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我国继三大改造以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我们支部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参加了这场无比尖锐的阶级斗争，清查出了暗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提高了同志们的思想觉悟，从而更加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
在中央整风指示发表以后，我们支部根据校党委的具体指示，采取了各种措施，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解除了各种顾虑，发动了群众，并在支委和小组骨干分子层层带动下，进一步把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全支部的32名党员大都作到了畅所欲言，坦率地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约数百条之多）。就在同志们大鸣大放的时候，右派分子高朗乘机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露出了尾巴。以后，我们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结合讨论校党委汇集的八类问题，组织了大辩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了右倾思想，从而使我们的认识逐步提高，端正了态度，站稳了立场，迅速地进入了与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的阵地。在全体同志的彻底揭发和严厉批判之下，高朗的反动言行和丑恶面貌已经暴露无遗：他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中央英明正确的领导，否定党对业务工作和科学技术的领导；他否定历次运动的成绩及其必要性，主张用资本主义法制来代替我们革命的政治运动；他还诬蔑党的干部和干部政策，并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作辩护。在小组、支部和联支大会连续进行的3个多月的揭发和批判中，他一直坚持错误，拒不悔改，并且狡辩抵赖，诬蔑同志，态度极其蛮横恶劣，充分表现了他的一副党内恶霸的嘴脸。而所有这些，都是有其根深柢固的阶级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入党前长期过着寄生的剥削生活，入党后未经过认真的思想改造，依然保持着资产阶级恶劣的思想作风。在过去历次运动中，他都是思想右倾；在对外贸易部工作期间，他藐视领导，打击同志，欺上压下，不服党管；来校后，特别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反党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以致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对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和所散播的各种反动言论，都给予了彻底的批判，使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反动丑恶的本质有了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愈益亲切地体会到党中央领导的英明和伟大，使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我们看清了个人主义的严重危害性，这大大地教育和警惕了我们，提高了我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我们开始掌握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了大是大非的界限，坚定了我们的阶级立场。我们批判了在鸣放时所表现的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偏激情绪，进一步体会到观察和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总之，这场斗争和锻炼是极为深刻的，使我们受了一次十分生动的阶级教育，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我支共有党员32名，入党时间：1933到1936年6人，1937到1945年26人。因为受过党的长期培养和教育，经过较长时期的实际锻炼，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这些同志的绝大多数都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坚决拥护和信任的，对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他们的政治立场比较坚定，在大风暴中能够站稳立场。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勇于提出意见，能够展开批评，当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时也能迅速地检讨改正。这次一般也都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
但从这次大鸣大放中，也反映出我们思想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模糊思想，少数同志在某些问题上的右倾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期（“六八”社论发表以前），许多同志虽然从理论原则上对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有一般的了解，但是对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疯狂进攻，则认识不足。“六八”社论发表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展开，在认识上才逐步提高。
最初，同志们对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荒谬言论有如下不同的反应：有些露骨的反动言论，同志们是能够立即识别出来的，如李康年的“定息20年”，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还有什么“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杀共产党人”等等。有些反动言论，当时也发现有问题，但未觉察出它的反动性，在理解上还似是而非，如“政治设计院”，当时不少同志不知道它的意图是什么；“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时有些同志认为这些话不对，但又觉得没有大错；“民主人士有职无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些同志还曾认为有些道理。对于右派分子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口号煽惑欺骗群众的阴谋，许多同志是识破了的，但还未能提高到理论原则上，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原则区别，去加以深入的分析批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用晦涩的词句、隐蔽的手法写的文章，就更看不清楚了。例如对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少同志在看过之后也觉得有些牢骚气味，但总认为它还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心情，未看出他是在恶意地煽风点火。参观了北大的大字报以后，一般都认为这反映了一场阶级斗争，并对少数学生闹事表示愤慨；但也有的同志思想糊涂，如说：“北大派去不少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确实领导不了”；有的同志还透露出太平观念，如说：“我们有政权军队，秀才造不起反来”。
“六八”社论发表后，绝大部分同志感到大快人心，认为中央领导英明，反击右派及时。以后，通过讨论“八类问题”，很多同志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很快地端正了立场，提高了觉悟，明确了认识。但也有少数同志提高得较迟缓，有的甚至在“六八”社论发表以后仍说：“这样是否影响鸣放呢？”在讨论“八类问题”时，一般同志都感到这些材料中的问题很严重，中央决定留校整风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有少数同志怀疑材料的真实性，说什么“材料是把许多支部的一言一句凑集起来的”，是“断章取义”，甚至认为“校党委整理材料不严肃”。有的同志还怀疑高级党校有右派分子，认为“八类问题”虽严重，但具体化到一个人，恐怕找不出来。有的同志检查当时的心情说：“我认为党校是一片不长毒草的净土”，“党校都是老党员干部，清一色，真是一块良田”。7月初，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绝大部分同志认识到我们与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仍有个别同志对于反右派斗争的性质认识不清，认为我们与一般右派分子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另外，有的同志曾有过某种程度的温情主义，以致在辨别某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性质时不够锐敏，对于个别党龄长的全校重点被划为右派分子，思想上有些惋惜。
通过鸣放，反映出少数同志在政治上兢兢业业提高自己不够，而在名誉地位上则仍有计较。有的同志对自己的政治待遇和职位表示不满。有的同志对领导干部工资高、住房好而自己级别待遇低有意见，表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情绪。少数同志有特权思想，如对排队买东西有意见，对子女不能在学校住宿也有意见等。此外，有的同志对这次整风运动抱有个人情绪，如说：“每次运动，我们这些干部都是第一线”，“几次运动都是司局长一级干部打冲锋，部长级干部很容易地就过去了”，“我们这些人是两块板一夹”。
个别同志在这次鸣放中对历次运动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如说：“我们有些群众运动是假象，说是群众如何如何，根据群众意见，群众起来了，怎样怎样，实际上是假象，是领导者制造的。”有少数同志对三反提出了一些错误意见，对于三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认识不足，如说：“上面不了解下面情况，硬从下面要老虎。”“运动时大风一来，真不好办！”“三反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单纯强调完成任务，这与中央领导是分不开的。”“三反搞得党内不团结。”等等。部分同志对肃反控制数字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夸大了它的副作用，如说：“5%是主观的”，“5%的提法不准确”。有的同志怀疑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说：“运动完了以后，总结时，总是成绩多，缺点少。”“缺点是难免的，成了掩饰错误的遁词。”个别同志鉴于本单位肃反时斗出的反革命不多，就认为在全国可以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但就某一个单位来说就不一定，并夸大肃反的缺点，说“在肃反时中央提出5%，政策不清楚，光反右，结果出了偏差”。个别同志对肃反运动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和十分错误的看法，如说：“肃反光公布成绩，究竟错斗了多少，自杀的有多少，为什么不公布？广州自杀的有几十个，总结时说成绩是主要的也对，但不能说服人。”“肃反中打击面太大，中央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时应当注意。”他还狂妄地提出自己的一套办法来代替党的正确的群众路线的肃反方针。他说：“用提高警惕结合审干，也可搞出8万反革命。”他还否定历次运动的正确性，并对历次运动中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进行诬蔑。他说：“隔一年一次运动，一有运动就没有辩证法，不问具体情况，结果发生了偏差就要纠偏，纠偏又说成绩是主要的。这里是有主观主义的。”“运动开始，第一要控制数字，第二要限期开展，第三要逐级负责，不然就要点名批评，撤职处分。”“各种运动来了，要允许同志们敢于发言，具体分析。省委机械执行中央决议，下边已经发生了‘左’，中央不说‘左’，下面仍然反右；中央说‘左’了，同样事实，也就跟着说反‘左’了。”“这样，党内就培养了一些盲从分子，吃运动饭的，经常受到表扬、保护；这些人就凭运动升级，搞错了就说成绩是主要的，得不到教育。我看这种人是品质问题，这部分人不宜做党内工作，应该调开。保护积极分子是对的，但对这部分人应当考虑。”此外，个别同志对粮食统购统销也有极错误的看法，如说：“征粮和分配主观，中央领导也有些好大喜功。”有的同志对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说“统购统销的东西太多了”，“油料统购没有必要”。部分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认识不够，夸大了缺点，如说：“1956年的全面规划是一阵风。”“去年一年合作化搞得那么快，把12年的事情都办完了，结果都冒了。”“全面性的不稳现象就是全面冒进。”有的同志认为中央对于沿海工业扶持不够，并讽刺为“剪羊毛很少喂羊”！
个别同志认为他所在的省委不民主，有“压服”“压制”的现象，他质问：“省委对党内的思想斗争是不是有压服的情绪？是不是怕大家把意见讲出来使问题扩大化了不好办？是不是不敢大胆发扬民主，束手束脚地怕影响工作？”个别同志认为“党内发扬民主不够”，“民主不充分”。有的同志说：“为什么有暗流呢？我想凡是有暗流的地方都和我们充分发扬民主不够有关系。你不给他明流的机会，就必然走到暗流。”有的同志对党内选举有错误的了解，如说：“我对党的选举没有兴趣，实际上是上面已经圈好了，选举也是形式主义。”
应当指出，对于上述这些错误思想，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绝大部分同志已经进行了较彻底的检讨和批判，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也有个别错误思想较严重的同志，虽然经过同志们的耐心帮助，自己的检查仍不深刻。我们诚恳地希望这样的同志能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一个更坚强的共产党员。
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全支同志的收获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能谈几个主要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对敌我问题和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前些时候的大鸣大放中，有的同志就表现了政治上不够敏锐，立场不够稳。通过这次斗争，我们深切感到了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初步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要站稳立场，必须分清敌我。在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对敌人的概念是明确的，警惕性也高，如对帝国主义、汉奸、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主等，一望而知为革命的对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更加深刻、尖锐和广泛了，国内的阶级有了新的分化，从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即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混入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叛变分子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右派分子，都现出了原形。对于这些右派分子，也必须有明确的认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的行动是犯法的，言论是有罪的，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见，“敌人”这个概念的内容，也随着不同的革命阶段而相应地转变了。如果还拿民主革命时期的概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问题，那就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敌我的界限就会模糊，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些同志在大鸣大放期间的一些糊涂观念，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我们只看到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沈志远是讲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是比较进步的民主人士，当他们向党恶毒地进攻时，我们就嗅觉不灵，眼睛不亮，对他们要搞颠覆活动、复辟阴谋就估计不足。对于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中竟会有人与敌人里应外合地向党进攻，我们也是估计不足的。在我国目前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中间，还有不少人向往资本主义，我们对他们的领导权还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们活动的市场，必须对他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估计不足的。因此，在大风大浪中就表现了立场不稳，嗅觉不灵。这的确是很深刻的教训。
要站稳立场，就必须紧紧掌握毛主席提出的6条标准去分析和判断一切事物。我们在大鸣大放期间暴露出来了一些模糊观念，就是因为没能紧紧掌握住这6条标准作为判断大是大非和观察问题的工具，以致有的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迷失了方向。这6条标准，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是高度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体现。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后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要站稳立场，就必须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次斗争中看得很明显：那些锻炼得较好，政治觉悟较高的同志，阶级立场就比较坚定，看问题就比较敏锐，有些非无产阶级出身、锻炼和改造又不够的同志，问题就多些。有一个同志说：“过去，我对地主有阶级仇恨，我参加了领导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党把我教育过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犯错误。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我就没有刻骨的仇恨，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缺乏感性知识，再加上我们现在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这一下就把我闹糊涂了。对于他们的进攻，我没有认识到是敌我矛盾；对于他们的某些观点，我还认为有些道理。这说明，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不是经过几次改造，而是要经过不断的自我改造，才能改造得比较彻底。”的确，不少同志都深深体会到：要从思想上、感情上把自己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非经过千锤百炼不可。
要站稳立场，还必须彻底清除温情主义。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温情主义和我们应有的阶级感情区别开来。共产党人是最讲人情的，在我们同志之间有深厚的情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同过甘苦，共过患难，有的还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们绝不是像右派分子们所说的“六亲不认”“无情无义”，问题是在于要什么样的情义。我们所要的，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同利益上的情感，是建立在严肃对待大是大非、永远坚持真理的基础上的有原则的情感。当我们的亲密战友犯了错误，我们严肃地诚恳地批评他，这就是对他的真正的爱护和关怀，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他进步的最大表现。而当我们发现原来的同志竟与敌人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无情地与之斗争，这也是我们真正的阶级感情的表现。所有这些，和温情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温情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了它，就不会有原则性，就不能辞严义正地去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就会束手束脚，怕得罪人，扯不下脸皮，打不开情面，彼此无原则地一团和气。这种无原则的情感发展下去，就很容易形成庸俗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在这次斗争的初期，我们有的同志就有过温情主义，或者是觉得同组同窗、熟人熟事，展不开批评；或者是为某些老干部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表示惋惜，而不能首先认识到清除右派分子对我们党的纯洁和巩固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只有克服了温情主义，才能使我们在斗争中真正作到又准又稳又狠又透，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蓬勃健康地发展。
中央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指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几年来我们所进行的镇反肃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去年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表现缓和了，我们许多同志就为这种暂时性的表面现象所麻痹，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就模糊起来，以为今后不会再有尖锐的阶级斗争了。个别同志甚至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不知道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当今年资产阶级反动派向党猖狂进攻时，我们就缺乏思想准备。这说明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还缺乏深刻的本质的了解。
中央早已指出，每个党员都要过三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由于我们对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不少同志都曾认为自己已经过了社会主义关，甚至觉得这一关比战争关、土改关都容易过。我们简单地认为在三大改造中能够站稳阶级立场，能够坚决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算是过了社会主义关。现在才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只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巩固的，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彻底的胜利；而这个胜利的取得，是更长期、更艰巨、更复杂的。
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通过对于每一个具体对象的批判，大家普遍体会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端危害性。同志们说：“个人主义真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损害党，毁灭自己”，“个人主义是毁灭自己的总根源”。过去不少同志认为，谁还没有点个人主义，好像关系不大；有的同志也曾决心克服它，但找不到它的根源。这次才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
同志们认识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中首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的产物，它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自私自利，只顾个人享受，不管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到内疚和愧赧。我们中间有些同志检查到自己过去在生活中常常是比上不比下，比好不比坏，总觉得自己职位小了，级别低了，工资少了，受照顾差了，住房子坏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个人主义的欲壑是永远填不满的。而在一定条件下，小个人主义就会发展成大个人主义，最后甚至走上反党叛国的道路。
我们共产党人有崇高的理想——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因此我们应该有宽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生活琐事，不能像庸人一样的鼠目寸光。特别是现在，革命已经进一步深刻化，要求我们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其他一切私有制，个人主义思想也应该被排斥，被改造，被消灭，它在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加要求我们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百倍地警惕自己，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觉地拒绝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坚决清除个人主义。
通过这次斗争我们还清楚地看到：党内的右派分子都是不肯听党的话的人。他们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摆在组织之上，长期拒绝党对他们的教育、帮助和改造，以致堕落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严格检查起来，我们不少人还未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摆得完全端正。而这，又往往是和个人主义分不开的。有个人主义的人，在和组织的关系上就难免发生问题，就很可能和党离心离德以至日益疏远，这是十分危险的。
在我们支部中，还有少数同志揹着不同程度的“老资格”包袱，在日常的言行中就常常流露出这种情绪。现在大家认识到，这是十分危险的。革命的历史是宝贵的，是受人尊敬的。老干部是党的骨干，正像老工人是工厂的骨干一样，革命时间久，经验多，阅历深，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包袱，成天揹在身上，那就是累赘了。这样的人，无不在政治上落后，思想上迟钝，慢慢地越来越多地计较个人得失，逐渐失去上进心。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警惕的。
从我们支部看，大多数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学得不多的。这除了由于全国解放前处于战争环境，全国解放后工作繁重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真正体会到和认识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未能真正懂得它是分析、研究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锐利武器。因此，没有认真地抓紧学习和坚持学习，未能刻苦地进行钻研；即使读了一些书，也是肤浅的、零星的、不深刻不系统的。在工作中忙于日常事务多，系统地总结经验差，不能用理论去衡量自己的工作实践。这是我们进步迟缓的一个原因。
检查起来，为什么我们在鸣放时提意见有偏激情绪，主观片面，甚至捕风捉影，乱发议论；为什么我们平时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成绩多，批评别人多，批评自己少，愿意多听表扬，不愿意多听批评；为什么在党校学了1年，这些主观片面性的毛病还没有彻底改掉呢？除了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以外，理论修养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我们没有真正弄懂，概念不明确；有的也缺乏感性知识，认识不深。在党校虽然学了一些理论，但还没有能自觉地把它真正掌握起来，去指导实践，灵活运用。有个同志说：“从学到用是一个飞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做工作时就联系不起来，总是碰了钉子才省悟。现在才懂得这个道理。学习了理论，必须见之于实践。”
在这次斗争的后期，校党委决定让我们学习几本经典著作，并加以辅导，这对我们的帮助极大。在和右派分子斗争中来学习这些著作，就使我们感到分外亲切。特别是读到有关最近全民大辩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问题时，体会尤深，也愈益感到自己过去学习理论之不求甚解，少联系实际，真是为害不小，以致在经典著作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些问题上，自己还是是非不清。同时也使我们体会到，只有经过了实践，才能进一步地认识真理。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也明确了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的锻炼和提高的过程。
整风运动有四个阶段，我们现在还只经过了前两个阶段。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必须在这两个阶段的收获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进行整改。整改阶段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是去旧迎新的阶段。近几年来，我们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某些滋长，必须切实利用这次整改的机会，彻底地改进工作，改变作风，深入下层，了解下情，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同时，还必须认真清除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这次斗争中已经有所批判，但要彻底肃清，还必须下一番苦工夫。我们现在只能算是过了社会主义的第一关，要过的关还有很多，我们必须不断地锻炼和改造自己。我们必须经常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诚恳地接受党的教育和监督。我们应该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体力劳动，同时，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要用学到的理论去联系实际，使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都能随着学习理论而得到不断的提高，更好地完成党所付予的任务。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新闻班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支部总结汇编》（内部材料，不得外传），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