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全国科联扩大会议上讲话:科学界必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

据新华社17日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今天开幕。

上午,科联副主席侯德榜宣读了主席李四光的开幕词。开幕词说: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人民进行激烈的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我们应当积极地展开反右派分子的斗争,特别是要严正的批驳和揭露科学界中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罪恶阴谋。

对科联今后工作,李四光在开幕词中指出:贯彻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各专门学会和科联学术方向,适应今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各专门学会必须逐步地实事求是地从组织与活动上使自己名副其实地成为以科学家为主体的专门性学术团体,提高学术质量,以期迅速地全面地赶上国际科学水平。

科学事业不是“中断”而是发展了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故意抹煞成绩

聂荣臻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解放八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努力,在工农业生产、卫生保健、培养建设人才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指出,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和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科学事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八年来科学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原有的科学研究机构充实了,大批新的科学研究机构设置了;工作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规模巨大的设备有的已经建设起来,有的正在建设;急需并且重要的空白部门也开始建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长期的科学远景规划,这个规划指出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方向,显示了科学事业的光辉远景,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科学家的热情。这是我国所有正直科学家都一致公认的事实。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故意抹煞一切成绩,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事业不是发展了,而是中断了等等。当然,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应该说这几年已经为今后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同样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聂荣臻指出,为什么在短短的八年中,我国科学工作能够取得较多的成绩呢?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事业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明确目标,科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个人专长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否定科学事业应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家可以不顾国家需要单凭个人兴趣来进行研究工作。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有计划、要有组织、要有领导,这就是说,应该制订发展科学事业的远景计划、年度计划,要有重点同时又要照顾全面,要根据工作需要该集中人力来做的就要集中,该分散进行的就应该有意识地分散,要加强分工和协作,要有统一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订科学工作的计划,并且认为对科学工作根本不能订计划,主张无条件地分散,认为不需要统一的领导。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定要有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前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着的道路,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是赞成走这条道路的。几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的成绩正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路。

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可以民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作代表。在我国科学家中有一些人,还不了解我国有必要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或不习惯走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所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和长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和生活。这一些人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是会逐渐改变这种观点的,事实上其中有些科学家已经或正在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些科学家的弱点,别有用心地发展和助长这些错误观点,引导科学家走向错误的道路上去,从而破坏我们的科学事业。

右派分子敌视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家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立场

聂荣臻指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纲领是以对有关科学体制问题提供意见的方式提出来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这点郭沫若院长早就揭穿了。可是有的右派分子被揭露后,在他们作检讨时,仿佛人民批判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不该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这种说法是必需予以驳斥的。任何善意的意见和批评,一向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决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意见,而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的敌意,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

聂荣臻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深入开展的时候召开的。几个月来,右派分子有计划地向科学界散布很多反动的言论,挑拨科学家、青年同政府间的关系,挑拨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他们兴风作浪,唯恐科学界不乱。这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科学领域内,对右派分子的这一进攻,给以有力的反击,这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科学界目前正在对曾昭抡、钱伟长等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

聂荣臻说:在这一场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更加看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必要。一个科学家如果不能明确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就有可能被人民的敌人所利用。这样,即使他有丰富的知识,不但不能对人民有贡献,甚至对国家造成损失。他说,应当承认,在我国科学家中不少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是相当浓厚的。在他们的头脑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这种状况,既妨碍科学家本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又会给青年以不良的影响。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科学家就应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家。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在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思想改造方式是积极地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反右派斗争是一次生动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希望科学家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聂荣臻最后表示,各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者通过各种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刊物等,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他希望学会这个作用今后进一步发挥起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学术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尽力支持各专门学会和科联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上午的会上也讲了话。

曾昭抡曾在科学界刮起一阵狂风钱三强等揭露曾昭抡钱伟长的政治野心

下午的会上,首先由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交代。曾昭抡是科联副主席,钱伟长是常务委员。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

很多科学家要求在会上发言。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钱三强在会上指出,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不能简单地看成科学界的事,而是章罗联盟窃取我们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第一炮。钱三强说,曾昭抡在交代中说他没有参加预谋。我们问曾昭抡是什么人?曾昭抡一直是民盟右派,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俞大维集团的人物,由俞大维派到美国研究,准备回国以后搞国民党国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同右派分子张东荪一直到现在还有关系。曾昭抡居然说是糊里糊涂掉在泥坑里,完全是骗人。钱三强说:刚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曾昭抡先来到北京,召集前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院士,指手划脚,俨然以科学院院长自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他就破坏科学院。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把科学界封建割据的局面打破,加以调整,曾昭抡就拉走化学研究所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搞垮化学所。他的把头作风达不到目的时,就设法拆台。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科学工作者。钱三强说,今年春天,科学界刮起了一阵狂风,所谓“人心向院”,所谓“抢科学领导权”,造成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很大混乱。这件事现在已有线索可寻。曾昭抡访苏回国以后,说苏联现在提出把科学研究的中心放在科学院是错了,苏联现在要以大学为科学研究中心。据留苏学生的报告,曾昭抡到苏联以后,到处问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并把这些个别的缺点作成总结,企图用以推翻我国教学改革的成绩,取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曾昭抡回国以后,先在少数人中放空气,然后扩大传播,说最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一。曾昭抡的目的就是合一后他一起抓。钱三强指出,右派分子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所谈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实际上是他们企图作为向党中央进行政治讹诈的条件。

钱三强还着重指出钱伟长交代不老实,把他的阴谋活动说成是“想办一所理工大学”,他问钱伟长:办理工大学与你的真正野心有何共同之处?他说,钱伟长到现在还没有“脱裤子”,要求他把那肮脏的丑恶的东西彻底交代出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吴有训揭发曾昭抡1949年曾说想做科学院院长,要他检查交代。吴有训说,科学院和科联是一家,但曾昭抡唯恐科学院和科联发生了关系,这是什么思想,也要检查。吴有训指出,钱伟长交代的所谓“个人野心”是要在中国办一个象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工业大学,简直是笑话,清华大学不知要比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多少倍,这算是什么“野心”?

严济慈说,他参加了14日科学院的座谈会,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今天的交代没有一点新东西,非常不满意。

严济慈说,钱伟长口口声声要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他的心目中不是科学院、不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而是民盟。

严济慈还要钱伟长交代和储安平的关系。他说,储在九三学社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在5月下旬到6月初,储曾给钱四封信,并到清华大学去过一到两次,都谈了些什么内容?

侯德榜说,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科联就是生动的事例:党领导科联就给我们原动力。我们得到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和帮助,今后的工作可以进入新的阶段,我们有信心有条件向科学大进军。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科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学会负责人、各省市分会负责人等一百多人。会议预定举行四天,二十日结束。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