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多同志说过的一样，这次会议使我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同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心，这就是，假如这次斗争能够进行得彻底。能够真正有效的粉碎文艺界的一切反党小集团、小宗派和个人野心家，那么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就能够巩固，党的文艺政策就能够顺利地贯彻，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能够繁荣发展。
在会上，我特别不满意丁玲同志的几次所谓检讨。但是，另一方面，让这样一个人在讲坛上几次三番的现身说法，对于象我这样一个也从事一些业余创作的人，也会得到一些好处，这就是使我亲眼目睹的看到和找到了一个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是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
我认识丁玲大概有二十八九年了，但是我大概是和丁玲接触最少、谈话最少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多谈过去，但是为着了解这个人，不能不讲到二十年前的历史。
今天还有好几位同志可以证明，丁玲同志被捕之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就是说，冯达被捕之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以后的结果看，冯达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和丁玲同案，丁九同志(尹修人)跳楼牺牲，潘梓年同志被捕，对潘梓年同志，CC特务头子陈立夫也用尽了一切软化诱骗的工夫，但是梓年同志屹然不动，后来从南京方面传出消息，说陈立夫为此很伤脑筋，不论讲多少话，他没有表情，不讲，不辩，采取了“老僧入定”的态度。这种共产党人应有的气节对于当时的地下党人给了极大的鼓舞，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丁玲变节了自首了，被特务护送到莫干山休养了!
我清楚地记得，丁玲变节之后不久，我去看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那天很健谈，谈了许多话之后，提到丁玲，他沉痛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不讲了，我体会到，写过“悼丁君”那首诗的鲁迅，听到丁玲叛变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苦痛是难以形容的。
丁玲心目中从来没有党，有的只是几个人。那么，就从人对人的关系来说吧，你今天在这里吞吞吐吐，用虚伪的眼泪来掩饰自己反党罪行的时候，请你也想一想那样关心你、爱护你的鲁迅先生、秋白同志吧。记得在一九五○年你到上海去谒鲁迅墓的时候，你也是流过眼泪的。
丁玲在南京的情况，默涵同志已经讲过，我不在这里重复，我只想提一个长期以来无法解释的问题，这就是：国民党特务俘虏和劝降了丁玲这样一个作家，为什么会那样随便地让她离开南京?一九三六年丁玲可以逍遥自在地来往于南京、北平、上海之间，徐恩曾、冯达会不知道吗?不得到特务头子的同意，丁玲能够那样方便地离开南京吗?我要问：国民党特务让丁玲离开南京到解放区去，这中间有没有条件?有没有任务?这一点，希望组织上追查清楚。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我曾作过一次发言。去年十一月，接到作协党组给我的一封信，说丁玲同志在声辩书中不同意我的那次发言，问我需不需要修正，我在病院里又把那次的发言记录找出来看了一下，回答说，不打算作任何修改。现在我要再在这里重复一遍，那次发言中对丁玲的看法，不需要任何的修改，假使要改的话，就是当时说得太含蓄了。
我懂得丁玲最不同意——不愿意同意的，除出个别事实外，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发言中，把胡风和冯雪峰同志拉进去了。我说，丁玲、冯雪峰的思想，根本上和胡风的思想没有区别。我的话是这样：
“第一，丁玲、冯雪峰都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过分强调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不适当地强调艺术真实，或者高度的艺术真实，这实际上也起了反对文艺配合政治的作用，和毛主席所提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相反，和胡风的所谓“写真实”的论点相同；第二，他们从来就不谈——或者少谈思想改造，否定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他们又反对文艺工作中的组织工作，片面地强调创作实践，乃至发展到‘一本书’主义，实际上，这就是胡风所说，凭着创作实践的胜利就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第三，丁玲，雪峰同志都十分鄙视行政工作，组织工作，把搞创作和‘做工作’对立起来，经常把做行政工作、组织工作、思想工作的人们叫做‘做官的’、‘跑腿的’、把党政机关乃至人民团体叫做‘衙门’，鼓动作家抗拒领导，说什么‘抗上是美德’、‘骄傲的人有力量’，这实际上就是胡风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或者‘自我扩张’”。
这之外，我还说，丁玲、雪峰都有很阴暗的一面，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灵魂深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是不是有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我不想在这里谈理论上的问题，我只想说一点，这就是由于丁玲、雪峰等同志始终不想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也一直避开了——或者远远地站在五大运动之外，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解决知识分子应该依靠谁的问题。
既然拉上了雪峰同志，我就想对雪峰同志讲几句话。
雪峰同志在第十一次会上开始作了检查，这是应该欢迎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认为雪峰同志的检查是避重就轻，挖得太不深了。雪峰同志说“我过去长期过着个人主义生活，没有了解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党没有检查我这方面的思想”，言下之意，似乎责怪党对他的教育帮助不够，那么，让我们先从这方面提出几个问题。——这是他所说的“个人主义生活”的问题，实际上是最严肃的党性的问题。
第一、一九三六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情况完全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原故?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勃兴，我们已经有了半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已办了许多外围刊物，找我们是并不很困难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到了上海，还是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终于保全了整个文化界的党的组织，我们还联系着包括救亡团体和职业界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我们领导着上海所有的进步剧团，和数以百计的合唱队、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编辑部和四家进步书店，出版着十种以上的进步刊物，——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连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来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了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连系的，见了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
第二、胡风亲自说过，当时雪峰同志介绍和批准了胡风入党，而且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当然，你这样做是不让我们知道的。胡风就是仗着你的全力支持，挂上了共产党的招牌，才能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当时围绕在胡风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呢?不仅有刘雪峰、彭柏山、肖军，而且还有孟十还、黎烈文等等。雪峰同志，这一段时期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这笔旧账你向党交代了没有?
第三，雪峰同志上次的发言中说：“这以后，离开了党的生活半年到一年的样子”。“这以后”，指的是七七和八一三之后，战争一打响，周扬同志等去延安，许多同志参加了战地服务队，我和另一些同志到广州去办报，雪峰同志在上海既不参加当地党的工作，又不回解放区，这是什么原故?后来我知道，中央打电报给博古同志，叫你立即回延安，你拒绝了，据许广平先生说，你寄居在许先生的三楼上，郁郁寡欢，常常终日不语，(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战争的炮声为什么不使你感到兴奋，而反而感到忧郁，这是什么原故?你所说的“请假了”这句话太模糊了，为什么请假?向中央，向地方党?既然是“请假”，为什么(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又说“恢复了党的关系?”
第四、雪峰同志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到了重庆，上次交代，见了周总理头一句话就要求处分。假如“被捕”和“出来”都没有别的问题，为什么“头一句话就要求处分”?你说，这件事“党对我也没有怎样处理，就这样过去了”，真的“过去了”么?我希望雪峰同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第五、上次老舍同志的发言中说，你到重庆后，他和姚蓬子、韩侍桁担保了你。姚蓬子是叛徒，韩侍桁是特务，你应该是清楚的，这样做，你曾否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和批准?当时在重庆，我听说你还和冯达见过面，冯达当时在王芃生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你和他来往为了什么？难道这也是“个人主义生活”？我不明白，雪峰和冯达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事情的确是很奇怪的，雪峰对特务叛徒、坏分子是这样的推心置腹，毫无戒备，而对党员同志——尽管是意见不同的同志，却是这样的深恶痛疾，不共戴天，这是什么立场，这是什么感情？
第六、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常常听到“一条线”这句话，丁陈反党集团这样说，江丰反党集团也是这样说，他们都说中宣部、文化部党组、作协党组、美协党组是一条线，这条线上的人用宗派主义来打击丁、陈、冯、江等等。这句话使我想起另一条线来，解放以后我在上海，经常碰到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这就是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这一条线。现在，胡风、雪苇、柏山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是已经搞清楚了，雪峰同志，这些人和你之间的这条线只是思想上的共鸣呢，还是有什么组织活动?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压了很久了，今天我鼓起勇气，把这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
讲到彭柏山，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
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雪峰同志是一贯主张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的，但是他起草的这一篇文章，不论描写的细节和内容，都是不真实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个人，——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把话叉开了。当天没有谈到“一个青年被指为内奸”的事。这个青年是什么人，就是彭柏山。事实是一九三四年底或在一九三五年初，彭柏山被捕，不久，彭柏山的爱人静子叛变了，带了包打听捉人，再不久，彭柏山也变节了，党组织知道了以后，就决定通知和彭柏山有关的同志，不要和彭柏山接触，我奉命去通知和彭柏山最亲密的周文——即何谷天同志，周文同志不相信，说不应该怀疑好人。于是我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假如不听，将来发生任何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同时我说，你假如再和彭柏山来往，党不能不考虑和你暂时切断关系。在当时，一九三四、三五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党领导机关破坏得频繁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相信，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周文同志把夸大和歪曲的事实告诉了胡风，胡风再夸大歪曲了一下告诉鲁迅先生、雪峰同志，这就是答徐懋庸信中所说的一个青年被诬陷为“内奸”的事实真象。二十年后，在前年反胡风斗争中党审查彭柏山历史的时候，从发现的档案证明，柏山和静子的叛变是事实，这件事，彭柏山已经承认而做了结论了。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诬陷“一个青年”，而雪峰同志却诬陷了我们达二十年之久。
请同志们想想，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这一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查对。缺席判决，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中的一个定案，究竟是什么居心?造成的是什么后果?这究竟是谁的宗派?
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在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上，错误也不少，但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对他在革命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一心一意希望和鲁迅先生搞好关系这一点，是此心耿耿，没有一点虚假的。这里，造成我们和鲁迅先生隔阂的，除出我们的错误之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其一是我们队伍里也还有一些不识大体，作风不正派的人，如徐懋庸(当时他不是党员)等，以左的面貌，给鲁迅先生写了那封极其不好的信，使鲁迅先生认为这是我们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今天已经证明是坏人的人，如胡风、肖军、黎烈文、孟十还……等，在鲁迅先生周围进行了长期的对党的领导和党员作家的挑拨、造谣和诬蔑。正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雪峰同志奉党的命令到上海来了，从常识来讲，雪峰同志的任务应该是从大局着想，从革命事业的利益着想，来解消隔阂，来巩固团结的吧，可是雪峰同志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努力去消除这种(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而用一切不应有的，可以说是极其阴毒的手段、加深了这种隔阂，甚至有意的掀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实际上是分裂了党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今天，雪峰又参加了(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集团的分裂作家协会的阴谋，事实上，他在二十年前、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已经有过一次更毒辣的分裂活动了。
也许还有许多问题，今天先提这六点。
上次雪峰同志的发言中，特别使我不满意的是谈到鲁迅先生那一段。雪峰说，鲁迅不同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也和事实不符。事实是：两个口号论争之前，我们已经简接地从一篇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了解了党的方针路线，并且已经通过茅盾先生，对解散“左联”、组织文艺家协会的方案，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赞成我们这样做，他只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他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决心真真改正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我记得很清楚，印象也很深刻，他的话是这样讲的：“孙行者真肯丢掉那根手里的金箍棒吗？”二十年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作为警惕自己的警句；第二是他对我们准备邀请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的个别的人有意见，具体的说，就是对施蛰存、杜衡、叶灵凤等等。从这两点，能说鲁迅不赞成统一战线吗?雪峰一定会记得，左联成立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不赞成郁达夫参加，鲁迅先生不是替达夫讲过话吗?雪峰是鲁迅研究者，鲁迅全集的主编人，对于鲁迅的这种一贯的思想，难道会不了解吗?那么讲那段话的用意何在呢?是不是如许广平同志所说的“把许多事都推到鲁迅头上”呢?至于说，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某些具体人事的思想抵触，那是很难免的，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双十二事件之后，我们在上海听到由于中共的坚持，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的时候，我们党员中间不是也有许多人“百思不解”、甚至痛哭流涕吗?雪峰同志，你是从党中央所在地出来的，鲁迅则困处在敌人重围中的上海，在大转变中有一点思想抵触，“同意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有什么奇怪呢?我以为在那个时候，从延安来的雪峰同志还要“再搞一个东西表示我们没有放弃阶级立场”，倒是很值得奇怪的。
对于雪峰同志的鲁迅研究，对鲁迅的看法，我还有许多意见，作为学术性问题，今天不多讲了，最少，对于雪峰的那本“回忆鲁迅”，我是有意见的。我觉得，雪峰同志不仅在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摆对，你对鲁迅的关系，也是没有摆对，你执行党的方针帮助了鲁迅，你不是也过高地估计了你自己的作用吗?
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摆老资格，都是要害死人的东西。雪峰同志，我和你一样、也是三十年党令。但是反躬自问，我们这些人受党培养教育了三十年，没有把自己改造好，工作中经常犯错误，不是想起来就难过么?还有什么值得骄傲呢?让年轻的、政治质量和工作作风较好的同志来担当领导工作、有什么不好呢?你为什么要那样的愤愤不平，感到委曲呢?我自己很惭愧、毛病很大、犯的错误不少，但时时刻刻警惕着自己的只有一点，就是最起码的：忠实于党，服从纪律、听党的话，不消极抵抗，不向党讨价还价，就是说，脑后没有反骨。今天，雪峰自己已经承认了反党了，那么请你在深入的想一想，反党的根子在那里?
人家都说“文艺界的事情最难办”，最难办的是什么，我看就是这种糜漫在文艺界的登峰造极了的个人主义。——特别是老干部、老党员的无法无天的个人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很容易办的事，在文艺界就难办，大焉者如贯彻党的方针，小焉者如调动一个工作岗位，调整一下待遇，什么事都有抗拒，什么人都碰不得，各方面都有几个大头头，大名人，“国际知名人物”，真是所谓骄兵悍将，党批评他一句就会跳起来，有人说这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种现象能够让他存在下去吗？作协有一个党不能批评一句的丁玲，美协有一个党不能批评一句的江丰，党的正确方针能贯彻吗？文艺界的团结能达到吗?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能巩固吗?我以为，在过去，党的文艺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太姑息了，“姑息足以养奸”，这样就养成了一撮党内的反党分子。
在丁陈打算翻案之前，我曾对白羽同志说，五五年的批评挽救了丁玲，否则，大鸣大放中她不知道会放出些什么东西。想不到，批评了以后还是想翻案。这说明，问题不搞彻底，老根子不拔掉，不能挽救人，反而会害人，反而会害一批人的。我希望这次斗争一定要搞彻底，一定要粉碎一切反党小集团，一定要拔掉反党的老根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
来源：《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