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大露头角，在教师中进行串联活动，到处放火，并且利用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动社团以及一部分学生的盲目性，在学生中到处煽动，在全校掀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潮。这就使得乌烟瘴气曾经一度笼罩了整个师大。右派在师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确实是猖狂的，章伯钧在六月六日召集的六教授紧急会议中，师大就有黄药眠、陶大镛两人参加，占了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右派是如何重视师大这个阵地。
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矛头，也指向下列几个方面：攻击党的领导，提出所谓“民主办校”；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思想改造，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说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糟踏蹂躏，实际上是想树立起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旗；诬蔑“肃反”，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当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向党发动疯狂进攻的时候，黄药眠、陶大镛等一伙右派分子在师大进行“民主办校”的阴谋活动。这一行动是章罗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在各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黄、陶等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指示，猖狂地向师大党委展开了进攻，成为章罗联盟阴谋在全国范围内篡夺党在高等学校领导权的急先锋。钟敬文也参加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合唱，说什么“党员派到高等学校只能起监督作用”，还说什么“今天知识分子是处于半专政半管制状态”，从而引伸到：“自己参加宪法文字修改工作三个月是白搞了”(意思是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这是对我们国家性质和宪法的莫大侮辱。右派分子胡明说什么今天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亲”，是“家天下”，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为了实现其夺取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陶大镛、朱启贤、胡明拟定了所谓“民主办校”方案，提出了“民主办校”、“内行专家当家”、“事情分类处理”三个原则。黄药眠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起草了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重要纲领之一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稿)”，给高等学校党组织加上了五大罪状。
右派分子企图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他们倡导的所谓“民主”是排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他们认为清华等校的右派分子提“教授治校”，对共产党刺激太大，所以他们才提“民主办校”。实际上两个口号都是要让那些有政治野心的少数右派分子来治校。朱启贤说：“‘民主办校’，其积极因素要大一些，同时也比较实际，是在现有的框子上改变它的实质，这样可能容易通过。”可见“民主”只是他们“在现有的框子上改变它的实质”，以便“容易通过”的一种手段。所谓“内行专家当家”，其真正含义就是：“我是内行，让我来当家，我能领导，让我上台；党不内行，不能当家，不能领导，请你下台。”实际上，办好高等学校并不只是指靠某一门专业的专家，而且任何一个专家也都不是万能的。高等学校的政治方向，高等学校怎样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问题，才是决定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性质或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而离开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就根本谈不上办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了。所谓“事情分类处理”，即是将一切大权，包括教权、人权、财权，全部归于他们操纵的“学术委员会”手里，把党的作用限制在抽象的贯彻政策、进行思想教育的小圈子中，篡夺党对高等学校的具体领导，从而从根本上取消党对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这个纲领一旦实现，就会完全葬送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把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去。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包括高等教育事业)胜利的保证。要办好高等学校，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地走群众路线，进一步发扬民主，发挥党内外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过去做了，但还做得不够，现在正在改进中，今后还要继续改进。在师大，右派的这一反动纲领，起初虽然曾经得到少数右派分子的喝采，对一些人超过一时的蒙蔽作用，但同时也就遭到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坚决反对。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右派面目暴露无遗，群众的眼睛擦亮了，这一反动纲领就被群众批驳得体无完肤，右派这一反党阴谋已经彻底地破产了。
右派分子竭力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状况颠倒黑白，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说成漆黑一团，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梦想煽动知识分子群众跟着他们向党进攻。这是一种狂妄的政治挑衅。
党对知识分子这一宝贵的社会遗产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黄药眠却恶意地诬蔑党对知识分子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种诽谤带有很大的挑拨性。大家都了解党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由于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信心百倍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工作着和学习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胜利的政策，而决不是右派分子、北京师大副校长傅种孙所诬蔑的“失策”。
黄药眠诬蔑党把知识分子当“异己分子”看；钟敬文说什么知识分子是“半专政对策”；朱启贤说什么“党群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傅种孙说什么知识分子“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踏知识分子的”。他诬蔑党对知识分子是“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在右派分子口中，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简直是十八层地狱，知识分子是处在最低层了。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逐步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党组织了各种学习，利用各种形式来启发与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逐步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党把很多知识分子提拔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像傅种孙就担任了师大副校长、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人民代表等职务。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采用运动的形式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运动中能更有系统、更有成效地进行思想改造，为长期的自我改造奠定基础。这些都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措施，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为人民服务的人的切身利益的，对知识分子中的汉奸和反革命分子，像汪精卫、朱家骅等等，当然要实行专政，难道对这些作了汉奸、反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要一视同仁地给予尊重吗？对于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人民不能向自己专政，而只是向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右派分子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挖空心思找出一切谬论来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们用一切美丽的词句把知识分子捧到天上，说知识分子如何“高明”。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比起工人阶级来，似乎还要先进得多，从而根本否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必要，否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需要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的必要。傅种孙主张取消政治课，他强调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看事要明白些、敏捷些”。其实离开工人阶级立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谈不上什么“明白、敏捷”的。事实上，这次首先起来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是工人和农民。
黄药眠强调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借以抹煞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固然是一个阶层，但我们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多半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长久为地主、资产阶级所供养，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这些人的思想也必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这些思想如果不进行改造，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和工农结为兄弟联盟，为社会主义奋斗呢！
胡明恶毒地提出所谓“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种是“邪恶的知识分子”，他们“惯于欺哄、颂扬、很听话，对于一切都没意见，更没有批评”；另一种是“为党为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敢于批评，揭露缺点”。胡明在这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党为国的知识分子”，而对拥护党的人，为共产党讲了几句公正话的人则一概骂倒，斥为“邪恶的知识分子”。右派分子在这里所采取的策略，正是过去封建社会中“清君侧”的手段，企图孤立党。他们没想到知识分子并没有跟着他们跑，而是更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被孤立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几年来，师大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培养新生力量等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绩，是和师大党执行党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分不开的，我们在执行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在上级的指示和群众的协助下，是可以改正的。
右派分子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诬蔑，已经由广大知识分子用切身的体验和事实作了严正的驳斥。
在大放大鸣中，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地抓住我校肃反运动中小组斗争阶段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恶意地加以夸大和歪曲，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诬蔑。他们叫嚣“肃反没有一个斗对的”，或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斗错了”。朱启贤竟说：“肃反成绩是不可避免的，罪恶是严重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师大在肃反中就取得这样一些重大成绩：
查出反革命分子十六人(教授二人，讲师、助教二人，学生八人，职工四人)，其中特务间谍七人，国民党骨干分子一人，托匪一人，反动会道门头子一人，还乡团重要骨干一人，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人(解放后参加反革命组织，给帝国主义送情报者)。例如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干女儿”和舞伴——反革命分子谢昕，一九四三年在福州与军统局福建省调统室主任王调勋姘居，一九四九年冒充港澳学生由学联介绍混进师大学习，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前后，写过三次反动标语，并且先后买了两把菜刀，企图杀死领导肃反学习的小组长，还把一付铁哑铃藏在房里，企图砸死教务长丁浩川的两个孩子。她在被捕以后承认了犯罪行为，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市人民检察院对她作了宽大处理。但是在她被释放回到学校以后，竟推翻原供，在黄绍竑支持下无理取闹，到处控告。整风中她贴出“八年的血泪控诉”的大字报，在“自由论坛”上歪曲事实，煽动群众，并且不止一次地在帝国主义国家记者面前造谣诬蔑新中国。对这样一个反党叛国的反革命分子，黄绍竑却在全国政协上说什么“一个二十岁的女青年，由于从香港回来而被斗、被捕”，扬言要亲自到师大“检查肃反”，为她申冤。
又如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周乐时，在解放前充任反动的圣母军支会副会长的时候，就进行反共反苏宣传。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在黎培里指示下，与军统特务许德策划潜逃。后来受帝国主义分子狄隆的命令，隐藏在学校里。周乐时披着宗教外衣，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提出“打击坚决革新分子，争取动摇分子”的口号，组织一部分受蒙蔽的教徒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他还针对政府各项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进行造谣破坏，并且先后向帝国主义分子福尔德、狄隆汇报情况，进行间谍活动。在得到反革命分子龚品梅同意以后，他还组织了反革命组织的“核心小组”。
师大在肃反中还查出反革命嫌疑分子六人，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二十一人，隐瞒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三十三人。缴获了四支枪、子弹四十发，短刀和匕首三把。此外，在运动中还查清了一百八十六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作了结论，使他们放下了长期背在身上的包袱。
通过此次运动，全校人员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使大家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线，大大提高了群众革命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在这次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追查的共一百二十九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6％。在“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错不漏”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在运动中曾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对证工作，在运动结束前进行了善后处理工作。尽管如此，还有由于审查不严而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像生物系教授、反革命分子鹿怀宝。
在全校范围内斗错的好人为数极少，对他们已经及时平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并且向他们赔礼道歉。
师大肃反的巨大成绩是抹煞不了的，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的叫嚣，实质上是反对人民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党的叛徒何廷杰在大放大鸣中提出了“血泪控诉”，师大反动社团“苦药”社在杜撰的“奇冤记”中竭力为他伸“冤”，另一反动社团“底层之声”还为他发表了社论，大肆攻击党委。而武兆发则也像黄绍竑为谢昕辩护一样，公然在大会上为反革命分子军统上校督察鹿怀宝辩护。当这些人的罪行与丑史被群众揭露后，右派分子就垂头丧气，哑口无言了。
我校反右派斗争目前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都已经充分动员起来投入战斗，右派分子已经完全孤立，反动社团已经趋于瓦解，广大师生员工对右派分子正在乘胜追击中。很多师生都体会到：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在思想上的收获之大，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比不上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和知识分子的团结更巩固、更亲密了。这个团结是在揭露了右派分子挑拨离间的鬼蜮伎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批判了右派分子的恶毒宣传并且提高了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是在反对右派的共同战斗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是一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的团结。
我们丝毫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运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这一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虽然已经被打垮，但是右派思想并未完全根除，右派的反动灵魂还活在某些人的心中。对于某些人物说来，社会主义这一关硬是不好过。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今后我们不仅不能像右派期望的那样，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相反的，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群众在整风中提出的各项意见，现在已经解决了二百零七件，我们还要深入地进行整风，认真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来进一步密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切实改进我们的各项工作和思想作风。我们不但不能取消政治思想教育，而且要一方面以右派思想言论为活教材，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反对修正主义，克服教条主义，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知识分子中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害影响。我们将和广大师生员工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办好社会主义的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数量更大、质量更高的人材。
来源： 《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