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五个报告。这些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是完全符合四川情况的。现在，我就四川农副业生产、粮食和生猪问题讲一点意见。
四川农业生产，解放几年来，连年丰收。尤其是去年，粮食增产幅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产量达到四百四十五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十。经济作物方面除棉花、油菜籽由于自然灾害和播种面积缩小而减产外，其他甘蔗、烟、麻等都有增产。农村副业由于农业社加强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使合作化过程中，副业生产没有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去年工业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面的扩大、职工工资提高、农产品提价、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对副食品的需要有了增加，形成市场供应的紧张。农村副业产品什么都很值钱。农民卖一只老母鸡的钱，就能做一件花衣服。在这种需要超过供应的情况下，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使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农村家禽、家畜都有很大增加，鸡、鸭、蛋等有时还供过于求。生猪到去年年底已经展到二千万头。因而目前城乡副食品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农村粮食的增产、副业的发展，保证了一九五六年百分之九十二点八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八点八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农村缺粮面有很大缩小。过去每年到青黄不接季节，农村缺粮面一般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今年春季缺粮面只有百分之五至十。
以上是什么原因能够使粮食、经济作物和农村副业获得这样较大的发展呢？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过了合作化，粮食经过统购统销，以及采取了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系列措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去年农业高级合作化的结果。虽然农业高级合作化还只有一年的时间，组织上还不很巩固，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来看，已经显示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右派分子不顾事实，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四川自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现在，五年来共征购了粮食四百六十二亿斤（贸易粮），占同期粮食总产量一千七百零三亿斤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三，除去返回供应农村的八十九亿斤，净征购粮食占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二。五年内购销余差为一百九十三亿斤，这就是四川农民对国家的一项重大贡献。
从全省几年来粮食统购统销数字看，虽然历年略有增加，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留粮的水平也是逐年提高的。如一九五三年全省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留粮五百零二斤，一九五六年则为五百四十四斤（均包括饲料、种籽）。以上几年中除一九五四年征购粮食占产量百分之三十外，其余几年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因而农民留粮量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是够吃的，农民是满意的。
从四川几年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来看，成绩是巨大的。首先，保证了城乡广大人民粮食的合理分配，和粮价的继续稳定，并通过粮价的稳定而稳定了其他物价，这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次，国家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在全国范围进行了调动和调剂，支援了工业建设和灾区。再其次，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联系，给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粮食统购统销的这些巨大的成绩，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国家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我们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过程中，是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如一九五四年全国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灾情，四川农民支援灾区的热情很高，宁愿自己少吃一点，而多卖些粮食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按计划多统购了十几亿斤粮食。结果造成农村留粮偏紧，副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生猪一项，就减少了一百多万头。执行政策中是否只有偏紧的一面呢？也不尽然。某些粮食供应偏松，浪费粮食的现象，在一个时期中，城乡都曾发生过。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粮食统购统销缺乏经验、对农村粮食情况在开始时也还摸得不够准确。另一方面，这一重大措施是要改变农民长期的历史习惯的，尤其是一部分富裕农民，对这个政策是有抵触思想的。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也给工作增加了困难。在这种主观上缺乏经验、而客观情况又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要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认识缺点和错误，以及有无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决心。事实证明：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自经过实行粮食“三定”政策以后，就有了显著的改进。
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的意见是：几年来吃的粗粮增加多了，细粮增加少了。全省有二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是红苕主产区。红苕占农民口粮的一半左右，所谓“红苕半年粮”。这类地区大多是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产区。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要求多吃细粮。对这类地区，我们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照顾不够。今后需要积极设法解决。解决农民多吃细粮的根本办法，当然是增产细粮。但从粮食工作上注意加强调剂，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今年准备多收购几亿斤粮食的红苕，由粮食和服务部门研究红苕和其他粮食加工成混合粮，抵作城市定量供应的一部分。小城镇在红苕产新季节少供应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粮食，由供应户直接向市场购买红苕。这个办法去年在部分地区试行效果很好，今年红苕主产区可普遍实行。我建议粮食部今后从四川外调粮食中，调出一部分红苕干、淀粉、粉丝等，协助四川处理一部分红苕。
四川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粮食的调运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全省除征购期间粮食入仓的运输以外，供内销和外调的粮食就有七、八十亿斤。运输这样大量的粮食是一个很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要将这些粮食集中到城市和交通沿线，除了汽车、木船等运输外，每年还要动员民工几千万人次。而且调省外的粮食增加速度很快。如一九五三年为九亿三千八百万斤，一九五四年为十六亿八千五斤，一九五五年为三十亿三千四百万斤，一九五六年为三十六亿二千四百万斤，一九五七年计划调出五十六亿斤，而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还不能完全相适应。今后需作妥善、全面安排。否则就会造成运输上的紧张，影响其他物资的交流和粮食外调任务的完成。
关于粮食保管和建仓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几年来，在粮食库存大量增加、仓容不足的情况下，加上工作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粮食霉变损坏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需要引起注意。
在建仓上，粮食部强调大型基建仓，要求统一设计、统一材料使用规格，忽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结果修建的五百万斤大型仓，因仓身太矮，不适宜南方情况，容易传热霉变，仓容太大，增加翻仓的困难，造成粮食霉损。仓容分布方面，过分要求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对粮产区收纳仓的需要就考虑不够。结果占全省仓容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九交通沿线的仓库，不能充分利用，而农村每年粮食征购时仓容感到不足。
四川人多地少，每人不到两亩地，而自然条件较好。耕地少，要用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有困难的。但自然条件好，可以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复种面积来增加生产。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复种指数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提高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扩大了播种面积三千三百一十五万亩。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逐年虽有所提高，但因肥料不足，提高并不算大。因此，提高单产和扩大复种面积，除解决水利和各种技术措施外，主要是解决肥料问题。肥料的来源，在目前化肥还不能大量供应的情况下，主要靠养猪。养猪是要吃粮食的。我们换算了一下猪吃的粮食和猪粪所增产的粮食，根据农业试验所试验，增施一挑猪粪可以增产三斤到六斤粮食。即以三斤计算每头猪的粪可增产二百七十斤粮食。再从一般农民经验来看，从六亩地一头猪增加到三亩地一头猪，粮食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至十五。每头猪吃多少粮食呢？把粮、糠、麸、红苕等全部折算成粮食，也不过二百斤到三百斤。从各方面算，在一定的条件下，猪吃的粮食不会比猪粪所增产的粮食多，可能增产部分比猪吃的还多，或者可以相抵。
四川农民有养猪的习惯，猪的质量高，平均每头重量在一百五十斤以上，而且具备了大量发展的条件。一九五六年底全省有生猪二千万头，今年预计可达到二千三百万头到二千四百万头。但这个数量与农业生产和国家的需要，相差很远。当前发展生猪，主要是解决饲料问题。根据现在农民留粮水平，要大量发展生猪是有困难的。必须使农民留粮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才能满足生猪发展所需要的饲料。
发展生猪不仅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关系，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一九五六年农民养猪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占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猪肉、猪油又是广大人民的重要食品。一切副食品供应紧张不紧张，都是以猪肉带头。猪鬃、猪皮、肠衣等又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猪的生产发展，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四川屠宰税是主要税收之一。此外，四川生猪发展以后，还可更多的支援外区和出口。今年外调活猪三十五万头，加上罐头盐腊肉等折合计算，总数将近一百万头。明年预计可外调一百二十多万头。如果四川生猪到一九六二年按计划发展到三千五百万头，交通运输问题又能解决的话，就可外调三百万头猪。这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作用的。
右派分子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极端仇视的。不管我们工作做出了多少成绩，他们总是要颠倒是非，将成绩说成缺点，将缺点夸大成为严重错误，甚至说我们比国民党还不如。右派分子当事实无可否认的时候，他们就动员他们的党羽，只准说错误，不准说成绩。试问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四川能运出这样多的粮食和猪，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不管右派分子如何进行恶毒的欺骗，但是人民的眼睛是蒙不住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