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党外人士对肃反运动有不少反映，现将报纸及内部刊物上登载的一些材料初步综合整理如下，供领导参考。其中所举事例尚未查对，可能有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
民革二中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采取群众路线搞肃反的方针，而且肯定肃反成绩。但有些人与国民党阶级情感浓厚，划不清敌我界线。如邵力子一见文件上有肃反字样就说：“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还肃什么反”。黄绍竑主张民革要替判错的旧国民党军政人员申冤。邵力子特别反对搞肃反运动，他说“要搞肃反由公安部搞，不要搞运动，群众运动偏差大”。又说“在未判罪之前，都应作无罪看待，无罪关人是不对的”。有些人要求对一般有历史问题的旧军政人员要赶快给他们作结论。对民革处理肃反案件；有些人认为处理不当和过重。龙云说“逮捕民革成员前，不通知民革组织是不尊重民革组织，互相监督也要互相尊重。民革组织知道成员被捕后，不去弄明白反而惊惶失措，处分成员，这是不对的”。夏仲实说“民革在肃反中处理成员有过重的，也有不应该的”。
（4月23日479期零讯）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刘世揩（无党派）说：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太粗暴，我不赞成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应该用于取得政权以前，取得政权以后问题就要搞得细致。肃反应让公安局去调查逮捕，怎样能让大家乱斗？教授被斗后还有什么脸见人？给旧知识分子扣个反动帽子实在不恰当，他们在旧社会有什么话就随便乱说惯了；解放以后积极分子就把这类随便说的话收集起来作为斗争的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譬如原在师大工作的盛叙功，一次参加一个会，走去坐在前排，工作人员叫他往后坐，说这是给首长留的位子，盛发了几句牢骚；又一次工会作一件事，盛有意见说你们是官方工会；……这些在肃反运动中被收集起来作为斗争盛的材料。其实旧知识分子够不上称反动，他们不会革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过去国民党时还管得松些，他们都不革命，今天难道还革共产党的命！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在外地教书被斗争，我敢用脑袋担保他们并不反动。
对党员有意见，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北京还好一点，外地就要糟，一个党员，一个首长在外地真不得了，事情闹大了充其量作个检讨。学校里甚至可以逼死人，广州师范学院付院长逼死人后撤职，这样处理太不公平，逼死人那能撤职了事呢？撤职不过是叫他不在这里当官，到另一个地方去当官。我希望国家立法，要有法，应优待者优待，应惩罚者惩罚，把如何执行宪法具体化，人身有保障。我不赞成光批评检讨，批评检讨是好办法，但是那是“君子国”的办法，我们目前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现在没有“法”光检讨，便利了某些人的投机。
要讲理不要说教，有些很明显的道理不要动不动就引马、列。用人要凭才干，过去有功的另作奖励，不要放在不合适的工作岗位上让他胡搞。人应该讲感情，不能完全唯物。盛叙功被斗后，住在他周围人见面招呼都不打，这些人“立场真稳啊”我去看他，盛在床上眼泪直流。
（5月12日宣教动态51期）
在民革二中全会一个小组会上对肃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邵力子激动地说：“今后如果还要肃反，那也只能认为是一种工作，而不应当成为什么运动。民革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大提特提！假设要提的话，首先我们应该提出肃反的错误偏差，正因为有错误，上边才提出“有错必纠”的话，不然这句话从何而来呢？今天我愿意大声疾呼：肃反肯定有偏差有错误，而且偏差、错误是很大很大的。逼口供，疲劳讯问，乱斗一阵，这叫“大胆怀疑！自杀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邵谈到这，许闻天说“民革在肃反工作上就没有作。”邵没有等许说完就高声说：“没有做就没有害处，肯定的说，肃反运动绝对要不得”。
周炳林说：“肃反偏差不能认为很小，北大就有三个人投未名湖而死，肃反中，单位越大，偏差越大，损失越大。追呀！逼呀！斗呀！闹得一塌糊涂。卢作孚之死，对国家有多么大的损失啊！我主张如果要提的话（指在民革决议上）至少要把错误偏差和成就并列的提出来，不应只说好，不说坏。”
赵祖康、吴山民反对邵力子的看法，赵认为肃反运动是正确的，成就是主要的，方式方法有时不够好，可以提出纠正。吴山民说：“肃反运动纵然有毛病，但总比匈牙利闹起来好些。”
邵力子气愤的说：“方式方法不好，好事也要办坏，肃反中的大胆怀疑，已发展到无边无度，苏联不是正在反维辛斯基的法律观点吗！”邵指着吴山民说：“你对我的话既无解答，也没帮助”。并说：“民革既表示拥护政协决议，又何必多此一举，写这么一段，既然要写，至少要象政协那样提，这么丢头丢尾就是修正主义。”
（4月9日474期零讯）
上海市各界民主人士对肃反的反映：
一、认为肃反工作有偏差，有的人认为我们过去肃反中杀人太多了。高事恒（资本家）说：过去真不知道肃反会杀掉几十万人，听了传达主席报告，吃了一惊，杀这么多人，怎么下得了手。
有些人认为我们过去只强调“有反必肃”，而没有提出“有错必纠”，因此过去被冤枉的人太多。（欧元怀、韩志成等）
有的人认为在肃反中常常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
有人认为肃反的毛病在于执行政策时过左，显然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理论的影响。（曹仲渊）
二、希望今后肃反不要采取“大民主”（发动群众）的方式，如孙国辉说：反革命分子不过百分之零点几，假使不由群众参加，由公安部门来搞，再加上正确领导，就不会象苏联那样糟。
三、认为我们不执行“既往不究”政策，曹仲渊（无线电工程专家）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例如解放时宣布“既往不究”、后来却大究特究。要使人心服，就必须言行一致，凭一时策略上的收效而失大信于天下，未免不值得。
此外，有人提出反胡风反得太左了。有人提出，既然对肃反进行全面检查，也要对土改进行检查。宗教界有人提出要求释放龚品梅。
（4月17日477期零讯）
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全省基层组织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对肃反工作也提出了批评。保健医院一位成员说：肃反运动时领导上说只要把问题交代清楚，就能放手使用。可是我把一生的问题早就交代清楚了，而放手使用又在哪里？因此他认为交代历史是对的，但不要附带什么条件。南京市房地局一部分成员对肃反工作也有意见。他们认为有些人在肃反中被错捕判刑，后来又无罪释放，恢复原职，这就显得工作太不谨慎。
（5月15日光明日报）
在光明日报组织的各民主党派江苏省和南京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座谈会上，有人说，在大学里，平时敢提意见的“炮手”，在肃反中，大都“解除武装”。
（5月15日光明日报）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说：肃反运动中有的问题是过分了，对象有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5月13日文汇报）
江苏省政协委员李文定反映在军事学院工作的起义军官对肃反工作的意见说：军事学院1955年和1956年的肃反工作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单凭印象、传闻或片面材料，采取硬逼等粗暴办法，逼使许多人捏造罪状，例如：姚江玲在贾礼峰同志追问他有电台与敌方有关系事件，被逼不过都承认了，但并无此事，到军法处将判刑时才不得不反供。又如郭宗汾（原系阎锡山的副总参谋长）自称说出来的罪都假是/是假的。领导上处理问题也很草率，肃反一开始就宣布教员中有几十个现行犯，公开逮捕，关了几个月又说没事，释放了，有人由于无罪逮捕，释放时就不愿出来，觉得无脸见人。肃反工作结束以后，宣布百人左右住招待所等转业，将近半年还未转下去，这些人闲居无事，也不发挥他们的作用，人力、物力都浪费，最近宣布50余人回军事学院工作，但其余几十个人的情绪就更加不安定。他又说，旧军官中自杀事件自1951年以来逐年增加，1956年肃反前后自杀的就有5、6名，据说目前还有人拟寻机自杀。
（4月25日480期零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毛礼锐（九三学社）说：追查历史不好。肃反中要我检查历史，实际上是追历史。这样作不好，检查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和肃反放在一起。某人历史上有什么不清楚，可以直捷了当地跟他说，叫他协助组织弄清，不必在大会上来追。平时讲了什么话就被收集起来叫检讨，实在是“谈者无心，听者有心”。
（5月12日宣教动态51期）
民革上海劳动局支部主任委员张公义说：民革成员过去与国民党都有关系，因此，在肃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审查。审查是应该的。但是，审查的方法，有的采用人民内部的方法，有的却是采用单纯的斗争方法，结果斗争错了，机关中党群关系的确有裂痕，我体会这是一个关键。有人认为，现在给你们工作，有工资可拿，还要怎样？这种看法，实质上就是恩赐观点。其次，要能够改善党群关系，应该讲清楚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应该承认错误的要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只有这样，更能建立领导的威信。
（5月10日光明日报）
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教授在谈到知识分子参加争鸣时说：武汉在肃反运动中，对高级知识分子采用了“极粗暴办法，把斗争、禁闭等办法施诸他们身上，对他们的人权不重视”。运动中，“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对于思想、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打击和斗争面太广，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并称：“被斗被关是在大庭、广众中进行的，但是在查清不是反革命分子，给他们做结论，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或向他们道歉时，却在房间里“暗中”来做”，没有“在群众中公开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信用”等等。因而使他们直到现在“还是顾虑重重，思想有压抑和束缚”争鸣不起来。
（5月8日光明日报）
西安一眼科医生张锡华说：鸣、放是国家长期的政策方针，但有些人还有顾虑。这是因为怕打击报复。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对的，不过在个别基层单位领导的执行中确有偏差，甚至造成不良的后果，他们常把刺痛自己毛病的正确批评和意见，积存起来，借下一次运动，来一个大报复，象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因此，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发言的人，被扣上了反领导或反革命罪行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对领导不满，不满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甚至有这样一回事：一个老同志的外甥，因为别的孩子，不愿同他一起玩，就很不高兴说：“你不跟我玩，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我舅（他的舅舅是党员），反对我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个别有执法之权的人利用这一逻辑，曾给人们心理上打下了不易磨灭的烙印。这就给鸣放的前途上，留下很大阻碍。上述由个人好恶出发，利用“幼稚逻辑”违犯中央政策的事例，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个别或少见的。因此，人们就来个“守口如瓶”“六亲不认”，免找麻烦。1956年毛主席指示在肃反运动中应“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但某些部门纠正错误的行动却有些不严肃，某些领导人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还对被斗错了的人说：“这是党给你一个考验”或者说“你总有缺点吧，至少态度方式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平分秋色”，这样，不少的人不敢说话。
他说，据群众说西安有的医院就是这样在肃反和八大文件学习后，群众提出相当严重的问题，领导上只是轻描淡写的、肤浅的检讨一下，然后就被调换一个工作岗位。
他又说，有一位高级医务人员几年来作了很多种科学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得不到本单位党领导的支持，曾提出过尖锐的意见。于是在肃反中，这个单位专门组织了大会斗争他。肃反以后，这位医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以前被作为罪状的许多行为，却一变而为工作成绩，总结为先进事迹。此外，有些领导者对某些平常印象不好的人，常夸大其缺点，利用幼稚的逻辑，借运动的机会，大肆斗争。
（5月11日光明日报）
费孝通说：“知识分子几年来被肃反、思想改造整得抬不起头，现在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心里很舒服，但是还有问题，有一放就有一收，今后恐怕还会有斗争。”又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驯服的。”
（4月9日474期零讯）
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付主任朱治文在银行党委争求意见时说：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象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他们怕报复。三反运动把知识分子打得头昏眼花，再不敢讲话；肃反以后，我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他说，在过去运动中领导上虽总说禁止报复，但以后就有人报复，给扣上各种帽子，甚至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5月16日人民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付/副教授何兹全（民革）说：肃反以后，好些人有话不敢说，怕抓住小辫子，将来算总账，说明党群关系有问题。我们系里有5人被斗，结果没有一人是反革命，使人觉得不是反革命也可以斗。
（5月12日宣教动态51期）
河北师范学院付/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谷杏春在民革北京市委邀请的机关中部分成员座谈会上说：“我过去带着新社会的感情，向学校领导提过很多意见，肃反来了，却把我整了一下，以后我学习写发言提纲，都要左思右想，怕人家抓住小辫，到第二次肃反时再整我一下。”
（5月14日光明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斯骏说：肃反后知识分子和党疏远了。解放前党在地下，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解放后经过各种运动，知识分子逐步靠近了党，但是肃反运动后，大家又和党疏远了，有话不敢说出来，斗错一个人影响很多人的情绪。何付/副校长对斗错了的人道歉的口气也是逼人的，“斗错了，道歉吧！”何报告后许多教授仍有情绪，影响身体，也影响工作。年老教授因思想苦闷，影响身体者多，因工作影响身体者少。今后改变这种情况应从积极方面着手，从工作安排中重视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党的信任，光说是不行的。
（5月12日宣教动态51期）
李贤瑗在光明日报编辑部5月8日在沈阳邀请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主要是有顾虑，肃反的付/副作用还未消除，大家有戒心，就怕有朝一日被拿出来整，算笔总账。”
又说：“比如有一次我们系讨论教师安排问题，有一位助教大多数与会的人认为留在教研组合适，认为他适宜于教学工作，只因为这个助教在大学毕业那学期参加过青年军（肃反的结论并不是反革命），当时院的领导就不同意，认为应当调到图书馆去工作，但其他教师仍然坚持称此人有培养前途、应留在教研组。一位院领导乃说，国家培养的人才乃是德才兼备的，他不具备这条件。这一棍子打下来，没人敢说话的了。这件事传出后，影响很不好，大家认为，只要“历史有问题”的就不培养。”
（5月14日光明日报）
上海汪育春说：人总有感情，看事情各人主张不一，偶尔说错一句话，竟变成了恶语，被人记在账上，在肃反时大总结。党员同样怕与人交往，万一交往者被整，自己受到牵连，因此看见党外人士远避还不及，根本无联系之心。
肃反给人一种错觉，凡是挨整的，都是对学校提意见的；而被视为积极分子者，是不提意见的，说的重一些，他们根本没有是非观念。自然，这些事件已成为历史，但是领导上并不以为时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这样，使人直到现在还存戒心，颤颤巍巍，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因为大家都默认这一规律：开大炮者必挨整。
（5月10日光明日报）
中共上海市委给中央报告中说，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对人事、保卫部门的意见最多，怕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录入“牛皮纸袋”（人事档案），听到要到人事科去谈话心里就紧张。”
（摘自上海市委关于学习和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初步情况报告）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付/副校长巫一舟说：人民内部矛盾过去便有。可是过去多是用两种办法对待：1.鸵鸟式的把头埋起来；2.象对待敌人似的用简单逻辑、简单办法，知识分子爱发议论、意见多，意见又被看作牢骚，牢骚就是对领导不满，对领导不满就是反党（因领导大部是党员），反党就是反人民、反革命。有些具体事例，也令人害怕。
（4月24日文汇报）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提出：“高等学校肃反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很多人思想不安。有人认为在肃反中摘掉政治问题的帽子，又戴上思想问题的帽子，不能令人心服。许多人认为目前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需要妥善处理那些在肃反运动中伤了心的同志的问题。中南矿冶学院胡为柏教授反映：他们学校有些教授被斗，连爱人也被斗了。搜查时，把许多教授的家具、仪器都破坏了。在肃反中被斗争的湖南农学院李风荪（农工民主党员）教授在会上提出二十一条意见。他说：“有许多事实杀我的头也不承认，我要告到中央去。”
（5月9日第2199期内部参考）
潘光旦说，在运动中难免有过火的地方，冤枉了人，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也要“平反”。还有斗争是公开进行，可是结论却没有公开作，因此很多人还不能完全放下包袱。
（4月24日文汇报）
武汉水利学院教授揭曾祐说：几年来，各种运动中给大家作了许多好事情，可是也有许多坏事出现。运动中，搞错了，就不要不认错。是思想问题，斗错了，就认错，说清楚了就完了。这是个需要作的很细致的工作。
（4月24日文汇报）
北京市手工业生产管理局副局长李毅，在北京市委邀请的十几位政府和其他部门的非党负责干部座谈中说：在几次运动，也出了些偏差。有的人被斗得过火，过久，有的人被斗错了，到现在还抬不起头来。希望对于遗留问题，在这次整风中解决一下。这些人对提意见可能有顾虑，应该鼓励他们把意见提出来。
（5月15日北京日报）
陈其尤，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在机关中工作的民主党派的个别成员，肃反时被逮捕了，但是民主党派却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被捕。他说：这是否不信任民主党派所以才不通知，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成员不想干的机关所以才不通知。无论是什么理由，这样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他认为，不及时宣布拘留原因、不及时通知其家属，这不是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总之，宪法公布以后，有逮捕条例可循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他还说：肃反中还有机关管制这种办法也是不尽合法的。并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5月10日北京日报）
电力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财务司会计罗孝胥说：对群众估计不足，例如肃反开始说估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百分之几，这就是起码1％，多可到9％。但这次听到高部长助理报告，我们部才有千分之几，当然别的部情况也可能有些不同。
（5月15日人民日报）
重庆市机关干部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中，“一些在肃反斗争中曾被斗争的干部说，我们机关搞错了，要求领导上公开检讨。”
（5月8日2189期内部参考）
四川大学付/副校长谢文炳说，肃反之后，学校的政治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基本上在这方面摸清了学校底子。应该是在政治工作上大大地放手了，但我们仍然是小手小脚地不大放手。在某些党员干部的情绪上还多少保留着一些肃反的气氛，对于已经作了结论和处理的原肃反对象，总还有些不放心，那儿有些风吹草动就紧张起来了。
（四川日报5月6日）
更正
肃反情况简报第22号第二页倒数第四行“如市卫生局，群众要把局长赶走”，应改为“如市卫生局干部疗养院，群众要把院长赶走”。
已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仲勋、鼎丞、林枫、子文、瑞卿、从吾、钱瑛、克林、楚离、国斌、江震、孟飞、金祥、之琏、龚子荣、维汉、平杰三、徐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公安部党组。（共印94份）
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1957年5月16日印发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