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计划下放二百四十五万人
已下放七十万人占计划数百分之二十八………………………（1）
安徽省高等学校整风运动情况……………………………………（3）
江西省关于第一批开展整风单位
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的布置和情况………………………………（7）
北京师范大学
教学工作中存在不少严重问题…………………………………（11）
湖北省工业、交通运输企业
单位整改工作的情况和问题……………………………………（13）
河北省交通企业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问题………………………………（19）
沈阳市第二机械厂
精简机构下放人员的初步经验…………………………………（22）
辽宁省委关于某些企业领导干部
阻碍整风运动压制批评的通报…………………………………（27）
北京煤矿设计院发动非党领导干部引火烧身……………………（28）
河北省级直属机关精简下放
干部中许多思想问题尚待解决…………………………………（30）
辽宁省工业、文教系统
和农村整改运动进入高潮………………………………………（33）
贵州省已掀起整顿领导作风的高潮………………………………（35）
河南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改造了大批三类社………………（38）
甘肃省委决定在中等学校学生中
逐步停止大鸣大放和大辩论……………………………………（39）
湖南省整风简况……………………………………………………（40）
天津塘沽区有不少单位精简机构后整改松了劲…………………（42）
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判
刘惠之、王立中的反党反领导荒谬言行………………………（43）
刘惠之办案二例……………………………………………………（44）
王立中的一篇反党文章……………………………………………（45）
国务院所属十七个工业部门
初步计划精简下放两万多干部…………………………………（48）
常州市同新布厂领导
克服保守思想精简科室人员百分之四十三……………………（50）
江苏省级机关整编点滴……………………………………………（51）
邮寄来的一张大字报………………………………………………（52）
最近我们汇集了各省、市委有关干部下放问题的材料，其主要情况如下：截止十一 月中旬，据全国二十七个省、市（除西藏外）的不完全统计，包括各省、市行政机关、 大部分省、市企业、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部分省的小学教员、个别省的工人在内，共有九百六十八万余人，计划下放二百四十五万人，计划下放的占现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二十七个省、市已经下放七十万人左右（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全国已下布放八十一万人的数字有错——编者按），已下放的占计划下放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
据统计，广西、陕西、山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六个省共已下放十八万余人，其中到基层工作的九万五千余人，回到生产的八万四千余人；北京、天津二市共已下放五万三千余人，到基层工作的近一万人，到农村生产的一万六千人，当工人的二万七千余人。
各省、市关于干部下放的数字，大部没有把干部和非干部分开。分开了的只有上海、山东、陕西、湖南、安徽、河南、靑海等七个省、市。据这七个省、市的统计：共已下放十九万三千余人，其中干部十六万八千余人，非干部二万五千余人。
各省、市干部下放的具体数字，大多很不完全，下面只选登了山东、辽宁、江苏、安徽等四个省的材料。
山东全省一九五六年底行政、企业、事业编制人数共六十五万一千余人，其中干部四十六万四千余人，非干部十八万六千余人。三中全会以前已下放三万三千余人（内干部二万七千余人，非干部五千八百余人），其中到基层的二万三千余人，回乡生产的一万余人。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的初步打算是全省共下放十五万人，其中：省级机构一千八
百余人，四个省辖市和五个地委直属市四千八百余人，地莼机关二千余人，县级机关五千二百余人，某些大县撒销区级机关后设立的办事处一万五千人，全省民警减少七百余人，乡级干部减少一万六千人、工业系统中的管理人员和非直接生产人员减少五万一千余人，商 、财贸系统中的管理人员减少三万人，农业系统中的行政、事业人员减少六千三百人。另外，在公私合营高潮时，合并到企业里来的小商、小贩拟退出二万人。
辽宁全省一九五六年底行政、企业、事业编制人数共七十四万六千人，其中干部四十九万八千余人，非干部二十四万八千余人。三中全会以前已下放一万五千余人（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三中全会以后，全省计划再下放二十万人左右，其中干部十六万三千余人，非干部五万一千余人。在下放的十六万多干部中，行政系统的干部有二万三千余人，企业系统的干部有十二万八千余人，事业系统的干部有一万余人。
江苏全省一九五六年底行政、企业、事业编制人数共六十三万余人。目前已经下放六万五千余人，其中回到生产的二万五千余人，充实基层的三万一千余人，下放到区以上机关的八千七百余人。在回到生产的二万多人中，属于行政编制的一万五千余人，属于企业、事业编制的九千余人。省一级机关已下放一千余名科以上干部。三中全会以后，计划下放十三万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四万六千人到五万人，企业、事业编制人员八万人到八万四千人。
安徽全省一九五六年底行政、企业、事业、编制人数共三十二万七千余人，其中干部二十六万六千余人，非干部六万余人。三中全会以前已下放六万四千余人，其中干部 五万九千余人，非干部四千七百余人，在已下放的六万多人中，属于行政编制的三万七 千余人，属于企业、事业编制的二万六千余人；下放到区以上机关的二千四百余人，加强基层的一万四千余人,回到生产的四万七千余人，作其它处理的五百余人。三中全会以后计划再下放三万余人，其中干部两万八千余人，非干部一万三千余人；行政编制人员四千五百人，企业、事业编制人员两万五千五百人。
(中央办公厅综合组根据各省、市电话汇报和中央组织部的材料整理）
全省五所高等学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百人，占各校参加运动总人数九千八百三十五人的百分之四点零六（内极右分子八十二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五）。 教授中的右派分子占教授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六；讲师中占百分之七点七六；助教中占百分之四点一三；职员中占百分之五；学生中占百分之三点七三。其它人员（如医学院附属医院、师范学院中教职员）中占百分之三点四。经过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到十月底止，右派分子四百人中，已斗透斗臭的二百七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五，已经斗臭但交代尚不彻底的八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五，未斗的三十七人，占百分之九点二五。各学校斗争进度不一，农学院、医学院、矿业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十月中旬即已基本结束，师范学校目前也即将基本结束，师专目前反右派斗争任务还很艰巨。各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一般都注意了边整边改，在生活福利方面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在改善领导作风，紧缩行政机构，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改善教学方法，调整和充实师资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改进。但一般还是就事论事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如何深入揭发和批判领导上存在的三个主义，抓住关键问题，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加以改进，还做得不够。
为了取得整风运动的全胜，现在有的学校已转入着重整改阶段，有的即将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目前各校整风运动进度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已经转入整改阶段的，有医学院、农学院、矿业学院三个单位。这三个单位在十月下半月先后转入整改阶段。由于领导决心大，充分进行思想发动，党、团员带头，大胆发动群众进行鸣放，现已重新掀起整改的鸣放高潮。
二是师范学院，反右派斗争任务较大，进度较慢，现在斗争才基本结束，即将转入整改阶段。
三是合肥师专，由于原来的党委领导上有问题（现经查明：党委中有的是右派分子，有的有严重错误），现已重新改组领导小组，整顿队伍，反击右派，除注意边整边改外，转向整改阶段还需一定时间。
从已经转向整改的几个单位看，开始转时，党内外都有程度不同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对整改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开始转得劲头不大，群众中有不少顾虑，如怕当右派，怕讲错话爱批判，怕提了领导意见以后不好相处等。因此，有的人主张出大字报大家联名，要错都错，追查不到个人，或以小组名义出大字报，不要写个人名字。还有的干部信心不高，怕提了不能解决问题，或者现在虽然订了制度和办法，怕不能坚持；有的认为整改与自己关系不大。学生和少数教学人员强调教学紧张，与整改鸣放有矛盾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各校除领导本身下定决心坚决整改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充分进行思想动员。如农学院先后召开党员干部会、党、团员会，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医学院召开教职员大会，党、政、工、团、民主党派联席会，学生会；矿业学院召开了师生员工代表会等会议，进行动员，强调整改的重大意义，着重说明右派向党进攻与群众善意批评的原则区别，要求大家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党政领导一再表明态度，欢迎大家广泛地提意见，并将前一阶段改进情况公布，以提高鸣放信心，启发群众继续鸣放。
2、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鸣放。开始时，群众顾虑很多，互相观望，群众看党、团员, —般干部看中历领导干部，因此，发动党、团员、千部带头，成了掀起鸣放高湖的关键。各校都召开了党团员会，反复进行动员，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鸣放，从 而掀起了群众性的鸣放高潮。据三个学校到十月九号止的不完全统计，已出大字报二千八百四十一张，提出意见八千四百六十一条。原来的大字报栏已不能满足需要，农学院新搭了一百三十六点六公尺芦席棚，安医又搭了五百四十公尺芦席棚，扩大了大字报拦。鸣放的规模和声势比大放大鸣阶段还要大。
从这几所学校鸣放的内容来看，一般属于学校内部组织机构、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设备以及改善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意见较多，涉及国家政策、方针等方面的问题少，对工作方面的意见多，对个人的意见，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意见还较少。 在提意见的态度上，绝大多数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意见居多，有意揑造、歪曲、恶意攻击的现象基本上没有发生。也有个别人发表了一些谬论，如农学院一个新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合作化不好，基层干部不好等。由于群众经过反右派斗争，政治嗅觉提高了，立即受到了群众的驳斥。此外，也有少数人没有考虑从“勤俭办学”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如医学院有人提出要求安装暖气设备，盖大礼堂，买电影放映机等。目前，都是全面开花，各方面的意见都放，领导上对能改的就立即改，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转入专题鸣放，使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解决校内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存在的问题：
1、思想发动还不够充分。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动员，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但思想发动还不够充分，有的还有顾虑，如有些教师，在会上提意见还勉强同意，写大字报就不愿意，一则怕麻烦，更重要的是怕“抓小辫子”，“挨整”，还有的认为大字报“粗暴”。有的党员干部向颌导干部提意见不大胆，怕领导被动，有的写好大字报，贴不贴还犹豫不决。
2、有些单位的干部，接受群众的意见不虚心，改进工作不及时。矿业学院医务室，对群众提的四十九条意见，只接受二条，批驳了四十七条。
3、有的学校还有少数右派分子仍在顽抗，在着重整改阶段，准备抽出一定时间，对他们继续进行斗争批判，以取得反击右派和改进工作的全部胜利。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根据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精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对我省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对转入着重整改阶段作了具体安排。目前全省到十一月十日止，共揭露和批判了二千七百五十二名右派分子，其中有极右分子二百七十名，有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二百八十一名，有隐藏在团内的右派分子四百二十八名。其中在地市以上机关一千七百二十八名右派分子中，已低头认罪的一千一百三十六名，正在斗争中的三百零六名，顽抗的一百一十名，刚挖掘出来即将进行斗争的一百七十六名。
总的看来，我省地（市）以上机关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多数右派分子已彻底斗臭、斗垮，完全处于孤立。右派言论已受到普遍批判，群众觉悟程度已有很大提高。在这一阶段中，全省边整边改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前一段大鸣大放群众共提出意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条，据十月底初步统计已经解决的有一万七千三百二十九条，占意见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二。省委整风办公室于十月份草拟了 “关于动员干部家属回乡生产的方案”、“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的几项规定”、“关于省、市机关小汽车和自行车使用、管理的规定”、“住在南昌市地区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暂行办法”、“住南昌市地区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宿舍使用公家家具收租暂行办法”、“住南昌市地区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宿舍水电收费暂行办法”等几个方案（草案），业经省委整风领导小组讨论后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待本月底各地提出意见后，再作修改，正式通过执行。因此，根据中央关于“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即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的要求与我省的具体情况经省委整风领导小组讨论决定，我省地（市）级以上机关应于十一月份陆续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省委并于十月二十九日发出了“关于如何由反右派斗争转向着重整改阶段”的通知。十月三十一日省委又召开了省、市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由省委常务委员、省监委书记罗孟文同志作了“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掀起一个整改高潮”的报告。报告中首先对我省前一阶段的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并且着重对于由反右派斗争转入整改阶段的条件问题，着重整改阶段的目的、要求和作法，以及加强领导和充分发动群众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和部署。
对于由反右派斗争转入着重整改阶段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省委的要求是：一、对已暴露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都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并使之陷入完全孤立的地歩；绝大多数群众（包括中右分子）已经划淸了敌我界限，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深入挖掘和认真复查之后，从现有材料来看，没有发现右派分子漏网现象。总的说来， 就是使反右派斗举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二、对前一阶段的反右派斗争，作出了初步总结，对群众进行了必要的教育；对右派分子的材料，组织了专人复查进行整理；对整风中如何结合进行深入的反右派斗争问题，作了妥善的安排。凡基本上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的单位，报经各地（市）委、各战线审查批准后，就可以正式转入着重整改阶段。
关于转入着重整改阶段以后，要求各单位应在总结前一时期边整边改和进一步整理鸣放中所暴露出来的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大鸣大放。强调指出应着重检查和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覌主义。修改和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且改进和建立适合工作需要的新的规章、制度。同时结合系统地批判某些干部突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等错误覌点。继续贯彻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加强劳动战线的方针。在具体作法上一般可分为五步：（1）学习文件，明确认识整改的方针和要求；（2）普遍进行动员，打破群众顾虑，掀起第二次鸣放高潮，进一步暴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3）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分类排队，拟定处理方案和改进计划；（4）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整顿作风和改进工作；（5）总结、报告整改情况，转入学习提高阶段。这五步既要有重点，又要互相结合，不能绝对分开。整个整改阶段的时间，大体需要三个月左右。为此，要求地（市）以上机关，应争取于明年二月底告一段落。
关于在整改阶段加强领导和充分发动群众问题，省委强调指出所有领导人员要统一认识，下定决心，坚决地、大胆地、放手地发动群众，掀起一个整改的鸣放高潮，大胆地暴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依靠群众力量，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改进。
根据省委的部署，赣南区党委、各地（市）委、省直各战线和一部分厅、局均先后对转入着重整改阶段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将省委的通知和罗孟文同志的报告精神在干部中进行了传达。根据省、地（市）、各直属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十一月中旬转的有二百六十个单位；十一月下旬转的有二百五十一个单位，共占地（市）级以上机关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地（市）以上机关基本上在十二月份内也都可以转。
省第五届二次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六日开会，预计十一月二十日结束。省直各战线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大部分都出席了会议。为此，有的单位对如何转的问题尚未进行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因而进展稍慢，目前此一问题已引起领导的重视，并加强了对这一方面的检查督促。
（十一月十二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北京师范大学在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和领导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后，发现该校党委对教学工作的领导非常薄弱，在教学工作中尚存在如下一些较严重的问题：
(1)有的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流于形式，少数教师仍在按照自己的“专长”和喜爱迸行教学，并在教学中传播和发抒资产阶级思想情感。中文系学生反映：有些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学”时，对他们自己欣赏的一些陶渊明、李后主的诗词读得津津有味，但对陶、李思想上的消极性却毫无批判，使学生们也感染到许多不健康的思想。有的学生在失恋后，就捧着李煜的词，一面朗读，一面流泪。另一个教师上学年讲“红楼梦”时，用了一周的时间着重讲“林黛玉之死”，使得部分学生在一个时期内情緖不振。
（2）教师中普遍存在“只管教不管学”的态度。党委书记何锡麟最近到历史系听课时，发现张鸿翔教授讲“法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时，除了对历史“要籍”的作者和写作时代作了些介绍外，对“要籍”的内容根本不讲解，结果好多学生连断句都不会，更谈不上“选读”了。党委书记刘墉如在哲学系听课时，发现教师上课时就是宣读讲义，讲义里引用了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许多章句，学生很难听懂，只好“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
（3）教学制度不严，教师工作量过轻。许多教师备课后不把讲义交给教研讨论，也不愿意互相听课，因此有的教师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现在有些师生把这样的教师叫做“合作社里的单干户”。关于教师的工作量问题，据对中文、历史、数学等几个系了解，一般教授每周约授课四小时，最少的是两小时。数学系教授担任的课较多，但九个教授、副教授中，只有一人达到每周七小时，其余的是三至五小时。这个系的讲师和助教一般是每周上课或辅导三至六小时，最多的也只有八小时。如果以备课时间相当于授课时间的三倍计算，则一般教授每周劳动量最高的约为十六小时（以每周上课四小时计），即每周只有两天时间用于教学。有的教授和助教则忙于搞“科学研究”和考“副博士研究生”，有的竟长期称病不上课，而从事著作。对于这些现象，许多学生和教师中的积极分子都有意见。在学校最近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有的中间偏左的教师就提出应坚持实行教师工作量制度，作为对教师考勤的标准，否则劳逸不均，赏罚不明，时间长了，教学积极的人也会变成不积极的了。
（摘自十一月十三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党内参考资料”）
湖北省工业、交通运输企业的整风运动是分批进行逐步开展的。目前第二批参加整风运动的企业，已经开始大鸣大放，第一批企业单位正在集中地进行整改。到目前为止，全省已经有一千五百余个企业、二十五万余职工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职工群众在党的号召下，帮助党整风的热情极为高涨。据初步统计共提出五十一万六千条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从善意出发的。在这些意见中，干部作风方面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生活福利和劳动工资方面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生产管理方面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有少数意见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意见大体上占百分之十左右。
从第一批企业的整风运动看来，运动的发展有这样一些特点：职工群众的大多数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整风；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尽快地解决问题，及早地纠正缺点和错误。另外在鸣放高潮中，各企业虽然注意了整改，也分批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一般说来，解决得是不够的。群众并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转向社会主义大辩论呢？还是拿出一段时间首先集中地进行整改？这是大家认识不一致的问题。省委认为应当首先拿出一段时间，集中地抓一下整改，把群众提出来的大部分问题求得解决以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大辩论。为此，省委曾经作了专门研究，又召开了各地（市）委工业、交通工业部长的电话会议，并交流了武汉市裕华纱厂整改的经验。各市委也都召开了专门会议。武汉市还组织了二次大型的交流会。各地委还召开了县委工交部长和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会议，进行了专门的部署。现在全省第一批整风的企业单位的整改工作正在进入高潮，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批企业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一般地已经解决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部分较早的企业，解决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通过这次整改，给各级领导干部上了一次生动的、内容丰富的群众路线的课，取得了领导整改工作的经验，保护和鼓舞了职工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积极性和信心。群众觉悟有了提高，党与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善，进一步地暴露和孤立了右派分子，改善了管理，推动了生产。现在看来，只要生产秩序正常，整改工作的高潮可以和生产高潮同时形成。
各地区也有一些企业单位在大鸣大放之后，急于转向社会主义大辩论，由于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基本解决，群众思想、特别是中间群众思想一下转不过来，致使运动一度出现了停滞的现象。结果这些单位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整改。
目前，整改工作中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是声势不大、改的不彻底，特别是县镇领导和小型企业，还需要进一步强调和督促。最近，省委对工业、交通战线的整改工作作了全面了解，准备发一专门指示，以便促进企业中的整改工作深入发展。
我们认为目前整改工作声势不大、改得不彻底的原因之一是某些领导干部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在整改中个人主义表现有以下两种。
第一、自己感到受委屈，很憋气。国棉一厂机电科长萧少卿，老工人出身，曾经当选武汉市级劳模，又是党委党员。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群众对他提出了许多的批评。可是萧少卿在一次工务各科全体干部大会上作检查说：“过去我是一个穷工人，解放了才翻身，又当了干部，入了党，我对共产党还能三心二意吗，我那点不是为工作，不是忠心耿耿。”他感到大家提出的意见不正确，是“冤枉他”，并且举出许多事例说明解释。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天到晚说破了嘴，跑断了腿，不但没有说个“好”字，反到落了一身“不是”，感到很憋气，不如当工人去，拿钱多，又自由自在。因此他们在群众面前检查是抱着“混关”态度，应付群众，应付领导，当然检查的也就不可能深刻，群众也就不满意。金口镇铁器社主任，由于检查的不深刻，一个青年社员当场向他提出了七个“为什么”。国棉一厂伙食团的负责人检讨得不深刻，群众不让他“过关”。
第二、有情面观点，不肯下决心割掉自己的尾巴。在大鸣大放时期，群众较为集中地、普遍地揭发了某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任用私人、作风恶劣和腐化堕落等现象。这些问题在整改中也是群众用以观察我们领导整改是否有诚意有决心的主要方面。但是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某些领导干部前思后想，不肯下决心。国棉一厂党委用了很大力量，下过两次决心，问题解决了将近百分之九十，应当说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根据该厂在复查中了了解，群众对整改并不十分满意。群众认为：党委在某些比较重大的、群众意见多的问题上决心下的不够。群众形容该厂整改是：“小的改得多，大的改得少，下面改得多，领导改得少，一般的改得多，重大的改得少。”鸣放一开始群众就揭发了前任厂长在调离工作时，因去上海而多拿半个月的工资，要求退回。党委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研究，但是由于某些领导人有情面观点，始终下不了决心，迟迟不予处理，群众非常不满。鄂城县城关镇农具厂在大鸣大放中，工人们对地委某部长提了很多意见（原来他在这个厂工作），全厂有三分之一的大字报都是点名批评他的。说他在工作中强迫命令，不艰苦、不深入，到那里去都带着爱人。揭发他从五六年以来用公家钱私自请了三次客等等。现在农具厂的整改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问题处理了近半。可是这位部长却一直未到厂里来过。工人们都要求他到厂里来亲自看看大字报。大冶县农具厂厂长，从五六年以来领了四百三十元的救济款，群众在鸣放中提出：“我们厂长每月收入一百一十元（连爱人收入在内），有七口人，生活很好，应当退回救济款。”地委工业交通部根据群众意见叫他向群众作检讨，他在会上不是检查自己，而是说服群众。群众不满意，又继续提意见，地委工交部又叫他再向群众检讨，他在会上还是不深刻检讨，而是向群众诉苦。会后群众更加不满意，又贴了他的大字报，工交部又动员他作第三次检讨，他当面公开拒绝。气愤地说：“剥我的皮，我也不去检讨。如果不要我，我就回家去种菜园。”
由于许多领导干部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整改有抵触情绪。因此他们要求“先辩后改”，要求把意见分清个“黑白”，不能一股脑儿兜下来。可是群众却迫切地要求领导上解决这些问题。右派分子也是利用这些问题来和我们作斗争、和我们争夺群众。由于这些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因此在整改的具体行动和步骤上就有形式主义的毛病。“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习惯于行政命令，习惯于少数几个领导人来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只是依赖整改机构的少数几个专职干部去解决问题。这样势必把问题简单化，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安陆县城关镇有三个合作社，共解决了一百四十条意见，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找群众商量。只是几个领导人研究了研究。结果是，有几十条意见是向群众解释的，还有几十条是检讨的，有二十五条是具体改进了的。国棉一厂医务室的负责人，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用半小时的时间，把群众提出的三十几条意见完全处理了。类似这种改法的企业和基层并不是个别的。这样处理问题，群众当然不会满意。“就事论事”的改也是改不好的。因为它是孤立地、单个地、不分重点地处理问题。它不能够从根本上，从几个主要问题上清算领导干部的思想观点，检查企业中的根本制度和重大缺点。同时还因为企业是一个严格的有机的整体，解决一个问题必然会牵涉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关联到许多人。因此解决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
现在我省只有少数先行企业进入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在大辩论阶段，仍应继续贯彻边整边改精神，不能丝毫放松。根据某些企业整改情况和我们进行的专门调查，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之后，还应当有一个着重整改阶段，以便对企业的整个工作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改进。根据我们了解，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普遍要求我们减少会议，以便加强对业务指导和技术的研究；精简机构，减少层次，减少公文的往来；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纪律教育，以便更好地贯彻技术措施。在一般职员中则提出：职务工资不合理，不能按劳付酬，不能同工同酬；住房不合理，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深入，不钻研业务。老工人要求解决，地区工资不合理问题，领导不依靠老工入，不尊重老工人问题， 国家的某些制度不合理问题（如学徒工资、奖励制度等），加强劳动纪律问题。在一般工人中主要是：定额问题，劳动保护问题，住房问题；千部作风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作风问题）。这些主要方面的要求在整改中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如精简机构、干部作风、定额、住房问题等），有些则暂时还解决不了，需要等待条件成熟后才可以解决。另外，根据几个企业整改的实际发展，到后来也的确有些问题，很辣手，处理不下。特别是对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职工福利方面群众性最大的房子问题，劳动工资方面几个较大问题是职务工资、地区差价、工资不合理；干部作风方面的是关于重大疑案处理问题；生产管理方面的属于技术改造和超出年度计划外的重大设施等，这些都不是在短的时间内就能解决好的。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国家和上级机关的配合和平衡。另外方面也需要在群众提高认识的基本上才有可能解决好。对于企业中的体制问题，工作制度、工作方法问题，更需要拿出时间，下大工夫开展全企业的讨论，才有可能解决好。
（十一月十四日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河北省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业交通企业共三百七十二个，参加大鸣大放的职工已达三十万人，贴出大字报三十八万多张，提出各种意见近一百二十万条。当前已有三百四十四个企业单位转入整改阶段，有二十八单位转入大辩论。现已处理了各种意见是四十一万多条，占所提意见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一。在解决的问题中，主要是生产管理、干部作风、职工生活、精简机构等方面的问题。
整改中采取了以下办法：
（一）与群众商量处理问题。开滦唐山矿先把职工提的问题分门别类，交群众酝酿提出解决意见；然后领导上对群众的意见加以研究汇总，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再正式提交群众讨论，修定补充，最后定下来。石家庄市基建三处，过去只是领导干部研究解决问题，一个月中只解决了一百零一条意见，发动群众起来后，五天中就解决了五百六十三条。这样做，就克服了“上边忙，下边闲”，“领导热，群众冷”的毛病。
（二）组织群众开展小型辩论，解决在鸣放中提出的经过解释仍然坚持的过高要求。如开滦土建一公司有的职工提出工厂在每星期六下午提前一小时下班，经过解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组织小型辩论会，遭到了老工人的反对，一致认为提前一小时下班是不合理的。
为了彻底的整改，一般单位组织职工群众对已经解决的问题进行检查，或由领导上组织检查组进行实地检查。这样作的效果很好，使一些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石家庄国棉三厂机械车间保全工喝水问题应当解决，领导上就添置了水桶，但没人送水，还是喝不到，再次提出批评后，才彻底解决了。石市基建一处，检查了所属部门处理的一千条意见，其中有三十条比较重大的问题改的不彻底，又重新进行了研究，作了处理。对有些单位处理问题不慎重、不严肃、了草从事等现象提出了批评。
当前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有的厂矿企业中的干部，对待整改的态度还有问题。据对石家庄货车修理厂三百九十六名干部的分析，大体有四种情况：（1）思想上完全搞通，能够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狠狠地改进缺点或错误的有一百十三名，占百分之三十；（2）口头上讲改，但在具体解决问题时不够积极，或是在群众压力下，或是在上级督促下勉强改的有一百六十六名，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四；（3）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叫苦喊冤，不改或不积极改正，甚至有的对提意见者心怀不满（有的遇到机会还可能报复）者有九十三名，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四；（4）明目张胆的抵抗运动，公开打击报复的有四名。
二、有些单位在处理问题中不够严肃认真，不调查，不研究，坐在办公室里批复群众的意见。开滦赵各庄矿行政科长坐在办公室里，一小时就答复了一百多条意见，结果又被群众顶了回来。石家庄各纺织厂所有纱管有黑红两件，黑管质量不好，工人提出批评，供销科长主观地在群众意见书上批道：“纱管只有黑红之分，没有质量之差”。后被工人找上门来，质问科长是否进行了调查？结果问得科长张口结舌，无言答对。有的甚至对问题所问非所答，闹的啼笑皆非。保定市保记油厂一工人写了一张题为“升降机跳舞”的大字报，批评该厂升降机安装的不稳固，开动起来来回摆动，领导上未弄清本来意思，就回答说：“谁也不许开着车跳舞，这是违犯劳动纪律的现象，应加强教育”。有的企业把大量的群众意见“留作参考”，不作处理。唐山机器厂在群众提的四千七百多条意见中，划出一千四百多条作为参考。开滦建筑工程学校，把群众意见的半数列为参考。在这些参考意见中，有很多是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有的单位把群众提的意见，一转了之。
三、有些企业在解决问题当中缺乏勤俭办企业的精神。保定新生被服社，根据管理人员的意见，制定了“管理人员事假薪金待遇暂行办法”，在规定中，凡管理人员病假期间，照发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而生产社员则不发工资，引起了广大社员不满，这样规定不合理，没有被群众承认，被迫取消了。
关于工矿企业精简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问题，省委第四次全会上已作了布置，各地正在贯彻。
（摘自十一月十四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地方国营沈阳市第二机械厂共有职工八百一十七人，其中技职人员一百五十五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七。全厂共十一个股、室，四个车间。由于管理人员过多，机构庞大，所以在生产管理上经常发生扯皮现象，使领导陷入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圈子，束缚了生产的发展。职工在大鸣大放中，对机构庞大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些批评面前领导干部逐步清醒过来，采取了革命性的精神，加以精简。精简后的新机构由原来十一个股室合并为六个股室，原来的四个车间，合并为三个车间，撤销了翻砂车间的工段；新编制由原来一百五十五名管理人员，减少到七十名，精简八十五名，占百分之五四点八，现编制的管理人员由原编制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七，降低到百分之八点五六。具体作法是：
经过二十一天鸣放，在职工提出的一千三百四十六条意见和二千一百九十六张大字报中有关批评机构庞大，人浮于事，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意见，就有二百八十条（归纳数）、大字报二百零一张（归纳数）。比较集中的批评了：（1）产品质量低、废品率高，影响了生产计划的按月完成。这和大批提拔老技术工人作干部（五三年以来共提拔三十一名），使老工人相对减少，有些工组只靠一、二级工操作有关。（2）生产管理混乱、机构庞大、层次多、扯皮多、手续制度多。从订货起到投入生产，得经过六个股、十八道手续，多则需两月，少则需二十余天。（3）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会议多，深入下层少，事务工作多，解决具体问题少。厂长终日应付下级的请示报告；中层干部终日应付厂部会议，因此有的职工叫股长是“甩手股长”、“扯皮大王”。广大职工群众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们写快板、编相声。如：“天天去开会，楼上去聚齐，一天开到晚——扯皮。”职工群众不仅进行了批评，而且还提出了二三五件关于精简机构编制的具体方案。
经过群众的批评，教育了干部，厂级领导干部的头脑清醒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对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贯彻不够，有“人多好办事”的思想，盲目的增加编制，领导干部也相应的滋长了不亲自动手，每件工作都要助手，事事都要有专人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问题的逐步认识过程，就使领导干部有了精简机构的精神准备。而且在职工“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的要求下，领导的决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迅速了。
于是领导上开始制定精简机构的方案。制定方案的过程，实质上是革命精神与各种保守思想作斗争的过程。
从第一个精简机构方案的提出，到第四个方案定稿，就是和不依靠群众的各种保守思想反复斗争的过程。因而一个方案比一个方案先进，更有革命精神。比如第一个方案提出：由十一个股室并为七个股室，由一百五十五名技职人员减至一百零三名，第二个方案提出：由十一个股室并为六个股室，由一百五十五名技职人员减至九十九名；第三个方案规定：由四个车间并为三个车间，由一百五十五名技职人员减到八十三名；第四个方案（正式方案）规定：全厂共设三个车间，六个股室，由一百五十五名技职人员减到七十名。
在第一、二个方案提出后，就出现了保守思想。有的中层领导干部护摊子，强调专业。有的认为“人少难办事”，强调必须“一人一事，专职专责”。对这些保守思想，采取了反复的思想动员，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层干部和两次一般干部会议进行了勤俭办企业的思想教育，批判了“人多好办事”的错误思想。
在精简过程中，第二机械厂从如下几点体现了贯彻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群众路线精神。
（1）从实际出发。精简不是削弱而是要加强生产管理。因此在精简过程中对主要部门，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部门从实际上有所加强。针对生产、技术管理薄弱，扯皮现象较多的特点，决定把生产、计划、技术等三个股合并为生产管理股，并将这个股的原定编制十五人，又增加了两名技术员。并且为加强技术力量，各车间都配备了技术副主任。
（2）精简机构必须和改进领导作风结合起来，切实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决定两名副厂长分别兼任生产管理股和经理股的股长，并坐在股内办公。股长和副股长均须担任具体工作。减少厂务会议（每月开两次），加强厂长碰头会议。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减少了四十五种表报，对四十二种制度也作了适当减少，能合并的业务进行了合并，由于大量精简手续、制度和表报，就为大量精简编制创造了条件。
（3）精简编制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比如第一个方案拟将技术股与检查股合并，但许多职工不同意，他们贴出七张大字报，认为这是降低质量的措施。最后领导进行了修正。
经过上述工作，肯定了第四个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现在已经开始贯彻执行。
妥善安排编余人员迅速建立新的管理秩序
在编余的八十五名干部中有技术工人三十六名，职员四十四名，私方五名；其中有股级干部三十二名。这些人在方案确定后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有的怕丢掉“乌纱帽”当不上股长；有的认为：“凡是编余的，都不是好干部”；也有的怕降职降薪，生活发生困难；也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干部积极要求回到生产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该厂一面进行思想教育，一面进行编余人员的安排工作。
在进行思想教育时，主要解决“只愿为管、不愿为民”，只能脱离生产、不能回到生产的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经过三次动员和个别谈话以后，思想顾虑得到了逐步解决，自愿报名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的就有九十四名。在宣布编余名单前，厂党、政、工、青领导干部对八十五名编余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使他们有了思想准备。现在已经下放到生产岗位上的有五十五名。其余三十名，有一部分要退休，有一部分要分配去作包装和油工。除了极少数不好安排外，其余均作到了“去者满意”。在安排编余人员时，贯彻了“先安后简”能下放迅速下放的原则。当正式方案确定后干部都在考虑个人的出路，使工作受到一些影响，同时新的秩序也没能马上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总支决定立即下放二十五名人员，同时教育所有干部“留者安心”坚守工作岗位，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
在安排编余人员时，还注意了加强基层，充实薄弱部门。针对产品质量低的问题，这次下放的技术人员，较多的充实了加工车间，有的还担任了生产小组长。这样作老工人非常护拥，有的说：“过去只靠毛头小伙子，学了三天半手艺，就干硬活那行，那能不出问题，这次老师傅都下来了，生产一定能搞好”。
（摘自十一月十四日“辽宁整风简报”）
我省厂矿企业的整风运动，已由鸣放高潮进入整改高潮。广大职工在大鸣大放中提出了成千上万的批评和建议。职工的积极性是可贵的，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干部不了解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当个人受到批评时，不是虚心接受批评，坚决改正缺点，而是压制、讽刺、质问、打击批评者。如锦州市陶磁厂副厂长李绍林，由于压制批评、闹个人利益、作风不深入，职工给他贴了三十张大字报，提出了六十二条意见，他不但不主动检讨，切实改正，反说工人整他，把提意见的人找到办公室质问，并在科长中散布不满情绪，声言要拿锄头去当农民（锦州市人委已令其停职反省）。抚顺市机电厂副厂长高洪才，压制民主、好骂人，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工人在大字报上批评说：“奇怪奇怪真奇怪，领导骂人真不该，要问这人是谁？大名鼎鼎的人事副厂长高洪才。”高看了大字报，当场就反驳说：“这叫什么玩艺，真是乱弹琴。”还有的利用座谈会和大字报等形式反击职工所提出的意见；也有的唆使自己的秘书、妻子去撕毁大字报。以上情况，虽不是普遍的现象，但也不是个别的。这就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因此，各市、地委在整风运动中应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使广大干部积极地主动地参加领导运动，对职工提出的批评应该虚心听取，坚决改正。对抵抗运动、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恶劣行为，作一次认真的全面检查。对犯有这种错误的干部，应教育帮助他们检讨改正；对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应根据不同情况责成其停职反省或给予撤职的处分，绝不应姑息迁就。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辽宁“整风简报”）
北京煤矿设计院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各个科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非党技术人员。经过反右派斗争，非党技术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这次大鸣大放，他们一般都有思想准备，相信领导上有大整大改的决心，也相信群众这次一定是实事求是地暴露缺点，揭发错误，不会影响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引火烧身的作法还有一定的顾虑，同时对来自群众的批评不仅要硬着头皮听，而且还要作到件件有着落，条条有交待，就更加犹豫，特别是怕群众要求过高，自己则作不到。
为了发动非党的技术领导干部主动引火烧身，该院领导上采取了一般号召，个别帮助，先进带头，启发诱导的方式，首先由院长召集主任工程师以上技术干部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对鸣放的看法和他们的要求。副总工程师曹肇球在会上提出“院长、科长都有召集群众开会引火烧身的场合，但我们没有这种机会”。设计总工程师唐士堃建议“可按设计项目，召开鸣放座谈会”。院长当即表示支持，并具体帮助他们召开了羊渠河、四老沟等四个矿井有关设计方案的座谈会。预算科非党技术副科长李宗尧，群众给他贴了大字报，他再三解释，经该科党员副科长指出他的解释会阻碍鸣放的开展，并启发他主动召开了四次座谈会，耐心听取群众意见之后，他体会到了征求群众意见的重要。这时院长又召开了第二次非党技术干部座谈会，由他们自己现身说法，介绍引火烧身的体会，互相启发，使许多非党技术领导干部认识到群众对他们不提意见是群众与他们有隔阂，怕他们接受不了，不是没有意见，群众当面给自己提意见正是表现信任自己。因此，他们纷纷在会上表示要主动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批评。到十一月中旬为止，各科非党技术科长，除个别还在犹豫观望外，每人普遍召开了二、三次座谈会，设计院总工程师也召开了三次设计总工程师和各科党员科长、技术科长向他们提意见的座谈会。
经过引火烧身，与群众思想见面，非党技术领导干部一般都做到了与群众赤诚相见，群众也向他们说出了心里话。他们感到和群众近乎了，误会和隔阂消除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还有许多缺点，经常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座谈会很有必要，希望党总支在这方面经常帮助他们。
（摘自十一月十八日北京煤矿设计院领导小组的报告）
目前河北省级直属机关已全部转入精简下放的热潮。“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生产战线上去”，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的行动口号。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绝大多数单位要求上山下乡的干部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农业厅、公安厅、财政厅、供销社、气象局、第二工业厅、交通厅等单位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还有许多复杂的思想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尚需解决。
在已报名的干部中，存在以下几种思想情况：
（1）少数人思想真正搞通。据第二工业厅的摸底，这样的人约占报名人员的百分之十。他们行动很积极，对群众的影响很大。如气象局袁文琪夫妇都报了名，并给家写了信。水利厅党志清（女）已将四个小孩作了具体安排，准备回农村去。农业厅岳玉桐（女）过去在农村是劳动模范，这次坚决要求回去再当劳动模范。有些人已不再烫发、不买皮鞋了，甚至连煤球也不买了，作好了一切准备，待命出发。
（2）大多数人经过思想动员和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后，能服从分配。其中有些人虽然决心还没有最后下定，但思想问题不大。还有少数人虽然报了名，但思想问题较多，他们如果下去时，可能会提出一些具体条件，或强调一些客观原因。
（3）有少数人没有报名或虽已报名，但思想问题很大。这些人中，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有文化程度低、工作能力差的，有身体病弱的，有思想问题多的，也有孩子多的妇女。这些人思想情况复杂，实际问题很多，如果不大力作好思想动员工作，他们会提出很多奇离古怪的具体问题，一时也很难动员下去。
从各类干部思想情况来看，问题也很复杂：
（1）老干部绝大多数对上山下乡是积极的，表示过去已经过劳动锻炼，有生产知识和生产经验，能上能下，能当干部也能当农民。但也有少数人有思想顾虑。有的公开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生产，但不能摘掉干部帽子。有的表示革命这么多年，又要回家当农民，思想上搞不通。有的怕回家当农民丢人，怕回家和以前离婚的老婆和不来，怕脱产多年再回去劳动干不了，将来生活有困难等。
（2）知识分子大多数愿意下去锻炼，但没有长期当农民的打算。有的认为“大势所趋”，晚去不如早去，早去可以早回来。少数人表示不愿意下去。有的说：“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到农村不能干什么，还会给农民添麻烦。”有的认为到农村不能发挥专长，到下边去是大材小用。有的认为到农村劳动，忘了专业知识，会影响个人前途。
（3）妇女干部中有些文化低、能力差或孩子多的，对下乡顾虑很大。有的怕降低家庭地位，怕离婚，说：“我每月收入只三、四十块钱，和爱人的关系又不好，如果回家或当家属就更不行了。”有的娘家没有人，怕回到婆家与爱人离婚的前妻在一起，思想压力很大。有的怕受苦，不愿到农村去，强调身体不好，吃不了窝窝头。有的一听说干部下乡，就到人事科去哭，表示无论怎样也不下去。个别人认为自己的爱人是负责干部，不一定会让自己下去。
（4）勤杂、警卫人员有些也不愿下去。如公安厅警卫科十七个人，只有七个人报名要求下去。该厅服务员在整风开始时，要求取消服务员，想当干部。但现在看到干部上山下乡，又写大字报不能取消服务员，说处长打水是事务主义。第二工业厅的服务员认为回家就算完了，要求到边远地方去参加农业生产。
（5）受过处分和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强调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愿下去。公安厅崔学是犯错误后被开除党籍的，他说：“我下去应该解决我的党籍问题，我从农村来时是党员，参加革命这些年，回去不是党员了，多丢人。”农业厅张家聚过去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参加过反苏游行，肃反时斗过他，结论不是反革命。这次他怕被下放，就向领导上提出肃反不该整他，想翻旧案挽留自己。
（6）右派分子只有少数表示了态度。出版社吕文汉借机为他的右派言论辩解，企图减轻对他的处分。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处理越早越好。我犯错误主要是脱离了工农群众，我要到农村去。”有的要求下去，但提出了要解决棉衣、还债、配眼镜等不合理的条件。有的怕回家被管制生产，但又顾虑到别处去人地两生。对自己更不利。
（摘自十一月二十日河北省委“整风简报”）
辽宁省工业、文教系统和农村的整风运动，目前正处于整改高潮，领导和群众的整改决心很大，运动开展的正常、健康。根据工业、基建和交通运输系统的统计，到十一月中旬已有一百三十万职工参加了运动，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共贴出大字报二百一十万张，连同通过其他形式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共有五百八十万条，现已解决了一百六十万条，占所提意见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全省十五个大专学校，有十三个已转入整改，共有三万八千多人参加，已提出意见八万五千多条，目前约解决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农村在结束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之后，各县于本月中旬先后召开了以讨论开展合作化为中心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二十日左右大部分县的会议已经结束，到本月下旬即可在农村全面展开以辩论合作化和整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
绝大多数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上整改决心很大，已经克服了整改初期的忙乱状况，能够坐下来细致的研究解决一些工作上和生产上的根本性问题。如沈阳机客车修理厂已提出降低成本的方案，到年底可降低成本八十七万九千元，比原计划降低百分之三十四。沈阳货车修理厂提出了生产技术改革方案，实现后总产值能提高百分之三十点八八，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一年可多生产二百辆货车，并可多修理六百辆货车。但中小型企业（主要是县的地方国营企业）由于整风运动开展得较晚，领导力量较弱，干部和群众思想上还有一些问题未得解决，整改的决心还不够大。
从总的情况来看，整风运动已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生产高潮的苗头已经出现。十月份全省生产任务完成的非常好，是几年来没有过的情况。十月份国营企业总产值超过百分之六，比去年同时期提高百分之十五点三。原煤超产十九万四千吨。鞍钢十六种主要产品有十五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原钢比计划多产七千二百四十七吨，钢材多产七千二百五十吨，焦炭多产二万五千九百吨。盐到十月底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超额五十万吨。另外，职工的劳动纪律、出勤率、干部和群众之间以及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团结，都大有增强。绝大多数厂矿都出现了生产好、纪律好、亲密团结的新面貌。从目前情况看，估计到十一月底，大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一部分地方国营企业的生产高潮即可形成。
干部在整改运动中，绝大多数都能够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决心改正缺点，但也有少数人感到来自群众的意见吃不消，甚至当头顶回去或进行打击报复。据抚顺石油三厂党委分析，干部对整改的态度，大体有以下五种情况：一、积极支持鸣放，认真改进工作克服缺点的占百分之三十，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是副科长和车间副主任以上干部；二、对整改决心不大，虽然接受一般批评，但在改进工作上还缺乏雷厉风行的“气魄”，这种人占百分之四十，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党员，从职务上看，百分之六十是科长和车间主任，百分之三十五是工段长，百分之五是支部书记；三、鸣放中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感到吃不消，对上有埋怨情绪，工作上小手小脚的占百分之十五，大部分是群众，他们的职务都是工段长和业务组长；四、对整风运动认识模糊，对群众意见满不在乎的占百分之十，其中百分之五十是平时比较落后的党员，从职务上看百分之三十是车间主任和科长，百分之六十是工段长，百分之十是组长；五、对整风抱蒙混过关态度，粗暴地压制群众鸣放的占百分之五，这类人虽然很少，但影响极坏。
（摘自十一月二十日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报告）
一、贵州省级机关第一批整风单位的着重整改，在普遍鸣放的基础上转入了专题鸣放、专题整改。以紧缩机构为主的专题鸣放高潮已经过去，从十一月八日开始即配合全省四级干部会的召开，掀起整顿领导作风的高潮。关于整顿领导作风问题的大鸣大放正在深入，但不够平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已经进入高潮。这些单位一般都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分别作了动员。有的紧接着召开各种座谈会（主要是县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座谈会），有的同时对错误严重、群众极为不满的领导干部或党员干部进行了重点批判。无论那种形式都强调了领导骨干带头大鸣大放。这样，表现了领导转变作风的决心，群众当中大部分顾虑迅速消除，进展极快。公安厅已经开过四十四次座谈会，贴出了一千六百九十四张大字报。到十一月十九日止，在团省委、党校、人事局三个单位里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提了意见。不仅大字报的数量多，提意见的人普遍，而且意见的质量也较高，对于领导作风的意见日渐增加，揭发了一些重大问题。到十一月十八日止，财政厅干部提出的五百六十九条意见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点六是针对领导作风的。第二种，正向高潮发展。这些单位有的是原来进展慢，有的是动员以后没有抓紧开座谈会或者重点批判，有的因为中层领导动得慢，群众顾虑没有消除，以致大字报的数量虽多，但是针对领导作风的意见不多或者提得不尖锐，单位里的重大问题还没有揭发出来。农林水系统提出的三千九百八十七条意见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六是针对领导作风的。到十一月十九日止，省人委办公厅和法院里，除了右派分子以外，还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三的干部没有鸣放。第三种，基本上没有转入以整顿领导作风为主的鸣放。这些单位有的是因为刚转入着重整改不久或者是因为领导弱、思想不明确，目前仍在围绕着紧缩编制问题进行辩论。个别单位由于主要领导人思想上有顾虑、决心不大，不敢“引火烧身”，迟迟不动员转入整顿领导作风。
二、在第一、二种情况的单位里，揭发出少数单位负责人或者一些中层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如工业厅，在县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座谈会上，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罗伯行厅长“骄傲自满、不懂装懂、与别部门搞不好关系”的作风，当财政厅检查厂矿财务开支情况时，罗伯行同志说：“只有省委委员来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座谈会上还揭发了修建茅台酒厂、水城铁矿、硫酸铜厂的浪费现象。据初步匡算，单扩建茅台酒厂中就浪费了三十万元，据说茅台酒厂的厕所造价比地委的办公楼还要大。省监察厅党组成员领会中央第六次监察工作会议的精神各有一套，在党组内没有统一、就忙于贯彻，厅长和办公室主任向基层布置的内容各不相同，给下面工作造成了困难和损失。团省委的多数部长和副部长有的长期不下乡，有的下去只到中心不到边沿，不通公路、交通不便的地方就不去。省人民高级法院里有的庭长处理案子时不作记录，况口头向院长汇报办案情况。公安厅三处中有六个干部把公款存在私人户头上取利息。该厅一处的干部吴朝染贪污了一千多元。
三、在着重整改当中，领导的决心一般是大的。各单位的负责同志一般都在动员第三阶段鸣放时，对本单位的工作和自己的思想作风进行了初步检查。目前，除了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听取意见以外，晚上还回到机关里召开座谈会。中层领导同志除了能改的马上改了以外，也都在大字报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检讨、交代，欢迎群众继续批评。但是，如何在鸣放的基础上切实地转交领导作风，还是一个极其繁杂艰巨的工作，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急待解决：（1）领导整改的作风不够深入具体，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分析研究情况不够。虽然开展整风以来一直都注意了边整边改，但多半是在生活福利、机关制度等方面零星的改了一些，对于重大问题的改进还显得十分缓慢。主要问题是群众鸣放出来的问题只是简单地分类排队，领导同志或党组没有认真研究分析，综合出几个大问题来系统地进行改进。因此，主要负责人或党组对本单位的三大主义表现在那几个方面、程度如何，心中无数。目前，鸣放较好的单位已经出现了高潮以后，领导上未能提出问题，趁热打铁，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整改，辩论，没有几天又冷淡起来了。省妇联请示要停止整改，忙业务，有些单位有“走不动”的现象。领导的决心不能只表现在耐心听取批评，还应当表现在彻底地整改上；首先在领导整改工作的同志本身就应当转变作风，深入具体地和群众一道研究机关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领导作风改进了，才能按着革命的精神去改进其他工作。（2）在以整顿领导作风为主的初期，个别主要负责人的决心不大，少数中层领导同志对接受批评不够自觉或有急躁情绪。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白晶五同志怕引火烧身，对省委领导小组关于转入以整顿领导作风为主的意见，不在群众中动员；对黄克副局长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卖进口货的照相机不纳税，赚一千五百元等问题斗争得不坚决，该局党组并以宣传鼓动组名义，阻止群众贴黄克的大字报。以致在大字报上、座谈会上没有接触到重要问题，提的意见十分婉转。省城建局办公室主任作风恶劣，群众已经提出一百零三条意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表示态度，他说：“领导上没有要我检查。”省计委王维臣（处长）见群众批评自己不按时上下班，当众就反驳：“根本不是事实，难道我不上班还要和你们请假。”这些单位里，曾经一度引起过群众的顾虑，或者群众的顾虑难以消除。省委领导小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障碍运动的开展，已经明确：对于不适合领导整改的同志应由上级党委或党组考虑调整。对于群众的正确批评，有压制报复行为的，应及时批判或处理，如果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应报请上级党组织，立即撤职。（3）少数单位的领导力量过于薄弱，加之年终时工作忙，业务会议多，就更显得人手少。这些单位的整风基本处于停顿状况。
（摘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贵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全省各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三类社的改造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据许昌、南阳、信阳、安阳、洛阳、开封等六个地区四十八个县的统计，原有三类社二千五百七十七个，经过运动，上升为一类社的有七百四十三个，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上升为二类社的有八百九十九个，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九一；未改变或正在改变的还有九百三十五个社，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根据各地反映：改造三类社的标准，一般的是：第一，贫农和下中农初步树立了领导优势；第二，党、团骨干形成了领导核心；第三，多数社员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第四，社的经营管理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摘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河南省委简报）
甘肃省委文教部最近检查兰州市三个中学和师范学生中的大辩论情况，证明不宜在中学学生中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仍应坚持正面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法。因此，省委决定在中等学校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鸣放，不贴大字报，不指名批判思想。对学生中的错误思想和右派言论，只作正面教育纠正，不给处分，不开除学籍。个别右派言论较为突出的需要进行批判时，也必须在全体学生中进行正面的思想教育之后，适当进行。当大多数学生思想还很模糊时，不要忙于批判，以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对于写反动标语或确系有意进行破坏活动的坏分子，应依法适当处理。对于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着大鸣大放、大辩论的中等学校，应将学生已提出的问题，分门别类加以综合，反复研究，提出比较全面的意见，由校长作一两次报告，根据报告有领导、有目的地分班或分组进行几次讨论，然后逐渐转入政治课的学习，不要突然宣布停止，以免造成不良影响。部分学生在讨论后，对某些问题仍有疑问时，可通过政治课的学习，在小组内继续讨论，并由学校向有关方面收集材料，再作具体讲解。已经进行过大辩论的学校，应将学生提出的意见很好的加以分析总结，作为今后进行政治课讲授时的参考，并注意纠正已造成的不良影响。
（摘自十一月二十七日甘肃省委电报）
湖南全省整风运动正在进一步深入，全面开展。据十一月中旬统计，省、地、市机关、民主党派、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个单位已开展整风。其中已结束反右派斗争、转入整改阶段的有二百五十三个，已基本结束，准备转入整改的三十九个，反右派斗争进入深入阶段的有三十九个，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的一百五十九个，正在辩论准备反右派斗争的有一百九十九个（其中有少数是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辩论），正在学习文件进行鸣放的五百一十五个，另外鸣放后集中进行一段整改的八十六个，上述已开展整风的一千二百九十个单位加上九十二个县开展整风的单位，共有十六万一千七百零七人参加了运动。经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确定或初步排队，共有右派分子八千七百八十三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三五。其中已经过批准的右派分子三千三百六十五人。在省、地、县、市机关、大中学校、民主党派等几个方面已斗的右派分子二千三百七十八人中，已完全搞垮、结束斗争的一千五百零九人，基本搞垮搞臭的二十六人，两者共一千七百七十一人，占已斗争右派分子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五；正在进行斗争的一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在这次运动中，省、地、市机关、高等学校共揭发出党内右派分子三百零二人（其中极右五十三人），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八六。团内右派分子五百零二人，占增加运动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九七；在省、地直机关、高等学校及厂矿企业中，共贴大字报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二张，提意见六十四万零五百八十二条。
目前所有高等学校和省级机关绝大部分单位已转入着重整改阶段。长、衡、株三市机关第一批七十七个单位半数单位转入整改，其余多在反右派斗争，但自十月下旬起各市转入了抓精简下放工作，三市第一批已下放八百多人；第二批三百三十四个单位绝大多数处于鸣放阶段。各地专直属机关大部分单位在进行反右派斗争。各县、市（六个地委代管的市）机关，大部分已转入反右派斗争或即将结束辩论和转入斗争，少数县尚在鸣放，即将转入辩论。全省农村关于粮食的大辩论已经结束，目前正在布置开展两万个社的全面整风。全省工矿企业单位，省、市属厂矿大部分在集中整改，地属厂矿大都在鸣放。各县、市中等学校有半数仍在鸣放，半数进入辩论或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主要右派头目均已基本上斗垮，预计十二月底，可以取得全胜，转入一般整风。工商界自十月上旬起已全面铺开整风运动，尚在鸣放的有长沙等四个市，已进入辩论的有常德等三市；各市前已揭发的右派分子，绝大部分已基本斗垮搞臭；各市对工商业者的社会教育有的正在进行，估计至明年一、二月份将全面铺开。宗教界整风，十月二十一日起已召开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湖南省传达会议，贯彻全国会议精神，坚决打击了极右分子，彻底分化以衡阳教区代主教张X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团结、教育中间分子，巩固、提高左派，扩大爱国阵地。关于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手工业社与城镇街道居民的整风，正在进行或已结束试点，即将分期分批开展。全省手工业社、组共六千一百六十六个，职工二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人，其中九市社、组九百八十三个，职工六万零四百四十人，各县、市社、组五千六百三十三个，职工十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人。长沙、衡阳两市现已开展社组三十二个，职工二千七百零六人。
（摘自十一月二十七日湖南省委办公厅向中央的书面汇报）
塘沽区不少单位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之后，认为主要问题已解决，从而对整改产生了自满松劲情绪。如商检局领导干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后，整改工作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实际上该局业务上的关键问题——化验质量问题，并未解决。税务局领导干部说：“领导作风是主要的，领导作了检查，又精简机构下放了干部，整改也就完了。”因此，不少领导干部已不再亲自动手搞整改。该区区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已进行了批判纠正。
（摘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市委“整风简报”）
自九月中旬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院范围内展开了对刘惠之（党组成员、前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立中（党组成员、一厅厅长）二人的反党反领导言行的批判。到十一月三十日为止，已召开了党组扩大会二十三次、所在单位的干部会二十五次和全院干部大会十九次，贴出了大字报八百余篇。
从已揭发的事实来看，刘惠之、王立中二人反党反领导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主要的有以下三方面：（一）他们在业务上强调监督，忽视专政，并且长期以来顽固地坚持所谓“最高监督”的谬论，实质上是妄图改变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武器的性质。（二）一九五五年以来他们对中央指示的检察机关各项方针任务始终抱有抵触情绪，拒不贯彻执行。（三）散布流言蜚语，进行非组织活动，攻击领导，而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后的一段时期，发展到了极为狂妄的程度。根据全院群众讨论的意见和党组研究的结果，高检院党组意见将刘惠之、王立中划为右派。
（详见十一月三十日高检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
地主杀农民“不是阶段仇恨”
沈东案：沈东原是一个恶霸地主，因土地问题杀死同村农民，后混入革命阵营。一九五四年判处该犯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诉。承办干部认为该犯是阶级仇恨杀人，混入革命后一直未做交代，品质又很坏，不需再提抗议。但刘惠之认为判的太重，仍提出抗议。他的理由是：（1）地主杀农民不等于是阶级仇恨，因为沈东和被杀农民在经济上没有剥削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从属地位。（2）沈东杀了农民后没有依附地方反动势力，而是参加了革命。他又曾说：“沈东案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反革命分子杀人“不是反革命”
来斐成案：来斐成原在韶关电务段大坑口工区任通讯工，在解放前曾任伪绥靖公署视察室录事、伪县府电话管理员等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该单位开始肃反时，他隐瞒了充任伪绥靖公署录事，和一些特务来往的关系，因而疑心自己是肃反对象，仇视肃反运动，并将仇恨集中在肃反核心组组员、学习组长唐福秋的身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用斧子将唐砍死。在对该案起诉中，广东省检察院的干部对案情性质的认识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反革命杀人，一种认为是私仇杀人。后经省委指出系反革命杀人，省院认识统一了，但广州运输检察院的某些干部对该案认识还未搞通，刘惠之恰在该地检查工作，随将此案提出向他请示。刘惠之认为该案非反革命杀人性质，理由是：来斐成过去够不上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来犯之所以杀死唐，是因为怀疑唐把他列为肃反对象，恨的是唐福秋其人，而不是恨肃反运动。如果说来是反革命杀人，他必有阶级恨，那么他就不是只恨唐一人，而是恨所有肃反干部了，事实上，来犯只杀死了唐一人，没有恨其他人。从动机目的来看，来犯也是只想杀唐福秋，而不是有意破坏肃反运动。
（中央办公厅政法组根据高检院材料整理）
今年一月二十九日王立中在光明日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极其片面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的所谓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并大肆宣扬当前开展一般监督工作对国家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公然与中央负责同志对检察工作的指示相违背。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蒋邦在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和“自由中国周报”，均摘要予以刊载，作为攻击我们的重要资料。星岛日报于二月十日发表，标题是：“中共最高检察员撰文，指斥共干鱼肉工农，损坏党与群众关系，擅发流通券严重破坏金融”，“自由中国周报”于二月十三日发表，并于二月用飞机在我国上空散发，标题是“中共一检察员自供，各级共干违法乱纪”。高检院已将王立中的文章印发。现将该文摘要如下：
党中央号召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法必依”。但是从各地目前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的情况看，问题是不少的。根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调查，该省在一百一十四个县、市、州中，有百分之七十七没有按期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其中有十三个县自从一九五四年普选以后至一九五六年九月止，尚未举行过一次会议。这种不按期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违法现象，不仅仅是广东一省，其他地区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有一个省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五月间向下发出了一个“关于配设乡护林员，以利开展护林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护林员有权拘留盗伐、滥伐森林和引火烧林的不法分子。这个通知下达之后不久，就引起了不良的后果。有的地区就开始发生了乡护林员乱扣人的违法现象。
各地和各个部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总的说来是勤勤恳恳地为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坚决贯彻国家法制的，也取得了许多成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从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每年所受理的群众控告案件看，在某些地区或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某些基层干部中，违法的现象是较普遍和严重的。他们有时随便侵犯群众的人身权利和合法利益，个别的甚至发展到逼死人命的严重地步。人民检察院通过一般监督工作，加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就通知他所在的机关给以纠正。但如果发现他们的 职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就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移送侦查，追究刑事责任。
各地检察院，通过一般监督工作，对于纠正和预防农业社中的违法行为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有不少地区的某些农业社，非法地擅自发行“流通券”代替人民币，如安徽省萧县有七个区十六个乡的二十二个农业社印发“流通券”总额就在十七万元以上。各地检察院注意检察了此类问题，提请有关主管机关作了纠正和防止。农业社中乱订罚规的现象是普遍的。有的社干“出口成法”，罚规多至五、六十种，直接挫伤了社员的生产情绪。这些侵犯农民的合法利益和权利的现象，各地人民检察院进行检察后，已报请有关机关给以纠正。
在某些基本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企业中，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有的企业领导，不从改进领导和管理工作着手，却把加班加点、贪多图快作为完成任务的方法，明知故犯地违反了国家的劳动保护法令，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各企业中不遵守税务法令的现象也是比较突出的。据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发现，该市部分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中，自一九五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止的五个月内，共漏税三百二十六万多元，查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部分经办人员有意将税款变成企业利润，有的则由于不熟悉或不重视税法所造成。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计划的完成。市检察院对此问题集中作了研究，报告有关部门作了处理。此外，厂矿企业和基建单位违反国务院所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事件也是不少的。经检察院检察后，由有关部门补偿了农民损失，因而挽回了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研究两个问题：
一、目前轻视国家法制的现象是值得正视的，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应该是当前国家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做好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工作，对于发挥国家的检察监督的职能，以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般监督工作是整个检察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的检察业务，包括侦查、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监督等工作，互相联系，相辅而行，体现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人民检察制度。这种检察制度，也正标志了我们国家是如何竭力地从各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来巩固人民民主法制，从而也从检察制度方面显示了我们国家的真正人民民主的本质。
冶金、电机、建材、煤炭、电力、石油、三机、建筑、地质、城建、纺织、一机、劳动等部和计委、经委、技委、建委等共十七个单位，初步计划精简和下放干部两万零二百三十一人，各占其现有人员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不等。
对这批干部的处理，原则上确定：（1）凡未经过劳动锻炼和阶段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般均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2）由农村出身的干部，文化较低，钻研工业有困难，不适合于在机关或厂矿企业工作的，可下放到农村基层工作或参加农业生产。这些人下放后，有些过一定时候还要收回仍从事工业工作，有些则不准备再收回。（3）凡未经过劳动锻炼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有些专业知识的干部，可下放到本系统所属企业参加体力劳动，有些领导骨干，还可下放到厂矿加强基层工作。但问题是有些厂矿的工人也已经多了，可否将现在的学徒工、临时工动员一批回乡生产，由下放干部去 补。（4）凡文化低、能力弱、年老体衰不适于从事工农业生产，挑皮捣蛋，长期住招待所不服从工作分配，劳动纪律很坏的，则可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退休。
目前在各部门的精简下放工作中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动员退休还比较好办，动员退职则困难较大。（2）涉及到爱人关系，较难处理。男方在甲部门，女方在乙部门，这部门要下放女方（或男方），那一部门则要坚留男方（或女方），这种关系错综复杂，且那一部门也有。（3）有些女同志文化较低，能力较差，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但还未失掉工作能力，她们有的是军官家属，有的是负责同志爱人，有的小孩很多，有的身体不好，如果下放则问题颇多，难下决心。（4）有少数单位对于下放干部的意义和对下放干部要负责到底认识不足，多少有点卸包袱推出去的情绪。也有的是精简的劲头不足，对总的精神表示拥护，但涉及到本部门时，则有些不够果断。
（根据各部门向中央工业部的汇报材料整理）
常州市同新布厂大鸣大放中群众对该厂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贴了很多大字报。着重全面整改开始后，该厂领导根据市委指示，初步制订精简方案，但对贯彻这个方案顾虑较多（主要是怕影响干部情绪和影响生产），因此不敢大胆公开的与群众商量，甚至连总支委员也不敢与他们公开研究，仅总支二个书记和一个厂长了解这个事情。这样，虽然领导上认为已下了很大决心，把行政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从原来的五十三人精简为三十七人，但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很保守的。
十一月六日市委召开一批厂书记、厂长会议之后，该厂总支通过检查前阶段整改工作，明确了精简机构的决心还不大，特别是存在不相信群众的右倾保守情绪，会上经全体支委讨论，将初步方案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最后决定精简干部二十三人，比原来减少百分之四十三。总支统一认识后，便向科室贯彻，当时不敢正面提出精简的具体指标和要求，仅向干部说明精简下放的意义。但经过科室人员的讨论，出乎领导意料之外，各科室小组及个人都自发地通过大字报提出对精简方案的意见，提出精简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五十三、百分之四十二不等，最少提出减少百分之四十一，并对今后科室如何合并提出了许多领导没有考虑到的具体意见，而且有不少人立即表示态度。在十二日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全体科室干部都报名要求下放，其中有二十七人表示下车间当工人，有七人要求下农村，有十人表示服从调配不论任何工作。基建科吴春贵同志说：“本厂缺少临时修理房屋瓦工和白铁工，今后我可担任这项工作。”事实证明，把精简方案交给干部讨论，不仅没有影响干部的工作情绪，相反地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推动了整改的顺利进行。十一月份生产亦表现更加稳定提高。
通过以上事实，该厂领导得到深刻的教育，更明确地认识到贯彻整改除领导下决心外，必须大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克服保守思想。目前他们已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决定科室人员比原来减少百分之四十三点四，把原来的九科一室改为三科一室，取消车间编制，这样行政干部从原来占全厂工人比例的百分之八下降为百分之五左右。
省统计局现有工作人员九十二人，编制规定七十八人至八十二人，第一批下放八人，第二批打算下放二十二人，在第二批下放以后，要求调进十六个科员级干部。省计委现有工作人员三百零六人（包括物资储备处），第一批下放四十七人，第二批打算下放五十五人，在第二批下放以后，要求最多调进四十人，最少调进二十四人，其中要有少数的处长、科长级干部，多数要有一定业务能力的科员级干部。
省食品公司在精简机构、确定编制、进行人员排队的时候，某些领导干部存在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该公司编制三十人。领导上开始排队研究编内人员时，曾打算留共产党员五人，国民党员五人，三青团员四人，群众十六人。省供销社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已及时纠正。
省商业厅职工疗养所支部书记尚怀芬，平时作风不够正派，群众对他意见较多。在这次动员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时，他抱有报复情绪，把平时对他有意见的人排为编外或回去从事家务劳动。有一次他从商业厅开会回去，擅自找人谈话，说商业厅已决定你回家，要我找你谈话，其实全系捏造。他还说，第二批走的是女同志，第三批走的是医疗所长等等。他这种行为在群众中已发生了不良的影响，许多人纷纷去商业厅询问事实真相。
（摘自江苏省委“整风动态”一三七、一三八期）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办公厅收到“贵州省施秉县共青团座谈会卢涛”从邮局寄来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对国务院提点意见”，全文如下：
国家曾经规定，对由军队转到地方的干部，按照国家与工作的需要并适当照顾本人家庭与生活具体情况，可以转到原籍或本省工作，但一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根据我的情况，家里尚有年近七旬的老母，两个小孩（一个当时未生），爱人是本乡农业社长与团的负责人，我的级别又小，经济有限，如在本省工作可以适当照顾家庭。这样，对国家与个人均有利。但领导上却把我分配到贵州来工作，由于路远、交通又不便，个人问题就顾得东来抛了西，在经济方面也不堪设想。当然，革命是大家庭，那里都需要人建设，但两面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