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将四川省委、广东省委、甘肃省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转给你们参阅。
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中央四月十九日电二十日收到，所询各项问题，简要报告如下：
一、省委在二月份曾召开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三、四两月份已经先后在全省下列党内和党内外干部会议上做了传达和讨论。这就是省人民委员会扩大会议、省委工业会议（党内）、全省财贸会议、公安会议（党内）、交通会议、省政协会议、省委宣传会议（有地书和地、县委宣传部长参加）等会议。省委宣传会议还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的报告。这些会议出席县级、省属厂长、县公司经理、中学校长、机关处、科长级以上干部约八千余人。现在除主席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的报告还待五月份传达到地、县两级外，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则都已经或正在省级机关、地、县、厂矿、学校、干部中传达和讨论中。
二、两个报告传达讨论中，党外普遍反映很好，多数知识分子感到学习了“一课生动的唯物辩证法”；“懂得了划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懂得了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看问题要站在六亿人民的立场上，要看到阴阳两方面”。个别民主人士（如宜宾李贞白土改时曾被关押一短时间）写信回家说：“听了主席报告很受感动，今后要化除私怨来建设社会主义”。
反对方面的意见，不同阶层有些不同的反映：
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不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一部分民主人士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没有优越性。
少数人流露出全国镇反不只杀七十多万，恐怕有两千多万。说川南是斯大林主义，川北是毛泽东主义。一部分人不赞成“阴放一个，阳放一个”。
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是对知识分子估计过低，并且通过党员在会议上提出，今后对知识分子不提思想改造，认为知识分子既要向科学进军，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习马列主义。
有代表性的文艺工作者主张在为工农兵服务之外，加上一个为小资产阶级服务。
此外党外对于不能升学的毕业生转入生产，抵触情绪较为普遍。
这些反对意见，曾根据主席报告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并且做了必要的解释。但是，不是一次和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
以上是党外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党内对于这个问题，通过讨论后，普遍认为在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加上绝大多数人所经历的深刻的历史变化，主席及时地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否则我们将要犯错误。但是一部分干部（包括一些地县委书记在内）也存在有顾虑，主要是胆怯没有本钱，怕整烂不好收场，提出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若干难以划分的界限和特殊问题。例如关于敌我和是非之间难以辨别之矛盾问题；分明知道是官僚主义，但是没有权力解决的问题；有杀亲之仇、才摘了帽子的地主和取消管制取得公民权的反革命分子等类人，如果进行违法活动应当列入那一类矛盾内处理；一些确实难以按照团结——批评——团结公式解决的个别分子如何处理。此外，还有富裕农民问题，复员军人等问题。少数人也还有抵触情绪，例如对于非党知识分子的批评感到不服气，感到好象“都是给自己戴帽子似的”；对于因为官僚主义引起群众的闹事，总不愿在群众中公开的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文艺工作同志对于批评陈其通等人文章表示不通，个别同志认为批评他们是毒草，表示抵触。此外，党内也还有一些同志在镇反、合作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一些右的观点，跟着党外的人喊叫，虽然经过批判，也还未彻底解决。典型的例子是德阳县政法部门，在这次罗部长检查镇反问题时，他们把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一个案件一律认为是错案，经过罗部长召集汇报检查，结果只有百分之十几是错的。这说明右的观点也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认为：在目前政治生活的重大转变中，党内一部分同志思想认识上对于敌我形势的变化、对于工作中的正确和错误还缺乏锐敏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对于处理人民内部较为复杂的矛盾也缺乏系统的经验，这是一部分同志引起顾虑的主要原因。至于少数人的抵触，那主要由于他们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对于批评陈其通等文章的怀疑或抵触，主要是由于自己思想也有教条主义和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惧怕而产生的。至于党内一些同志在肃反、合作化等问题上右的观点，那是反映了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动摇阶级的思想情绪。
以上党内外情况综合看来，党外大多数是赞成党的政策的，特别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原则是更感兴趣。对肃反、合作化、思想改造、艰苦奋斗等问题，一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或抵触，还需要进行长期耐心的说服工作。也有极少数人借机反攻，但是一经群众讨论，就受到批驳。
党内一部分同志存在的疑虑，除了需要在思想认识上做充分的说服工作外，还需要通过他们自己摸底，并且取得处理较为复杂矛盾的经验，可以逐步获得解决。至于某些因为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而引起抵触的同志，和一部分无产阶级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的同志，都需要在整风中加以解决。
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过去的确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紧张气氛。在宣传会议中反映，这种不正常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约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大、中学校内，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有骄傲自满情绪，少数甚至发展了特权思想。因此，在与非党干部共事中，不虚心听取非党干部意见；习惯于用简单行政办法解决问题，缺乏民主协商精神；与进步教师接近多，与落后层和老教师接近少；有的甚至对非党干部一些不满意见不加分析的随便加以“反动思想”、“什么立场”的帽子，而自己则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满，甚至发展到对立。在其他的大、中学校内，虽然一般的团结得还好，但也存在有某些相类似的情况。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表现。第二，几个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在学校教师内打击和触动面，一般反映占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这些人中属于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是少数，在几个运动中经过批评和斗争的则占多数。虽然有的在肃反斗争中被错斗了，曾做了改正，有的在思想批判后也确有改进，但是一般的存在有不满的心理状态。又据几个大学统计，学生中直系亲属在社会镇反中被镇压或判刑管制的占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一，这些人一般存有对立情绪。以上这两批人，我们过去缺乏经常的工作，长时期不和他们多接近，因此他们与党组织和积极分子对立，牢骚和怪话很多，一有机会就要冒出来。第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们没有深入研究讨论并进行宣传。前一时期对于“草木篇”和“吻”的批评在方法上是有粗暴的缺陷，曾引起一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不满，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起了一些阻碍和损伤作用。
通过宣传会议，我们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并且规定了几条制度办法来和党外干部共事相处。对于学校内在各种运动中被打击和触动的分子，除了加强一般的联系接近的工作外，还需要做些特殊的具体的教育。我们考虑还有必要做些分化工作，例如在运动中因为思想错误被群众揭发批评或斗争过的，如果几年来确有改变，可以在群众中宣布他已改正错误，使他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对于“草木篇”和“吻”的批评，除了在会议中进行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外，拟再发表一篇文章，使这场论争告一段落。
从政协会议和宣传会议上的情况来看，非党干部认为大家的事要大家来做，发言很踊跃，敢于大胆的批评党的缺点错误，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学校党的组织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不少学校曾召开了教师学生代表会议。各市、地委也普遍的召开了教师学生代表会议。因此，我们认为：党与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不正常紧张气氛开始有所缓和。
大、中学校内另一问题是：尚有百分之十五的中学和大专学校的绝大部分“系”内没有党员领导，已派去的党员也有一些不能胜任学校工作。政治教员极弱，这需要用大力抽调干部去加强。
四、关于对待人民闹事问题。前一时期在若干新建学校中、在部分新招和培训工人中有所发展，现在有所减弱。今春在减少投资的情况下，一部分建筑工人又先后出现几次闹事情况。
前一时期，我们对闹事问题没有敏锐的引起严重注意，并且处理时也缺乏经验。在“二九三”、“二九四”两校发生闹事时，虽然也指示应当当做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一般不许捉人，并且对合理要求要加以解决，领导上要主动的做自我批评，不合理的要加以解释，但是缺乏一套成熟的经验来加以指导。而若干学校和工厂出现闹事后，往往“压”和迁就两种偏向同时存在，“二九三”、“二九四”两技校就有这两种偏向。“七一五”和“二九六”两厂（军事工厂）则还发生调动武装防范保驾近似国民党做法的情况。这种“压”和迁就的官僚主义做法，特别是调动武装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经过中央会议指示，我们曾对这两种错误态度进行了批评。现在一般的学校和工厂都警惕了这个问题，在处理时也改正了态度。例如绵阳中学处理三个学生组织反动团体、提出反动口号的问题和“四五六”分厂解决培训工人不正当的要求回家问题，都采取让群众加以讨论，使大多数学生、工人了解这种思想行为不对，使其中少数坏分子孤立起来。虽然四五六分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证明这样做效果是好的。当然这一思想问题要获得彻底的解决，还是不容易的。“二九三”、“二九四”两校直到现在学生中也还有很多意见，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还没有完全克服，还需要在整风中彻底揭发和批判，一些具体问题也还需要上级帮助解决，认识才会转变过来。
在农村中对于闹社问题，各地、县委也引起了严重注意。当前农村中总的情况还是平稳的，干部作风从去年反对强迫命令，今春进行整党、整社以及广大干部下放基层直接领导和参加生产以来，干群关系也有所改进。但是零星的少数人的闹社事件还是经常发生。据绵阳地委反映，这些闹社事件中有百分之五十三为了账目不清，因为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社直到现在账目没有公布，会计弱，少数社干且有贪污，引起群众不满；约占百分之五的事件为富裕农民闹退社，因为去冬扩社，约占总农户百分之三左右的富裕农民在入社后表现激烈动摇和很大的不满；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事件为对国家各种经济措施不满；另约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事件为对干部作风不满。个别地区也出现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组织骚动，如绵阳专区梓潼县发生有反革命分子组织四〇〇人的骚动。此外，和尚、端公、求神水等迷信活动很活跃。地主、富农改变成分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些也翘尾巴。大批复员军人回乡，许多人不安心生产，少数人往往带头闹事。考不起中学回乡参加生产的初中毕业生，也出现一些不满意的言论行动。总之，农村中矛盾错综复杂，不易辨别清楚。县委同志虽然现在都注意了不轻易捉人扣人，但是一听到闹事后，就多从反革命方面找原因，仔细一查又往往不是那样。至于下层同志往往采取硬性干涉和压制办法，例如在对待求神和念经中，就发生若干引起群众不满，甚至殴打干部的事件，这是值得很好的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与地委书记商量，请他们回去再摸一摸底，究竟农村中当前应当解决一些什么主要矛盾，并且从那里着手和采取什么较稳妥的方式方法解决。我们认为：在农村中主要还是结合生产，很好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需要从公布账目，改善干群关系，改善经济措施着手，进一步解决其它方面问题。方法是有领导的在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既能平息群众的若干不满情绪，但又能保护大多数干部积极性。
五、过去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确有所放松，第一书记抓得很少，这是不应该的。对报纸刊物和学校工作，省委书记、常委有专门分工负责管理，但是也被许多中心工作所冲淡。这种情况去冬以来已经有所改变，今春几个书记几乎主要时间都在管这方面的工作问题，分工的或者集体的参加了上述的各项会议，注意报纸刊物上的问题（也还须要有几个助手专门负责）。省委书记都到大学去做过一次报告（未到工厂去做报告，市委书记有到工厂做报告的），还准备再去。学校内有一种反映是“没有教条主义”，这一方面看出，需要我们再去讲；另一方面也看出学校政治教育是存在有教条主义的。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示。
中共四川省委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省委于四月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及五月一日连续召开了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战线负责人参加），专门讨论与检查如何正确地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此以前，省委曾分别召开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全省中等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区党委、地委农村部长、财贸部长会议、各战线的专门会议和为化县事件专门召开了两次会议，集中地围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反复的研究及作了一些初步的处理。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各地委和多数的县委，亦先后召开了各种不同的干部会议，着重传达中央、省委有关报告、指示精神，并结合研究本地区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有的地委已普遍传达到区委和大乡党支部书记。五月四日，陶铸同志在省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根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的精神，提出了广东人民内部存在的十二个方面的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措施。同时派出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冯白驹、区梦觉、文敏生，省监委书记李坚真，常委贺希明及秘书长张根生等同志，分别赴海南区党委、各地委协助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使之在全体干部中，结合各地、各部门工作的检查，把学习搞好，弄通道理，端正认识，切实地从思想上、工作上认真组织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转变；并在此基础上，省委准备五月十日后再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与制订全省的整风计划，分期在省、地、县三级首先开始进行整风。
就前一段党内外反映的思想情况看来，开始许多干部对新形势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认识是很不明确的，思想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思想抵触很大。习惯于用专政的办法，害怕这样一来工作就不好做了，群众“控制不住”了，坏分子就会钻空闹事了，甚至有的说：“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早来，合作社最多只能达到百分之六十”。认为只用民主的办法不行，要加“一点行政手段”或“一点压力”，有的认为这种办法“对贫农可以，对中农不行”，“道理可以说得通，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存在着不少的疑虑和糊涂观念，有的认为目前提出这方针是否“为时过早”，怕“闹得天下大乱”。总的看来，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提出来后，群众是兴致勃勃，干部则忧心忡忡，党内“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障碍最大，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越到下面，干部的抵触情绪就越严重。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传达、报告，特别是对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报告传达学习以及化县事件的教训，并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学习后，据最近各地反映，上述思想情况已有所改变，在县以上干部中，一般对这一划时代的大转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认为毛主席的指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但对具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办法和根据本地区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存在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如何放手“鸣”和“放”起来等问题，还有不少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几天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较之他省面广而且复杂。广东农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靠近港澳，处于国防前线，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少数民族等问题外，还有华侨、渔民、盐民、船民等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之问题也就比较复杂。加以广东解放较迟，工作基础较差，而目前全省五十万党员，其中四十五万是土改后（一九五三年）发展的，没有经过艰苦的缎炼；在五十多万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干部，有很多是招兵买马搞进来的，成份比较复杂，省委这几年来对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又很差，当然问题就比较多。就是在老党员老干部中，近几年也由于省委工作上的缺点和党内团结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各种不良的思想作风大有所滋长。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该说在广东是比较严重的。因此要把广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就需要用更大的力量与需要做更多的艰苦工作。
根据各方面摆出的情况和我们初步的分析研究，当前广东人民内部矛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二方面：
第一、农民方面的矛盾。从广东情况来看，这个矛盾解决得好与坏，关系极大。当前广东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上，最突出的是：国家的计划指导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独立经营的矛盾（如国家要求保证粮食生产基地农民要求多改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国家要发展生猪、油料，农民不愿接受国家计划等）和商业收购地区差价和购销差价问题所形成的矛盾上。其次，表现在城乡关系上，主要是认为政府过多照顾城市工人生活好，干部生活好，农民生活苦；城市供应多（布疋、食油等），农村供应少；工业品价格高等问题的矛盾。第三、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主要是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账目不公开，不少合作社干部存在着贪污行为，社干不参加劳动生产、贴工、补工过多等，都引起群众极为不满。第四、表现在集体与个人关系上，包括社与社员，社与退社户、单干农民之间的矛盾。去冬以来，全省先后退社的一一七、九一六户，目前已回社的有一○二、一四九户，但在巩固社中，部分地区比较普遍地发生对退社农民采取简单粗暴的限制办法，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紧张。第五、表现在经济改组变化较大的地区和灾区问题上，这些地区群众生活改善较少。而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工作指导，没有采取更具体的有效措施，群众对政府意见也不少。
第二、工人方面的矛盾。去年以来，全省发生工人罢工闹事事件共一三六起，矛盾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工资不合理。地方国营与新公私合营之间，国营与地方国营之间都不一致，同级同工不同酬，调整工资时厂长等领导人增长幅度高，工人增长幅度低等，工人很有意见。
2、工厂管理不民主。据广州市委反映，如全市工厂厂长由工人选举，现有厂长可能有百分之五十选不上。有些厂矿领导对扩大民主有七怕：一怕工人不会管理，二怕影响生产，三怕对福利要求过高，四怕削弱行政权力，五怕工人不听指挥，六怕麻烦多，七怕挨批评、被免职，形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很紧张。
4、临时工和学徒转正问题。仅工业厅系统今年即有一、〇〇〇多学徒达到升级条件，但由于工资限制，不能升级。有的临时工已干了三、四年，表现很积极，但目前不能转正，意见很多。
5、地下工厂问题。这是目前公私合营工厂与手工业合作社和工人之间较紧张的一个问题。
第三、失业人口不能很快就业的矛盾。目前广东全省有劳动力的失业人口约十八万人（广州、汕头等十个城市登记求职人数为六二、五三二人），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虽然几年来广东搞了些工业，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如广州市解放前只有七万工厂工人，现增加到二十万），但由于广东为非工业建设重点，就业人数还是很有限，人民普遍认为广东工业建设太少，并表示不满；同时我们在某些可以解决就业的办法上，抓得太紧，如有些失业工人与贫民自己设法搞点手工业，往往得不到批准，就更增加失业者的不满。不少人埋怨政府说：“政府既不给我们工作，而自己找工作，又加种种限制。”
第四、中小学毕业生大部分不能升学的矛盾。今年广东全省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大学的一二、六二七人，占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二；初中毕业不能升高中的五四、三一○人，占总数百分之六十四·九，高小毕业不能升初中的二○二、九四三人，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九。加上社会上原有准备升学的，人数和比例当更大。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思想抵触很大，最近召开了学生代表会，虽然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估计问题仍很多。
第五、华侨、侨眷方面的矛盾。主要的问题有：房子问题，土改时分了华侨地主的房子，意见最大，至评错成份、或在城市里被占用了的，也因处理得不够彻底，还有意见。供应问题，主要是对副食品供应不够不满。投资问题，不满足于八厘，要求能分红或自办工厂。侨农关系，农民对侨眷优待有意见，侨眷对合作社不予照顾，也有意见。此外，对难侨的工作安排以及华侨、侨眷出国等也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对国内外华侨影响很大，并且直接影响国家外汇的收入（今年第一季度侨汇下降百分之二十）。
第六、渔民、盐民、船民的矛盾问题。当前盐民意见最大的是限制小盐田的发展和过去还有少数废除的小盐田尚未恢复，以及盐价压价问题。渔民问题主要是购销差价悬殊仍过大，鱼需品不能保证供应，对浅海内河照顾帮助不够，以及对渔民去港澳限制过严等。船民问题主要是珠江航运局过去错误地对木帆船限制发展，机械规定支流木船不准到干流运输，现问题虽已基本解决，但所遗留的影响很坏，并造成了船民生活的困难，他们至今仍有意见。
第七、知识分子方面的矛盾。广东知识分子较多，由于过去改革运动有缺点，伤了一些感情，同时党内宗派主义情绪严重，对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不够，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目前和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
第八、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是有职有权问题始终解决不好，对工商业者积极一面承认和发挥不够，不很好鼓励其进步，反而总强调消极的一方面，引起他们反感。
第九、转业军人方面的矛盾。最近很多农村闹事的骨干多是转业军人，一方面固然由于转业军人中有些思想不健康的分子，背上“功劳甚大”的思想包袱，觉得有闹事的“本钱”，而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对他们安置不好，很多地区和机关对复员军人抱讨厌态度，更加加深了这方面的矛盾。
第十、少数民族方面的矛盾。广东有一个民族自治州、四个民族自治县。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自治权不完整，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真正的当起家和作起主来，有些地区去年合作化搞的稍快了一些，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有些具体问题处理（如封山育林）也不够恰当，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与人民对此都有意见。
第十一、老根据地方面的矛盾。主要是对老区照顾不够，几年来对老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有些老区群众反映说共产党忘了他们，这也是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十二、供应不足与物价上涨所引起的矛盾，这是目前广东所有城乡人民最关心，反映意见最多，而且是比较紧张的一个问题。目前供应不足的主要有食油、猪肉、棉布等。解放以来，广东没有完全放弃依靠外调油供应的念头更大力的发展油料作物，是一错误，这样估计短期不能消除这种紧张。生猪前一时期由于收购价格低，加以粮食较紧影响猪的生产下降，目前供应虽稍有好转，但总的来说还是紧张的（从一九五五年七〇七万头，一九五六年下降为六一五万头，近半年来逐渐恢复发展到一九五五年的水平。估计半年之后，猪肉供应才会有所好转）。棉布打折扣，群众最大的意见是我们去年强调穿花衣，要打扮漂亮，今年则号召穿旧衣穿破衣，批评我们讲话没准，今后政府的话不可信。对于物价上涨问题，如食油、猪肉等，如果向人民讲清楚，估计还可以得到人民谅解，现在主要是有些并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由于工作没有做好而引起涨价的一些副食品，如蔬菜、三鸟和蛋品等，人民意见最大，责怪政府任由市场泛滥，不加管理，因为这些东西涨价，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很大。
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处理上述各项矛盾，省委在揭露十二方面矛盾的同时，还分别研究了解决矛盾的一些主要措施，将分别向中央作专题报告。
我们深深感到为着很好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针精神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使全广东党彻底改变工作作风，关键在于切实改进省委的领导。省委决心在最近几个月内集中力量来揭露广东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并拟公布化县事件的经过和其它一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坏典型，结合处理和以具体实例来向干部进行教育。因为只承认矛盾，而不敢揭露矛盾，是不能很好解决矛盾的，同时也只有充分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才能真正彻底改变工作作风。故最近除在党内开好三级干部会议，检查工作，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把中央精神初步贯彻到下面去，并运用正在召开的省政协会议，充分发挥民主，听取党外人士对工作缺点的批评外，六月初拟即开始系统检查省委工作，进行整风，八月召开全省党代大会，进一步检查工作，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提高思想。党代大会后，一方面省委继续整风，并布置区党委、地委和县委两级的整风，求得到年底县以上三级整风初步告一段落。正式整风计划，待省委下次会议讨论通过后即上报。
以上当否请示。
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上作了报告后，甘肃各级党委在三、四月间，曾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用多种方式向全省约十四万干部作了及时地传达。目前已开始引起了全党的重视，成为广大干部谈论的中心。
（一）省委于三月一日和十五日先后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和党内外高级干部会议作了两次传达，并初步研究了传达办法和执行措施。随即于三月中旬召开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吸收省、地、县三级及厂矿、企业宣传工作干部三二〇多人参加。根据主席指示和全国宣传会议精神，进行了十二天的学习讨论。着重研究了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如何改进党的宣传工作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同时，省委连续召开了三次常委扩大会，检讨了处理林校学生罢课问题中的错误，分析了根源，要求领导干部吸取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市、州委和厂矿、机关、学校党委，也从三月中旬起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并向全体干部作了传达。县级机关也都于三月底、四月初向机关、学校和区乡负责干部作了传达，有的还组织了讨论。省委根据毛主席指示，曾于三、四月间先后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除全省精简机构下放区级以上领导骨干二、三九一名外，又抽派省委书记一人，厅、局长二十九人和科、处长五十六人下乡、下厂，加强基层领导。现拟将这种方法，作为制度坚持下去。一年左右轮换一次，使更多的负责干部得到锻炼学习的机会。
第二、在甘肃日报上开展“民主办社、爱社如家”和“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讨论会，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提高政治觉悟。这是一种生动、活泼、有力、有效的教育方式。
第三、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指示中，我们再三强调农村工作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重大意义，号召他们向艰苦朴素、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县委书记霍世仁、明星才两同志学习看齐。
第四、在厂矿、企业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试行职工代表大会的群众监督制。
第五、提倡依靠群众力量，举办部分服务事业和儿童教育事业，以补国家财力、物力之不足，适当满足群众迫切需要。此外，还抽派百余名干部进行山区规划。
由于我们思想迟钝，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缺乏敏感，对主席报告理解不深，所以在传达后没有及时布置系统的学习和讨论，影响了深入贯彻。四月初邓小平同志来兰检查工作并向党内外高级干部讲话后，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引起普遍重视。省委随即召集党员负责干部一五〇余人，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学习和讨论。确定全省高级干部从四月二十日起，以五个月时间进行初步整风学习。认真研究主席报告和有关文件，同时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办法，组织全体干部学习讨论。并由书记和各单位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努力学好。其次抽派干部二一八名组成八个工作组，由省委负责同志亲自率领，深入农村，一面检查督促增产节约防旱抗旱运动，并向农民作政治报告，传达主席讲话精神；一面选择典型，具体分析农业合作社内部矛盾，寻求解决办法。为弥补全省宣传会议没有来得及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缺陷和更好地贯彻主席指示，省委于四月十三日召开了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吸收党内外文教宣传工作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四五〇余人参加，根据主席报告精神，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进行了九天的热烈讨论。仲良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会议，并分别召集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代表人士举行了四次座谈。通过党内外一起谈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党外人士深受感动，道出了肺腑之言。党内外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始建立了感情。总计提出批评建议一四一条，我们正在研究解决。
（二）经过传达，特别是近半月来的学习和讨论，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开始引起广大干部的普遍注意。县级以上绝大多数党委和第一书记，已开始重视了对思想工作的领导。目前，党内外思想情况已经起了一些变化，并且正在变化中。绝大多数同志对中央的方针都程度不同的表示赞成。一般说来，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但党内也是有很大震动和变化的。如不少党员干部反映：主席的报告很适时，像灯塔一样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划清了道路。我们过去对新形势熟视无睹，不知道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甚至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所以—遇见人民闹事，就感到惊奇，害怕丢丑，表现惊惶失措，手忙脚乱。首先想到的是反革命分子在捣鬼；其次瞒怨群众太落后，很少认真考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因而在处理时，不是粗暴压服，就是满口许愿，要啥给啥。只怕事态扩大，希图草率了事。当然处理得正确的也有，如平凉师范和航空技工学校。但因为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树立榜样，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现在开始明白了，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过去根本不承认有宗派主义，更不承认有国民党作风。比如去年省党代表大会讨论省委报告时对有无宗派主义问题就争论很多；今年二月间在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现在已有部分同志开始承认并着手检查这方面的问题了。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片面性，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上相当严重，但不自觉。现在已有一些同志，开始学习运用“两点论”来观察、分析问题了。对同群众同甘共苦的重大意义开始有所体会，并见之于行动了。西北民族学院因房子问题闹得很凶，但是，当党员副院长韩丰同志（汪锋兼院长不在此住）主动让出自己的宿舍，搬进办公室时，情况就变了，结果你谦我让，房子反而有了长余。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满意。特别是干部和农民一起下田生产（据静宁、东乡两县统计下乡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十五参加了生产），社员的出勤率大大的增加，群众非常满意，敦煌县农民反映：“县上开了三天会，干部回来都参加生产了，不知听了个啥报告，这样灵验”。榆中县农民也反映：“这股风吹的真好，土改时的干部又回来了，照这样办下去，合作社没有办不好的，共产党的天下没有坐不牢的”。在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听了传达后，普遍表现兴奋，说主席的报告通俗易懂，态度亲切，道理深刻，使人不能不心悦诚服。对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提法，感受很深。说是“击中了时弊”。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共产党眼光远，气魄大，有信心的表现。多数人开始解除了顾虑，思想空前活跃。在会议上大胆发表意见，批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诉了冤，讲了心里话，感到很畅快。从感情上进一步靠近了党，并希望党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如城建局设计院副院长陈竹林过去很沉闷，自参加文教会议后情绪大变，有说有笑，自动到所属单位讲话做传达报告，劲头很大。最近邓宝珊省长曾主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问题举行了数次座谈会，讨论非常热烈。这种主动热情，对邓来说过去是很少有的。畜牧厅马全良厅长说：“过去把思想工作推给党组织，认为党外人士无权过问，现在明白了自己也有重大责任”。这说明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党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均有了一定的改善。正如省协商会副主席杨子恒所说：“党若向民主人士接近一尺，他们就向党靠拢一丈”。
（三）根据四月底检查，各地传达的还不够普遍。省级尚有约百分之十，专、县尚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干部没有听到传达报告。乡级和小厂矿还更差些。同时，还有不少单位尚未组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已经组织学习和讨论的单位，也多半还未联系实际，具体分析本地区、本单位存在的矛盾。部分党内外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我们初步分析：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大体有四种情况：少部分同志思想基本搞通了，信心足、劲头大。亲自领导本单位的学习讨论，检查分析本单位存在的具体矛盾，研究解决的办法。积极地向群众作宣传报告，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大多数同志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炉。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其中还有些人担心把牛鬼蛇神和唯心主义放出来，会引起思想混乱，怀疑党的方针是否提出的早了些；还有一少部分同志，埋头业务，向来不问政治，目前还处于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状态，误认为主席的报告只是党委和宣教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此外，也还有极少数同志有严重的居功骄傲、特权思想、思想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或严重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国民党作风，所以还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如说：“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瞒怨党是自找麻烦，使工作更不好做了，表现消沉。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一些怀疑和顾虑。有人说：“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真诚的、没有不拥护、不相信的理由。但本单位是否能贯彻，还要等等看。”。“监督共产党是太岁头上动土，要小心着。”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还有怕放错了整思想、查历史，怕丢面子、受打击的顾虑。怀疑党的方针是否是诱虎下山。也有人认为甘肃落后，无花可放、无家可鸣，或说没有园地、没有资料、无处可放、无法可鸣。此外也还有少数人怕“鸣”、“放”引起思想混乱，或主张“只放不评，只鸣不争”的，认为批评就是“收”。总之，目前党内外广大干部对主席指示的精神，还是领会得很不深刻的，甚至有些同志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由于许多同志仍然习惯于用旧眼光看待新问题，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养成的观点和作风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过来，甚至还没有觉悟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次是一部分同志有埋头业务、忽视政治的倾向，再加上骄傲自满，对新鲜事物失去了敏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省委领导上抓得不紧，对于由革命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战略转变关头，广大干部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估计不足，对主席报告的重大历史意义理解不深，因而检查帮助和对干部的教育不够，影响了指示的深入贯彻。
（四）为了迅速贯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我们除正在研究和拟制全党整风计划（此计划最近即可报上）外，目前正在组织全体干部深入地学习和讨论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新的整风运动奠定初步思想基础；同时，我们拟从五月份起，分别召开工交计划、农林、文教、宣传、财贸、政法、民族统战等七方面的会议，同党内外负责同志一起，具体研究分析这些方面的具体矛盾，寻求解决的办法。为此，我们拟组织力量，对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市民、资产阶级分子等方面情况，进行典型的调查研究，为会议进行准备；其次，我们正利用报纸开展讨论会和组织负责干部向群众作政治报告的方式，向全省工农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并继续贯彻农村工作干部及全体干部联系群众、改变作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措施；同时，强调各级党委和第一书记、各部门第一把手抓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是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关键所在。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共甘肃省委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已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军事各部门，各驻外使馆党委。共印二二九六九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7年5月18日发出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