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村整风简况……………………………………………………（1）
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整风和
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与今后部署………………………………………（4）
北京市国营厂矿企业整风运动的情况………………………………（9）
江苏省宝应县射阳区桥楼乡
四个农业社发生翻粮事件…………………………………………（16）
天津市国营工厂、交通运输企业
职工大鸣大放的情况和经验………………………………………（19）
四川省集中中等学校教职员
大鸣大放与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23）
安徽省县级机关右派分子
活动的特点和运动中存在的问题…………………………………（26）
河北省农村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简况………………………（29）
沈阳市工业企业开展整风运动简况………………………………（32）
江苏省第一批厂矿企业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34）
长春市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中进行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工作的情况和经验………………………（39）
广东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和民主整社的情况与作法…………………………………………（46）
湖南省各县召开扩大干部会议的收获……………………………（48）
安徽省整顿三类社的情况…………………………………………（54）
江西省委对工矿交通企业整风工作的部署………………………（57）
河北省工业企业整风
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经验………………………………（58）
江西省级机关边整边改的情况和今后措施………………………（62）
安微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反右派斗争的情况……………………………………（65）
湖北省开展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经验和今后部署………………………………………（68）
据九月下半月以来收到的十九个省、市材料，各省农村鸣放已分批铺开，个别动手较早的地区，如山东莱阳专区百分之八十的社，运动已经结束。运动的效果是显著的，一般都推进了购粮任务，出勤人数增多，工作质量提高，秋收中偷窃现象大减，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村中正气上升，群众说：“过去是老鼠多猫少，简直不像话，现在才像搞社会主义的样子。”由于目前秋收和分配工作紧张，各地强调了结合生产、分配工作。福建把整社整党阶段安排在秋后，贵州也是争取在九月底前结束辩论阶段，集中力量做好三秋生产和分配工作。
对鸣放出来的意见，有以下几个分析的材料（1）关于问题的比重：河南南阳地区鸣放的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五条意见中，粮食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合作化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干部作风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七，经营管理占百分之五点七七，揭发敌人破坏言行占百分之一点四三，其他占百分之十一点一七。（2）关于正确与错误的比例：河南南阳地区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五条意见中，正确的意见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七，错误的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反动的占百分之二点四三；江苏铜山五个社一千一百九十六条意见中，正确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六，错误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反动的百分之六点七。（3）各阶层所提意见中，正确与错误的比重：据同上江苏材料的分析，贫农意见六百条，其中错误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四，反动的百分之三；一般中农提出三百四十二条，其中错误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三，反动的百分之四点七；上中农提二百条，其中错误的百分之五十四，反动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富农提三十条，其中错误的百分之六十，反动的百分之二十；地主提出二十四条，其中错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反动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七。河南同上材料，上中农意见中反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贫农意见中反动的占百分之二点一六。
在对待上中农的政策方面，有的省已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办法。如湖北提出对新上中农最好办法是回忆对比，对老上中农除一般辩论外，还应该发动和他条件相近的上中农同他辩论等。江苏提出一般中农通过发动党、团员和贫农进行个别串连教育；对其代表人物采取“交底摊牌”办法，向他们阐明政策；同时贯彻边整边改精神，采纳中农的正确意见，争取绝大多数靠拢我们。对蛮不讲理的斗争对象，“可组织精干的队伍，开小型座谈会进行说理斗争或个别谈心，从而达到使对方心服口服的目的。”关于指名批评，批评到什么程度才算搞透了？江苏认为：“只要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群众受到教育，即使被斗者不低头，也应适可而止。”但也有的省提出要“直到他们改邪归正为止。”
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不放手的简单粗糙现象。如河北采取先鸣放后辩论的做法仍是少数，不少县都确定九月底结束运动，有些干部已经产生了厌倦情绪；浙江不少地区在辩论中只是把明显的反动言论压了下去；河南在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方产生了自满情绪，运动开展较迟的地方有些干部有急躁情绪；贵州玉屏县三分之一的乡只两三个晚上就做完了，结果是贫农下中农还分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上中农口服心不服；该省毕节地区一般仍瞒产百分之二十——三十；河南伊阳县一百四十九个社中有一百一十六个社鸣放不起来，临汝县有二十八个社鸣放不起来。广东认为简单粗糙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许多地方对此已引起注意，采取了一些措施。
个别地方的农村鸣放，也有和当前生产结合得不好的现象。如福建德化县有三个乡有一千三百多亩受旱龟裂，秋收分配在即，而他们均未把解决这些问题同鸣放结合起来进行。
别外，有些地区由于分不清发展正当的副业生产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界限，出现了破坏生产的现象。如广东个别地方已发生卖耕牛、杀母猪、砍树木的现象；湖南省个别地方也有杀鸡鸭、杀母猪现象。
省别 截止日期 自杀 人数 已死人数 地主 富农 上中农 贫农 下中农 湖南 9月上旬 - 400多 - - - - 四川 9月上旬 242 217 - - - - 山东 9月上旬 115 93 - - - - 河南 9月14日 91 77 19 12 15 24 （7人不详） 河北 9月12日 63 58 - - - - 贵州 9月24日 - 181 - - - - 广西 9月25日 - 276（内有51人系打死的） - - - - 青海 9月23日 - 11 1 - 8 1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地区组整理）
北京市三十二所高等学校（外有二个，即戏曲学院和电影学院），十一万三千余人参加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各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八百七十四人，占各校总人数的百分之四·三，其中极右分子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教授中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九人，占教授总数一千三百二十八人的百分之十五，讲师、助教中右派分子七百六十人，占讲师、助教总数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人的百分之六·七，学生中右派分子三千四百九十人，占学生总数八万零四百五十二人的百分之四·三，党内右派分子三百四十七人，占党员总数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人的百分之一·五六。各校已对三千七百四十九名右派分子进行了重新批判，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其中在全系范围批判的四百三十九人，在全校范围批判的一百七十二人，已经登报的极右派分子一百四十五人。其他情节恶劣的凶狠右派分子准备继续在报上揭露一批。绝大多数比较突出的、严重的右派分子已经受到群众的有力批判，揭发了他们的凶恶面目，打垮了他们的猖狂进攻。大多数中间群众划清了和右派分子的界限。但是，各校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少数学校开展较迟，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斗争。
在边整边改方面，各校都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基本上纠正了少数党员干部工资级别过高和多领导福利补助费的现象，复查和改进了肃反的善后工作，部分的解决了教职工住房的问题及其他生活福利问题。另外，少数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外交学院的性质、培养目标、学生来源问题，中医学院缺乏师资、校舍的问题），已由中央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目前，高等学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但对于工作的改进则很不够，有些中间教授反映共产党斗右派狠，改进缺点还不够狠，这确实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因此有必要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揭发、辩论）。下学期的中心任务是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整顿领导作风，同时在师生员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各校对已经揭露出来还没有斗争的右派分子，应该继续开展斗争，特别是对没有斗争和还没斗透的极右分了，必须彻底进行斗争，并且选一部分登报。根据以上意见，拟作如下部署：
（1）在学校中改进工作，应该以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几年来高等学校改革已经取到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需要切实地加以改正和解决。在大鸣大放阶段，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教师、学生对于教学工作方面的意见，没有能够充分提出来。所以开学以后，还需要发动群众，对改进教学工作充分地提出意见。群众对于教学工作的意见确实很多。迫切需要解决，如果不能真正改进学校工作，学校整风的目的，就没有完全达到。同时，也势必会引起中间群众以至左派的不满。但是改进教学工作，对于我们来说也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些学校中的负责同志没有很好钻进去，因而信心不强，这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善于依靠左派和中间派的多数教师，把问题提出来，交给他们讨论和研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把他们的一切有益的意见集中起来，并且群策群力进行，就可以逐步一批一批地解决。凡是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应该抓紧及时解决。例如在社会科学、文学、哲学等课程中应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工作应注意精简不必要的教学内容，以提高必要学习的一部分课程的学习质量。解决以后，还应该向群众作交代。另外，教学工作中有些重大问题，如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学制、教学计划等问题，需要反复研究，短时期解决不了的，同时，也不是地方范围内，尤其不是一校范围所能解决的，我们也准备组织教师研究，并征求学生、本校专业生和使用干部的部门的意见，拟出改进的方案提交上级机关审核批准，在下学期或明年暑假以后实施或供中央参考。在改进工作的过程中，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辩论，辩明是非，以利于改进工作。
（2）贯彻勤检建国、勤检办学的方针，改进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现有的财力物力，保证教学与科学研究必需的条件，坚决反对浪费现象。
许多学校存在着机构臃肿、非教学人员过多、行政效率不高的现象，需要下决心紧缩机构、精简人员，以提高行政的效率。一部分人可以转业（希望中央各业务部门能予协助）；应该退休的要说服他们退休；有些文化水准低而政治水准和政治工作能力又很弱的同志，以另行分配工作，不留在学校供人作话柄和攻击目标为有利，其余可以参加劳动的人，拟动员他们到北京郊区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3）整顿领导作风，加强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党员领导干部要结合改进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制订切实可行的经常联系群众的制度，通过党、团、工会、学生会的代表大会，经常发扬民主。
除中央给北京高等学校配备少数党员校长与党委书记外，各校应在校内调整一部分较强的干部去充实系一级的机构。可以从校部的领导干部中抽一些放到系里去。有些党员干部由于政治业务水平低，不能适应目前学校工作需要，准备调动他们的工作。
组织政治理论课教师轮流到工厂、农村直接参加劳动生产，时间一年到两年，使他们获得实际的生产认识，直接接触工农群众，在劳动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其他教师、干部和学生也可以在校内外定期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或者每年先认真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
为了更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产无产阶级思想，需要结合改进工作和反右派斗争，发动群众，系统地展开社会义大辩论。对于有错误思想的中间群众要坚决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主要内容，内部以“夏季形势”为思想指导，大体上分三个阶段来进行：
（1）动员阶段：发动群众总结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经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
（2）大辩论阶段：各校选择群众思想上普遍存在着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教师着重讨论教学改革成绩的估计、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教学和科学研究如何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等问题，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社会科学各系的教师还要讨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复辟的问题。学生要围绕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政治与业务等问题进行辩论，进一步解决反右派斗争中没有解决的重大思想问题，帮助他们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树立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使他们热爱党、服从党的领导。职工中可着重端正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巩固劳动纪律和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等问题。为使辩论生动和深入，每个单位还要选择一些全国性、全校性和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或错误思想的典型作为反面教员。
党员在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应该认真检查和批判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员除去和群众一起辩论外，还应该在党内的组织生活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3）检查思想阶段：组织群众总结思想收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批判各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树立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方向。
在方式上，要采用大字报、辩论会、校刊、报刊、参观工厂农村等生动活拨的方式，造成自由争辩的热烈空气，也要作一些报告。时间暂定不超过一年，拟首先集中搞一个时期，每周至少学习八小时，因拖长了易陷于自流和形式主义。
各校对前一段的反右派斗争要进行一次检查，对没有斗争的右派分子要重新进行审查、排队，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继续展开批判。个别学校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还不深入或者需要斗争的右派分子很多，可以考虑在进行大辩论以前，抽出一段时间，集中地进行反右派斗争。
（九月二十日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
北京市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从八月下旬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营地方国营一百五十八个单位已经展开大鸣大放。在这以前，各工厂处理了肃反遗留问题，取消了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组织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和深入群众工作，解决了一些可能解决的花钱不多的职工生活福利等问题。并且组织全体职工进行反右派学习，在技术人员和职员当中初步批判了八十六名右派分子。这就给健康地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八月下旬，四十个单位先后由厂长或党委书记作报告，动员群众开展整风运动，党内党外、干部和群众一齐大鸣大放。许多单位在动员群众的当天或第二天就出现了大字报，小组会也热烈的开起来了。此外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一般在一周左右群众鸣放就达到高潮。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工作鸣放最好，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较差，中央国营四十个厂矿的大字报洪峰已过，近几天来数量已大减。
截至九月中旬，四十个单位职工十三万六千人，共贴出大字报约十五万张。群众从大字报、小组会、来访、来信及意见箱提出意见共六十五万零六百余条。群众的这些意见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以对工作上的意见较多。大体上分为五类：（1）有关生产管理工作、党员工作、人事工作的意见二十九万三千五百余条，占百分之四十五·一；（2）有关工资、奖励、劳保、福利的意见十四万三千七百余条，占百分之二十二·二；（3）有关干部作风的意见十五万一千七百余条，占百分之二十三·三；（4）有关国家政策和政治生活的意见二万七千六百余条，占百分之四·二，其中反动言论三千余条，占总数的百分之零·五；（5）其它意见三万三千九百余条，占百分之五·二。
群众的意见，绝大数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和干部作风的，他们对各方面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干部作风方面的缺点，提出了很多尖锐的但是中肯的批评，各工厂从工长到厂长、党委书记等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被指名批评。他们对工资、奖励、劳保、福利等方面也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许多老工对青工升级快、工资高、奖励多很有意见。但是，群众的意见中也有一部分不正确的，特别是对工资福利方面的意见中，有些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例如石景山发电厂青年杂工支士刚，解放前患严重肺病，解放后在医院、休养所疗养了六、七年，国家除按月付给他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外，先后支出医疗费用等共一万八千元。去年出院后，工厂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分配他做比较轻便的看门工作。这次他在大字报上以“救一救我吧——领导”为题，认为做看门工作没有前途，要求工厂领导上“救一救”他，让他学技术。另外，还暴露出了少数反动言论，例如反对农业合作化政策、诬蔑党的组织、谩骂党团员等等。
在大鸣大放以前，不少工厂领导干部顾虑既怕鸣放不起来，又怕鸣放起来把生产搞乱，怕干部躺倒不干。运动的实践证明，这些顾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整风开始我们就一再强调要作到整风、生产两不误。各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做了具体分工，有专人负责指挥生产。同时，向群众也进行了宣传动员。广大职工拥护这种做法。各厂矿企业的生产情况都很正常，劳动纪律很好。很多工人提了意见以后反映：“要说的话我都说了，心眼里痛快了，干活带劲了。”许多单位都出现了劳动热情，生产上出现了许多新记录。
大鸣大放期间，各单位的厂级主要领导干部一般都积极领导这个运动，只有国棉三厂厂长高彩章，看到一张大字报说他有“臭官撩架子”，就大发脾气，扔碎茶壶，不听其他同志劝阻，竟然把写的大字报的十个工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来，先一一点名，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骂人？”向工人“提出抗议”。事后，工人十分不满，影响很坏（现在，高已向干部、群众作了检讨，市委已发通报）。多数的中层干部情绪健康，但也有一部分人对大字报具有戒心，认为贴大字报是“非组织手段”，“党性强的不贴”。有的党员干部说：反正听着不对的就给顶回去。有些干部沉不住气，追问提意见人的动机，有的装病不上班，国棉一厂有一个支部委员和一个总支委员会曾经一度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在四十个单位中，已经发现有六个车间干部躺倒不干。此外，各厂也发现一些党团员向党进攻，公开反对党的政策。
目前各工厂的中心工作是边整边改。这次工厂整风情况与学校不同。学校整风运动刚开始就冒出了很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当时只能解决了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之后，就迅速转入了反右派的斗争。工厂整风运动中，广大职工群众都本着帮助党整风的目的，提出了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虽然不完全正确，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但也都是出于善意。恶意诽谤和反动的言论很少。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大量的群众关心的有关生产和工作的问题不去解决，不好好抓紧高潮改进工作，就会挫伤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失掉中间群众的同情，并且不利于工作的改进。因此，工厂首先应该抓紧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这样做，可以增强群众对整风运动的信心，保护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样的作法是在鸣放过程中逐步明确起来。工人大鸣大放开始时（对科室人员鸣放又当别论），有些干部存在着一种简单抓右派的思想，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急于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对工人在鸣放中的错误意见进行反驳，对群众所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重视不够，对改进工作也研究得不够。最近几天来我们已经一再分批召集工厂领导的同志开会，反复批判了这种错误的想法，说明目前必须着重做好改进工作的道理，要求大家认清高潮中解决问题最块、收效最大，不要坐失时机。规定各工厂每隔一同左右就要向职工群众报告一次改进工作的情况和办法，报告以前一般应该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征求意见，报告以后应该组织职工进行讨论，继续提意见。对于牵连全厂性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还要事先经过群众讨论。这样反复地自下而上提意见和自上而下解决问题，不但可以比较彻底改进工作，而且可以教育干部学会集中群众中好的意见，学会走群众路线，同时群众也可以在讨论中讨论中辩明是非，提高认识，因而把坏分子和坏意见突出孤立起来。
目前各单位正在抓紧解决问题。各工厂领导上一般都已作了两次改进工作的报告，有的单位并且作了第三次报告，一般是：接受了正确的意见 ，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对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订出了计划，指定专人限期解决；对于牵涉较广比较重大的问题，组织职工讨论，发动大家研究改进办法；对于厂内解决不了的，报告上级帮助解决；对于那些虽然是善意的但却是错误的意见，或者由于不了解情况提出来的不对的意见，也进行了适当的解释。
截止九月中旬，四十个单位已经解决了七万六千七百余条意见，占意见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八。其中：生产管理工作、党员工作、人事工作三万八千四百余条，占解决问题总数（下同）百分之五十·一；工资、奖励、劳保、福利一万八千四百余条，占百分之二十四；干部作风一万五千七百余条，占百分之十十·五；国家政策和政治生活三百六十余条，占百分之零·五；其它三千七百余条，占百分之四·九。石景山钢铁厂已经采纲了五千二百多条意见。这些单位都已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向群众公布了改进工作的情况，群众反映尚好。国棉一厂群众反映厂长交代得清楚具体，看来党委确实研究大家提的意见。市内电话局关头天公布了改进工作的情况，第二天就有三张大字报和一封来信表示“拥护边整边改”的方针，有些人见到自己提的意见解决得这样快，更是高兴。
但是，总的说来，目前问题解决得还不够，特别是有些重大问题解决得还很差。我们估计一、两批解决不完，需要分三批、四批去解决。另外，对关于车间、科室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也要帮助车间、科室领导干部检查解决，并且向职工交代，对干部本人的思想作风上的毛病，也要他们本人采取适当方式向群众检讨，不要由领导上全部包下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帮助他们。目前某些中层干部对群众的批评抵触情绪很大，要很好依靠群众的压力和领导上的说服教育，切实帮助他们检查改进。为了好好地抓紧时机改进工作，我们决定除了群众自行展开辩论外，领导上暂时要有意识地不去组织力量批判工人在鸣放中的错误言论。等到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都得到改进了，再反错误的意见集中起来，拿到群众中去讨论，让大家继续发表意见，并且结合讨论中央指示中提出的五个问题，展开大辩论，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那时对于职员和技术人员中间的右派分子，准备再发动群众，进一步展开一次剧烈的斗争。
在大辩论过程中同时应该继续研究解决问题，在大辩论以后，还应该有一个系统地全面地改进工作的阶段，对当前工厂中较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工资制度不合理、生活福利待遇不合理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解决。现在企业中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占全体职工的比例一般都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有的单位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工资方面最突出的是徒工、粗工、青工的工资过高。青工升级太快。这不但影响工农关系，造成农民的不满，而且老工人也有意见。福利待遇也过多过高。许多单位收房租、水电费用很少，甚至不收。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须改变。我们的初步意见：管理人员要大大精简，一般应该减至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下；粗工、徒工的工资要适当降低，并且要控制青工的升级而适当增加老技术工人的工资；房租、水、电一律动按适当的标准收费；医疗费用个人要负担一部分，家属要完全自理。这样作是很必要的。这是为了：（1）彻底改变工矿企业中管理工作落后的现象，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使之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2）克服经济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是存在着的，尤以年青干部和工人为甚；（3）巩固工农联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把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了解决这个问题，要在群众中进行一次大辩论，总的题目是工人如何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要着重向工人解释，工人（尤其是粗工、青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过高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脱产干部过多，企业管理落后，就会妨害国家积累资金；如果不注意巩固工农联盟，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没有保证。我们准备首先在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和老技术工人中酝酿成熟，然后再拿到群众中去讨论，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在几个工厂中着手研究精简机构和工资福利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对党团队伍还要进行整顿，在党员和干部中进行思想检查；对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应该与党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进行批判；对党团员的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
这样做，在一个工厂内，估计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大体可以结束。因为几年来没有进行过整风，没有让工人群众系统地提意见，因此费时间较多，今后计划每年进行一次，时间会大大缩短，对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另外，我们准备由各工厂开辟鸣放园地，让工人有意见就可以随时贴大字报，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克服拖拉作风。
（九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
桥楼乡有一千七百二十四户，八个农业社，其中有吉星、周湾、葛庄、万家四个社计一千一百一十七户。从九月四日夜里起、至七日下午，这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先后由区委分工在该乡工作的宣传科副科长查子桂的指导和副乡长葛文英带头下，到社员家里去翻查粮食。翻查了九百九十五户，占四个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共翻出陈稻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三斤，小麦八千三百九十六斤，大麦三千九百二十一斤，元麦一百斤，合计三万四千二百斤。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已搞得人心惶惶，生产停顿两天，连稻子都没有人割，其影响极坏。如万家社二百二十四户，户户都被翻过，翻后就有十七户向社长要粮吃。中农毛洪才家（八口人）翻出五百八十斤陈稻，一百九十四斤麦子，全部用印子盖起来，不准该户食用。中农葛锦老俩口子带一个孙子，从他家里翻出六百十七斤陈稻，一百九十五斤麦子，老奶奶哭着说: “这个粮是我出去帮寒工省下来。”葛庄社韩学周家夹板墙里翻出一千九百四十七斤陈稻，全部装上船要运走，当时周妻睡在船上，并说：“你们把船撑走，我就跳河。”又如赵福全等二十户留的十八斤大麦种（种自留地的）都被翻去。吉星社房步楼听说翻粮的事，把家里仅有的三十斤陈稻用裤子盛起来放在河里，被坏分子偷捞去，自己在河内捞两三天，摸的怨天怨地。张广文、潘怀顺两户把二百一十斤稻子藏在荒地里和打鱼饼的小舍子里，结果藏在荒地里的稻子被查走，小舍子里的稻子被坏分子放火烧掉了，现在两户连农活都不做，整天呆在家里开哭。周湾社徐小狗子夫妻俩人割稻时，干部叫人用刀把他家的芭墙割掉，钻进去翻粮食。这样，引起群众种种不满言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如徐恒明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有一中农说：“随他去，不生产，大家拼穷，有一升倒下锅吃掉算了，节约是诱人的办法。”同时在党、团员之间造成了不团结，相互埋怨。党员孙选吉说：“我叫你们不要翻。”一团员说：“你们党用嘴来指挥，一个也不动手，我们扛木头梢子，拾起砖头，不是干部叫翻，哪个敢翻啦：下次最好不听干部的。”目前葛庄普遍传说：“统购现在已经变成了清购了（意思是边割、边打、边卖又一翻），有一颗粮都购光了”等怨语。
这次翻粮事件的发生，该区分工负责桥楼乡的宣传科副科长查子桂及时在该乡负责的副乡长葛文英负责其主要责任。困查子桂原负责吉星社，在三日晚上召开社、队干部会议，研究解决有粮食征购问题，当时有小队长提出要到社员家去翻一下子，而查不加制止，于是连夜在该社五大队翻起来了。四日早上查在新大桥又召开乡、社干部会议（这时葛乡长也到了），介绍五大队翻粮的成绩，并说：“你们晓得啊！夜里，五大队翻了不少粮食，你们有决心就站起来拼刺刀，要像五大队一样。”在他的号召下，大家都积极响应。当天夜里周湾、万家、吉星三个社即普遍翻起来了。五日早上查又去葛庄找葛副乡长介绍吉星社翻粮情况，而葛听了不反对，反而懊悔地说：“搞迟了，快些揪。”当即通知干部开会，亲自带头翻粮。尤其区委在六日发觉后，即立信制止，查接信后竟仍然置之不理，直至七日他们才停止翻粮。
宝应县委已发出通报，批判和制止这种违法行为。
（九月二十五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汇报”）
天津国营工厂、交通运输企业参加第二批整风的共一百零二个单位，职工约计十三万人，九月七日我们在基层领导骨干中进行了动员部署，九日至十二日有造纸厂、国棉一厂、四一一厂、铁路车辆段、一0五厂等十七个厂开始发动大鸣大放，到十七日所有单位全部开始鸣放。这次运动的特点是，规模声势浩大、群众热情高昂、运动进展迅速。运动全面开始后，大部分单位，鸣放很快形成高潮。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和积极地揭发三大主义；技职人员也在工人鸣放热潮的影响下打破了沉闷状况，开始鸣放。截止二十四日的统计，已贴出大字报三十五万多张，大字报的迅速增加，揭露的问题也逐步深刻尖锐，公开地指责、谩骂、质问和要求撤换干部等的大字报有了新的发展，政治性的反动言论较普遍地暴露；党、团员地动摇叛变已开始出现；少数领导干部表现动摇害怕，甚至有阻碍鸣放的现象；群众自动进行辩论反驳的大字报也不断出现。
总的来看，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鸣放已进入高潮，并且已开始向深透发展，但是还不平衡。大体可分三种类型：大约有二十多个单位鸣放已接近深透，绝大部分工人和大部分技职人员都说出了心里话，揭发的问题比较彻底，荒谬言论也暴露的明显，其中个别单位已转入整改辩论；有六、七个单位鸣放正进入高潮，并向深透发展；还有十多个单位群众也有了初步发动，但进展不快，尚未形成高潮。这一类型主要是一些分散的小单位。
运动开始以来，生产秩序很好，不但产质量均能完成任务，而且不少单位在生产上还出现了新记录。永利久大厂在鸣放的第二天就出现了纯碱日产量五百九十三点三吨的历史上最高纪录。出勤率较前有所提高，报病假的几乎没有了。车辆弹簧厂的出勤率，过去长期以来只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一至八十三，鸣放以后，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一至九十五；纺织机械厂过去平均每天有六百多人看病，现在减少百分之四十；会议出勤率是空前的，几乎是百分之百。由于生产情况良好，解除了不少基层干部怕完不成任务的忧虑，从而推动了整风运动的进展。看来只要我们很好地加以领导，中央提示的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大鸣大放中，我们贯彻了连整边改的方针，据六十一个单位截止二十四日的统计，共解决了三千四百八十一件，其中有些是长期以来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群众对此很满意，鼓舞了生产和鸣放的热情。在国庆节前，绝大多数单位大鸣大放阶段可以结束，转入整改辩论。
热火朝天的大鸣大放，把我们工厂企业中存在着的各方面的严重问题，彻底揭露了。根据七十七个单位，截止二十三日的统计，大字报所揭发的二十三万二千零六十件问题的分类来看，属于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有八万七千三百二十九件，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主要是工作不深入，对群众的意见不重视，作风生硬，解决问题拖拉；有少数领导干部个人主义比较严重，闹工资待遇，好占小便宜，工作疲踏，不求上进；还有个别人私生活腐化，严重脱离群众。属于企业管理方面的有六万二千四百八十一件，占百分之二十七。主要是机构庞大，层次多，表报多，浪费大，制度混乱等。属于生活福利、工资奖励方面的有四万零六百八十五件，占百分之十七点五。主要是对食堂，宿舍，托儿所，医务所等福利设施方面的意见。此外属于干部提拔、政治运动以及对中央、市委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四万一千六十五件，占百分之十七点九。
从上述的分类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量普遍的问题，是属于三大主义，是属于整改问题。除了三大主义和一些政治性的反动言论外，鸣放中暴露出新工人的情况复杂，非工人阶级思想严重。主要表现在纪律松弛，个人利益突出，不满现状，大字报中不少的偏激情绪大都是从这部分人中来的。但是，从政治上来看，工人阶级这个队伍是靠得住的，在生产和鸣放中都强烈的表现了主人翁的态度。所谓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做过高的估计。根据纸厂在运动中的初步分板，有两千三百名职工中，坏分子只有四十八人，而且这些坏分子中，也不完全是真正在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分了。
这次大鸣大放其所以能够做到时间短，效果大，没有出什么大漏子，主要经验有以下三点：
一、认真地贯彻了中央关于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多数的方针。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断的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强调鸣透放透。召开领导骨干要硬着头皮顶住，端正整风态度，要勇于向群众认错改错。并且一再强调指出，这次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考验，要经得起这一考验。因此在基层骨干中，对放手发动群众的这个思想接受的比较好，劲头较足。在运动的过程中，市委工业交通部和党委及时深入基层，具体帮助。党的基层组织也特别加强了对于运动的领导，及时分析运动情况，批判错误思想，统一领导认识，这都有力的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二、宣传动员工作，各方面都做的比较充分，方针、步骤、办法交代的明确具体，并且在基层领导骨干中进行了讨论，统一了思想，解除了顾虑。基层领导干部向群众动员报告亦经过认真准备，贴大字报等组织准备工作也做的好，大多数工厂在动员前就准备了几十人到一、二百人抄写大字报，差不多的单位都是在动员报告后一两个小时内上千张大字报就贴出来了。但是，个别单位也有准备不足，动员不好的，如铁路新河材料厂开始只准备了二十张纸，两枝毛笔，没有很快的放起来，曾冷落了一段。
三、进行试点和组织职工参观，对鸣放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在准备阶段，市委工业交通部组织了十几个工厂的负责干部到北京参观了几个重点厂的鸣放情况，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另外，我们又选择了造纸厂、四一一厂、车辆段等厂进行试点，领导上帮助这些单位很快地运动搞起来，继而组织其他工厂的干部和工人进行参观、学习，这对于坚定干部的信心，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几天之内各厂就想继普遍发动起来。
（摘自九月二十七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四川省各地集中中等学校教职员进行鸣放与反击右派斗争的学习，一般是从七月底和八月初开始，经过了大鸣大放和反击右派两个阶段，至九月十日结束。参加的有全省六七八所中等学校、各地的干部文化学校、荣军学校、干部及教师的业余文化学校、初中师资训练班、小学附设的初中班的教职员共二万九千二百九十九人（内有个别地区的少数行政干部），约点教职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四，其中共产党员三千六百八十三人，共青团员四千六百九十六人，民主党派成员一千三百五十三人。
根据最后的排队，左派八千零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七·三；中间派一万九千七百七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七·（五内中右三千九百零五人，占百分之十三·三）；右派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占百分之五·一六（内极右二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零·八五）。右派分子中有党员二十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八；团员一百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二·五。
右派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其中有不少人是剥削阶级分子、叛徒、国民党的军、政、警、宪骨干，或其直系亲属及本人受过我打击的阶级敌对分子。据重庆、江津、万县和达县地区六一四个右派分子的统计，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官僚等剥削阶级的四一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八·二一；本人就是地主，伪官吏等剥削阶级分子的六十七人，占百分之十·九；直系亲属被我杀、关、管的一0四人，占百分之十六·0三；本人曾被关、管、斗的六十一人，占百分之九·九三。
整个斗争的发展是正常的，顺利的，虽在斗争初期有些地区会出现过某些粗暴作法，经提出纠正后基本未再继续发生，至结束时全省一、五一二个右派分子中，已斗跨了一、二一四人。
我省中等学校的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义猖狂进攻的言论和阴谋活动，突出的有五点：
一、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集中表现在攻击党委和文教行政部门是：“以愚统智”“以外行统治内行”，用丑化学校党员干部的方式反对党员干部，甚至公开反对党向学校加派党员干部，诬蔑这是“文教政策上的大错误和彻底失败”；反对党支部领导学校，叫嚣成立“统战小组”或校务委员会主宰学校一切；攻击建党路线，诬蔑党在中学吸收的新成员是“庸、懒、骄”等低劣无能的人。
二、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突出攻击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搞糟了”，是对教师的“政治陷害”，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诬蔑党有“一手拿宝剑，一行拿可兰经”的办法强迫教师学习政治理论。
三、反对在学校执行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主要表现在反对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咒骂我们加强学生的政治课是“好比从厕所内检起神象来供起，三熏而三浴之也未必就灵”；反对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并阻碍学生从事体力劳动的锻炼。
四、煽动学生闹事。有些学校的右派分子，在全国大鸣大放期间，不仅散播各种反动言论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还提出“把党搞臭、搞孤立”，“把学校搞烂”等口号，进行了煽动学生闹事的阴谋活动。
五、组织反动小集团，企图形成么动势力，夺取中学内党的领导，有些右派分子在全国大鸣大放期间组织了反动的小集团，其中不少是以民盟右派分子为核心组成的（如成都的十四个小集团中有七个是民盟右派分子搞的），它们在学校里积极进行了攻击领导和打击积极分子的反动活动，有的甚至暗地对学校人事重新作了安排，准备在他们的阴谋实现后，就粉墨登场。
据初步检查，这次中学教师的整风学习中，还有几个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一、部分地区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作得不够深透，有极少数右派分子未来得及斗争，有些地方还可能漏掉了右派分子。据十二个专区统计，有八十一所中学未搞出右派分子，占学校总数的百分之十七，有的专区甚至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校无右派分子。一般在党、团员中搞出的右派分子都较少，有六个地、市在党员中完全没有搞出右派分子。准备在整改中，把漏掉的右派分子继续挖出来。
二、对以下几个大是大非问题，还未在教师思想上彻底解决：（1）为什么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和党能不能领导学校；（2）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转变立场，进行思想改造；（3）今天的教育事业为什么必须是办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4）为什么我们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它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5）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习苏联。
三、有些学校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还未认真研究，切实改进，有些学校党员干部在展开反击右派的斗争以后，甚至还否定群众提出的正确批评，不正视自己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和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
（摘自九月二十七日四川省委整风办公厅书面汇报）
一、我省县级机关自八月中旬先后开始鸣放，目前已全面开始。由于各县开始鸣放的时间迟早不一，因而进度也不一致：肥东、岳西、广德三个县已开始转入反击右派阶段；芜湖专区的宣城等七个县目前即将转入反右派斗争；其他各县正在开展放鸣。据芜湖、六安、蚌埠、安庆四个专区三十二个县、市的统计，参加鸣放的总人数二万八千六百二十二人，放出的意见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条（缺六安专区各县数字）。
二、根据岳西县委分析，县级机关右派分子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进攻的矛头主要是对县委领导，他们的手法是：
（1）首先是破坏县委委员之间特别是书记之间的团结，并且是一处进攻，各处呼应，对县委领导似有万筒齐放之势。
（2）利用群众某些不满情绪和落后要求，加油点火，搞非法活动，煽动群众与领导对立。如在运动的高潮时期县委会机关的右派分子连续发动了四次签名运动。第一次是要求平分宿舍；第二次是要求把正在兴建的县委会议室改做职工宿舍，由平房改为楼房；第三次是反对按期收揭大字报；第四次是不愿开会，要去看电影（这次签名未遂但会议是停开了）。
（3）用捏造、扩大事实和暴露党与国家机密的办法，煽动群众对县委的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如县委办公室秘书储新华把党委批准捕人的事和县委组织生活会议上的一些情况都写在大字报上。
（4）用挑拨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党、政、军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造部门之间的互不团结，好间隙进攻。如沈维国在兵役局召开的座谈会有意地点火说：“县委整编太不合理，下放搞生产的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谢建农说：“党委部门掌权、政府部门偷闲、企业部门坐井观天。”
（5）用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办法，孤立领导。如汪庆平说：“积极分子是朝中奸臣。”苏留珠说：“积极分子都是拍马屁的，是筑墙专家。”苏本基说：“我要卑鄙的话，早就入了党。”
（6）用扩大缺点、否定成绩、曲解党的政策的办法，模糊群众视听。如余锡铭说：“对右派分子的反批评是与‘言者无罪’的精神不符的。”彭道远说：“选举时先提侯选人名单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吴功寿说：“县委搞水利工作是劳民伤财，没有一点成绩。”秦君实说：“现在矛盾转化了，就不应再对地主阶级专政。”
（7）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并肆无忌惮地公开向党进攻。如方精求说：“只要爱国，就不要学习马列主义。”并质问：“如果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真理，那美国是肯定不信仰马列主义的，为什么他的科学占世界第一位？”汪炳桂说：“苏联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为了争取南斯拦夫，因为没有争取过来，所以第二次又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总之，谁执政，谁就是马列主义。”丁乐汇公开质问：“县委的党性何在？”朱务滋公开骂：“县委领导人脑子生了锈。”朱正雨（党外人士、医管会副主任）公开叫嚷“要卫生院党员院长下台”，秦君实竟污蔑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是太不谦虚了。”吴昭民还在大字报中质问国务院：“为什么乡干部是半脱产待遇，却不让他们半工作、半生产？国家剥削乡干的劳动力，理由何在？”
（1）有的县强调先学文件然后鸣放，有的强调先在领导干部中鸣放，然后再在全体干部中动员鸣放。这样束手束脚的结果，致使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
（2）在已开展鸣放的各县，有些单位领导不力，甚至有问题。如宁国县农业局副局长陈锦松（党员）对历史上有问题的秘书王俊（已划为右派）说：有意见不要提，给县委抓到一条，要送你的命。该局局长崔志民（领导小组副组长）对鸣放不闻不问，致使放鸣一直未能开展起来。休宁县手工业联社主任余伯仁（党员、一贯对党不满）对运动抱消极态度，并声言该社“无问题”。而领导上对这些人都未及时进行调整，以致影响了运动的发展。
（3）排队标准掌握不稳，有偏紧偏松现象。此外，右派分子的材料零乱，没有系统地进行整理综合，因而对掌握右派分子的情况、确定对策方面，带来了一些困难。
（4）在已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县里，有的单位发生了简单粗暴现象。如广德县公安局卫生院等单位，罚右派分子跪倒，并要用绳子捆。巢县中学给右派分子曹一诚戴纸帽子，准备拖到外面游街。
（摘自九月二十八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河北省前一阶段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充分发动群众不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领导思想是想在短时期内打退邪气，取得粮食，对在这次运动中冲刷自己缺点，坚决进行整风，思想准备不足。因此，也就不能把农村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孤立起来。经过前一阶段的运动，虽然打退了农村中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在粮食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初步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热情，但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的很不深刻，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被彻底揭发，还远没有达到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从过去一段农村开展鸣放的情况来看，阻力是不小的。各地干部对于鸣放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和作法：一种是全面地、坚决地、彻底地发动群众进行大鸣大放，不只放毒章，也放手让群众批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不怕乱，不怕影响干部情绪，不怕坏分子钻空子。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冲破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障碍。不但使这场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有了生动丰富的内容，而且为农村基层的整风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在目前看来，真正这样做了的，还是少数。再一种是有范围、有限制的鸣放，即小鸣小放，或半鸣半放。这有几种情况：有的是放了一下，放出一些问题来即不敢再放，没有决心大胆彻底的放开。有的是在一部分人中鸣放，不是发动全体人口鸣放，如让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放，不让贫农、下中农放，不让复员军人放；让党外群众放，不让党员放（对他们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正面教育）。目的只是放毒草，不想放手让群众对干部、对工作提批评、发议论。这样做的结果，贫农、下中农和党内的问题放不出来，也影响了其他阶层不能彻底的鸣放。还有的是出题目、划圈圈，引导群众只在一定问题上鸣放，如只在统购统销、合作化等两条道路的问题上鸣放，不在我们工作的缺点、干部作风上的缺点方面鸣放，或者对后者采取“不引导、不启发”的消极态度，结果也不能彻底放开。这些小手小脚的鸣放办法，虽然也可以暴露一部分问题，但是农村中党内外的问题暴露的极不深透。经过重点检查，在前一段不少地方所谓也进行了“大鸣大放”的地区，一般不过是进行了这样的小鸣小放。再一种是不鸣不放，或基本上不鸣不放，有的是根本不进行鸣放，还是采妈过去老一套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方法，根据日常掌握的材料，单纯进行正面教育，批判一番，我打你通，如再不通，也只通过少数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与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辩论、说理，取得表面上的思想一致。也有的是所谓“随鸣放、随辩论”，结果是骨干与有错误思想和有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唱对台戏，反面意见很难暴露，大辩论搞不起来，即便有些反面意见，一露头，骨干分子立即给以驳斥，就顶加去了。这样只能暂时把一些错误思想压下去，取得表面的一致，但不可能深刻地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方面的缺点错误，更不能充分暴露农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日后一有风吹草动，反面意见就会重新抬头。目前看来，采取这种作法的地区，还占一个相当比数。
河北省委认为，农村中不能放手开展鸣放的关键，不仅是村干、社干怕邪气抬头，怕整到自己头上，怕放出工作上许多问题不好处理，而更重要的在于有些县、乡党委的领导上存在一种不相信群众和自己力量的右倾思想。在前一时期，主要是对运动的目的、要求缺乏明确的认识；在省委补充指示以后，仍然有些县委强调本地区基础差，怕放乱了；怕鸣放出工作问题来不好解决；怕鸣放出干部作风问题来影响干部情绪；怕鸣放影响生产，等等。这些问题实质上是缺乏进行整风的决心，不相信群众的多数，不相信广大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不要群众路线的错误作法，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场尖锐斗争中不敢大胆地发动群众进行战斗的右倾情绪。从各地这一段的实际经验来看，如果解决了县、乡领导思想问题，基层干部的顾虑和群众的顾虑是不难消除的，是完全可以大鸣大放起来的。如满城县陉阳驿乡在省委工作组去以前，曾搞过一段打击反社会主义逆流的斗争，在县级三级干部会议期间打拉了五个人，在省委工作组之后，坚持了实行大鸣大放的方针，结果很快就彻底放开了。
根据以下情况，河北省委已经作了部署，采取分期分批进行的办法，要求各级党委全面地、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在所有开展运动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批判一切不利于群众鸣放的思想、作法，彻底实行群众路线，从第一批乡社开始，把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深入。
（摘自九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沈阳市所属国营地方国营共有一九二单位，二十余万工人，其中已开展大鸣大放的有一百零六个单位，十万以上工人，预计国庆节前后可以全面铺开，十月上旬可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
从目前鸣放情况看来：工人鸣放和生产劲头都很大，如皇姑屯二个车辆修理工厂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三工人出了一万五千多张大字报，综合起来提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条意见，其中属于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干部工作作风方面的百分之十五点一，生活福利工资方面的百分之十七点六，党员工作方面的百分之六点二，其他百分之十二点七。在生产方面九月份提出完成三辆重型机车的抢修任务。七0一厂九月份的生产任务可超额完成。但也放出一些错误的意见和荒谬言论。
改进工作方面已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如货车修理工厂已解决了八百多条意见，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带头组织一批人边看大字报边研究边解决。可以预计，在大鸣大放高潮以后，必将出现改进工作的高潮和生产高潮。
几点意见：
一、一个工厂内开展大鸣大放不一定需要经过车间试点后再全部铺开，只要准备工作做后即可全厂同时开始大鸣大放，以前鸣放不透的科室单位也可以和工人一起再进行鸣放。
二、抓紧边整边改工作，也唯有认真地边整边改才能鼓动群众继续鸣放，才能收到实际效果 ，已经开展整风的单位要特别注意边整边改，准备开展整风的单位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同时注意边整边改工作。
三、动员市级机关领导干部去工厂看大字报，政府副局长以上市委副部长以上干部都应该有计划下工厂看大字报记下有关方面意见，以便改进工作。
（摘自九月二十九日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的书面汇报）
江苏省第一批整风的厂矿企业已增加至八十四个单位（其中有交通邮电五个单位），共有职工十万八千五百多人，目前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这些时来，领导上想“钓鱼”、怕乱、怕引火烧身等思想有了克服，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某些同志又有一些新的表现形态和新的滋长。许多厂对鸣放控制过严，框子过死，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鸣放什么，但总想有个范围，总希望规规矩矩地搞运动。有的厂开始提出只讲厂内，不讲厂外，后来又提出主要是向厂党委提意见，以后又说希望多提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限制了群众。有的厂提出鸣放要通过组织，不许在宿舍里随便谈。有的规定大字报只准在厂内写，不准在厂外写好拿到厂内来贴。有的宣布大字报只准贴党委和车间主任的，不准贴工段长和管理员的，工人之间也不准互贴。群众在鸣放中有自由结合的要求，有的厂上夜大学的和参加球队的人要求同学、同队的人在一起鸣放，领导上马上派人插进去，他们就不敢放了。有的地方对发动工人与科室一齐鸣放、顾虑很多。有的厂有些突出尖锐的问题群众自发地闹起来以后，领导上不仅未能顺水推舟，反认为和他的框子不投，就组织力量转移群众注意力。有的厂机械地掌握只听不驳，不敢认群众自发地争辩。总之，许多同志对于大鸣大放是全面地深刻地暴露各种矛盾，从而便于全面地教育群众和全面地解决矛盾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不相信群众的多数，怕乱，不敢挑起混战，使许多问题没有放得出来。
根据这种情况，当前重要的问题，仍是要放真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事实已经证明，绝大多数群众所提意见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群众对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是积极拥护的，只要领导核心坚强，采取几条确保生产的措施，就可以放手发动群众，生产不仅不会搞乱，而且有不少厂完成计划情况都比过去好。所以在领导思想上，就要下定决心在适当时机，有意识地让它乱叫一点，只有经过严重斗争，才能求得思想上，意志上的真正统一。运动要加强领导，这是表现在政治思想上，运动环节上要加以控制，但是在具体方法上，就不要框得太死，只要原则地交代几条就够了。因此，我们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明确：一、对好人要时刻注意打破他们鸣放的顾虑，增强他们的信心；二、对坏人要造成他的错觉，有意识地让他有点空子可钻。取消一切清规戒律，采取多种多样的灵活的鸣放形式，造成有利于彻底鸣放的局面。一般可以发动工人先放，党内先放，以工人推动科室，党内推动党外，便于形成热潮。在形成一定的气氛时，领导上抓紧时机，进一步发动科室人员以及资本家等鸣放，让他们自由结合，公开放，秘密放，当面放，背后放，把两类矛盾充分暴露出来。领导不要怕中间群众受右派的影响，中间群众一时向右，将来再向左转，对他们的教育更大。
如何发动中层干部，也是当前运动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许多厂中层干部（科长、车间主任、支书等）对厂一级领导提意见还很少，这与过扶持强调要他们硬起头皮听取群众意见，而没有首先强调要他们向领导提意见有关。这部分人人数虽少，影响很大，不但关系到鸣放深入，而且关系到今后全厂的整改。发动中层干部的关键，又在于领导决心的大小，领导上真正有决心整改，才有本钱去动员和推动干部提意见，要求他们不但要动员下继续提意见，而且要积极向上面提意见。
许多厂矿都抓了边整边改，能改的改了不少。但是，一般的还改得不快不狠。也有的是强调实际困难，借口很多，或者想拖到以后着重整改阶段再说。有的厂刚开始改了一点，对群众鸣放影响不大，就发生怀疑。目前各厂的情况是，职工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大家都在看领导上到底改不改，有些工人说，“你改一条，我再提两条”，因此边整边改就更为重要。当前，首先要抓住一批群众最为关怀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马上就改。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意见是思想作风问题,有些可以立即表示态度，有些可以马上就改。在改的时候，基本上采取逐条答复，不综合答复。关于工资级别、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等问题，要趁热打铁，打开缺口。改的当中要眼睛向下，群众认为工资级别过高而又本人又自降低的，可以降下来，不要怕打破平衡，但不得随便提高。对暂时还不能改的问题，以及牵涉到纪律处分的，领导上也要表明态度，责成一定部门负责进行研究，不要急于处理，也不要随便许愿。在边改过程中，还要走群众路线，涉及生产管理制度、生产上重大问题的事情，要发动群众大家研究解决。不能关门整改。工厂鸣放中有些问题是要上级部门才能解决的，我们已经要这些部门主动下厂了解情况，研究问题。
在运动开展之初，领导上要对企业中存在那些突出问题，那些人存在什么突出问题，作充分的估计。在鸣放起来以后，要保持头脑清醒，衡量鸣放的深度，避免惊惶失措，错过时机。例如：南京玻璃厂是由南京、联华等四个厂合并起来的，由于生产制度、习惯等等都不一致，内部一直闹不团结。该厂张厂长（老党员）为资本家腐蚀，共谋搞地下工厂，这次鸣放一开始，南京（厂）派就贴出多张大字报，集中火力攻击这个张厂长、攻击联华（厂）派，而联华派包括资本家在内则准备“保护张厂长”实行反击。谁改造谁的问题，和不团结的问题是该厂的突出问题，群众自发的揭开了。这个条件本来很有利，但是由于该厂党委事先估计不足，又怕越轨、怕搞乱、怕卷起宗派斗争难以收拾，因而不仅未能顺水推舟，促其发展，使矛盾得到充分的暴露，反而挡了驾，要人家集中的向党总支提意见，把鸣放的锋芒转到一般的问题上来，以致放得不深不透。这是一个教训。南京铁路分局领导上对右派对象反复排队研究，原来估计的十个人在鸣放中证明有九个是右派，另又新发现十九个右派分子。有些工厂科室人员虽然百分之九十以上讲了话，但是领导上事先估计有些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应当讲的都没有讲出来，由于领导上心中有数，没有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再加强工作，结果讲出来了。在运动开展之后，组织工作跟不上运动的发展，是目前经较普遍的问题。有的厂最多一天大字报贴了一千多张，光抄都来不及，有的厂大字报要两三天后才能统计出来，大字报以外各种场合还有许多材料，没有人去管。各厂对鸣放意见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如何提高政治嗅觉、注意那些反常现象（如过去对领导意见很多，现在反以大字报来歌颂领导等）一般也都不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注意，要领导小组的成员坐下来冷静地分板情况，对材料、人物、论点进行排队，及时掌握各类人的动态，研究本单位鸣放深入一步的问题和措施，同时相应加强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摘自九月三十日江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书面汇报）
关于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中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长春市委在计划经济学校进行了试点，其情况如下：
八月，我们在该校教职员中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学生中进行开展大辩论的摸底和准备工作，月底便在全校学生中全面发动，经过动员，鸣放的发展非常迅速，仅三天就推及全校，形成高潮，目前已开始边鸣放、边辩论。
全校有一千四面名学生，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九来自农村，以中农家庭出身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贫农占百分之三十二，雇农占百分之五点五，地主占百分之四，富农占百分之七点五。来自城市的很少，约占百分之十一，其中出身工人家庭的占百分之六，城市贫民百分之三，职员和小生产者占百分之二。他们本人多是学生，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工人和转业军人各占百分之零点三。他们的年龄绝大多数在十八至二十三岁之间。学生中的党员占百分之二点二，团员占百分之五十二。他们的特点是，年经轻，都是在新社会是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是拥护我们的，他们本人的经历单纯。但是，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政治上不成熟，思想上容易接受的影响，也容易接受坏的影响。他们对于几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多议论，特别一九五六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他们思想上的反映则更多，或由于年幼无知，或受家庭和社会上的影响（家庭多在农村），加上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做的差和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所以当各地开展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时，他们也就通过各种方式对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经过这个时期的鸣放，更加暴露了这一点。他们不仅放出了许多言论，而且也暴露了个别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乘鸣放机会，组织小集团，煽动闹事，向党进攻。他们所暴露的问题，多集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政策、外交政策方面。对党的领导、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方面也讲了十分错误的看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城乡关系方面：有人说：“合作化并不是优越，它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冒进”，“农民生活下降”，“统购统销后，农村一半人口粮食不够吃”，“城乡是两个世界，天堂的城市，苦难的农村”，“国家重工轻农”，“工农产品交换不等价”，等等。关于外交政策方面，反映了反苏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说我国的外交政策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只提解放台湾，不提收回香港，表现了政府腐败无能”，“周总理出国访问无代价的赔款小国，是对外政策好，国内人民生活苦”，“我国外交政策过分崇拜苏联”，甚至污蔑说：“据地图纪载，台湾，黑龙江以北、新疆西北，都割给他国，台湾公认为我国领土，应解放，而黑龙江以北就不是我国领土吗？”等等。关于党的领导方面，多从反对党的干部与基层组织来反对党，说：“共产党有上、中、底三层，上风是清风（指中央是好的，中风是杂风（中层有好有坏），底风是歪风，非整不行”，“共产党有杂质，有三害分子、投机分子等，他们把党的路线弄歪曲了，所以不能不对共产党怀疑”等等。关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也有暴露，说：“宪法上规定有迁移自由……，但由农村搬到城市就不行”， “等额选举不民主”，等等。此外，对于学校的工作也确实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
总之，这些问题的暴露说明，在学生中尽管他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但是也接受了一些反动和错误的影响。因此，也同样需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通过群众自我教育的办法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这场大辩论，对于推动我们工作的改进，特别是克服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毛病尤其重要，这一点给学校领导和政治教员的教育最为深刻，不少人感到今后的政治教育有了丰富的联系实际的内容。进行这样一次辩论，实际上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次大改革。
在整个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中央指示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在鸣放初期，有些同志会表现疑虑过多，怕搞乱，怕学生上大街，怕提出意见影响领导威信，影响师生关系，怕因学生年幼、知识浅，放出言论不仅不能明辩反而造成思想混乱，不好收拾等等。但是事实证明了这种思法是错误的。尽管鸣放初期，错误意见可能一时占上风，有的学生会被欺骗蒙蔽发生动摇，但是只要我们加以引导，通过辩论，群众是会纠正错误、分清是非，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的。在全校七百三十四名团员在鸣放和几天辩论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来看就非常明显。鸣放初，七百三十四名团员中发表过错误意见的七十八人（其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二十余人），能站稳立场的一百二十四人（其中敢干向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只有四十余人），其余五百余人处于中间态度。但经过几天的辩论，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七十八名有错误言论的团员多已认识了错误；原来能站稳立场的一百二十四人则更积极，他们起初对错误思想只是惊讶不满，但是经几天锻炼，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有很大提高，开始学会了摆事实，讲道理，对有些问题的反驳，非常实际、有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有半数已积极行动起来。非团员群众也有类似变化。有不少学生由于孤立转为争取了多数，企图在学生中征集签名、煽动闹事的都被多数学生所拒绝。这说明，相信群众，加上我们的工作，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一定能够搞好的。
整个教育过程计划应分为大鸣大放（边改）、辩论（边放、边改）、系统教育（边改）、巩固提高四个阶段进行。为期一年，最初一、二个月掀起一个高潮。
（1）大放大鸣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掌握了以下几点：1、一边辩论，一边鸣放，在辩论中贯彻“放”的精神，防止用简粗暴的方式把各种错误意见压回去，以致正确意见不能在同错误意见的斗争中提高。2、辩论中要多作引导、启发和辅导等工作，对每一具体问题的辩论，都通过小结或总结的方法，从理论上加以提高。除配备一定的党团员进行辅导外，还要帮助和训练班主任，去作辅导工作。但是，辅导和启发不能代替群众自己的辩论，积极分子和主张正确意见的队伍的形成和扩大也要在运动中形成，领导者不要按平时印象加以指定。让党团、积极分子在辩论中受锻炼，教会他们识别错误论点，采集和分析材料，讲道理、摆事实去论战。3、当正确意见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领导上要善于适当地鼓励和支持少数持有反面意见的人争辩，不要轻易地放弃他们的意见（但不是支持他的错误论点），以利辩论的深入发展。当然，也不能因为没有反面意见而故意发表反面意见，这样容易使辩论陷于混乱。在辩论中也不要怕正面意见吃败仗，要在失败和挫折中锻炼。4、辩论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如大字报、黑板报等。但辩论会是基本形式，以这种辩论会为中心把其他形式结合起来。为了推动辩论，提供资料，成立了资料室，也起了一定作用。总之，开好辩论会，领导人必须深入到各个辩论会中去及时发现问题与总结开好辩论会的经验，组织交流。
（3）系统的思想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一边讲授，一边辩论，讲授和辩论相结合的方式，在群众原有辩论的基础上加以理论的系统提高。这一阶段的工作目前尚无经验，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结合学校情况调整了教学计划，草拟了教育大纲；2、组成了进行政治教育的队伍，进行学习，使他们在辩论中参加各班的辩论指导工作；3、收集和整理鸣放和辩论阶段的资料。
（4）巩固提高阶段：这一阶段拟作如下工作：1、召开思想丰收大会，通过座谈互相启发，以达到巩固提高；2、在学习辩论的基础上，进行个人思想总结；3、党团组织，结合整风运动过和中暴露的问题，考察和鉴定党团员（整风第四阶段），并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工作。
这几个阶段都贯彻边整边改精神，有计划的改进工作。
（1）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目的，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锻炼立场，明辨大是大非，而不搞反右派斗争。至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应放在系统教育、巩固提高阶段以及平时教育中去解决。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与大学生不同，总的来说他们是纯洁的，是能够接受教育的，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错误思想，也有个别很坏的，但这主要是反映了社会上和家庭的影响，是同他们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相联系着的。因此对于他们总的来说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反右派斗争问题，我们应采取和风细雨的方针和团结公公式，以利于有效地进行教育，利于争取绝大多数学生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确实发现学生有个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坏分子，也不进行斗争，留待以后另行处理。
（2）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群众的辩论达到自我教育。基本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由鸣放转入辩论这环节庆很好掌握，引导群众由不同意见的交叉很自然地转入辩论，领导上不要点名（群众在会上和大字报上指名批驳可不限制）。在辩论时应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辩论，而不以具体人为对象进行围攻。不戴帽子、不追动机，辩论后不作政治结论。个别的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也只应驳倒其论点。
（3）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是否划分左中右的问题。我们意见可不划分左中右，但为便于领导大辩论，可按政治态度的实际表现划分积极、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及其他坏分子四类，但也只应在领导上掌握，不宜公开。我们过去还没有详细排队，现在看来，大体上，积极的占百分之九左右（多系党团员），中间的占百分之七十七，落后的占百分之十四弱（指：有错误言论的二百零三人，其中错误言论比较系统的有二十四人，内又有八人较严重），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二人（占百分之零点一五）。这个数字还正在变化，因为学生中政治态度的变化很快。据此，应有计划地依靠积极分子、扩大积极分子，团结教育中间，帮助他们转为积极，批判那些错误言论，争取落后分子转变过来，最后孤立个别的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或其他坏分子。
学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全民整风的组成部分，应由整风领导小组支领导，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同在教职员中所进行的鸣放反右派及改进工作加以全面安排，互相推动。我们意见，在各班可以党、团支部委员会、班主任、政治教员为主组织领导小组，作为一个单位的核心力量。整风领导小组、各班领导小组，都应设专人搜集整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经常排排队（思想问题的队、组织问题的队、改进工作的队），以便使运动循序发展。
（摘自九月三十日吉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送来的文件）
广东省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运动的社，有一万九千八百多个，占总社的百分之四十一。
省委对于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决心的，工作方法是运动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在第一批试点中，由于有些干部顾虑重重，没有坚持贯彻大鸣大放大争的方针，因而，很多试点没搞好。如据佛山专区三百二十二个试点社的检查，约有三分之二的社没放透、走过场。从当时一些地区的部署看，也表现了对这场严重的斗争认识不够，有任务观点，盲目地赶时间，赶任务。如高要专区原只计划用十天至半月的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就转向整社和解决具体工作问题，就此结束运动。因此，省委在对运动的指导方面，就特别反复强调反对简单化、走过场，以保证运动搞深搞透。
首先，为了取得经验，具体指导运动，省委负责同志即亲自深入基层，总结试点的经验。于九月十二日发出了紧急指示，强调必须坚决地、大胆地、彻底地大放大鸣，搞深、搞透。经贯彻指示后，统一了各级领导的认识，纠正了某些不正确的做法。目前，第一批铺开社的运动已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但是，在农村中开展大放大鸣大争，对于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件崭新的十分缺乏经验的工作。要深刻理解运动的意义，学会运用新的工作方法，还必须有一个过程。因而，省委认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的每一具体工作阶段，都必须强调武装干部（包括上级派去的干部和乡社干部），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具体指导，注意防止和纠正简单化的做法，一步步地把运动搞深搞透，方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胜利。
其次，省委紧接着突出地解决了怎样彻底鸣放的问题。强调反复宣传政策（主要是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发扬民主，消除紧张空气，造成有利于鸣放的温度，同时，注意改进工作，以鼓舞推动运动的发展。鸣放到一个阶段后，要检查一下，看还有那些人没有放，那些意见没有放出来，然后，根据情况再继续深入发展或补课。
第三，着重解决如何使辩论深入的问题。根据各地的经验，辩论能否深入的关键有二：一决定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二决定于上中农是否敢辩论。如果上中农不能放出意见来，或放出后不辩论就收兵，那就无法使辩论深入。为此，省委最近反复强调必须做好大辩论的准备，不能认为打一次冲锋就可以取胜，而是要经过几回合、反复争辩，才能深入下去。因此，在鸣放后辩论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要组织党员、积极分子的队伍，准备材料，狠狠地改进工作，主动向上中农宣传政策，同时，在辩论中应注意严格划清思想界限。
（摘自十月四日广东省委整风第二办公室电话汇报）
我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八月上旬开始，首先经过一段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至八月下旬，各地先后转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开始转入大辩论时，在不少干部中存在着思想障碍。如认为“把粮食拿到手，问题就解决了，还要辩论做什么”？“辩论不如斗争管用，是自找麻烦，多此一举”；相当多的干部本身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模糊认识，不愿或不敢领导群众开展大辩论。为了武装干部思想，决定以县为单位召开一次扩大干部会议，各县会议先后于九月七日至十四日开始，经过十二、三天，现已全部结束。全省参加会议的县、乡干部和部分社的主要干部共约十万人。会议的开法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发动群众干部全面、彻底地大鸣大放；第二步是以粮食问题为重点进行民主辩论，明辨是非；第三步是布置工作。
鸣放阶段一般是五、六天，大多数县鸣放得比较深透，做到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要讲的话都讲了，鸣放达到高潮时，香花毒草齐放，鸣放的范围很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据四十六个县的统计，到会的六万二千五百八十九名干部，有五万九千五百七十七人鸣放出各种意见达三十六万八千七百多条，其中以粮食工作和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较多。据湘潭专区十二万意见的分类排队，其中属于：粮食工作方面的占百分之三十五；领导与个人作风方面的占百分之二十；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方面的占百分之十三；合作社方面的占百分之十二；人事工作方面的占百分之五；财经工作方面的占百分之四·五；政治工作方面的占百分之三·五；其他方面占百分之七。
这次会议上开展大鸣大放有以下三条经验：（1）领导要有决心。县的领导一般对于组织鸣放，在开始时决心不够，信心不足，怕鸣放不起来，又怕鸣放乱了不好收拾；至鸣放一定程度、出现一些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时，又容易动摇，沉不住气，想赶快顶回去。这一阶段经过省委接连开了几次电话会，分析和批判了有碍鸣放的思想与顾虑，并为县委领导撑腰，大多数县都坚持下来，基本上鸣放透了。（2）要反复向干部讲明鸣放的意义，解除怕鸣错了挨“整”等不正确思想。如有的说：“大鸣大放，放出来个章伯钓来了，批判得要死，农村里斗争得要死，现在还鸣放的是只猪”；有的认为反正粮食任务和口粮标准已经定下来了，鸣放也是白费气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各县一般针对干部这些思想，进行了动员，解除了分们的顾虑，将鸣放搞起来。（3）鸣放的方式要多样化。这次各县在鸣放中除了小组座谈和大会套小会的方式外，还大量采用了大字报、墙报、黑板报、油印快报、漫画、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可以集体鸣、个人鸣、出名鸣、不出名鸣；县级机关干部也同时参加鸣放，收到了互相影响、推动鸣放的效果。
大鸣大放之后，即转入大争。因会议时间有限，不可能把鸣放出来的问题全部求得解决，只能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初步分清大是大非。于是决定着重辩论粮食问题。由鸣放转入辩论，一般的作法是：先将鸣放出来的问题分类排队，对正确的意见，领导表示接受；然后提出几个应辩论的问题，交大家讨论，待辩论到多数人倾向于正确的意见时，领导上即可表明一下对问题的是非态度，以支持正确的意见，进一步开展辩论，使错误思想受到更有力的批判。
在辩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1）由鸣放转入辩论时不宜转得过早过急。这次有的县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鸣放就转入辩论；有的县还没有开展辩论，领导就对错误的意见进行了批判，因而在辩论中出现了“一边倒”（讲好不讲坏）的现象，实际上思想问题并未很好的解决。（2）辩论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和说理精神。各县一般运用了摆事实、讲道理和回忆、对比、算账的搬法，多数辩论得还好，争论热烈，各抒己见，以理服人；但也有的积极分子采用了以力压人的办法，个别县还出现了罚跪、打人的现象，这是不好的，（3）辩论的焦点要集中在大是大非和粮食问题上，以求辩深辩透。有的县在这一点上掌握不够，曾经过多地纠缠于辩论某些个别领导人物的生活作风问题，或者是某人与某人相互之间的意见上，徒然拖长了辩论时间，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的看来，这次会议一般开得还好，有以下收获：
（一）鸣放出来的意见，除了一小部分是错误的言论或恶意的攻击以外，绝大部分是善意的，其中有许多是正确的，不仅揭露了领导上确实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还提出了积极的批评与建议，这对帮助我们整风和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如湘潭专区综合所提的意见中，有百分之五十三是完全正确应该接受的，百分之三十四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只有百分之十三是完全错误的。临湘县的干部对县委领导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是：（1）缺乏调查研究，如盲目推广某种新式农具和外来稻谷品种，造林计划不合实际；（2）指导工作一般化，对六个山区乡缺省根据山区特点具体布置工作，今年只有两个县委先后去壁山乡（山区）宿过一夜；（3）布置多，检查少，满足于汇报的成绩，出了问题还不知道，有少数社荒了田，成百亩田未中耕一次，县委直到秋收才发觉；（4）对干部政治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少；（5）各部门的工作互相配合不够，有关部门支持农业生产不及时，等等，此外，某些县、乡领导干部工作不艰苦深入，作风不民主以及个别人的损公利己、不养父母、乱搞两性关系等违法乱纪行为，都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湘阴、湘潭等七个县一百六十一个县委委员中，有一百一十人受到大字报的批评。个别缺点和错误多的人被批评得面红耳赤。总之，这次干部的大鸣大放帮助了领导觉察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利于改进工作。
（二）通过大鸣大放大争，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总的看来，县、乡干部绝大多数本质上是好的，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立场是坚定的。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狂澜巨浪里站不住脚，迷失了方向，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动摇，还有少数人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他们在鸣放中说：“两年合作化，农民剩上骨头架”；“统购统销好是好，农民肚子吃不饱”；“先耕田，马吃谷，农民累死，工人享福”。甚至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统购统销卡死了农民，说共产党是“不要农民出烟（指煮饭）”。实际情况怎样呢？通过摆事实、回忆、对比新旧社会制度的好坏，大家就醒悟了。比如，汉寿县朱家铺乡的干部说：“解放前，地主、富农、粮商相互勾结，秋收低价收进，荒月高价卖出，牟取暴利，吃亏的是贫苦农民；现在年年月月粮价稳，怎说统购统销不好呢？”浏阳县赤马乡的干部算了算全乡合作化以来的生产和粮食产量账，今年每亩田的肥料比去年增加三十担；全乡耕田面积比三定时增加九百亩；双季稻去年四千亩，今年八千五百亩；粮食产量三定时是四百五十六万斤，去年是五百六十一万斤，今年达到六百零六万斤，比三定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湘潭县算账的结果是：解放前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的地主、富农，占有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每人平均有二千四百五十斤粮食；百分之二十一的中农占有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每人平均占有四百七十三斤粮食；百分之六十的贫雇农，仅占有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四，每人平均只有一百七十斤粮食。可是到一九五六年，全县每人用粮平均为六百一十一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农用粮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说“合作社不好，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的谬论，大大的提高了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据汉寿县的摸底，鸣放中立场坚定，认识比较正确的干部（一类）占百分之三十三；立场动摇，认识模糊的（二类）占百分之五十；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三类）占百分之十七。经过辩论之后，一类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二类的占百分之三十八，三类的占百分之四。通过这次会议，充分说明了如果不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便不能领导群众开展大辩论，也就不能保证取得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这次会议暴露了干部中存在的少数不纯分子，据几个县的摸底，约占百分之三。其中县级机关干部较多，也有些是乡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数出身于敌对阶级，本身历史复杂，或在工作上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也有少数是蜕化变质的党员。平江县到会一千零一个干部中，这种人有四十人。其中本身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二十二人，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十四人；出身于敌对阶级、亲属被镇压的十四人。他们乘这次大鸣大放的机会恶毒地向党进攻，歪曲事实，否定成绩，诬蔑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坏了，谩骂、打击领导干部、反对党的领导。醴陵、石门等县有人公开喊“要打倒共产党”，要斗争县委，还有人诬蔑县委是“阎罗殿”、领导干部是“阎王”、“疯狗”；汉寿县有人鼓动要上街搞大民主。这些人在鸣放中气焰嚣张，兴风作浪，扬言不解决问题不散会，不辩论，也曾一度迷惑少数思想糊涂的人跟着摇旗呐喊。通过辩论，跟着叫喊的人清醒了，在广大干部义正辞严的驳斥下，他们的反动言论已经破产，陷于孤立，有的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让他们有改正的机会，在会上没有给他们戴右派分子的帽子，一般仍留在原工作岗位教育改造。
（摘自十月五日湖南省委书面汇报）
一、据芜湖、阜阳、六安三专区及蚌埠专区六个县、安庆专区十个县的统计，已有六百二十二个合作社进入整顿。其中，一类社四个，二类社三十八个，三类社五百八十个。已经进入整顿的三类社，占上述地区三类社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三八，占全省三类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一。进入“鸣放”阶段的已有一百四十个三类社，占正在进行整顿数的百分之二十四·一三。全省三类社的整顿工作将在本月上、中旬全面展开。
二、各县对整社工作的具体安排如下三种情况：
（一）一边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一边抽派干部下乡开展三类社的整顿工作。例如：芜湖专区各县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同时，地、县委派出了七百六十七名干部到二百零四个三类社进行了整顿，开始整顿的三类社占全区四百零二个三类社的百分之五十·七。其中有六十一个社已经进入“鸣放”，十九个社进入大辩论，进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也有一些县如巢县、无为等还没有展开。
（二）在县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同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进行整社试点，以吸取经验。例如：阜阳专区各县共抽调了九十七名干部（其中县级干部七人，区级干部五十人），组成十个工作组深入十个三类社（每县一个）进行整顿试点。蚌埠专区不少县也是这样搞的。
（三）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全面开始三类社的整顿。例如：六安专区各县在九月下旬陆续结束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地、县委共派出了七百四十九名干部，对全区一百零七个三类社，全面开始整顿。平均一个社将有一个五个组成的工作组。
有些地区在整顿三类社的同时，为了吸取整顿一、二类社的经验，也整顿了少数的一、二类社。例如：六安专区各县除整顿三类社以外，还整顿了三十九个二类社，四个一类社。肥西县的具体做法是：全县八个区，其中六个区有二十三个三类社，就是整顿三类社，没有三类社的二个区就整顿二类社。没有三类社的乡，也抽派干部到其他乡的三类社去参加整顿工作，以吸取经验。
三、在整社中，一般都注意了如下二个问题：
（一）贯彻了“边整边改”。来安县铁佛社，在十七个生产队中有十五个生产队干活大呼隆，配工不合理，整社中这十五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小段包工，改进了生产管理。宿县红旗一社记工不合理，生产队长不管干不干每天都要记七分工，社员意见很大，整社中进行了批评，并规定队干部与社员做同样的活记同样的工，社员很满意。该社的十一个社干部不参加生产，现在都早起晚睡带头干活了。社员们反映说：“这次整社真能解决问题”。
（二）做到了生产、整社两不误。来安县铁佛社过去二个月积肥二百万斤，整社中开展了积肥运动，十天内就积肥二百七十四万斤，比两个月积肥量还超过百分之三十七。宿县红旗一社，整社中新添了厕所四百五十个，粪池一百七十个，做到了家家有毛厕；耕作上也有了显著改进，翻犁的一千三百二十二亩地，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地犁了在遍，有百分之五十的地犁了二遍。
四、当前整社中存在的问题：
（一）有的社在“鸣放”中，因干部怕出乱子，没有做到大胆放彻底放，例如：六安县县委工作组在掌握渒西社“鸣放”时，怕三类社问题多难搞，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了“划框子出题目”的办法来鸣放，放了五天，放出来的问题很少。南陵县城西社工作组，没有放手把群众发动起来，就开会叫“鸣放”，有的群众不到会，还挨户叫人。五河县淮五社在“鸣放”前对地主、富农分子训话，因而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放出来。
（二）有的社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不够，有的甚至发生乱斗。例如：芜湖专区南陵县十三个社统计，在整社中共打、捆了二十四人，其中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七人，反革命分子三人，贫、中农坏分子八人（芜湖地委已经通报纠正）。又如，虞江县西城社，原要斗争一个有破坏行为的富裕中农周发青，周发青逃跑了，工作组就把他老婆斗了，社员反映说：“不是她干的坏事，为什么要斗她”。
（十月五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江西省委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了工矿交通企业整风工作会议。据统计，全省已有一百六十多个企业单位开展了整风运动，搞出了三百七十二个右派分子，同时，在工人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在已开展整风运动的单位中，除少数单位外，一般都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争。企业中有些同志思想上还存有一些问题，有的认为在工人中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说企业里有无右派值得考虑，有的强调企业的情况特殊，有困难，较多的同志是怕放不出东西来。省委在会议总结中强调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必须提高干部认识，下定决心。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今天的问题主要不是怕乱，而是怕干部落后于形势，不敢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彻底大放大鸣大争。
二、今冬明春要在全省的工矿交通企业里掀起整风与生产两大高潮。会中有的同志曾提出以那一项工作为重点，省委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一定要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企业领导干部分作两套，业余时间主要用在整风。
三、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摆事实、说道理，改变“我打你通”的老一套办法。
此外，总结中还强调指出，交底面要小，党内外齐放，大鸣大放后要组织一个边整边改的高潮等。
（十月五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汇报）
我省工业企业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九月底有一部分单位进入了大鸣大放。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邯郸、秦皇岛等六个市，已经有一百五十九个单位开始鸣放（包括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六十九个，手工业社九十个）。有的试点单位，已进入鸣放高潮。例如唐山的开滦赵各庄矿、启新洋灰厂、石家庄市的国棉三厂、保定市的新中国制鞋厂和机铁社。其他多数单位也正在向高潮发展。
这些单位开始鸣放以前，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反复动员。为了便于职工群众的大鸣大放，除普遍采用大字报形式，开辟“鸣放园地”，设立代写处以外，还利用小组会、座谈会、意见箱、接待站等各种形式。经过动员，群众情绪极为高昂，参加动员大会的职工空前增多。唐山赵各庄矿和启新洋灰厂出席人数达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九十五。赵各庄动员大会只开了三十分钟，职工群众纷纷反映：“比过去一开就是半天的会还解决问题。”于是当天就出了四十一张大字报，次日大字报增至二百五十六张，第三天一清早就贴出了八十八张。石家庄市国棉厂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四天出三千四百零四张大字报，小组会提出的意见达八千四百多条。
鸣放中大字报极为活跃，据秦皇岛、唐山、石家庄、保定等市的一百二十二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贴出的大字报共六千四百十八张。石家庄市国棉三厂鸣放的第二天几百公尺的屋棚都贴满了，又搭起几十丈长的木板，第三天又贴满了。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大字报有短文、诗歌、漫画、快板和顺口溜等多种形式。
鸣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多的是：生产管理、干部作风、职工生活。据赵各庄矿三百九十四条意见的分析，其中属于生产管理方面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干部作风方面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生活福利方面占百分之十六点四，其他占百分之八点七。在上述三百九十四条意见中，完全正确的占百分之六十八，部分正确的占百分之二十八，完全不正确的只有百分之四弱。
从这一段鸣放的情况看，有以下几点体验：
一、事实证明：凡鸣放起来的单位，任务完成的情况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特别是鸣放越充分，完成任务越好。秦皇岛耀华玻璃厂鸣放以后，一级品九月十八日为百分之九十点一五，二十日上升为百分之九十二点一五。保定市机铁社过去完成任务情况不好，大鸣大放以后，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一百零五；质量也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九十八的标准，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零四；出勤率由百分之九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五。该社第二车间，提出的意见最多，完成任务也最好，并有十几个工人中午不回家，九月份捡废铁一千多斤。
二、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主要的关键在于打通中层干部的思想，特别是同职工群众直接接触最多的工长、质量检查员、材料员等干部的思想。开始鸣放时，职工的意见大多指向他们，他们能否硬着头皮听下去，对鸣放的影响很大。石家庄市在鸣放开始以前，着重作好下列几种人的思想发动工作：（1）工长、辅导员、定额员、质量检查员和技术员等。（2）服务部门的干部。（3）党外的技术人员。特别着重平日问题较多的干部，分析他们的思想情况和联系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召集他们开会座谈和个别谈话，动员他们们狠狠的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工人鸣放。因此，鸣放起来的快。进展顺利。例如国棉三厂大字报点名批评了皮辊车间主管技术员刘秉林和机械车间干部刘炳英以后，他们都亲自来到小组里向工人表示欢迎，很受群众拥护。
三、不断引导职工群众大鸣大放，向深入发展。根据鸣放的规律来看，一般在开始时，多局限在工资福利问题，要把群众的鸣放引向生产管理和国家方针政策等较大的问题上去，还必须作一番工作。石家庄采取了由领导干部带头在某些重要问题发议论，和小组座谈启发等办法，推动鸣放向深入发展。但是，这个工作必须鸣放到一定程度再去作，不要过早或勉强的作。
四、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不但能及时地改进工作，同时也能鼓励职工的大鸣大放。保定机铁社接受群众意见，改善了食堂管理，社员王子良就说：“过去我有意见不提，因为提了也白搭，这回我得多提意见。”石家庄市国棉三厂保卫科及时和公安局联系，把工人被盗窃的东西找回来，工人很满意，鸣放的劲头更大了。
当前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少数地区对障碍开展整风运动的许多思想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对整风运动的安排步骤不清，指导不力。
二、多数重点单位的鸣放，还不深不透。参加鸣放的人还够广泛，较普遍的是职员、技术人员中鸣放的不足。鸣放较好的石家庄国棉三厂鸣放了职员仅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二九，技术人员仅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四。特别是历史上有问题的、过去受过处分的、手工业的小业主以及前一段有过错误言论的人，都鸣放的很少。
三、从鸣放的内容来看，目前涉及到党的领导、党群关系、党的政策以及其他政治性的重大问题，还没有鸣放出来。有些企业在这种形势下，已经停顿和沉闷下来了。其原因：（1）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不够。有些单位在发动群众鸣放的同时，给群众划出圈圈。如石家庄植物油厂，鸣放两天后，就提出把鸣放推向合理化建议的高潮。国棉三厂也过早地给群众划题目（如生产管理、干部作风、生活福利等），束缚了群众鸣放的积枳性。（2）思想发动不充分。有不少人顾虑多端，怕扣右派帽子、怕打击报复等思想还很普遍，因此，不敢大胆鸣放。
四、已经开展鸣放的单位，发现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有拒绝批评，害怕批评，甚至有躺下起不来的现象。石家庄国棉三厂干部科副科长刘海波，群众给他贴了大字报以后，态度很坏，要求监委立即检查，弄清事实。建设工程局一处二工地主任看到工人给他贴出“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大字报以后，竟对工人们说：“这是瞎胡闹。”保定市机铁社伙食管理员张拴贵，被群众批评后，即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书。
五、少数单位开展鸣放的形式和方法单调。鸣放中大字报确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有的单位不管工人群众是否欢迎，是否大多数工人都识字，也一律强调大字报。对其他有利的形式如小组会等，则不够重视。大字报上提的意见，统计很及时，但群众在小组会提的意见，则很少有人过问，结果影响了群众的鸣放。如建筑工地临时工很多，大多数不识字，而领导上也强调大字报，结果工人说：“大字报好是好，不识字看不了。”
（十月八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到目前为止，据省级四十多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共提了一万零六百多条意见。内容大体是：生活福利、领导作风、党群关系、人事、工资、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肃反遗留问题等。其中多数意见是对的，也有不完全对或不对的。对于这些意见的处理，大部分党委重视的，有的成立了边整边改小组，有的领导小组内指定专人负责，同时，还及时地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处理了二千一百多条意见，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十九点八七，公路厅处理的最多，占所提意见的百分之六十。从改的情况看，一般在下列几个方面较显著：
（1）生活福利问题。不少机关调整了办公和宿舍用房。省委四部一厅的宿舍作了较全面的调整，将过去租用的民房退回房主。省人委、粮食厅、供销社等单位取消了科长以上的小食堂，或开放了小灶。对大灶加强了管理。各单位的福利补助费开支情况都及时作了公布，个别领导干部主动退回了补助费。此外，各单位对办公用具、宿舍家俱使用中的不合理现象都作了调整。
（2）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对于各方面正确的批评意见，有关负责干部都能虚心接受，并在工作中有所改进。如深入基层，帮助下级解决问题，和干部谈话，建立接见群众的制度，科长参加值班，因私事不用小汽车，坚持每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等等。
（3）各单位都对肃反遗留问题作了适当的处理。许多单位对肃反斗争对象进行了个别谈话，做了必要的解释，肃反的结论多已和本人见了面。供销社等单位还对错斗了的人进行了赔礼道歉。
（1）整风前一阶段，各单位一般都比较注意边整边改，但在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后，普遍对改松了劲。有的单位单纯强调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意义，对改的意义认识不足，把反右派和改进工作对立看待，截然分开，因而改的劲头不大，改的不狠。有的单位则怕改的不当，影响左邻右舍，而采取观望态度。
（2）改的不全面，已解决的问题多数是生活福利、肃反遗留问题，而对于领导作风、工作制度、人事、工资、机构编制等问题，以及工作中的较大问题，一般都改进的差，特别是全省性的、牵扯面大的问题，目前改的更少。因此，有的群众反映：“改小不改大”，“生活福利改的多，工作改的少”，等等。
（3）椐对二十五个单位的检查，对还有多少未解决及准备怎么解决，多是心中无数，系统研究分类排队差。
（1）进一步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由省委和省人委抽调六人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掌握与研究边整边改的情况。
（2）对带普遍性的问题：由有关部门负责研究，提出方案。已确定由省人委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局、省委办公厅等单位，分别对房屋家俱的使用、工资福利、动员干部家属回乡、干部提拔、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见群众的制度、汽车、自行车的使用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改进方案。
（十月九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电话汇报）
安徽省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了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省人民代表共三百八十五人，列席会议的共三百九十四人。这次会议是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召开的。会议是本着肯定成绩、检查缺点、反击右派为中心来进行的。在预备会议期间，由曾希圣同志作了“为取得反击右派和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对省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开展了斗争。在正式会议期间，由张恺帆同志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和大会发言,又进一步的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无比愤怒，表现了对我党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说：“这是我们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次富有战斗精神的会议。”
第一，取得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重大胜利，进一步孤立了右派分子。在这次会议上集中斗争的有二十个省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其中党内三人：戴岳（省文联主席、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陈仁刚（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组书记）、石原臬（省科学研究副主任），党外十七人：程士范（无党派人士，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普协会主席）、张东野（合肥市副市长、民建会省委常委）、李湘若（省司法厅厅长、农工民党合肥市委主任委员）、李则纲（省文化局副局长、博物馆馆长、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潘锷鏱（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会省委主任委员）、黄梦飞（民建会省委副主任委员）、陈次权（芜湖市副市长、民革省委委员、民革芜湖市委主任委员）、余立奎（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省委委员）、张节（省农业厅副厅长、民革省委委员）、王心仪（省妇联副主席、民盟省委候补委员）、杜仲和（蚌埠市一中校长、蚌埠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蚌埠市委委员）、张立之（蚌埠市副市长、蚌埠市工商联主委、民建会省委委员、民建会蚌埠市副主委）、杨素冰（蚌埠市一中教导主任、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委员）、张宽（蚌埠市文化馆副馆长、民盟市委委员）、荣德馨（安徽第一纺织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马轶塵（安庆市副市长、民盟安庆市副主任）、陈天怀（怀宁县中学校长）。他们都是各地区、各部门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脑，也是右派分子中有代表性的头面人物。经过充分的说理斗争，大部分右派分子在正义词言的责问之下，理屈词穷，已不得不在事实和真理面前低头认罪。虽然还有个别右派分子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抵赖，但总的来说，经过这一场大的斗争，这二十个右派骨干分子在群众中已完全陷于孤立。
第二、教育了广大群众。通过对右派分子反动论点的批驳和阴谋活动的揭露，使左派提高了觉悟，受到了锻炼，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使中间派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绝大多数人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了界限。有不少中间派除了积极投入斗争，揭发和批判分子外，对于自己的错误言论和错误思想，也在会发言中作了深刻的检查。有些中间派在会外交谈中说：“我们这些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如果再不注意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就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小而言之，就会作右派的俘虏；大而言之，自己就会随入右派的泥坑。”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房师亮（卫生厅副厅长），自反右派斗争以来，始终左右摇摆，但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较深的教育后，就谈了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并在大会发言中对他自己的思想情况作了较深刻的检查。由整个情况来看，在省人民代表中的这一部分中间分子的政治态度，绝大部分已开始左转，目前还在举旗不定的只是极少数。
第三，教育了基本队伍，即使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团员干部和工农群众也在斗争中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有些人原来对右派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轻敌思想，经过这一场斗争的教育，也提高了警惕，克服了轻敌思想。有些人原来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夸大了敌人方面的力量，经过这一场斗争的教育，也树立了坚定的信任群众多数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之所以获得重大的胜利是由于：第一、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挂帅，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这不仅保证了斗争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第二、组织了强大的斗争队伍。除事前充分准备材料，在代表中进行酝酿，武装了党员代表和党外代表中的左派和中派外，我们还从各地区各部门调动了大批熟悉右派分子情况的党员干部和党外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列席会议，参加了战斗。他们在斗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三、在斗争过程中，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学生等都及时地对斗争作了重大的支持，壮大了斗争的声势。大会先后收到来自各方面的、特别是工农群众控诉右派分子的信件共有一百六十五封，并且有不少工人，农民远道动赶来参加斗争。这不仅直接支持了斗争，而且对中间派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第四、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争取了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团结了中间派，发挥了中间派在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作用。
但在这次会议中也有一些缺点：一是在斗争过程中，我们对中间派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广泛和深入，有些中间分子因为发动不够，以致他们在斗争中表现不够有力；也还有些中间派在鸣放期间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因为我们对他们做工作不够，因而他们没有联系思想进行自我检查。二是在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个别的组织发生过谩骂右派分子、说理不足的粗暴现象和批名要中间派发言的现象。
（十月九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目前襄阳专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全部社中展开，其他各专区进度不一。进行的方法，总的看来有两种：一种是把社会主义教育做为纲，把当前的抗旱、冬播、兴修农田水利、粮食工作和分配等做为目的，这样就推动了各项工作。如襄阳专区和其他一些做得好的地区都是这样做的。另一种就是认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影响抗旱等工作，因而放松了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其他工作比上述地区要差的多。
二、这一段的经验，概况地说，就是放、辩、改。农村鸣放时，只要我们的态度诚恳，群众是不拐弯抹角的。贫农的意见，基本上都是爱社的。中农虽有些廖论，但多数意见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结合着改，有的问题也用不着等辩论后再改，有的问题虽需要在以后解决，也可以先作解释。这样，对发动贫农、下中农有很大好处，因为他们所提的关于合作社内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就可以集中力量注意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做到象毛主席所指示的“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于富裕中农的正确意见的解决，也有利于运动的进展。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这也是个实际的打击。
辩论是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交锋。贫农与中农的思想交锋，在开始时很容易扯到枝节问题上去，领导上要及时加以引导提高，使他们分清大是大非。如果停留和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对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作用不大，而且容易使辩论流于庸俗化。
在与富裕中农辩论中，各地的经验再次证明，仅仅一般地算账、批驳，是不容易被他们接受的，应同时找口径大体相同的中农与他们辩论，才更易收效。
另外，各地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如：（1）现身说法。有的县组织了社会主义教育宣传团，由对资本主义思想危害已有认识的中农和贫农（翻身忘本者），介绍本身事例；（2）家庭展览参观；（3）大大小小的展览会。除刘介梅的展览会外，许多县都举行了展览会；（4）编剧演戏。谷城县将一个已经转变的中农的事例编成戏剧在乡上演时，感动得他全家都痛苦地悔悟了。
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一般还是经过辩论批判后，再加反击处理。这样做的效果较好。
总之，放中有改，改中有放，辩中有放，辩中有改，放、辩、改是互相结合的，而改要贯彻做始终，要下决心。
三、省委拟在最近召开党代表大会，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今后部署和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后部署的初步打算如下（如三中全会有新的精神再作修改）。
（1）今后主要是继续深入放、辩、改。由于目前运动已经搞了一段，下一段打算通过由合作社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或合作社两年来的成就，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做好一九五八年的计划来纠结深入贯彻一下。年前搞运动，过了年再整社。
（2）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和各项工作的结合还想不通，把社会主义教育“神秘化”或简单地看作是“临时性的工作”。省委拟在下一步中，解决这些思想顾虑，决心无例外地把运动搞下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松。
（3）运动要求搞到什么程度？省委认为应通过运动搞出个冬季生产高潮和春耕生产高潮。
（十月十日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梅白同志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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