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对於右派分子刘雪庵的批判会已经开了五次会了，会开得很好，通过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刘雪庵的反动本质。刘雪庵在我们音乐界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对於他的批判是有很大意义的。我想提几点意见，供同志们研究。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刘雪庵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人。
二、对刘雪庵的斗争，是我们音乐界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
三、我们的任务。
从政治上说刘雪庵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言人，从音乐方面来说也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言人。正像同志们所说的他是一个老右派。所谓老右派就是说他是一贯站在反动方面的右派，从历史上来看从现在来看都是如此。在解放以后他是个假投降，他到现在还完全没有接受改造。从他的历史上、从他的现在来看，他的反动的政治面目非常明确，他不是中间派，而是一贯的彻底的反动派。他过去用音乐这个武器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是很坚定而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在政治上是从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出发，以音乐为武器，最凶狠地最野蛮地向人民、向共产党进攻。作为反动分子中的音乐家来说，刘雪庵是到头了。另一方面，他向劳动人民灌输有毒害的卑劣的黄色歌曲和军歌，他的作品的反动内容比过去任何一个反动的音乐家都要澈底。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领导者共产党，遭受最困难最紧急的时期，刘雪庵出来搞黄色歌曲，搞反动的军歌。这如果不是一个最反动的音乐家决不会这样做，不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的人决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讲他是一个老右派，是最典型的右派分子。另外，当广大人民和共产党力量一天比一天大的时候，国民党统治一天比一天收缩以至崩溃的时候，也就是说正是在进行最尖锐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刘雪庵的创作活动是最多的，他的创作的政治目的性也更加明确。因此我们说刘雪庵是一个坚决的站在反动方面的反动音乐家，他在音乐界是一面反动的旗帜。
刘雪庵同时也是个玩弄两面派手法的政治上的阴谋家。当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鲜明的时候，广大知识分子都朝向革命、朝向进步方面转的时候，他於是就采取了两面手法。在政治上是如此，在音乐创作上也是如此。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人民群众转向进步，一些反动分子就要在人民面前伪装。而这种办法，比那种露骨的反动的还能迷惑人的还要厉害。刘雪庵持取两面手法是一贯的，因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实行他那反动的政治，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说刘雪庵不是靠近进步、靠近革命，而是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伪装进步，伪装革命。两面派手法一直到现在他还使用，一直到现在他的检讨也还表现这一点，这是他的特点。其次，我们认识刘雪庵政治上是反动的，而且贯用两面派手法的，同时从历史看到现在，他是一个善於捉住时机，他是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实行进攻，他是有政治野心的。抗战时期斗争最尖锐的时候，正是进步力量的发展的时候，他抓紧这个时机打击新音乐运动；现在我们党提出整风，要改进我们的工作，去掉“三大主义”，他又抓住这个时机疯狂向我们进攻。这如果不是一个反动阶级立场坚定的人，不具有反动的政治野心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干?刘雪庵不但没有把他的资产阶级根除掉，而且是顽强地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无产阶级，特别要注意到他是要抓领导权，这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样子了。这个人很熟悉我们的方针政策，而且很会研究。刘雪庵在华东师范学院的时期，特别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从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和大会上所揭发的材料看来，都充分地说明他现在没有放弃反动的阶级立场，仍然继续搞两面派的手法，他的骨子里是资产阶级。他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这就是他的本质。所以我们要联系起来看他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同志们要揭发他的历史?为什么要揭发他的现在?只要把他的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全面分析一下，才更深刻的认识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现在他依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同刘雪庵的斗争是不是个别问题上的争论呢?是不是关於我们的缺点的大小或有无的争论呢?不是，而是原则性的争论，而是大是大非的争论。我们同他的争论，是音乐界中的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刘雪庵在音乐界是资产阶级的路线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要同他大辩论，一直把这个大是大非搞清楚为止。
我首先想讲一下反右派斗争是一场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面都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从这样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开始，那么就涉及到工业上的问题、农业上的问题、商业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科学上的问题、文学艺术上的问题。斗争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从各个民主党派一直到党内，而且还涉及到广大的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学生，这说明了这个斗争的严重性。去年我们只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今年就是那个革命的继续，在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翻天复地的革命，这个革命比过去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还要广，斗争还要尖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要夺取领导权，向我们的党、向我们的国家进行一次猖狂的进攻，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不仅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在大放大鸣这个期间的活动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我们接着他们的这个政治行动，也来了个政治行动，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保卫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迎头痛击！这是政治斗争，也就是阶级斗争。这个革命运动，和过去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一样，那时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所以我们一提起革命就是拿枪上阵，敌人拿武器，我们也拿武器进行斗争，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都是这样。而现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的形式是政治斗争，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这个革命斗争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了，特别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他们是用武装斗争来解决的，而我们是掌握着政权，用政治斗争形式来解决的。从解决步骤来看，去年先从经济基础上进行变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变成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首先在经济上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革命，没有这样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很好地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先有经济基础上的改变，继之以上层建筑的变革，即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这样才是个全面的革命，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只是把经济基础解决了还不巩固，必须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是已经在主要方面、重要方面把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上击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竭，还要继续思想上的斗争，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恐怕需要多少年的反复斗争，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但具有决定性的基本上解决革命问题是去年的一次和今年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思想斗争，是思想斗争形式，因而性质就更加复杂了。思想问题解决，就有利於政治的胜利，所以我们的斗争要有充分地揭发事实，要有充分的说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这个政治斗争深入，才能达到基本上革命胜利。既然是政治斗争又是思想斗争，因此这个打仗就不是拿武器拿枪放子弹开炮，而是在思想上分清界线，然后才能达到政治上分清界线，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投入斗争站在拥护党的领导一方面。因此，投入这个战争必须端正自己的立场，提高自己的觉悟，这样才能够进行战斗，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更多的同志的觉悟，才能真正孤立右派分子。敌人这次乘整风的机会向我们进攻，在形式上看他们是采取了一个主动。一个时期内我们有不少的好心的同志和朋友挨了闷棍，但是我们很快地就提高了警觉。敌人在前一些日子讲：“共产党这一次完了”，“现在就是匈牙利事件已经来到了”，他们说：“共产党变质了”，甚而讲：“共产党转入地下了”，“土崩瓦解了”。他们是这样看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基本形势和总的情况。他们估计错了。这次反右派斗争，的确像我们“人民日报”所讲的，对我们每一个党员都是很好的考验。在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我还没有经过这么样的复杂的斗争。对我们是考验，但对右派分子呢?也是个考验，考验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他们失败了。
这次革命有个特点，的确牵涉到每一个人，右派分子受到考验了，我们的朋友们也是受到考验了，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讲也是个考验了。从政治上、思想上以至生活方式上都是个考验，因此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社会主义的关。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这个关也不容易过，民主革命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过不去，资产阶级算是过来了，农民也过来了，虽然他们还有私有制，也可以过来，因为革命的总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次是要过社会主义关，在经济上说私有制不行了，过不去，思想上的“私有制”，个人主义等等也过不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人剥削人的制度，它也不是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制度，它是在经济上是公有制度，在政治上是集体主义的，是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有自由又有纪律的，而且是从政治一直到思想生活上都是这样。这次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排队买东西等等，反对我们什么都有计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要计划，这些是和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一次关资产阶级分子要过，他们就要澈底被改造不能夹起尾巴过去，自由主义者要过，也要被改造，个人主义者要过、也要被改造。但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的民主主义，那就恐怕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不少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的发展。因为它发展起来最后会影响到政治态度，拥护这个制度或者不拥护这个制度——因为政治态度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所以这次是每个人都要过关的，因而这个斗争也最激烈、最尖锐。也正是因为这样，不仅仅是对党外有斗争，对党内也有斗争。党内也有右派分子，他们之中有的人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展到了极点，就过不去了。为什么过去这个问题不这样严重呢？过去也是有的，但在那个时代这问题还不尖锐，现在问题就尖锐了。有一些老党员如江丰、丁玲、陈企霞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从严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这次过不去。而且这些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因此斗争就更加激烈了。我们应该看到这次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实质上就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是要无产阶级来领导还是要资产阶级来领导。我们应该这样看、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我们音乐界反右派斗争，是我们整个国家政治斗争局势中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社会上政治斗争和反右派斗争在音乐界中不能没有反映，如果没有是很奇怪的事情，一定有，而事实上已经有了。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就不能不反映到音乐界，我们这个斗争也不能不随着整个政治斗争形势的尖锐而尖锐。因此说，跟刘雪庵的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或者个人之同意气用事，或者由於他批评了我们的缺点我们心里不舒服，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同他大是大非上的斗争，是音乐界搞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是搞资本主义路线还是社会主义路线的争论。同志们所揭发的和批判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就在这个上面。
刘雪庵是几十年来就同我们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不是从解放才开始，而是从有新音乐运动以来，刘雪庵就是同我们斗争的，他是我们的老敌手，不是新敌人。这个特点告诉我们这次斗争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刘雪庵过去用两面派手法，就用这个手法进入我们音乐界来了，他的作法是夸大、歪曲，他使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他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再加上披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即反对所谓“教条主义”，於是把某些人迷惑住了。我们的确有缺点错误，但他把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歪曲，无中生有，他的思想武器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实质，办法是反对“教条主义”，这样来达到反对我们党的方针路线和马列主义的目的。他叫着反对“宗派主义”，但并不是以马列主义观点来反对宗派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来反对“宗派主义”，结果是企图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因之，在反右派斗争中要提高我们自己，要辨别什么是马列主义和什么是教条主义，也要辨别什么是马列主义和什么是修正主义。我们要把他的三篇文章好好地看一看。刚一看这些文章好像毛病不大，但深入下去和把揭发的事实联系起来看一看，我们就懂了。
刘雪庵不仅作曲而且搞政治，不仅搞政治还要夺取领导权，什么都要搞，还要搞批评，而且很厉害。目前在音乐界这方面全才的人还不多，所以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同志，就轻信这个老右派会在一个晚上变成了新人，不会的，我们也不能够在这个右派贯耍两面派的手法下轻信他。我们要在同他斗争中间去锻炼自己，要识破敌人，只有剥夺了敌人两面派手法，他才能投降，两面派是他们的很重要的武器。
刘雪庵的三篇文章都是纲领性的，是很系统的，很典型的。从总的方面来看，他进攻音乐界是要达到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不仅仅是谈音乐，还从谈音乐来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总的政治目的。他的文章里不是讲我们的音乐里边某些个别的问题或个别制度，而是从这一点达到右派一个总的政治目的，因此他有纲领性，他有典型性。他对於音乐界资产阶级路线讲的很系统，从领导到机构到文艺批评、创作、专家使用、出版等等问题。是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凡是音乐界许多重要关键上的问题，他都有指导的路线，这个路线结果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面着重讲这样几个问题：
1．看刘雪庵的三篇文章，他每篇文章都有重点，我看有以下问题：
刘雪庵要混淆五四运动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有政治目的的。五四以来到现在一直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路线。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音乐，这是一个传统。这一条线中间有社会主义的音乐家与民主主义的音乐家建立起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的音乐的发展中也批判地吸收进步的民主主义的音乐成份。另一条线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这条路线就有刘雪庵等人为代表。但是刘雪庵在他第一篇文章“一声春雷”里狡猾地混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两条路线：一个叫做“宗派主义”路线；另一个是在这个“宗派主义”压迫之下的爱国的、民主的、进步的一条路线。他是怎样来混淆是非呢?他是抓住我们过去某些时候对待爱国的、民主的音乐家的作品估计不足，他就抓住这个缺口叫我们是“宗派主义”路线，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叫做宗派主义路线。而另外一条则是反对“宗派主义”的路线，他就是充当这个反宗派主义路线的头子，替已故的音乐家“报冤”。特别是提出了黄自，把他自己同黄自摆在一起充当为爱国的、进步的这一条路线的人，这不是混水摸鱼吗?这样就把我们几十年来的音乐路线搞得是非不清了。在这里他想把他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糊里糊涂涂上爱国的民主的颜色放了进去。同志们，我们要看清他这一篇文章里讲的是最恶毒的。我们应当把这些弄清楚。五四以来只有两条路线，没有第三条。而且两条，是一条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音乐路线；另一条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所谓爱国的民主的音乐家是一支进步的力量，有功绩，但在政治上不能构成一条独立的音乐路线。他这样作是想混淆是非，想把自己那条最反动的音乐路线掩盖下去，把自己充当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音乐家，然后把爱国主义、民主主义音乐家做为一条路线拿来和社会主义路线对立起来，进行挑拨破坏。目的是要保持他的资产阶级路线。正象在他的文章里说的：“某些音乐机构的领导同志，对新音乐运动发展和五四以来到聂耳、星海以前的音乐活动历史一笔抹杀。”这里所说的从形式上看来好像他也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实际上他自己所代表的是反动的军歌和黄色音乐这条反动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他要掩盖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他就更进一步地恶毒地讲：“把某些作曲家的任何作品都推崇得五体投地，件件都是珍宝，样样都是典范。”我们推崇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特别是说社会主义的作品，我们说即使社会主义的作品不管它有多少缺点，但比起刘雪庵的军歌、黄色歌曲，我们要说“件件都是珍宝”，“样样都是典范”。界线是不能混淆的，就是在今天你向我们这样进攻，你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你的作品我们应该讲还有那么一首二首算是好的，如“长城谣”。我们也不抹杀你一点点东西，但你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不是这个。在路线的问题上，不是讲某一具体的作品，而是许多作品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和在音乐上要采取的路线。不允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水摸鱼、鱼目混珠，来一笔抹杀。他说：“有些作曲家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被排斥”，他所指的实际上就是他那个“何日君再来”，他认为那个思想性最高，艺术性最高，从他反动阶级立场上看，当然政治性最高了。老实说，他的“国家总动员”这些东西应该受到拼弃的，他要求我们一视同仁，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我们就没立场了，就没路线了。我们说你这条路线不行，他就进一步的来说了，说我们是“罢黜百家”的汉武帝。如果我们要允许他的资产阶级路线可以进入我们的社会主义路线，那么就不是汉武帝了。无论如何“何日君再来”不能提倡，你唱我们就要批判，我们开放传统剧目，但是要提倡优秀的剧目，毒草是一定要批判的。
2．刘雪庵倡议资产阶级的文艺批评。他的第二篇从“文艺批评讲到创作的自由问题”。他所主张的批评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批评自由，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他倡议这些“自由”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想来否定马克斯主义的思想领导，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为什么在文艺批评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因为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文艺批评就是在文艺工作中贯彻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有力武器，所以他针对我们的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提出问题，他认为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都是教条主义，想借此来取消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我们应该说，过去和现在我们在文艺批评中是有教条主义的缺点。我们毫不掩盖，但绝不能够由於教条主义放弃马列主义，不能允许把资产阶级的文艺批评当我们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不能取消政治性批评的，取消政治批评就是取消马列主义对文艺的指导，如果把这个东西去掉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没有指导了，现在有些人把正确的政治性批评叫做庸俗社会学，是错误的。只有艺术性的批评是非常不全面的而且是危险的，常常会走资产阶级方向，艺术是个武器，是个工具，如果没有政治，艺术的批评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了，就只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了。我们是要把政治性批评与艺术性批评正确地结合起来。如果说有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创作就不自由，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觉得马列主义很好，很自由，所以欢迎马列主义思想去指导创作。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灵魂，无产阶级不但不觉得马列主义对他是个束缚，而且从它得到无穷的启发和刻划形象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马列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政治是艺术的灵魂。我们的自由是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的个性是无产阶级的个性。刘雪庵在文艺批评上讲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的文艺批评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分析。”这句话我们说，他也说，但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丢掉无产阶级对文艺批评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去掉马列主义。请问：去掉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去掉了马列主义，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是什么?那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缺点，我们就不敢再讲马列主义，不敢再讲政治批评，我们还要讲，我们要坚持政治批评、坚持马列主义。我们绝不要对刘雪庵给我们戴上个教条主义帽子就放下马列主义。但我们一定要克服教条主义。他从文艺批评上、创作上、出版上都想把我们马克斯主义思想指导取消。取消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他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批评、创作自由、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专家”论。刘雪庵文章里的结论是要肯定两个问题：一个是刘雪庵，一个是“何日君再来”。我们的结论：它是资产阶级音乐路线的化身。
3．刘雪庵叫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音协政治性太强了，学术性太差了，形成清一色的党员领导。”他要求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思想和领导机构怎样健全与扩大呢？他要我们怎么样才不清一色呢?怎么样就学术性强了呢?怎么样就变成了“内行领导内行”呢?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他的答案。他说：“如果把老作家团结得更紧”，他说的“老作家”不是其他的老作家，就是刘雪庵自己。要“团结的更紧”，特别是“有创作潜力的老作家”，这也是刘雪庵。下面他就讲了：“我作了二十几年的音乐工作”，这当然是“潜力最大”的了，是最“老”的了。他又说：“只怕跟外行说话，不怕跟内行吵架。”那末，什么样才是内行呢?那么一定是作了二十几年音乐工作的，又有潜力的，又是老的，这当然只有他是内行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他扩大到音协里去，使音协健全起来，而不是一般地扩大、健全，而是他要的是做主席之类的职务。我们不能要你这样的“老作家”。我们要批评你，改造你，不能要你这样有“何日君再来”的“潜力”的“作家”。你是有多大潜力的老作家呢?解放后，他发表了几个歌曲，有的是把原班的歌曲换个面目，换了几个字眼，还是原来的资产阶级的甚而是法西斯的思想感情。这样一种“有潜力的作家”我们不要，我们要批判。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这几年的确散布得很广，范围很大，很流行。我们确是有些外行，有缺点，没能很好地领导内行，我们应当力求改进。但是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看见党他就讨厌极了，实质上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思想领导，取消政治领导，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说任何时候都要有政治和业务的结合，刘雪庵过去不也是密切地坚决地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吗?而现在领导社会主义的音乐，应该说共产党并不是外行。说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路线是外行，难道罗隆基、章伯钧包括刘雪庵——他们倒都是内行吗？这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是外行，谁是内行呢?那么，罗隆基、章伯钧、刘雪庵他们是领导社会主义音乐路线的内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对於具体业务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很精通，但是领导业务向那个方向走，应该说我们已有几十年的经验，应该说并不太外行。个别同志有外行，但并不是像右派分子所夸张的那样严重，所以这句话很值得同志们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它正确地解决。我们音乐家和党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对社会主义路线到底应该怎样?是对抗它还是热爱它?那怕我们某些同志某些工作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是不要因为这样一些缺点，就对党、对党的路线对立或憎恨。我们的缺点是要改正的。但是，有些人为什么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自由、出版自由、创作自由那样热衷，而对於我们搞社会主义路线就那么冷淡?对於我们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就不能加以善意的批评与帮助克服呢?这里就可以看出是有不同的阶级感情问题，政治立场问题。
4．刘雪庵一直到现在，还在玩弄两面手法，经过大家的帮助讲了一些问题，但他的立场还是原封未动，他的两面派手法还没有放弃，还想用这个东西来欺骗我们、蒙混过关。我们要忠告他，要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这个交代的意思不是让你将过去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讲出来，以便於让我们抓住你的小辫子，不是的；而是为了要你彻底的改变立场，把自己严重的病症加以分析、正视，然后你才有可能从这个点出发，重新做人。如果你还抱着它，就是说你还是爱资产阶级的许多脏东西，不彻底交代，你就不能彻底的重新做人。不要再耍两面手法了，像这样，社会主义的关你是过不去的。你要很好的考虑自己的问题。
我们音乐界从批判刘雪庵开始了更加深入的反右派斗争，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把这两条路线彻头彻尾地搞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更好地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才能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搞不清楚是贯彻不好的。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缺点改正了，但资产阶级路线没有受到批判，没有孤立起来，没有把它从音乐界队伍清算出去，那是不能推动音乐工作前进的。我们还要坚持共产党对於音乐工作的领导，马列主义对於音乐工作的思想领导。为了坚持这些原则，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右派这些东西所以长期在我们中间存在而不认识，是由於有些同志思想模糊甚而对这些表示赞同。这表示我们本身存在资产阶级的东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我们要在反右派斗争中把我们这些东西去掉。近几年来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音乐界不是缩小了，而是有所发展，甚至某些地方发展的很严重。学了业务，就不要党了，什么都不要了，现在有这么一批人。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年青人，一些从解放区长大的青年也变了。不要政治，强调个人，单纯的强调业务，报纸也不愿意看，社论也不愿意看，反右派斗争也没有兴趣，一天就知道钱、名誉、地位。最突出的是一发表作品就有稿费、就有名。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来领导，就要搞成资本主义。我们有这么一些演员同志(包括一些老区的)，拍电影首先问多少钱，一千二?不行!一千四?不行!一千六我就给你拍，我就值这些钱。党、纪律对他都毫无作用，因为他有个法宝：你不能不要我的业务。他还有一个经验：“我尽搞政治工作，搞支部工作，结果谁也看不到。”我们说有些同志应该搞业务，但有的人埋怨说过去就是搞政治搞坏了，现在我“觉悟”了，就去搞业务再不过问政治了，只要专不要红。我们有这样的党员，二十几岁，以前作支部工作，对政治非常关心，而且是得奖的模范。他现在看“明白”了，以后不搞这些了，把奖状也撕了。个人主义这个东西在他身上是很厉害的。我们某些同志就因为有了它，看不清资产阶级，分不清界线，甚至远离开党，远离开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克服，一克服以后，资产阶级思想要来，也没有市场了。
其次，我们一定要改正缺点和错误，绝不因为反对右派，对於自己的缺点就不认账了，这是错误的，不合乎党的整风精神。刘雪庵的三篇文章，他抓住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然后他歪曲、夸大。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一定要改，只有改好了，我们才能真正把右派打垮。打垮右派对我们改正错误缺点有好处。我们要边整边改。
最后希望我们的同志都投入到音乐界的翻天复地的斗争中间来，不管是党内同志、党外同志都要参加，国务院已经有了通知。我们的业务也要做，但不要因为业务我们就不斗争右派了，如果政治没有了，你的业务搞得怎么好，资产阶级也会把你领导去。所以我们要搞业务，也要搞政治。全国音乐界到处开展起反右派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而且要把它斗争到底。对右派分子坚决斗争，一点温情主义也不许有，这样对我们今后音乐事业的发展，音乐工作的领导以及我们同志们的提高，都会有绝大的好处。因此希望各地的同志和各团体的同志大家努力展开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不胜利决不收兵!
原载《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一)》，(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