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将四川省委关于“西充县在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闹事事件的通报”转发各地参考。四川省委在批语中所提三点意见，希望各地注意。
西充县采取放手鸣放，不怕牛蛇神站出来，并且依靠干部和积极分子，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适时地给地富反坏分子以反击，这种作法是正确的，凡是那些问题较多、地富反坏分子比较活跃的地方，都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
西充县的例子，说明在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缺点，反动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些缺点，才能煽动起少数群众起来闹事。所以各地必须切实注意结合鸣放，结合冬季大规模的生产和基建运动，进行整社和改进干部作风的工作。
省委同意南充地委转报西充县委关于在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闹事事件的报告。并有以下几点意见：（一）各地在展开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最好先以乡为单位召开合作社队长以上会议进行“鸣放”，紧接着进行辩论，然后再回去展开农村“大鸣大放”更稳当些。二、在运动中，除了宣布中只许动口不许动手和不许破坏秤两条纪律外，蓁应仿照遂宁县仁里乡处置白芷事件经验，在经过群众充分辩论使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群众中被孤立起来以后再进行处理。
兹将西充县委在农村整风中发生闹事情况的报告转报省委。
地委已抽调十八个干部由公安处二个副处长、专署办公室主任率领于八日前往协助进行工作，地委戈润生、吴致中、衙广平等三同志于九日亲自到西充作了具体安排。目前闹事已平息，转入整风第二阶段，估计可以按计划正常进行。是否妥当，请省委指示。
我县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在四十个乡内，以乡为单位召开了合作社队长以上干部“鸣放”了七天，进行摸底工作，并给积极分子打了招呼，紧接着开展了农村整风运动，到十二月初大鸣、大放即由深入转向高潮。广大贫农和下中农对帮助党整风，一般是积极的，善意的，要提的意见基本上都提完了。富裕农民也大胆鸣、放。在一部分落膈乡社，一部分富裕农民反社会主义言论会一度占了上风，其中少数人针对党的领导和政策进行谩骂和诬灭。当这种形势出现以后，少数地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就开始插进来，进行挑拨煽动，部分群众竟被模糊了头脑，在某些社内，开始出现了混乱，有的社员，不服从调配，不搞生产，或者借口粮食不够吃，棉花不够用，现金分不到等，与干部扯筋，有的地区又出现了地富分子暗地放水、打石头、装叫等破坏活动。加上我县今年虽然增产百分之二、六，但由于种种原因，社员口粮一般比去年下降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问题，接触到每个社员的眼前利益，富裕农民叫嚣粮食统购多了，棉花留少了，化共积累不该留，不够吃、不够穿，甚至叫喊要饿死人，一般群众也跟着叫喊。当时一部分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富裕农民和坏分子利用鸣放会议，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粮食政策、反对合作化、反对干部，有的围住干部叫当面答复理由，有的算干部误工补贴“剥削”账，算农民吃细粮的对比帐，企图挑拨党群关系，还没有提出要分社内存粮、存棉、斗争干部。此时，阶级敌人和批革命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煽动群众起来闹事，企图复辟。从十二月四日起，就发现个别社沆事，说干部积极，多卖了统购，要分社上存粮、存棉和公共积累。干部不允时就斗争，甚至捆打干部。这时，我们为了把敌人引出来，特别是将边缘地区落后社和过去了解有问题的地方的敌人引出来，我们一方面告诉干部，让敌人彻底暴露出来，不要害怕，沉着以待，继续鸣放；一方面告诉干部提高警惕，组织真正积极分子的队伍，防止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果然在一部分地区，十二月六、七日敌人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联络少数富裕农民，并明目张胆地起来流动农民，大肆哄闹区、乡政府，大搞示威游行，呼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登台进行反宣传，甚至提刀杀人，牛鬼蛇神，原形毕露。最突出的地方，有槐树、义兴、中和、双凤等乡。
槐树乡的闹事，是以新华七社一个兵痞蒲干清、反动迷信职业者周开理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组织的，范围涉及到十三个社，过去常借组织“俱乐部”，开“表年会”为名，秘密聚会。鸣放中秘密联络，造谣破坏，并煽动群众说：“中心乡搞的凶得很，在讨论蒋是匪，还是毛是匪”，“共产党省以下都是假的”，“政府把人当牛，生活没有改善，我们要吐尽苦水”。鸣放中开会时不准作记录。在鸣放进入高潮时，准备斗争乡总支书记，并写好大量反动标语，计划于十二月八日一早到西充、南部、临亭三县交界有十一个乡张贴，同时组织宣传队，进行反宣传。区委于七日晚得此情况报县后，即由县、区组织干部三十多人，由副县长白朝永同志带领前往拘捕反动头子蒲干清、周开理和拦截到各乡张贴反动标语的人。由于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刚将蒲、周两犯捕到手，有人在山头广播，大喊捉拿区上、乡上来的坏分子，这时四处一涌来了二00多人，手持刀矛棍棒，将我副县长和随行三个干部捆缚毒打，并押到社办公处审讯，夺去手枪一支。以后，区上派两个公安干部前往营救，途中被坏分子用刀砍伤，并夺去手枪一支。八日晨天刚亮，以组织二十多人到区，要抓区委书记和捣毁电话总机。膈经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赶走，并由积极分子前往新华七社找回副县长和其他工作干部，追回手枪。
中和乡的闹事，是以该乡十三社一个暗杀集团为主组织的，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排长刘静友、地主刘晏平。鸣、放中就开了秘密会，准备凶器和统一暗号，并分工谁杀区书，谁杀乡。到农村鸣、放进入高潮时，这个集团就以“口粮减少，布票减少，控制杀猪”等三个问题，煽起了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并利用该乡十二社对支部不满的党员吕世昌去联络粼社的坏分子和落后群众。密谋决定，该集团的八个骨干都要杀一个干部回去禀报。十二月七日即煽动四、五百人连同赶场跟上看的群众，共一、000多人，到乡上哄闹，他们沿路用广播筒高呼“打倒共产党”，“要翻身就是今天”，“要分粮是今天”等反动口号。到乡就打烂乡政府的门、窗、斗争支书、乡长和乡干部，杀伤积极分子卖大洲。由于我们领先积极分子，发动了群众，公开向群众讲明了不要上坏人的当，孤立了敌人，事件才当场平息下来。
此外还有义兴乡三十六个社中，有十个社都是坏分子带领落后群众到区、乡闹事。晨钟三十四社惯盗五下地元会几次毒打乡干部，并提刀杀社主任马鱼龙，追了几根田坎被积极分子阻拦。又和保长王寿康、坏分子五福元等纵涌部分社员，私分稻谷一一、000多斤同时组织落后群众六十多人，两次哄闹区、乡政府，该社地主王安泽、王中全混进群众中鼓动闹事。双凤乡排长冯质彬和保长王子敬，组织坏分子，煽动四百多人哄闹区政府，并派人在街上分八处进行反动宣传。排长讲的是“共产党八年来的大坏事”，共讲了二十条。群众听了非常气愤，当场将作反动宣传的坏分子完全扭送法院。仁和乡特务分子黄克新和反革命分子贾迎安为首，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有假保长一人，一贯道擅主二人，乩手二人，地主二人，并分成打击干部、抢粮、哄闹三个组织进行活动。十二月六日社上召开四00多人的鸣、放会，便乘机斗争乡总支书记庞邦泗，还强逼跪瓷瓦子。当场群众便识破了这些坏分子的阴谋，说这人是个坏家伙，他是胡闹。坏分子看见情况不好，就溜走了。
以上这些闹事以义兴、双凤两个区比较普遍。全县有十九个乡都不同程度地发生闹事，其中最严重的有义兴、中和、槐树、双凤等七个乡；一部分闹事的有柴岩、碾桠、会龙等五个乡；个别社到乡闹事的有仁和、凤鸣、高院等七个乡。闹事的社共四O七个，占这些乡总社数的百分之三十四、二，这些社共有闹事的队一、三O二个，占这部分社总队数百分之八十。闹事共一、六六一起，十人以下的二九六起，五十人以下的七四O起，一OO人以上的十七起，一、OOO人以上的一起。在闹事中：（1）被杀伤、捆打的干部五十八人，以分支书最多，其次是乡干部。（2）分粮分棉共二二一起，分去粮食一四八、九一九斤，红薯种八八、八七O斤，棉花二、一四九斤。（3）破坏生产和公共财物的一三四起，振死耕牛三头，母猪三只，砍伐公树一一、四二四根，打烂农具九十一件，牵回耕牛五头，拿走农具六件。（4）闹分社的有五十个社，闹退社户共二、九九O户，占百分之二、七。
在闹事过程中，各阶层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利令智昏地认为“时机已到”，就猖狂进攻。晨钟三十四社地主王安泽指着社主任的鼻子说：“请你闹清楚，我王安泽不是过去的王安泽了”，并两次积极参加哄闹区、乡政府。敌人趁机造谣：“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白袍将要出世，要打倒隋杨广，选举李自成”，“润七不润八，润八刀兵以”，“共产党是土匪，打干部就是打土匪”，“共产党要垮台了，要把你们这些干部象赶疯狗一样”。一部分资本主义严重的富裕农民，认为共产党硬是不好，一切都搞糟了。有的说：“共产党这下挡不住了，马上就要垮台”。同德乡1、3、5三个社由富裕农民王先陶、彭定新和一个“兴华复国教”成员领导的一百多人，要求乡政府退回土地证，有的认为：纵然共产党不垮台，也要改变政策，减少统购，扩大供应，撤换干部。因此在闹事中，妄为嚣张，充当了闹事的骨干。晨钟三十四社十九户富裕农民，全部参加闹事，闹事骨干中有五户是富裕农民。贫农、下中农大部分对闹事不满，有的当场不开腔，背后纷纷议论指责。有的人说：“我对干部就没有意见，现在此解放前好多了，不要没有良心”，有的人要报告毛主席，说“这些人明明是要把社振垮，地主要收回土地证，这还了得”，有人说：“不对头，是坏人捣乱，要求政府处理坏人”。有的勇敢分子干脆把坏人拖起来了。碾桠乡当反革命分子陈锡世、伪排长赵国平等在鸣、放会议上准备出手打我支部书记和乡书干部 时，群众积极起来反对，夺过蔑灭将坏分子打了一顿，并扭送乡政府，要求法办。义兴乡晨钟十社富裕农民贾登俊和地痞王本元煽动部分落后群众起来分粮，贫农王本昌领导群众坚决制止，结果坏分子还是没有分粮并将坏分子扭送区政府。少部分群众由于觉悟不高，受敌人欺骗，一时迷失了方向，企图多分点粮食，也随声音附和跟上坏人闹事，但一经指出这是敌人的破坏之后，他们就很快站过来了。干部中绝大部分是好的，经得起考验，积极设法维护党的利益，向坏人作斗争，极少数竟投敌叛变，跟着敌人反对共产党，作了帮凶。晨钟三十四社二十五名干部中，投敌叛变的共有四名。全县闹事骨干中，有叛党分子一一O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百分之二、五，有投敌叛变的团员一九七人，占农村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八。
我们对闹事事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在全县一、六六一起大小闹事事件中，属于地、富、反、坏组织的一八三起，占事件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属于地、富、反、坏煽动富裕农民组织的一、OO九起，占事件总数百分之六十、七；属于落后群众受外地影响酝酿而起的四六九起，占事件总数百分之二十八.三。从闹事的骨干一、二七八人的政治面貌来看，地主二十四人，富农十五人，反动军官八十一人，反动党团分子九十四人，伪军警宪五十一人，伪乡保人员一一九人，封建会道门和反动会道门骨干五十五人，袍哥头子十七人，其他社会渣予四人，共计七九O人，占闹事骨干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再据义兴区的了解，共有闹事骨干三O二人，单从反动政治面貌来看，内有国民党骨干五人，三青团骨干六人，伪团长一人，伪营长一人，伪连长三人，伪排长十七人，伪巡官二人，伪宪兵七人，兵地痞三十三人，伪职员九人，伪保长四十五人，伪甲长十二人，土匪二人，惯盗三人，会道门骨干二十二人，袍哥头子十四人，地主三人，富农三人，奸商二十四人，二流子二十三人，以上共二三五人，占闹事骨干的百分之七十三.六。
事件发展到十二月六日，从当时的情况看，敌人已经基本上暴露出来，在地委及时正确的指示下，我们遂于六日晚通知各区、乡社立即调动积极分子，串连群众，准备反击。当时各乡社即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敌人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说明敌人的阴谋是推翻党的领导、搞垮社会主义，还要夺走我们的土地，使我们再过受压迫、剥削的生活，他们并不是帮助党整风，这些闹事的头子，有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伪军官、伪保长、袍哥大爷等。这样一讲，群众即愤怒万分，要求惩办坏人。在群体要求与支持下，共拘捕了八十个明显的反动分子。几日情况大变，风平浪静，混乱局面根本扭转，转入了细致发动群众继续辩论。
从这场斗争来看，是非常尖锐复杂的，很多人在这种局面下，都为我们捏了一把冷汗，敌人即认为大有可图。但是结果如何呢？铁的事实证明，敌人的算盘又打错了。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中央正确处理人同内部矛盾的政策，坚决依靠了群众，并及时逮捕了一批明显的反革命，到十二月八日止，虽然放的很乱，但很快的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这次事件证明，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是尖锐的，使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这场斗争必须进行到底，完成“兴无灭资”的任务，不如此，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运动中证明了反革命分子和一总部分地产、富农，只要有机可乘，就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复辟活动，必须坚决地给予打击，任何轻敌麻痹思想都是错误的，运动证明了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中一部分人对有些大是大非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对他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
运动证明了，我们工作中确实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彻底改正。这次事件，一方面是出于敌人的嚣张，但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作风上很大的缺点，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被敌人利用煽动群众闹事。同时党、团员干部中，也有少数人动摇叛变。进行这次整风，认真改正缺点、错误是十分必要的。运动证明想念和依靠群众多数，在农村中开展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实证明：主动地有准备地引敌人出来，即使乱一下，也没有危险，转也很容易。虽然混乱中一部分干部遭受了敌人的打击，受了一些惊怕，某一些农业社的财产受到了一些损失，生产上有些影响，是一件坏事，但好处是：（1）暴露了真正的敌人：（2）鸣、放得深透，有利于辩深辩透；（3）有利于彻底整改；（4）考验了党、团员和干部。今后工作问题，我们作了如下的部署:凡是发生过闹事的社，一律转入先辩论后整改，首先从辩论闹事问题着手进行辩论。目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后，由于有部分群众对帮助党整风和闹事的界限尚不够很清楚。因此，必须首先将闹事问题辩论清楚，由此引导到粮食、合作化、工农关系等问题上，使之辩深辩透。对尚未突出暴露的敌人，在辩论后继续深入挖掘。我们考虑到在这次闹事的地方，干部、积极分子受到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和辱骂，甚至被斗、被打，在转入辩论时极易发生打人的简单粗糙的作法，干部、积极分子对坏分子的义愤是必然的，如果采取简单粗糙的作法，辩论就不可能深透，也不可能真正孤立坏人，达不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仍有“纸包火”的危险。因此，我们已告诉各乡社，坚持讲道理、摆事实、大争大辩，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务使辩论做到深透，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疏忽整改，一切都归到坏分子身上去，要求各乡社同时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务使群众提出一切正确意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地委指示。
中共西充县委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