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前一阶段的情况和今后意见: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晁哲甫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

晁哲甫

我校整风运动的前一段落,对山大党委的工作是一次大暴露、大检查。在这一段落中全体师生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对党提了意见,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党委代表山大全体党员表示竭诚欢迎并衷心感谢。

(一)整风运动前一段的情况和收获。

这一段运动的发展大体上有三个比较显著的阶段。

第一段是从五月十六日起,到五月廿八日止。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原订计划一方面在党内外进行学习,一方面邀请教职员开座谈会,本“放”“鸣”精神,对党尽情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样党委先后召开了廿一次教师座谈会,邀请了大学的全体教师和进修教师参加(座谈内容和情况“新山大”有报导)。同时有的单位党总支或支部也开了一些非党人员座谈会。第二段是从五月廿九日起到六月四日止。这一段一开始就有人企图打乱党委的领导计划,立即在学生中掀起“放”、“鸣”向党进攻。首先发动的就是九三学社物理系小组编辑的民主报(以大字报形式出现)。接着同学中的大字报也开始活跃。当时党委鉴于群众“放”“鸣”的积极性高涨,原订学生在考试完以后再行“鸣”“放”的计划已不适用。为了使“放”“鸣”的开展更广泛、更深入,也就在五月卅一日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师生员工,一起“大放”“大鸣”,并立即在党、团、学生会干部中做了交代,六月一日在全校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要求解除各种顾虑,由学校支持采用多种形式“大放”“大鸣”,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此后大字报、民主讲坛、座谈会,个别交谈等方式齐头并进,“大放”“大鸣”较前更为广泛了。在此期间有部分同学提出了停课鸣放的要求,又有一部分同学去了青岛日报社闹事。出现了脱离帮助党整风和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出现了若干不顾事实和人身攻击的言论和大字报。这种做法在师生员工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三段是从六月四日起到最近。这一段不仅有“鸣”,而且有“争”,有批评,也开始有反批评,是鸣放最深入,最广泛的阶段。鸣放的主要形式已转入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经过这一段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可以说基本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中间,在领导上具有关键性的措施,就是六月四日第31次校务委员会的召开,它研究了如何进一步鸣放,坚持了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决定课程照常进行,温课考试一般延长三天,这次会议对运动正常地、深入地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一段中由于开始有了“争鸣”,有了反批评,因此就有一小部分人散布了一种要“收”的说法,企图为鸣放造成新的障碍,其用意显然就是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说话。既至人民日报几个社论连续发表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批评如:“文章火太盛了”,“发表的时间太早了”,“这是收而不是放”,“是小题大做”,“是共产党小气”,“是没有整风的决心”等等。这说法除了一部分人是由于政治斗争经验少,出于天真外,很显然有一部分人是别有用心的。这种企图搞垮党的领导的活动,在学校中确也影响了一部分人,不过并未能达到像他们所梦想的那种愿望吧了。

以上就是前一段的简要情况。这说明党的整风运动,在山大一开始就有人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到目前为止除党团员的会议未计在内,全校已开各种座谈会344次(内教师69次;职员、教学辅助人员87次:工人29次;学生159次),出大字报2500多张,民主讲坛开放9次,收到来信40多封。

善意的批评我们都诚恳欢迎

运动开始的这一段揭露出的问题很多,虽然大部分意见是好的,但不可能完全正确,提意见的态度也难免有些偏激,例如有的同志提:党委“官僚主义”固然严重,而“宗派主义”尤其严重。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华大、山大合校后党委与教授就有距离,党委用办政治干部学校的方式对待高级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对老教授的认识偏重其落后性的方面,平时不做思想工作,运动来了就“围剿”!又如:“党群关系像在人手中抓着个小鸟,捏紧了怕捏死(已经被捏死了一些),捏松了怕飞。其实不必防备这样严,应该在和平空气里进行教学研究。”这些话并不完全对,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把工作搞好,关系搞好,是善意的,我们当然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诚恳欢迎,研究改正。

这一类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宗派主义和共产党是根本不相容的,这一点,我想大家是清楚的不必多说,就本校党委会的领导思想意识去检查,也找不到任何根据。但山大党在某些方面与群众的关系确实像大家所说是不够好的。例如:党员与群众之间平常很少来往,遇事很少商量,见面只是你好,我好,天气好。许多先生在学校已好几年都不知道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是谁。有些党员未入党时还有些好朋友,一入党就变得关系冷淡疏远,甚至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了,虽然这只是少数,但如此脱离群众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又如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估计不足,常常是看到落后的方面多,看到进步的方面少,对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老教师缺乏政治上的帮助和信任。久而久之自然会发生隔阂,有的还很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不够,我们必须深刻纠正。

(二)关于包办代替,党政不分的问题(包括所谓“以党代政”,“有职无权”等等。我们工作的一般原则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反对个人决定一切,关于重大问题更要协商决定。党对学校的方针、政策、计划、政治思想等方面应该是监督者和领导者。学校行政工作则应该由行政上独立负责处理。原则是很明确的。但执行起来确很不容易掌握得好。因此正像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如学校党委对比较大的重要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问题很少研究,抓不住;而对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则常常直接参与处理,党委的工作和行政界限不清。党委虽然注意了党外人士的职权,但某些党员还有对党外人士职权尊重和支持不够的现象。致使某些行政领导人员不敢负责或不愿负责。产生这种问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①虽有了原则,但还没有具体研究,总结出贯彻这个原则的经验,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因此常常感觉那些应该党委管,那些行政管混淆不清;②党委的多数同志对学校工作钻研不够,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一些问题抓不住,而对一些行政、事务方面的问题比较熟悉,所以就很容易直接插手于这些工作;③党委在教育党员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中尊重党外同志的职权,帮助他们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不够。

(三)党委的工作作风不深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首先是由于党委委员行政人员多,教学人员少,不少人对教学不熟悉,缺乏刻苦的钻研、又不能深入到系,因此对一些问题有时情况弄不清就草率决定。其次是对老教师的作用发挥不够,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依靠老教师研究解决,但未作到。再其次是处理问题常常不注意学校工作的特点,习惯于机关化的作风。因此偏重行政命令的形式,缺乏遇事随时商谈的气氛。

(四)肃反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①当时对内外矛盾认识不清,斗争面宽了,错斗了一些人。②小组斗争中有个别单位比较粗暴甚至于有个别的违犯纪律的现象,在思想批判中未注意到问题性质的特点,有些以简单生硬的斗争代替了说服教育。因此伤害了好多人的感情,使个别同志在精神上受到很重的刺激。③有些做法缺乏完备的法律手续,如对住在校内的许多同志的搜查。④善后工作做的不及时,不完善,平反工作有某些缺点,使肃反的付作用不能很快消除,影响了团结。总之,在这一工作中,漏掉的过火们两种错误我们都有。有错必纠,凡是尚未纠正的,一定要在大家的帮助下认真纠正。

(五)人事工作也有许多严重的毛病。①对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掌握不全面,有某些重资轻才,重德轻才的偏向,但也有忽视品德的现象,因此使某些人事安排有不合理,不妥当之处。②在工资福利问题上,与广大群众见面商量不够。③有的机构,行政人员多,组织庞大,工作效率低。④对干部的全面情况缺乏深入实际的考察了解,有只凭汇报,只看表面的缺点,因此对干部的估计难免有不妥当之处。⑤毕业生分配工作过于神秘,少数人决定,缺乏和教师们商量,对德才的掌握有的不全面,因此对某些人的分配不尽恰当。

(六)教条主义严重的表现在教学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中,学校中学术空气很淡薄。教条主义首先表现在学习苏联和教学改革方面。几年来学习苏联对改进教学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学习苏联同时,缺乏联系学校的实际情况,在若干方面发生了生搬硬套的缺点,给工作带来了若干损失。在政治理论课讲授上一般化,缺乏联系实际,使同学们感到枯燥无味。在思想工作上常用简单生硬的批评代替说服教育,缺乏生动活泼,联系实际,联系思想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活动中“百家争鸣”的空气很淡薄,常常强求一律,照搬了一套行政工作的方法。

(七)总务工作在某些方面跟不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为教学服务不够。有些能办的事往往拖延不办;有些暂时有困难办不到的事,也缺乏及时的解释说明。对工人只有使用,缺乏应有的教育和关心。

以上这些是根据大家所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扼要地初步检查,以后将继续作详细研究,希望同志们随时监督!

(二)提出的意见的另一类,是有一部份人借着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专政恶毒的进攻,企图达到他们取消党的领导,宣传资本主义的目的。这一部份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提出来建议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讨论和他们划清界限,明辨是非,认清真理。

第一、九三山大支社的“民主报”在讨论高等学校党委制的幌子下,企图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为了便于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引民主报上的几段话:“学校实行党委制,校长没有最后决定权,而党委书记有”。“学校中执行党委制必然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在系里则成为系秘书专政,系主任管的少,系秘书说了算,而一切问题即由此产生。所以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高等学校党委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怎能领导高等学校呢?”。“党委制既无法律明文规定,而是由工厂搬来的,其存在无合法根据。……党委制既取消党委会的存在也无必要。党委会的存在,可能产生三害。取消党委制后,行政由校长领导,校委会决定。且党委制与实行民主宪法冲突。民主不能假,也不能一半,须要校委会来执行才行。校委会要彻底民主。党委可和民主党派一样存在,党委和民主党派可平等参加校委会,各系按人数多少选人参加,学生也选人参加,甚至工友也选人参加,全体人民都能发表意见,党委不过是一面的代表而已”。不必多引,这些已经够了,话中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外乎说:党委书记是驾乎别人之上的专政者,党委制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学校不能有党领导,党也领导不了。其结论就是党委制有弊无利,学校不能交给党来领导。同志们!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党委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写这些文章的人,懂不懂是不关要紧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领导学校,并不是在研究党委制问题。而对我们大家却是要紧的。党委制的精神是: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反对个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这不正是为了避免三大主义,防止个人独裁吗?那里来的党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至于党的领导地位则是早已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的,全国人民拥护的,科学教育当然也不例外。这不必多讲,这样一对比不就可以显然的看出这种说法的用意何在吗?

第二、关于肃反问题

有人说“山大的肃反百分之百的错了,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打击报复不但有,而且可以证明是普遍的”。企图否定肃反运动。我们说肃反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但只要肯正视以下几点,就应该肯定成绩仍是主要的。

①看肃反问题必须从当时情况出发

肃反运动是从1955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个运动是继续着在社会上的镇压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之后进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告诉了我们:“随着美帝国主义对新战争准备的加紧和对我国的侵略颠覆活动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日益进展,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削弱,而是更加紧张更加复杂了”。(引罗瑞卿的1955.6.30人民日报文章)。当时事实是:反革命分子煽动骚乱,散布谣言,抢劫放火,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工农业生产,杀害干部和人民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打入我们内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牒相互勾结起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千方百计企图颠覆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当时所面临的敌情。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进入有计划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正全面的展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从匈牙利事件中就可得出这个结论。事实证明了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全国清查出了8万多个反革命分子。我们学校也清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2个。并且还有一些人是按斗争当时的政策标准原来应是反革命分子,后来因敌情和缓政策界限放宽又不算了的这个事实就完全证明了肃反的必要。肃反斗争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敌我斗争,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当然不能是和风细雨。而在解决敌我矛盾的时候,把一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混淆了起来,也采用了敌我斗争的方法这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确是难免的。所以现在看肃反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不应该脱离开当时的情况。因为经过肃反,许多情况弄清了,我们心中有数了,认识提高了。而在当时我们则摸不清这个底。正如毛主席所说:“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②肃反有没有成绩,主要看是不是认真的贯彻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正因为是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十拿九稳,清查错了一些人确实是难免的,但错了就坚决纠正,纠正了还是有成绩的,把许多人的问题查清楚了,消除了怀疑,增强了团结,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从最后结果来看,做到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没有冤枉一个好人,斗争错了的都平反了或者正在进行平反,恢复了名誉。所以成绩仍是主要的,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至于有些人按当时的政策界限属于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如三青团分队长),进行了斗争,结案时因政策界限放宽而不算反革命和坏分子了的,那就更谈不上是错误了。

③肃反是根据宪法进行的,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正确的方法。

肃反是根据宪法第19条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进行的。

我国的肃反是采取发动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办法,这是我国肃反的特点。因此,使肃反搞的比较澈底,比较少出偏差,群众提高了革命警惕性,所以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搞肃反是正确的方法。当然群众运动掌握不好容易出一些过火的行为,我校肃反运动中某些小组就曾发生过某些违犯政策,违犯纪律的现象。但这都是原来就已经注意掌握了的,不允许的,发现了的都立即纠正了。拿这些个别人的错误行为就做出肃反不能搞群众运动,肃反运动违犯宪法的结论,显然是不妥当的。

④肃反只有一个目的,谈不到打击报复。

有人说“肃反是共产党的宗派主义,造谣污蔑,打击报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根据的。肃反的目的只有一个——清查反革命,教育群众。这是解决敌我矛盾。在运动中也的确伤害过一些好人的感情,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是坚决加以纠正,根本谈不到什么宗派主义。在运动中是否有打击报复现象?我们检查没有。如果有人说遭到打击报复请举出证据来,我们查,查到是真的就要严肃处理。

第三、有人在所谓保护神圣的宪法的幌子下,大肆宣扬英、美的资产阶级法制精神。

有这样几段话很值得我们研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不守法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不守法律……这样长期的统治,使人民忘记法律,蔑视法律,养成不遵守法律的风气习惯,这种习惯对人民自己的宪法制定后,也未能及时改变。但是党对这方面宣传也不够,学习不深入,长时期的习惯一时不能扭转,同时也有:事事依法,束手缚脚的封建思想”。“当一切人民,工农兵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马克思可以公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升时期的英国写资本论,出资本论,当然资本家和其它的统治者都很恨他,但是由于英国的宪法的“言论自由”一条,在当时已得到人民习惯的默认,执政者不管如何反动也不能公然禁止他出版。即使在资本主义末期,美国政府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封闭“工人报”,仍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剧烈抵抗。再如他们杀害罗森堡、迫害鲍威尔也引起舆论的大哗和责难。这就是法制精神的特点”。够了,这些就是可以看出这位先生赞扬什么?蔑视什么了。恐怕连带红领巾的小学生也会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阶级性的东西。怎么能拿我们国家的法治去和英美比较呢?反而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大加赞扬呢?难道这位先生不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假的为少数人享有吗?所谓法律也是保护这些少数人的吗?劳动人民所仅能享有的一点民主权利也是自己经过斗争得来的吗?难道他不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版是劳动人民的支持,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所恩赐的吗?再从另一面来说,难道他不知道像资本论这样的书在我们的国家里的公开合法地位受着法律的保护吗?他不知道像罗森堡这样的和平战士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是迫害而是国家支持,人民爱戴吗?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的国家除了反革命的报纸没有出版的自由,就不曾封闭过任何报纸吗?这些优越的现象和这位先生在上面说的那些是根本不可比拟的,而为什么不加赞扬,反而说:不是“没有遵守法律的习惯”;就是“封建思想”呢?难道要我们有给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自由活动的习惯吗?这位先生的用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是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资本主义好,对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应给予各种自由的法律保障。同志们!我们能够接受这种思想吗?当然不能。这不必多讲道理就会清楚的。

第四、关于积极分子问题。

有人说积极分子是“运动起家”是“走狗”,是“特务”。我们知道在各项工作中都需要有一批骨干做为带领群众,联系领导的桥梁,领导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脱离开各级组织自己去做,那样也是官僚主义。我们过去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成绩,其中积极分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所以毛主席说对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他们,一棍子打死是不对的。过去有汇报制度这是对的,今后仍然必要,关键是汇报的内容是否实事求是。如果说向领导上汇报情况的人,都是和国民党特务一样,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应该纠正。有人说领导上包庇积极分子,这也是不客观的。因为党应该领导和教育帮助积极分子,具体执行工作的同志犯了错误,领导上是有一定责任的(当然不是一切错误都应领导负责)。特别是肃反运动中的许多错误是应该由党委负责的,这不能算是包庇。当然积极分子有了错误,应该批评教育,这方面我们是不能疏忽的,过去做的不够,今后应该改正。这些道理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而有一部分人却企图把党团员积极分子说得没有人味,其不是企图离间党与群众的关系,造成对立,使党更脱离群众,借以削弱党的领导吗?

第五、企图阻止反批评,达到臭骂党,臭骂社会主义的卑鄙目的。

运动中曾有人把反批评,把争鸣说成是对大鸣大放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说是在“收”,要党委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话的用心何在,在民主报第二期上有这样一段话可做为答案“民主讲坛情况也是如此,会场上突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为党委和党员辩护的发言多起来了。不论他说什么,有一部份人都报之以长时期的热烈的掌声。”这说明什么呢?有些人对歪曲事实的辱骂,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看不下去了,出来反驳他们,这种现象在我们多数人看来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这位先生却感到奇怪,因为这样将不能达到他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将会把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论坛上驱逐出去,将会在群众中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因此右派分子就制造了这样一种不顾真理的谰言,企图在群众中造成新的顾虑,离间党群之间的关系,给党以压力。他们这种谰言不正是迷惑了一部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吗?但真理毕竟是真理,想以此来封住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嘴巴,让他们的反动言论任意泛滥,直到把党说臭,把社会主义说臭,只不过是部份右派分子的幻梦,当然不会实现。共产党也并没有缩手缩脚做了他们的俘虏,而是继续领导着运动向正确的方向走去。

第六、关于一部分同学闹青岛日报社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这一部分同学的这一行动,已经超越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应该采取的手段的范围。因为既没有把问题事先提出讨论,又缺乏从团结出发的愿望,遽然以少数群众的压力到报社门口喊口号、贴标语。使人民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来,从未有过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突然出现于市面,因而招到群众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要分析肇事的原因。去青岛日报社直接造成这一事件的是我们的不多的一部分同学所持的理由,说青岛日报对我校整风运动报导不实。他们说:山大前一段整风运动完全是师生群众自发的,党委始终落后于群众,没有领导,就是领导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大意如此)这样说法是事实么?我校整风运动自五月十六日开始,直至廿九日物理系九三小组编辑的民主报以大字报形式第一次张帖以前,全体教师,部分职工前后开了廿多次座谈会,(报纸,校刊有报导)六月一日又开了全校的大会,动员大家以各种方式大放大鸣,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一直到号召加强争鸣,号召努力齐放,以便更有力地帮助党整风,领导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起了决定作用的。也就由于我们还有这些重要的领导措施,我们的整风运动的第一段才能够比较正常的,逐步深入的发展,获得如上所述的那些成绩。群众的自发活动是有的,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党的领导工作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但总的看来,我们整风运动第一段的开展,不是无政府状态,一开始就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不过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样领导,企图否定这个领导,千方百计想在群众中搞垮它,取而代之。这事实是愈来愈显著了,值得我们大家十分警惕!因此,我们认为青岛日报六月三日关于我校整风运动的报导,是符合我们的情况的。如果发现确有某些出入,我想也是完全可以商量更正的。计不出此,竟以超越寻常的手段,对待人民自己的报纸,这只能满足某些人不可告人的意图。至于全校师生员工我想绝大多数,只要冷静想一想,是不会同情的。

当然,说起责任来,像我这个担任校长职务的人,对政治思想教育,既未能加强于平时;对既已发生的事故,又未能指导少数同学避免错误于现场。扪心自问,是非常惭愧的!

最后声明,我曾收到一封不具名的信,内容是专为这个问题的。一方面责难,一方面威胁。责难的是:不及时支持他们,对报社表示态度;威胁的是:如果再迟不答覆,他们就要领导同学上大街对群众解释。其实就是示威。我想他们既不具名也就无必要答覆,今天顺便说一下,就算是答覆吧。

(三)边查边改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接受下来的意见大致可分四类进行处理:

(一)比较简单易行,牵扯面不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些和正在解决。

如肃反善后工作,有些结论不妥当的已做了修改或正在商量修改;毕业生分配工作全校已成立了分配委员会,各系亦将由教师参加成立分配小组;试用人员的转正问题已经解决了;教室的灯光问题已征得高教部的批准,即可动手解决;部分教室的讲台已经加宽;神经衰弱同学的住房已在进行改建;部分党员已开始转变脱离群众的作风,有的已自动提出退职、降职、降薪,他们这些意见将经专门小组研究确定。有的已将自己从大房子里搬到了小房子去,把房子让给别人;有的已提出要求调整房子,但因学校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现在马上还调整不出来。

(二)许多是要经过慎重的研究才能得出结果的,为此在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由党和非党的同志共同组成了五个专门小组来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这五个组是:①领导体制,组织机构组;②人事工作组(包括工资等级);③教务和科学研究工作组;④总务工作组(包括基建、福利);⑤肃反善后工作组。

(三)意见中的另一部份是由于过去有些情况大家不全面了解而须要解释清楚的。

如有人提到在分配毕业生的工作中,对党团员有偏向,与群众不一视同仁。像科学院,高等学校助教这样的好位子都给了党团员。对此,我们初步检查的结果,在指导思想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从1953年起到1956年四年,我们共分配了1033名毕业生,其中党团员564人占53%。1033名中分配到科学院所属机构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人,其中党团员55人占55%弱(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分配做各高等学校助教和研究(此处几字辨认不出)的共419人,其中党团员187人占44%。再从564个党团员的总(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来看分配到这两方面的不过只(此处几字辨认不出)43%;而469个非党团员中到(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两个方面的却占58%。这个数(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是可以从总的方面说明问题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至于对个别人的分配不尽妥当(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那是可能有的,因为一个毕业生工作的分配,照顾到的方面是(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复杂的(业务水平,政治条件(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身体条件所适宜的地区,爱人(此处几字辨认不出)系,个别的家庭照顾等)要想(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些方面都照顾的完全妥当,又(此处几字辨认不出)符合国家的分配方案,这是很(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容易做到的。从这些具体情(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析是得不出宗派主义的结论的。又如:有人说这几年来人事(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都是宗派主义排挤的结果,这(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是没有根据的。全国统一了,教育事业大规模的发展,干部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是必须要的,我校几年来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调动,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调整,支援新建立起来的学校(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几年来(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做的太多,而是还不够(高(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要求的比我们所实际做到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多)这怎么能说成是宗派排挤(此处几字辨认不出)。

(四)另有一部份是要(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和请示上级的,我们也都(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认真的研究向上反映。

改进工作是要我们全体同(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同努力,特别是全体党员必(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即转变作风,克服自己工作(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风上的缺点,以求把我们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作的更好。

(四)前一段才是整风运动的开始,不是结束。为了把整风搞好,(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们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党的政策是继续听取多方面贯彻大鸣大放,没有“收”之说。

希望全体师生员工解除一切顾虑,不要受某些谰言的影响,大胆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共产党提出大鸣大放,就是为了揭发矛盾,暴露矛盾,不断改造自己,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别的目的。对真心帮助党整风的人,不论意见提的多么锐,话说的多么刺耳,我们都是衷心欢迎的。有人问为什么前一段党组织和党员对大家的意见只是听,没有说话?心里有些闷,觉得不大放心。我们前一段所以很少说话,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毫无顾虑的畅所欲言,冷静虚心的听取和分析大家的意见,哪些应该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些应该提出来和(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讨论。现在看来这样做对大鸣大放的开展是有帮助的。今后提意见的形式仍旧是多样的,可以在学习会上谈,也可以开专门的座谈会,可以来信也可以当面交谈,大字报,墙报还都可以出,总之要给予鸣放一切便利条件。党委和各总支直属支部应认真的组织这一工作。

第二、全面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辨是非。

现在看来鸣放之中要有争,鸣放之后也要有争,这是认识问题的必然过程。经过争论,就会争出真理来。在争论当中我们的态度必须明确,首先要有大是大非之争,所谓大是非就是立场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和全国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和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划清界限。因为他们不是在帮助党整风,他们想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来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进攻,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进攻。这是和帮助党整风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只有把这种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打退,只有这种是非辨明了,才能对一些小是非,一些具体问题辨明是非。我们辨明是非的武器就是认真的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周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及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正确的掌握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认识;通过对右派言论的批判又加深我们对文件的领会,这样反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进行。右派分子对我们是辱骂,是污蔑;而我们则坚持以理服人,从理论上用事实把他们驳倒。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不能存有温情主义,不要怕伤了感情,不能不撕开面皮,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个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提高,而不要置身于度外。下一段的学习学委会已有计划下达。(此略)

第三、贯彻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和严肃认真,和风细雨的精神。

最后我希望全体师生员工能够经常的,监督党委和每一个党员的工作,揭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希望我们全校,能够通过此次整风,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编者按:报告中有些标题是本刊编者加的)

 来源:《新山大》1957年7月3日,2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