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已作了系统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我们去年四月间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可以找到线索。而现在这篇文章对一些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今天只零碎地谈几个问题：一、关于这篇文章；二、关于制度；三、关于民主和专政；四、关于苏联；五、艰苦奋斗、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在去年12月29日发表的，到现在不过两个星期。国内、国外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应都很强烈。这篇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这是好事情。【此处划上一段红叉，可能是删去】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在进步人士中一般地都是赞成的、高兴的、而敌人在我们的文章中都没有找到多少可以利用的东西。敌人的反应只是一句话：“毛泽东脱离不了莫斯科，不像铁托，为的是想得到苏联的援助。”敌人的反应不过如此，但是，这说明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团结的基石是中苏两国。敌人多年来希望中苏团结破裂，希望中国出现“民族共产主义”，但是敌人早就该失望了，因为，毛主席早就提出了要“一边倒”，中苏团结提到国际事务的最高原则。把中苏两国的团结当作是社会主义的保障，也是全世界和平的保证。谁损害了中苏团结就是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和平人民的事业。我们的这篇文章使敌人再度失望了，挑拨离间是达不到目的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在人民内部起了团结作用；在敌人方面，使他们更加失望了。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之后，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灰溜溜的。这篇文章起了振作的作用。但是，也不要夸大一篇文章的作用。艾森豪威尔就不会同意这篇文章。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只有个别的人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其他的人也不同意这篇文章的，不要希望我们一篇文章 能说服所有的人。如果全世界二十一亿人，人人都赞成我们的文章，我们的文章就彻底失败了。凡是赞成共产主义国际团结和社会主义的人能够接受这篇文章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成功的。在我们国内，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热心的人对这篇文章也是不赞成的，否则，说明这篇文章的共产主义气味不够。我们说，国内绝大多数的人同意这篇文章(是值看过这文章的人)这说明，国内社会主义基础年年扩大，根基一年比一年稳固。
这篇文章是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中国人民应该从国际事件中取得教训。我们就可以吸取经验教训不再造这样的大楼了。斯大林的错误犯一回可以。警惕我们不再犯那样重大的错误。斯大林七成甚至八成是成绩方面，是积极的。问题是要善于纠正错误，使小错误不变为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变为长期性的错误，使局部的错误不变为全国性的错误。
有人说：“中国的错误少，没犯错误，我们行。”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也不少，如果少一点也是从国外和国内学习了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要吹牛，说别人犯错误，我们可以不犯，说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这靠不住，路是要自己走的，不碰壁是不可能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要碰很多钉子，一帆风顺不是很好。如果我们的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那些帮助，也是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吸取经验教训。匈牙利的错误和纠正错误对我们都有帮助。
有人说，文章好是好，迟了一点。这没有办法，这篇文章等了一个多月，等了十几稿，人类至今几十万，中国至今五千多年，将来的岁月更长，一个多月不能丑化。那些说我们对斯大林骂的不够的人，实际上是不赞成我们的观点的。
有人说，文章只说了大问题，没谈小问题。一万二千字的文章只能讲大问题 ，而且还不能把所有的大问题都讲进去。主要是搞清楚几个主要的观点，只纠缠于小问题，永远搞不清楚，如果大问题能够清楚了，小问题也容易搞清楚的。写文章要有立场，我们的文章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有人怕谈立场，清华大学就有人回避立场问题，当然在讨论时，轻易地扣上“立场不稳”的帽子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是有立场问题的。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从唯心主义变为唯物主义，但是不要回避它，可以平心静气的互相辩驳。有人说：“如果我在匈牙利的话，我也要拿起枪杆子来反对政府。”这就是个立场问题，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即是他们的不满是正确的。有人说：“铁托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这也是个立场问题。对铁托的意见，可以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保留十年、二十年甚至到进棺材，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拿起枪杆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总之，每个人都有个立场，不要害怕提立场。
南斯拉夫与我们重要的分歧是制度问题，他们还说斯大林主义仍然存在，斯大林主义 只能是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的含义就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作别的解释。南斯拉夫的同志说匈牙利的事件是制度问题，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问题，关于这问题在我们的文章中阐述的很清楚，是这样说的：斯大林的错误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成就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第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另外有些人想用政府对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官僚主义机器”这也无法令人信服。“无法令人信服 ”这句话就很是干脆。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期间(从1924年到1953年)生产力是发展的，而且速度很快，怎么能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呢？实际上，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上层建筑是适合经济基础的。南斯拉夫的同志说：苏联的制度产生官僚主义，南斯拉夫的制度就不产生官僚主义。一长制产生官僚主义，工人委员会就不产生官僚主义，因此，就发生了问题，究竟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好，还是工人委员会好，有人说，我们的文章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
工人委员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方法，是制度的运用。制度的运用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不要把方法说成绝对好或绝对坏。不要把工人委员会说成绝对好的或绝对坏的；也不要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说成绝对好的或绝对坏的。任何方法在某种情况下是好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是不好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沪，列宁强调一长制，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管理极其混乱，为了使生产更好的进行，所以强调纪律、强调集中，强调统一。现在苏联还在用一长制，如果他们认为适合这也不是不可以，只要它不妨碍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今天用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经过我们长期经验证明了的。但是，是不是永远都适合？不要说的那样绝对，将来如果不适合，也要改。我们这个制度并不是适合任何国家的，不要把并不十分先进的东西作不适当的夸张，这不是马列主义者，我们不希望贩卖我们的制度，硬说“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你们不是”，这个牛吹不得，我们还年轻，经验还不足，制度也不完善。正确的方法是经常注意制度中那些好的就要坚持，错的就要纠正，不完备的就补充，不要迷信。
有人迷信工人委员会，其实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也是不成熟的经验。是否有别的地方采用，现在还不知道，在我们的情况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比采取工人委员会要好。总之，采取的制度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监督“管理人员”，防止官僚主义就好。我们还是坚持八大确定的企业管理制度有两方面：一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是工人代表大会，一是党的作用，一是群众作用，这样可以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文章讲到制度的调整问题，基本制度好，也应该经常注意调整，苏联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斯大林对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阶级消灭后仍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结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搞镇反不行，不搞镇反，人民站不起来，人民民主专政不可能巩固。当反革命基本肃清后，制度的基本问题就要调整，现在我们规定杀人要经过最高法院批准，这就是一种调整，不调整就会犯错误。
国际上有人说，苏联的制度不适合，匈牙利的制度还适合，是否大家都认为我国的制度适合呢？绝大多数人是认为中国制度适合中国情况的，也有少数人认为不适合。现在讲个故事：一月九日，地质部在正定办的会计训练班，3000多学生每人每月补助十九元，今年已经毕业了，应该分配工作，但因去年招生多了，今年不能按计划分配工作，需要学生继续学习，这样他们就上街了，打起火把贴起标语来了，我们说派个付部长或他们派个头来解决，他们不干，还要坐火车到北京来请愿，结果火车开不了，一千多个乘客冻了一夜，后来乘客把他们赶走了，他们提出的经济口号是“立即分配工作”，政治口号是“社会主义落后了”，“要战争不要和平”、“打倒法西斯”，这说明，有人觉得我们的制度不好。不久前航空学院党支部付书记马云风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不满，公开写“苏军滚出匈牙利”。“反对苏军干涉匈牙利”等反动标语，这说明党内、国内也不是完全太平的。听说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人，有人说：“现在是土干部专政”；“今天的干部没有一个不腐化的，”“唯一的办法是革命，推翻现行政府”，“我代表五亿人民的意志，一待时机成熟就要付诸行动，我将成为组织者，建立一个既不偏左，又不偏右的政府，那时把土干部都杀掉，不只杀几百人，要杀几十万、几百万人才解决问题”他的愤怒已达到了极点了。有人说“共产党在城市还好，在乡下强奸妇女、打人骂人，比反革命还坏。”可见有人不满我们的制度，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也不要以为百分之百的人都拥护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好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也有缺陷，反对我们的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报上确实能摘到强奸的事例，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那个社会没有，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也难保险，但是这类事件在社会主义社会总比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要少得多，重要的是我们对这类事件是严肃处理的。
有人不满意我们的制度，说我们专政，赞扬匈牙利的“革命”。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思想问题；也有的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匈牙利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不满，被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煽动，加上匈牙利原来的领导(拉科西、格罗)处理不好，所以闹出了大事。中国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想当组织者的，要杀我们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当然成功与否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既然有这样的人，说明专政是必要的。
有阶级的社会，就有专政。不是这个专政，就是那个专政。匈牙利的反革命无非是想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总还是要专政。专政总是由政治集团来领导，美国专政是由资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不过是两个政党而已。法国也是这样，换来换去总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专政很明显，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匈牙利事件最本质的教训就是没有认真的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其中最本质的原因也就是没有党的领导。党员多(占人口的10%)党组织涣散，失去了先锋队的作用，裴多菲俱乐部中很多党员，街上闹事的有很多党员，向美国求救的，纳吉也是党员。实际上，他们不是来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来搞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因此，也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有国际主义团结。五条普遍经验中第一条是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后四条是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不在乎人数多少，而在于本身思想的纯洁和政策。而在于能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对付敌人，建设社会主义。匈牙利这个事件的教训很值得注意，反革命分子不希望的东西，我们就更要这些东西，他们不需要的，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帝国主义希望中苏团结，但我们最需要中苏团结，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
匈牙利没有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党组织涣散。领导脱离群众，十一年中有几件事没做好了的。第一、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是命令主义；没有发动群众、投入斗争，无产阶级没有得到训练；第二、知识分子没有进行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掌握了许多人，裴多菲俱乐部中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结果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如果进行思想改造，其中有大作家、大科学家都是有本事的，他们就能成为社会主义有用的人，为社会主义做很多工作。第三、没有进行肃反，没有发动群众进行肃反。过去杀错了一些人，但该杀的没有杀，斯大林是肃反任务基本完成了又杀了些不该杀的人。但匈牙利是没有完成肃反的任务。这次事件中好些地方的 法西斯军官从家中拿出几百枝枪来，因为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就是武装斗争。我们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了教训，毛主席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善于接受教训。在肃反问题上毛主席接受了苏联的教训，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的教训。在肃反当中我们的原则是发动群众(这也是向列宁同志学来的)，这样作最大的效果是群众站起来了，而且得到了锻炼，当然也难免要出些错误，出点错有什么了不起，群众的眼睛是亮的，这样作是有广大群众支持的。
三反五反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是阶级斗争，因为对资产阶级改造是决定性的环节，没有这个斗争就没有敲锣打鼓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加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使资产阶级分子活下去，所以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平改造的好处大家都想到了，这是列宁想走而没有走通的一条道。
资产阶级不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三反五反的斗争，资产阶级当然不舒服，但是生产力没有被破坏，假如资本家的五毒发展下去，与工人阶级矛盾的对抗性一天天激烈，结果就不会是敲锣打鼓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另一种形势。三反五反运动本身有些副作用，但总起来看是利益多损失少。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有错杀的，或是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但是我们及时纠正了，如果不发动群众，肃反的任务就完不成。发动群众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匈牙利的群众分不清敌我和是非，中国最大的好处是很大多数群众能分清敌我，如果有人煽动反党反共，即使有，“但现在”也不容易。
匈牙利事件教育我们不要脱离群众，如果脱离群众同样会发生匈牙利事件，需要我们警惕。
我们现在提出的“百家争鸣”是在思想改造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相当的胜利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已在我国取得了领导地位。马列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百家争鸣”。有人问：“百家争鸣”是否提迟了？不迟，过去不能提，越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常称赞我们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但越南同志知道他们还没有实行的条件。前几年，我们就不能“百家争鸣”，只能一家独鸣。也只有了一个一家独鸣的时期，才可能有今天的百家争鸣。提出“百家争鸣”并不是说我们赞成唯心主义，而是为了真理愈辩愈明。
肃反中，我们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也杀错了个别的人。有人问，这是不是也和斯大林的错误一样严重呢？斯大林在肃反中是有成绩的，该关的关了，该杀的杀了，但是杀错了一些。我们及时纠正了。如果过去规定杀人都要经过最高法院的批准，可能杀不错人。但是群众就发动不起来，群众不起来和群众起来了，那一种错误大呢？总不会是群众都起来了犯的错误最大。当然这个问题和大家都有关系，也许你们都有亲友被杀或被镇反的，我自己就有亲戚被镇压，现在还在劳动改造。对这个问题应该从整个人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实际上，只要做事就会有毛病，不要怕出毛病。不管肃反成绩多大，总是杀错了几个人；不管土改成绩多大，总是斗错了几个人。一个不错最好，但用什么方法才能一个不错呢？只有把手捆起来才行。思想改造中我们也得罪了一些人，错了就错了，该道歉的要道歉，总的成绩要肯定，个别错误也要承认。
现在肃反正在进行，第一批四百万人已过去了，其中搞出了1%的反革命分子。有人说：“花这么大的力量才搞出1%反革命，得不偿失。”不华这么大力量，连1%都搞不出来，因此，花大力量搞是必要的。而更大的意义是群众的眼睛亮了。有人过去被怀疑是否查清了没有问题。总之，好处有三个：(1)1%的反革命查出来了；(2)过去受怀疑的人查清没有问题，不要怀疑了，领导好使用，本人放下了包袱，受了委屈的只好承认错误；(3)群众眼睛亮了。
匈牙利没有搞肃反和思想改造是，所以许多人敌我不分，是非不分。我国搞了这些运动，最大的好处是几亿人民能分清敌我，能分清是非。如果有人来煽动我们反对苏联，即使有人当“组织者”也不容易成功的，但是，假如共产党真正蜕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不是那么容易鼓动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在运动中不依靠人民……，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十一年还爆发了叛乱事件，我们现在建国七年，搞得不好，再过四年就下台了。
关于制度问题，首先要承认我们的制度是好的。虽然，现在我国还落后，但是，是可以追赶上前去的。苏联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美国，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生产发展速度也很快，只有南斯拉夫发展速度慢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坚持制度正确的方面，发展制度中原来合理的而现在不合理的及时纠正调正，补充新的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上面已经讲了，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专政完全必要，列宁在“右派幼稚病”一文中已经讲的很清楚，这里与当时的思潮有关。什么最民主呢？资把【字迹不清】？无产阶级专政最民主，任何专政的民主都是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专政也有民主，法国原来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稍多一点，希特勒专政的民主就少了。阿登纳原来民主高一些，共产党影响日益大起来，要取缔共产党，他的民主就少了，现在美国有麦卡锡【此处划去，添上一段字，但那段字看不清】，如果无产阶级通过大选取得政权可能，资产阶级会愿意吗？不要迷信，资产阶级是在人民运动对它损害不大时，才将民主放宽一些，民主多一些对它有利，特年来也不一样，它就搞一些，民主搞了，对它不利时，它的民主就少一些。
从基础上说，资产阶级专政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民族资产 在内)的基础就大的多。但是，不能因此只要民主不要专政，以为民主大，但何时都为大，这是天真烂漫的想法。匈牙利在去年10月23日以前，民主很大，到处讲演，反对政府，搞得资产阶级要复辟，帝国主义进攻，民主太大了，现在卡达尔政府情况很困难，群众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这时还要求放宽民主尺度，讲大民主，南卡德尔要求不管什么样的工人委员会，争论【此处字迹不清】都要依靠他，就会导向反革命。在匈牙利，有一些旧军官、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都进了工厂，他们会说话，有知识，“有本事”，联系群众较好，做了几年工，取得了工会会员证，选举时选举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卡达尔依靠工人委员会，要求他让人民自由地到街上去游行示威，这是荒缪的，在这种情况下，专政应该多一些，否则就是放弃阵地。我国的情况不同，民主可以扩大，前几年专政多一些，现在民主就要多一些。工厂要实行工人代表大会，准备把厂长的一部分权利交给工人代表大会，例如，我们考虑把“厂长基金”(企业奖励基金)交给工人管，杀人权交给最高法院。
思想【此处加了一段话，辨认不清，为XXX已是领导地位】，我们就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唯心主义原来就有，放出来让大家认识认识，可以展开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唯物主义，使思想不致于僵化，唯心主义含义可改变。
现在“两个万岁”的口号也可以提出来了。过去领导人有这种思想，提出来群众接受不了，现在提出来，群众可以接受了。
专政与民主不能绝对化，不看变化，不视条件就说专政多，民主少或前走少，后走多是不好的，是不对的，哪里需要专政多，就要专政多，那里需要民主多，就要民主多。苏联在阶级消灭后，斯大林虽然理论解决了削弱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职能，但又强调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就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也是这样：一定时期民主要多一些，一定时期集中要多一些。反革命越少，专政就愈要减弱，民主就愈要扩大。当然，专政还有对付国外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民主要不断得扩大。“八大”党章就规定要扩大民主。总的趋势是向扩大民主方向发展，但是也要看具体条件。现在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来扩大民主，还可以认真研究。不要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绝对化。“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引用了恩格斯说的“把权威和民主描写成为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东西都是荒缪的。”条件后，拔很高，不断扩大会是发生错误，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对的。我的看法扩大民主为解过去的几年的成绩也是不可解的【此处字迹模糊处颇多】
我国现在应该扩大民主，如果没有前几年取得的成绩，现在还不能扩大民主。有些人对我国民主少了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有的是合理的，有些该扩大的民主没有扩大。对我国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的批评大多是是健康的，应该研究。但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应该马上做到的，这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另外一种是意见正确，目前做起来条件还不够，这种情况，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真理在他那方面，有的只系少数人的意见。还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如在越南或在裴多菲俱乐部讲百家争鸣就是错误的，如果前几年我们提出“百家争鸣”也是错误的。
不要忘记总有人企图复辟，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有的已碰头的。每年国庆节时都有百来条反动标语，年前是打倒共产党，有了好不好呢？有了好，刚才我念的清华学生的要杀干部的话，就是反动思想，航空学院支部书记马云风贴反动标语也是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但是，我们应该把他们看作老师，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使我们的眼睛亮了，知道还有敌人存在，不能安心睡觉，这是很宝贵的教训，最好是请他讲演，尽管有些人受了影响，但他不讲也会影响的，他讲了，可以使大家知道有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便消极力量变为积极力量了。如果学校里有反动标语，最好是组织附件的一万五千选民去参观，使大家知道有敌人，清华的同志说已没有反动标语了，我说可惜了，但是还可以借，听说钢铁学院有几条反动标语，可以组织大家去那里参观。如果这些人的观点已改变就算了。不然，可以每月派他讲一次，如果他讲了，影响不了大家，那说明他没有本事，还可以请他学习，一个可以改变，如果不改一月辩论一次，大民主和小民主：有人赞成大民主，像前面说到的那个要当“组织者”的人就是要搞大民主，九日发生的正定事件也是大民主，不过这种大民主还不到匈牙利那样的程度，但大民主还是有的。大民主在一种条件下可说它是好的东西，在另一种条件下，说它不是好东西。我们土改、镇反、戒鸦片烟就是大民主，这没有大民主不行，因为这是对付异己阶级的。反对英法侵略埃及，我们上街游行示威也是大民主，这是对付帝国主义，这种大民主可以用以打击敌人，训练自己的阶级，所以它是好东西，一般的说，大民主总是对付敌人的，但也不能说，对付敌人任何时候都要用大民主。大民主有时也可以用来对付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1952年，我们在河南修飞机场，官僚主义没有向群众解释清楚，群众严重不满就搞起大民主来了，结果群众用大民主取得胜利了，这件事群众是有道理的，但是最近发生的正定事件，就没有道理，首先要让他们用三天时间讨论三个政治口号是否正确，讨论清楚了再说。
匈牙利搞了大民主，匈牙利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至于第一次出兵、第二次出兵那个正确，这是枝节问题，本质问题是：是资产阶级复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大民主的结果，谁吃了谁呢？还是人民吃亏了，使国家经济破坏，生产下降，元气丧尽，我们不赞成大民，因为它对人民不利。
党内也有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党内民主也是小民主好，有时，采用大民主可能马上见效，打倒一批人，另换一批人。但后患无穷，影响很深很长。你既然可以起来打倒那一批人，另一批人为什么不能起来再打倒你？解决党内问题，应该采用正常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如果总是采用大民主的办法，结果革命队伍内部永远是涣散打倒，团结不起来，没有战斗力。
过去，毛主席在江西领导的很好，但是王明要撤换他。毛主席如果当时采用大民主，采用不正确的方法也可以说：“你们走，不听你们的话。”但是，毛主席仍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用小民主的办法，结果遵义会议时，采取了多数，大家都认识到毛主席是正确的。从整个党的利益来看，过去主搞大民主的难搞好工作，而照小民主，民主集中制做的结果却把搞大民主的人都团结起来了。
有人说：“大民主好，小民主不过瘾，搞大民主无非是把共和国搞掉，打起仗来，打几年试试看吗。”在人民内部还是和风细雨好，有斗争，但只是一定程度。大民主不是可取的东西，是否要打大民主不仅决定于时机，且决定于它作用的人。它总会发生另外一种作用，而且，大民主也不见得能及时解决问题。正定的示威被万乘车平伏了。你要示威，我们可以组织反示威，看看谁的群众多。【此处添了一些字，但辨认不清】
有人认为，外国报纸消息多，看来民主些，我国报纸的新闻封锁很厉害，我们的报纸消息确实不多，说外国报纸多要看是什么消息，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英国有个记者对我说：“你们报纸登西方国家的消息太少了一点。”我对他说：“任何报纸都有立场的，每日几版报纸要登所有的消息是不可能的，登出来的东西总是要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时经过选择的，但是又有那个报纸登的消息是不经过选择的呢？有人解释说，“摘要”就是摘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看这是个天才的解释。我问他们：“西方报纸有那一个登了我们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三篇社论呢？”他们哑口无言。空讲西方民主的人应该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不要迷信西方报纸的民主，那不是事实。
一般的说，登出来的东西就表示我们是赞成的，表明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登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东西，就说明我们赞成裴多菲俱乐部。我们报纸上也登关于帝国主义的东西，但是，那是以批判的方式登的，如“观察家”评论，外国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登什么，不登什么，也要有选择。如果土改初期，我们报纸上天天登那里斗错了人，那里运动过了火，试问群众如何发动起来？所以运动的初期，我们报纸上总是报道取得的伟大成绩和正确的东西，用以发动群众，鼓舞大家斗争的信心。只是到土改后期，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的条件下，才偶尔登一两篇“纠偏”的文章。又如，戒鸦片烟时，我们报上一点报道也没有，因为当时帝国主义正在污蔑我们贩卖鸦片烟，登出报来会被敌人利用。所以这种消息不登是民主，登了反而不民主。今后总的情况是，选择消息要放宽一些尺度，报纸上的报道对大家是有影响的，登了“五世同堂”。房子问题就尖锐了，宣传了花衣服，花布就脱销了。
大家在讨论中有人埋怨说在西康和少数民族打了一战，报上没有报道，人代会上两篇发言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没有看见，如果我们在人民日报上所有的头条消息用大字标题，引人注目，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不应该要求苏联没有错误，苏联是有错误的，说一个国家和一个人没有错误和缺点，是假的，是不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但是，总的说，苏联是好的，第一件好事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件好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了；第三是工业化；第四件好事是，只有苏联【字迹不清】一大力量帮助兄弟国家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了苏联存在的重要性，没有苏联，东欧各兄弟国家的革命发展没有那么快，没有苏联，南斯拉夫在1948年以后也不能坚持下来，我们的革命虽然是自己干的，但始终没有忘记苏联的存在，苏联的存在就帮助了我们，即使他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也要承认这一点，缺点和错误总会有的，我们可以建议和帮助他们改正，苏联存在对我们就是帮助，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吧，从长白山到新疆这样长的边界，我们都可以少放一点兵，对任何事情都要说公道话，不公道的话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阵营总要有个头子(有人问，过去提“存首”，现在提“存中心”，是否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头子是谁呢？是我们吗？我们还没有资格摆，苏联每年钢产量约四千万吨，我们只有四百万吨，无缝钢管厂还不能制造最大型和最小型的钢管，最大型的机器和最精密的机器我们也不能制造。特殊钢材只有几百种，苏联有几千种、上万种，我们援助兄弟国家一亿卢布就不容易了，苏联对波兰一次就可以援助十一亿卢布(包括原来)。苏联有原子弹帝国主义怕它，我们和苏联结合起来，帝国主义就更怕了。因为，我们有六亿人口，但是我们本事不大，我们只七岁苏联已四十岁了，一个班要有班长，小组会要有主席，不然行动不整齐，有的出左脚，有的出右脚，有的踩着脚。把苏联这面旗帜打倒，把苏联搞臭了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把斯大林搞臭了实际上就是把苏联搞臭了。苏联有毛病要帮助他，帝国主义正是希望把苏联搞臭。
我们也有一批人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苏联不行了。当然，我们对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满意的。1931年斯大林是不是想把中国革命搞垮呢？不是的，他还是想使我们革命成功的，是好意，只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而且，斯大林是外国人，他出了错误的主意是不对，你为什么不按中国的情况去作呢？这说明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的，不能只怪别人。请客后拉肚子不能只怪请客的，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下次再去多吃瘦肉，少吃肥肉。在经济方面，最近财政部算了一下总账。还是苏联吃亏了。我们要说公道话，公道是合乎实际的，公理站得住。
有人问，一面倒对不对？一面倒还是对的，现在还要讲一面倒。有人所：一面倒不好。中立好。一面拿美金一面数卢布很舒服。中国有六亿人民，中苏关系如果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就垮台了。要考虑究竟是和美国在一边，还是和苏联在一边。原来和苏联在一起，如果中立了就靠近了美国一步。(就像三个茶杯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走西中立就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走向中立就削弱了资本主义阵营。这个道理很简单。有人很喜欢联合国。怕联合国骂我们，毛主席说，让他们骂好了，你把耳朵塞起来。
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瓦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亚非拉国家也了解这一点，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是不可能独立的。亚非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也不会开展如千韧速。没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六亿人口加上有原子弹的二亿人民才有力量。
和美国作作生意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接受美援。我们六亿人，每人节省一元，就是二亿美元，何必为了两亿美元而伤国体呢？
学习苏联，学错了没有？没有学错，关键是否我们要善于学习，不善于学习，就不是苏联的责任，不能责怪它。老师总只能教他们已会的东西，学生不应该要老师教自己不会的东西。学生学得好是自己的责任，不学苏联学谁呢？学美国吗？当然各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但是这只是下联。过去我们就不能提“向美国学习经验”，我们一个人贴对联，总是要先贴上联。再贴下联，总不能同时贴两联。现在，在技术上能帮助我们的主要是苏联。艾森豪威尔、艾登现在的麦克米伦，法国社会党都不会帮助我们。(有人问，法国社会党是什么？法国社会党就是侵略埃及)英国工党向来不讲马克思主义，法国社会党还讲一讲社会主义。但它讲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56项是斯大林活着时候和我们签订的。能帮助我们的是苏联，这是我们可靠的朋友，困难时候互相帮助。现在苏联也有一部分制度不合适，为什么过去不知道呢？这是因为，只有学了之后，长了知识，才能鉴别，学生有个别地方超过了老师，也不要忘记了老师的功劳，因为人家启发了你。
关于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的事情。出兵是正确的，不出兵会挨骂挨得更多一些。现在出兵，有人骂这是侵略，如果不出兵，资本主义复辟了，法西斯专政了。也会有人骂，而且骂得更重，骂的更凶。一直到子孙万代都要骂。他们会质问苏联“思危不救居心何在。”这样，国际工人运动就要灰溜溜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还会有别的事件发生的，现在有些人对苏联出兵不满，有的连共产党员都不当了。但是，如果匈牙利恢复得好，这些人慢慢的总会有转变的。有人说，“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是不合法律的”法律是有阶级性的，联合国骂我们就塞住耳朵。
现在的形势是好的。去年是多事之秋，世界轰轰烈烈，斗争很激烈，但是，总的形势是好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原因是，世界上有原子弹的国家有两个(美、苏)而美国却怕原子弹，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有九亿人，尽管目前有些矛盾，克服了这些矛盾，就会更加团结，帝国主义阵营有很多的矛盾。只要我们政策正确。完全可以争取一个时期来搞建设，要刻苦的建设。我们不怕竞赛，我们的发展速度总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内部总是团结的，匈牙利虽然有过内乱，但前途是乐观的，事情比以前更好办了，不要悲观。
这几年，我们国家进步很大，但是还很穷，本事不大，资金积累有限，现在不能和美国比。但是，我们比美国发展速度快，总有一天会赶上或超过美国的。我们应当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比，这是最现实的。苏联总是和沙皇时代比较，前两年，苏联开荒五亿牧，每30万亩地只要700人耕作，我们还办不到。这需要大量投资，需要机械化，我们虽比国民党时期好多了。但还很落后，要有自知之明，粮食只耕那么多，钢只百万吨，我们要打基础，要夹紧尾巴作人，不要翘起尾巴。全国每人每月生活改善用两块钱(只不过多吃两斤多肉)就会把全部国家投资用完了。我们体质不壮，稍微安排不当，就出问题。如增加工资多了一些，没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就紧张起来了，这里有个问题，究竟拿多少钱来穿衣吃饭，拿多少钱来搞建设，必须安排妥当。我们是又要工业化，又要人民，否则布达佩斯、波兹南、正定事件都会再发生的。如果生活改善太多，不积累点资金搞建设，青年人就看不到共产主义了。美国之所以敢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欺负我们，就因为我们纲太少。
最近，报纸宣传中有一个偏向，过分地宣传了生活改善方面。我们过的日子不好，应该改善。但是要积累点资金搞建设。我们要对青年人说，我们穷不要紧，到老是死了没有棺材睡，也可以火葬。青年人要想想自己，特别是要想想儿童一代。我们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有些青年闹生活得赶闹得很凶。长春汽车厂增加工资，工人还不满意，青年工人闹得最厉害，领导怎样解释、思想也不通。骂领导是官僚主义，最后被老工人骂了一顿，说“我们在国民党时期，【字迹辨认不清】增加不了一个工资……”这才把他们骂服了。革命怎样搞出来的？还是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有人说，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都是傻瓜，冲锋陷阵，英勇就义得不到什么享受，这样说来，我们今天纪念刘胡兰逝世十周年，她也是个傻瓜，好像现在的青年斤斤计较享受都聪明了。我们还是劝青年学过去的青年当傻瓜，要有远见一些。看我们的将来，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太聪明了就没有工业化了。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不克(刻)苦，不满足。当然生活上的要求不满足是不好，但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种要求，即要求实现工业化。有些要求是正确的，如要求所有适龄儿童上学，所有高小毕业生升初中，所有初中毕业生升高中，解放后，我们的高中生增加60%；初中学生增加了38%；小学增加了30%。去年招生的总数比前年增加了46%。但是，要满足上述的要求，目前还是不可解的。去年学生招多了。学校的设备不够，教师不够，学生吃了些苦(睡两层铺，有的中学还睡三层铺)。但是要想开一点，总还是上了学，有书读了，要忍耐一下，多招学生是有缺点的，但还是好意。不能说，从中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今年招生不能像去年这样多。招多了有人骂，招少了也有有人骂，中上最大的好处是人多，最大的坏处也是人多，人多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总之，应该办的事情，尽量办；办不到的事情要说清道理；是官僚主义就要克服；如果是由于国家目前生产水平不能满足需要，就应该暂时忍耐一下，大家要明大局，眼光看远一些，提倡艰苦奋斗。
来源：邓小平、陆定一、康生、田家英、许立群等同志在清华、北大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的经验》的记录(北京市档案馆藏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