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转发给你们阅读，报告中所述各点是正确的。
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已于九月十七日结束。这次会议，从六月六日开始，历时三个半月，共开了二十七次，在会上发言的，有党内外同志一百三十八人。会议自始自终保持了热烈的情绪。
这次会议是一九五五年八、九月间党组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的继续。前年会议以后，丁玲、陈企霞实际上为但没有接受党对于他们的批判，痛改前非，反而从去年下半年起，暗中结合力量，继续反党活动。党组为了和他们进行斗争，于今年六月间再度召开扩大会议，展开辩论。最初的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是在六月初大鸣大放阶段召开的，在这些会议上，丁玲、陈企霞、李又然等公开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从七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议起，开始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击。以后，会议扩大到二百多人，吸收了在京的一部分党久作家参加。在第七次会议上，天津市委宣传部同志宣布了长期被陈企霞利用、欺骗的柳溪所揭露的材料，从此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从第七次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达三百多人，群众的认识和斗争情绪逐步提高，会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冯雪峰、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陈明等的反党活动。九月十六、十七日举行了总结会议，到会者一千三百余人，作家协会各分会的负责人，外地和北京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各省、市委宣传部长或女教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陆定一、周扬同志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在会主讲了话，邵荃麟代表党组用了总结发言，在这前后二十余次的会议上，系统地揭露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批判了他们的极端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辩明了大是大非。
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曾经指出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今年的党组扩大会不仅证明这些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又为这结论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证据。去年以来，这个集团利用了波匈事件后的局势与国内右派分子相结合，更加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进行了新的反党活动。他们这种新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
一、勾结党外右派，和文艺界其它反党集团，利用整风初期大放大鸣机会，进行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篡夺文艺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不仅勾结了“文汇报”的右派分子，企图在报刊上为一九五四年检查“文艺报”翻案，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而且与美术界的江丰反党集团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等处的右派分子们互通声息，相互支持，企图把这许多反党的潮流，汇合成一支巨流，推翻党的领导，由他们这一派人物取而代之。
二、分裂文艺界，破坏党内团结和文艺界党与非党的联盟。丁玲、陈企霞不仅进行反党的小集团活动，而且还曾准备在他们进攻不遂的情况下，退出文艺界，与党公开决裂。丁玲、陈企霞都准备在原拟于今年十月召开的文联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要挟。冯雪峰身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却背着党组和“文艺报”的几个忠实于他的反党分子密谋筹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他们内定的“同人”中，就有丁玲、陈企霞、王若望、刘宾雁、陈涌等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这次会议还从历史上揭发了他们反党思想和活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丁玲、冯雪峰多年以来对党不忠和破坏党的利益的行为，使大家更加深刻认识到这个反党集团的危害性。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在铁证如山、无法抵赖的情况下，也在会议上作了一些检讨，表示低头认罪。
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巨大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这是文学艺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学艺术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还是为个人主义的目的服务；是要党的领导，还是脱离党的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所代表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这条路线早在二十年前的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就已存在，那时候，冯雪峰和同他结合在一起的胡风，就是这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胡风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动路线，扩大他们的思想影响，并以他们为中心发展成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冯雪峰则一直是支持他们，同情他们的，他自已也发表了不少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文和建杂文。而丁玲等则在解放区进行了反党活动，散布了他们的影响，并且扩大了他们的势力。全国解放以后，胡风集团和丁玲、冯雪峰等人在反党活动上实际上是互相呼应的。对于这一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党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延安文艺座谈会，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的基础，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而使这个反党文艺路线受到了沉重打击。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丁玲就受到了党的批评，在重庆和香港，我们也与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展了论争。从一九五四年起，党的路线与这两个集团的路线斗争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发展而更加尖锐起来，一九五五年胡风反革命集团遭到了彻底的破产，而这一次，丁、陈反党集团也被粉碎，这样，长期存在于文艺界的反党路线的最有势力的代表就完全崩溃了，这对于今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将发生深刻的影响。第二，这是保卫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在文艺界党内，长期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空气甚为浓厚，这也就给反党分子以可乘之隙，他们利用这种局面进行宗派主义分裂活动；反过来，这种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又技持和鼓励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使之更加难于纠正。而丁、陈反党集团在实际上是文艺界党内这种反党势力的代表，在文艺界的各种宗派主义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和带头作用，无论是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也无论是钟惦裴、沙蒙、郭维、何迟、陈涌等反党分子，都是唯丁、陈集团“马首是瞻”的。这一次，对丁、陈集团的粉碎，将加强文艺界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领导。第三，这次斗争，对于整个文艺界，是个深刻而生动的教育过程，尤其对青年一代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近年以来，有为少青年文艺工作者，在丁、冯、陈的影响之下，走到资产阶级的岔路上去了，在这次斗争中，使他们得到深刻的猛省，因此，通过这次斗争实际上整顿了一下党的文艺队伍。总之，丁、陈反党集团，不仅在文艺界，而且在整个知识界，都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大旗之一，推倒了这面大旗，无疑地，对全国反右派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次斗争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主要的是：第一，从这次装饰中又一次暴露出来，近年来，文艺界资产阶级思想有很大发展，腐朽的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间，文学界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占了不小的比重。作家协会的党内外右派分子占参加斗争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八，其中党内右派分子又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从全国文学界看来，党内右派分子所占比例也相当大，这个情形，说明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侵蚀了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在这个问题上，丁、陈反党集团的思想影响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这种反动思想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和近年来许多作家脱离群众生活的倾向有重大关系的。作家协会七百多个会员中，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中的即有四百余人，其中自然有许多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大学中任教或担任其他方面的工作的，但有不省专业作家包括一些未经锻炼的青年作者，却脱离群众汇集大城市中，其结果便自然在形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滋长了争名逐利的个人主义意识，逐步丧失了政治警惕性，使文艺工作逐渐离开了党的路线，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陆定一和周扬同志在总结大会上都严重地指出了这一点，要求认真贯彻实行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结合的方针，要求作家长期地全心全意地无条件地投身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我们认为，这是肃清文艺界反党思想、保证反右派斗争彻底胜利、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建立工人阶级文艺队伍的关键所在，在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结束后，文学界同志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一致热烈拥护中央这一方针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作家协会以最大决心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在京作家有五十多人将陆续长期深入基层生活，我们准备逐步推动各地作家审实践这一方针，如能做到，我们认为，这是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胜利基础上的一个最主要的收获。其次，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虽然摧毁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给了它以严重的打击，但还远远没有肃清。为了保证党的文艺方针的实现，为了巩固党在这个战线上的领导权，还必须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批判文艺领导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我们已在作协机关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批判的工作，其目的是肃清丁、陈反党集团的思想影响，和在文艺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准备在报刊上展开一次文艺思想的大辩论。第三，这次斗争又暴露出来，过去作协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薄弱的，对党员的文学工作者、特别是作家缺乏严格的监督，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对于作家必须实行有分寸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相结合的方针，对他们的工作虽然不能用粗暴干涉的方法，却必须给以经常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帮助。
这次会议是成功地结束了。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道德由于中央的坚决而彻底的方针和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中央都及时地给了我们以明确有指示，这就保证了斗争的彻底性，使会议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会议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辩明大是大非的的大辩论的方法。许多与会者都为了丁玲、冯雪峰等人的罪恶活动和不老实的态度而表现了应有的义愤，同时仍给了丁玲、冯雪峰等充分的以言的机会。在每次会议上，大体上保证了一般以言外有一个思想性较高、有分析、的系统的发言。这样，就使会议保持着较高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并且使斗争步步深入，真理愈辩愈明。再次，在这次斗争中，对于丁、陈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我们采取了有步骤、有分别、逐步分化的方针。在大会斗争中，只限制在批判和揭露丁玲、陈企霞、汉雪峰、陈明、李又然、艾青、罗峰、白朗八人上，对于其他犯错误情节较轻的同志，有的只在大会上点名，或促其反省，使他们一面检查自己，一面参加斗争；这样，就将对右派的政治思想斗争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的界限划清，避免了扩大化。由于采取上述方针和方法，经过这几个月的大小会议上的斗争，就逐步地锻炼了左派分子，争取了中间分子，分化了右派，孤立了反党集团的八个主要分子，使这一场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现在，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正依据边整边改的原则，一面继续进行思想批判；一面依照中央的“狠狠地改进工作”的指示，对各项工作首先是作家深入生活、改进文学刊物编辑工作和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等工作进行具体的安排。
最后，我们也研究了对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的组织处理问题，初步意见如下：
一、丁玲、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根据会议上所揭露的材料，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因此，我们认为，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审查。
二、关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李又然、艾青、陈明、罗烽、白朗的党内处分问题，亦应予以及时处理。最近，作协各个支部在大会结束后，采取了大放大鸣的方法，普遍地在会议中提出对丁、陈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组织处理的意见，绝大多数都主张开除上述八人的党籍，只是白朗比其他七人罪恶较轻，如转变得好，可以考虑是否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目前为止，白朗检讨的不好），党组已建议作家协会总支和文化部党组织（冯雪峰、陈明在文化部过党的生活）考虑这些意见，最近即召集总支大会或支部大会做好决议，然后报请上级党委批准。
三、关于丁玲等八人的工作问题，我们也准备进行处理。我们初步意见是：撤销丁玲的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人民代表；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代表；艾青的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和美协理事、“诗刊”和“收获”编委；白朗的作协理事、人民代表；陈企霞、罗烽的作协理事；李又然的文学讲习所教员；陈明的北京电影片厂编剧。保留冯雪峰的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丁玲的作协理事。然后根据各人不同情况，分别让他们下去锻炼改造继续写作或监督生产，或另行分配工作。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批示。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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