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委关于处理先进生产者中的右派分子的规定……………………………（1）
中央重工业十四个单位二百八十九个司局转入整改阶段………………………（2）
兰州市反右派斗争停滞不前…………………………………（4）
中央公安部有些右派分子还不老实…………………………（7）
江苏省高淳县人民银行等单位边整边改发生严重偏向…………………………（9）
中央化工部组织专题鸣放争辩的经验………………………（10）
河北省满城县陉阳驿乡
结合社会主义教育整顿党组织………………………………（11）
精简下放不当的一个例子……………………………………（16）
河北省承德专区干部文化学校教职学员互相攻击，整风教学无法进行………（17）
河南省重点乡、社开始讨论农业纲要和制订生产规划…………………………（19）
湖北省孝感地委采取措施加强县区领导……………………（21）
科学家害怕大字报……………………………………………（22）
江苏省大型厂管理人员可精简百分之五十…………………（23）
上海市有些区的负责干部
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整改……………………………………（26）
云南省委认为农村整风下一段以整改为中心符合客观实际……………… … （27）
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是否参加整改提出初步意见………………………………（28）
上海市部分工厂领导干部
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批评………………………………（29）
全国大部农村正在鸣放辩论少数进入整改阶段……………………………（31）
北京市工业企业大力精简机构现有非生产人员将减去百分之三十七点六……（33）
北京市国营厂矿出现报名到农村去的热潮…………………（36）
辽宁省委对批判中等学校反动学生的意见…………………（38）
最高人民法院右派分子贾潜、鲁明健、朱耀堂、林亨元的反动言行…………（39）
中央冶金工业部
初步制订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十项措施………………………（42）
中央监察部右派王翰反党言行突出…………………………（46）
中央监察部举办王翰罪证展览………………………………（49）
中央二机部已有一百二十二户家属回乡生产………………（50）
广东、浙江、江西等省
有的富裕中农要求“自由合组、包产到组” ……………（51）
中央石油部转入
整改阶段后群众对出大字报顾虑很多………………………（52）
最近淄博市曾请示山东省委对先进生产者是右派分子应如何处理。鉴于问题带有普遍性质，并涉及到重大的政策原则，山东省委考虑有必要作如下的统一的规定：
一、右派分子（包括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下同）在过去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已领取过奖金的，其以往所领奖金无须退还，而其先进生产者的荣誉称号，经过对其斗争，实际上已自行否定，故没有必要再宣布撤销。至于在光荣牌及墙报上对他的宣传报导，则应在斗争之前就清除掉。
二、右派分子刚评为先进生产者，尚未发给奖金的，经过公开斗争，就否定了其先进生产者的资格，自然不再发给奖金。如果仅系内定的右派分子，尚未公开斗争，恰好又临到发奖金时，也应该通过群众舆论、枰击等灵活方法（如发动积极分子贴他的大字报等）否定其先进生产者资格。
三、已评定的先进单位中有右派分子者，不应该否定整个的先进单位。除右派分子外，其余人员的奖金应照发。其中的右派分子可按照上述第二种情况处理之。
四、凡是先进生产者的右派分子（包括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的名单及对其处理的意见，一定要报请市、地委审批。
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整个政策（如政治、经济、组织上等方面的一些措施），中央尚未作统一规定，所以应该注意避免过早地对右派分子采取各种处理措施，同时还应该注意不要因为处理这个问题，而对那些尚未准备开展斗争的人（特别是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过早地开展斗争。
在今后评定先进生产者时，必须接受过去单纯根据生产成绩忽视政治条件的教训。
（摘自十一月九日山东省委通讯）
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电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煤炭部、石油部、电力部、建筑部、城建部、地质部和测绘总局等十四个单位，均已结合本单位情况传达与研究了十月二十四日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的内容，进一步对群众作了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动员报告，并紧接着发动了大鸣大放。
这十四个单位共有三百一十七个司、局，截至十一月五日止，已有二百八十九个司、局转入整风第三阶段，占司、局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有二百六十八个司、局已鸣放起来，占司、局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八。据不完全的统计已贴出大字报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张，群众用各种形式和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已达六万六千八百三十六条。以部为单位所属司、局全部转入第三阶段而且均已鸣放起来的，有化工、二机、建筑和城建四个部，其他各部尚有少数司、局未转入第三阶段。
有少数单位已经过普遍鸣放而转入专题鸣放和争辩。如化工部的全部和二机部、冶金部的部分司、局。在群众提的意见中，内容极为广泛，但一般以体制机构及业务工作为最多，对领导作风及方针政策的意见，则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增多起来。有不少单位已敢于向领导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如冶金部的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副部长刘彬同志思想作风上的缺点。
在大鸣大放的同时，各单位都注意了及时搜集整理与研究群众的意见，对能改的一般也很快作了改进，并把改进的情况向群众宣布。各单位并都在党组领导下成立了各种整改的专门小组。化工部除了及时改进了群众提出的九百八十条合理易行的意见外，并对群众意见加以归纳，经过研究后制定了三个改进草案，现正逐一印发给全体工作人员反复讨论，待初步定案后，再发动群众性的大整大改高潮。二机部七局决定每周向群众公布一次整改情况，并已公布二批，对群众所提七百七十六条意见改进了一百六十八条；该局在公布了第二批改进问题后，两天内群众又贴出一百六十九份大字报，而且意见由一般业务管理深入到勤俭建国、基建方针和领导作风等问题。但就大多数单位来说，还仅仅改进了一些零星细小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尚处在领导初步整理研究的阶段。
（摘自十一月十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兰州市的反右派斗争任务很艰巨，情况很复杂。在发动鸣放中，市委作了一定的工作，有些单位的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市委在领导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致使反右派斗争直到十月上旬还没有全面展开。
第一批六十五个单位从六月五日就开始鸣放，到九月十七日以前，开展斗争的才有十九个单位。第二批一千一百多个单位，从八月十四日开始鸣放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一个单位转入斗争，使群众情绪受到很大挫折，特别是第一批瘫痪无力，积极分子没有方向，基层领导束手无策，而敌人却得以从容准备应战，造成了很坏的结果。
截止九月十七日，第一批运动中暴露出右派分子二百六十七名，各单位呈报了一百零七名，而市委只批了三十九名；第二批共暴露右派分子一千零九十三名，截止九月十七日，仅批准了三十名。市人委九月十七日以前，提到市委讨论的六个右派分子，市委讨论时认为都不合格，一个也没有批准。
兰州石油机械厂在五月二十五日就开始鸣放，到六月二十五日就放出来二十三个右派分子，并开展了斗争。八月十四日市委整风会议上不加具体分析，笼统地提出“凡放得不好、暴露很差或‘夹生饭’者要暂停斗争，重振旗鼓，从头作起，如第二批开始的单位一样，重新大鸣大放”。该厂领导上怕市委批评他们是“夹生饭”就停止了斗争，又重新大鸣大放。但是群众的积极性已大被挫伤，鸣放不起来了。市委反批评他们动员鸣放迟了，说这是“违犯战斗纪律”、“政治上认识不足”。又如第三运输公司，鸣放到九月十四日，群众已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向领导汇报后，因右派分子名单未经批准，又把斗争停止下来，继续鸣放。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至九月十七日六十五个单位才有十九个开展斗争，其余均按兵未动。
在鸣放和斗争之间，市委又标新立异地增加了一个辩论阶段，并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不许驳，不点名，不戴右派帽子，领导上不表示态度”等；财贸口还规定了六个辩论条件、十项注意，实际上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不许斗争。有些单位群众自动起来和右派分子开展斗争，但因为还是辩论阶段而不准斗下去。右派未暴露出来的竭力隐藏，已暴露出来的，多方打掩护，中间派顾虑多端，积极分子别着一肚子气，干急没办法。
甘肃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在九月十六日以前，就发现兰州市反右派斗争迟滞不前，曾于九月十七日召集市委负责同志去汇报该市的反右派斗争情况，并对他们作了比较明确的指示。会后，省委又派常委王秉祥、王耀华、组织部长李坤润等到该市进一步作了检查，发现市委对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贯彻执行，而且作了相反的布置。省委认为这一情况很严重，又于九月二十五至二十六两日连续召开了两次有市委委员列席的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门检查了兰州市反右派斗争问题，指出兰州市委在领导反右派斗争中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同时，省委分析兰州市反右派斗争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
（一）市委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第一批鸣放开始后，市委没有很好地帮助各级领导克服怕乱、怕丢丑等错误思想，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掀起鸣放高潮，同时对各单位鸣放情况也了解掌握不够，具体指导工作做得很差，以致很多机关鸣放不太好，到八月中旬有的还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出。另一方面，对一些已经开展了斗争的单位，又认为“鸣放不足，斗争过早”而中途停止了。
（二）市委领导上有比较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主观主义。兰州市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本来是有一些经验的，但市委没有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推广。对于中央和省委自运动开始以来，所通报的很多好的经验，市委也没有好好地学习。他们把运动发展不平衡错误地归之为“各单位干部政治觉悟不齐”，并大加指责，要求所有单位，不管第一批和第二批，也不管先进、中间与落后，都要放到十月份再开展斗争。很明显，这是一种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主观主义的作法。
（三）市委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已搞了三个多月，但市委领导同志仍习惯于坐在机关中发号施令，很少到基层群众中去深入了解，因此，对整个运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是不很清楚的，对积极分子的要求、中间群众的情绪和敌人的动向都掌握的很不够，而且缺乏认真分析，这就必然要作出错误的决定。
为了弄清问题的真相，统一认识，省委又责成市委作进一步检查。市委根据省委指示，从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三日连续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经过检查事实，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省委的批评和指示，并根据省委的指示对反右派斗争重新作了安排。
（摘自十一月十日甘肃省委关于兰州市委在领导反右派斗争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最近以来，公安部各单位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以下几种：
一、有些右派分子因为所属单位注意不够，形成无人过问。因而他们经常到市面上去游逛、看戏或看电影。
二、有些右派分子看了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后，思想负担极为沉重。有的在检讨材料中埋了“炸弹”，准备翻案。有的到处散布空气，为翻案制造条件。如十六局极右分子程涛在材料上写道：“一年来在做着不利于党的事情的时候，在散布反党言论的时候，实实在在地没有想到，从来也没有觉察到这些是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右派分子刘毅则向别人表示：“领导上叫我检查，不检查还行？”问他检查什么问题时，他说：“我检查三个问题，一是包庇，二是通风报信，三是泄密。”又说：“这三个问题，根本不是事实，反正现在讲不清，以后再说吧。”
三、有些右派分子在多方打听自己的出路问题。如十一局右派分子陈守达说：“如组织上做出结论，叫自己去参加农业生产，自己就去，但自己身体不好，鼻子又有病，农村里医疗条件不好，怎么办呢？”该局极右分子李仲秀看了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整风动态上发表的罗部长的报告以后，情绪非常不安，一连哭了好几次，并说：“这一下，一切都完了。”后来又找领导上谈话，说：“只要不开除我的党籍，叫我怎样检查都可以。”经领导上对他明确交代了党的政策后，他回到宿舍又说：“党籍是完了，但不是一切都完了。”极右分子王明迪也多方对组织上进行刺探，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希望：一是不要开除团籍；二是组织上能再容许我去考大学。”
四、有些右派分子在写材料时，怕写重了，因而写不下去。如十一局右派分子王明在写自己的思想根源时，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反复了好几次，并说：“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过去我所接触的又都是些进步人士，怎么能够反党呢？”
五、个别单位的某些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看法，还有极为严重的右倾情绪。如内蒙公安厅派人来三局四处汇报工作时，时克同志竟指定极右分子王伦堂去听汇报。当汇报到反右派斗争情况时，王伦堂就哈哈大笑起来。
（摘自十一月十日公安部“整风情况简报”）
江苏省高淳县县级各机关大鸣大放已形成高潮。但有一些单位搞得极其混乱。人民银行目前的小组会和民主讲坛会已成为强迫领导“边整边改”的斗争会了，群众一味逼着行长“边整边改”扬言说“你如不改，我们不放”，“一天不改，一天不休”，并且组成小组轮流找行长谈判，追问说“你到底改不改？”“你为什么这样顽固？”一谈就是半天。他们不准行长外出小便，不准行长随便出门，并且不准锁办公室的门；行长到县委开会，回去要问汇报了些什么；行长前往税务局听取民主讲坛的批评，他们还打电话前去查问；秘书股长不经请示改了作息时间，反怪行长官僚主义；行长叫公勤员送一下文件，又说他是官僚架子；行长找股长研究工作，股长不理不采，不找股长又说不深入下层；有的干部强迫行长交出“外汇专用章”，并且拍台打凳，指责行长是“死顽固”；镇江支行通知召开行长会议，行内干部竟然不许行长出席。目前行长已经失去领导作用，秘书股长反倒成为群众的“领袖”。百货公司干部宋锦文为了将爱人从外地调来，竟以公司名义写好信，逼着经理盖章发出。税务局的领导干部也被这种现象所吓倒，他们反映说：“现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弄得不好就要哄起来，你言他语，就象斗争地主，实在有些难当。”
（摘自十一月十日江苏省委办公厅“整风动态”）
在机关整风转入整改阶段以后，如何组织群众对需要整改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鸣放与争辩呢？化工部的经验是：鸣放要走群众路线，争辩与整改也要走群众路线。
化工部于十月十六日展开大鸣大放后，至十月二十九日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发表了意见。与此同时，领导小组抓紧整理研究了群众的意见，由两个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分工领导专门小组，草拟了体制机构、人员下放、生活福利三个改进方案，并经过党组扩大会几次认真研究与修改。十月三十一日，将生活福利改进草案发给全体人员，经过两个半天的热烈讨论，群众提出了许多意见，并进一步揭发了许多问题。十一月四日，又发了体制机构改进草案让群众讨论，同时领导小组则根据群众新提出的意见，对生活福利改进草案作进一步研究与修改。在上述两个改进草案发下后，群众普遍反映“领导态度诚恳，决心真大”，信心大为加强，讨论极为热烈。这几天，人员下放草案也要发给群众讨论。化工部党组准备用这种围绕几个大的改进方案，采用从群众普遍鸣放，到领导集中研究，再到群众中专题鸣放、争辩，领导再集中研究，再到群众中进一步鸣放争辩的方法，使改进方案逐步切合实际，使整风运动不断深入。他们估计有十五——二十天的时间，三个方案就可以基本确定，那时再进一步发动群众性的大整大改高潮，领导群众共同执行整改方案。
（摘自十一月十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河北省满城县陉阳驿乡辖八个自然村，全乡二千二百二十户，除八户单干外，已全部入社。全乡有党员二百零一人（内有预备党员十三人），乡设有党委会，并按农业社分别组成八个支部。这个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省委工作组的直接帮助下，于九月初开展起来的。按照原订计划，运动分为整训骨干、大鸣大放（同时进行整改）、说理辩论（继续整改）、整社整党（继续鸣放）四个阶段，循序进行。目前，该乡的运动正处在说理辩论的阶段。运动进行的主要情况如下：
该乡在调查研究全乡各阶层的政治情况的同时，对全乡的党员、团员，非党积极分子六百零七人进行了整训。经过教育和讨论，初步地揭发和暴露了党内党外的一些问题。根据党员对运动的态度和党员过去的表现，党组织对党员进行了初步分析：全乡党员二百零一人，能够积极投入运动、在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一百三十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能够参加运动、在运动中只能起一定作用的四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一，认识模糊或本身有严重问题的十八人，占百分之九。经过整训，对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有效地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而且对于党员的政治态度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底，明确了应该依靠那些人来联系群众，领导运动。
党员、团员、干部同群众一块鸣放，这样做，党员开始是有思想顾虑的：他们怕鸣放起来“天下大乱”；感到“自己是党员，怎好同群众一起向党提意见”；一部分有缺点错误的党员，怕惹火烧身。针对这些情况，党组织向全体党员进行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群众路线教育，并且对党员宣布了纪律：要求党员带头鸣放，不准妨碍群众鸣放；被批评的党员要沉住气，在鸣放中不准批驳，更不准打击、报复。全乡在大鸣大放期间，共提出意见五千八百多条。其中属于对党员干部的意见，就有一千七百多条，占百分之三十。被点名批评的党员八十八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中支部委员三十三人，占支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揭发和暴露出来在党员中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办事不公，作风不民主，工作方法生硬；自私自利，弄虚作假，占小便宜。这是比较大量的问题。第二，一部分党员思想落后，工作消极，不起党员作用。第三，个别党员对入社不满，攻击统购统销政策，如小赛村党员路国祥说“吃不饱，入社后饿瘦了。”第四，个别党员严重违法乱纪。如大赛村农业社副主任姚子丰，欺压群众，陷害好人。在姚当村长的时候，本村王志跳的母亲死了，姚强与王家送戏，要大吃大喝，被王拒绝。到王家出丧的一天，姚即布置全村戒严，不准出入，到王家跪着向姚请求时才放行。姚诬陷一个善良的农民是一贯道坛主，因而使这个农民被管制三年。姚还捏造一个部队干部的家庭是反动富农，曾杀害几条人命，致使这个干部被开除党籍。又如以大赛村支部书记王凤林为首、有两个支部委员参加的犯法小集团，倒运粮食，破坏统购统销政策。这些鸣放出来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如小赛村一个队对党员干部提了五十条意见，其中错误的仅有八条，其余都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此外，在鸣放中，也有人对立场好、劳动好、工作好、作风好的党员干部，进行了表扬。
各农业社党组织在大鸣大放的后期，及时地召开了党员会议，研究群众提出的意见，分清那些是善意的批评，那些是错误的或反动的言论。对于党员干部个人作风方面的意见，如对群众态度粗暴、自私自利、多记工分、多领救济、多占自留地等问题，在党员会议上也教育党员进行检讨。对于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在党员会议上也进行了研究，确定留待适当场合，再向群众进行解释。在党员会议上，对于个别坚持错误的党员，因为时间紧迫，暂时放下，留待调查研究后再行处理。
经过在党员会议上的这样初步检查研究以后，召开社员大会，由支部书记代表支部向群众进行检查交待。对于群众所揭发的党的领导和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的能改的二百一十七条意见，作出决定及时改正，或者订出计划逐步改正。如对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党组织就作出决定，社内只轮流留一个干部值班，其余干部全部参加田间劳动。对合作社长期不清理公布账目的问题，也作出计划，限期清理公布。对于个别党员贩运粮食、破坏统购统销、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等问题，则确定在说理辩论阶段，进行辩论批驳，分清大是大非。多数党员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都分别在生产队会议上，向群众作了检讨，并加以纠正。同时，对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的个别党员，也进行了处理。
经过这样初步整改，大多数群众感到满意，认为这次提意见真顶事，立竿见影，有力地改善了党群关系。大多数党员经过检讨整改，放下了包袱，更加相信群众。
根据鸣放出来的问题，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农关系三个方面。该乡确定着重从这三方面辩明大是大非。对于党员中暴露出来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拿到群众中一块辩论。在大辩论开始以前，党组织召开了党员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动员党员积极参加辩论，指导党员如何收集材料，取得辩论的资本，但不强调统一思想，允许党员在大辩论中发表不同的意见。经过这样的动员，每个农业社都以队为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几次辩论的规律，大致是开始反面意见占上风，经过几次交锋，正面意见逐步取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取得胜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的政治态度就有可能明显地表露出来。好的党员在辩不过人家的时候，就积极依靠党组织，取得领导的指示，依靠群众，针对反面言论所列举的事例，进行调查研究，查对事实，收集新旧对比的材料，发动贫雇农到会上讲理。有些党员则立场不稳，在会上随声附和反面的言论。个别党员则完全暴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如辛章屯党员王吉祥，平时表现消极，这次带头反对统购统销，并在开辩论会的时候，找来富裕中农王吉顺，他俩站在一起污蔑统购统销“把人都饿瘦了，把驴饿的也不叫了。”经过辩论，党员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二百零一名党员中，原来认为立场不稳、认识模糊的九十五人，现有五十九人提高了认识，辨明了是非；在原来认为比较好的党员中，发现了五人立场不稳，是非不明，其中四人暴露出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大辩论继续深入开展，将会进一步地深刻地教育和严格地考验每一个党员。
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党员虽都受到教育，但党员中有些错误思想还没有系统地检讨批判；群众对党员个人提出的意见，有一部分还没有由党员个人向群众检讨交待；对于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以及消极落后的党员二十六人（其中反对合作化、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三人，因对合作化不满，拒不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三个，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五人，一贯自私自利、损害集体利益、屡教不改的五人，革命意志衰退、消极落后、丧失党员条件的十人），其中已经处理四人，其他还没有进行组织处理。有的支部领导骨干不强或被坏分子所掌握，也需要处理解决。根据这样的具体情况，省委工作组和该乡的党组织认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告一段落以后，有必要结合整社工作集中力量整顿党的组织。
（摘自十一月十一日中央组织部通报）
（摘自十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河北省承德专区干部文化学校学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团员）和教职员（几乎全部是非党、团员），在整风中为了一件未经证实的男女关系问题和学员与教职员的大小伙房的合并问题，互相出大字报进行猛烈的攻击，有个别学员并曾酝酿闹事，致使学校的整风运动和教学工作无法进行。
九月下旬，承德专区干部文化学校贴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有的学员提出教员张××与学员熊××乱搞男女关系。因为并非事实，所以学校党委书记刘百川在第一次解答学员意见的大会上就加以否认，并指出今后提意见要有根据。有些学员听了大为不满，立即贴出了几张大字报，列举了一些可疑现象，并指名批评刘百川书记和许自超校长，要求将张××撤职。学员的轻率和蛮横态度引起了某些教职员的不满，教员胡玉就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题发表一张大字报，说如果真有此事，依法处理，如无此事，那些随便污辱人的人要负法律的和道德的责任（这张大字报也缺乏事实）。学员见了这张大字报后，纷纷贴出很多大字报，举出一些更详细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所提的事实。
经过党委书记刘百川再一次向教职员与学员指明了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要求大家把目标转向三害之后，学员暂时放下了男女关系问题，但又声称小伙房占大伙房的便宜，要求合并大小伙房。大多数教职员则主张先弄清小伙是否占了大伙的便宜再说，教员胡玉和谢鼎祥并以“驳！驳！驳！”和“争——争”为题发表两张大字报，空洞地批判学员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学员看了之后很气愤，贴出许多大字报反驳，骂不愿合并的教员是“资产阶级的子孙”，“敲骨吸髓的剥削者”，“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一定要打倒小伙房！教职员又写大字报说小伙房办得好，是管理员努力改进的结果，主张两个伙房应实行竞赛。有些学员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总务主任特古斯写的，便拥到总务处去质问，至此，学员与教职员的关系愈来愈恶化。这种对立的情绪，严重地影响了教学业务的开展。学员认为教员是敌人，有的见了教员就骂骂叨叨，有的不好好听课，有的借故不上课、不做作业，有的当堂拒绝答问。教员则由于学员的压力，教学不大胆，情绪低落，工作消极，有的要向上级控告学员。学校领导上则认为领导在学员中已失去信任，不敢大胆工作，因而行政业务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整风运动无法正常进行，教员和学员忙于互相攻击，对学校的三害反而不加过问，尤其严重的是学员依仗势众，态度十分粗暴，只许自己说话而不允许教员说话，教员贴了大字报就被监视，被追问是谁写的，使教员不敢说话。有的教员说：“打死我也不贴大字报了。”有的埋怨党委对学员的思想教育太差，迁就学员的缺点。这就使党在政治上受到了损失。
事件发生后，省委工作组、地委整风办公室和地委文教部均派人前往该校帮助工作，并决定停课一周，专门组织鸣放。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问题还不容易很快解决。
（摘自十一月十一日河北省委通报）
河南省委关于组织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的指示发出后，各级党委一般都很重视。地委、县委的重点乡、社目前已在组织干部进行学习，或在群众中展开讨论。一般地区则还没有对群众广泛进行宣传讲解，进展比较迟缓。
据了解，各重点乡、社讨论四十条纲要的方法与步骤大体有三种：第一种，首先是组织基层骨干学习讨论，随即向群众进行逐条宣传讲解，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然后综合鸣放出的意见，有重点地展开辩论，在辩论的基础上制订或修订本乡、本社的生产规划，即边鸣放，边辩论，边规划，边行动。采取这种作法群众劲头大，能充分暴露和批判群众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规划订得也较恰当，效果良好。第二种作法也是首先组织基层骨干学习讨论，在骨干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出本乡、本社的生产规划，然后让群众把四十条纲要和本乡、本社的具体规划结合在一起讨论。这种作法的好处是群众情绪高，讨论较热烈，缺点是容易忽略对四十条纲要的全面领会。第三种作法只是召开干部会、群众座谈会，进行一般的宣传讨论，不发动大鸣大放。采取这种作法干部和群众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不能充分暴露和批判，规划订得保守，群众劲头不大。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认为讨论四十条纲要的方法与步骤最好是：第一，首先组织基层骨干普遍学习讨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认真领会四十条纲要的精神，初步制订出本乡、本社的规划，与此同时，向广大群众展开宣传讲解。第二，发动群众对四十条纲要开展大鸣大放，经过鸣放，集中群众的主要论点，进行大辩论，通过辩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某些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如单纯依靠国家贷款等），之后，宣布本乡、本社的初步规划，发动群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找窍门，查漏洞，充分挖掘生产潜力。第三，在经过鸣放辩论、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正式修改和通过本乡、本社的具体规划，组织群众生产的高潮，号召群众为实现规划而奋斗。至于讨论的时间，应以一个月左右为宜。
关于制订生产规划问题。目前情况是：有的制订一九五八年的规划，有的制订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规划，有的制订至一九六七年的十年规划。有的地区提出先确定增产指标后提措施，或是先提措施再确定增产指标的问题。根据各地重点乡、社的情况来看，这次制订规划应要求把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的近期和远景划都制订出来。制订的顺序最好是先制订一九五八年的规划，在此规基础上再制订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的远景规划。至于在制订规划时指标与措施的先后问题，应该是指标与措施同时提出。反复讨论修订，克服保守思想，作到实事求是。
根据某些重点乡社的情况来看，目前下面在讨论四十条纲要和制订规划时，还存在粗糙现象，及需加强督促检查。
（摘自十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
湖北省孝感地委为了有效地组织生产大跃进和贯彻执行边整边改，对加强县区领导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对确实太不称职的区、乡党委第一书记，有的县委经过慎重研究进行了调整，有的是由县委书记处的书记去兼任区书。
二、有十五个县以较强的副县长兼水利局长，住在水利局，直接与党委书记处挂钩；有些县对农业局局长也进行了调整。
三、责成各县正县长管好生产，对县里有关生产的大政方针和生产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主动地负责解决；对一些因官僚主义、消极怠工、不听劝导而造成严重责任事故的事件（例如今春汉阳县粮食局不负责任，把十几个乡的谷种搞错了，使生产上受了很大损失），必须追究。
四、要各级党委带头学习生产技术，加强对各个专管部门干部的领导，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检查，以改变某些专管部门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低于非专管部门干部的现象。此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因此要求各级领导上要有预见性，生产准备工作要做得早，做得充分，以免一季被动，造成全年被动。
（摘自十一月十二日湖北省委通报）
如何帮助党外担任领导工作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整风，这是文教各单位，特别是科学院在整改阶段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党外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般不习惯于大字报的批评方式。例如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第一研究室的科学家，对整改态度明确的八人，愿意接受群众批评的只有二人，表现消沉的三人，不表示态度的三人。其中原子物理专家赵忠亮就说：“难道我与人有意见，不能当面谈，而非要贴大字报吗？”并且说：“我倒无所谓，怕别人受不了（指新回国的科学家张文裕）。”放射线专家李承宗也表示很害怕，希望群众对他有意见通过领导对他谈，还希望提意见要全面一些。另一科学家肖健也说：“有人对大字报很害怕。”实际是他自己害怕大字报。北京医院有些主治大夫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表示，他们要谈的都是方针任务问题，大字报说不清楚，要求多开些座谈会，少出大字报。
针对上面这一情况，国家机关党委认为，应当一方面向党外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动员，说明整风的重大意义，说明大字报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很好的方式，要他们积极参加鸣放，并接受批评与教育；另方面注意不要对群众限制，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群众充分鸣放和大争大辩的基础上，解决每一个党外科学家的具体问题时，领导上可以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如果在目前即规定许多清规戒律，则不仅对发动群众鸣放不利，对党外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改造也不利。
（摘自十一月十二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江苏省大型厂管理人员可精简百分之五十
最近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摸了一下南京电子管厂、江南水泥厂和下关电厂在整改中精简机构的情况。从这几个厂的情况来看，大型工厂管理部门的人员精简百分之五十左右，一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电子管厂原有管理人员四百五十八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一，现有管理人员二百四十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九，精简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一。江南水泥厂原有管理人员二百四十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一四，现有管理人员一百十一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七，精简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五。下关电厂原有管理人员一百四十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现有管理人员五十八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八点二七，精简了百分之五十八点五。
精简机构的首要关键，是领导决心问题。这几个厂的领导上都存在着一些思想顾虑，主要是怕精简多了会造成管理混乱，影响生产；怕人少了工作干不下来；对旧的一套机构和工作方法既感到问题很多，又有留恋，下不了决心，因而，在开始精简时只是在原有科、室的架子不动或者小动的基础上减少几个人，或者在形式上将某些科、室合并，但工作内容依旧是老一套，结果人员还是减不下来。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思想、痛下决心精简机构的最好办法是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企业管理上的缺点，摆出大量的具体事实，来说明假如现有的管理机构不加改进，则对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干部本身的锻炼和提高都是不利的，这样，从上到下的认识才能一致，才能坚决地进行改革。
在进行精简机构工作的时候，需要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从克服三大主义、改进工作、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搞好生产出发、在总结过去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合理设置机构，精简科室，减少层次，减少多头，减少非生产人员，充实车间。而不是从形式上来并并凑凑了事，更不是简单地为了减少几个单位和人员。相反，对应该加强的薄弱环节，还必须切实加强，必须新设的机构，也要设置。如一方面江南水泥厂已由原有的十八个科室，改为三科三室；电子管厂已由原有的十八个科室，改为三科二室；下关电厂已由原有的十四个课股，改为三个股，另一方面，江南水泥厂根据群众意见，设置了过去没有的，负责管理技术资料的人；电子管厂新产品试制任务繁重，因此，特种设计处也由二十一人增至四十九人。
二、减少层次，减少多头，尽可能使领导工作一杆子抓到底。把过去三到五级的管理（厂长、副厂长、室、科、股或组）改为二到三级，最多不超过三级，同时加强总工程师对生产技术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分工要粗些，把性质相近的业务尽可能并到一起，但又要职责分明，提倡一个人、一个单位掌握多种技能，以较少的人和较少的机构来担负多种不同的或者更大的任务。
三、要通盘考虑科室、车间与服务单位的潜力。在一般情况下，科室多减，车间少减；管理人员多减，技术人员适当少减，既要大力加强车间，又要注意保持精干的领导骨干，科室管理部门的精简要大胆、坚决、彻底地进行，但技术部门的设置与否，应多注意倾听技术人员的意见，生产组织的调整则应非常慎重，确有把握可以变动者先动，可动可不动者，待研究成熟后再作决定。有些厂还有人数相当多的服务人员（托儿所、小医院、小学校、公共食堂和经济警察等，电子管厂有六十一人，江南水泥厂有五十二人），在市区的厂，原则上今后可以逐步移交地方管理，工厂不单搞一套，目前应先在原有基础上精简，不宜贸然取消。
四、与精简机构的同时，应掀起干部下放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潮。在下放的干部中，除以少数骨干充实基层的领导外，一般应下放到底，不要层层往下顶，以免打乱车间的管理秩序。即使较强的干部，一般也应先放下去当工人、学徒，以后再逐步进行调整。
五、机构调整后多余出来的人员应区别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处理。生产工人多余的问题，除了厂内调配外（如下关电厂扩建，多余工人可以自己解决），目前可以研究，暂不作处理，但下放干部时应适当照顾这个问题。
（摘自十一月十二日江苏省委“整风情况简报”）
上海市有些区的负责干部在整改中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虹口区团委、妇联、法院、检察院、工联办事处等五个单位，在十一月上旬即转入整改阶段，但区委书记刘化敏在向市委作汇报时还不知道。区人委的整改计划，是由一个原来准备排为右派分子的干部起草的，写好后区长没有看就送区委审批了。区人委机关群众在鸣放中提出来的意见，区长到现在还没有看。
闸北区区委书记马守一指定区委办公室一个副科长来起草区委机关的整改计划，这个副科长埋怨说：“这叫我怎么写？”结果只好把卢湾区的整改计划照抄了百分之八十交差。十一月十一日区委常委会在讨论区委机关整改计划时，对于区委在整改阶段要不要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争论不休。对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检查，有的主张放在第三阶段，有的主张放在第四阶段。
（摘自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市委“内部参考资料”）
整改作为下一段农村整风的中心，本身也是一个客观实际：前一段农民放出了一些对于干部、对于合作社的意见，有的可以即时改的就改了（如联系到秋收秋种和分配的一些问题），但许多问题，由于运动是以批判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为中心，所以暂时放下来。正因为这样，干部中一般还有多多少少的包袱，特别是这些意见涉及自己的，如果不加以解决，会妨碍今后的工作。在群众中也有这种反映：“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怕说了不算数，怕下一步“不要都是你们整我们”。但是，目前基层干部对下一段整风以整改为主的思想准备不够：有的只打算一般地整社，有的只想整一下别人。由于怕引火烧身，怕被群众“斗争”，怕受处分等等，他们接受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也比前更为困难。因此，在鸣放前和鸣放中必须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许多工作。对绝大多数本质好但有不同程度的缺点或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既要保护、又要批评的方针：对于其中有些人犯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的，要给予严肃的而又适当的批评，有一些错误属于难于避免的或应由领导机关负责的，就要向群众解释说明，由领导上承担起来；对于百分之一至三的坏分子、蜕化分子、错误性质极为恶劣的，在严厉批判之后还必须进行处理，在鸣放中要有意识地把群众的意见引向集中地烧他们。只有执行既要保护又要严肃批评和处理个别恶劣分子的方针，才能教育干部、团结群众。为了认真解决基层干部的思想，省委强调了各县在进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前必须以开展鸣放讨论的办法认真开好三级干部会，由县委带头改，具体教会干部鸣放和整改，打破顾虑。
（摘自十一月十四日云南省委“整风简报”）
最近，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是否参加整改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为了在群众中划清敌我界线，各单位讨论整改的会议原则上不应让右派分子参加，也不去发动右派分子写整改的大字报。如果右派分子自动写大字报，亦不加拒绝。在他们写的大字报中，如有对整改有帮助的意见，应该注意吸取。
此外，各单位有关反右派斗争的大小会议和批判右派思想的辩论会，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必须参加，不许其借故逃避；全市性的或某一方面的代表性的会议，原为代表的右派分子，在未撤销其代表资格前，可让其参加，为了批判和斗争右派分子而召开的会议，亦应通知有关右派分子参加；一般群众性的或带有教育性质的会议，也可让右派分子参加。其他会议均不让右派分子参加。凡有关业务技术方面的机密性文件和统计资料，以及“参考消息”等重要内部刊物，不应让右派分子阅读。党内右派分子在未开除党籍以前，党的代表性的会议（为了批判和斗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会议除外）、党内重要会议和带有秘密性质的会议，一律不应让其参加，但一般性的、带有教育性质的党内会议，则可让其参加。党内文件，不应让右派分子阅读。
（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市委来电）
一、形式主义。有些厂单纯追求条数和百分比，群众反映：“只见条数不见事实”。有些厂在做法上简单化，把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地照抄、照转（包括一些被批评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转去后也没有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研究改进的办法。以致有些人收到意见单后，无所适从。如国棉三厂有人拿到要他“滚出去”的意见单后不知如何答复。有些人拿到意见单后，抵触思想很大，又哭又闹。该厂整改小组则认为：“让他们晓得晓得也好”。有不少厂在处理群众意见时采取签署的形式，一问一答，就事论事，凡是签了意见的都算“改”了。如国棉三厂群众给人事科长王德一提了五十条意见，王很快就答复完了，回答的大多是：“欢迎批评”，“接受批评”，“不是事实”，“我不了解”之类。群众批评他对大字报无动于衷，他回答说：“我已在动。”但每天上班后，仍然是捧着茶杯，看看报。群众批评前纺党员周杏英“有少奶奶脾气”，周答复说：“当他放屁。”也算“改”了一条。
二、官僚主义。榆林区电表厂有一个孕妇，提出电车拥挤，要求厂里解决交通车。整改小组将这条意见转请于副厂长处理，结果于把电车拥挤问题，错认为厂内电梯问题，大笔一挥地批示说：“关于孕妇乘电梯问题，动力科已公布了管理办法，照他们的办法执行”。有一个青年工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意思是“星期日单身汉生活单调、情绪苦闷，要厂里关心”。这条意见转到于副厂长手中，他在意见单上批示：“一个青年在新社会快乐生活中，为什么苦恼呢？我认为快乐。”机修总厂（原亚细亚钢铁厂）团委几个干部在鸣放中就钢铁党委下厂帮助工作同学吃饭时别人帮他打菜的问题贴了大字报，该厂部分干部竟贴出了五十七张大字报，加以反击（党委支持这一行动），并给批评者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市委“内部参考资料”）
这一时期，有的地方对鸣放、辩论做得不够好的社在既定步骤下进行补课，如黑龙江补课面达百分之六十（内百分之二十重做）；有的则重新加以部署，如河北、陕西等。进入第二批后，一般都又训练了干部。
农村整风与县级机关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安排，有的地方是划分战线同时进行；有的地方（如吉林）是把县委和县人委的整风推迟到农村整风完成后再进行，其他县直单位分批进行；有的地方（如陕西）是穿插进行，县鸣放、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即抽出干部开展农村第一批整风，第一批结束则利用空隙回县整改；也有暂停一段县的整风的。
因各地步骤不同，进度也不一样。一种是先分批普遍进行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再分批普遍进行整社；一种是分批进行，每批均一贯到底（广东）；有的第一批只进行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秋后第二、三批则一贯到底（吉林）；有的先分批普遍辩论粮食，再分批普遍辩论合作化，再整改（黑龙江十一月上旬进行了合作化辩论试点）。山东在粮食问题辩论结束后，正转入生产救灾大辩论高潮。总的看，进入整社阶段的还是少数。
进入第二批后，广东湛江地区利用第一批工作成果来推动第二批：（1）选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以本社经过鸣辩、思想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实例到二批社做宣传；（2）请思想转变的农民尤其是上中农去做现身说法。这种群众路线的做法颇有效果。
整社阶段的情况（主要是广东）表明，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大辩论后，不是不存在了，而是更深入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尖锐了，广东有些社的鸣放争辩还超过了过去。曲江沙围社原是鸣放深透、辩论成功的一个社，整社中同样又放出一百多条意见，有的人不愿到会，一听说讨论自留地马上来了。其原因主要是过去一段辩论偏重于思想问题，而现在接触的经营方针、社与社员经营范围、分配、包工包产等问题，则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些上中农等前一段未放出来或未完全解决思想问题，这时也会在具体问题上“卷土重来”。广东报告，合作社“问题的严重远远超过我们原来的估计”，因此这一段工作比较复杂（广东已把第一批社延至年底结束）。广东茂名丰霖社从干部到群众开展了两天“与资本主义分家”运动，就解决了四十一户未入社的粪坑，二十七户未交过家肥的，九户私人租田问题；三十户搞商业的，有二十九户表示痛改前非。
据几个地方反映：部分干部中，（1）有“厌战”情绪，说“土改也没开过这多会”；（2）认为整社是“老一套”，不重视，限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又不走群众路线，而关起门来定方案了。
目前在农村整风中，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是：继湖南、广东发生卖耕牛、杀猪、卖鸡鸭、砍树木等现象之后，陕西、河南、浙江也有一些地方发现卖猪或杀猪现象，有的小猪价跌到二角一只，有的地方整社中规定母猪只许社养，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有两个政策性问题需加研究：（一）广东提出，对社员多养猪鸡不要马上处理，“应注意采取从限制饲料、增加税收来加以限制，家庭副业的数量……乡、社可作一些必要规定，但也不要太紧”。（二）河北于十月三十日规定：可以经过群众讨论、市县委批准，给富裕中农中个别“说而不服的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地区组综合）
北京市各工厂中非生产人员（指技职人员和服务人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一般占三分之一左右，比例最大的是人民机器厂和二一一厂，前者占百分之四十六，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一。比例最小的是国棉二厂，也占百分之十六点五。这是企业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大鸣大放当中，各工业企业职工群众对企业中这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提出不少批评和意见。这些意见比较普遍也比较集中。因此，在整风之初市委就把精简机构作为整风运动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提出要用革命精神解决这个问题。
精简的对象主要是技职人员和企业服务人员（首先是其中的干部）。目前，全市五十五个中央国营厂矿企业和六个市政企业（不包括铁路系统）都制订了精简技职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方案。各单位现有技职人员二万六千五百四十六人，占职工总数（约十四万四千人）的百分之十八点四。计划减为一万四千五百零七人，占精简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二。精简一万二千零三十九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
各单位现有服务人员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七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计划减为一万零一百三十九人，占精简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八。精简二千八百二十八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八。
精简的办法大体有这样几种：第一，撤销一些机构合并一些机构。国棉二厂撤销了纺纱和织布两个分场，车间改由厂部直接领导。石景山钢铁厂把三十一个直属处、科室合并为二十个。各厂普遍的规律是：把人事、教育、劳动工资等科合并；财务、会计合并；人防、保卫合并；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和运输合并；医院和卫生科合并；房产、福利合并。车间同样可以合并。石景山钢铁厂原有十七个车间，准备并成十个。第二，改进业务，取消重复和不必要的工作，克服分工过细的现象。许多工厂的车间都有八大员，而厂部又有相应的科室专业员，工作重复，可以大大精简。例如钢铁厂全厂计划、统计工作分工过细，每人分管的计划、统计表报很少，而且重复。这次调整工作以后，由原来的一百六十八人，减为三十三人，减了百分之八十。第三，领导干部分工担任一定的具体工作。如会计科长分工管总账。象这样的精简方法，不但不会影响工作，而且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人为的手续和麻烦，可以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从各工业企业精简下来的干部，已有二千五百七十二人下农村去了。企业服务人员的精简还没有动，这些人减下去以后怎么安置还没有解决，市委认为也可以下放农村。对服务人员，市委还有一个大精简的计划，即除了食堂以外，所有服务机构和人员都交市人委接管，接收的原则是：接事情、接机构、接钱，改善经营管理以后，费用减少，企业还可以少拿钱。他们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第一，目前企业党委和领导干部用在生活福利问题上的时间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单位比用在研究生产问题上的时间还多，不能集中力量领导生产；第二，有些服务性机构（如托儿所、消防队等）各厂都有，又不能发挥作用。例如托儿所补贴钱很多，石景山发电厂托儿所七个阿姨看十三个小孩，一个小孩一个月需要补贴三十七元五角，而街道托儿所每月只收费十元左右；石景山发电厂有次发生火警，市消防队的消防车已经赶到，厂里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出来。这些服务性的事业，各厂分散管理，不如由市人民委员会统一管理好。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工业部“工业简讯”）
目前北京市各国营厂矿已出现了报名到农村去的热潮。一般单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报了名，有的单位甚至百分之百的干部都报了名。各单位又围绕精简下放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再一次形成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群众纷纷贴大字报和写决心书，许多青年提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遥远的边疆去开荒”等口号。有的人态度非常坚决，三番五次申请，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有的因没被批准急哭了，一经批准，才破涕为笑。也出现了父亲动员儿子、妻子动员丈夫的动人事例。有的青年未婚夫妇，双双结伴下乡。不少家庭纷纷召开家庭会，洗衣服、拆被子，准备行装。在报名要求下乡的职工中，大多数是真正有了觉悟；有些人是大势所趋，不得不报名；还有一小部分人存有“闯关”思想，以为报了名也不一定让他去。由于做了工作，去的也好、不去的也好，都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目前已有二千五百七十二人下农村去了。
干部下农村时，各单位都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会，给他们带大红花，有如欢送参军一样。农业社也都举行欢迎新社员大会，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社里指定老农给他们作技术指导。下放的干部一般表现较好，都能和农民打成一片，积极参加劳动，如国棉二厂九十一个下放干部中表现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四强。该厂到大红门乡社的干部一般都做到七、八个工分（农民最多的是十二工分）。参加劳动以后，饭量大增，神经衰弱的，睡觉也香了，不少人体重显著增加。
但在已下乡的干部中，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长期参加农业劳动，作一辈子农民的思想还没有树立，一般都没有长期打算，以为劳动两、三年就回来。农民也常问：“你们是几年的？”因此他们要求明确劳动年限。有的天天看报纸找根据，说彭真同志在人代会上报告是两、三年一换；邓小平同志说下去劳动一两年；等等。有的说：“如果当一辈子农民我就不干了。”目前准备安家落户的只是个别人。
（二）还没有习惯农村的生活，作风不够艰苦。要求安电灯、看电影、买篮球，甚至要求用汽车接送回家。对吃白薯和玉米面不习惯（特别是南方人），有的甚至宁肯饿着也不吃。少数人劳动态度、生活作风很不好。长辛店机车厂中医（江湖医生）赵云波，不好好干活，和青年乱谈男女关系问题。汽车附件厂于重九干活带口罩，农民称之为“蒙面鬼”。田玉华干活带白手套，呆着的时间比干活时间长，农民说：“这是来干活的还是来参观的？”这些人在厂里表现就不好。
（三）下乡后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问题还没有解决。农具现由合作社借，将来是否需要自己买？集中食宿需要各种家具，由谁出钱？租房由谁给？
（四）生活福利问题。下放时说工厂的一切工资福利照发，但从下乡后的实际情况看，除工资、公费医疗、煤火费、补助费等大项目外，不应一律照发。
（五）乡社党政组织应加强对下放干部的管理。在目前刚下放期间，由本单位做思想工作是必要的。但要巩固下放干部长期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巩固劳动纪律，需由乡社党政组织负责，依靠下放干部中的骨干进行工作。过分依靠本单位去进行工作是有困难的，也不能促进干部以社为家的思想。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工业部“工业简讯”）
辽宁省各中等专业学校在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暴露出约有百分之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搞反动组织，公开宣称希望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并扬言要杀他们周围的人。在高中和师范学生中，也有百分之二的反动学生，他们攻击党团员，丑化党团组织，反对统购统销，散布反苏反共言论等。省委的意见：对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应在辩论中加以批判，但不提反右派，不戴右派帽子，处理办法按中央规定。对高中和师范学校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应该有领导地展开辩论和批判，不超出一个班范围，不提反右派，不戴右派帽子，不作组织处理，学校只留一份档案，以备就业升学考查。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辽宁省委的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对右派分子贾潜（党员，刑一庭庭长）、鲁明健（党员，研究室主任）、朱耀堂（党员，刑一庭副庭长）、林亨元（民盟，刑一庭副庭长）四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开展了全院性的大辩论。从十月二十四日以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召开过九次大会，报名发言的有八十余人。在召开大会的同时，群众共张贴了二百五十余张大字报。该院反右派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贾潜等这四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论点是：
（一）强调法院工作的特殊性，歪曲法院组织法，坚持所谓“审判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司法观点来抵抗党对法院审判工作的领导。贾潜认为：“法院是特殊部门，它与财政、教育等一切部门都不同，在国家体制上应另列一系统，不在各部门之内。”又说：“审判独立，任何人不能影响与干涉，党委提意见应经过检察机关。”“党委对法院只能是一般政治思想领导，不能过问具体案件，否则就是干涉，就是违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朱耀堂、林亨元也同情和支持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点。
（二）反对中央关于死刑案件由省市委掌握的规定。贾潜对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中央关于死刑批判程序的重新规定”采取否定态度，怀疑省市委是不是能掌握，认为“重大案件经党委审批是有问题的”。并说：“省市委掌握杀人权，死刑案件再上诉到最高法院等于形式。”朱耀堂也同样以这个论调，极力反对党组关于改判死刑案件必须征求省市委意见的决定。在鸣放时，以此与贾潜相呼应，进攻高法院党组。
（三）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反对反右倾。一九五六年复查镇反审判案件以来，鲁明健多次公开攻击肃反中发生错案的根源在于党中央、中央公安部和高法院等部门党的领导，并认为根本问题错在反右倾上。他攻击党组说：“一九五五年对敌情估计过高，下面已经发生了错捕、重刑等“左”的偏向，而我们还一股劲的反右倾。”他甚至轻蔑党组不抓方针政策，违反了党章。贾潜、朱耀堂、林亨元同样以抗拒态度反对党组检查右倾的指示，认为没有右倾，没有什么可检查的。贾潜并认为“我们审查工作不认真，草率判决，特别对被告有利的一面重视不够，因此，有的不该杀而杀了，不该办的办了，轻罪重判了。”等等。
（四）宣扬旧法观点和资本主义法律。贾潜对旧法非常留恋，他说：“旧建筑摧毁之后，一砖一瓦经过消毒还可以用。资产阶级的法应分两个阶段，资产阶级前期的法律是好的。”他还经常夸耀自己有“三宝”，就是“旧法、新法（苏联的法律）和解放区司法工作经验。”当别人批判旧法观点时，他即辩护说：“你们不能一笔抹煞，反旧法不要从名词上去反，旧法是几十年的经验，怎么能一下子就否定呢？”直到现在他判案还参阅“六法全书”，甚至在给“刑法草案”提意见时，还认为国民党的旧法可以考虑。他们长期坚持旧法观点，到处宣传旧法观点，并利用他们的职位经常偷偷运用旧法观点公开为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已给实际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在这些方面贾、林是一致的，朱耀堂是积极支持者。高法院有些同志怀疑：“他们是人民法院的庭长？还是罪犯的辩护律师？”
（五）攻击中央和党组，公开点火。在鸣放中，他们一致对中央若干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党组的领导进行猖狂的攻击。鲁明健还把党内许多重要机密，随便向党外传播，使右派分子有机可乘。朱耀堂更加恶劣，公开到青年干部中点火，把法院说成一部分人是当权派，另一部分人是不被重视的，并丑化领导，企图鼓动群众闹事。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第一个措施：实行部局合一。取消各管理局，将钢铁局、有色局、建筑局、地质局、设计局等取消，改为部内职能司，由部直接领导大企业与省有色局。
第二个措施：减少企业领导单位。办法有二：（一）将钢铁工业中一部分中小型企业如天津钢厂、沈阳轧钢厂、阳泉铁厂等移交地方管理，有色金属工业中一部分企业也移交给地方。（二）在有色金属工业单位较多，或有色金属又很有发展前途的省分，将现有有色企业的生产管理机构、地质管理机构、建筑管理机构合并成为省有色局，即在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辽宁等省成立省有色局。
第三个措施：统一基本建设领导。在国家基本建设总体制未决定前，为了改变目前基本建设甲乙双方和大二包不协调的现象，我们决定将甲、乙双方合并，大、二包也实行统一领导，即各个省有色局及大型钢铁、有色企业，实行甲、乙方合并，大、二包也统一归这些企业进行领导。为了使基本建设各方面更密切配合，我们决定将地质勘探部门、设计院，也尽可能由有关省局（如云南省局、湖南省局、江西省局）及大企业（如包钢、武钢）统一领导。
第四个措施：进一步改革现行工业体制。尽管年初我们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初步作了一些改革，但从总的看，目前冶金工业管理体制的缺点，仍是企业的厂长权利较小，因此必须进一步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是：（一）在保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下，给企业比较多的权利，不论人权、财权、物权、计划权，都应如此。（二）制定一些制度，更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责任感（如职工代表大会），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如利润分成办法）。
第五个措施：修订与生产、基建及企业管理有关的一些章程、制度与规范，彻底精简表报。
第六个措施：彻底精简部局机构。我们现在精简的要求是将现有人员精简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最低是百分之五十，争取精简百分之六十。
第七个措施：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将研究室改组为经济研究室（或所），抽调一批有研究能力的处长、科长级干部来充实这个部门。
第八个措施：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干部路线。根据党中央三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对部局机关的干部做以下分析：（一）主要的领导骨干，绝大部分处长级以上干部是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从这次大鸣大放来看，这批领导骨干绝大多数是好的，尽管在思想、作风上还有很多毛病。他们在政治上经过了考验，在业务上多数也都是努力钻研的。他们今后的任务，是政治上进一步提高，努力克服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与政策水平；同时下苦工夫钻研业务，由外行变成内行，把自己培养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中缺乏基层经验的，应当有计划到基层去学习或锻炼。（二）主要的技术骨干（包括统计、会计等方面的管理人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后的历次社会运动的教育，其中一小部分已成为左派，但大多数的还是中间派，经过整风反右派，他们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今后的任务是认真彻底进行自我改造，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专家。在今后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必须采用各种措施，来提高这些干部。只要老干部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政策水平进一步提高了，业务上技术上更内行了；主要的技术干部（包括会计统计等方面的管理人员）思想改造得彻底了，技术上、业务上进一步提高了，我们机关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
我们机关里的大批青年干部在这几年工作中确实起了不少作用，为了工作需要，过去调这批干部在机关工作也是必要的。但在机关内部过多地吸收了一批没有经过生产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做领导工作，这确实是一个缺点。这批青年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已为有左派，同样的，由于他们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在政治上大多数也属于中间派。他们有一定的工作热情，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有些人却自高自大，瞧不起工农，轻视劳动。这些青年干部面临的任务，也是在思想上进行彻底自我改造，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把自己改造得更好，应当深入到工矿企业去，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实际劳动，从基层的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以便培养成为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
第九个措施：改进领导方法，建立一些联系群众、联系企业的制度。关于联系群众的制度：（一）党员交朋友制度。根据党给的任务，根据党员平时接近的群众，党员应当有计划交朋友。（二）将领导干部定期接见群众制度，改为领导干部定期找干部谈话的制度。（三）实行定期的大鸣大放。从整风的经验来看，一个季、半年、一年，都拿出一定时间（一、二天、三、五天、两个礼拜不等）来一次干部大鸣大放，暴露与揭发一次我们工作中、作风中的问题，极有好处，今后应把它变成为一个制度。（四）将大字报变为经常制度，以后如工作中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出大字报。
关于联系企业的制度：（一）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地尽可能一个人联系一个企业，全面了解这个企业各方面的活动。（二）司局长、处长以上领导干部，除特殊原因外，一个人一年一般地应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工作。（三）到企业检查工作，要参加一定实习操作劳动，以便更深入了解生产与联系群众。
在领导方法上，要注意继续健全民主制度，继续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坚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第十个措施：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作斗争。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一机部“整风简报”转载冶金部的材料）
监察部全体工作人员从十月底以来，对右派分子王翰（党员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反党言行及其反党集团展开斗争。他们和各工业、交通部门国家监察局的同志都纷纷揭发王翰的右派言行，表示极为愤慨。仅从十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三日六天内，即张贴了五百余张大字报。
从几次会议和大字报揭发的问题来看，王翰反党言行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到处点火，散布对党组不满情绪。整风开始，王翰曾找部内许多干部谈话，企图通过整风，争取群众，贯彻他在监察工作上垂直领导的主张，并将火引向党组其他同志。如今年五月十三日在召开工业、交通部门国家监察局长座谈会上，王翰鼓动各监察局的干部大胆地对监察部提意见，并露骨地说：“你们火放得越大，对部里解决问题越有利。”在这时期，王翰到处散布说他有“苦楚”，“受压抑”，同时鼓励和暗示他的亲信为他说话。在王翰的唆使下，二司党员副司长右派分子彭达即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骂党组死官僚主义，是当官、拿钱、划圈圈，把监察工作说得漆黑一团。右派分子陈达之等也为之呼应，到处散布王翰有本领，但受“压抑”，甚至把研究室同志对王翰的批评说成是“宗派主义”、“小集团”，说钱瑛同志想挤走王翰等。
（二）破坏反右派斗争，包庇右派分子彭达，极力为右派分子进行辩护。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王翰的情绪极不正常，说自从整风以来，他的心情沉重，对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争会议经常不参加。七月二十五日小平同志传达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的报告时他也不去听，竟在家里睡觉。当部领导小组确定彭达、陈达之、安汝涛、梁建一等四人为右派分子时，王翰一面为彭达等极力辩护，一面向右派分子彭达通风报信，并曾与彭达密谈数次。在群众公开批判彭达时，王翰说：“真正骂娘的人不一定是毒草，红楼梦不是有个焦大吗？焦大是骂得很凶的，但他是荣国府的忠实奴才。”
（三）反对中央和党组的决定与指示，背后散布他自己在监察工作上的主张。王翰对中央有关监察工作的指示，只要不合自己的意见，即采取对立态度，拒不执行，常常与党组闹对立，散布对党组不满情绪，破坏党组的团结与统一。表现在：一、强调监察机关和被监督部门的矛盾，造成监察机关和许多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二、反对加强监察工作的政治思想性，反对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散布“没有业务，那有政治”，“业务里面就有政治”的谬论。三、在监察工作的作法上主张事先检查，反对中央和党组对监察工作着重事后检查的指示，并诬蔑党的群众路线是抽象的，监察工作走群众路线不解决问题。四、在体制问题上，中央已决定监察体制为双重领导，而王翰却采取两面手法，当面同意双重领导，背后则鼓动下面干部反对双重领导，坚持垂直领导，企图把国家监察机关搞成一个“独立”系统，属于各级党和政府之上。五、反对党组对培训监察干部应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片面强调培训监察干部只教业务部门的业务课程。
（四）散布反马列主义的谬论，诬蔑革命领袖。王翰在解释“政权”问题时说：“政权是要粮要钱，有政权不会管老百姓，等于有老婆不会睡觉。”他不止一次的在干部中说，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实质上就是“论党内妥协”，并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有修正主义，没有什么新内容。有人揭发王翰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曾造谣说：“列宁气魄大，能团结同志，把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都能团结起来。布哈林说列宁回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务机关保送回国的，要审查列宁历史，但列宁还是团结他的。”
（五）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赞扬资本主义制度。王翰说我们在搞建筑上不如资本家，如上海永安大楼是资本家建的质量好，而我们建的大楼质量低，又浪费。他在今年六、七月间谈到华东纺管局的棉布质量时说解放前我们还能穿好布，象英国的“竹布”真是好，现在要想买这样好的布就困难了。又说现在的大学不如过去的大学学的东西多。
（六）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虐待服务人员。王翰调来中监委后，办公厅给他修的宿舍，他认为不满意，先后返工数次，花了七千五百元，造成很大浪费。王翰为了雇用保姆曾公开登报招聘，并派秘书坐汽车跑了一百一十多公里，对应聘的十余人逐个审查，认为都不合格，又派秘书跑到石家庄去找保姆。他嫌雇来的奶母脏要奶母把奶挤出来再给小孩吃，并且规定还要挤出一定数量，奶母常为此痛疼哭泣。他给小孩吃奶粉一定要买美国奶粉，为了买一筒美国奶粉，坐汽车跑遍北京各处。
（摘自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监察部从十一月初开始筹备举办王翰罪证展览，经过预展，已经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展出，共展出初步从档案中查出王翰破坏工作的罪证八十件，其中主要是文件资料，具体地披露了王翰的一部分罪行，引起观众的很大兴趣。截止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已有本部工作人员及七个国家监察局的干部共三百三十六人参观了这一展览（预约登记的有国家档案局、监察局共二十个单位）。看后，大家一致认为展览会的教育意义大，使他们进一步地认识了王翰的丑恶面目。有些人看过展览以后说：把王翰挖出来真是监察部“一件大喜事”、“大快人心”，有的人要求党对王翰进行严肃处理。
（摘自十一月二十六日监察部“整风简报”）
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局、院、所等单位，自十月二十三日由部统一开会动员职工家属回乡生产后，各单位都由党委专职副书记亲自领导，并抽调专人成立了工作组，对职工和家属进行了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截止十一月十一日，各单位已经回乡的家属有一百二十二户，三百四十六人，其中职工本人也退职回乡的有二十六人；已动员好、正在办理手续、即将回乡的有一百一十七户；在月底前回乡的有十六户；尚有一百一十七户仍在继续动员。各单位在动员过程中采取了分别情况，具体对待的方式。在具体摸清每个人的思想情况后，对症下药地由领导上亲自个别谈话，进行说服教育。对于一些真正有具体困难的，则适当帮助解决。如对回乡路费有困难的，给予适当的补助；对有些家属回乡不便的，给职工一定的假日送回去；有的并由领导上事先和职工家乡当地的合作社联系安置后，再动员回去；有的子弟在中学读书，现在回乡转学确有困难者，子弟可在放寒假时回去。
各单位对回乡生产的职工和家属，还举行了欢送会，基本上做到了走者愉快的要求。
目前还没有动员走的家属，他们主要存在着下面一些顾虑：婆媳关系不好；回乡以后没有房子住；经济上有困难，向行政借的钱很多，一时没法解决；女方顾虑男方不给捎钱等等。另外，有些领导干部在动员本人家属回乡时表现不坚决，有的群众已表示不满。第一招待所有人贴出了领导应该带头动员家属回乡的大字报。
（二机部“整风情况反映”）
广东、浙江、广西等省部分地方的一些富裕中农，以前曾提出“按劳分田、包产到户”，企图把农业社拖回到个体生产，在前一段的辩论中受到批判。现在，当运动转入以整社为主的阶段的时候，他们又利用农业社在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社员的不满情绪，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小队”“扩大小队的副业生产”“队越小生产劲头越大”和“大队不如小队、小队不如小组”“自由合组、包产到组”等等口号。有些地区真的出现了一些五、六户的小队，并且也要实行“三包”制。有的地方，在划成小队之后，一部分掌握了领导权的富裕中农，发动社员分荒地、分肥料、分农具、分副业、以便使农业社的统一领导化为乌有，使劳力、物力处于无法统一调拨安排的状态，企图利用这些又好听、又时髦的名词偷偷地、“合法地”把农业社拆散。还有一些乡、社干部，在他们的影响下，带头隐瞒产量，私分粮食，暗中提倡所谓“先私后公、先吃后卖、自由买卖”，强调“增产不出队”，实行“全奖全赔、实奖实赔”，不适当地强调多劳多得，排挤困难户和五保户，反对扩大社的公共积累。但广大的贫农、下中农基本群众经过大辩论，就很快地识破了它们的本质，积极地起来维护农业社的集体利益，坚持要求维护统一经营的原则，他们说：“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富裕中农的宝贝，贫农的祸灾”，“自由合组、包产到组”是“各庙菩萨、各施各法”，结果都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他们积极要求扩大农业社的公共积累，制定“爱社公约”，划定家庭副业界线，规定每个社员必须完成的出勤任务，收回多留的自留地，限制群鸡、群鸭的数量，等等。
目前广东、浙江、广西等省正在一部分已经进入整改阶段的乡、社里，继续深入解决这些问题。
（摘自农村工作部“农村整风整社简报”）
石油部从十月中旬转入整风运动第三阶段后，群众对贴大字报的思想顾虑有以下几种：
1、认为大字报是右派分子进攻党所采取的形式，我们不可效法。他们说：出大字报就不是“和风细雨”，因此愿意在会议上提意见或写书面意见，而不愿意出大字报。即或考虑出大字报，也是顾虑重重，强调客观、全面，强调效果和影响。如机关党委的专职工作人员，准备带头出大字报起模范作用，但在讨论与酝酿中，原拟定的十多个大字报题目，除有两个问题（主要是对工会财务工作混乱的意见）同意写大字报外，其他均一一否定。
2、等气候，观望风向，不愿“冒尖”、“露头”。办公厅秘书组有人对某些司、局长占用宿舍过多有意见，想出大字报，但有顾虑，请示党委宣传部，宣传部表示坚决支持，鼓励他们写大字报时，他们探望了其他单位的动静，认为气候不宜，独自贴出去不好，怕招风、惹祸，结果就不出了。
3、把出大字报看成是一种对领导的刁难，“将”领导的“军”、是无组织无纪律。最近党团工会有些同志给伙食团贴了大字报，工会主席刁凤仁（十四级党员干部）即说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
4、有些科、处、司、局长级干部对出大字报感到不习惯。他们认为有意见提了说算了，出大字报情面上不好看，怕影响干部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出大字报不积极。
该部党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就鸣放问题进行了研究，随即依次召开全体党员会议、科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和全体职工大会，由部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反复进行动员，并特别号召党、团员和科以上干部积极鸣放、带头鸣放。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该部各单位已掀起了新的鸣放热潮。从十月二十四日下午起至二十六日上午止，仅石油大楼即贴出了一百六十三份大字报，提意见的有四百九十八人次，其中党员二百四十六人次。
（摘自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