在斗争，因顾虑其出路而不老实交代。南开区税务局贾子×说：“不考虑出路问题还好，一考虑出路问题就不想交代了。”有的没有斗争的怕戴帽子。不同人有不同顾虑。有地位的顾虑今后名誉地位，而一般干部有的则说：“民主人士可能不治罪，而我们就不行了。”党员的顾虑比一般群众更大，有的怕开除党籍，而坚不吐实；有的自知党籍难保，而公然对抗。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认为“一切都完了，党籍要开除，未婚妻也得散，还可能失业”。和平区区委机关干部张延基准备把他老婆送回农村去，以备被开除后，自己谋个小事干。
参加第二批整风的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三个单位，有国营工厂和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大厂，商业公司、总店、中学、医院，以及少数区、街机关等，共有干部九万五千三百七十二人，国营厂工人九万余人（缺各区地方国营厂和公私合营工人数）。除中学教职员利用开学前一段时间已对极右分子展开斗争以外，多数单位还在准备，有的开始了鸣放。
目前各单位普遍建立了领导机构，开始训练队伍；向群众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并对右派分子的材料进行划类排队。截至目前，初步排出右派分子一千九百二十二人，经领导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六百九十六人（极右分子二百二十六人）。
第二批单位领导骨干一般比第一批较弱，目前还存有不少问题：
（一）有些人对大鸣大放有抵触情绪，主要有三怕：怕乱了，不好收拾；怕“惹火烧身”；更普遍的是怕放不出右派，而信心不足。红桥区有的骨干怕烧着自己，提出写大字报应划个圈圈，要审查稿件。盐业公司骨干庄玉祥说：“哪个右派不要脑袋呀！他不讲，你就抓不住小辫子。”恒源纱厂党委书记对区委过去未让他们鸣放有埋怨情绪，说“右派放不出来了，整风问题不大”。还有些人对鸣放认识片面，认为鸣放只是暴露右派，而对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劲头不足。
（二）有些人存有严重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首先是思想麻痹，对右派分子视而不见，特别是对党内右派分子的面貌认识不清。河北省供销社党员郝边英，一贯对领导不满，说现在的社会黑暗，故白天总点着灯，也被排成了左派。塘沽区税务局将两个科长右派分子，只根据其“资历长、职别高”的条件，也划为左派了。其次是对右派分子手软心软，不忍进行斗争。港务局代理局长董化民认为对极右派可以是粗风暴雨，但对一般右派应当和风细雨，怕斗后处理不了不好工作。新港修船所党委书记唐世凯认为极右分子沈玉林有技术，怕斗后不好安排，不能发挥其积极性，而不准备将沈的材料上报区委。反右派不好进行。东昌橡膠厂厂长说：“事多，反正这台戏不好唱。”红星打字机工厂有的领导干部目前不愿搞反右派，准备九月份搞个生产高潮，十月以后再搞反右派，染化四厂五个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中，有四个是一般干部，而厂长也未参加。另外，还有的认为本单位出了右派“不光彩”。石棉厂李未一说：“我们厂子历史运动都没有大问题，这次也没有右派。”也有的单位认为本单位没有右派“不好看”，因而仓促地排出大批右派。
（三）认识模糊，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中学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论其表现如何一律划为右派；医药公司过去把对领导不满，提意见偏激的四十多人都划为右派；盐业公司将党团员都列为左派，把勤杂工都划为右派。
此外，最近发现有些领导骨干也有问题。耐火器材厂厂长黄新说：“现在共产党是变了，不如过去了。”三十二中学校长孙英（党员）说：“反右派根本不对，影响鸣放。”河东区教育局副局长杨子文（党员）同情章乃器，说章是七君子，对斗争章搞不通思想，还有的领导骨干闹不团结，无视阶级斗争。如六十一中学两个党员校长闹不团结，研究排队时发生了分歧，一个认为该校群众副校长是右派，一个是认为是左派，争论不休，最后采取“折衷”的办法排成中中。
目前除少数单位如染化一厂、自行车厂、针织厂、交化用品供应站等放得较好以外，多数单位刚刚开始，还未放起来。鸣放出的多是生活福利问题，右派言论才开始露头。文化供应站主要是攻击肃反、提拔干部等问题，虽不似大鸣大放时那样露骨，但也暴露了不少政治观点问题。自行车厂有三个党员在大字报上放出了右派言论。有的单位鸣放开展较好的原因是：（一）领导认真作好动员报告，并针对群众的情况，反复作一些辅导报告，解除顾虑。一般中间群众主要有两怕：一怕提意见领导不接受，不改正；二怕扣右派帽子。有的说：“现在提意见要好好考虑考虑，不然就成了右派了。”（二）鸣放方式灵活多样，如出大字报，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以及小型漫谈等。目前工人中还未放起来。国营工厂和领导力量较强、工作基础较好、厂子集中的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厂，工人和干部一起鸣放；其它厂则先干部后工人。当前的关键是打破领导骨干的顾虑，发动群众鸣放起来。
（九月十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整风情况简报”）
目前有些同志感到，现在群众提的意见反来复去大部分是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干部作风、油票、布票方面的意见，已不新鲜，认为放不出什么新东西，思想有些疲踏。另一些同志则有些急躁，看到地主富农不到会、不发言、放不出“毒草”就着急。他们主张专门开一个地主富农会议来进行鸣放，有的甚至采取了一些强制的办法，如：平房富农张德才两次没有参加会议，第三次开会时，工作组就有三个同志到他家里去找，当时张不在家，这三个同志就坐在张的家里等，最后终于等到了张，当即把张叫到了会场，但是张到会后仍是一言未发。
干部之所以有上述疲踏和急躁情绪，据初步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看问题不够全面。重视反动言论（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忽视正面意见和改进工作。从各乡看，凡是既注意了反动言论、注意了毒草、又注意了正面意见、注意了改进工作的地方，群众鸣放的情绪就比较高，干部的疲踏、急躁情绪也少。如窪里由于及时地注意群众的正确意见，注意了改正工作，并且专门成立了“检查和改进工作小组”，处理了一些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这就不仅鼓励了原来提意见的人进一步鸣放，而且也吸引了半年来从不参加会议的人出来鸣放。
（二）对运动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从六里屯的经验来看，运动初期地主富农观望、不发言，而到了鸣放高潮时，他们就乘群众大鸣大放的紧张空气来“放”，这是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有些同志在运动一开始就想叫毒草全放出来，想叫地主富农马上就发言，这是不现实的。应该认识到要想叫一切毒草都出来，必须有一定的温度和空气，这种温度和空气就是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大鸣大放的高潮。为此，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九月十一日北京市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报”）
湖北省工业、交通运输企业中第一批开展整风运动的共有三百五十个企业。其中武汉市一百七十一个，沙市十二个，宜昌三个，襄凡五个（宜昌、沙市都按原来规划提前了）。在经过一、二个星期的准备工作以后，在八月中旬、九月初，各企业都先后开始大鸣大放。目前已经“放”开，出现一些毒草的企业有七十个；开始“放”的企业，有四十八个；正准备“放”的企业，有一百九十三个。另外，还有七个企业，在原来社会上大鸣大放时，右派已经冒了一些头，正在反右派斗争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挖”右派，准备“挖”到一定程度，告一段落，再大鸣大放（武汉市区属三十二个工厂没有分类）。
在全国深入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在企业内部已经展开反右派斗争阶级教育的基础上，究竟是“放”，还是“挖”；要放的话，还“放”不“放”得开？“放”不“放”得出右派？职工和工人是一齐“放”？还是分开“放”？这是这一批企业开展整风运动前有争论的问题。两、三个星期以来的实践证明：要“放”，“放”了以后再“挖”，如不“放”就“挖”，“挖”了以后还得“放”，“放”是不可跨越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放”是有困难，但是，一定能“放”得开，一定“放”得出右派。职员和工人一齐“放”比较好，或先后开始，职员和工人交错进行。
武汉市肉类联合加工厂、江岸货车车辆修理工厂在社会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冒了一些头。这一次动员整风，他们原来决定从“挖”入手开展反右派斗争，现在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把“挖”告一段落，重新动员大鸣大放。“挖”是可以“挖”出一些老右派来的（“肉联”原来摸底时确定的右派是十八人，现在增到二十九人），群众也可受到一定的阶级教育。但是，企业内部没有通过“鸣放”，领导干部的“三大主义”不能充分揭露，就不能上这群众路线的一课；新右派暴露不出来；群众没有在风浪中荡一荡，教育就不那么深刻。当然，已经大鸣大放，右派骨干已经较为充分暴露的企业，是应当乘胜追击，“挖”下去的；但是，在社会上大鸣大放时，一般的企业都没有有领导地“放”，有的刚刚“放”就“收”了，右派骨干一般都没有暴露，是不宜“挖”下去的。
在“放”得比较透的武汉市二零一工厂、国棉一厂、裕华纱厂、电池厂，头一天动员，第二、三天大字报就出来了。以后大字报逐渐增多，到高潮时，一天就出现一百三十多张，经过一、两个星期，毒草就逐渐增多起来。二零一厂的右派分子夸大个别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乱搞男女关系为“上行下效”、“今古奇观”的“桃红色的运动”。国棉一厂右派分子污蔑几个领导干部按法律手续离婚以后再结婚是“不认前妻的陈世美”，并画出漫画“秦香莲对话”；有的咒骂党的干部是“恶狗”、“草包”、“饭桶”、“有资、无德、缺才”，党的积极分子是什么“歌功颂德”、“向党汇报”的“马屁专家”；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亲”、“朝中有人好做官”、“裙带风”、“家天下”。武汉电池厂有一幅画，画着两把梯子，一把梯子是党员步步上升，一把梯子是非党员步步下降。也开始有一些在字报是攻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有的说，肃反“有错必纠，人死了怎么纠呢！”。枕木防腐厂有人要求为肃反自杀者开追悼会。有的主张“中国也应该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印度有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一样一半，很好”。有的为农民喊苦：“农民三尺布，四两油，比城市生活苦多了。这是一个共产党，两个毛主席。”据武汉市十一个企业的统计，鸣放前摸底，有右派分子一百一十人，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九十八人，约占干部数的百分之四。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放”虽有困难，但是“放”得开，“放”得出右派。
从这一批企业“放”的情况来看，有以下一些特点和规律：一、开始是善意的批评，继则偏激的讽剌、夸大错误和缺点，再则恶毒的谩骂，到这时毒草就逐渐由少而多地“放”出来。二、鸣放过程不是直接发展，而是波浪式地前进，一般要得三、四个星期，二、三个起伏，才能大体上放透。三、右派分子的态度，开始是沉默、疑虑；群众开始“放”起来，就跟着“提个小意见”应付、应付；群众“放”开了，就到处打听，用各种方式试探，同时旁敲侧击地发表一些意见；等群众中出现了讽刺、谩骂的意见以后，右派分子就出头露面，活动开了。四、在右派分子中，除少数自己认为正确、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勇敢分子，敢于正面暴露自己的反动论点以外，多数右派分子是用比较狡猾、隐蔽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也还有少数老奸巨猾者闻风不动，稳坐“钓鱼台”。现在发觉，右派分子所采取的方式有这样几种：⑴戴帽穿靴，先表示是“为了党，为了社会主义”，后申明“仅供参考，不对可以收回”；⑵借用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⑶自己不讲，怂恿别人讲；⑷化整为零，一次谈一点，把系统的意见分散开来；⑸借别人反映的个别事实，加以分析、概括、批判，得出反动的结论；⑹提问题，不正面提出自己的见解；⑺别人讲话当中插话；⑻尽量避免无中生有，抓个别事实，加以渲染、夸大。
职员和工人齐“放”还是分开“放”的问题，现在有三种作法：一种是齐“放”或交错“放”：职员先动员，“放”到快接近高潮时，再动员工人；一是先职员，后工人。前两种办法都是可行的，因为职员、工人齐放，行动步骤一致、领导精力集中，职、工之间又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支援，造成声势，而第二种办法基本上齐放，但又前后交错，还可以适应工人比职员的发动较容易、意见也较少的特点，避免职员没放透，工人放完了，冷下来的毛病。
现在看来，要“放”开，必须注意抓以下几个环节：
一、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态度。这是决定“放”不“放”得开的根本环节。在整个鸣放过程中，要自始至终地、反复地反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一般来说，领导干部思想是三部曲：“放”不开；等“鱼”来；顶不住，快下台。这一批企业领导干部有社会上大鸣大放的经验，在开始时，有怕乱的思想，但不突出，突出的是怕“放”不开，认为敌人“学乖了”，“不是傻瓜”，“放”只会“放”出“三大主义”、“四大主义”来，因而对放的决心和信心不足。这一思想问题解决了以后，往往很快地就产生急躁情绪，把整风当成钓鱼之饵，不首先去努力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成天在盘算如何诱虎入笼。这是片面地理解整风的目的，忘掉整风运动的目的首先是要整好自己，其次才是打击右派。这样做的结果，群众不起来，自己整不好，“鱼”也不会浮上来。“等鱼来”的思想解决以后，群众起来了，“放”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引火烧身”烧到自己感到很疼的时候，头皮就“硬”不住了，想赶快收场下台。这时党委成员特别是党委第一书记要以身作则，互相勉励以党的利益为重，相信党的威望，相信群众的多数，一定让它“放”下去，让它“放”深、“放”透。这是鸣放中最困难的一关，但也是决定整风运动成败的最重要的一关。过了这一关，让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以后几步就主动了；否则，就会被动。
二、反复动员，打消群众思想顾虑；适应群众思想状况，灵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领导干部有三怕，群众也有三怕。领导干部是怕降低领导威信，怕影响生产、工作，怕捣乱了；群众是不怕解决问题，怕报复、对个人不利，怕说错了戴右派帽子。两方面的顾虑互相影响。这些顾虑，是不可能一次动员就能解除的，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经常分析左中右动态，从两方面反复动员。这里重要的一条经验，是要党、团员和骨干分子带头提意见说心里话；对怕戴右派帽子问题，不主动地在肆宣传大鸣大放后还要反右派，但是当群众提出这一问题时，也不要回避不谈。好人说错话，不是右派；右派不说话，也还是右派。反右派斗争是长期的任务，不是反不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什么时候出现右派，什么时候就反右派。这样解释比较主动。
什么形式最适合群众发表意见，就采取什么形式；形式要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开始群众都有顾虑的时候，利用原有的小组会，由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召集一些座谈会，比较适宜。国棉一厂转业军人请工厂领导干部召集转业军人座谈会，工厂党委就召集；车间工人发出“聘书”要厂长到宿舍参加小组会，厂长就去。到右派分子已经活动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召集鸣放大会，把鸣放推向高潮。各厂都充分利用原有的厂报（油印或铅印），使它起到点火和积累资料的作用。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大字报和漫画是最灵活、最尖锐而又最有效的形式。大字报应该是一人、一事一报，标题醒目，文字简短。开始是“官办”（按科室、车间由领导帮助组织成立报社），同时允许个人自由出报，发展到“民办”（情投意合者自由结社）。适应工人文化水平低的特点，漫画比大字报更有其特出的作用。
三、诚诚恳恳听取群众意见，切切实实改进工作。对待群众意见，急躁、压制、打击、报复固然不对，若无其事，不严肃对待群众的意见，一笑置之也不对。当群众看到领导干部无诚意时，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这是从消极方面压制批评。在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要改进工作，也要改进领导作风。群众性最大而又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要先解决。要认真地改，切实地改，但也要防止草率和迁就的处理。对工资问题、级别问题、干部的组织处分，一般都不宜过早地处理。边整边改工作要有专人负责，定期研究，公布结果。各厂都设有边整边改的公告、专栏、快报，及时公布改进消息，这对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有很大鼓动作用。
省委打算在最近召集一次经验交流会议，交流一下这一批企业“鸣”“放”的经验。
（九月十一日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省人代大会一届六次会议于八月六日起开预备会，十二日开幕，二十五日闭幕，共二十天。到会代表四百九十三人，应邀列席的住济政协委员及省属市民主党派正副主委等一百二十二人，共六百一十五人，其中：党员三百三十三人，团员五人（党团员中包括：工人三十七人、农民一百四十九人）；非党劳动人民六十四人；民主人士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左派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一四；中派一百三十人，占百分之六十一；右派三十五人，占百分之十六点四三，其中，极右十五人占右派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五（代表总数中有二十人未划政治态度）。根据省委确定，把极右派分四类：第一类是民盟的张匯泉、陈仰之、姜子修，九三的陆侃如，他们野心很大。陆侃如企图从高教界把党赶出去，他作“山东一霸”。张匯泉企图抓住医学院爬上卫生厅，在山东的医务界取党的领导而代之。他们两个人都是披着学者的外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影响，他们的反动谬论确实可以迷惑不少群众。陈仰之、姜子修的目标主要是抓中等学校。他们上通章、罗，下联基层，动员了整个组织进行反党，属于高级合作社。第二类是民革的范予遂、徐一贯、王桂浑，他们在陈铭枢指挥之下，主要是借人事制度的题目煽动机关的旧职人员和社会上的旧官吏起来反党。他们的反党言论在这些旧人、旧官中有一定影响。第三类是无党派的章培、张今铎和民革孔繁霨，他们是地主官僚政治骗子，出于阶级仇恨臭味相投，他们也形成一个反党小集团，对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无一不反。“鸣”“放”期间他们到处鼓励，只是他们没有组织可以依靠，所以危害比第一、二类小些。第四类是民建的苗海南、张东木、黄元吉，他们都带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话，对我们的危害也较小，而且有的人我们还需要保留他。我们就是按照这样次序分别轻重组织力量予以反击的。这次会议基本上贯彻了省委提出的会议方针和要求，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反击了右派，提高了群众，锻炼了自己，打击孤立了右派。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揭发批判了，他们的多数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多数中间分子已经参加了斗争。经过这次会议，右派分子骨干在全省人民中已经搞臭了，全省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二）会议的收获是比较显著的。经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代表们认识到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挑起的，是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的猖狂进攻，人民必须坚决予以反击。有的农民代表说：“什么右派不右派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原来认为阳沟里翻不了船，现在才知道他们真想造反呢！”也有的代表讲，不反下右派去，人民天下就不稳。因此，代表们反右派的斗争意志越来越坚强，有一位农民代表说：“不坚决反右派就是不要子孙了”。在这次会议上，对右派分子的言行，有了更系统的和深刻的揭发，如对陆侃如与储安平的小集团问题，范予遂的历史上的反共活动，有些是过去我们不了解的，多数则是更加系统了，使右派分子在全省人民面前更加孤立了。经过大会的反复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基本上被驳倒了。批判的比较彻底的是右派分子所说的“各项工作一团糟”，“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降低了”，“社会主义无民主”，“肃反运动错误是主要的”，“各项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的主人翁感整没有了”，“党不能领导文教、科学”等谬论。许多代表都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前后对比，给了右派分子有力的批驳，使许多中间分子服气了，认识到反击右派不是小题大做，不是共产党借题发挥；认识到自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听右派的话要上大当，跌交子。因而许多中间分子积极参加了斗争。如青岛医学院教授何森，原来是不问政治的，在这次大会上也揭发了陆侃如的阴谋活动。力学专家、工学院教授刘先志平日主张学生不要看电影和科外图书，这次也发言批判了“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谬论。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邓日楼开始时同情范予遂，说：“范为人谨慎小心，不会反党”。经过大家的揭发，他也讲了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的营私舞弊的选举与今天的民主生活的对比。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缺点的王祝晨（省政协副主席），会后也主动找我党员副主席征求对他发言的意见。许多中间派分子觉悟提高了，发言是很有力量的。在这种情形下，右派分子都表示了低头认罪，自己带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右派分子内部也起了分化，有的互相揭发，个别右派分子起义。山大教授高兰一面检讨自己的右派言论，一面揭发了陆侃如和陈仰之的阴谋活动。这个发言给了陆侃如以有力的打击，同时给某些右派分子以不小的推动。济南九三副主委高学勤听着高兰的发言，连连点头，会后表示决心检讨改造自己。
这次会议也是有缺点的。代表们批评工作缺点的很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右派分子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各项工作的成绩，大家就很自然的多讲成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党内没有讲清满意的批评和右派的恶意攻击的原则区别。有些人对工作中的批评没讲出来，这也使右派分子不完全服气。另外，会议上中派分子出来检讨自己、批驳右派的发言几乎没有，这就使一些中派分子没有放下包袱，反击右派就感到力量不足。党组办公室对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是注意不够的。最后，急躁情绪在党内和代表中未从思想上彻底克服，这对争取中派是不利的。
（三）在这次会议中的反右派斗争，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⑴除在党内反复讲清反右派的性质、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外，对每个右派分子的斗争要求必须事先确定，并在党内领导干部中求得认识一致，各代表组才可以订出恰当的作战计划。确定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要求，应该根据骨干与一般的区别；“高级合作社”与“单干户”的区别；反动言论影响范围大小的区别；某一对象根据我们的需要，一棍子打死或适可而止，保护、保留。不全面考虑，往往会形成被动。这次会议上的斗争对象，省委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但在党内是经过了反复几次的研究，思想上才基本一致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往往只考虑某一右派分子的反动程度，易于忽视他们对中间分子影响的大小，容易忽略某一右派分子对我们是否还有用处。如在这次会议中，政治骗子张今铎，反动言行既多，在斗争中又采取狡猾手段，许多代表气愤已极，要求反复地斗他，其实他早臭了，没有多少人听信他的反动言论。再如苗海南，既有反党言行，就应该斗他，但在全省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其他又没有一个更好的，因此，就确定斗他一下，适可而止，使他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上一边倒，而不需要把他搞的很臭，否则不好保留使用。
⑵团结教育中派是会议始终注意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掌握了以下几点：第一、党员、左派分子要真心诚意的和中派协商办事，和他们共同分析右派的反动言行，研究如何批判，使他们自己感到不见外。第二、中派分子多少都在某些问题上和右派有“结合部”，要向他们讲明左、中、右的界限。有的中派分子曾经说过一些错误的话，就个别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及与右派的区别，使他们放下包袱，参与斗争。第三、发挥工农代表的力量。指导工农代表针对右派分子的谬论和阴谋活动，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前后对比的方法反击右派，这种批判对中派的推动作用很大。第四、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和阴谋活动，要有人作系统的揭发，揭得越透，中派的觉悟就提高得越快。在这次会议上，对每一个极右分子，都有一个人作系统的发言，效果很好。有些中派分子，如王星楼（中学教导主任）就是听了对范予遂、孔繁霨的系统揭发以后，由消极转为积极的。他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原来是这样的恶毒啊！”
⑶分化右派，争取起义。争取右派分子起义是可能的，但要斗争到一定火侯，看到他已经发生动摇的时候，采用个别谈话，使其正视自己的错误。指明只有积极揭发右派的阴谋活动，才会得到人民的谅解，才会有自己的前途。会议中高兰便是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起义的一个。
⑷贯彻以理服人的方法，克服温情主义和急躁情绪，是大会始终坚持的思想工作。克服温情主义的主要方法，是具体地、系统地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启发代表们的觉悟。克服急躁情绪则主要的是在党内说明反右派斗争的目的，在于对人民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只要人民觉悟提高了，少数右派分子反不了，跑不掉。简单地把几个右派分子从组织上加以处理，会妨碍斗争的开展，不利于团结争取中间派。
（九月十一日山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李维汉同志关于“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风运动”的谈话发表以后，在南京市工商界当中一般反映是好的，表示赞成和拥护。但还有以下一些反映与动态，值得引起注意：
1、思想紧张，存有顾虑。现在到处打听整风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新“五反”，会不会象反右派一样。玻璃业区中心商店经理李道光说：“听到要整风，汗毛都竖起来了。”因此，最近有一些人在学习中沉默寡言，怕说错话，怕“惹火上身”。文化用品业秦淮区一个小组，出席会议的人数是百分之百，就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有人认为祸从口出，处处要穿着钉鞋、拿着拐杖走路，小心谨慎，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讲话多了；有人认为放出问题来大的是右派分子，小的也要受到批评，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有人认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惹得工商界也要整风，真是害死人。
2、造谣歪曲，污蔑整风。如酱园业汤心如歪曲整风的内容说：“这次整风是从你三岁起，将你的八字排到现在，做过那些危害人民和不利于人民国家的一切行为都要交代出来。”有的污蔑共产党失信，秦淮区鼎大漆庄李锡民说：“共产党开始整风时，说党外人士自由参加，中途还可退出，现在不是这样了，不整也要整。”南京肥皂厂孙宝林说：“鸣放时动员我们提意见，现在又要我们检查思想，整风一来还要把我们提出来斗争。”有的乘机造谣生事，茶食干鲜果营业组长蔡寿臣说：“整风后可能来个高潮，就是要大家放弃定息、搞帽子。”有的继续散布发动谬论，建邺区巫荣卿说：“人是自私的，有它自私的本能，如果说工人阶级腐化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那么我要问一句，老鸡养了小鸡，在一起吃米，见到别的小鸡来争食，它总是要啄它，这又是受了什么感染呢？”
3、公开抗拒，反对整风。少数人公开表示不愿意参加整风。卢兴茂说：“整风是机关干部的事，我看工商界整风是多余的。”刘宝榕说：“我们做生意的人又没有三害，没有什么可整的。”木器业负责人陆森林说：“工商界有什么好整的？现在大家牢骚不敢发了，反面意见也不敢提了，如果整狠了，就要整出消极性来的，以后大家不干了，不受这个罪还不是一样能到处吃饭。”个别人已经公开拒绝参加学习。美术工艺公司私方人员罗飞，要公司领导上准许他请假不参加学习，领导上未同意，他表示：“就是枪毙我，我也不去。”百货业陈干泉说：“在整风中最好不说话，始终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棉布业盛绍华甚至叫嚣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决不做资产阶级的叛徒。”又说：“真人说假话也是真的，假人说真话也是假的，毛主席是真人，说错了话也是真的。”
4、转移目标，开脱自己。有的说：“整风在上海是需要的，因为那里大资本家多，南京没有几个大户，可以不必象上海那样搞。”有的说：“整风是整大户和骨干，我们一般工商界没有什么整头。”有的吹嘘自己无问题，或借口生产业务太忙，没有时间参加整风。
二、人民日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发表以后，农工和民建的领导曾举行了座谈，反映了以下的思想情况：
1、农工大部分人对“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政党”的提法，表示思想不通。管仲伟（左派）说：“农工的成员，不少人早已加入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现在却说是为资产阶级职务，真想不通。”又说：“原来我认为民主党派是向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过渡的政党。”施方白（中中）说：“农工的党纲上说，农工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以前只认为民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搞了六、七年，反而倒退了，连个“小”字都没有了。”潘素伟（中中）说：“原来认为民主党派内左派是多数，怎么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了呢？”管仲伟还反映：“现在一部分成员对参加民主党派非常懊悔，因为大家有这种看法：以为都是被右派拉进来的。”
2、民建有不少人认为“民建比其他知识分子政党要好些”，根据是“工商界出现的右派分子少，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右派分子多。”如高景岳（中左）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反来反去，知识分子最多，这些人有的固然是资产阶级出身，但也有的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冷遹（内定右派）说：“为什么民主党派头画人物问题很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都有政治野心，象钱逊卿这帮人，我们很难讲他们有政治野心。”他又说：“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象冯雪峰已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今天也犯了错误。中国无产阶级是近几十年才有的，没有多少人是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即使苏联，到现在也还有人犯错误。”陆小波（中右）说：“我们做生意人，一向规规矩矩，不象章伯钧、罗隆基这帮人有争夺政治权利的思想。”陶叔南（中右）说：“知识分子虽没有生产资料，但比有生产资料的工商界问题要严重些。”
以上情况，反映出目前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中，思想情况还是相当混乱的，部分人仍继续发表了一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这是值得注意的。
（九月十一日江苏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书面汇报）
我们为了取得经验，在八月初派工作组到晋江苏厝乡群星社进行以粮食问题为重点的大辩论。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省委工作组于八月初到达该社时，社里已把大部分粮食分给了社员，每人四个月共留粮一百六十斤，超过“三定”标准八斤；如把不久后就有收成的蕃薯也计算在内，每人留粮数就要超过“三定”标准二十斤以上。但夏季收购任务则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七（包括社外农民），未完成的部分打算不去完成了，而村内、社里还是议论纷纷。当工作组宣布购粮任务一定要完成时，吵得就更凶了。
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就决定召开会议大鸣大放，让所有意见都摆出来，然后通过大辩论来分清是非，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购粮任务。具体的做法是：先由大家就粮食问题发表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交党员、社干部讨论，以统一认识，为下一步在群众中大辩论训练干部。等到干部的思想认识基本上正确了，就召开贫农会（包括下中农在内）。由干部向大家介绍关于粮食问题的各种意见，并着重指出：有人要求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恢复粮食自由市场，是否可以？有人认为留粮标准太低，要求多留，并主张在吃够用足后才把粮食卖给国家，这种做法是否可以？许多贫农一听说要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就跳起来表示坚决反对。大家对比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发生的许多显著变化，认为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回头过解放前粮食贱卖贵买的生活，是坚决不允许的。同时，大家还揭发了少数富裕中农抵制粮食统购统销的错误行为。有的贫农和下中农还检查了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表示要坚决完成粮食收购任务。
举行了三个晚上的贫农会以后，转变了全社的舆论，创造了全社大辩论的有利条件。于是就举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员会议，全面展开以粮食问题为重点的大辩论。社员们通过对统购统销好不好、能不能取消、有没有余粮卖给国家、留的口粮够不够吃等问题的讨论，分清了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卖粮热忱很高，几天之内就完成了夏季收购任务。接着，各生产队又就增加生产、节约粮食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要解决粮食问题，既要统购统销，又要增产节约。在讨论如何增加生产时，大家还批判了一些社员的个人主义思想。少数游手好闲的懒汉也受到了大家的批评。经过这一讨论，积极劳动、勤俭持家的风气日益浓厚，争取秋季丰收的劲头越来越大，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从苏厝乡群星社的大辩论情况来看，我们认为：
一、在大鸣大放之后，为了使下一步大辩论走向正确的方向，必须先把鸣放中的意见综合起来，交给党员、干部讨论。群星社的党员、社干部在鸣放之后，思想是很混乱的。他们只笼统地感到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很多，但分不清那些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些只是少数人的意见；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经过讨论后，他们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从而为下一步大辩论训练了干部。但是，该社大辩论的经验也证明，光对党员、干部进行正面教育，他们的右倾思想是不能完全克服的。有些干部虽在会上表示了决心，但信心还是不足。只是当他们参加了贫农会，看到贫农和下中农坚决拥护统购统销时，胆子才壮起来，感到有了力量；当大辩论中揭发了地主、富农的破坏行为、批判了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报实了产量、算了吃粮账之后，他们才弄清了真相，擦亮了眼睛；当贫农、下中农积极带头卖粮时，他们兴奋了，连对搞好今后工作也信心十足，一些过去工作消极的干部也都积极起来了。
二、群星社大辩论的经验证明，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是搞好大辩论的关键。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贫农会一开，社里的舆论马上起了根本的变化。当广大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后，多数富裕中农的思想也就起了变化，就是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最后也在受到大家的批判后，表示要服从国家政策，不做违法的事。这也证明，依靠贫农开展大辩论，可以在粮食问题上弄清大是大非，从而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且也只能依靠贫农，并坚决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和富裕中农达到新的团结。
三、农民在粮食问题上的思想情况是很复杂的，必须根据其发展规律，逐个予以解决，使辩论步步深入下去。群星社在全面辩论时，首先讨论的是统购统销好不好、能不能取消的问题。辩论结果，大家肯定地认为统购统销是好的，不能取消，应该把余粮卖给国家。但接着就有人提出粮食产量没有那么多，因此购粮任务要减轻的问题。而当揭发了隐瞒产量现象，搞确实了实际产粮数字之后，又有人提出产粮虽是实在的，但留的口粮不够吃，要提高的问题。当大家例举解放前吃的要比现在的留粮标准少很多时，又有人说的确现在比解放前要多吃了许多，可是现在有余粮一定要卖给国家，而且用粮也不自由，不如解放前好。只有当这些问题逐个予以解放后，群众的觉悟才真正提高了，购粮任务也就很好地完成了。
四、粮食问题的辩论，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必须配合具体措施，如工作组和社干部抽出适当力量领导生产；多开小会，少开大会，尽量在晚间开会；大辩论要有间歇地进行，以腾出时间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群星社在辩论中这样做了，就保证了大辩论和生产两不误。
（九月十一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九月十日的统计，全省一百零八个县，开过三级干部会议的共七十七个县，正开的二十七个县，未开的四个县。另据开封、许昌、新乡三个专区和九个省直辖市郊区的统计，共有一千零八十九个乡，开展运动的一千零六十三个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一；未开展的二十六个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二点三九。从农业社来看，全省除安阳专区因各县正开扩干会，面上运动暂停外，其他七个专区、九个省直辖市郊区（新乡市郊区缺四个社）的统计，共有农业社四万零三百五十二个，其中正武装骨干的九千一百七十一个，占总社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三；正鸣放的七千三百七十五个，占百分之十八点二八；正辩论的四千四百二十个，占百分之十点九五；总结教育和接近结束的二百三十六个，占百分之零点五八；已结束的十个，占百分之零点零二；已转入整社的五个，占百分之零点零一；未开展的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五个，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二。从四个重点县的情况看，共有一千八百二十二个社，正鸣放的一百三十一个社，占百分之七点一八；正辩论的六百五十九个社，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一六；进行总结教育的五百五十个社，占百分之三十点一八；已转入改进工作的五百零二个社，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五。总的看来，全省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大部分已经开过，小部分将近结束，个别县未开。面上的进度以新乡（全区五千五百三十九个社，已开展运动的有五千四百九十五个社）、开封（总共三千二百三十八个社，已开展的有三千一百三十八个社）两个专区较快，商丘（共四千九百五十一个社，已开展的只有二百三十四个）、洛阳（共七千零五个社，已开展的只有一千三百九十个社）两个专区较慢。九个市的郊区发展也比较快，总计有五百四十二个社（缺新乡市郊四个社），未开展的仅十一个社。
全省大部地区鸣放辩论开展的好。温县二百一十个社统计，鸣放出各种意见二万三千一百九十三条。济源县刘扬社六十四户上中农有六十三户发了言。这些地区开展鸣放的方法很多：⑴召开小型座谈会；⑵利用田间、饭场；⑶设意见箱；⑷组织访问组，登门访问；⑸建立接待站；⑹发提案纸；⑺对不同人分别召开会议。
林县在以粮食为中心开辩论后，又多卖给国家粮食六十二万多斤，还准备再卖十六万多斤。
最近发现有外逃现象，据中牟、杞县、尉氏、扶沟四县统计，已外逃四十三人。
当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干部中急躁情绪比较普遍。
⑴有的入乡后没有认真武装骨干，发动群众，就急于在群众中进行鸣放争，结果鸣不开，辩不起来。郑州市郊区惠集桥乡四百六十四个骨干中，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的只一百三十九人，兰考县老君社一次辩论会上发言的只五个人。安阳市郊区洪峰社的辩论会形成群众问干部答，两个中学生把一个区委委员辩论倒了。新乡地委反映，有的社的辩论会只是少数几个干部和富裕中农辩论，广大群众不说话。孟津县酒社一个中农把一个干部辩的没啥说。
⑵据中牟、新郑两县二百八十九个社的二千八百三十九个生产队了解，有百分之二十的队鸣放不开。据新乡、开封、信阳反映，鸣放不起来的原因，第一是干部怕乱，怕火烧住自己；第二是先打击敌人，富裕中农有压力，怕鸣放后挨斗；第三是鸣放方法死板；第四是结合改进工作不够，群众认为提意见不顶事。
⑶草率收兵。新郑县古城乡准备五天结束，油坊乡搞七天就结束了。
二、据新乡、延津、通许、兰考、淮阳、郸城、唐河、淅川、方城、邓县、扶沟十一个县统计，已发生打、捆、吊、扣、脚踢、按头、跪砖、拧耳朵、往嘴上抹屎、吐唾沫、晒太阳、搜查等四百七十一起。延津县裕村乡十八个社就有十四个社发生打人，共打一百四十五人。扶沟县两个重点乡就捆打六十六人。唐河、延津两个县有九个人被打成重伤（其中唐河三人已送医院，延津六人不能参加生产）。到九月十日止，全省有三十六个县发生自杀事件七十八起（其中已死六十七人，未死十一人），计安阳专区二十起，新乡、开封、信阳三专区各十三起，商丘、南阳两专区各六起，洛阳专区四起，许昌专区二起，安阳市郊一起。发生自杀事件最多的是滑县，共有六起。
三、据新乡地委反映，当前辩论中，基层干部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工、农业产品的差价问题。他们认为工业品价格高，农业品价格低，不好说服农民。
四、部分干部对这次运动主要是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不够明确，有的单纯认为是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或单纯认为是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有的地方斗争的面过宽，有的在辩论中没抓住粮食这一中心问题，甚至有的把男女关系也作为辩论内容。
为使运动更深入更健康地发展，最近洛阳、许昌、南阳等地委都召开了县书会议或地委会议，林县、临汝等县召开了乡党委书记或社支部书记会议，会上都学习了上级指示，交流了前段运动的经验，分析研究了当前运动的问题，采取了措施，加强了对运动的具体领导。许昌地区有七个县抽调出六百二十名干部深入乡社。信阳地区抽调出三百一十三名干部深入到七十六个重点乡、社。南阳地区七个县共抽出六百二十四名干部深入到二百五十一个三类社。
（九月十一日河南省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
赵辛店乡现有单干户二十九户（其中退社户八户，占单干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共有农业人口（除去这些户中的工人和工人抚养的家属）一百零三人土地一百五十三点二亩（其中园地六十一点六亩，旱地九十一点六亩），汽轮大车六辆，铁条车一辆，牲畜十九头，水车八辆。从这些户的成分上看：漏纲富农一，上中农六，中农二十，贫农二；从户主的政治历史上看：伪警长代理官一，伪保长一，后天道执事三，伪乡丁一，盗窃分子一，一贯道徒一。这二十九户中，因占有较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生活富裕、经常雇工剥削，怕入社后伤害自己利益的有二十户（其中富农一，上中农六，中农十三），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九强，他们对合作社非常仇恨，恨不能一下把合作社搞垮；因占有一定的土地、生活能够维持、怕入社后不自由、受限制、怀疑合作社不能够养家而不入社的有九户（其中中农七，贫农二），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弱。现将他们的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一）反对合作化。如伪警长杨百万（上中农）在今年六月份看到社员谢贵到社的地里种韮菜时，指着谢说：“你把韮菜种好点，今后这地还是你的（这地原是谢的）。”后天道执事米惠芳（中农）在今年菜站收购他的菜时说：“共产党什么都管，共产党要行，台湾早解放了。”他们对合作社恨之入骨，如富农分子孙春茂说：“脑袋掉了也不入社。”一个社员向他借菜籽，孙答应办，但听说给合作社借就立即说：“要是合作社用，一点也没有。”上中农李长林说：“枪口对准我的脑袋也不入社。”他们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破坏，以搞垮和瓦解合作社。如他们到处宣传单干比合作社优越，拉拢挑拨社员出社。富农孙春茂跟社员武怀德说：“你们四亩多地，哥两个，自己干吃不清、喝不清，到合作社受限制去；你看我这个单干户吃喝不发愁，政府不给我粮食也拿不住我，咱有钱吃饭铺去。”中农退社户兰德海之妻，自退社后经常到社员中宣传自己单干后“挑出一挑菜比合作社干一个月挣的钱还多”，“我们要不出社就没法过了。”伪保长、后天道执事谢德龙（上中农）经常对社员说：“合作社的地荒了，我的地也荒不了，拿一块钱（指雇一个工）他得给干一天。”他们这样的宣传对社员影响很大，中农谢振华就是被孙春茂拉出去的。还有四户准备今年秋后出社。此外，他们还破坏合作社的生产。在鸣放中不少社员提出：中农退社户米惠芳、富农孙春茂经常将自己地内拣出的石子扔到附近合作社的地里。孙为使自己的地不涝，将地垫高，让水往社内地里流，淹社里的庄稼，并唆使社员“没钱花就摘社里的黄瓜去卖”，挑拨社员不参加社内劳动而给他们当雇工。上中农李振才对社员米振海说：“你给我赶大车去，我每天给你两块钱。”富农孙春茂对社干部禇萝春说：“你当了几年干部把腿跑细了也挣不上钱，你给我做上几天活，也挣几块钱。”
（二）雇工剥削。由于单干户占有较多的土地，因此雇工剥削也较为严重。据初步调查，有雇工剥削的就有十三户，占单干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从他们雇工的数目上看，以每月计算，雇六十个工的一户（富农）；二十个工的三户（上中农二，中农一）；十个工的二户（上中农二）；五个工的四户（上中农一，中农三）；三个工的三户（中农三）。他们付给这些雇工的钱都是微薄的，如富农孙春茂雇的一名女长工（干园子活）不管吃，每天只一元钱；其余一些零工每天不管吃，给一元五角。从雇工的来源上看：多是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和本地没入社的单身汉。另外这些单干户之间关系很密切，人力上彼此支援，互相接济，实际上形成了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互助组。如谢德龙有时活在忙，找不到做活的，孙春茂就主动地将自己雇的工人拨给他用。
（三）从事商业投机。单干户在种菜时，看到农业社种的多的，自己就不种或少种；看到农业社没种的，就多种，以便到时卖缺。他们所产生的蔬菜在出售时，利用一些军属、工属散居农村而买菜不方便的特点，以高价出售，合作社的菜每百斤三元，他们卖五元。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投机，是因为我们缺乏主要的管理，甚至有些区供销社的基层单位和公私合营单位还与他们有交易关系，在某些方面给了他们很多方便，在客观上助长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如长辛店供销社煤场经常雇用单干户李振才等人的大车拉媒，而不用农业社的大车。长辛店公私合营牛羊业合作社今春原来准备将粪以五块钱一百斤卖给赵辛店农业社，因当时农业社没现钱，该社就以每百斤六元卖给单干户祖彬。
在此次鸣放中不少社员提出：单干户有“不出民工”，“不服从国家计划”、“自由买卖”、“不参加会议”等四大“优越性”，讽刺我们对单干户的工作和政策上的缺点。
（九月十一日北京市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报”）
河南省各市委（包括专辖市）对街道市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均作了较为具体的安排。市和市区的扩大干部会议已全部开过，并且进入了重点，进展较快的焦作、安阳、开封市的六个重点，武装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工作已经结束，市民已开始鸣放出了许多意见，错误言论和反动言论也逐渐暴露。焦作市的重点鸣放了三天提出了六百条意见。开封市龙亭、古楼区的重点街二百八十四个市民中二百六十二人发了议论。洛阳、新乡、郑州、许昌、商邱等市的重点，在武装骨干积极分子的同时，对重点街市民的政治面目和思想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和排队。除三门峡市由于建立、健全街道组织，需要推迟到十月中旬方能开展运动外，只有漯河市委至今尚未安排。焦作市本月中旬即可在全市市民中展开大鸣大放，预计九月二十日即将形成大辩论的高潮。洛阳、安阳、开封、新乡等市，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将先后在市民中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时间多是两个月左右，十一月下旬可基本结束。郑州、三门峡、漯河因和其他市安排不同，可能结束较晚。
各市的安排虽然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设有重点。不过运用重点的方法是不同的，新乡、信阳等市等重点全部结束后，再向面开展；安阳、焦作、洛阳等市是“点进面也进，点放面也放”，重点只是先走一步。市委在分工领导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新乡、安阳、洛阳等大多数市委和市区分文教、手工业、财贸、市民等几条战线来抓，所以几条战线多是同时进入重点，同时，向面开展。焦作、郑州、许昌等市委是分期分批，先抓市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再抽出力量抓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小贩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
当前运动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是：
第一，各市辩论的题目虽已初步确定，但领导上对于市民的思想状况，当前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都不甚了解，摸的不准，因此，辩论题目不是或不完全是针对市民的思想情况确定的，有一般化的毛病。如安阳市委在街道市民中辩论的题目和郊区农民的一样，洛阳市在市民中辩论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焦作辩论社会主义制度带来了那些优越性的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等，商邱市辩论劳动观念问题、遵守政府法令问题，甚至有的辩论共产主义道德问题、违法乱纪问题。
第二，部分区街干部（包括某些市委负责干部）的右倾思想严重，主要表现在：有些干部不敢让群众鸣放，怕鸣放乱了，没法收拾，有些人还怕群众鸣放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因此，洛阳市市委拟订的初步方案中，提出在正面教育（作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开封市提出在正面教育和讨论的基础上贯彻鸣放精神，安阳市说有脱产干部参加的居民小组才能鸣放（这些现在均有所纠正）。虽然这些右倾思想在逐渐克服，但有些干部仍然不敢积极发动群众鸣放。右倾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是片面的群众观点，认为粮食指标就是太低，不够吃，不能发动群众辩论这个问题，辩论也必是失败，不相信群众多数。
第三，不少干部对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认识不足，有的认为此次运动是打击反革命分子，如商邱市曾提出以打击反革命分子为中心；也有的认为此次运动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商印市提出以解决粮食问题为重点；有的认为此次运动和过去一般的宣传运动一样，如洛阳、开封市曾提出以正面教育、作报告为主结合讨论的方法；漯河市由于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直到如今还没有作具体安排。
第四，在城市市民中是否也要明确地提出一个阶级路线，安阳市委提出的阶级路线是：依靠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贫苦劳动市民（包括党员、团员、工人家属、没有或很少有固定财产、独立劳动者、担挑小贩、复员军人及其家属），争取团结小资产阶级（包括工商业独立经营者、小业主、手工业单干户、教职员家属、公私合营企业的高级职员家属、资产阶级家属、小土地出租者），打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不法地主富农和反动的资本家。安阳市这个提法有些是欠妥当的。究竟在市民中是否也提出这样一个阶级路线，并且如何提法才对呢？应加以解决。
第五，有的市委由于对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对此次运动不够重视；某些市委没有负责同志抓这个工作，市委也缺乏定期的研究，如信阳市委四个书记，没有一个书记主管这一工作，而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革命运动推给市委办公室主任去抓。
第六，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城市街道中的工作方面较多，如市民、手工业、摊贩、农民、小学教员、以及区街干部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如果几个战线同时开展，不仅会使区委的领导精力和干部力量上感到不足和困难，而且会有降低运动质量和要求的危险。因此，如何适当地将几个方面分期分批地进行这一运动，是急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据现在了解，安阳、开封、新乡、洛阳、商邱、信阳等几个市都准备在市民、手工业、小商贩、小学教员、机关等几个方面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分期分批进行的则只有郑州、焦作、许昌等少数几个市。
（九月十三日河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农村的大辩论，从八月十日起，除平凉专区有八个县三千多个社正式开始，临夏试办一个县外，其他绝大部分县都在进行一至二个社的重要试办。
据九个专区（州）三十一个试办社的统计，其中一类社十三个；二类社十一个；三类社七个。三类社一般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入手，在此基础上开展辩论。一、二类社，在粮食问题上意见多的，从粮食问题入手，有的因当前防旱抗旱，保秋工作紧张，即从生产入手，开展辩论。辩论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而且效果很好。
首先，推动了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推动了粮食、公债和生产工作。如银川专区由于自上而下地批判了干部的右倾思想、尾巴主义和富裕中农思想，以及农村辩论的结果，出现了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不仅比往年更好更快地完成了公粮（夏借）入仓任务，同时购粮已完成百分之七十六点二。其中，中卫县超额完成百分之二十五。宁朔县邵岗乡东方红农业社，原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但经过辩论后，不仅完成了任务，还超额一万余斤。武山东顺乡通过反击地主、富农破坏活动的斗争，全乡的公债已完全入库。吴忠全州的公债有百分之八十已入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如平凉下甲积峪社三队辩论后，劳动出勤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一百四十一个社员半天即给二里外的地里送粪十一万多斤。
其次，由于通过辩论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教育，一些原来动摇的富裕农民，又坚定下来了。吴忠马渠乡一个社，原有九户上中农闹退社，现在有六户已表示不退了。金积县马成江夏收中不参加劳动，拉回入社的牲口，买了一辆小膠轮车，要求退社，想跑生意，现在自动把牲口送回社，并表示不退社，要积极参加劳动。社干工作也积极了。吴忠东塔寺社生产队长杨宝山说：“要不是这个运动，我也不想干了，要拉骆驼去。”金积县马家滩社主任耿童山说：“原来我打算凑伙一年算了，这次有劲了，还想干下去。”
（二）通过辩论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是一次严格的检查。
许多地方的材料都生动地说明，解放以来和合作化后，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而我们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却远远落在这一客观实际的后面，因而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不仅没有克服，反而有了发展，出现了所谓“农民富了，却不爱国”的现象。如安西怀城乡五爱社，解放前农民每口人只有二百多斤粮食，合作化前每人有三百斤，去年每人达到五百斤。该社三百零三户中，解放前靠借贷维持生活的一百七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户在信用社有存款，百分之八十六的户有余粮，但有人还叫解放后农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我们的干部有不少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有些是贫农的现在也上升为中农。根据宁朔对六百二十一名干部的统计，出身于上中农或贫农上升为上中农的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有的受家庭的感染，有的则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反映到党内和领导机关中，就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右倾思想，并且上下为患。去年全省增产粮食二十六亿多斤，但许多增产地区没有完成公粮、购粮、公债任务，现在看来，除了工作上的若干因素外，主要还是这种右倾思想的反映。
（三）各地在辩论中初步取得如下几点经验：
一、要领导好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必须首先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划清思想界限。否则，就不能领导好这一斗争，也不会使广大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
二、在农民中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就地取材，算账对比，一般算如下几笔账：⑴增产账；⑵统购和供应账；⑶生活改善账，并把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如庄滇三合社，辩论中算了两笔账，第一笔是生活账；全社二百户；解放前给地主作活的有六十户，欠债的一百一十七户，讨饭的四户，现在一百七十五户是余粮和自足户，原来那四户讨饭的，有三户已交成余粮户，只剩三十五户纳粮户。过去全村只有十一件皮袄，并且其中有五件是地主的，现在有五十九件，并有八十二双雨鞋，八十八个手电筒。第一生产队中，有三十四户过去只有九床被子，没有一片毡，现在有六十二床新被子。解放前八年中，这个队的户只有二十一户修了三十四间房子，解放后八年，有六十户修了八十六间房子。第二笔是负担对比账；该社第六生产队，一九四八年除地租、债务、利息外，光给国民党缴粮就有一万斤，杂料七千二百五十斤。解放后每年的公粮仅四千五百斤，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经过这样一算，大家都认为，生活提高很多，公粮比解放前却轻得多了，表示一定要完成公粮任务。
三、对不同类型的社，必须采取不同的作法。敌我矛盾突出的社，应首先解决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社，应视社的具体情况在那个问题上表现突出，则从那个问题入手，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决。但不论解决那一种根本的矛盾，均必须充分发动、教育群众，使群众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
四、运动进行的步骤，根据初步摸索，一般需有三至四个阶级。第一，大放大鸣阶段，除使各种问题暴露出来，摸清底子以外，还应训练骨干，为斗争做好准备。第二，以政治斗争为主，主要是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和破坏活动，以伸张正气。敌我矛盾突出的三类社，应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以思想斗争为主，结合进行政治斗争，主要是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一般地集中在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言行上，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除个别极严重的外，一般不指名，并以不开大斗争会为好。第四，以改进工作，处理党团员，干部中的问题为主。
（四）目前运动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在开展大鸣大放时，由于干部对这一斗争的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辩论，怕放乱，影响生产。各地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坚决的相信群众多数”，以提高所有干部的思想水平，推动运动顺利进行。
二、有些地方有使斗争简单化的现象。表现在，不视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一般地采取了首先打击地富、反革命活动的作法，致使敌对阶级分子和农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暴露得很不彻底，有的在打击前未认真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即行逮捕，未很好收到教育群众的效果。如平凉有的地方在群众会上一开始就捕人，有些人则在群众中散布说：“这就是鸣放的结果。”增加了群众的顾虑。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打人骂人和追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现象，各地应注意纠正。
（九月十三日甘肃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湖北省农村当前有个突出的情况，就是旱情严重。全省六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中，有一千多万亩严重干旱，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旱情严重的地区，省委强调以抗旱为中心，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停止；这些地区也应从上而下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宣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奸商的投机活动，造成一种社会主义风气，来动员群众抗旱，不过，在要求的深度、广度上，应与非灾区有所区别。对于某些地区孤立地抗旱，或是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省委已通知纠正。
旱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多数仍按省委原计划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前，各地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已经结束，正分片集训党员，进行较早的襄阳地区已经集训完毕，该地区已在二百七十八个乡中开始大辩论了。
（二）各地的试点接近结束，多数在总结经验。省委经初步研究，认为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⑴进乡后的几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进乡后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宣传，交清政策，表明来意。然后，参加过集训的党团员分头参加小组会，在小组会上诱导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些个别了解，三两天就可以造成风气，辩论就灵活了。诱导讨论时，不是先提大问题让群众讨论，而是针对社内的问题，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粮食分配、如何办好社等），让群众提意见，逐步地由具体到原则，由切身问题发展到政治问题，集中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等根本问题上去。这样做，方式灵活，易于展开辩论。整个辩论过程，一般社只要十二个晚上就差不多了（每晚两三小时）。这是省委肯定了的做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和这种做法不相同。有的进乡后根本不交清来意，就埋头到群众中去串连，六、七天才串连了几个贫农，其他群众则顾虑很大，有的地主、富农则乘机造谣。对这种做法，省委已作了批判。有的乡搬用县里干部会的经验，一开始就集中起来让群众大放大鸣，这样，一般是放不出来的，他们看党、团员的态度，只说好话。省委认为这种方式也不好。还有的下去后，不分别情况，一律进行反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没有敌人破坏活动的地方也反，结果造成了混乱。这已作了纠正。
⑵农民的特点和大学生不同，不是一放就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不可收拾，而是逐步地从切身问题提意见。开始贫农、下中农放的多是正确的爱社的意见，包括对干部作风的正确的批评意见。因此，边整边改非常突出，能改的应该马上改，而且有的也是很容易改的。边整边改，群众很兴奋，说这样搞，我还要放，合作社这样办就是铁打的，谁也打不烂了。对于某些不正确的意见，经过解释，群众也是能够接受的。
⑶试点证明，有两种人不太好办，不易打通思想。一种人是原来的贫农，现在成为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行为的富裕中农，忘本了。对这类人，最好的办法是回忆对比，挖苦根。我们这里有个典型，是黄岗县的刘介梅，原是雇工，土改后翻了身，入了党，当了干部，现任农业技术站长，但他和党有了分歧，搞资本主义，放高利贷，对党不满，放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经过揭发批判挖苦根，把他翻身前后的衣着、用具等东西拿来作展览，他才悔悟，表示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看了展览的其他人也非常感动。湖北日报已对此发了社论，并准备拿到武汉展览。
另一种人是原来的富裕中农。对他们除了进行一般的辩论外，还要针对其特点，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一是发动和他条件接近的中农和他辩论，否则，让贫农和他辩论，多不服气；二是发动其家庭辩论，因其家庭成员并不会完全一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别是其子女易于被说服；三是要算富裕中农的剥削账。
总之，试点经验证明，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面目为之一新，没搞前，隐瞒产量、不肯接受粮食统购统销任务的事情常有发生，教育后，一般的可超额完成粮食统购任务，抗旱工作也有劲，许多工作好搞了。有的农村干部说，这回找到了根了。许多工作中的困难，就是在于干部和群众中的资本主义思想。
（九月十四日上午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梅白电话汇报）
最近，我们对省直财贸、工业、交通三条战线，以及吉安专区、贑南行政区的九十八名右派分子，四十八名中右分子的材料，作了检查，发现九十八名右派分子中，有七人可升为极右分子，有五人不应划为右派；在四十八名中右分子中，有九人可升为一般右派，有八人可继续深挖一下。上述情况证明我省各地在划分右派、中右分子的工作中，一般还是审慎的，但由于运动的发展，若干材料被揭露，在已确定的中右、右派分子中将会有一些人升为右派或极右分子。
（九月十四日下午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周敏才电话汇报）
一、一般情况。现据二十一个县、市（郊区）的统计，已训练出骨干（包括群众积极分子）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四人。另据三十二个县、市的统计，已抽调参加农村整风的县、区干部有五千零七人（其中县级干部二千五百一十八人，区级干部二千四百八十九人）；另外还有乡干部六千八百九十七人。各地已组成县区工作组，由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分片领导。现在，各乡、社的整风试点已基本结束，即向全面展开。据三十二个县的统计，正开展大鸣大放的有七百一十三个乡，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合作社，有一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一十六人。目前整风有三种情况：全面铺开及每乡均开展一个社的有榆树、农安等十三个县；分两批和三批开展的有永济、通化等十七个县；因水、风、雹灾等情况，只在部分区、乡开展的有敦化、大宝等八个县。根据十九个县的统计，第二批还有七百四十个乡，一千一百六十五个社。当前多数乡、社正处在鸣放阶级，少数乡、社已开始辩论，交叉发展。在秋收前，辩论的中心问题是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把重点力量都放到三类社。没有开展大辩论的社目前也在进行生产、分配、整社等工作。从全省的情况来看，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二、从第一批试点的情况来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交叉地进行；这四个阶段是：训练骨干、充分发动群众鸣放、大辩论、总结。具体做法有四种：⑴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然后将鸣放出来的问题加以分类排队，做好准备工作后，再开展说理辩论，最后重点批判个别资本主义思想突出的严重的富裕中农，斗争和打击反动地主、富农及其他反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在鸣放中，有的社是先党内后党外，先贫农后中农；大部分社是党内外一齐鸣放、一齐辩论。⑵先进行正面教育，讲社课和党课，然后再进行鸣放，辩论。这是少数社。⑶边鸣放边辩论（这主要是由于鸣放不出来而采取的作法）。这也是少数社。⑷开始时出题目鸣放，然后出题目辩论，集中在粮食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准提意见。这只是个别的社。这四种做法，第一种作法是鸣的透、辩的好、收效大；其他三种作法不够好，限制了鸣放，辩的也不热烈，因此也不可能透彻。特别是有些城市的郊区和铁路沿线，由于受城市反右派斗争的影响，领导思想上不明确，采取了后几种做法，群众（主要是富裕中农）的顾虑更多。
从各地试点的情况来看，鸣放是大辩论的重要环节，鸣放的是否充分，对大辩论有决定性的关系。有不少地方在发动群众鸣放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如小会、大会、分阶层会、老年会、青年会、生产中的交谈会，或到贫农家中访问。一般鸣放会宜小不宜大。大、小会鸣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尤以生产中交谈和到贫农家访问的方式最受群众欢迎。这样做了的地方，思想发动充分，掌握情况准确，放的透，辩的明，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各地在辩论之前，都将问题进行了分类排队，作了具体分析，安排了先后主次；在辩论中，主要锋芒是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据理批驳。如辩论粮食问题时，鸣放出来的主要问题，是认为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不自由（不能做买卖、挑脚），不合理（大人小孩留粮标准一样），不平等，等等。各地即采取了讲理摆事实的办法：⑴算全国粮食大账，使群众知道全国粮食的生产和需要的情况，并介绍关内和东北留口粮的情况。⑵辩明以丰补欠、支援灾区、防范灾年的意义。⑶辩明经济作物区和产粮区互相支援的道理。⑷辩明工人与农民、工业与农业互相支援的道理，工农联盟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⑸对比、回忆在粮食问题上什么人比过去好，什么人比过去坏。⑹算小账，到底留多少粮食够吃，找出勤俭持家、节约度日和浪费粮食的实例，找出藏粮投机倒卖粮食的典型。一般贫农和下中农很自然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投机囤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被揭露和孤立。在辩论后期，也要检查过去平均按人口留口粮的缺点，研究出按大、小人分等定量的办法。经过计算，一般均比过去平均留量低，而群众却很满意。敦化县汉章乡“光明之路”一社研究确定每人每年留粮标准是一岁至五岁，三百五十斤；六岁至十岁，四百五十斤；十一岁至十三岁，五百四十斤；十四岁以上六百斤。这样平均每人每年留粮五百零七斤多，比原平均留粮五百一十斤还减少了一些。这些办法，即辩明了喊叫粮食不够吃的虚假现象，又解决了少数人真正缺粮的问题，也避免了简单粗暴的做法。各地在辩明两条道路、大是大非的基础上，都进行着边整边改的工作。接着整顿社的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并着手制度秋收分配方案。在辩论较好的地方，使干部树立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干部的作风已有很大改进，群众的觉悟也普遍提高。经过大辩论，农村中正气上升，歪风下降，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如双辽县、婆力山乡巨宝一社三个社主任原想到秋收后就要退堂不干，现在积极起来了，有事也能多与群众商量。一些动摇的富裕中农这回也收心了，不再动摇并表示要好好干了。据三十一个乡统计，原已拉马退社的有一百二十三户，在辩论后拉马回社的有六十二户，准备回社的三十九户，共一百零一户，占拉马退社户的百分之九十；原来退社的三百六十一户，辩论后重新入社的七十七户，准备入社的二十七户，共一百零四户，占退社户的百分之三十。瞻检县东方红社八个生产队都制订了十天到十五天的农活计划，建立了满勤奖励制度，出勤率由过去的百分之六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一。梨树县石林区十三个乡三十九个社中，有八个乡、二十九个社翻完了秋垄，其余的乡、社也翻了百分之七十的秋垄。全区在辩论期间积肥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大城子乡去年偷田禾的妇女占百分之四十，辩论后至今还没有发生偷盗现象，而且她们还检讨了去年的不良行为，并订立了护秋公约。
三、在运动初期，有些地区由于部分干部对农村整风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所以在执行政策和开展鸣放的方法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对大辩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认识不足。有的斗争锋芒虽针对动摇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但在政治上打击反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反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不够明确。有的二流子、懒汉、地富刑事犯也确定为主要对象来进行斗争、造成打击面过宽。也有的地方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混淆两类矛盾的性质，有的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行为与地、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等同看待；有的把有自私自利和落后思想的中、贫农，也做为斗争的对象。
（二）运动中没有严格地掌握政策。部分地区发生打人、体罚、乱捕、乱抓的现象。农安、梨树、怀德、榆树、磐石、德惠、东辽等七县共打了四百零六人，体罚了二百五十二人。最严重的农安县打了八十多人。有的被罚跪、罚大弯腰等。体罚的有一百七十三人。在被打的人中，在反革命分子（五人），地富分子、刑事犯，也有中、贫农。农安县三盛玉区苏吉良子乡，把所有地、富家中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都集中到乡训练了三天。被打的富裕中农都是因为拉马退社，或搞投机、小利。被打的中、贫农，有一部分有盗窃行为，还有些赌棍、巫神，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只有一般的错误。开安区刘家乡贫农吕学刚原来是生产队长，因工作不负责任，被社里撤职，这次因检讨态度不好而被打。龙王乡有夫妻两人好骂街，因而罚了跪。此外还发生了乱捕和私自判刑的现象。农安县平安区三河乡自行成立临时法庭，宣判了四个人三至六个月的徒刑。怀德县有群众自行捕了七人送县。
（三）有些地方不充分发动群众，在做法上简单粗暴。部分干部思想有顾虑，一是怕乱，怕工作不好领导；一是本身就是富裕中农，并有资本主义思想，怕引火烧身。因此不敢充分引导鸣放，群众一提出意见，就忙于解释批驳。榆树县福安乡社主任提出，露头就得擦尖。长春市郊有一个乡提出“先斗争，后讲理”的口号。白城县一工作组，错误地介绍了露头就打击的经验。有的地方在辩论中没有贯彻说理原则，不是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是采取压制的办法。结果使群众没有受好锻炼和教育，同时也不能争取团结中农和真正孤立个别顽固的富裕中农，更有效地打击地、富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四）有些干部对大辩论是长期的、反复的思想运动，是一项细致、艰苦的群众工作，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把运动当成突击任务，急于求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的县不考虑领导力量， 铺面过大，结果力量不足，问题很多；另一方面，搞得不深不透，草率收兵，如有的乡十七天就全部结束了。另外，从试点来看，有的对于贯彻边检查边改进注意不够。有的乡、社，大辩论后没有认真研究改进社的管理和干部作风，没有及时地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生产方面去。
四、八月八日全省县书会议后，省委派了三个工作组进行了试点工作，八月底电话会议上省委书记李砥平同志对各县有所指示。现在在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内新成立了一个农村组，专门负责大辩论的工作。九月六日省委发出了防止打人、乱捕、坚持说理斗争的通报。同日晚上又以同一内容召开电话会议。六日、九日分批召集一部分县的县委整风办公室主任和县书汇报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两次亲自参加指导，着重指出：⑴要明确大辩论的性质和目的，实质上是两条道路的辩论，经过辩论后明确大是大非，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改进干部的作风，整顿基层组织，巩固合作社，彻底驳倒动摇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从事破坏活动的地富、反革命分子，使农村的面目一新，造成新的生产高潮。⑵在大辩论中要贯彻群众路线，坚持说理原则，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不要搞成夹生饭。必须执行阶级路线，严格区分不同对象，分别对待。⑶辩论必须坚持采取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等方式，使群众受到自我教育。⑷必须坚决制止体罚、打人和乱捕等现象，但也不应因而束手束脚。此外，他还强调了加强领导的问题。⑸县级机关的整风可以推迟一下，以便集中力量领导大辩论。有些县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果有力量继续搞的，可以继续搞。⑹大辩论的重点是三类社，其他社可根据力量有步骤地开展。严重的灾区待秋收后再搞，目前可搞生产自救、分配和整社。总之，运动的面可以缩小一些，时间可以放长一些，工作细致、踏实一些，防止夹生饭。
目前各地的乱捕现象已制止了，各地根据力量都有适当的收缩，都有较强的县区工作组领导。各县县级机关的整风都准备推迟一下。农村全面大辩论延至今冬明春，分批反复深入地进行。九月十一日，省委增派六个工作组分头到各县检查工作。九月十三日晚又召开电话会议，继续贯彻省委指示的精神。
（九月十四日下午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伍真电话汇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