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发起的。会开得很生动，邀请了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听了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又听了昨天的讲话；听了李富春同志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说明(录音)，主席在会议期间找一部分宣传部、文教部的同志谈了话；找了做普通教育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座谈中提出了解决今年中小学生升学就业的建议，已交给国务院研究；与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座谈中对文艺批评问题作了指示；与做高等教育工作的同志谈了话，谈话中讲到了刚才马寅初所讲的科学研究工作问题；进行了报纸刊物问题的座谈，座谈中也讲到了马寅初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即节育问题的宣传，还准备找科学方面的同志谈话。总之，会议是在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在这次会上，各地同志交流了情况，提出了约一百五十条意见。大会发言中大多数同志都讲得很好，提出了不少新问题。这些问题有一部分中央宣传部是知道的，有一部分则根本不知道。这就说明中央宣传部及中央主管文教工作部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相当严重。这些问题要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各地可将问题带回去，在当地党内讨论。各地开会讨论时应请党外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我们通知各地要有党外同志来，但有个别地方来执行这一条，这是不好的。以后要搞成一个习惯，党与非党同志，大家共同提问题，共同研究问题，主席的讲话就是会议的总结，我个人只就以下几个问题讲一下。
一、这次会议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从去年四月苏共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文章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这些理论是与我国社会的大变动相关的。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肃反都基本上结束了，也进行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呢？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这些新问题。我看这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党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全国知识分子讲到了为谁服务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资产阶级改造完了，除了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以外，还能为谁服务呢？讲了知识分子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不但要从书本上受教育，还要从实际、从斗争中受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打成一片，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要要求更多的人做到这点；也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要有很长的时间，主席讲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做到这点，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真心诚意地为工农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该怎么做法，我以为这次会上是解决了的。
二、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有不正常的状态。这原因首先要要求于党，因为党是领导。领导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领导，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党性也有两种：一种叫不纯的党性，一种叫比较纯的党性，要加以分析，不要一听到党性就吓住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党内是有的，这次不过是暴露得明显一点。这就是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
教条主义是肯定一切，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教条主义者实质上是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他们的表现是“怕”。“怕”要讲清一下。马克思主义什么都不怕，帝国主义、原子弹、“蒋委员长”都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虽然这些人在形式上是“左”的，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对人民没有信心，是右的。革命要依靠人民，没有人民，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由于怕，这些人就以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怕，他们就要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这里面有真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有新的思想，教条主义则觉得太新了，以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要想把它打下去，而不采取争鸣的办法。例如人口问题，几年以前在党内一些人里面，的确认为是毒草，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不一样了，所以马寅初先生就可以畅所欲言。而教条主义者，对待这一类问题，只想一棍子打下去，或者来个大民主，围剿。关于这种思想，我们应该看看匈牙利的格罗。犯了那么多错误，群众上街游行，本来这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是他要去压，结果变成对抗性的了。中国虽然没有格罗，但是教条主义思想则近乎格罗的办法，打击群众的情绪。
有一种说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抬头”。其实，这些思想本来就有的，从前未表现，现在百家争鸣，它表现出来就是了。还有一种说法：“美国要从内部来颠覆我们”。这对，要防止。以前美国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不行了；等到今天，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它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格罗。所以对美国警惕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如果用格罗的办法，则反而便利了它。还有一种说法：“违反宪法”，因而要在人民内部用压的办法，我看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因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人民内部的权利。当然对反革命分子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一种说法：“把政策和学术混淆起来了”，似乎学术问题应该和和气气讨论，政策就可以粗暴。其实政策问题也不应该粗暴。我们党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同党外协商的。还有的说到“党性”。党性也有完全的，不完全的，对党性应该注意，不要给吓倒了。对错误思想观点应该争论、商榷，但一定不能粗暴，道理很少，硬要人家服从，这怎么行呢?应该提倡把它开放，把问题提出来。那么党怎么办?党应该对问题进行研究，同人家讨论，然后写文章，答复人家。总之是第一要听；第二，听了要分析；第三要答复，对的接受，不对的说理批评。应该像中央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样。苏共二十次大会后，各国对斯大林意见纷纷，我们却坐下来写一篇文章，问题就解决了。后来铁托又发表反对意见，帝国主义搞反共运动，我们就写了“再论”，写这篇文章，中央开过二十五次会，修改十多次，花了一个月功夫。所以问题发生后，不要急，不要怕，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答复，这样才有说服力。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也是在党内发生的。它否定一切，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似乎没有一点好处、成绩。它们的表现是“急”。那么多问题，它想用简单的办法一下子把它解决。凡是谁讲了几句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人也凶得很，只许他们说话，想搞大民主。其结果，有的文章台湾就欢迎。现在我们扩大了《参考消息》，发行二十五万份，这是给帝国主义办报。我还希望办报的同志定几份香港反动报纸看看。顶反动的是国民党办的《香港时报》，它每天有半版“铁幕新闻”，登的大多数是我们的漫画、文章，包括《人民日报》的在内。有的他改一下，有的不改，只换个标题，无非是共产党要崩溃之类。当然不是说他们登了我们的批评文章，我们以后就不要批评了，还是要的，他要登让他登去。但看看有好处，使我们头脑清醒些，知道如果叫国民党来办报，它就只暴露我们的黑暗。右倾机会主义者想把中国描写成漆黑一团，使人们丧失信心。
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党内，由此还发生了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要搞好这个关系，党就要整风，求得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整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有人怕运动，但这个思想运动不一样，主要是要大家了解什么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其所以要搞运动，是要造成一种环境，使党内思想更加统一起来，这样，自由批评的风气就会发展，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会减少，社会主义建设，包括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就会搞好。
三、团结、批评、团结问题。要向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回想我自己在延安整风前，就不懂这个办法，凡是犯了错误的，就只知道打下去算了。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也实行这个办法的，但那是无意识地实行的。一九二七年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党内就有一种错误的东西发生了，对于内部的意见分歧，或者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是把他打下去。特别是王明路线后，到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情绪现在也是容易发生的，所以要把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办法推广到全国去，以之解决内部矛盾。简单化的办法很容易，也很爽快，对官僚主义一棍子打死，对机会主义骂它混蛋就行了，但是却不解决问题。你把张三打下去了，李四还会来，因为它有社会基础。无政府主义者搞暗杀，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杀了一个，但社会基础还存在。对官僚主义者也是这样，撤职有时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后来的还更厉害。王明就比李立三更厉害。所以我们党经过了十年(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年)，才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严肃(包括尖锐)谨慎相结合的斗争。有的时候，为了团结，运用这个办法，是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相违反的，要想一想才能想通。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搞通。像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在军队讲时就有些人不同意，说老子要打仗，又要走路，还要上门板!一九四二年日本和国民党前后夹攻我们，根据地缩小了，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我们提出“精兵简政”，但也有人不同意，因为形势紧急，照他们的想法是应该扩军的。又比如“拥政爱民”，在报纸上军队不批评政府，政府不批评军队，有意见提到领导上协商，也有人不同意的。再如不搜俘虏的腰包，也是经过很多教育才做到的。所以这一类问题都要想一想，采取妥善的办法，才能解决。这是为了团结人民内部，与敌我斗争的办法不同。敌我斗争、叫做坚决、彻底、干净、全都消灭之。对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说服教育，才能解决。
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要尖锐，也要团结。有人说现在报纸批评难。主席说，要批评，要尖锐，又要团结。怎样把这原则应用到报纸、杂文、漫画中去，要研究。不但要研究内容，批评方式也要讲究。学术批评中我们有过两种办法，一种是请被批评者到场；一种例如批评朱光潜，先写好了批评文章，请朱光潜看。主席提出批评前最好进行访问，我们不是问批评怎么能既打中要害，又不粗暴?那就先访问，见见面，讨论一下，以便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只有对那些十分顽固的官僚主义者才是另外一回事。
可不可以批评政策?可以试验一下，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分别是那一类。应该说我们搞团结、斗争、团结的经验还很不够，要创造。
党内外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该批评共产党员，因为你是领导党。比如电影问题，那么多意见，你就应该去找人家谈谈嘛，没有谈。后来登了那么多的文章，那些批评都很好，应该听。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好，首先应该由领导负责任，党员领导是这样，党外的领导人也是这样。
四、学习辩证法，逐步减少片面性。片面性总是不可免的，但要尽量减少，用片面性来指导工作是不行的，但它也有好处，因为提出了问题，就便于解决。它不能作为方针，不应提倡，“片面无忧论”不对，但它的好处是杀你一枪，刺激一下。我们与苏联不同，他们是报上登了，被批评的人是要撤职的。我们不这样做，但解决问题一定要全面，要时间，要符合党的政策。有些东西不要完全否定它。例如报纸的趣味性，有有益无害的，有有害无益的，要分清楚。不要分什么少数人的多数人的趣味，少数人的也可以登，只要无害就行了。上海四个报纸，如果千篇一律，谁也不看了。
五、政治思想工作。这次党内外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要求党内外一起来做，凌敏猷先生提出要动员教师来做，这意见很好。马列主义教育，一定要改变教条主义。现在的教员一天到晚写提纲，也不管对象是谁、学生思想怎么样，天下大事也不管，千篇一律读讲义。这就把马列主义都教死了。这不能怪教员，要怪领导，首先是中央宣传部。青年是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办法不行。要了解学生有那些思想问题，学的是什么；要了解一些时事，知道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现在却是一根教条主义的绳子捆得死死的。
现在有些宣传工作讲假话，特别是招生工作中有些人好心好意地讲假话，美化学校的条件。最近一些学生的风潮，都是因为讲假话，欺骗了学生。不应讲假话，共产党欺骗人还得了。
校长、教授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个月校长应向学生讲一次话。要同学生打成一片，要拿出搞土改时的精神，同群众同甘共苦。要有一点平均主义。
六、学习。现在是新问题，新情况，大家都要学。首先是党内要学，学书本，还要向工农兵学习。党内还要整风。要在长期内使更多的人懂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员，要长期地、逐步地掌握科学，向科学家请教，诚诚恳恳地学习，来补足我们的不够。
来源： 《陆定一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