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党委总的部署和统一领导下，本支部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和其他支部一样，从5月3日开始，至10月20日已基本结束（不包括个人写心得及某些结束工作）。运动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5月3日至6月22日，以学习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为中心，同时学习和讨论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和中央有关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社论，分析社会上鸣放的各种意见。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启发大家在讨论中对各方面的工作和领导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可叫作鸣放阶段。二、从6月23日至7月29日，继续学习主席的报告，并联系实际，讨论和解决普通班、新闻班在前一阶段提出的带有方针、政策性的8类问题。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划清正确与谬误的界限，明辨是非，克服右倾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因而，可叫作发动群众、组成反右派队伍的阶段。三、从7月29日至10月20日，是反右派斗争的主要阶段（前半段同时深入反右倾思想，克服温情主义）。
本支部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者共34人（一人中途调回工作岗位）。根据鸣放中暴露的材料和以后的自我检讨，这些同志的政治思想情况大致可以分作以下三类：
第一类有3个人，他们问题的性质与特点又各不相同：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满而发展到反党的右派分子1人；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丧失革命意志、政治上蜕化变质的1人；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右派进攻时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1人。以上3人均有专门材料，这里不再多说。
第二类有3人，他们有着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如某同志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理解为今后“可以太平无事了”；某同志否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基本完成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更说不上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2、对党内外的右派的进攻，麻木不仁。某同志在7月初还认为右派的进攻没有什么尖锐，“象匈牙利那样，才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某同志对于最恶毒的极右分子也不认为是敌人，竟说葛佩琦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说王谭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象林希翎那样露骨的反动言论，某同志还认为“这小鬼敢这么大胆”，并不认为是反革命。此外，他们还对某些右派言论发生共鸣，如看到右派“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反动言论，某同志就联想到自己也没有什么权；某同志看到右派攻击我们的整风是“整下不整上”，也有些同感。
3、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有较为严重的错误认识。如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某同志虽也承认我党的领导地位，但又认为应是平行的关系。她还对广州公安机关向卫生局布置节日的保卫工作，没经过民主人士正局长，感到不合适。
4、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某些局部成绩，发生怀疑。如某同志错误地认为广州文教系统的机关肃反运动，先是太平观念，后是草木皆兵，忽‘左’忽右，结果斗争面宽了，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并无根据地怀疑肃反工作在个别单位成绩是否主要的。某同志说，他听到1956年财政出现赤字，职工人数和增加工资数多了一些，便感到是“冒”了一些。
5、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问政治的倾向。某同志在校学习，钻不进去，认为学习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同时，他对党的某些重大政策很少过问，连粮食统购统销是怎么一回事情也不知道。某同志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只是片面地认为不懂业务不行，而对政治问题的学习和关怀，大不如前了。
除以上两类外，其余28人，大体可算作第三类。他们对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怀疑，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绩是肯定的，对右派的进攻，表现了不同程度的义愤。这是最基本的方面。但是在右派向党进攻时，也还存在着认识不足和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其主要表现是：
1、对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认识不清。首先，对右派和我们的矛盾性质，在“六八”以前，只有少数同志认识到右派是敌人，他们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许多同志则犹豫不决；部分同志则认为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在“六八”以后还有少数同志坚持这种看法。其次，正因为多数同志在矛盾性质这个根本问题上犹豫或认识不清，因而在“六八”以前，对右派言论能够识别其本质，并且一般地能从理论上、事实上给以反击的，只是极少数的同志。绝大多数同志的情况是虽对一些露骨的反动言论能够认识到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没有认识到整个资产阶级右派在造反；同时，对一些较为隐蔽的，或较为复杂的反动言论（如政治设计院、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虽一般知其不对，但不能辨别其反动本质。
2、多数同志对党内开展反右派斗争认识不足，不少同志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温情主义。
当决定留校整风学习的时候，多数同志是认识不足的。尤其是当学校发下整风学习参考资料以后，还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思想，有的说在高级干部中不会有问题；甚至有个别同志对材料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
当本校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后，不少同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温情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有些同志对本支部右派分子张生强、蜕化变质分子林冬白和有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的XXX同志的批判斗争上。或因一度对其错误性质认识不清，以致批判不够，斗争无力，甚至有些同志认为斗争已差不多了；或虽知其错误严重，但因暴露不足，怕继续追问会“过火”，致使斗争一度中断。其次，还表现在对其他支部的右派分子的认识上。当然，除个别同志外，对极右分子是没有怀疑的；但对一般右派分子，则有部分同志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温情。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讨论肖鲁问题的性质上。有的是从党龄长、过去工作还不错着想，感到如划为右派，就要清除出党，有些惋惜；有的认为那些言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多数属于认识问题；有的认为发表这些言论时，也许动机不坏，或者带有偶然性等等，因而采取了原谅态度。特别是个别同志坚持不正确的意见，硬说肖鲁只是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并没有说整个取消党的领导。甚至说，肖鲁如果是右派，那就人人自危了。
以上所述，主要是运动初期的一般思想情况。经过半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情况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同志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普遍提高了一步。下面我们着重谈一谈运动的主要收获。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关系着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它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全校的反右派斗争，是健康的、正常的，斗争的特点是稳、准、透。这一场斗争，对我们每个人说来，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锻炼。同志们认为“这是永远难忘的”，“有说不完的好处”。
那么，我们支部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主要收获是什么呢？首先，是揭发和批判了我们支部的右派分子和蜕化分子。他们虽然入党已近20年，可是，由于他们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或对党心怀不满，肆行恶意攻击；或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思想上蜕化变质。对这些危害党的事业的分子，支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处理。这对纯洁党的组织和巩固党的纪律是必要的，这是一个胜利。同时，通过全校的、本支部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对严重右倾思想的批判，全体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理论上大大提高了一步。
（一）认识了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主席教导我们说：“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正是在于：我们对于这个革命的必要性是认识不够的，精神准备是不足的。
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在经济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都是一种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的情况怎样呢？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在5月间，大多数同志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少数同志甚至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因此，当右派发动向党进攻的时候，多数同志就认不清楚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其阴谋的恶毒，没有看出它是图谋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甚至有的还认为它是在“帮助我们整风”。我们虽然学过“八大”文件，学过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是现在看来，学习是很不深刻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主席这样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掌握这个关键，才能避免犯原则性的错误。
当前的反右派斗争只是这个革命的第一个战斗，整个斗争时间将是很长的，可能要延长10年到15年。因此，我们决不能松懈，必须紧紧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密切注意和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坚定地站稳阶级立场，并继续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为彻底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二）进一步认识了必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它的特点就是自私自利；它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根本相反的。个人主义者在革命中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具体表现是闹级别，闹待遇，斤斤计较名誉地位，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它利用一切机会拼命地“向上爬”，当个人欲望受到阻挡的时候，他便怨天尤人，这时，在他的心目中，便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抱怨党以至仇恨党；可是，当他一旦得意的时候，便沾沾自喜，窃集体之功为已功，并以此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轻视组织，轻视同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最后就会堕落成为反党的右派分子。这是一个由思想反动走上政治反动的必然发展规律。在我们面前，正摆着许多这样的事实。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出个人主义的危害与危险，它是通过社会主义关口的最严重的障碍，它是我们身上最严重的毒瘤，必须坚决地、彻底地铲除它。这一点，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尤其是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必须十分警惕，而克服个人主义最根本的办法是下决心到劳动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密切联系，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和他们同甘共苦；在群众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感情，巩固和加强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三）通过这一场大辩论，还使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步。
有的同志说，这次大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是理论学习的继续。这是我们共同的感觉。在下面这些根本问题上，我们提高了认识：
第一、在反右派斗争中，使我们更加认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是考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而对一切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象XXX同志那样的“民主”“自由”观点，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观点，是反动的。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任何反对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必须给以彻底的揭露与批判。
第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资产阶级右派首先集中火力攻击党的领导，什么“党天下”哪，“党政不分”哪，“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哪，要共产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形形色色的狂吠叫嚣，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推翻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可是，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在右派猖狂进攻的时期，还是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掀起反共浪潮的时期，都是安如磐石，稳若泰山。这是什么原因？岂不正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党的中央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吗？在风浪险恶、黑云满天的日子里，正是党指引给我们方向，领导着我们战斗，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一场生死斗争，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了。
第三，紧紧结合着实际斗争，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学习，使我们不仅在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上提高了水平，而且也进一步感到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必须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此外，在辩论初期我们比较生疏的一些问题，如党的新闻政策，文艺政策，等等，经过大辩论以后，也学会了许多新的东西。对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也有不少新的体会。
总之，这是十分重要的一课，是十分重要的一场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的收获是极为丰富的。
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中，运动发展是正常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由于中央的英明和校党委、领导小组领导得正确，全支同志以及支委会的努力。
（一）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它是我党民主传统和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它最适合于发动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责任心。认识到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最好的方法。
在整个整风和反右派过程中，我们基本上贯彻了中央再三强调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从而经过群众自己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了发动群众，提高觉悟，组成反右派斗争的队伍，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目的。
在鸣放阶段，支委会组织了同志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专题报告，和中央有关整风的指示、社论，分析报纸上对党所提的各种意见，并就此展开广泛的讨论。大家发表了许多正确意见，经过彼此帮助，初步从正面提高了认识。同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的意见，经过对错误意见的批判，又从反面教育了我们。
在讨论全校学员所提出的8类问题和本支部提出的问题，明辨是非中，前一阶段强调以小组会形式，围绕着8类问题进行辩论，普遍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后一段采取小组会和个别交谈相结合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对重点进行批判。在这段辩论中，同志们研究问题的主动性、积极性更高了，从而初步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认识，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也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支部前后两次重新编组、调整力量，组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队伍。
但是在支委领导上，由于当时对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由于对整风、反右派缺乏经验，因而自觉地领导鸣放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个别存在着严重错误的人暴露得不够，或虽暴露较多，但记录很差。一般同志中也有些人发表意见不多，致一时不能更全面地摸清思想情况。这些都给以后的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
（二）在对张生强、林冬白，以及对于有极其严重的右倾思想的XXX同志的批判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摆事实、讲道理是最好的方法。由于强调摆事实，这便 自然会引导着大家对材料进行认真的调查、整理、研究、对证，作到了不漏（可能得到的）不假。由于强调讲道理，这就自然会引导着大家根据具体材料，逐项逐条分析其错误性质，实事求是地进行批判，既防止了简单粗暴，过早地戴帽子，又能使批判深刻细致，使大家也得到教育。批判到最后，错误性质大白，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总之，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是使这次运动既准、又稳、又透的重要保证。
在斗争中，我们运用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XXX同志，因其态度较好，愿意交代自己的错误，同志们自始至终采取了耐心帮助，启发自觉的方法，并在支部大会上解决了问题。对张生强、林冬白，则因其问题严重态度又不老实，同志们着重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态度，在联支大会上对他们展开了斗争。后来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基本上低头认罪，我们则表示欢迎。这是使运动健康、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整风、反右派必须有坚强的决心。我们体会到，本支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校党委、领导小组的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校党委、领导小组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他们具体地分析和正确地判断了本校的客观形势，在此基础上，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充分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并坚决表示，不完成整风和反右派的任务，决不收兵。其次，是在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及时地克服了温情主义。在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时，有些同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温情主义，如曾一度对张生强、林冬白的错误性质估计不足，对XXX的批判一度停顿，当时的温情主义是反右派斗争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校党委、领导小组及时地通过对肖鲁问题性质的讨论，在全校范围内有力地批判了温情主义。同时，我们在校党委和领导小组领导下，又对本支部的重点，进行了反复排队等等工作，从而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前进。
当然，我们之所以一度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认识不足，斗争决心不够大，这是与支委的领导分不开的。由于支委对全支部的情况进行全面的研究不够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温情主义，故一度发生了上述缺点。
（四）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对于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每个指示，支委会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不仅在保证执行上是必要的，而且只有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真正的团结和步调一致。同时，为了密切地团结骨干，充分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支部还加强了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如确定支委不兼小组长，既增强了支委会的领导，又增强了小组的领导力量。又如两次调整小组，重新配备力量，克服了组与组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在这一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支委虽然不兼小组长了，但全面研究情况和考虑问题仍然不够，思想领导工作不够强，向党委报告情况不够，整理和介绍经验的工作做得很差。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半年我们的收获是很大的。但是，这还只是伟大整风运动的第一、二两个阶段。由于我们是在校整风，整改工作和进一步的思想检查，还有待于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进行。因此，我们已经做的，还不到一半。小平同志指示说：“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因此，还有待于我们继续作更大的努力，争取全胜。所谓全胜，在内容上说，是指要取得3个方面的胜利，即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改进工作的胜利，改造思想的胜利。虽然我们在党校的学习就要结束了，但是，新的学习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应该吸取前两个阶段的全部经验教训，满载而归，以便回去投入整风运动的第三、第四阶段，争取运动的全部胜利。今后，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我们一定要做到永远有朝气，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有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新闻班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支部总结汇编》（内部材料，不得外传），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