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的右派进攻和文艺界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得到许多重要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尽管我们在文艺阵地上已经取得许多胜利，但是我们的文艺队伍，特别是我们文化部门的党组织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比较起来还是很弱的。由此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大大地和有效地加强我们党对文艺部门的领导。从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用革命文化的武器反过来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这样一个伟大的目的出发来看，那么，这个任务确是紧迫的和极其重要的。
大家知道，我们党和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是开始得比较早的，而且有了伟大的成就。远在三十八年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参加了并且领导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彻底地反对了封建的文化，从而开辟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从一九二一年我们党成立之后，在政治上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文化上反对封建教育，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一面深入农村革命，另一面深入文化革命。当时，在文化战线上，有一支强大的左翼文艺队伍，在党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并且以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终于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在武装斗争中粉碎军事围剿一起，促成了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范围内更加系统地和有力地领导了革命文化运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导这个运动胜利发展的伟大的和完整的纲领。
三十多年来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巨大成就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用革命文化作为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培养了广大的革命战士和干部。请看，在我们这一代和比较年青一代的革命战士中，特别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中，不是有很大一部份主要是或者首先是因为受到我国革命文艺作品和苏联文艺作品的影响而参加革命队伍的么?我们广大的革命战士和干部不是经常地从革命文艺中吸取养料，得到鼓舞，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忠诚和勇敢么?
我们党和马列主义对文化艺术工作比较早的领导和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组织上所产生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在文化部门，党员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今天在中央文化部系统，党员有3．200多人，将近占全体人员的20％)同时在党员中，党龄较长的党员所占的比重又比较大。这种情况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应该成为非常有利的条件。事实上，它在许多方面的确起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确乎已经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和严重的矛盾。一方面，是党的领导比较久，影响比较大，党员比较多；另一方面，则是文艺队伍的政治素质比较差，战斗力比较弱，问题很多，并且问题的性质比较严重。大量的文艺团体中至今还没有党的组织。现在全国专业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约近三十万人，其中有十万人的民间职业剧团，绝大多数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更加严重的，从这次右派进攻的事实看来，有些文化艺术机构虽然也有党的组织，但是领导力量很弱，有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存在，实际领导权却落在右派分子手里。
应该特别提出的，从这次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可以看出，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中不少是党内右派分子，其中还有一部份是党龄相当长甚至很长的人。如丁玲、江丰、冯雪峰等都有二十多年到三十年的党龄。他们都曾负担相当重要的领导责任，他们已经篡夺了或者企图篡夺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代之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领导。正是这批人，在这次并不很大的风浪中，就起来无耻地同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一道，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发起猖狂的进攻。也就是这批反党分子，他们平时违抗和反对党的领导，使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工作中不但得不到贯彻，而且受到歪曲和破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和群众受到蒙蔽、欺骗和蛊惑，阻塞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使党和人民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
毫无疑问，今天我国的文艺事业是在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从文学艺术工作部门的具体领导和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和我国文学艺术事业，还没有真正很好地结合。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事业究竟是个人的事业，还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文艺究竟应当不应当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工作者应当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和工农兵结合的方针，对于许多文艺工作者说来，还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承认，因而还没有全面地很好地贯彻。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屁股还是坐在资产阶级的王国里，他们的思想感情还远远没有和工农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许多灵魂工程师自己的灵魂里还远远没有赢得指导的地位，甚至还没有占上一席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弥漫于文艺界。
文艺界的上述这些情况，是同文艺作为我们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很不能适应的。这种情况的造成，从我们党的方面讲，是和我们在文化艺术部门的党的组织，特别是这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长期地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自由主义的缺点分不开的。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和迅速地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状况，使得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能够反映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并且反过来为这种经济和政治有效地服务。否则它将丧失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资格，受到历史的无情的鞭笞。
改变上述严重情况的关键，就是大大地加强我们党对文化艺术部门的导领，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和文艺工作相结合。鉴于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事实和问题，我们认为下面几点是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导领所必须注意做到的。
首先，我们要继续坚决地在文艺界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取得这一斗争的彻底的和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如果对国家整个的发展的前途具有决定的意义，那么，它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更加具有决定的意义。我国文艺界反对丁陈、江丰、吴祖光等反党右派集团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在文艺战线上的极其重大的胜利，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无疑地将要产生十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标志着革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战胜了反动的资本主义文艺的道路。现在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有赢得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这样的胜利，决不能半途而废。
为要取得文艺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彻底的和完全的胜利，有一个关键必须抓住，那就是继续不断地克服某些领导骨干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于党内右派的温情主义。我们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和右派的斗争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右派分子的温情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残忍。我们对待党内右派分子应该和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如果对他们有所姑息，那就说明我们自己不但有右倾情绪，而且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把我们的党看作在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之外别有什么利益的狭隘的宗派。我们必须充分体会党中央所指示的党内右派比社会上的右派更加危险的严重意义。文艺界最近的斗争不是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么?丁玲、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反党分子不是最凶恶地企图从党的内部来攻占指挥部，以便篡夺整个文学艺术界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么?当然，在克服右倾情绪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偏向。
为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还必须抓住另一个关键，那就是坚持说理批判，首先辨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真理就不怕争辩。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最广大的群众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应该怀着最高度的信心进行说理批判，展开自由辩论，对党内党外的右派，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使他们在群众里面完全孤立起来，同时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得到生动、具体和深刻的教育。我们必须把右派分子斗透，这就是说，必须使广大群众，包括左派和中间派在内，都能从这场辩论和批判中，充分地看清右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并且充分地了解这种言行的反动性和罪恶性，而更加自觉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够取得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了，那么，这个胜利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的胜利，同时，它将为我们今后加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
第二，我们要系统地和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文艺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艺路线。他们用否定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文艺的指导作用来反对这种世界观，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否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定文艺的政治标准，否定民族遗产和民族传统。他们提倡文艺作为个人的事业，而不作为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和重要战斗武器。他们反对文艺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等。一句话，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世界观十分强烈地和执拗地表现在他们所倡导和坚持的文艺路线里面。他们的这条文艺路线今天同我们党所提出和坚持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处于完全敌对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把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粉碎，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在思想上摆脱它的十分恶毒的影响，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将不能继续前进。
当我们文艺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之后，就是说，在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六项标准基本上辨明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之后，我们将要广泛和深入地举行一场关于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的大辩论。我们还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透彻地批驳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在这里，我们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是我们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武器。
第三，我们要切实地进行整风，坚决地改正思想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就提出文艺界“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且“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当时，我们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界确实整了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经历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现在正处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行进中。毛主席在十五年前讲的话，对我们今天的文艺队伍仍然完全适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几个月来又谆谆告诫我们，必须反对我们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说，必须严肃地切实地整一下风，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政治和思想水平。
今年五月间我们的整风部署十分可恶地被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打乱了。我们根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形势，重新部署了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现在看来，反右派的斗争的胜利势必为我们的整风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右派的进攻和反右派的斗争，都更加证明了我们有整风，即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之必要。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只能更加加强我们整风的决心和信心。文艺界有些领导人居然认为荒谬和错误全在右派身上，因此我们只要反右派，不要整风。这可就大错了。我们不能容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助整风的幌子来向党和社会主义实行进攻。难道我们又能容许我们自己借反右派作为盾牌，逃避自己的整风么?这显然是不许可的。
我们一定要承认在我们的思想和作风中确实有程度不同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应该说，这三个主义在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机关中，首先在中央文化部，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在我们文艺队伍里还相当普遍地和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这样一种带根本性的缺点。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文艺工作者中间有了相当普遍和相当高度的发展。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同我们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我们再不能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旧尺度，强调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性了。它们如今在全民范围内已经成为我们的敌对思想。我们必须用十分严肃的态度认真地克服这些思想。
这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又证明了我们不少同志的右倾思想不但表现在对待右派的温情主义上，就是说，他们反右派不狠，同时也表现在对整风和改正错误缺乏决心上，就是说，他们改正错误也不狠。在文艺界即将开始的从反右派斗争的阶段转到以整风改进工作为主的阶段的过渡，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坚决反对对整风缺乏决心和狠劲的右倾思想。
在边整边改中，我们要逐步地在组织上和制度上实行种种必要的改革，有些是文艺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改革。这种改革，首先要保证文艺工作者真正能够做到象毛主席所号召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和全心全意地深入工农兵群众，同时能促进个人劳动和集体主义正确地结合起来。目前，我们特别要求青年创作家们，深入农村，长期地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且参加农业劳动，然后用力写作，反映我们新农村的面貌的好作品来。我们要在文艺队伍中实行一条真正群众路线的组织路线，而不是贵族老爷式的脱离群众的组织路线。从这里，经过五年、十年、十五年，将要培养出大批真正和工农群众共甘苦、同呼吸，有共同的喜怒哀乐，愿意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生入死的、真正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文艺家，这里面当然包括着一部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过来的文艺家。这是当前改变文艺工作各种不健康现象的根本关键，也是我们文艺界的一项真正的基本建设。此外，我们还要实行必要的奖励与批评相结合的制度；实行既能鼓励人们努力文艺创作，又能使人感到必需不断创作(就是说，不要写了一本书，就能靠它活一辈子)，同时与体力劳动者生活水平不太悬殊的报酬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首先是文化部，应当用最大的努力来解决。
第四，对全体文艺工作者，我们必须坚持贯彻团结改造教育的政策。我们要坚持这一政策的完整性，反对把它片面化和实行割裂，只讲改造，不讲团结，是错误的，是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改造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达到更高级的团结和把建设工作做得更好的一种手段。同样的，只讲团结，不讲改造，不讲批评和教育，无疑也是错误的，这是右倾迁就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表现。这两种倾向，在我们文艺队伍的党的领导工作中都存在着，而后者则是主要的。这种情况和近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它的基本特点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文艺界有某种程度的滋长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们必须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决不可一味迁就，一团和气。我们必须大大提倡文艺工作者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党的各种重要政策(不仅文艺政策)。对于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君子爱人以德”，党则爱人以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在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交朋友的工作。我们要在文艺界培养高度原则性的空气，培养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正象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要努力造成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我们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样在我们文艺界就既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共同的目标，又有文学艺术的丰富多样的风格、流派和特色，就是说，就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繁荣。可以断言，经过我们长时期的努力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一定会超过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几十倍，几百倍。
文艺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一部分，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有它的与其他革命事业相同的一般性，也有它区别于其他革命事业的特殊性。这个一般性，主要是指的政治性、思想性；这个特殊性、就是指的艺术性。片面地强调一般性，或者片面地强调特殊性，无疑都是错误的。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乃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作为评论文艺创作的标准，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攻击我们强调政治标准，目的就在于迫使我们不要革命文艺，不要社会主义的文艺，其用心是很阴险毒辣的。我们应该给以足够有力的回击，并且把它彻底驳倒。
第五，我们要认真地建立和加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核心，健全文艺界的党的组织。
现在许多文艺组织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还没有党的领导骨干，我们应当逐步地把它们建立起来，配备适当的领导骨干。
一部分文艺团体的党的领导机构在这次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中证明是软弱无力的，有的甚至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了领导。对于它们，就必须实行改组，补充必要数量的政治上较强的骨干。我们应该及时地发现和培养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有计划地吸收他们参加各级的领导核心。
我们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同志应当经常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参加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加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原则性以及同整个革命和建设的联系，增强我们考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全面性，不断地减少和克服片面性。我们要经常地深入群众，经常地接触基层实际，真正作到和工农劳动人民同呼吸。只有这样，党才能期望我们对文艺工作实行比较健全的领导。
我们在文艺界的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同志，都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生活，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那种使人发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加强我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自己经常地放在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虚心地听取同志们和群众的批评，并且接受他们的监督。
我们文艺界经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眼睛是大大地擦亮了。接着再来一番切切实实的整风和改进工作，我们这支文艺大军的战斗力会有很大的提高。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充实各地文艺组织的党的领导核心，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指挥能力，逐步地在文艺部门巩固地插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团结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周围，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为创造无限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也充分地具有这样的信心。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