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反击右派的大浪潮中，文学艺术的各个战线上都进行了揭露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斗争。这是文艺界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之争。这是我国文艺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辩论。许多同志在会上发了言，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对文艺界的各种右派言行进行了严正的批判。这场斗争，无疑地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
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会议，现在已经胜利结束。我同意邵荃麟同志的总结发言。现在我说下面几点意见。
首先要问：为什么象丁玲、冯雪峰、江丰那样的老党员，老左翼作家，美术家竟会堕落到反党的地步呢?不只他们，还有比他们晚一辈甚至两辈的，完全是在革命环境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文艺作家，如钟惦棐、刘绍棠等，为甚么也走上了和他们一样的道路呢？
要正确地解答和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对他们反党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作一分析。
大家都记得，鲁迅早在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说过的有名的话，他说，左翼作家如果脱离实际，如果把自己看得比一切都高，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一切工作都更高贵，就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二十多年已经过去。鲁迅的话不是应验了吗?
回顾一下我们走过来的道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我们接触了世界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作品。我们曾倾倒于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同时也领略过波特莱尔的颓废主义和王尔德的唯美思想。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我们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却没有根本变化。个人主义曾经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们反对封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给予我们一定刺激的力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许多杰出作品经常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愤世嫉俗，孤军奋斗和无政府式的反抗，这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自己就是经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我们行动的却仍然常常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就这样，我们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了革命。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是永远无法调和的。我们不只要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在我国也是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要干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一种人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经过党的教育，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我改造，逐渐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他们不是一下就丢掉了个人主义包袱的，常常是碰了壁、摔了跤，才慢慢丢掉的。丢掉了包袱，他们就比较轻松愉快；他们就能够和集体打成一片，同党一条心。他们真正认识了个人力量的渺小；他们的谦虚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而不是出于虚伪。他们在集体身上找到了使自己坚定的力量，把个人利益放在党和集体的利益之下，他们不觉得是勉强的，而觉得是自然的，应该如此的。因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表现忠诚。另一种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始终丢不掉个人主义的包袱，纠缠于个人得失，个人恩怨；碰了壁，摔了跤，包袱也还是不肯丢掉，反而越背越重。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和集体格格不入。同党不一条心。他们稍有成就，就夸耀自己，以为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功劳，不但不把这首先归功于党和人民，反而对党居功自傲，抱怨党看轻了他们的功绩，没有给他们以更高的荣誉和地位。而当他们犯了错误，受到了批评，他们不但不肯诚恳地检讨自己，反而对党心怀怨恨，好像受了天大的委曲。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他们是从不考虑的。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越感到不自由。他们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没有任何的忠诚。而到了重要关头，他们就不惜反党以至叛党。
在我们党内，第一类人以及愿意努力去做第一类人的当然是最大多数。但第二类人也不少。丁玲、冯雪峰等反党分子就属于第二类人，我在前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曾经说过，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对党忠诚。丁玲很不满意我这句话；她今年还责问我为什么要提“忠诚”的问题。奇怪，丁玲为什么那么讨厌，那么害怕听“忠诚”这两个字呢?原来这刺到了她的痛处；这是她的问题的关键。丁玲正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诚的人。
许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读一读她三十年前的这篇成名之作，是很有帮助的。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她说谎，欺骗，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当玩具。这种人物出现在1925—1927年大革命以后，已经没有甚么反抗旧社会的积极意义了。她实际上只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代表。当然，作家可以描绘各种的社会典型；问题是在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人物采取甚么态度。显然，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她后来又在另一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以同样的热情描写了一个背叛了自己民族，并且在日本侵略者的军队中卖过淫的女人。不幸的是，在这些人物的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似乎很欣尝这种女性：她们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之感，从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出发，盲目地反抗一切，傲视一切，玩弄一切，对一切人充满仇恨和敌意。她把这种类型的女性当作可敬佩的坚强性格加以颂扬。她赞尝林希翎，是有道理的。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而她做起坏事来也就更厉害了。
顽强的个人主义者，跑到集体主义的阵营中来，就成为最脆弱的人了。丁玲1933年在南京的变节就是这种脆弱的表现。她在凶恶而狡猾的敌人面前屈服了。她从此对党不忠诚。在1942年革命最困难的年月，丁玲在延安在她和陈企霞合编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她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等反党作品，不能看作是普通性质的错误。她和肖军这班人成了好朋友，也不是偶然的。丁玲的反党活动实际上就从这时候开始了。党对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当她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的时候，党仍然努力挽救她，鼓励她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这对她以后的创作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全国解放和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给丁玲带来了名誉和地位。她在这个时期多少作了一些工作。但她的个人主义也随着更加发展了。她忘了党对她的批评和教育，变得骄横不可一世。她利用党所给予的地位，极力扩大个人的势力和影响，企图达到称霸文坛的野心，她和陈企霞、冯雪峰把他们所主编的“文艺报”变成了党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们发展宗派活动，逐步形成为反党小集团。1954年党检查“文艺报”，他们一致对党表示不满。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最后把他们的反党小集团揭发出来了。
所以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的三个时期，也就是不论在革命困难或胜利的时候，在个人得意或失意的时候，她对党都是不忠诚的。
现在再从历史上来看一看冯雪峰和党的关系。冯雪峰在最近的检讨中用了两句带有概括性的话来描述他一向对党的关系，他说他“得意时个人在党之上，失意时个人在党之外”。这种描述对他来说当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当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时候，他就不只是站在党之上之外，而是积极地向党进攻。但用这句话来说明他和党一向不正常的关系，却是有部分道理的。冯雪峰过去也曾做过一些于革命有利的工作；但他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和党的关系上所犯的错误却是十分严重的。会上许多同志痛心地提到了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宗派打击，造成了当时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分裂，是严重破坏党的原则和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一九三七年，他由于对党不满，就自动脱离了党的组织，作了可耻的革命的逃兵。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全国人心振奋，他却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一九四三年他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并没有变得坚强一些，而是心情更灰暗、更消沉。他在一九四四年所写的“论友爱”一文的篇首，引了曹子建的四句诗：“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这可以看作他当时心境的表白。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大谈其“忠诚”问题。但他所讲的“忠诚”，和我们所讲的忠诚却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讲对党对人民忠诚。他讲的却是甚么“对于人生的忠诚”，“对于生命的忠诚”；他特别强调对朋友的“友爱”，他说一个朋友即使要叛变党，也还是要对这个朋友保持忠诚。冯雪峰给“忠诚”下了一个奇妙的定义：“忠诚是自由的本质”，照这个定义，“反党”“叛党”也都可算作“忠诚”了。冯雪峰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充满了这类反动和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滥调，已经嗅不到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了。他这时不但在组织上抛弃了党的关系，在思想上也和党离得很远很远了。所以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他不感到兴奋，而感到沮丧，感到象“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心情，就并不奇怪了。他用阴暗的眼光看革命的胜利，看一切新的事物。阴暗正是冯雪峰和其他许多个人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冯雪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就更加处处感到抵触和厌恶。他甚么都看不惯，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而当右派向我们党进攻的时候，他却忽然情绪高昂起来，投入了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行列。
所以丁玲、冯雪峰的所谓二三十年党龄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每个重要关头都没有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他们和党不是同心同德，而是离心离德。支配他们思想和行动的，不是对党的向心力，而是离心力。他们的反党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
在长期、艰苦而又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大家都难免在自己的工作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丁玲、冯雪峰的错误却始终一贯地犯在个人和党的关系这个最致命的，根本的问题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开头就表现在对党员独立性的倾向上。他们把“文艺报”当作个人地盘和独立王国，实行他们自己制定的文艺路线，制造有利于提高他们个人威信的舆论。对党的政策方针和决定，合他们意的就接受，不合的就拒抗或阳奉阴违。党对他们只能讲好话，不能批评。党早就提醒过他们，说“文艺报”上的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粗暴的，要他们注意，他们听了却大不以为然。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刊物上以及在其他一切场合中任意地横暴地批评任何人和任何作品，却不能听别人一句即使是很温和的批评。如果他们当时能稍微虚心一点，也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警惕一下自己，也许就不致在一九五四年在“红楼梦”的讨论和其他问题上犯错误了。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党指出了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艺界必须继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却相反地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采取了投降主义的立场。党指出了我们应当积极扶助和发展文艺创作事业，保护新生力量；他们却相反地对文艺界从下面涌出的新生力量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轻视态度。党指出了我们应当很好地团结党外作家共同工作，他们却总是对党外作家抱着浓厚的宗派排斥情绪。党对“文艺报”的检查，也没有能够促使他们真正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江丰也是把他所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作为独立王国，拒抗党的领导和监督。党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必须重视民族绘画的遗产和传统，作好团结国画家的工作。江丰却相反地始终坚持他那轻视和排斥国画家的错误观点和作法。
反党分子的思想和党的思想总是背道而驰的。党认为对的，他们偏说不对；分明是白的，他们偏说成黑的。他们和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们经常吹嘘甚么“创造性”、“独立思考”。“创造性”，照我们的理解，主要就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党的方针、路线创造性地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他们却是要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党的方针、路线，另搞一套。所以他们的所谓“创造性”，实际是“破坏性”。我们主张的“独立思考”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党的立场独立地观察和解决问题。他们的所谓“独立思考”则是要人们离开工人阶级立场来思考，实际上就是要人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思考，使人们的思想方式永远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狭隘的世界观。
反党集团的人们，尽管彼此之间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共同思想基础，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却是永远不变的。许多同志正确地批评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这就是属于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关系如何培养青年作家的根本方向：究竟是按照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教导青年作家全心全意为人民写作，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呢，还是按照像丁玲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来一味鼓励青年作家为个人名利而写作，鼓励他们骄傲自满呢?这是一个重大原则性、方针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每个作家都写出好书，而且不止一本。没有作品，还有什么文学事业呢?但一本书主义却是损害我们的文学事业的，而且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是决不可能产生出好作品的。“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得比一切都更高贵，好象作品只是依靠个人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他们不了解，任何天才的创作，离开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劳动人民，只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生命创造历史的人们，才是不朽的。书的不朽也只是因为它真实地纪录和描绘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于万一，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说出人民心里要说的话。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首先是立德、立功，然后才是立言。没有人民之德、之功，又何来的“言”可立呢?如果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你的“言”又如何立得住呢?对于我们时代的人民的功德，人民的声音，我们反映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有什么可骄傲呢？学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吧!他们写了那么多的书，而且不是普通的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著作。但他们不但没有骄傲，而且总是觉得自己对工人阶级所作的贡献太微薄了。这是真正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一个作家，如果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赚稿费，为了想一举成名，如果写出一两本小书就沾沾自喜，骄傲起来，这样的作家就未免太可怜，太渺小了。这样的作家就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艺界这种现象正有不少。写了一本书，画了一幅面，拍了一部电影，有一点名气就不得了了。争地位，争名誉，争稿费。同党讲价还价，较量高低。个人的名望愈大，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愈小；他的思想和感情离党就愈远。他不觉得自己欠了党和人民的债，倒觉得党和人民欠了他的债。他忘记了荣誉是人民给他的，因而人民也是可以收回的。贪图名利和骄傲自满就成为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堕落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不能说全是由于受了“一本书主义”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和这种的思想是有关联的。反党分子为了拉拢青年作为他们的反党实力，竟不惜利用青年的弱点，利用他们的缺少经验和好胜心来灌输他们骄傲的思想，引导他们蔑视和反抗领导。我们必须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培养青年作家，使他们懂得怎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而且永远保持勤恳谦逊的作风。
反党集团一方面散播和党的观点不能相容的思想，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他们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利用感情拉拢、挑拨离间及其他卑劣手段联络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他们自己搞宗派，却把“宗派”的罪名加在别人头上。丁玲、陈企霞、江丰计划在原定今年十月召开的文代大会上公开分裂文学界美术界。冯雪峰及其它反党分子密谋创刊所谓“同仁刊物”作为他们的分裂阴谋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反右派斗争使得他们的这些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从匈牙利事件到我国右派进攻，国际国内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丁玲、冯雪峰、江丰等的反党活动就在这种气候下达到了高峰。他们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获得了鼓舞。美国作家法斯特的叛党，在他们心中引起的不是憎恶而是同情。党外右派猖狂进攻，他们不但没有愤慨，反而共鸣。“大变动的前夕到来了”，“洪水已经冲到大门口”，他们希望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他们利用这种形势向党要挟，说党过去对他们的批评全错了，要党向他们认错。他们要挟党接受他们的文艺主张，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文艺工作。他们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这是他们这次反党活动和过去不同的一个新的特点。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就是第一个信号。整风初期，“文艺报”的反党分子和“文汇报”勾结；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右派奉为“青天”；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和民盟中的右派达到了“盟党合流”。这些都是惊心触目的例证。钟惦棐说“他的脑子里经历了一次匈牙利事件”。他的中间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已经走上了叛党的道路。
在这次对党的新的进攻中，丁、陈反党集团和江丰反党集团是互相支援，互通声气的。他们的预谋也是一致的。但是和一切右派分子的命运一样，他们的阴谋最后彻底地被揭露、被粉碎了。
现在明显地可以看出：丁玲、冯雪峰、江丰等的反党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长期以来个人主义严重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内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之中。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要过社会主义的关是不容易的。他们勉强地过了民主革命的关，但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们身上的个人主义就和社会主义再也无法调和了。社会主义革命愈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愈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个人主义就愈没有容身之地。吴祖光说组织力量愈庞大，个人的力量愈缩小。这句话当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抹杀个人的力量，而只是使个人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相结合。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个性是和集体相协调的个性，而不是和集体相对抗的个性。但如果把他所说的“个人”改成“个人主义”倒是恰当的。要扩大社会主义，就要缩小个人主义。两者是无法并存的。因此，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如果不肯改造自己的主观以适应客观发展的规律，必然对社会主义制度处处感到抵触，必然厌恶无产阶级专政，厌恶民主集中制，厌恶党的组织纪律，渴慕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民主”，对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发生兴趣。尽管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文化已经没落了，腐烂了，但对有些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些人本来是从资产阶级过来的，孽根未除，他们对资本主义一套还是恋恋不舍。又有些人，虽是在革命环境中长大的，却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而又热中于名利，追求享受，因而对资本主义一套跃跃欲试。钟惦棐、刘绍棠这些人就是这样堕落的。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过低估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险。因为在世界上和社会主义体系相对抗，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内资产阶级还没有消灭。在这个问题上麻痹，我们就要犯重大错误。我们必须在揭露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不能有任何的姑息，任何的温情主义。不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断送。对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本人来说，这种斗争也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只有经过这样的斗争，他们才会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斗争的目的当然还为了挽救更多的人使他们不再踏丁玲这些人的复辙。丁玲等人最后能否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主要决定于他们自己的觉悟和诚意。我们是诚恳地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的。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而且过好。而关键就在他们能不能够勇敢地揭露自己，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类的肮脏思想。
我们和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文艺为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包括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服务，真实地去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提高群众的思想情感，鼓舞群众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必然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条路线则是：文艺只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名利欲望和迎合少数人的需要和趣味，而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所主张的，发展资产阶级文艺的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必然要反对党的领导。要不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这就是问题的中心。
当然现在没有谁公开出来反对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开说不要社会主义文艺。他们反对的方法比较巧妙。他们首先利用我们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片面地加以夸大，借此来否定和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价值。他们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不真实，讲假话，粉饰现实，歌功颂德，艺术价值很低。他们反对文艺为一定的政治任务服务。他们诬蔑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很明显，他们的攻击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企图用修正主义来篡改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把文艺从社会主义的轨道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我们应当如何来估计我们文艺工作的成就和缺点呢?我们并不满意已有的成绩，因为它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但我们爱护人民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文艺，积极扶持它，帮助它不断克服前进过程中的缺点，使它更迅速地健全地成长起来。我们不象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们那样，只看到它的缺点，讨厌它，看不起它，对创造新的文化丧失信心。我想这是我们首先要有的态度。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匈牙利事件，我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所有这些，在一部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内不坚定的分子的心上，造成了一种错觉和幻想，以为从此我们就会在思想战线上放弃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让步和投降。西方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某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或修正主义倾向的作家对苏联的文学艺术进行了一个新的猛烈的攻击。他们说苏联文学已经陷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标志苏联文学的“蜕化”。这种思想在我国也有应声虫。他们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应当放弃或修改。我在这里不可能对苏联的文学作全面的估价。但苏联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荣的先锋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的新方向，这是无可否定的。苏联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也会有错误和失败的经验，两种经验都值得我们的借鉴。各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具体道路和经验各有不同。但苏联文学的经验却是最丰富，最完全的；苏联文学的方向，也就是各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方向。把这些经验加以研究和总结，用以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向进行的话，那是很有益处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就表现在空谈抽象的原则太多，而具体研究和总结文艺创作的经验太少。但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所谓“个人崇拜”的口号之下来否定和贬低社会主义文学，篡改和取消文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却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我们所不能不力争的。人类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在新时代的文学中排除社会主义的倾向，就是排除现实主义。我们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而加以提倡。我国新文艺的主流，从“五四”以来，特别是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是一直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的，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比起现在我们国家的飞跃进步来，文艺还是显得比较落后，好的作品还太少。今天的作家中还很少有人能够赶上并且超过我们伟大的先辈。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主观努力不够，工作中存在错误和缺点。但决不是象冯雪峰和许多右派分子们所诬蔑的那样，一切罪过都是由于甚么“教条主义的统治”，由于我们强调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结果。对我们的文艺的发展过程需要从历史的全面的观点来加以考察。
首先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文学还是比较年青的。苏联文学从高尔基1906年发表“母亲”算起，到现在不过五十年出头一点，我国从“五四”到现在还不满四十年。再往上回溯到马克思在世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诗歌和法国的国际歌等作品，也不过一百年光景。这比之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时代的文学和有四五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时间就短得多了。几十年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在一切方面都比得过几百年几千年中所产生的东西呢?
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它同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相同。内容和形式，主题和人物都是新颕的。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斗争当作作品的主题。真正的劳动者，那些打赤脚穿草鞋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现在我们的文学却要以劳动人民作为主体，不但要写他们，而且要写给他们看。过去伟大的作家无不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同时代的人民保有深刻的精神上的联系。但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象我们这样公开地自觉地跟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跟国家的政策路线相联系。在我们，革命的实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家对于这个新的剥削阶级也不能不保持批判的态度。而我们的作家却应当以无保留的，满腔热情的态度来肯定和歌颂工人阶级。过去的人们是生活在阶级剥削的社会里，因此，他们的思想，心理和习惯，他们的性格，他们相互间的关系，都不能不带上个人主义的烙印。我们现在却要来描写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一种真正的相互友爱的关系，描写那些逐步摆脱了旧社会影响的新的人物、新的性格。表现时代的先进人物，我们认为是作家最崇高的任务，但却为右派分子们所深恶痛绝。
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继承过去文化中的一切优秀传统，否则，它就只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即然是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作基础的，因此，它又必须象“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千百次地反复地用各种美丽的言词宣传了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文艺不应当再向人们输送这些东西了。它应当帮助人们侭快地摆脱旧社会遗留的影响，使他们在新的社会中生活得更愉快，更有信心，而不应当拼命巩固人们头脑中的旧意识，妨碍他们前进。冯雪峰劝告“诗刊”的编者，要他们把这个刊物办成十九世纪的或廿一世纪的，而不要办成二十世纪的。这句话包含甚么意思呢?这就是叫我们只继承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衣钵，而不必继承自己民族的传统；只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而不必宣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诗人不要和当代人民的斗争相结合。短短的一句话恰好说明了许多右派分子在文学上的共同纲领。
社会主义文艺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因此它的发展道路是和全体劳动人(19)民的革命道路，和劳动群众的文化革命不可分离的。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很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不多。工人阶级要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需要有比较长的时间。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依靠来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帮助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如果知识分子真是诚心诚意地想帮助他们的话，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彻底改造自己，使自己工农化，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适合工农群众需要，并能为群众所理解，所欣尝的文艺。否则在为工农兵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一套，群众是不会领情的。而要知识分子工农化，也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奋斗过程。所以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任务。这个任务不是少数专门家关起门来可以完成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
冯雪峰和其他右派分子就正是由于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我们文艺的这个性质和特点，所以总是用资产阶级文学贵族的眼光来蔑视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他们根本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东西，对社会主义事物没有情感。冯雪峰在一九五三年为第二次文代会准备的报告草稿，对解放以来的文艺创作采取了一笔抹杀的态度，决不是出于一时的偏激。我们没有采纳他的这个报告。那时党中央指出，对新的文艺创作应当采取积极保护和扶植的方针，教导我们不要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我们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伟大作品。当然，党的意见是正确的。而冯雪峰的看法则是错误的。这是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和冯雪峰在文艺路线上第一次明显的分歧。
冯雪峰和许多右派分子一样，攻击我们文艺的一个最主要的口实，就是说它不真实，或者“真实性非常低”。他们故意把作品的政治倾向、教育作用和真实性、艺术性对立起来。文艺应当真实，应当对人民说真话。不真实，说假话的文学是人民所不需要的。但问题是什么是真实，怎样才能达到真实?真实本身并不是最后的目的。文学的崇高使命是在通过对于生活的真实描绘来提高人民的思想和情感，促进生活中一切有益的、先进的、美好的事物的成长和一切有害的、落后的、丑恶的事物的灭亡。伟大的作家有他远大的社会理想，渺小的作家有他渺小的个人目的。认为文艺一有目的就不真实了，这就要看是甚么样的目的。为人民是目的，为个人也是目的。不要文艺有目的，也就是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文学不要为劳动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实际上，就是要为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冯雪峰谴责作家为革命任务而写作，是制造“奉命文学”。他忘记了伟大的鲁迅就是以遵先驱者之命而创作的“遵命文学”作为自己的光荣的。
法斯特叛党以后，宣布了他的一条新的创作原则，就是“不能按照‘正确’的来写作”。他说他“需要有犯错误的权利”。冯雪峰在一九五三年为第二次文代会准备的报告草稿中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作家只要写出真实，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怕在政治上犯错误”是一种极坏的“落后的心理”。原来他们所要求的真实，就是要离开正确的政治立场。这就难怪他们自己要犯那样大的错误了。吴祖光更是把我们今天的文艺和社会都看成一片虚伪。他在“谈后台”一文中说，在我们的文艺中难得看到“真心话”，看到“心里想说的话”。他说：“贤如曹禺”，也有所谓“想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他颇感叹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口是心非”的风气之盛。黄秋耘在“刺在那里”一文中也表露了这种右派的观点，他说：“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是在于不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写下自己心里的话，而在自己想要说的话和别人认为他应该说的话之间作一种折衷和妥协”。在他们眼中看来，似乎一个作家如果讲拥护党、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的话，那他就一定不是讲的“真心话”，反之，如果讲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话，那就是“真心话”了。这真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一个作家考虑“应该怎样写”才于人民有利，本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但在他们眼中看来，却反而成了“口是心非”的罪证了。曹禺考虑了这个问题，表现了他对人民对社会严肃负责的态度，这是值得赞扬的地方。吴祖光的嘲笑却正好暴露了他自己小人的心理。我们希望作家努力成为人民的，工人阶级的喉舌，使自己的语言和人民群众的语言相一致。这里当然存在困难。我们的许多作家还没有真正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还不能熟练地运用群众的语言和深刻地表达群众的情感。而作家主要是用形象的语言讲话的，这样，要真实地表现工农群众的面貌，就困难了。如果按照这些作家心里所想的来写，他就宁愿写他们所最熟悉的而且比较喜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心理，这样他们就可能写得比较细致生动。如果要他们表现工农群众和干部中的各种人物，他们就写得概念化、公式化、不生动、干巴巴。再不然就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面貌来歪曲工农劳动人民的形象。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勇气的作家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应当回避时代和人民向我们提出的任务，而去走抵抗最小的路线。我们的作家应当坚持走工农群众的路线，使自己想要讲的话和人民需要你讲的话完全统一起来，使自己讲的话不只是出于责任之感，而且出于从内心迸发的创作灵感和冲动；讲出来的是感情洋溢的形象的语言，而不是乏味的概念化的语言。这就需要作家有一个和工农群众长期相结合的艰苦过程，一个自我改造的艰苦过程。作家只有长期同劳动人民在一起，和他们共呼吸、共甘苦，才能取得丰富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写出真实地表现人民并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要写出伟大的作品，就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我们不应当忽视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但也不可以把这个特点神秘化、绝对化，好像作家就不要有逻辑思维，好象只要强调一般的艺术特点，不必强调我们艺术的时代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特点。高尔基的“母亲”，现在大家都承认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部伟大的作品。可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列宁和普列哈诺夫两人对它作了不同的估价。普列哈诺夫批评作者不应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宣传家”。他说，“作家主要是用形象语言说话的，用逻辑语言说话就不合适了。”列宁却热烈地赞扬了这个作品。认为这是一本“适当其时”的书。他说高尔基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列宁评价一个作品就是以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而以政治标准为第一的。普列哈诺夫正是相反。显然，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普列哈诺夫。“政治标准第一”，这是冯雪峰始终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们攻击我们的文艺作品不真实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说他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不敢揭露黑暗，不敢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这种攻击也并没有什么新颕之处。早在十五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唱过这种调子，他号召作家、艺术家大胆地去暴露党和人民的“黑暗”。他是“黑暗论”的首创者。肖军附和他，说太阳里面也有黑点。罗烽说现在“还是杂文时代”，意思就是要作家用过去鲁迅对付敌人的武器来对付现在的人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时”等作品就实践了他们的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受到了正当的批评。历史现象有时候是要重复的。近一两年来，提倡写黑暗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一时的风气。刘宾雁就是在这种空气中成了名人。他们正是王实味传统的一脉相承。
这样说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就不应该暴露黑暗，不应该写我们生活中阴暗面吗？当然不是这样。即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作品就应该既歌颂光明又揭露黑暗。文艺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我们也不能为创作规定写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比例。凡是黑暗的现象，就应当加以揭露。官僚主义也是黑暗现象之一，也应当揭露和批判。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争的武器，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问题是，事物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在社会界并不象在自然界那样容易辨别。明显的敌对的、反动的现象，是比较容易辨认的，但人民内部的是非曲直就不是那么容易分得清了。这里主要是立场问题。大多数群众认为光明的事物，在有些知识分子眼中看来却是黑暗的，而这些人认为光明的事物，群众又觉得并不那么光明。有阴暗心理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阴暗的，因为对于他们阴暗就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们要求作家在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时候，第一，要能够明辨是非，真正分得清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第二，不要不适当地夸大阴暗面，对它采取欣尝的态度；我们揭露黑暗不是为了欣尝它，而是为了消灭它。我们的作品可以而且应当描写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矛盾，缺点和错误，失败和牺牲，只要使人们看了不是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勇气和信心。这首先要求作家坚定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能够从千百万群众的观点来观察和判断一切事情。我们的文艺应当永远是乐观的。我们和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们在关于写黑暗的问题上的主要分界线就在这里。
大放大鸣中，右派分子提出了要求“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等等的口号。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扩大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自由市场。在我国，文艺和科学事业是享有充分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最有效地保证作家和科学家有一种适合于创作和研究的环境，使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感到心情舒畅和自由。我们为文艺及其他各类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最广泛的条件。当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国家要加以禁止或限制，因为这是宪法所不容许的。有些作家感到不自由，倒并不是因为作品不能发表，而是发表以后，常常要受到各种的批评，文字的和口头的，群众中来的和领导上来的，使他们感到有一股很大的精神压力。压力总是不好受的。但我们也要加以分析。不恰当的，粗暴的批评，对创作是有害的。这种压力，我们应当努力加以排除。另一种是正确而恰当的批评，包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这在某些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种压力。但这种压力却是作家所不应抗拒的。作家、艺术家应当考虑和重视别人的意见。作品是社会的产物。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评判：赞扬或者批评。而不论赞扬或批评都可能包括不正确的意见。这是创作和鉴尝之间的正常的交互作用的关系。我们需要健全的社会舆论，同时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评的勇气，毛泽东同志在三月间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努力做这样的唯物主义者。
有些作家感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不自由。冯雪峰曾批评我们不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对作家实行了“思想上的管制”，就是指这说的。奇怪的是为甚么作家为人民而写作就不自由，为个人名利而写作反倒自由呢?其实事情正好相反。一个斤斤计较个人名利的人，他的心情是不可能自由的。列宁说，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作家不但可以摆脱对资本家的金钱依赖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家是不会感到不自由的。
至于在作品的取材上，在表现手法和风格上，作家有完全的自由，这我们已经多次地说过了。提倡作家写工农兵，决不是排斥作家按照不同的经验、特长和兴趣写各种其他的题材。但是提倡写工农兵，不但没有限制，而且正是扩大了作家的取材范围。千百万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最广阔的天地。作家善于表现工农兵，他在创作上就有了最大的自由。如果他只能表现自己或自己周围的少数人，那么他的自由就是很小的。所以作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相结合，才能有真正的广大的自由。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们要求“文艺自由”，实际就是要文艺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他们一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有党的领导和监督，他们就总是感到“不自由”的。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同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这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来已久的，二十多年来，左翼文学运动，就是在一面抗击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一面同各种各色资产阶级的文学派别斗争的当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非常艰苦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进攻，不论是公开的镇压和杀戮也好，秘密的分化和收买也好，都被我们所粉碎。在文艺战线上，我们同“新月派”、第三种人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别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嬴得了极高的威望。当时，正如鲁迅所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没有任何一个反动的文学派别、文学集团能够与它抗衡了。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不少严重的错误，最突出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同时在左翼文学队伍中又混进了像胡风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隐瞒了他的反动政治历史背景，一度假装积极，骗取了我们的信任，从内部来进行瓦解工作，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自始至终，起着分裂和破坏的作用，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被彻底揭露为止。
会上，许多同志提到了冯雪峰和胡风的历史关系，两人文艺观点的一致，以及1936年，在上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两个口号的问题，我想可以作为文学运动史上的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应当说，我们当时在上海的工作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在和鲁迅的关系上以及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也是有错误，有缺点的。不能因为今天揭露了冯雪峰当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就反过来证明我们完全正确。
当然，冯雪峰对这段历史有重大的责任。1935年他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他是受了党的郑重委托的，他应当找我们，他有意见可以当面向我们提，他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并且说服我们另外提出一个文学上的口号。但他不这样作，却和我们避不见面，倒去找了正在反对我们的胡风，不同我们商量一声，就授意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来公开地和我们对立。他对当时地下党组织，采取了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并且散布流言蜚语，对我们实行宗派打击。冯雪峰如果稍微站在党的立场的话，就应该帮助我们消除工作中的缺点，改善我们和鲁迅的关系，但他却相反地完全倒在胡风一边，对我们肆意攻击，反而大大加深了鲁迅和我们之间的隔阂，终于造成了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分裂。这段历史，现在回忆起来，是令人痛心的。不管我们当时在上海的工作有多少错误缺点，但我们是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坚持斗争，是在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之下摸索前进。冯雪峰如果稍微有一点对同志的爱护之意，就不应当对我们采取那样无情的态度。我们现在不是来算老账。我们当时都还年青，幼稚得很。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这段教训，我们大家都应当记取，特别是冯雪峰不要再把错误当作“正确”的包袱背在身上。
冯雪峰和胡风一样总是攻击我们说文艺上有机械论和宗派主义倾向。任何不好的倾向都是应当克服的。不幸的是，他自己恰恰是一个最顽固的宗派主义者，而在他反对机械论的同时，他又堕入了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的泥沼。他从一九三六年起就否定在文艺中进步世界观的决定作用，否定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必要。他同胡风的文艺观点一致，轻视和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以他修正主义的思想作基础的。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贯穿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条是无产阶级的路线。这条路线曾经经历过它的幼稚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严重的错误，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另一条是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路线。这条路线表面上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文艺不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不要受党的领导。二十多年来，我们和胡风、王实味争的是这个问题。和冯雪峰争的也是这个问题。冯雪峰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传，代表一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并不象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代表什么现实主义正统)。我们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但他们所代表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冯雪峰的理论在文艺界还有一定的影响，许多人还不明了他的文艺观点与胡风一致，胡风正是继承他的衣钵的。所以，陈涌、钟惦棐也拜倒在冯雪峰的门下，胡风的思想竟会在曾经批判过胡风的陈涌身上借尸还魂。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得了势，就会把我们的文艺事业引到资产阶级方向，使文艺队伍陷于分裂。所以，只有当我们既克服了教条主义，又反对了修正主义，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前进，队伍才能团结。我们揭露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活动，就是排除了文艺队伍的宗派分裂的因素，保障了我们的团结。
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我们成立了文联和各种创作工作者的协会。文艺工作者在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共同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果，也是所有进步作家、艺术家长期奋斗的结果。这是得来不易的。因此，这个团结，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这个团结应当不断地扩大，吸引新的力量源源不绝地加进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是一条以党的和非党的共产主义作家艺术家为核心、为骨干的，最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这条战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分裂和破坏。假如说在一九三六年，由于我们的错误和幼稚，曾经不幸地造成了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一次分裂，今天我们就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了。我们应该永远保持文艺队伍的团结一致，坚定地为执行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而斗争。
文艺界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击溃了党内外的右派，并不等于消除了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需要切实地改进工作，整顿队伍。在整风期间，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我们还要听取更多的意见。从希望有助于改进工作的好心出发，提出意见，即使偏激，也是值得欢迎的。现在全国各界都在展开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农村工矿经过大辩论以后，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所理解、所确信。城乡资本主义的因素被孤立、被缩小了。大字报和大辩论体现了最广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找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走群众路线的良好方式。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创造。
文艺是属于复杂的意识形态的领城。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分清了政治思想上的大是大非，文艺思想上的许多问题则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和辩论。我们要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不是形成一种大家不敢讲话的局面，而是相反地，自由辩论的空气更浓厚。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正常的健康的气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只有在同各种非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因素的竞赛和斗争中，才能得到锻炼。我们应当相信工人阶级有力量能够通过自由竞赛、自由辩论的方式在文化艺术上胜过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所以怕鸣放，就是由于不相信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修正主义者则企图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来极力扩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市场，缩小和挤垮无产阶级的思想市场，最后达到资产阶级“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他们根本不喜欢无产阶级的文化，而喜欢资产阶级的文化。所以，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既要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一种适宜于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气候。花要有一定的温度才能开。能开香花的地方，也能长毒草。我们说过，我们不怕毒草，毒草长出来可以锄掉肥田。但任何的花都只能长在一定土壤上。艺术的根必须伸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艺术赖以生长的唯一的土壤。根伸在土里愈深，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就会愈好，愈茂盛。真正伸根于群众中的艺术，是任何粗暴的批评也打不倒的。因此，作家、艺术家如何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相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全国解放以后，文艺工作者有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共同目标，有了和工农兵接触的最广泛的机会和有利条件。不少作家和艺术家到群众中去了，而且取得了创作上的收获。但是许多原来和工农群众关系比较密切的，从前解放区的作家，进城以后却反而和群众疏远了。特别是近一两年来，许多本来是群众中出来的，而且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之后，就脱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变成所谓“专业作家”，和群众的关系也就若即若离了。而更坏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随着起了变化。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我们反对了右派，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坚决实行作家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我们就难以希望产生出更多的好作品，真正能和伟大时代相称的作品。而且作家一离开了群众，不管他主观上如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滋长起来。结果，我们所维护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就会无形中变质成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或者成为资产阶级路线的俘虏。我们批判了一个刘绍棠，又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刘绍棠。定一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可以产生大量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可能产生出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在这次揭露的右派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培养出来的。这固然是他们自甘堕落，但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向并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培养和教育青年，也有很大的责任。近一两年来，文艺团体、学校、刊物和出版机关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也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措施和办法，例如青年作家过早地专业化，对作品要求不严格，稿费过高，以及庸俗的捧场等等，所有这些，就县长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的个人名利思想和骄傲情绪，把他们引向堕落的道路。
现在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坚决实行作家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同时对文艺创作事业采取恰当的鼓励政策。作家一般地都应当到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单位去参加一定的实际工作，在一个地方建立比较长期的生活根据地。当然，有些年纪大，身体不好的作家和在国家机关或作家团体中担任了职务的作家，通通长期下去是办不到的。但是也要采取每年有一定时间到工厂、农村去短期体验生活或考察、参观以及用其他方法去接近工农群众。作家在劳动中、斗争中和工农群众长期相结合，应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经常制度。这是根本方针，任何时候也不要动摇。
我们记得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后，很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下了乡，走上了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好作品，文艺界的气象一新。在这里，我想讲一件艾青过去的事情。艾青初到延安，大家都很尊重他，但他却感到党对他还不够重视，没有给他以更大的地位和荣誉。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末尾引用了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感到在无产阶级和党的队伍中没有遇到尝识自己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朱总司令给了一个很好的解答。朱德同志在那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作家应当到群众当中，到农民当中，到劳动英雄当中去找韩荆州。艾青果然到一个农业劳动英雄的村子里生活了一个时候，写出了诗，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可惜的是后来他没有继续走下去。更不幸的是，艾青过去还只是想在党的负责同志当中去寻找韩荆州，现在他却堕落到向资产阶级右派去寻求知己了。我们大家都到劳动人民中间去，立志和工人农民交几个知心朋友吧。知心是不容易的。心是要交换的。只有我把心交给了对方，对方才会把心交给我。我们体会了工农群众的心，我们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有生命了。
我想讲一讲“体验生活”这个口号。有些老作家由于过去处在反动统治下没有和工农接触的机会，解放以后，他们采取“体验生活”的方式去接近工农兵群众，是有好处的。但这种方式，对于许多本来可以而且应当经常生活在工农群众中间并且参加一定实际工作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却有害处，因为这样反而使他们脱离了或者疏远了群众的生活。“体验生活”的坏处还在于，作家不是和劳动群众真正地共命运、共甘苦，而是对于群众采取旁观的作客的态度。作家不是从生活的真实感受中自然地涌出主题思想，而且预先设定主题，然后到生活中去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他们对于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容易流于表面和肤浅。因此，“体验生活”不应当作为作家和工农群众的经常关系，而只能作为作家接触工农群众的一种临时的辅助的手段。
还有一个口号，叫“干预生活”，是近一两年才流行起来的；这更是一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口号。辽宁出了一个刊物叫“芒种”，就是以“大胆辛辣、干预生活”相号召。原来这是一个完全被右派所把持的刊物。“干预生活”，如果解释为作家用自己的创作积极地上影响和推动生活的意思，原也没有甚么不对的地方。但这个口号却表示了作家和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正确的关系。好像作家不是生活在群众中间，和群众一起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是高踞于群众之上，指手划脚，干涉群众生活的正常进行。“干预生活”成了“暴露黑暗”的同义语，鼓动作家去暴露人民的黑暗，干涉人民的正确生活。作家不是帮助群众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推动生活前进，而是在群众面前夸大和增添困难，把群众拉向后退，使他们丧失前进的勇气和信心。这种作家对人摆出一付悲天悯人的面孔，实际上他们的心是最冷酷的。“干预生活”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如此。
为了便于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家应当更多地分散到各地方去，在那里生根开花。住在北京、上海的作家比别的地方多一些，是需要的，合理的。但是集中得过多就不好了。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的文化不宜太集中。每个省、自治区都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自己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艺术家的队伍。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非常欢迎北京、上海的作家能够长期住到他们那里。很多作家都和这个或那个地方有历史上的联系，他们到那些地方去，和那里的群众可能更易于接近，对他们的创作也更为有利。当然，各地必须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经常与工农群众接触的机会。住在北京、上海的专业作家也应当和附近的工厂或郊区农村建立一定的关系，尽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党员专业作家一般地都应当编入所在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这样把作家分散开来，就容易使他们同劳动群众结合，好处是很多的。
青年作家不应当过早地专业化。一个青年创作者刚刚发表一两篇作品，就马上把他从工作岗位抽调出来，让他专业化，刊物和出版社竞相发表他的作品，付予高额的稿费，到处给他捧场，这实际上是断送有才能的青年创作者的作法。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具有了高度熟练的创作技巧，并且已经写下了不少较成功的作品之后，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专业作家。鲁迅写“阿Q正传”已年逾四十，而且那时候他也还不是以写作为专业的。只有成熟的作家才能写出成熟的作品。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应该规定为一种制度：青年作家一律参加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单位的实际工作，即使发表了几篇作品，也不要过早地脱离工作岗位而专业化。这才是培养青年作家的正确作法。
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除了坚决地实行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
最后，要发展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你要发展资产阶级文艺，当然就无需要党的领导。党只能够领导那些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至于那些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先生们，党是无法去领导他们的，他们也必然拒绝党的领导。我国的文艺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他们中间许多人还有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党的任务就是耐心地帮助他们克服那些妨碍他们(30)进步的旧意识，使他们逐步地但也是侭快地转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方面来。
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们总是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党的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说得好，外行内行要看哪一行：是社会主义这一行呢还是资本主义这一行?如果是前者，那末现在的领导就不能算是怎样外行。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只好敬谢不敏了。文艺工作者如果承认艺术要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就应当尊重所谓“外行”的领导，因为这些“外行”观察和处理问题总是比较地从政治的观点，也就是从千百万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不可以向领导者提出不同的或批评的意见，但不应当排斥和攻击领导。从领导方面来说，应当努力尽快地使自己在一切方面都从外行变成内行，做到真正精通业务。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外行，我们对文艺工作还缺乏成熟的经验和全面的系统的知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下苦工学习的任务。在文艺部门，官僚主义的现象也是严重的。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象文艺创作这样的事业是最有害的了。艺术创作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个体的精神劳动。领导者应当善于使这种个体的劳动和集体的事业很好地相结合。这是需要很细致地去解决问题的。同文艺上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作斗争，必须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同时克服工作中的粗暴和简单化的作风，也需要有很大的决心。简单粗暴作风必然伤害文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为不利的。
文艺工作者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者又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这样，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增进了解，认识就会更一致，我们的事业也就会进行得更好了。
我相信一切愿意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作家、艺术家，一定能够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排除一切阻难，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我们手中把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建设起来。
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能够真心改悔，跟我们走一条道路，我们还是欢迎的。何去何从，现在是时候了。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翻印，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