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范政，1956年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作协长春分会副主席。1957年任长春市文艺界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组长。1958年3月被中共长春市委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到新立城水库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热处理车间任副主任。1968年8月28日自杀身亡。】
1957年的春天是不平常的，1957年的夏天也不平常。在这120天里，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活跃，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四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四年还要快。四个多月给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四年还要丰富、还要深刻。对于东北人民大学的两千多个大学生来说，这几个月所受到的教育就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了。和全国的高等学校一样，东北人民大学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了一场十分有意义的政治大辩论。应该说，这四个月的时间是每个同学政治生活史上非常值得纪念的一页。现在同学们就要放暑假了，就要各奔东西了，在你们没有离开学校以前，人大的党委和团委希望把当前的斗争的若干问题能向大家讲一讲，并且把大家这一个时期提出来的一些有关问题作一些解答。我现在来勉强地担任这个工作，不一定能满足同学们的要求。应该声明的是，这是我个人的发言，不代表组织。
我准备讲七个问题：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企图是什么？
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如何向党、向人民进攻的？
三、挖一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老根。
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
五、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伟大意义。
六、反击右派分子和帮助党的整风和党的整风。
七、我们应该怎样去参加这个斗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们的企图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想在中国制造一个匈牙利事件。为着实现这样一个企图，他们也是有步骤有计划地来进行的。他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因为：只要有共产党在，只要有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坚强领导，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因为，只要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永远也不会有资产阶级专政，为了要做到资产阶级专政，就首先要从各方面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他们有没有具体的纲领呢？是有的！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纲领提炼出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要解决所谓“交椅”问题。我们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懂得交椅是怎么回事。右派分子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位置很感兴趣，其次是对总理和副总理的“交椅”很感兴趣。他们看到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都是共产党员，很不甘心，他们要共产党让出几个副主席和副总理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储安平所说的“十二把椅子”的问题就是这个。有的右派分子讲的更露骨一些，他们提出了“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口号，也就是说：国务院由各党派轮流来组织，比如说，这一回是共产党，下一年是民主同盟，再下一年是农工民主党……如此类推。这一回总理是周恩来，下一回就是罗隆基，再下一回就是章伯钧……。说实在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这些人，早就对部长这个差事不满意了，章伯钧老早就想当总理或副总理了。
如果把他们这种妄想只看成是没有阶级背景的个人野心，那就太天真了。他们要求执政，他们要求“交椅”，是为了要实施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纲领，是为了替资产阶级办事。
第二，他们要求国家的总路线、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来制订，而是由他们来制订。因此，他们提出了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设计方案。章伯钧还打算成立“上议院”，想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共产党对国家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他们——这些政治设计院的设计师们，就可以在政治设计院里贩卖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私货。
第三，他们企图把现在的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反对党，实行有反对党那样的国会制。他们要求无条件的平等，要求民主党派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想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样做当然就便于所谓“各党派轮流执政”。这样，他们也就可以以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姿态公开地、合法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展开进攻。
第四，在经济上，在生产关系上，他们有没有纲领呢？有的。他们提出了要求“定息二十年”的号召，他们要求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撤出公方代表，要求无限制地扩大自由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逐步地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复辟创设条件。
第五，在思想上，他们有没有纲领呢？也是有的。他们要求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他们要求取消思想改造。请问：如果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那应该是什么主义呢？那只好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了。
第六，他们要求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退出科学研究机关、退出新闻机关，用这个办法来和党夺取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他们说：共产党是老粗，不能领导科学。地质学院的一位教授说：“共产党要十五年以后才能领导科学，现在要通过民主党派来领导”。东北师大的一位教授也说：“什么党委制！纯粹是外行制！”。还有些人要求“教授治校”，而不要共产党来治校。他们要求：报纸应该有绝对的独立性，这个意思是要摆脱党对新闻机关的领导。可是他们自己却懂得掌握报纸的重要性。在前一个时期，章、罗联盟通过储安平掌握了“光明日报”，通过浦熙修掌握了“文汇报”，通过陆诒掌握了“新闻日报”，利用这些报纸，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他们的具体纲领还有没有呢？细细地数起来，还有。我们就不一一地去说了。应该指出：上面这六条仅仅是他们的最低纲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野心绝不止于此，他们还有最高纲领，最高纲领就是在削弱了党的领导，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以后，扭转历史的车轮，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把共产党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党的领导。一句话：是想把我们这个光明灿烂的新社会变成一个黑暗腐朽的旧社会，想使已经做了主人的劳动人民恢复到奴隶地位去。
前面所说的是右派分子的企图，右派分子的纲领。现在要说的，是他们怎样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的呢？如果以为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仅仅是一些自发的个人的行动、仅仅是一些乌合之众，那就太不合乎实际情况了。我们应该说：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是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有战术的一次进攻，是早经准备了的，是蓄谋已久的。
我们首先从组织上来分析一下：从全国来说，有两个党派在起主导作用，一个是民盟，一个是农工。人民日报社论说：“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先说民盟，章伯钧、罗隆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沈钧儒是民盟的主席，但是因为生了病，不管事情。章、罗就掌握了整个民盟的大权，通过他们的系统把民盟中央反党反人民的指示布置下来。再说“农工”，农工党就是过去的“第三党”，主席就是章伯钧，用章伯钧的话来说，农工党是“靠反共起家的”，它在这次的风浪中，起的作用和民盟一模一样。别的党派也有些坏蛋，“民建”有一个章乃器，“民革”有黄绍竑和龙云。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民盟”和“农工”全体成员都是坏蛋。“就是在‘民盟’、‘农工’的成员来看，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数人，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人民日报社论）章、罗同盟，章伯钧已经承认，章伯钧说：“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抱有野心的人，是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我有整套的想法，整套的作法，即大家所指出的有阴谋、有纲领、有步骤、有计划的作法。”“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罗隆基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是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座谈会上承认的。章、罗联盟当然不仅是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些骨干、一些喽啰，黄琪翔、李伯球、浦熙修、储安平……等等，都是骨干。还有一些喽啰，长春有没有他们的喽啰？大家注意看报就会知道了。
除了有组织以外，他们还有理论，他们的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宣传的，是借着帮助党整风的“由头”来贩卖的。他们说，我们首先要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官僚主义是什么呢？官僚主义在他们的咀里和社会主义成了同义语，他们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他们说：为什么会有官僚主义呢？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太集中了、太有计划性了、太有纪律性了、太有组织性了。他告诉人们：你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吗？那你们就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官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官僚主义。听说，我们学校有的学生也说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有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感觉到自己做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吗？！只要稍稍正视一点现实的人，稍稍有一点理论水平的人就会知道：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根本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官僚主义之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师大杨公骥教授说得好，他说：“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即使没有学过通史，也会知道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就是官僚制度，在那个时代，作官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官僚们有土地、房产、股票、三妻四妾、丫环婢女，他们可以独断专行，他们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在8年前，这种官僚各处都有，我们上年纪的人都可做证人”。他还说：“但是，现在为什么还有官僚主义呢？这是因为社会在急骤变化，在新旧交替，在同一的世界中，新与旧彼此不是绝缘的，因此一些旧思想、作风、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或感染了一部分党员，同时，某些新党员党性不纯，有待提高，于是出现了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所以说，官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反对官僚主义大可不必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正好象为了消灭几个跳蚤、虱子不必把整个房子都烧掉一样。可是，右派分子这个“官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所谓理论，在当时确实迷惑了一些人，特别是某些青年知识分子。
其次，他们说：我们要反对宗派主义。什么是宗派主义呢？他们说：宗派主义就是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要反对宗派主义吗？那你们就应该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鼎鼎大名的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储安平这套恶毒的谬论，其实是不值得一驳的。我们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而不是共产党一家的天下，这不是很明显吗？共产党仅仅是这个天下的领导者组织者。无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这是真的吗？请问，中央的粮食部、森林工业部、邮电部、教育部、司法部、交通部的部长是谁呢？再看看我们人大各个系的系主任究竟是党员多呢？还是非党员多呢？我们再问问储安平，你那个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是党员吗？你自己就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你为什么瞪着眼儿说瞎话呢？所以说：“党天下”这种谬论不过是储安平用来挑拨党与群众关系的一种办法而已，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于说共产党对于国家的领导，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根源吗？这样看来，只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消灭宗派主义了，这不是奇谈怪论吗？谁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一支先锋队，它的任务就是要领导人们建设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时候，共产党本身也就会消亡了。共产党和宗派主义有什么相干呢？宗派主义并不是共产党所固有的东西、并不是共产党的属性所决定的，这只是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所患的一种病。谁都知道，我们是要给人治病，并不是为了把生病的人治死。我们长春也有这种人，他们在狂喊，说什么共产党与群众之间不但有沟、有墙、而且还有台，所以说，不但要拆墙、填沟，而且要拆台。同志们，他们要拆共产党的台！还有一位老“英雄”，硬说共产党管理人事就是宗派主义，把人事处说成是“神秘王国”，因此他象诗人一样，感情充沛地呼唤道：“让神秘的王国开放吧！”这位老“英雄”要求公开档案，以表示共产党不宗派主义。其实，公开档案有什么好处！有些人的档案是不怕公开的。我就愿意和这位老“英雄”挑战，大家都把档案公诸于世。这我是不害怕的。因为在我的档案里，除了对我的革命工作的一些记载以外，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自己在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上的毛病，在革命斗争的洪炉里，在成长的过程中所犯的这样的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而在我们这位老“英雄”的档案里，据我所知，里面却包含一部“文化汉奸”的丑史。一般的说，老年说话总应该考虑后果，比我们年轻人要想得周到些，可是利令智昏，我们这位老“英雄”在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染上了政治流行性感冒，发了四十度的高烧，因而大放厥词。
右派分子又说：你们不是要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吗？好的，你听我告诉你，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你们要消灭教条主义吗？那你们就应该起来消灭马克思列宁主义。说右派分子没有才干，那真是委屈了他们，他们是有才干的。不过当他们把才干用来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成了蒋干的才干了。京戏里有一种“方巾丑”，这种“方巾丑”就是汤勤、蒋干、李固之流，他们是假充斯文、有学问，实际上是狗屁不通的。君不见“群英会”上的蒋干吗？他以为他替白脸曹操做了一件大好事，其实，是害得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一败涂地。我看我们那些反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们，就有点象蒋干，他们胆敢向马列主义宣战，真是“蜻蜓撼玉柱”，自不量力。现在请听听他们的一些谬论：一位“蒋干”说：“马列主义是一大堆条文的集合体”；又一位“蒋干”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一定要发生教条主义”；第三位“蒋干”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用教条去战胜活生生的思想”。够了，我们不再引证了。他们连最起码的马列主义常识都没有。但这样说还不确切的，甚至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说这样话其实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他们说什么是教条呢？比如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蒋干”们就摇摇头说：“这是教条！”，你若说“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他就说：“这是教条！”，你若说“党的领导是无论如何不能动摇的。”他会大声地说：“这是教条！”可是如果你翻过来说，情况就大不同了，如果你说：“社会主义建设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就会说：“这是活生生的思想。”如果你若说：“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一面性，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乃是红色的资产阶级，”他们就会对你鼓掌、喝采。如果你说：“共产党的领导是可以动摇的，应该由各党派轮流执政，”他们就会把你抬起来，抛到天空去，高喊“乌拉！”“万岁！”，说你是“天才的理论家”，“一点也不教条”。所以说，各有各的立场，他们认为是“大理论家”的人，我们认为他只是一个“蒋干”。我们认为是“活生生的思想”的马列主义，他们却说这是教条。马列主义究竟是不是教条呢？谁都知道，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什么是教条呢？简单地说来，就是脱离实际，脱离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按着书本上的条文去办事情。马列主义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呢？当然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灵魂，马列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它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马列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至于说，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比如，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比如，阶级斗争的学说；比如，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学说；这都是几千年来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总结，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而不是教条。只是有些人在运用这些真理时，把它教条主义化了。这个是非必须弄清楚，责任在于那些运用者，而不在于马列主义本身，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们邀请他们帮助党除“三害”，他们却煽动群众去除共产党，去除社会主义制度，去除马列主义，还美其名曰：“这是百家争鸣，这是帮助党整风”。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右派分子的“群众工作”。胡风早就说过：“打赤膊战是不行的”，右派分子也知道几个光杆儿成不了大事，因此，他们必须发动群众。发动什么样的群众呢？第一是民主党派的成员、第二是知识分子、第三是工商业者、第四是青年学生。他们还企图通过这些人去发动工农群众，当然这一点他们是失败了。为了发动群众，他们主要是要找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的人、去找那些失意的政客、不愿意改造的资本家、在肃反当中被碰了的人、在思想改造中被“整”了的人，以及那些和党存在着敌对情绪的人。他们想组成一支大军，弄得声势浩大，兵强马壮的样子，好让共产党、社会主义让步。他们为了煽动这些人起来反对党，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失意的政客们就说：“起来干哪，有交椅可坐！”，对那些“骂长、想长”的人就说：“起来干哪，教授治校！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那些在肃反当中被碰过了的人，他们就说：“肃反一团糟，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反而伤害了好人，起来！跟他们干，让他们‘平反’！”于是罗隆基就在那儿组织“平反”“委员会”了。对那些害怕思想改造的人就说：“知识分子不需要改造”。汽车拖拉机学院的右派分子徐廼祚这样说：“在解放以后，不要说知识分子还曾经学习过马列主义，就是耳薰目染，也薰得差不多了，谁的床头上还不放几本马列主义书籍？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想办法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而不是思想改造”。看来，徐廼祚教授的马列主义大概被薰陶得差不多了。其实，这位由蒋介石送到德国留学，和希特勒、戈林一起照过象片，当过蒋介石的军长、汪精卫的中将的徐博士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马列主义，有的却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工商业者，他们就说：“撤出公方代表啊！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啊！定息二十年啊！无限制地扩大自由市场啊！你们想要这些吗？跟我来！向共产党进攻，共产党一让步，这些你们都到手了”。
共产党整风开始，章伯钧就通过农工党的组织，派五员大将，到各地去招兵买马，到处点火。他派杨逸棠到山东，王一帆到东北，王寄一到上海。他们所到之处专门找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开座谈会，然后将他们吸收参加农工民主党，以扩大章伯钧的政治资本，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这里，我想专门把大学生的问题讲一讲。右派分子特别喜欢用大学生来给他们冲锋陷阵。特别喜欢利用大学生，也许是他们接受了匈牙利的“经验”吧？底确，在这次斗争中，有些大学生闹得非常厉害。据我所知，北大、清华、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工学院都闹得很厉害。我们长春，东北师大、东北人大、地质学院、汽车拖拉机学院都闹的相当凶。学生出大字报，东北人大是第一份。有那么几天，几个大学是鲜花、毒草并放，但毒草来得异常凶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样子。一些学生大放毒草，一些学生动摇观望，一些学生压不住心头怒火，起而进行反批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的确有少数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十分严重，你们“人大”出了一个李受恒，据说还是知物学会员的负责人，还有一个胡显中。李受恒著书立论，洋洋六万言，硬要按照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整个中国，幸而人大的广大同学没有接受他这个纲领，否则，岂不要祸国殃民？胡显中著“纵论国事，兼评鸣放”一文，并有旧体词大字报数张问世，还替胡风大喊冤。师大有一个肖落莫，他的口号甚至于比一些著名的右派分子还要来得“先进”。葛佩琦对共产党说：“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而我们师大的这位肖落莫说什么呢？他说他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为了这个他可以抛弃头颅。他说：“为了我的理想，可以送掉性命，反正是死嘛！你们赞成社会主义、拥护党就反对我，如果你们中有人赞成我、拥护我，我是很高兴的”，我不知道师大有没有赞成他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这位肖落莫不是有神经病的话，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反动透顶的，据我所知，肖落莫是没有神经病的。地质学院还有一个学生叫徐传贵，他建议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并提出了一些荒谬可笑的纲领、组织原则之类的东西。我就先举这四位的例子吧。这些人和学校里的右派分子的老师之间有没有来往我不清楚，但是从效果上来看，他们受了右派分子的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当了他们的应声虫，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学校的学生是被“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鼓动起来的，你们人大学生的“大字报”上不是就有人剪贴了“文汇报”、“光明日报”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消息吗？“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是在那时极力地鼓吹闹学潮吗？我们的汽车拖拉机学院的有些学生大喊大叫，要两个教务长下台，要取消这个学校，不正是徐廼祚鼓动起来的吗？
这里话又说回来了，右派分子为什么喜欢鼓动大学生，让大学生去给他们冲锋陷阵，当过河的卒子，替他们卖命呢？这是因为：
第二、由于大学生的成份不同。根据一个班的调查：长春市地主、资本家、富农以及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一半以上。他们中有些人和这些剥削者及不愿意社会主义改造的阶层有着血缘的关系，因此，右派分子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人。也的确，大学生中是有一些因为共产党“革”了他的家庭的“命”，从而也“革”了他的“命”，心怀不满的。
第三、大学生中有一批人直接间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们满脑子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东西，他们不喜欢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不喜欢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他们甚至羡慕旧中国大学生的自由散漫的学习生活，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右派分子的利用。
第四、大学生都是青年，而且是知识青年。他们的长处是热情、敏感、富有正义感，他们的短处是片面、偏激、容易上当。右派分子就善于利用学生的这些长处和短处，进行煽动和挑拨。右派分子知道：煽动起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基本上就没有见过旧社会的黑暗，解放时，他们只有十岁左右，因此，他们也不知新社会的光明，他们不知道国民党的腐败，也就不知道共产党的廉洁奉公。
这一些，虽然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兴风作浪的土壤，但不等于说他们已经争取到大部分大学生，他们只争取到了一小部分。我们不能过低地估计大学生的政治觉悟。
现在，请允许我把右派分子的群众工作讲完。他们为了发动群众，就到处点火，弄得声势很大。地质学院有“教授”，在一个时期，四处调“炮手”，以便向党轰击，那一阵他真俨然成了个“炮兵司令”了。可叹的是，事与愿违，“炮兵司令”居然叫自己的炮给轰了。若知端细，请阅长春日报的“炮兵司令被轰记”一文。
关于右派分子如何向党进攻的问题，只讲上面一些，但有一点要交待清楚：右派分子的特点之一是善于采取两面手法，他们是政治上的两面派。当面天官赐福，背后男盗女娼，当面喊“万岁”，背地骂娘，如果不懂这一点，是很容易上当的。
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想要掌握国家大权，想要统治我们，想要和共产党争权，我们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愿意用他们肮脏历史来过多地沾染同学们的耳朵，只将几位主帅向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 章伯钧（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民盟副主席、“农工”主席）
章伯钧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过欧美资本主义教育，满脑子西方民主。在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中，他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作了逃兵。以后他参加了第三党，邓演达死后，他成为第三党的中心人物。
他是一个专门玩弄两面手法的反共阴谋家和政治野心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处处流露出恶毒的仇视态度，他的历史是“靠反共起家的”。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
1945年春，章伯钧曾打算和反动头子李宗仁合搞一个党。并说：“国际工人运动是在走下坡路了，国内战局也是拖的局面，共产党要统一全中国没有这个力量……。”
1947年，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在香港“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表示反对。同年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也消灭不了谁”，高唱“联邦制”的主张，主张将中国“划区而治”。企图与共产党争天下，正如他在第三党改农工党后对严信民等说：“你们怕与共产党有抵触，我说，就是要与共产党争天下。”还狂妄地叫喊：“毛泽东能领导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章在1948年（北上前）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野心不死，在军事上做了布置，企图在长江以南抓一把，作为政治资本。和各方商约，编几十万军队。计划闽赣由第三党搞，鄂湘桂由某方搞，广东为共同的基地……预料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可能仍保有江浙。企图以此三分天下的军事投机来和中共组织联合政府。
1949年到解放区哈尔滨后章“深悔此行”，曾给留在香港的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一封信说：“自己无作为，求人（指中共）无所得。”又说：“斗争是相当长期的，现在急起直追还来得及的”。还说：“我的主张没有错，所差的只是没有上山，如果上了山的话，那我们也有了总司令。”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打垮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章伯钧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他在农工民主党的一次中委会上说：“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亡于民主同盟。马歇尔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以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政协，一面表示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却在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策划推翻党的领导。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要有马列主义头脑，但也要有曾国藩待人接物的处世方法。”原来他表面上是用马列主义作幌子，实质上他是师承封建统治者曾国藩那一套玩弄权术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的。
自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曾几次谈到：“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责任很重大。”“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可能变，”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发展。”“民盟今年发展到50万，明年到几百万，以后到800万。发展大了，好当总理。”全国有500万知识分子，他要发展300万，他特别要发展青年，还打算在乡村建立组织。
在政治上他一向醉心于美国的两院制，经常宣扬“上议院”的资本主义谬论。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脱离生产的专搞政治的人物来担任，他看不起来自工农中间的代表，认为工农不懂政治，他才懂政治。二十大后他叫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要汇合起来了……”不久与罗隆基等人结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同盟，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企图以他所谓的“政治设计院”来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
第二，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人大常委、森林工业部长）
二十多年前，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就参加了国家主义派的组织“大江会”，以反对共产主义为职志。
1929年罗隆基又跟胡适等一起搞《新月》杂志，写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
1936年到1937年，罗隆基和张君迈、张东荪一起搞反动的国社党，并用日本人的钱在天津为国社党办过一个研究所；以后他又主办天津益世报和北京晨报，主张在北方谴反蒋，在南方谴抗日，在北方谴反蒋实际上就是帮助日本搞华北特殊化。
1944年到1945年罗隆基在昆明时，坚决反对党领导昆明“民主青年联盟”，要把它改为民盟的隶属组织。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罗隆基曾和章伯钧等人联合写了一个文件给孙科，企图使共产党在东北沿铁路线后撤一百里，后来周总理严词反对，才不得不撤回这一所谓“提案”。
1946年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中美商约以后，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个条约，而罗隆基到处为之解释，说这个条约是平等的。甚至于当时上海人民开会反对，罗隆基还背后发脾气，认为民盟不该反对这个卖国条约。
1948年济南解放时，罗隆基看到国民党不行了，便去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话，说美国买马买错了，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同年年底，罗隆基托人带信给已在解放区的沈钧儒等，跟党讲条件，要党采取“协和外交”，并要挟说，如果党要采取“一面倒”的外交，民盟就不参加政权，退居为在野党。罗隆基所以这样热衷于“协和外交”只因为司徒雷登曾要他转告周总理，如果不一边倒，可以给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解放后，罗隆基虽然在口头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在暗地里还继续着他的反社会主义、反党的活动。认为民盟地方组织接受当地共产党委领导是“腰斩民盟”，看到盟员入党，犹如芒刺在背，提出要盟内共产党员都退盟的主张。他还和章伯钧结成了联盟，共同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三、黄绍竑（民革负责人之一、人大常委）
黄绍竑生长一个恶霸地主的家庭里，他在三十年前就背叛了革命，是一个在历史上两手沾满了许多革命烈士鲜血的罪恶深重的反共分子。
在大革命时代，黄绍竑身任广西省主席、十五军军长、特务员和“清党”主任委员等要职，广西“四一二”清党，是他一手主持的。1927年4月黄绍竑到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清党会议，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前夜，黄绍竑亲下密令大捕广西革命人士，仅在南宁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和妇女，就达千人以上。接着又在桂林、柳州、梧州、贵县等地公开、秘密地大量屠杀革命人士。黄绍竑就是靠这个“得意杰作”，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官居要职，飞黄腾达的。
1927年红军南昌起义后，黄绍竑首先派出他的一个师去攻打贺龙和叶挺将军的部队，后来又亲自率领两个师去攻打贺龙和叶挺部队。在抗日战争以前，黄绍竑还曾两度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大量屠杀革命志士，单在平阳一县被他残害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1500多人，在1942年他谋杀了中共浙江书记刘英。在1941年黄绍竑还和顾祝同一起同谋过皖南事变。1948年住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其他一些民革成员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黄绍竑特别地赶到香港劝阻李济深北上。要他到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占据的武汉去“主持大计”。
黄绍竑过去是一个血债累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解放以后人民不计前嫌，宽恕了他，给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他却忘恩负义继续进行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他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是欢欣鼓舞，好象是冤家对头，但对党和政府的个别缺点却特别感到兴趣，津津乐道，唯恐宣扬得太少和扩大得不够，他到处找岔，挑毛病，给党和政府抹黑脸。“党不能发号施令的”的臭论就是他发出的。
四、章乃器（民建负责人之一、中央粮食部长）
章乃器是以抗日战争前参加“救国运动”成为七君子之一而起家的。当时他是浙江实业银行付行长兼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长，以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身份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并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
1936年11月被扑入狱前，章与当时的宋子文有秘密联系，并曾接受过金钱，与当时一些地方军阀特别是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有秘密的联系。他一边提倡抗日救国，一边为自己制造“政治资本”与当时统治阶级妥协。
入狱后，为了取得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重视，曾请吴大琨（现任民建中央委员，中国人大教授；当时是“救国会”宣传部总干事，“救国会”机关报“救亡情报”主编）写文章来宣传他的“才能”。证明当时他决心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了。
“八、一三”沪抗战爆发，章被释出狱，首先停止了“救亡情报”的出刊。沪失陷后，更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上海叫救亡统一战线）的政治口号不满，公开地提出了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的“少号召、多建议”主张，（少号召即少“号召”群众去向国民党斗争，“多建议”即要大家都去向国民党作参谋。）章从此乃与国民党的一些反动头子们进一步的勾结，通过陈诚的关系担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后又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去安徽任伪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不久该职务垮台后便去重庆。
1945年他抱着不可告人的企图与一套资产阶级的“理论”与黄炎培（黄当时已有接受共产党领导意图）合作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并提出了“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的口号。实质是防“左倾”而且污蔑中共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不是“和平奋斗”。并企图以中国工商业者为其“群众”做为“政治资本”来与中国共产党分廷抗礼。
注：这些材料是市委宣传部根据报上各方面揭发材料写成的，不是系统的材料。
别人就不必说了。龙云是云南军阀；葛佩琦是国民党的少将，不怪乎他嫌现在生活没有过去好了，不怪他要杀共产党人，因为他本来就杀过。
大家看了这些丑恶的和罪恶历史，就会知道这些右派如果不反，是多么严重啊！
当然，如果历史很臭，现在很老实，我们也不说他是右派分子；但如果历史很臭，现在又极不老实，我们就不能不联系起来看，要好好地收拾他们。挖他们的底。
说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不如说是右派分子的失败更合适一些。
先讲一下右派分子对形势的估计。右派分子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章伯钧、罗隆基的头脑就开始发热了，章伯钧说：“苏联在变，中国也要变”章伯钧说：“中国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章伯钧还说：“肃反应当交给民主党派去搞。如果党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会闹成匈牙利事件。”他们似乎觉得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也是可以推翻的。匈牙利事件以后在中国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波，小风波当然有一些。仅仅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水是吹皱了，但是七级台风引起的大风浪是没有的。有少数人闹事，比如说有少数工人闹请愿、闹罢工；有少数农民要拉马退社；有些学生要求“自由化”、“民主化”；文艺界有些人出来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工农兵方向，大概也就是这一些。可是右派分子呢，却觉得不得了啦，好象到处都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共产党要整风，要求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大放大鸣”，他们就觉得时机到了，他们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不但有言论，而且还有行动。我们党有那么一个时期，不但没有反击他们这些反动言论，而且给他们发表，给他们公诸于世，他们就觉得好像共产党孬了，共产党服输了，于是就加紧了猖狂的进攻。在那个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的时候，章伯钧在北京召开了六教授会议，在六教授会议上，章伯钧做了目前形势的分析。他看到目前各处“大放大鸣”，学生的大字报风起云涌，这样，就便于接管学校；到处点火，就可以煽动工农；工农一起来，倾刻天下大乱，共产党马上就完蛋。这就是章伯钧在6月6日北京六教授的会议上所做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而这个估计只不过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产物罢了。
第一、中国并不是匈牙利，匈牙利的革命虽然自己也有一些基础，但基本上是苏军把他们解放的，在苏联一手帮助下搞成的。因此，他们的党是缺乏锻炼的，他们的军队有许多是旧军队的人，并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他们的人民并没有经过严酷的斗争锻炼，他们的党管理国家政权也没有经验。中国和匈牙利完全不同，中国的革命基本上是靠自己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党是在两次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经过考验的。我们的党中央即不是格罗，也不是纳吉，而是成熟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自己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它经过千锤百炼，既不会投降右派，又不会叛变党和人民。我们的人民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当中锻炼起来的，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认清了谁是自己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井岗山根据地开始，就有了领导根据地、有了领导国家工作的经验、有了政府工作的经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匈牙利也不同，“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反蒋反美这些运动和解放后的思想改造，教育和锻炼了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思想中还有些旧东西，但和匈牙利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右派分子想在中国搞匈牙利事件，这是太主观主义了！
第二、中国和匈牙利还有一个大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毛主席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波。这是什么原因呢？应当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的肃清了反革命。”要知道，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分子是起了主导作用的，右派分子对这一点估计不足，因此犯了错误。
第三、右派分子把党对他们的右派言行不反击看成是共产党的懦弱，看成是共产党的让步，看成是共产党服输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想当年，共产党不怕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国民党，不怕有着精良武器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怕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而且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打得落花流水，难道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今天，难道在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高度威信的今天，共产党反而怕起区区的一批右派分子来吗？这岂不是一个笑话？！共产党在当时为什么不对他们进行反击呢？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怕他们，恰恰是因为共产党不怕他们。共产党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了把握和信心，所以，不但不反驳他们，反而把他们的言论登报，让他们自由地讲、自由地“放”，让他们进攻。共产党这样做有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就是要来一个大暴露，其目的是让那些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党的朋友，谁真正拥护党，谁真正拥护社会主义。因为平时这些人都装成一种党和人民的朋友的样子，带着一个假面具，不易暴露。但是在他们头脑发烧的时候，在他们喝了“雄黄药酒”的时候，他们的原形就现出来了。原来是一条蛇！一支沙鱼！还有一个狐狸！人民就可以看清楚了，这样，人民就可以起来动手歼灭这些妖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我们事先就已经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这在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中早就说了的，他们也都是听了的，他们却偏偏的要自讨无趣，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至于说右派分子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且听下回分解。
我在一开始时就说过：反右派的斗争将成为同学们政治生活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进行考试、要延期放假来搞反右派斗争呢？这里就谈到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
第一、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要发生巨大的影响。有人说：“阶级斗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是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是结束了，这主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基础上、所有制上，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改”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因为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但是，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胜利，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曾经消灭了多少敌人？打垮了多少企图阻碍民主革命的力量才得到胜利的。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呢？是和平过渡过来的，基本上没有碰过什么人。有些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有些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他们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并不同意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有些人连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也不同意。但是，鉴于共产党的强大、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只好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枪炮声中，强欢微笑，勉强的喊“万岁”，其实，心眼里非常痛苦，说不定眼泪都掉下来了呢！一个垂死的阶级是不愿意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所以，他们虽然混过来了，但野心没死，总想搞复辟运动，一有机会就待机以动，就形成了当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共产党挑起的呢？还是他们挑起来的？是他们挑起来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共产党好比是“树”，它想静下来，好好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右派分子好比是“风”，它硬不肯停止，硬要吹得“树”沙沙作响，看来大概是想吹掉树上的果实，硬要向工人阶级挑战，那么好吧，“树”对“风”说：“如果你硬要挑战，我就应战！并且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使你永远也不能兴风作浪、推波逐澜”。
这一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并没有结束，右派分子已经陷入被动和孤立状态，右派的许多堡垒已经开始被攻破，斗争虽然没有结束，但是我们相信：党和人民一定会胜利，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定会被彻底歼灭，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好处。兴风作浪的人被消灭了，我们这个共产主义的远航船才能风平浪静地开到彼岸去。
第二、就是一场政治大辩论。这场政治大辩论将会深刻地教育全中国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都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益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五四”，这也有些道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那时，曾有一场政治大辩论：中国向何处去？议论纷纭。在那场斗争中，人们分了左、中、右，鲁迅三兄弟，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个分化。鲁迅，周树人，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中国左翼文坛的旗手，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而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却是一个极右派，虽然鲁迅再三地争取他、教育他，但他终于从无聊文人变成一个文化汉奸。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自然科学家，他虽然在当时不象鲁迅那样是坚决的左派，但是，他是同情革命的，是热爱鲁迅的，是帮助革命的，他是党的朋友，在这次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也很好。胡适之在“五四”运动的大辩论中就是一个右派，后来一直就是右派，现在还对蒋介石称臣。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同志是左翼的代表，左翼的旗帜，他们团结了中间力量，终于使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五四”开始以来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大辩论，连续了二十几年，胡适之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汪精卫创立了“中日亲善”的中华民国；章伯钧之流倡导了“第三条路线”。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这个政治大辩论当中，全国人民倾听着各方面人的意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再加上自己亲身的体会，终于选择了共产党的主张。
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呢？虽然也经过了一些思想斗争，但是，对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展开彻底的辩论，人们还没有真正的分开左、中、右，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实现了。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补这样一课是完全必要的。展开这样一个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可以使全国人民明辨是非、认清真理，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斗争当中，将使人们知道：西方民主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道路是走不得的；资产阶级来领导是不行的。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更自觉地来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可能说：“这些我们在政治课中都学过呀，我们已经明白了！”不！政治课不能代替这个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政治觉悟、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仅应该在政治课里得到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斗争的风暴中得到锻炼。
上面两点，可以说是这个斗争的伟大意义。
下面我们要说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什么会犯错误？问题并不复杂。
第一、现代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垂死的阶级，本来就是一个犯错误的阶级。错误就是它死亡的伴侣，犯一次错误，就加速一次死亡，严酷的历史先生对资产阶级是不讲情面的。杜鲁门发动侵朝战争是一个大错误，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次错误的仗。”英法侵略埃及也是一样，想的挺好，最后自己弄得鼻青脸肿，什么也没捞着，这不是错误吗？中国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真理永远不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还能不犯错误？
第二、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阶级斗争就一定要爆发，就好象一个人到一定的时候就要死亡一样，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既然有右派分子存在，他们就会顽强的表现自己，不在这时，就在那时。今年春天，显然是一个好机会，此时不干，更待何时？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第三、就是因为利令智昏。利者，权力也。为了夺取权力，他们发了昏，他们不冷静，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他们把自己的绝对劣势看成了绝对优势，所以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这些经验不知道他们总结不总结？这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不去管它。
这场斗争是从帮助党整风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在4月27号发出整风指示，要整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个歪风。共产党整风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整，而是公诸于世、要求全国人民给党提意见。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了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的大公无私。请问：人类历史上有那一个政党敢于把自己的缺点公开出来，并且发动人民给它提意见呢？只有共产党。这按事情本身也就说明了共产党和“三害”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事物，共产党决心要除掉它，这正是共产党一种有信心、有办法的表现。有些人以为共产党的“三害”大概已经不得了啦，已经病入膏肓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并不象右派分子宣传的那样。“三害”不过是共产党身上的三颗疮，经过治疗，它是会好的，这些道理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可是，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居然出来一个反右派斗争，这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右派分子当然乘机造谣，说什么“收了”，说什么“共产党不整风了”，共产党“转移目标了”，右派分子的意思不过是想要继续向共产党进攻，而不要向他们反击。可是也有一些中间人士，甚至左派人士，也弄不清情况，也看不清反击右派分子的严重性，也在那里想：“反击右派，是不是收了？”“会不会妨碍大鸣大放呢？”“党还整风不整风啦？”“反击右派不会妨碍党的整风吗？”“反击右派不会破坏团结吗？”“反击右派为什么不和风细雨呢？”因为有这些怀疑和顾虑，他们就对反右派的斗争不大热情，他们往往动摇、观望，甚至于对右派分子抱同情态度。我们必须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
“是不是收了？会不会妨碍大放大鸣？”不是收了！也不会妨碍“大放大鸣”！因为反击右派本身也是“大放大鸣”，“百家争鸣”只准你“争鸣”，不准我“争鸣”，那还算什么“争鸣”。但是，我们应该说清楚，右派分子的有些言论已经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指出“百家争鸣”是有范围的，范围就是宪法。右派分子有些言论是违反宪法的。至于说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那就根本不是什么“百家争鸣”的问题。按理说，“大鸣大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就好比帮助党来进行清洁卫生工作，帮助党来理发刮脸。但是，有这样一种理发师，他拿着明晃晃的刮脸刀先在人的下巴上幌一幌，然后就直取人的喉咙，想要制人于死地。当然，这个刺客是被人们抓住了，但是当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帮助党整风啊，这是‘大鸣大放’啊！”算了吧！这样的“大鸣大放”我们不需要。我们虽然抓住了这个凶手，但并不妨碍别的理发师理发，不妨碍他们“大鸣大放”，不妨碍他们帮助党整风，反而会使“百家争鸣”争得更热烈，更有力，反而会把“大鸣大放”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
“党还整风不整风了？反右派不会妨碍党的整风吗？”反击右派和党整风是两回事情。党的整风是自己提出来的，它一定要继续到底，要坚决除掉“三害”，事实上，现在党也正在整风。但是不能因为党整风就不反对右派了。对中国人民说来，右派分子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它歼灭掉。无论何时，党对一切善意的那怕是失实的和错误的批评都是欢迎的，何况正在党整风的时候。这次“大鸣大放”中，有许多好的意见，党是非常欢迎的，党接受了这些善意的批评，并且正在逐步地改进。在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结束以后，党将要拿主要的精力来搞内部的整风，这是没有疑问的。
“反击右派不会破坏团结吗？反击右派为什么不和风细雨呢？”团结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团结，另外一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我们需要的是前一种的团结，不需要后一种团结。象右派分子那样，当面嬉皮笑脸，背地里磨刀磨剑的团结，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宁可和他们撕破脸。对有些右派分子，他们只有言论，没有行动，经过批评和斗争，他们承认了错误，表示要悔改，我们当然还要和他们讲团结，这是真正的团结。但我们千万不要害怕破坏了和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龙云之流的团结，跟他们我们要讲斗争，“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不能有一点温情主义。和风细雨，我们对朋友、对同志讲究和风细雨，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不必强调什么和风细雨。当然，这也不等于不讲道理，要讲清道理，要拿出事实才能驳倒右派分子。我们说，对右派分子要坚决斗争不等于简单从事、潦草从事，乱搞一通，我们必须有区别地、有事实的、有理论地去和他们作战。右派分子有没有出路呢？只要他们真心悔改，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他们还有出路。
前面，我们已经把这次斗争的一般状况做了说明，现在我来简单地谈几句我们应当如何来参加这个斗争的问题。
要坚决地投身到斗争的风暴的旋涡里来。我已经说过，这是你们政治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一页。但是如果有人在十年以后，你的弟弟或者你的妹妹问起你在这场风暴中你的态度如何，你却红着脸说：“我实际上是站在外面。”，那是多么的不好啊！多么的难为情啊！我看，为了不难为情起见，还应该赶快参加到斗争里来。
怎样参加呢？
要关心这个斗争，要看报纸，要研究问题，要分析问题。有些同学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关心的，他们说：“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行了，还是数理化要紧，还是我的课程要紧”。这是一种非政治倾向，是不好的。
要和你周围的右派分子、右派言论作战！你们学校没有右派言论吗？据我所知是有的。你们和胡显中、李受恒作过战，这很好，你们的战斗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听说在战斗中，有些同学的发言说服力不强，因而战斗性也不强，口号标语很多，这说明他们的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应该好好地钻研，好好地准备，准备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
在你们放了假以后，你们还要向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同志、同学宣传反右派斗争，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宣传社会主义的道路，让他们都起来和右派分子做斗争！
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个斗争中受教育，吸取教训。我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回忆一下自己在这个斗争中的立场、态度和表现，总结一番，就会看出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不怕火炼的真金，还是什么？吸取点教训，这对你们的一生都是有用处的。李受恒、胡显中、金东郁，还有一位卡嘉，你们也应认总结一下，接受些教训。记住：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同学们，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阶级斗争的风暴里受到洗礼吧！让我们都变成真金，不怕火炼！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