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这里刊载的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只是发言中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的部分；另一部分关于农业的问题，略去）
我认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论在工业、农业或者其他方面都很重要。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多次说到这个问题，并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意义。列宁说道；“没有具有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们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需要有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达到的成绩基础上前进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这里的事情当然一样。虽然像前面听说的，解放以来几年，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开始表明了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优越性，但是如大家所知，我们不能停留在这已经达到的水平上，我们的计划是不论工业或农业都要在尽快的时间内，赶上并赶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水平，在世界上说来，还是非常落后的水平，而我们是不甘落后的。由于我们的事业在各方面的高速度的前进，知识问题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大地给我们以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够充分地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能力，并积极地培养新生的知识分子的力量，那末，我们就必将在前进的道路上吃亏。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必须善于接受旧中国给予我们的历史遗产，更必须善于接受资本主义给予我们的两项历史遗产：一种是企业，一种是知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很薄弱，所以资本主义给予我们的这两项遗产也不很多。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这项历史遗产，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把它接受下来。但是对于接受资产阶级知识的历史遗产这一点，我们有许多同志或许直到现在还是存在某些抵触的情绪。所谓资产阶级的知识遗产，在两种人身上都有：一种是资本家，一种是专家、学者。在资本家队伍中，有除了剥削和腐化生活而外什么都不懂的资本家，但其中也有能够精明管理企业以至懂得现代技术的资本家。正如毛泽东同志平常说过的，我们必须教育前一类的资本家，对于后一类的资本家则除了教育他们的任务以外，还有向他们学习的任务。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向资本家学习呢？最好引列宁的话来回答：“聪明的共产党员决不害怕向资本家学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家和学者，他们脑中原来装了一袋子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习惯，但他们是和资本家有区别的，他们很多人的知识比那些有些知识的资本家要多得多，当然我们更必须向他们学习。解放以来我们已经利用了许多专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去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巨大的运动，其中大部分人的旧观点和旧习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上的改变。这正如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知识界的面貌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事实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正确性。
按照列宁的说法，我们要懂得“借非共产主义者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使那许多原来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工作中逐步承认共产主义，或者变成共产主义者，这是不是可能呢？苏联建设和我国六年来建设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是可能的。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从两个方面来接近我们，并且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或多或少全部地接受了我们的观点而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这两个方面就是：第一是职业的联系。解放前许多知识分子用非所学，有专长的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在解放后他们从祖国的伟大建设中，看到了他们自己职业和祖国命运的联系，看到了他们的能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充分发挥的可能性。第二是爱国主义。解放前中国是那样地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凌辱，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统治是那样地暗无天日，但在解放后，伟大的祖国站起来了，日益强盛起来了。北京大学有个自己认为不够受信任的老教授对人这样说过：“我一向是爱国主义者。我热爱祖国，并不比大家差。我从满清末年到现在，看过很多政府，现存的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怎不叫人热爱呢。”我想，这是在旧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种意见。
通过爱国主义到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国现有的广大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科学和文化的日益高涨，毫无疑义地将使他们所走的路程大大缩短。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1958年（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