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我）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其间，他谈了关于宣传部的组织工作、该部的结构及其主要工作方式等情况。
据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具体如下：
1. 宣传处；
2. 鼓动处；
3. 干部处（负责管理各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各高校教师干部，等等）；
4. 科学处；
5. 高教处；
6. 人民（民族）教育处；
7. 文学和艺术处；
8. 出版和杂志处；
9. 报刊处；
10. 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政策宣传和中国内部的族际生活问题）；
11. 体育和卫生处。
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各省党委和其他基层党的机关所属宣传部是如何建构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宣称，各地方党委所属宣传机构的构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他说，例如在上海的党委会中便有4个处——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宣传部职能范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据陆定一同志说，在上海市党委中，共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高校部、中学部、文学和艺术部。上述4个部的全部活动均由一个隶属于市党委领导层的委员会统筹负责。
在北京市委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中学部和高等院校委员会。问题在于，在各省和其他地方委员会中难道不能建立一个结构统一的宣传部体系和组织吗？据陆定一说，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机构的建立将取决于各省的具体条件，并由各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自己决断。在各区党委中也设有宣传鼓动部，据陆定一说，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有3—4人。陆定一同志说，各地方宣传鼓动部工作的特点是：我们的县级党委暂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执行上级党委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在区、县党委机关中工作人员不多，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群众工作。陆定一说，各基层党委主要是执行上级党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其在工作组织方面都基本类似，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必需的。但现在我们也已经感觉到在此类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无法使各基层党的机关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实践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以便使各基层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能力（自主权）。
针对我提出的如下问题——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是以何种方式与基层机关的宣传部保持联系的；他们是否经常去基层组织，陆定一同志作了如下答复：党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经常下到地方上去，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要求，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每年要在地方党组织体验生活至少1—2个月，以研究地方上所发生的事务。在不了解地方情况和不作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向其他人提出建议和发出指示的权力。
陆定一同志详细谈了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对此，他强调道，他们对思想工作的正确组织以及如何正确地协调宣传部和国家各机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拥有高教部、科学院，以及一些以联合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创造性组织。中央宣传部不干涉国家机关和管理文化问题的各部委的日常事务，但掌握着拟定一些最重大思想问题的动议权，并时常开展对这样或那样一个问题的研究，推动各国家机关在思想领域的实践活动。
陆定一同志说，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实践，即我们经常会干预各部委的内部事务，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负面结果，因而我们决定加以改变。
中央宣传部极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中央在思想战线上的助手。党中央领导着所有战线的工作。我们宣传部理应成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总司令部；应当及时领会中央在思想工作战线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并将之落实到实际。思想问题的范围是很难确定的，在这条战线上的活动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要讲究工作的效率。其他机关的任务可以用数据指标来体现，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性质则往往无法用数字指标来衡量。
中央宣传部极力去发现那些业已成熟的思想问题，然后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思想战线的工作与我们党在其他战线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因而，我们总是极力以自己的全部活动来促进党的路线在其他战线的顺利实施。
根据总的政治任务——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我们在思想战线发动了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但这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兼顾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我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我们的任务是使自己的工作与党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协调一致。如果我们过早地提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口号——不好，而过晚在思想战线上提出这一问题——也不好。因此，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发动思想领域的进攻，以便与党在全线发起进攻期间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保持同步。
在去年和前年，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反对胡风集团和胡适——此人也曾鼓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反对过共产党——的斗争之中。
在医学领域，我们广泛开展了反对一些共产党员和专家对中医及其治疗方法的错误观点的运动。这次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能否正确看待民族遗产的大问题。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在哲学领域我们组织了反对胡适反动学派的斗争。
在建筑领域我们开展了针对机械式地恢复古代风格建筑的批判。
在上述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我们均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其间，我们对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根据思想问题在不同领域活动的具体条件来制定相应的策略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详细研究了各领域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思想战线各领域应当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从事反对与反革命有关的胡风的斗争是一回事；而在建筑领域反对梁思成所坚持的错误观点——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位资产阶级专家，但并非反革命。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批判其错误的思想观点。这里就需要采用谨慎的、灵活的策略。例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整理了一批建筑学专家们所撰写的文章——内容以尖锐批判梁思成的错误观点为主。当然，其间我们并没有直接点梁思成的名字。这些文章均被刊登在报纸上。我们就是让梁思成看看，并直接对他说，虽然报纸上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这些文章都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的。梁思成一度很长时间不同意在报纸上反对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在这些文章发表前，我们曾在大学里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其间梁思成也参加了。在对他做了一番工作之后，他本人决定对文章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回应。梁思成所写的文章包含了一定的自我批评的内容，并被我们提前发表。随后，我们才刊登了那些事先已经过讨论的批判性文章。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打击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其所持观点和观念。我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持有错误观点的学者在遭到批判后首先是感到害怕，只有在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后，他才在报刊上表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解释工作对梁思成帮助很大。在开展反对该学者的错误观点的斗争的同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涉及他的公职，没有撤消他所担任的职务。不论是在遭到批判之前还是之后，梁思成一直都担当着大学建筑系领导的职务。他所写的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其他一些专家所写的批判他以前所持错误观点的文章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为了顺利开展这场反对建筑领域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召集了十几位著名专家——这些人以前都曾是梁思成的学生。有了这些专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搞清楚该学者错误观点的原因，从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要求和参考建筑学的一些特点对这些错误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最终正确地解决在这一领域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每篇批判性文章都是由一些大学者撰写并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要知道，梁思成——作为一名建筑师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知名的地位，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经过在报纸上广泛讨论建筑学的一系列问题，梁思成在（今年7月）全国人大一次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无疑是一次真诚的自我批评。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开展的反对梁漱溟所持错误观点的斗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哲学家，思想反动，但他并不是反革命。针对此人，我们采取了另一个斗争方式。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尖锐批判梁漱溟在哲学上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其中有一批判文章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无党派学者撰写的。当这批文章发表后，梁漱溟也在政协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虽然他对文章中批判自己错误的那些指责在态度上表现得并不够真诚。
针对我提出的究竟是谁具体负责这些文章的编写和组织，而这一切是否事先与学者们讨论过等问题，陆定一答道：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是由中央作出决断。至于就一些哲学问题发表言论以及这一言论的起草工作都是由科学院事先作准备，并由郭沫若直接负责。针对建筑学领域所出现的那些错误观点，所有工作都是由北京市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经大学领导层亲自领导的。
在谈及关于制定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策略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强调，我们都是极力避免由自己来写这些文章，而是尽量把发言的机会留给那些学者们。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门学科，文笔方面也比我们好，并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应当广泛地利用他们的经验来为思想斗争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在起草关于思想问题的文章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当然，在工作过程中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干部们也要与各科学和社会组织以及组织负责人一起做一定的工作。只是在事先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全面地把自己的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审议，以最终确定斗争的方式、策略，并形成必须在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坚持的那些主要原则性条款和结论之后，中央宣传部才开始实施这一工作。这种斗争方法是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制定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极其关注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团体对我们所采取举措的反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对检验我们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及时纠正我们自身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政治任务的提出，我们必须必变自己在思想领域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当国内开始掀起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之时，我们在思想战线的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整天手里拿一根大棒，只是采取打击的方式当然是不行的。而必须以团结的精神为指导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可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党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起先，我们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建议得到了加强、完善并形成了一个体系，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思想领域的实际工作中落实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我们极力以这样的方式来协助宣传部的工作，即不纠缠于日常繁琐的小事。我们的主要任务——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各思想工作领域的情况，为各个不同的思想领域制定出不同的工作方法。为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大量的资料，以便很好地了解知识分子各个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我们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工作与落实国家的主要政治举措紧密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党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当合作化基本完成之后，一些工作人员便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即如今在思想工作方面似乎已不用再做什么了。他们说，以前仍需要解释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并揭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而如今在合作化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似乎思想工作的任务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这种情绪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思想工作要做，以便有助于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正确地教育已被联合到合作社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中间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即似乎一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出来，那么宣传思想工作的事务便自然而然地告一段落了。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党组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这一方针得以正确地落实。他们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大力帮助各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思想工作部门的党组织。
针对我提出的——谁在宣传部中负责挑选这些工作人员和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等问题，陆定一同志答道：这些宣传部的干部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经验方面也有些欠缺。对此，陆定一同志强调，针对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仍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以便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主要的、头等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引导的同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应当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并对之进行细致的研究。陆定一同志通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有300多人，其中没有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者其工作效率仍不太高。
为机关工作及其工作人员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其中，一些人断言，不应当给工作人员下达某种固定的任务，而只向其指明工作的目标，并建议其搜集和研究各种资料，研究思想战线各领域的情况；而另一些人认为，应当给工作人员提出非常具体的任务，如指出应当设立多少所学校，出版多少家报刊，等等。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没有对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及其内容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起初，我们曾采用过提出具体任务，明确固定任务的工作方式。可后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这样：使我们自己从一些繁琐的小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研究一个实际的问题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达到一定的思想水平。例如，在关于党的教育和关于党校的组建等问题上，我们认为，不应当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建设这些学校的数量上，而应当集中在如下方面：如何使这些学校研究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应当制定出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使其能够主动地去研究一些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关键在于——确保对这些学校的思想指导，而不是沉迷于此类学校的建设数量方面。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实际组织党的干部的理论培训和党校的理论学习等问题，陆定一同志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在中共中央所属的高级党校里学习。在该校内设有两类学制的课程：
1. 一年学制：学员200—300人。在此类学制学习的都是各省、市和区党委书记，部长和其他国家机关领导干部。
2. 二年学制：学员500人左右。这里主要为各党校、高校和马列主义夜大培养社会学教师以及宣传部骨干。
在为党的领导干部设定理论学习任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精确地计算这些同志学习各门课程的时间，不能让干部们的学习负担过重。我们领导干部离任学习的实际期限一般为1年。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在我们党内从区党委书记及以上约有1万名现任领导干部。通过对这一范围内的干部们进行研究，我们了解到，约50％的此类干部可不必系统而深入地学习，因为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其他一些原因均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至于另一部分干部，则必须通过相应的学习课程。我们可以为他们制定一个多年的、轮流式的、在高级党校各年级的学习计划。在实际中我们也常采用这样的办法：向其提供几个月的假期，以便其就一些确定的问题从事学习。
在各省党委也有一些中等类型的党校，学制为6个月（半年）。此类党校在国内有10所，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各县党委和区党委的书记们。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如何组织干部和党员们学习中共八大决议——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前不久中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作出了两个重要规定。而根据该规定，我们需要组织学习会议决议的工作，具体做法如下：1. 必须深入学习主要文件——党的八大就中央的政治报告所作出的决议。其他文件将由干部和党员们自己阅读和学习。2. 学习会议资料的期限和组织方式由各省委和市委自己决定。他们有权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各省党组织的态度并不一样。有的把学习文件的期限定为3个月，有的6个月，还有的2个月。一些地方的党委认为有必要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以便能够更经常和精确地核查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这项工作的组织方面，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各地方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更大的独立性，以便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些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陆定一同志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思想工作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大家都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与此同时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和民主，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内团结一切能够被用来反对反动派阴谋的有利因素。
陆定一同志说，苏联在思想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以成功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工作。他还说，苏联及其科学干部在各类国际科学组织和各种文化协会中设有大量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训练有素的干部比较少，也较少有机会在各国际科学和社会组织中发言。如果苏联学者们能够更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自己的大量代表机构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发起进攻，这将对我们非常有益，也是对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思想工作的巨大帮助。当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积极发动针对各反动流派的进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要顺利地开展这方面工作，我们就首先必须拥有很高的科学水平，深入而精确地了解自然科学知识。为了成功在思想领域发起进攻，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和不断地研究敌人，必须回击敌人的阴谋诡计，捍卫正确的马列主义原则。其中，我们认为，自己首先必须去学习资产阶级哲学，以便能够成功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但为了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就应当用正确的知识来很好地武装自己。
会谈最后，陆定一同志说，中国同志对学习苏联的思想工作经验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明年能去苏联一趟。陆定一同志还通报，毛泽东同志已告诉他们，他打算去苏联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Π.萨秋科夫（签名）1956年10月16日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七卷（1956.10—1958.3）》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