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这一道理，不仅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而且是经过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因为，当时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害怕革命，但它又与上述三个革命对象有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具有上面所说的两面性(也可以说是两重性，即是对于革命的矛盾态度)。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任务改变了，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即是说，中国的革命，已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革命阶段内，要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那么，在这一革命阶段内，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究竟是怎样呢？是否还有两面性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个革命是要剥夺资产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以消灭阶级社会而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能够顺利地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当然是不会赞成和接受这个革命的，作为一个阶级说，它应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独未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继续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也即是人民内部)，接受了中国工人阶级对它所进行的和平改造政策。
这是什么道理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平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由于外因所决定?还是由于它的内因在起着作用呢?
关于这一问题就有争论了，认识就不一致了。
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以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办企业是为了“实业救国”，而不是唯利是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不愿吃剥削饭，只要他们看清了社会主义可以救国，是会主动向国家交出自己的企业，是可以否定自己，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人性上有其共同点，因此这两个阶级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并断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的资产阶级，比革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贡献还要大；资产阶级是带着财产作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礼物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是赤手空拳，不过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喊了几句口号，和贴了几张标语罢了。因此，他们断言：提出资产阶级在目前还有两面性的说法，只是为了对资产阶级改造找借口才硬加上去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还有人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仇恨本来不存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共产党向工人进行教育，阶级斗争或者阶级仇恨就自然消除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只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没有消极的一面。这些意见的共同点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和平改造，主要是自愿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爱国主义)，是内部生长出来的，外因作用很小。
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是他们都不承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有其两面性。我们是不同意以上两种意见的。因而同他们的争论，实质上是关联到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是否正确，而绝不是简单的事务，技术性的分歧，也不能简单地归于对概念的认识上的分歧，而是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有着实际的深刻意义的。
我们是不怕这一争论的，因为真理是会愈辩愈明的。为了能够更充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我也愿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同大家探讨。
我们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有两面性，这是客观存在，是阶级性决定的，而不是什么“人性”决定的；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企业中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本来没有，而硬加上去，对工作不利；本来就有，而我们不谈，也对工作不利。
为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种两面性产生的原因，才能确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究竟是外因在起着决定作用，还是内因在起着决定作用。我们知道，民族资产阶级，从它的资产阶级一般性说，它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对社会主义说来，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消极性的基本根源。那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还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的一面呢?它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具有两面性，我认为应从中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所处的历史环境，从它们相互的阶级关系中，不仅从相互的阶级斗争中，而且还应从相互的阶级依存中去寻找。即是从中国革命的一定历史条件中去寻找。因此，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这种矛盾的政治态度(两面性)，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一定历史条件所造成。这就是大势所趋；这就是哲学上所指的外因。如果没有这个外因，民族资产阶级不独是不能自动生长出社会主义来，而且还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这个外因如果不通过中国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内因(软弱性或两面性，爱国主义)，这个外因也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具体分析就是：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由于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的压迫和摧残，原来就是不发达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官僚资本的企业为人民政府所没收：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都已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经济在解放后虽曾一度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在国家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下，既斩断了它同农民经济的联系，又不能获得其他的市场；而且在企业内工人直接监督之下，又无法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它已不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是能够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了。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更快。这样，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上，资本主义经济一天天处于劣势，其内部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困难。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但在民主革命胜利为他们解除了旧的束缚的同时，已经有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堵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的软弱性，政治上也是软弱的；他们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在历史上也从未掌握过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在不断巩固和强大，工农联盟又造成了群众优势，致使资产阶级不能不在政治上感到孤立；且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更把工农联盟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些有利的国内条件，再加上一定有利的国际形势，证实了资产阶级是无法在那已失掉了的资本主义阵地上复辟的；在这一形势下，国家还主动地给资产阶级以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安排。这些都是不能不使资产阶级考虑到：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这样显著的变化，如果资产阶级自己再继续走资本主义的路而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果将是什么。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有合作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后，工人阶级仍保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联盟内，受到了不少的政治教育。他们的阶级本质虽然决定了他们并不喜欢社会主义，但他们又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采取的赎买政策与和平改造方针的正确，使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利可得，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有工作可做。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前途，权衡利弊，何去何从。
第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虽然有其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备尝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迫害，他们常常盼望着祖国的独立，基本上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亦因此得到了解放。然而，帝国主义仍然威胁着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还未解放，民族资产阶级是身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的，这种创痛是一时忘记不了的。因而他们的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继续起着作用。这也是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由于以上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有其两面性；但这种两面性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是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个基本事实使得那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消极性”的人们从思想上有所改变了。然而，在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改变和阶级矛盾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某些人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有积极一面”的论调抬头了。这些人的意见归纳起来大约是：
(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肯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有两面性是可以承认的。但在实现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以后，既然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有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全完成，)那就是意味着资产阶级已向工人阶级屈服，向国家交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经济上已经缴了械，失却了产生消极性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定息以后，企业的盈亏与资本家无涉，因此不可能再唯利是图，也没有必要重施五毒，发挥经济上的两面性。
(2)工人阶级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集体起义，且主动的给予定息作为继续“赎买”的代价；资产阶级分子都已成“公家人”了，在国家机关和企业里只有共事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再也不“徬徨歧路”了，而是“心悦诚服地”和“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大家都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谈不到政治上有什么两面性了。因此用不着再有什么要改造的。
(3)如果说资产阶级分子中尚有落后，消极的东西，如自私自利，贪污腐化，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等，或残存某些原来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这些表现亦只是留存在思想意识上的残余，或仅仅是个别人物所发生的违法和消极行为，而绝对不能作为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有两面性的根据；如果一定要据以断定资产阶级目前尚有两面性，而需要加以改造的话，那么，这种旧的资本主义思想作风，不仅资产阶级分子有，一般劳动人民、工作干部，就是共产党员都同样存在的。他们之中亦有好逸恶劳，贪污腐化，个人野心等等消极的东西。那末，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亦需要进行改造了。只讲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而不讲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有两面性，他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4)他们之中有人说：资产阶级已不愿再提阶级关系，特别是不愿再提目前仍有两面性，如果再提两面性，就会妨碍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妨碍团结。
需要指出：不是所有持“目前中国资产阶级只有积极性的一面”意见的人，都具有以上论点的全部，只是将这类代表性的意见集中起来，以说明一般。而且他们之中现在已有不少人在口头上接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目前仍有两面性这一论断；然而他们却只承认这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但几乎是一致地指责所有认为目前资产阶级仍有两面性的人是教条主义者。
大家知道，教条主义者是不会赞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尤其是不会赞成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赞成目前中国资产阶级还有面面性的人在说明问题时就十全十美了。但不问其基本论点是否正确，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当前的总路线总政策是否符合，而一律抹杀来指为教条主义者，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其用心是在扛着反教条主义的大旗，实际上来从事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对全行业合营与定息以后所产生的一些新条件，要有足够的认识，要认识到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面，才能说明对抗性的矛盾在目前已基本上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还存留有对抗性的一面)；才能说明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还未完全结束)。如果我们对这一面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估价，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在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点认识不足。但仅仅认识到问题的这一面也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还需要足够的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是：
(1)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后虽已根本改变了生产关系，已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家所有制虽然已有很大程度的改变(不能抽走、不能运用它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但在法律上还没有最后被废除，资产阶级还依之领取定息。息金仍然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在资产阶级领取定息这一方面，仍是剥削行为；不只是什么“不劳而获”。既然剥削行为还存在着，作为依靠剥削为生的资产阶级就仍然存在着。因此，合营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关系，即尚是由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转变为同志间的合作互助关系的一种过渡性的生产关系。目前资产阶级分子固然正在向劳动人民转化，但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尚是处在转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的关系。合营企业中的安排，按照“量材录用，辅以适当照顾”的原则，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的。固然定息是国家和工人阶级主动给予的，但这是工人阶级凭借国家政权主动调节阶级关系的结果。国家主动给予定息和给予定息以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估计到资产阶级放弃定息的思想准备还未成熟，而过早地取消定息，可能对和平改造工作不利的。资产阶级听到“定息七年不变，还可以拖个尾巴”的消息之后，皆大欢喜，都认为是“吃了一副定心丸”，这就可以说明一般。试问如果不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阶级力量的对比尚未发生实行定息前夕那样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设想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定息而把企业交给国家管理吗?我想，资产阶级当他还占据阶级矛盾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是会尽其一切的可能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决不会满足定息的。固然在目前也有人要求放弃定息，也有人要求延长定息时间，情况是很复杂的，这不在此讨论之列。
(2)目前阶级矛盾虽已基本结束，但并不是完全结束；只是这种矛盾已基本上由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已由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并正在完全向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转化中。正因为人民内部在目前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就必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在资产阶级尚未完全消灭之前，阶级斗争是仍然存在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正是过渡时期人民内部的一个复杂问题。正是因为观察到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和国家在目前向他们所提的新的要求(劳动人民的标准)尚有两面性，才能把这一复杂的阶级斗争留在人民内部来处理，才有把遗留下来的尚有其对抗性一面的阶级矛盾向人民内部(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完全转化的可能。
(3)经济基础的变化，固然已经反映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上来，然而，思想的转变经常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转变的，有的思想意识还会拖得很长，一直到资产阶级完全消灭，而在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转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后还会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思想改造的任务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只要资产阶级还未完全消灭，即或是这种思想作风上的先进与落后也会体现到阶级关系上来，而表现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只有到了阶级完全消灭，那时才可以说这些思想上的差别，已不是阶级的两面性，而是劳动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这种转化是有阶级本质上的区别的。固然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在思想领域内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这势必会反映到政治方面来的。如果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某些落后思想和消极行为说成也是两面性或两重性，而能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加以区别，那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否则就是混淆是非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当然也有他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因此也需要进行改造和提高。因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是在改造社会中来改造自己的。但这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优点与缺点的差别，而绝不能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混为一谈。因此，我们一提到两面性就是指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问题上的矛盾态度而言，而不是指的其他。而且某些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所表现的某些不良的思想作风，并不是他们原来就具有的，这还是受到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和侵蚀所致，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占一定统治地位，在国际范围内他还有很大的阵地，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而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目前生长得又较快，成份复杂，因此，我们受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时间可能还会很长。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地拖无产阶级的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以上均见列宁全集28卷403页。)正是由于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一再的说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地解放自己。但是就人们在社会和生产中的地位说来，社会主义思想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来就只能具有本阶级的思想。
假如有人对问题的这一面没有足够的认识，或根本不愿意去认识它，那他必然会在政治上犯下错误。
至于资产阶级分子中是否可能产生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资产阶级分子中不独是产生过象欧文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社会革命活动家，很多人原先也是资产阶级分子。“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成长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213—214页。)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尚垄断着文化的时候，无产阶级不易把本阶级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系统地提高到理论上来，需要借助于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达到本阶级的这个目的，而且也有可能“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十八页。)但是，严格说来，欧文还“不是代表着当时由历史发展所产生出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同上第二卷第119页)，就是这种“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而不是首先解放一个社会阶级”(同上)的空想，也不能不遭到资产阶级的“围剿”，而最后不得不“直接求助于工人阶级”，才能“在工人阶级中又继续了三十年的活动”(同上第127页)。这就可见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大势所趋这个一定的现实条件与历史条件，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说来，是不能自觉接受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些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当他们一旦掌握社会主义的理论后，就立即背弃了他原来所属的阶级，忠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敢于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制度和剥削行为展开阶级斗争，并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从唯心主义的少年黑格尔学派转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他们是决不会替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作辩护和隐蔽阶级斗争，来美化资产阶级和丑化工人阶级；更不会把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降低到与资产阶级一样，而拒绝对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用不着奇怪，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要他有社会主义的觉悟，就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士；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受了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也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一个人是否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要看他的行动，而不是看他的言论。被恩格斯所反对过的杜林先生，是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的，但他却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学者。当前世界上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也自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然而，他们实际上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因此，我认为象欧文、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类的例子，是只能用来对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进行教育与鼓励之用，而不能用在实际生活中说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可能如欧文等人一样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或革命者的。因为有了剥削关系的存在，就不能不表现到阶级关系上来。
总的说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现出一个基本事实是有两面性的：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即：一方面，表示接受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接受是有些被迫的，积极性是逐步增长的；另一方面，希望发展或保留资本主义；不论这种希望是强烈的或是淡薄的，公开的或是隐蔽的，自觉的或是盲目的。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家关于改造资产阶级的目的和要求在各个时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高潮前后的表现也要加以区别。在高潮前，资产阶级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接受利用、限制、改造还是反抗利用、限制、改造的问题；在高潮后，资产阶级已成为半劳动者和半公家人了，是对于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否还有保留的余地，接受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改造而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问题是否还有动摇。因此，对于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要注意其前后有所不同。
在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以前，中国工人阶级和国家向中国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是要他们爱国守法和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时的主要表现是：
(1)政治上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赞成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但又有人看不起劳动人民，企图削弱或否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某些政治代表人物甚至企图“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企图长期停滞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的甚至喊出：“新民主主义万岁！”)而不愿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
(2)表示接受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但又不愿意或者是反对限制和改造，希望长期保存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甚至不少人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在经济上发挥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又起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甚至发展到施放“五毒”，展开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
在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和国家向中国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是要他们进一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时的主要表现是：
1．向国家交出了生产资料，赞成变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但剥削的根子并未挖掉，而且尚有不少人留恋资本主义，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企图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来原封不动地代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的感到“剥削可耻，定息可爱”；甚至有人主张用“赎买存单”，“延长定息时间”，企图去掉资产阶级之名，享受资产阶级之实；强调积极的一面，忽视或否定消极的一面；有的表面社会主义，实际资本主义；有的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
2．参加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工作，已为社会主义服务，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有的已贡献出自己的技能；但不少人在工作中还缺乏热情，有松劲情绪；强调共事关系，否认阶级关系；并用美化资产阶级的办法，企图抹杀阶级界限，而求得政治上(国家政权，合营企业等)更大的发言权。
3．一般是要求学习，希望改造，表示愿意“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但是不少人强调勤劳起家，否认剥削；要求鼓励，厌恶批评；甚至还有人基本上保持其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改造的，也不值得有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必要。
4．很多政治代表人物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提高了，同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较前密切了，并敢于代表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和提出合理意见，而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并且还敢于根据国家当前的政策和法令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但也有不少人在对共产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尚处于疏远状态，甚至少数人尚有抵触情绪。只强调民主，不强调专政和集中；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强调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有人说，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的形式大约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主要是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的既具有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民主斗争的革命积极性；又同时对这一斗争带有动摇和妥协的以至反革命的消极性。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初期，即在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以前，主要是具体表现在经济上的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在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以后，主要是具体表现在思想上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又在感情上留恋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区分虽有其一定的根据，但是比较简单化，绝对化。总的讲起来，不管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具体表现在那一类问题上，从经济上表现出来也好，从思想上表现出来也好，总是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即是他们对革命所采取的矛盾态度(两面性)。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两面性就是具体表现在政治问题上面、用不着多所阐明以外；即以过渡时期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初期)的表现也是集中到接受限制和反限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问题上；在社会生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后，其两面性的表现也仍然是集中到已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留恋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上，即是集中到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集中到对人民民主专政、集中到对社会主义制度这几个政治问题上。因此可以说，所谓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主要就是集中表现到政治问题上的两面性问题。
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其整个阶级的政治态度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则是错综复杂的，有的人可能偏重于政治问题上，有的人可能偏重于经济问题上，有的人可能偏重于思想问题上。每个人所具体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程度也是极不相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其表现的形式也不会尽同的。而且还要看工人阶级和国家对他的要求如何和对他们进行工作如何而定。不独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之中的人在政治态度上会有所变化；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后也会有所变化的。因为在高潮以后已不是能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而是能否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问题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形式上目前虽然还是一个整体；但在政治上却是已经出现了新的分化。因为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可能整个资产阶级都同时采取同一步调的；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出现进步(左)、中间(中)、落后(右)几个部分的。因此，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不断发生分化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目前对资产阶级进行各种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则在于促使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断增长其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一面，即是向他们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和其先进部队共产党的领导，逐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劳动人民的利益着想，并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以及坚决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
目前在资产阶级分子中，如按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目前对他们所提出的上述要求看，呈现出如下三类不同的政治态度：
(1)由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着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已开始以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他们，已使资产阶级中涌现出不少的进步分子(左派)。他们基本上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而拥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赞助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已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新的分化过程中，这样的进步分子(左派)目前固然不多，但他们是资产阶级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先进分子，是同共产党一道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核心分子；他们较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有更大的贡献。这些进步分子是能认识到这一条真理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向劳动人民的“赎罪”行为；他们决不会因为被人称为“财富”而骄傲自满，趾高气扬，以致放松其自我改造的。
(2)不可否认的，资产阶级中目前还有不少人尚基本上停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他们不满或者企图削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曲解或者消极抵抗人民民主专政，怀疑或者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中的落后分子(右派)。这样的落后分子(右派)在目前的资产阶级中也只是少数。只要我们在进一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中，贯彻以进步分子为骨干，积极培养进步核心，并带领这些进步分子一道去争取中间分子，以孤立和分化落后分子，是能使落后分子发生新的分化，使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终于会认清其剥削阶级的本质，认清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理应为全民所有；不再强辩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师傅带徒弟，而会认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会向积极方面转变，而跟得上时代前进的。我们也应清楚地知道，促进资产阶级的分化，固然是要使资产阶级中更多的人向进步方面转化，但要使所有资产阶级分子都能转变为进步分子，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其中必然还会有一小部分顽固分子会顽抗到底，甚至还会有人经不起对他们进一步的改造而同反革命分子合流，走上叛变人民与出卖祖国的死路上去。这样的人，对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可能是不多的，假如我们精神上毫无警惕，那就是政治上的麻木不仁，而必然会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错误。
(3)介于以上两类之间的是属于目前资产阶级中政治上的中间分子。目前，这一部分人是居于多数的地位。就人来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主要就是表现在这类人身上。他们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既尚有其对抗性的一面，又尚有其非对抗性的一面。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左派主要是偏重其积极性的一面，他们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存在其对抗性的一面的；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右派主要是偏重其消极性的一面，他们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独在性质上而且在斗争形式上都是带有对抗性的。中间分子的积极性的一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其消极性的一面是联系资本主义的。而中间分子中也还有偏左或偏右的。但就整个阶级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要这个阶级还未完全消灭，它仍具有政治上的两面性。总的趋势是：进步的日益增多，日益转化成为劳动人民；中间和右派亦不断分化，中间陆续向进步看齐，右派则不断减少。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还会互有起伏的，是会波浪式的前进的。在一定的国内外有利的政治形势影响下，如果我们对这一矛盾处理得正确和对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改造工作的加强，再加上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改造的努力，积极性的一面是可以日渐增长，消极性的一面是可以日益缩小的。反之，如在一定的国内外不利的条件和影响下，我们在工作中又犯了错误，而资产阶级分子也放松其自我改造，这就会使资产阶级在一定时候缩小其积极性的一面，增长其消极性的一面。
我们要求正确的认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些什么意义呢?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两面性，是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这个特性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其积极的一面是这个阶级的特殊性；积极性的一面，也是与工人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一面，是工人阶级对其进行团结的根据。如果我们只片面地看到资产阶级的一般性，不去探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这是一种以盲目的阶级感情来支配我们的认识，这就会造成在工作中忽视团结，强调斗争。这是属于“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也可看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的一面，是这个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般性；消极性的一面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是工人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进加改造的依据。如果我们只片面地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忽视或者回避了资产阶级的一般性，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成见在支配着他们的认识；如果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那就会造成在工作中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和放松改造工作。这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
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就是针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特性制定的。经验正明：只有斗争而没有团结，资产阶级是会跑掉的；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革命力量就会被腐蚀的。当然，以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来说，资产阶级在目前还不是跑掉与否的问题，而是操之过急或放松进一步改造、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主观的、片面的认识，都可能给工作带来损失，这固然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但同样也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不利。
就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说来，也需要全面的认识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看不到自己接受社会主义的这个积极性的一面，就会丧失前进的信心；如果看不到或故意回避消极性的一面，也不利于其自我改造。只有深刻地理解现实，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正视现实，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很好的进行自我改造，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靠拢共产党和国家，向工人阶级学习，这样，就会增强积极性，增强团结，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来源：原载1957年7月1-2日北京《大公报》，选自《批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