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在救灾工作方面，他们同样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散布了许多谰言。说什么“人民政府救灾不力”，“灾区人民苦的不得了”，“群众处于死亡的边缘”等。我是负责具体救灾工作的，有必要把建国以来的救灾工作情况，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作一番简略介绍，帮助各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毒辣阴谋。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长期处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很低，农业经济很落后，人民不可能有充分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救灾，而且直接造灾。他们滥伐森林，破坏水利，使灾荒一代比一代增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并且乘人民之危，横征暴敛，发灾荒财。因此，每当遇灾，便呈现出一副极为悲惨的景象。“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道殣相望”、“人食人肉”，是记载上常见的词句。我国人口的生育率虽然大，而过去人口的增长率却不很大，１８３５年即清道光１５年，全国人口为四亿零一百七十六万，到国民党时代经过一百多年，仍只四亿五千万，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常常有大量的人口死于灾荒。据“中国救荒史”记载：清嘉庆１５、１６年，道光２６年、咸丰７年、光绪２、３、４、１４年等八年的统计，死于灾荒的人口达六千五百七十八万人；国民党统治时期，自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３６年中十六年的统计，死于灾荒的人口也达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人。自然，记载并不是完全的。这些悲惨的历史，年青的人想象不到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立即得到了扭转。建国八年来，受灾面积最多到二亿二千九百多万亩（１９５６年），最少有五千六百多万亩（１９５１年）；受灾人口最多到七千四百多万人（１９５６年），最少有二千七百多万人（１９５２年）。受灾最重的１９５４年，因灾死亡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一人；１９５６年，因灾死亡一万零六百七十九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溃堤决口、山洪暴发或海潮袭击，来不及躲避的情况下淹死的；真正饿死的１９５４年仅四十四人，１９５６年也仅五百七十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临着多年来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遗留下的残破不堪的局面，第一件事是如何战胜当前的特大灾荒。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政务院生产救灾指示说：“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高度的注意，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１９５０年１月内务部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说：“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救灾负起高度的责任，不要饿死一个人！如有对灾情不了解，对春荒无准备，饥饿来临毫无办法，那就应受到责罚；反之则是人民的功臣，应受到奖励”。中央并明确提出救灾的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的救济”。几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的干部、群众坚决执行了这一方针，创造了一系列的有效办法和采取了各种有效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百年未有的水灾、五十年来未有的台风灾、几十年来未有的旱灾以及历史上少有的霜冻等严重灾害。不仅很少有饿死人的事，而且不论如何大的灾或连灾的地区，都能马上恢复生产，争取丰收，创造出了许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为着改变自然面貌，增加抗灾力量，国家在根治河流、大型小型的水利工程上，水土保持、封山育林工程上，采取了许多伟大措施，而且已经或正在发挥效果。但是，由于我国的国土很大，自然条件又很复杂，解放以后短短几年的努力，还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灾害，因此，这几年仍有不同程度的灾荒发生。但灾是可以抵抗的。有灾发生，各级党政领导总是把抢救做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上百万、上千万的干部、群众投入防汛、抢险、抗旱、防霜、捕虫的斗争，小灾可以完全消灭，大灾可以缩小损失。１９５４年江淮流域的洪水大于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１年武汉市曾被淹四个月，死人无数，而１９５４年武汉市水位比１９３１年决口时高出近三公尺，该市人民住在水的包围中，极为镇静和极有秩序地与洪水搏斗了三个月，水涨堤高，终于把洪水打退。这一年安徽、湖北等六个重灾省，把一千三百多万抢救出来的灾民，转移到非灾区，灾民到那里，干部到那里，供应也到那里。灾民可携带的财物没有损失，从转出到迁回，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有一位老先生说：不是我亲自视察，我几乎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人民的力量真是伟大！１９５６年又是一个大水年，哈尔滨市松花江的水位高出市面二、三公尺，在全市人民英勇抗御下，也确保了该市的安全。这一年沿海各省又进行了抗御台风的斗争：上海市在得到警报后，极短的时间，做好了防御工作，使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得到有效的保障，损失至微。江苏省数百里的海塘江堤，挡住了台风、海潮的冲击。此外，如大规模的抗旱，同样取得了伟大成绩。１９５２年春季，开展了全国性的防旱抗旱运动，修渠、打井，共扩大灌溉面积三千二百四十余万亩，对保证这一年的丰收起了极大的作用；去年湖南大旱，合作社组织社员车水翻山、越涧，终于使旱灾成为“插花灾”。再如大规模的防霜，１９５３、１９５４两年，虽然遭到历史上少见的大霜冻，但经过各省发动群众浇水救苗，终于挽回了收成。这类事迹，不胜枚举。在每次抢救灾害的斗争中，广大干部都奋不顾身，那里危险守在那里。为抗灾牺牲的干部，有县长、乡长、部队的连排长，及其他干部和积极分子，仅１９５４年保卫武汉市的斗争，就牺牲了一百零八位优秀的同志。上述这些伟大事迹，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成灾以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生产。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口号是“生产救灾”。发展临时性的副业是治标，恢复并发展原有的农副业是治本。水灾、风灾后，堵口复堤、排水种麦、抢种晚秋、修盖房屋等；霜灾、旱灾后，抢救禾苗、加强田间管理、抢运种子、实行补种改种等。这些，常常要投入巨大的财才和人力，要有广泛的动员和细致的组织。１９５４年江淮流域遭到百年未有的大水，受灾各省，灾区与非灾区共同努力，利用各种办法争取多收粮食，湖北、安徽等五省共多收粮食七十九亿斤，对缓和灾情起了很大作用。加上副业生产，几个月后，１９５５年的春天，除了有一些住房还是棚子以外，已看不出受灾景况。这还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合作化以后，人都组织起来，物资、工具和资金都集中起来，生产自救的力量更为增强了，灾区生产恢复的又快、又好。１９５６年河北省的水灾是最大了，但河北省种麦三千八百多万亩，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种麦面积。在这期间，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南等五省统计，灾民的副业收入达四亿零八百多万元，可买粮食四十多亿斤。这就给灾区人民目前的和今后的生活以有力的保障。解放头几年，在我国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的时候，是这样办，现在仍是这样办，这就使我们已不再重见历史上灾后的悲惨景象，而能有信心地战胜灾荒，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有吃有穿、安居乐业的生活。
灾民度荒主要靠生产自救，对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自给的灾民，政府作了大力的救济和扶持。每年国家都拨出大批款项用于生产救灾。建国八年来国家发出的救济款共达十二亿九千余万元，其中１９５６年灾后到现在，拨给各灾区的救济款即达三亿七千余万元，加上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及发放灾区的贷款，共达八亿六千万元。单只救济一项，按每人每月救济二点五元计算，即可维持二千四百六十多万人半年的生活。其中河北一省，即发放了救济款一亿一千零四十万元，受救济的灾民，在重灾区一般占４０％，多的达７０％，在轻灾区也占２０％。仅去年冬季就救济了四百二十六万人。为了救济的公平合理，我们提倡“领导掌握与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原则。各地在执行这一原则中，创造了许多好的发放办法。如湖南、江苏的“一次评议、分期发放”，河北的“定工生产、定额救济”，许多地区的救济款、贷款、优抚款等结合发放的办法，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每当灾民处在危急的时候，广大农村干部，克服艰难困苦，亲自上门救济，使灾民转危为安。１９５４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之后，继之以寒潮大雪，许多干部带领群众破冰、扫雪、架桥、开路，使灾区物资供应未因风雪而中断。而且背粮、携款、带衣逐户查访急救，使被风雪围困的灾民免于挨饿受冻。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历史上那一个政府曾对灾区人民作过这样多的支持？没有过的。灾区群众说得好：“旧社会闹灾没人管，现在闹灾不愁吃、不愁穿，有米有面过荒年，如果不是共产党，卖儿卖女卖庄田！”
救灾的迫切任务是保证灾民有吃的。开国之初，粮款有限，只能保证灾民有粮掺着代食品吃；近年粮食多了些，调运也便利了些，特别是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已有把握保证灾区得到比较正常的粮食供应，虽然还要节约度荒，但比之以前已大大不同。拿１９５６年来说，从全国各省调入七个重灾省的粮食达七十多亿斤，这些粮食如果用载重三吨的大卡车来运，就需要一百三十一万多辆大卡车，需要摆成长达一万三千一百多公里的行列，这等于从北京到广州来回三趟之远。去年调往受灾最重的河北一省的粮食，即达三十六亿八千万斤。河北全省有灾民一千五百万人，调入的粮食按每人二百四十五斤计算，可够全省灾民吃一年。当然，调入的粮食不是全部平均分配给了灾民，而灾民尚有其他的副业收入，因而虽然遭了特大的灾，灾民生活还是相当安定的。如果不是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要想把这么多粮食统一调配到灾区，是很难办到的。同时，要保证灾区粮食供应不缺，粮价一点不涨，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中央和灾区各级政府，为了统筹安排各项救灾事宜，都成立了有有关部门参加的生产救灾委员会和办公室，层层制订了生产救灾的全面规划，使生产救灾的各个环节，都能有效配合，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及时掌握灾情，解决灾区存在的问题，有关地区都规定了自下而上的报灾和自上而下的查灾制度。国务院和有关各部，曾多次派高级负责干部亲赴各地视察和就地指导工作。受灾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更不断深入灾区检查。至于专、县负责干部下乡查灾的人数就更多了，河南省去年雨雪期间，派出查灾的各级干部达五万多人。许多灾区实行了“县干部包乡、乡干部包社、社干部包户”的层层包干负责制度，这些干部长驻灾区，与灾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出主意，想办法，与群众共度灾荒，不到收成下来不回机关。许多负责救灾工作的干部，如广西省前民政厅厅长杨德华同志，始终一贯的关心灾民的疾苦，曾向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样的同志人数不少，是值得赞扬的。由于各级干部对救灾的认真负责，不断加强领导和检查，一般都能做到：情况反映迅速，问题解决及时，保证了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生产救灾的成绩是说不完的。我们应该对同灾荒作斗争的历史性的胜利、干部和人民的无限努力，给以足够的估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人民政府救灾不力”，缺点多于成绩，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看到：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合作化后，生产关系的改变；政府、人民、军队站在一条战线上向灾荒作战；全国一致支援灾区，“要什么有什么”；是救灾力量的来源。否则，不能了解为何能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
救灾工作的成绩很大，但缺点仍是很多，有的且特别严重。救灾的战场很宽，常有为了这里，忘记那里；重视重灾区，忽视轻灾区；重视中心区，忽视边缘山区等现象。救灾工作需要许多工作部门配合，有时配合不够，如钱到了，粮没有到；发放救济款时，没做到完全公平合理。这就必须检查有力、纠正及时，否则就会给灾民以不应有的损害。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人民生活，如广西省在１９５６年春季发生饿死人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分别给予有关负责人员以严厉处分。我是负责全国救灾具体工作的，未能事先察觉，建议领导及时给以制止，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我国地区广大，每年都可能有灾荒发生。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用人力减少灾荒，但尚不能消灭灾荒；和灾荒作斗争还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基本消灭灾荒的努力方向，纲要规定：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和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灾和病害。我们应当再接再厉，为逐步实现中央的这一伟大号召而斗争。首先，要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有效措施，改造自然，改造土地，如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以及适当的改革耕作制度等。安徽省在耕作制度上推行“三改”（即在淮北地区改变季节收成比重、改种高产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１９５５、１９５６两年增产粮食共三十四亿四千万斤；河北省天津专区实行洼地改造、改种，１９５６年在五十八个洼淀里改种了四百四十多万亩耐水高产和早熟避涝作物，收获粮食六亿六千多万斤；这些办法，都是很好的。其次，连灾地区要加强救灾、防灾机构，制订全面的、长远的防灾规划。防灾工作，各地都要注意，连灾地区尤其要注意。这些地区原有的救灾委员会和办公室，应当继续加强，有灾领导救灾，无灾筹备防灾。还需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地形条件、生产条件以及历年灾荒发生发展的情况，订出全面的、长远的防灾规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实现消灭灾荒的要求。再次，要提倡农业社储粮备荒。“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今年夏、秋作物丰收的地方，应当开始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经过典型试办，号召有条件的农业社，根据纲要的要求，实行储粮备荒。
我们已有丰富的救灾防灾经验，强大的救灾防灾的物力与人力，只要我们严厉地克服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打败灾荒，并逐步消灭灾荒！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