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底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经过整风学习和反右派斗争，到现在已经6个月了。6个月来的政治思想斗争运动证明：我们支部绝大多数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基本立场是明确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情绪基本上也是健康的、正常的。在鸣放初期，不少同志虽未看出敌人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进攻，但对那些恶毒的攻击（如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撤出公私合营企业内的公方代表等）已经觉察到不对头，是超出了帮助党整风的范围。对于那些露骨的反动言论（如葛佩琦的谬论）就更加意识到这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已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有的同志也就怀疑到是否还有胡风分子没有肃清。当时大家的心情是焦急加愤慨，不少同志寝食不安，生怕党的事业受到损害。有的同志还写信回机关，谆谆告诫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在“6·8”社论发表以前，正当社会上乌云密布，右派分子疯狂叫嚣的时刻，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在有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问题上，基本上还是坚持了正确的立场，态度也依然是坚定不移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怀疑和动摇。这应该肯定是我们支部主要和基本的一面。但这是不是说，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我们的认识都是那么清醒，那么明确呢？不是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我们曾出现过一此不同程度的糊涂观点、某些右派情绪和右倾思想，个别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如5月下旬，也就是社会上大鸣大放时期，我们在座谈对鸣放的观感和讨论中央某些负责同志的专题报告时，在某些问题上，就有过一些糊涂观点和片面看法。当时主要是对1956年某些重大措施的估价上有问题。如某些同志未经调查研究，只根据个别事例或传闻，就怀疑农业合作化是否太快了，工农生活是否过于悬殊，个别的甚至联想到农民生活苦是否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有关；有的同志未作认真考虑和具体分析，就跟着叫喊“基建冒了”“工资冒了”；对于过渡时期某些日常生活上的不方便（如买东西排队等）和涉及到个人利益的一些具体措施（如高级消费品涨价等），也有同志流露过一些不大满意的情绪。这些问题在当时谈论较多。有的问题牵涉面较宽，但各人认识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问题一经讨论、批判，错误的看法就及时纠正了。特别是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周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后，上述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大多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与此同时，在个别小组和极少数同志中，也还出现过某些严重的和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如有人曾盲目叫喊农民粮食不够吃，甚至认为这是因为“出口太多所致”。有的还错误地提出，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基建投资过大，重工业发展太快的缘故；有的说有些积极分子“是靠运动起家”，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有的还说我们的文艺作品政治性太强，“影响了艺术性”，而更突出的是个别同志在向中央提意见时，掺杂有不满、埋怨情绪。错误地认为：过去许多运动都有“整下不整上”“越往下整得越重”的现象，有些错误是属于中央的，“上边失之毫厘，下边就谬以千里”，因之，这次整风应先从中央整起，并埋怨中央对下层干部经常“上压下顶”“受夹板气”的处境了解不深，体贴不够。有的夸大了某些负责同志在日常生活作风上的一些缺点，认为他们“特殊化”，个别同志甚至忘记了维护中央威信是自己的神圣职责，竟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某些负责同志。这些问题虽只是极少数同志或是个别同志提出的，但发生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应该认为是严重的。这些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经过讨论，特别是结合座谈校部印发的整风学习参考资料，通过小会讨论，大会批判，个人反复的检讨以后，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有错误思想的同志沉痛地、严肃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深深地吸取了教训。其他同志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6月下旬留校继续整风学习以后，在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支部由最初一般地批判右倾思想，进而开展反对党内右派分子肖鲁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大家的认识逐步提高；但斗争中间有曲折、有缺点，不同程度地暴露了我们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在前一阶段，我们支部对肖鲁的错误性质，未认识到他是右派分子，这一点是共同的；但在这时，大家的认识也有高有低。大致说来，有三种看法：一种是认为肖是严重的右倾思想，持有这种看法的占多数；再一种认为肖是右派思想、观点和立场，持有这种看法的是少数；第三种是有少数同志认为是疑似分子，可划右派也可不划右派，划了不冤枉，但划了要开除党籍，还是不划好。结果大家同意概括为如下一句话：肖鲁的错误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其严重性表现在他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反映了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和观点。
当时大家为什么不同意划成右派呢？主要是对肖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实质识别不透，没有把我们和肖鲁之间的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是过多地考虑到这样一个入党将近20年的党员，怎么能一下子就变成反党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呢？由于认识不足，温情主义也就产生了。因此心软、手软、划不下去。具体地说，当时的思想障碍，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认为肖鲁的动机和社会上的右派不一样，不会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心想他跟党走了20年，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还会背叛党而跟着资产阶级走吗？
二、认为肖鲁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过是在小组会上提出来讨论研究的，或者是在个别交谈中说出来的，平时这个人又爱夸夸其谈，知与不知，爱说上三条，于是有些同志就认为他的这些言论是一种信口开河自由主义性质的错误。
三、认为肖鲁没有实际行动，没有造成危害，尤其是“6·8”以后，再没有明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
四、认为肖鲁在斗争中的态度比较好，自动交代了不少的问题，也能检讨认罪，因此应该采用党内治病救人的原则处理；同时肖鲁的历史也经过审查，对家庭问题的处理一般尚未违反党的政策原则。
五、认为对待这次斗争应慎重从事，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要更加谨慎，尤其是在党校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要更加注意接受历史教训，实事求是。
随着斗争的日渐深入，经过大会小会的彻底揭发和批判，尤其是经过联支大会的深入批判，大家才逐渐认识到肖鲁问题的反动实质，克服了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认识到上述各种看法是错误的。
肖鲁算不算叛党呢？这应该看问题的实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的敌人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叛党的类型也就有所不同。过去在战场上拖枪投敌或缴械投降，在法庭上变节自首，很明显是一种叛党行为，但是现在这类情况一般不存在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衡量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应该根据毛主席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基本的是看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抱什么态度。肖鲁呢，他同意或支持社会右派的一系列的主张，如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定息20年，公开人事档案，等等，同时还为党的叛徒，甚至为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葛佩琦进行辩解。这明明已是站在敌人一边，还能不算叛党吗？
对于肖鲁的反动言论，应该从实质上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不应该只看这些话是在一种什么场合说的，或者是否随便说的。说话的场合和态度只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决定问题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话不论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其内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肖鲁知与不知，爱说三条，为什么不说左三条，而尽是右三条呢？这正是因为肖鲁的一系列的右派思想和观点，形成已久，这次在鸣放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和一般同志偶尔发生的那种自由主义，或因道听途说以及真正是从工作出发而提意见时所发生的某些错误，其性质显然是两回事。
有无行动，也不是划分右派的唯一标准。有一种右派就是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的。根据问题的性质，肖鲁即属于这一类的右派分子。如果他有了行动，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不能因为肖鲁没有什么破坏活动，就连右派的帽子也不给戴了。
党的高级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对于这些人的问题是应该十分慎重的，但慎重不能丧失原则。因为党的纯洁和巩固，才是我们党坚强有力的保证。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们的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战斗司令部，这里面不能容许人民的敌人和党的叛徒埋伏着。正因为是党的高级干部，就更应该对党忠心耿耿。象肖鲁这样的人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党，如果容忍他隐藏在党内，那就等于在党的心腹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其危害是不堪设想的。
以上这些思想障碍没有及时清除，这和支委会的领导有关。支委领导上的主要缺点是：在斗争肖鲁的前一个阶段，对肖鲁错误性质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工作方法上存在着经验主义，过多地考虑了慎重的一面，把斗争和处理两个阶段中的问题混在一起。核对材料和发动群众展开深入的揭发和批判，也结合得不够紧。这是应该吸取的深刻的教训。
经过6个月来的整风学习和反右派斗争，同志们一致认为收获是极其丰富的，对自己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我们清除了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加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也教育和提高了我们全体同志，使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我们学会了判断各种言论和行动的本领，在大是大非的争辩中，能够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界限和敌我界限，也大大地提高了同志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恶毒进攻，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和打击，也对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所遗留在我们身上的污毒——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朝气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和提高。观察问题的方法，也比过去更加全面、客观和实事求是了。许多同志认为：这次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党中央和校党委直接领导我们参加了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使我们又一次受到了实际锻炼；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在党校一年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毕业考试。有的说：真是“一次反右派，胜读十年书。”
同志们的收获和体会确实是很丰富、很深刻的。我们在这个总结里，只选择其中最主要的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问题。大家感到过去对此都曾有所体会，但通过这次斗争，却又明确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要站稳革命的立场，首先就要把革命的对象搞清楚。过去大家对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特务、叛徒、以及杀人放火、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各种反革命分子这一类敌人，敌我立场是容易分明的；但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对于那些已经被打倒和正在被改造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分子，他们还要搞颠复活动，还要搞复辟阴谋，尤其是在中国今天这样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他们竟然胆敢蠢动起来，并且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进攻，象这一类敌情，在一开始，多数同志是估计不足，认识不够的。而对于党内，尤其是对于老党员和高级干部当中个别的蜕化变质分子，在社会右派向党进攻期间，背叛了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象这一类的敌人，则更加估计不足，往往要经过更加曲折的过程，才能识别清楚，划清敌我界限，激起阶级仇恨。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中，除了资产阶级而外，还包括有上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都是要被彻底改造的对象，这在一部分同志中，也是不太清楚的。而这次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对于在今后的实践中坚持革命立场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其次，要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就必须彻底改变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支部31人中，出身于地、富、资产阶级家庭者占40％，小资产阶级占23.3％；个人成份属于学生者21人（其中大学毕业生4、高中生7）。在这次斗争中，有的同志特别注意了阶级立场方面的锻炼改造。有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上过大学的同志在谈他的体会中说：过去知道自己有知识分子优越感，多年来多从思想方法上找根源，老是克服不了，这次体会到思想方法是和阶级立场分不开的，这些毛病是原有阶级立场没有彻底改造的具体表现，这才挖到了痛处。优越感来源于自以为自己有文化知识，这次实际证明：文化知识如果脱离政治立场，它不仅不能对革命起好作用，反而会成为使自己犯更大错误的包袱。他用自己的实例来说明：他在鸣放期间，向中央提意见中夹杂有个人偏激情绪，表现了一些右倾情绪，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并且采用了一些党内高级干部对党所不应该采用的态度，立场显然是不对头的。经过严格地检查批判以后，他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真是最无知识的，文化知识如果脱离正确立场的指导，那是很危险的事。他那个知识分子优越感，这次才算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他计划回去以后，一定要深入基层，接近工农，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端正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再次，只有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才能端正个人和党的关系。有的同志在检查自己这次对党提意见为什么会发生偏激情绪的时候，以及在检查自己对党的关系为什么常常不够正常的时候，都肯定这是与立场上有问题分不开的。许多同志从这次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党的领导是极其英明伟大的，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胜利的灵魂，从而对党有了更高的信赖和感激，大大增强了对党的向心力，能够更加自觉地紧紧和党站在一起，并且甘愿用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来保卫党的利益。大家认为只有彻底解决立场问题，才能把个人完全溶化在党之中，才能彻底端正个人与党的关系。所谓偏激情绪和个人与党的关系不正常等现象，才能不再发生。否则，单从某些细节和技术问题上去找出路，是永远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的。
同志们还普遍感到：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情况下，由于我们对许多新事物、新问题还不熟悉，还缺乏经验，站稳革命立场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大家认为，在今后实践中，不管听到或看到什么言论或行动，首先就应该分析它是站在什么立场、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而后再决定赞助或反对；对自己的思想言论或行动，也必须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经常要求它有利、而不是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不能松懈、麻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革命立场的坚定不移。这个立场问题，越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辩的时候，才越加显得它的特殊重要性。这个时候，也正是考验一个革命者是否真正解决了立场问题的一个严重关头，考验及格，才算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在这次右派向着我们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等根本问题上猖狂进攻的时候，个别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站不稳立场，迷失了方向，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二、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远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以后，在不少同志中间引起争论的常常是这样一些问题：资产阶级二重性中的反动一面是否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否还是对抗性的？定息是不是剥削？等等，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问题却在于：这个时期固然没有人直接提到阶级斗争已经或将要熄灭了的论调，但中央早就指出的在整个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这一指示，在某些同志心目中似乎多多少少已经过时了，不记得“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更不了解“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毛主席：“1957年夏季的形势”）；尤其对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不太清楚。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彻底消灭阶级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基础——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我们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且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取得彻底的胜利，而这正是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和新内容。这个斗争之所以比已往各次斗争更加深刻，不仅仅在于它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复辟阴谋，不仅仅要进行肃清反动遗毒的斗争，不仅仅要使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小生产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而且还在于另一方面，它还要把人们的个人主义变为集体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一套新的组织、新的制度、新的思想作风、新的道德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牢固地树立起来，培养每个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这种“一废一立”，“灭资兴无”的斗争，毫无疑问地将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的色彩，也毫无疑问地将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斗争，而这对于许多抱有私有观念的人说来，又必然会感到很大的不习惯。他们在旧社会养成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和我们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这就说明：阶级斗争不是熄灭，而是更加深刻化了。我们深深体会到：通过这次斗争，不仅认识到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而且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有了进一步的体验。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问题，通过这次斗争，尤其通过反复批判本支部肖鲁这个活生生的典型，所得到的启发，是极为深刻的。大家普遍感到：个人主义这个“百病之门”，历史上虽然经过多次批判，但是总不如这一次震动得最厉害，打击得最沉重。有的同志说：过去以为个人主义谁还没有，无伤大体，现在看来，个人主义发展起来就要背叛社会主义，背叛党。所以，即使是一星半点也不能让它再留下来了。有的同志过去满足现状，不大用脑子，只想挑轻活干，这次认识到这是衰退思想，大吃一惊，要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同志们并体会到，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集体主义思想已经更加显著地被提到领导的和统治的地位；而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基本改造，个人主义思想也就日益突出地被排挤到不合法和被改造的地位。这两种思想已经空前尖锐地对立起来了。今后任何形态的个人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无不寓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实质，这一点在我们党内，尤其在高级干部身上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受旧社会思想影响较深的同志更应百倍警惕，经常抓紧对个人主义的揭露和斗争，以便“防微杜渐”。
有些同志过去对资产阶级“个人自由”和“民主”之类的口号，鉴别能力不大强，经过这次斗争和理论学习已能识破它的虚伪和欺骗。有的同志并体会到，过去之所以对这些口号鉴别能力不大强，实际上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本能要求的一种反映，也是没有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现实问题的一种表现。
有的同志还体会到：过去之所以或多或少地同情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对这种思想的实质认识不足，没有看到它是一种小生产者经济地位的产物，它的基本倾向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是反动的，必须批判和反对；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往往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紧紧结合在一起，因而没有能用更大的力量去加以批判和克服。从这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央指出的整风中要整掉三个大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个小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关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问题。这几乎是全体同志的共同体会。大家认为在这次斗争中校党委决定我们学习9本书，并加以辅导，对我们的帮助极大。这个决定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在紧张的斗争中坚持理论学习的习惯，另一方面使我们在实践中获得有力的理论指导，更加推进了当前的斗争，提高了工作的质量。大家切身体验到：在这次斗争中遇到的一些根本问题，例如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集体主义等等的一些原理原则，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中央的决议指示以及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中，都已经早有阐述。只要好好去读，读懂了一些问题，即使大风大浪来了，我们也会屹然不为所动。大家看得很清楚，在这次斗争中有些同志立场坚定，思想明确，识别是非的能力较强，往往是与他们能够在实际斗争中紧紧结合理论学习有关的。同志们也深深感到：越是高级干部，负担的责任越大，如果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越低，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多，对党的损害也就越加严重。许多同志决心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坚持理论学习，保持这种优良的学习习惯，并深入基层，参加体力劳动，更多地接近工农群众，以便更好地改造自己，完成党的任务。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新闻班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支部总结汇编》（内部材料，不得外传），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