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展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正在健康地发展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0月25日止，全市已经由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共6927人，其中极右分子1715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内进行批判的5897人，已经登报的335人。通过整风运动，各方面工作的改进，正在抓紧进行，许多单位出现了朝气勃勃的新气象。
邓小平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人民内部的整风，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次运动是一个既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极其深刻的全民整风运动，它将要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加强领导，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的指示，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
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全市的整风运动，大体上要分三批来完成。
第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主要战场是在高等学校。从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始，几天内33个高等学校一起大鸣大放，到6月中旬鸣放的洪峰过去，为时一个月(就一个单位讲，约半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市级机关、工商界上层、政治界(即民主党派)、新闻界、文艺界、建筑界等也展开了大鸣大放，连高等学校，共400个单位，参加者将近20万人。在此期间，各方面的右派分子，其中主要是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等在全国范围内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相配合，掀起了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一时天空中乌云乱翻，妖魔鬼怪兴高采烈，好像天就要变了。6月中旬，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到8月中旬，在主要的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二批以工人、农民为主体，主要战场在国营工矿企业和郊区农村。包括了全部国营、地方国营和部分公私合营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建筑企业、部分商业企业和郊区农村，共2300多单位和149个乡，参加运动的职工45万，农村人口84万。这个大鸣、大放、大改、大争的高潮，是从8月下旬陆续开始的。工人中放得较快，从一个单位看，大约一周到十天就行了。农村中不出大字报，主要是小组会，一般要半个月左右。工人和农民放出来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批评，当然也有错误的意见和极少数反动言论(在农村中较多)。大鸣大放后接着就转入了改进工作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高潮。在此期间，在市区级机关和其他各界，继续挖掘右派分子，深入进行反右派斗争。
第三批，包括国营商业的基层单位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小商小贩，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小学教师，街道居民等。战场主要是在分散的基层单位，战线很长，在许多小单位中，党的组织薄弱，或者根本没有党的组织，问题也比较复杂，需要由市区级机关组成工作组，加强领导。计划从11月开始，根据具体条件一批一批地陆续展开。
在第三次大鸣、大放、大改、大争的高潮以后，各级干部就进入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
现在，我就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才能够既暴露我们各方面工作上和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又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如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大鸣大放，就不能充分地揭露矛盾，就不能大改大争和充分揭露与打击资产阶级反动派。
最容易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办法，是学生和教师，工人和职员，农村全体人口，党内和党外，干部和群众一起鸣放。大字报是大鸣大放的主要形式，也要运用座谈会、小组会、辩论会等形式。不要害怕惊涛骇浪，要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造成声势，增加温度，把建设性的批评和牛鬼蛇神(即破坏性言论)通通放出来，对于正确的意见，就接受下来，据以改进工作，对于牛鬼蛇神，就抓住它进行批判。事实证明，这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要放得开、放得好，领导上要有思想准备，工作上要有具体安排。
首先，要使各单位领导干部充分了解大鸣大放的好处，要有勇气、有决心、有自觉，不怕狂风暴雨，不怕放火烧身，也不怕闹事。事实证明，凡是放得比较彻底的单位，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被点名批评了，或轻或重地烧了一下，有的烧得很重。但是这对党和干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烧掉的是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会使党和干部越来越健康；一些错误的意见或误会，在运动中是可以澄清的；牛鬼蛇神的造谣中伤、恶意攻击，恰好暴露了他们的原形；至于闹事是可以防范的，就是闹了起来，也是可以解决的。事实证明，只要把道理向群众交代清楚，在大鸣大放中闹事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意见不让提，有问题不解决，才会造成闹事。尽管如此，在开始放的时候并不容易，上级领导机关必须抓住时机，不断督促检查，反复讲清道理，解除顾虑。
在已经大鸣大放的单位中，大部分领导干部的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领导干部由于有比较严重的缺点、错误，或者由于没有经受狂风暴雨的精神准备，当群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或者有某些偏激过火的批评的时候，就抱着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消极不干，不敢负责，或者采取各种方式压制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必须深入进行教育，使党员干部能够经得起尖锐的批评。对于压制鸣放或打击报复的行为，一经发现，就要迅速地、公开地严肃处理。当然，对于反动言论的批判，不能叫做打击报复。
其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采取适当措施，做到放而不乱。这里最重要的是要相信群众和相信党的领导。事实证明，在狂风暴雨中，群众的绝大多数是可以信赖的，党在群众中是有力量、有威信的，没有一个单位在大鸣大放起来以后我们不能够掌握局势。在高等学校中，当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许多中间分子确实一时迷失了方向，对党和社会主义发生动摇，不少人甚至为右派分子热烈地鼓掌喝采；在表面上左派曾经暂时抬不起头。一旦讲清形势，说明利害以后，形势就逐渐扭转了。而且，反过来更加深刻地教育了群众，更加巩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在工矿企业中不但有相当数量的党员，而且有老工人做为骨干，又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形势更加不同。因此，5月下旬在33所高等学校中同时大鸣大放，8、9月间又在工矿、建筑、商业企业和农村中大鸣大放，都没有发生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等事件，也没有影响生产，相反地，许多单位，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生产更好了。
大鸣大放所以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还由于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第一，分期分批大鸣大放，使这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成为有领导的民主，不致影响全局。例如，在高等学校大鸣大放时，我们主动地缩短战线，停止了工厂、医院等方面的整风，特别在老工人中做了工作，号召他们带动工人群众搞好生产，不闹工资福利，依靠老工人稳住了工厂的局面。这样，只有高等学校一个方面大闹，就影响不了全局。
第二，在大鸣大放前和大鸣大放中，抓紧解决一些严重脱离群众又可以迅速解决的问题，以争取群众，继续鼓励鸣放。例如在高等学校大鸣大放时，各工矿企业都抓紧解决了一些问题，做了大鸣大放的准备。高等学校在鸣放洪峰过后反右派前，也抓紧时机迅速解决了一些问题。
第三，强调整风工作(生产)两不误。在高等学校大鸣大放右派猖狂进攻时，为了防止学生罢课、上街游行和下厂下乡进行反动宣传，市委和学校党委一开始就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向学生讲清了：决不能停课停考。在工人、农民中动员大鸣大放时，又特别强调了必须搞好生产，并且规定工厂、商店、工地的大字报，一律不能贴在生产现场或者营业场所，使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活动与生产活动分开。
第四，对右派分子煽动群众上街游行和下厂下乡宣传等阴谋活动，坚决顶回去。北京大学右派骨干分子组织的反动宣传队伍第一次出动到清华大学进行反动宣传，就被赶了出来。有些右派分子到工厂、农村进行反动宣传活动时，有的被群众轰走，有的被群众当特务分子扭送派出所。他们在碰了壁以后，就不敢再公开煽动和组织这种反动活动了。
现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4个多月。高等学校、文艺界、新闻界、建筑界、政治界、市区级机关、中等学校和工商界上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他们中间的领袖和骨干，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在群众中已经臭了；绝大多数中间群众已经看清了形势，和他们分开了。右派分子有些已经低头认罪，有些已经缴枪立功，有些虽然还在顽抗，但是他们的大势已去。在这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风暴中，广大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和干部所受到的锻炼，短短的几个月胜过平常的几年。
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第一批整风的单位中，有的单位还有一批右派分子没有进行批判，有的单位右派分子还暴露得不够。工矿、建筑、商业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在第一个高潮期间没有大鸣大放，这次大鸣大放时，整个的形势已经变了，因而，他们中间的右派分子暴露得十分不够，还需要在大改大争的高潮中继续观察和暴露他们。反右派斗争的任务，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地树立起来。什么地方对这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豺狼暴露不够，批判不狠，什么地方党的领导就是不巩固的。凡是反右派斗争还不深入，还有许多右派分子没有进行批判，或者有右派分子还没有挖掘出来的单位，必须把反右派斗争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有的单位，即使进入了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如果有右派分子还没有批判或者批判不彻底，仍然要结合整改，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可松劲。当然，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要按照党中央规定的政策，根据材料，实事求是，既不放过右派分子，也不要把中右分子当右派斗争。
根据高等学校和其他方面的经验，在反右派斗争的领导上，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动员。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们遇到了相当大的思想抵抗。广大中间群众和相当多的党员、团员，以为在经济上、即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而看不到还有阶级斗争，看不出右派分子的狠毒的阴谋，认不清思想上、政治上的敌人。许多人不是认为“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大张旗鼓地反右派是小题大作，就是认为“让人家帮助整风，反过来再整人，于理不合”。还有许多人在内心里赞同右派分子的某些反动言论，和右派划不清界限，不同意开展反右派斗争。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的时候，在许多地方，在高等学校中，竟有许多人不赞成。如清华大学建筑系14个教授，6月11日讨论《人民日报》社论时，就有12个人不同意。在学生中，政治条件较好的系，约有1／3的人在当时表示反对《人民日报》社论，较差的系，反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则占2／3左右。甚至于一部分负责干部当时的思想也相当混乱，认为党“气量狭小”，反右派斗争“理不直气不壮”。6月12日，彭真同志对高等学校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做了报告，6月16日在所有高等学校8．5万个党、团员中放了彭真同志报告的录音，并且组织了讨论，6月16日彭真同志又邀集150多个左派和中间教授开座谈会，向他们讲明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目的，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后，各校都停课进行学习和讨论，才基本上把群众思想扭转过来，组织了左派和中间偏左的群众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但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中间群众甚至一小部分党员和干部，对于这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意义，仍然认识不足，还没有积极地投入这一斗争。有些党员干部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还照常让右派分子做重要的工作，参加重要的会议。这种严重忽视政治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因此，在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的地方，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的教育，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到：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必须展开反右防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是不断地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同时防止简单粗暴现象。高等学校是在不断地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首先是克服有些学校领导上的右倾思想以后，反右派斗争才不断扩大和深入，右派分子才不断被揭发，斗争开展不好的单位，也逐步赶了上来，认为本单位没有右派的，也发现了右派。运动深入一步以后，又出现了急于要作组织处理、企图草率收兵的现象。我们一再强调反右派斗争是艰苦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时间长一些，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对右派分子暂时一概不作组织处理。运动再深入一步以后，又与考试、实习、放暑假等发生矛盾，我们下了决心，首先停课，然后推迟考试，最后完全停止考试，停止实习，并且把暑假时间缩短。事实证明，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内有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的，大有人在。哪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右倾情绪克服不了，哪个地方的反右派斗争就开展不好，甚至开展不起来。
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以后，有些单位又发生了简单粗暴的做法和错斗个别中右分子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一经发现就要立即坚决加以纠正。斗争越发展到基层，这个问题越要注意。在工商界反右派斗争中，有些资本家为了以左的面目掩饰其右的本质，在批判会上，假装积极，常常发生粗暴现象，也必须注意防止和纠正。
对全体人员按左中右进行分类排队的工作十分重要。在这样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学会根据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着的情况进行政治排队。只有这样才能够心中有数，对各种不同的人，对症下药，才能够又准又狠地打击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件工作，必须由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亲自动手，亲自掌握，同时，市、区领导部门要抓紧审核和检查，不可放任不管。在划分左中右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划清中右分子和右派的界限。为了正确地掌握政策，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在高等学校中树立了中右分子的标兵，并且规定各高等学校凡是确定在全校范围内批判的重点人物和确定教授中的右派分子以及全部登报的极右分子，都需要经过市委审查批准，其他右派分子一律要经各学校党委讨论通过，报市委备案，审批权限不准下放。对于右派言行不突出、一时不能肯定为右派分子的，一律暂时不进行批判。这样就基本上防止了错斗中右分子的现象。但是错斗个别中右分子或漏了右派分子的毛病仍然会有的，应该根据中央最近有关指示进行一次复查。对于某些领导较弱的基层单位的排队和确定重点批判对象，更要严加检查，防止偏差。特别要注意防止某些有严重缺点错误的干部，因为群众批评了他，因而借反右派斗争的机会，抓住批评过他的人的某些缺点错误，趁机打击报复，把一些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不是右派的人，错误地当右派分子进行批判。
第三，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用事实和道理彻底驳倒右派分子。有些单位对于右派分子的思想政治观点没有很好地研究，就展开批判，发生了斗不下来或出师不利的现象。有的地方道理讲得不多，用打态度或者扣帽子的办法施加压力，这样做对右派实际上斗得并不狠，反而使中间分子很不满意。有的地方不适当地追组织、追关系、追动机，造成顶牛局面。有的地方对右派分子的思想观点批判不够，就想单纯依靠揭露右派分子反动历史的办法来搞垮敌人。结果往往是右派分子人臭了，观点没有臭，不能很好地争取团结和教育中间分子。有的以右派分子私生活中的丑行当做武器去攻击右派分子，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为了彻底驳倒右派分子，必须组织力量查对右派分子列举的事实，系统地研究右派分子的反动观点，在每一次战斗以前，充分地做好准备。必须加强思想领导，放手让群众在斗争中进行锻炼。我们大多数党员是在解放以后的和平环境中入党的，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烈火的锻炼，在开始时，一般表现得战斗力不强，打不中右派的要害，好多同志学的理论，只记住一些条文，真正打起仗来用不上，只靠领导上供给武器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还需要采取“火线练兵”的办法，一边作战一边练兵。有些地方初战打了败仗，就帮助他们总结教训，充分准备，再去战斗。这样，经过几个回合，就可战胜敌人，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优秀的战士。
第四，对于各种不同的右派分子要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
(1)对于“有理论、有群众”的右派代表人物，他们的言行影响很大，最初迷惑了不少人，是最危险最恶毒的敌人。对于这种人要长期作战，攻势要猛，声势要大，斗争要狠，要抓住不放，穷追到底，一直把他们攻垮。这种影响很大的、好像不可一世的右派代表人物，在每一个战线上都是有的，要集中力量把他们狠狠打败，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就容易取胜了。
(2)对于历史很臭，赤裸裸地恶毒地攻击党的右派骨干分子，他们的反动言行容易识别，容易攻倒，再加上揭发他们的丑恶历史，可以一攻即臭，不需要开很多次会。但是因为他们的进攻十分猖狂，也需要开大规模的会议，在群众中彻底暴露和批判他们。
(3)对于经过几次批判斗争后就低头认罪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右派分子，在他们确实低头认罪或有立功表现以后，就可以适可而止，并且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工作，以利于分化右派。
对于有真才实学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一部分声望较大或地位较高、情节又不十分严重的人物，只在小范围内批评，或者个别谈话进行批评，不在大会上斗争，也不登报。
(4)对右派集团和各种反动的社团，首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加以批判，揭露它们的反动面目，并且争取动摇分子起义，孤立打击少数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如果发现有反革命组织时，可作为专案处理，不采取群众斗争的办法进行追查，以免放松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批判。
第五，在整风运动中，要从头到尾，抓紧对中间分子的工作。在知识分子中，中间分子占大多数，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有不同程度的动摇性。右派在极力和我们争夺对中间分子的领导权。我们只有把中间分子争取过来，才能团结党外群众的大多数，孤立右派，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要做好团结和教育中间分子的工作，必须：(1)狠狠地揭露和批判右派，把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使中间分子看清他们，从而离开他们；(2)狠狠地改进工作，并且在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虚心地同他们商量；(3)正确地排队，不要把对我们有意见，也发表过一些不满言论，但是动机是为了改进工作，同时还可以接受党的领导的中右分子划成右派。在斗争开始的时候，中间分子对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是不了解的，在斗争展开了以后，不少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因为自己也有过一些错误的言论，而惶惶不安，很怕斗到自己头上。因此要向他们反复解释，各单位的领导同志要和他们多接触，多商量，多交谈，必要时吸收他们同积极分子在一起共同商量斗争大计，并且尽量推动他们出来揭发和批判右派。对于他们在斗争中表现的动摇性，既要批评教育，又要有所等待。对于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的错误言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批评，促使他们进行自我检查，但是不作组织处理。
第六，对于右派分子必须斗深斗透。深和透的标准主要地决定于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通过运动使左派提高了觉悟，受到了锻炼，使中间分子辨明是非，在思想上与右派划清界限，并且有一部分向左转；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了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这就是斗争胜利了。并不是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反右派斗争才算胜利。多数右派分子是不会在短期内转变的，也会有一些死硬派死不低头认罪，那也只好让他们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当然，对于右派的反动言论，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从政治上、思想上驳斥了其中最突出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还需要在斗争告一段落以后，采取和风细雨的形式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
第七，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根据中央的指示，应该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政治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对于言论和行动都十分恶劣并且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右派骨干和领袖，必须逮捕法办，但是这种人是极少数。对于极右分子，不能继续留在机关、企业、学校里的，应该加以清洗，分别送去劳动教养，或者送到农村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监督生产。这种人也是少数。对于多数人就要比较宽大。许多人仍然要分配适当工作。但是，要降低或者取消他们的政治地位，对某些人要降职降薪。对于右派分子中已有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人，要注意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自己。各单位在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就可以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右派分子重新进行一次审查，分别(734)进行处理。其中过去经市委批准的右派分子，在处理的时候仍需报市委批准。在处理右派分子时应该在群众中展开讨论，进一步教育群众。
大鸣大放的高潮以后或者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条件下，必须紧接着展开一个大整大改、大辩大争的高潮，集中力量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改进工作，迅速克服我们工作上、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并且放手发动群众，就国家各项基本政策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争辩，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分清大是大非，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我们在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以后，还必须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和改造思想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整风运动的全部任务。
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改进工作的关键，第一是领导上要有决心，第二是要彻底走群众路线。现在许多单位正在接受群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大刀阔斧地、雷厉风行地、有声有色地改进工作，并且结合着工作的改进，发动群众继续提意见发议论，掀起新的鸣放高潮，费时少而收效快，得到广大群众热烈的拥护，领导上信心也很大。但是，也有一些单位在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后，没有立即抓紧改进工作，使部分中间分子怀疑党是否真心整风，或者在转入整改阶段以后，没有注意继续发动群众提意见，使那里的整风运动显得没有力量。还有少数地方对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采取敷衍和应付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只算条条，不问实效，但求过关，不认真检查整改结果的形式主(735)义现象。这些缺点必须坚决改正。大整大改和大辩大争，必须结合进行。只有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展开辩论，让各种不同的意见或解决问题的方案通通提出来，充分加以讨论和比较，辨明是非，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才能够最有效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但是各个方面，各个单位的情况不同，整风运动在每个时期的重点和中心环节也应有所不同，有的单位要先“大改小辩”，然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有的单位要先“大辩小改”，然后集中力量整改，有的单位还要在整改与辩论中间，穿插着进行反右派斗争。
第一，高等学校。
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对于学校工作和干部作风问题，曾经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但是很快地就被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淹没了。在那样群魔乱舞、邪气上升、正气不张、群众思想极端混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集中力量适时地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并且使这个斗争坚持下去，直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高等学校中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改正错误缺点的工作，当时还来不及抓紧进行，同时，师生对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意见也没有都讲出来。如果现在不切实改进工作，不继续鼓励师生员工充分提出他们对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批评和意见，高等学校的整风，就只是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即改进工作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样，就不能彻底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办好社会主义的大学，也不能使中间分子真正心悦诚服，彻底孤立右派。因此，各学校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动一个有声有色的雷厉风行的改进工作、整顿作风的高潮。首先要切实研究过去群众提出的意见，把那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迅速解决，向群众做报告，接着再一次发动鸣放高潮，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座谈会等方式，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提意见，来推动工作的改进。10月份以来，多数学校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效果很好，群众热情很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好意见。
截至10月25日，已经有29所高等学校贴出大字报1．4万张，在大字报和座谈会上共提出意见11．7万多条，有28个高等学校已经答复了群众在大鸣大放阶段提出的一部分意见，共约2万多条。群众对这样做很拥护。师范大学不仅发动群众提意见，还发动群众一起动手改进工作。该校生物系过去对仪器、药品、标本不爱惜，无人管理，家底不清，保管不好，浪费很大，系里有七八架价值1000多元的切片机，仅仅有点小毛病就搁置不用，又买了两架新的；全国很少有的蜂鸟标本已坏了不少，价值1万多美元的昆虫标本，因为保管不好，腐朽了1／3。在这次整改高潮中，师生组织了清点组，利用休假日进行清点，解决得又快又好。但是，目前整改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许多学校对教师的发动还不充分，不少教授不愿意采用大字报的方式提意见，许多中间分子还存在着不少顾虑，有的怕又是一次“阳谋”，怕“钓了大鱼又来钓小鱼”，“替社会主义教育找典型”，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因此，对教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由领导干部采取小型座谈会、个别谈心等方式，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畅所欲言。其次，各校群众对于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提出了很多应当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例如自习没有合适的场所，图书馆、教室的电灯离桌面太高，指定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供应不足，讲义印的质量太差，学生伙食不好，甚至经常吃夹生饭，食堂太不卫生，苍蝇太多，碗筷不清洁，医务室服务态度不好，看病等的时间过长等等，虽然许多学校已经做了不少改进，但是还很不彻底，有的学校则改得很少。有的同志有一种“大事不好改，小事不屑改”的思想，因而，放松了对有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督促。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同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很大，很好地加以解决，就可以大大地改善党群关系。
这次鸣放中，群众揭发了大量的浪费现象，批评了许多学校存在着“大手大脚”、不爱护国家资财的大少爷思想。许多群众对于学校机构臃肿、人员过多、行政效率低和很多学校还养着一批不学无术的教师、长年领高薪、吃闲饭表示了不满。从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如何在高等学校中切实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方针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各校应该充分利用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利时机，对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坚决加以整顿，下决心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薄弱环节的干部配备，建立一些必要和可行的制度，同时要组织教师和学生就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各项实际问题进行辩论，使得这一方针深入人心，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在学校中改进工作的一个主要环节是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在这次鸣放高潮中，群众对于教学工作的意见很多，约占1／3左右。主要的意见是：工科课程有些内容重复，课程之间配合不好，有些教学内容不必要，有些重要课程的学时又不够，有的系学习负担过重，有的实验与讲课脱节，生产实习组织得不好等；社会科学、文学等课程思想性、战斗性差，理论与实际脱节，选修课程太少，课外自学缺乏指导，考试、考查不严格。许多学生对部分教师的教学态度不好很有意见，突出的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后，有些教师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只顾个人研究或进修，对教学不负责任，有些老教师应该开课的也不肯开课，把一些重要的基础课，推给青年教师去教，有些助教不认真辅导学生，甚至不改作业，不解答疑难问题。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也能够解决的，各校应该发动教师，积极地认真地讨论研究，有些问题并须在教师、学生中展开辩论，搞通思想，大力改进；有些问题可以提出解决方案，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执行。另外，学校中有些重大问题，如扩大工农子女入学的比例、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学制等短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或学校无权解决的问题，应该组织教师研究，并征求学生、本校毕业生和使用干部的部门的意见，拟出改进的方案，提请上级机关审核批准。
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结合整改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驳倒了资产阶级右派最突出的反动观点，使广大师生认识了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认识了改造思想的必要。但是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斗争中，显然还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各种谬论，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大学中的市场还很大，必须集中力量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大辩论，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
在高等学校中，资产阶级思想突出地表现在：(1)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观点。不少人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要求所谓“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绝对平等”。说什么“民主是人类最崇高的目的，如果说民主是手段就贬低了民主的价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社会主义是“政治上不民主，生活上不自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集中领导是造成不民主、不自由的根源。(2)否认党的领导，否定教学改革。不少人认为党领导不了高等教育，迷恋旧大学的资产阶级教育传统，否定院系调整，否定学习苏联，否定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人才的必要，而追求“天才教育，自由发展”。(3)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轻视实践，轻视政治，否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宣传所谓“先专后红”的谬论。他们不愿到工厂、农村，不愿到艰苦的地方，不愿到工农群众中去，不愿长期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这些错误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受到批判，但是还批判得不系统、不彻底。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应该针对着这些错误思想，发动全体教师、学生展开大辩论。在辩论时，应该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武器，党内以《1957年夏季的形势》为思想指导。各单位还要选择一些全国性、全校性和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或错误思想的典型，系统地展开批判，作为反面教员。这种辩论应当从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要允许各种见解争鸣，允许被批判者进行争辩，争论越多，辩论越深。
现在多数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个别学校还不深入，有些学校对有的右派分子的批判还不深不透，有的右派分子还没有批判，而且各学校所招收的新生，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右派斗争。因此在大整大改，特别是在大辩大争中，应该结合进行反右派斗争。对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揭露和批判，都要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对于前一阶段已经批判过现在又在反攻的右派分子，还要继续发动群众，彻底批判。
第二，工矿、建筑、交通运输、商业企业。
工矿、建筑、交通运输、商业企业的情况和高等学校不同。这里不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大鸣大放又是在高等学校和其他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开始的，因而，大鸣大放中揭发出来的突出的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干部作风方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生产管理上的混乱、浪费和职工的工资奖励、生活福利等问题。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好的，是从善意出发的；也有一些反动言论和活动。但是在多数单位中，右派的活动是采取了隐蔽的形式，有的还没有露面，不像在高等学校中暴露得那样突出和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矿、建筑、交通运输和商业企业的整风运动，必须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以后。紧接着拿出一段时间发动一个改进工作的高潮，然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大辩论的高潮。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少数右派分子，可以暂时搁下来，“先改后反”、这样做，符合最大多数职工的迫切要求，最容易鼓舞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也便于进一步争取中间分子，孤立、暴露右派分子和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特别是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解决问题最快、最容易收效。
工矿、建筑、交通运输、商业企业的整风运动，要达到两个基本目的。第一是克服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第二是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最后从组织上整顿工人阶级的队伍。同时，在提高群众思想水平的基础上，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大鸣大放以后，首先要抓住群众意见最多的干部作风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如工作不深入，不钻研，态度粗暴的问题，不合理地多占房子，多领补助费，凭借权力任用私人问题，不关心工人生活的问题以及生产上突出的浪费和混乱问题等等，该认错的认错，该处理的立即处理。这里必须解决有关领导干部本身的问题，否则，群众就会感到只解决了些鸡毛蒜皮，真正该改的不改。解决问题的方案，要首先经过职工代表会和老工人的讨论修正，然后向全体职工报告。改进工作要分批改，一次是不行的，要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地改。改一批、发动群众讨论一次，继续鸣放。这样反复地集中起来坚持下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改善，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工作的改进也越来越深。有的单位发动职工代表对大字报进行研究，吸收群众代表对工会账目或其他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检查，效果很好。尤其是对于牵涉较大或牵涉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问题，房租、水电、家属招待等生活福利问题，更要经过群众充分辩论，再作决定。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层层包干，逐级负责。凡是属于整个企业的问题，由党委和厂长(经理)出面解决；只是一个车间、一个工段、一个科室的问题，应该在企业的统一领导下，由各车间、工段、科室分别处理；凡是属于干部和党员个人的问题，则应由本人检查处理。对于中下级干部必须加强教育，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接受批评、改进工作，并且要防止他们闹情绪，躺倒不干。凡是牵涉一个系统、一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企业不能解决，也不应单独解决的，上级行政领导机关，应通盘研究解决。解决问题必须又快又好，要做到应该改的、可能改的都改，群众提的意见，件件都有交代，还要坚决防止和纠正那种该办不办，说了不办，上送下发，推出了事，或者是哗众取宠，乱答应、乱许愿的毛病。因此，必须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发动群众检查和复查。
几年来工人的队伍发展很快。据28个较大的国营厂矿的统计，在6．2万多工人中，1953年以后入厂的新工人将近2．6万人，占42％，其中电子管厂、无线电器材厂、国棉一、二厂4个新建单位，新工人则占80％。上述4个单位新参加工作的1．9万多职工中，青年学生将近1．3万人，占66％，其中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1300多人，占10．5％，占全体新职工的6．9％。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和企业大鸣大放中，广大工人群众特别是老工人，表现了高度的阶级觉悟，但是，由于工人队伍中新工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大量增加，也给工人阶级的队伍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同时由于我们思想教育不够和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在一部分老工人和干部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在对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上，有许多错误思想。1956年，在中央指示下，我们纠正了某些不关心职工生活，不关心群众疾苦的错误，并且提高了工资。这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必须随时关心群众生活，并且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恰当地逐步提高工资水平。这次整改中对于那些解决得不好的，群众有意见的生活福利问题，凡是合理的，应当办又能够办的，还要大力解决。但是由于我们还缺乏经验，由于我们强调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不够，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就片面地以为工资、奖励、福利越多越好；部分职工就滋长了对国家的依赖心理，要求“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如石景山发电厂职工的住房和水、电、家具，从去年工资改革以来一直没有收租收费。该厂职工家属在厂内医务室看病，医药费和住院费全部由国家负担，并且补助一半住院的饭费，职工疾病或非因公负伤，住医院的饭费也全部由公家负担。这些都不合(744)乎劳保条例的规定。1951年全国总工会内部通知，家属看病医药费补助如果企业原规定超过一半，企业目前又能负担的，可按原规定，这一条他们执行了；1956年电力工业部通知按劳保条例规定国家只能负担一半，他们就没有执行。该厂的安全奖励过高。电力工业部1956年8月通知要进行一次奖金率的调整，他们也没有执行。在一部分工人特别是许多青年工人中滋长着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国家经济条件要求过高的工资待遇和过多的生活福利的错误思想。在一部分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中，片面追求数量牺牲质量的现象，相当严重。在建筑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质量是国家的，节约是公司的，只有超额才是自己的”的说法，并且有许多牺牲质量追求超额的邪门。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抓紧检查就好了，一放松就又坏了，这基本上是思想问题。解放以后，国家在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方面已经花了很多钱，标准已经不低了，尤其是新建工厂和大工厂，标准已经很高了，许多人还不满足，还提出一些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例如，石景山发电厂几年来修建职工宿舍花的钱，每个职工平均1200多元，全厂96％的职工都已住在工厂的宿舍内，而有些职工还有意见。有个工人7口人住了两间半房子，还嫌少，非要三间住房、两间厨房不行。有些青年工人1951年入厂到现在已由学徒工升至五级、六级甚至七级工人，一个月工资和奖金收入六七十元，有的高达一百多元，还喊叫工资低。国棉一厂的工人出了一张“要钱，要钱，再要钱”的大字报，埋怨工厂什么都要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福利。住在平房的写大字报“申冤”，认为平房的居住条件太差，要求住楼房。把大米面掺到白面里吃，居然叫这为“混合面”!北京无线电管理处有些职工要求病假不扣工资，要求发给省亲路费，要求把值班人员每天的工作时间6、7小时缩短为4、5小时，甚至要求把业余的技术、政治、文化学习都算在工作时间内。在福利方面同高的比，要求把所有的高福利都加在身上。无线电线务员要求按广播事业局的标准每天发奶粉，按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标准每年发两双球鞋。按工程技术人员的标准发工地津贴，还有人要求按铁路系统的标准发火车免票等等。在这一部分工人身上，很少有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情况在各个企业的职工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青年职工中尤其厉害。这暴露了我们在职工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很薄弱的，在1956年提高工资、解决宿舍、帮助还债、困难补助等工作上有一些缺点，同时，在宣传上有很大片面性。此外，有些工人来自农村，受富裕中农甚至地主富农的影响，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等政策不满。不克服部分干部和工人中的这些错误思想，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办不好的。对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工人来说，也有使他们改造立场的问题。在新工人尤其是知识青年较多的新企业中，应该明白地提出思想改造的任务，依靠老工人教育和改造新工人。
在有关工资福利的规章制度方面，几年来我们改变了旧中国轻重倒置、高低悬殊、极为混乱的工资制度，逐步地改善了广大职工的生活待遇，从而推动了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前进，成绩是很大的、基本的。但是，由于我们还缺乏经验，也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现象。如徒工、粗工的工资过高，一般徒工工资都在25元至30元左右；青工升级过快，升级标准不合理，有些青年工人1951年入厂，去年已评为六级工、七级工，二一一厂去年入厂的工人中，有36人当年就由学徒工升为四级工。福利待遇过多过高，如劳保条例规定职工家属在企业的医院看病，企业补助一半医药费，而家属在农村的实际上不能享受这一规定，这实际上鼓励职工把家属接到城市来。在工资奖励制度方面，石景山发电厂安全奖过高，每月竟达工资的20％、30％、40％甚至更多，劳保福利奖金等合计相当于工资的40％，都是不合理的。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而且对职工的思想也发生了不良影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淡薄了，国家利益、长远利益被忽视了，并且促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时，徒工、粗工的收入和农民相差很多，也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
为了提高职工的觉悟，改造新工人的思想，并且为了有计划地逐步解决工资福利方面的不合理现象，必须首先在职工中展开大辩论，讨论中央指示中提出的五个问题。对有关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和错误思想，要系统深入地展开争论和批判，作好思想准备，待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下达后，即分别实行。能够由一个企业单独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在职工思想搞通的条件下加以解决。
根据部分工厂初步展开辩论的情况来看，职工对改进工资福利制度的抵触情绪很大，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思想抵抗更大。在一部分干部中也不容易一下搞通。如石景山钢铁厂要求按规定收房租、水电费和家具费的一张大字报，就曾经遭到围攻，直到现在赞成这个意见的还不是多数。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辩论取消超过国家规定的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和安全奖励制度时，开始时正确的意见只是少数。因此必须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思想水平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决不可看得太容易，草率从事。同时，还要注意在改革工资福利制度的时候，不要减少老工人的收入。
对于大辩论必须加强领导。(1)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提出辩论的题目，题目不要太多，要一个一个地辩论，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开始，要抓住典型事例，各个小组可以有不同的重点；(2)要具体分析各种错误意见，研究如何批判，同时要在群众中事先公布辩论的题目，使群众有所准备；(3)要组织和训练辩论的骨干，特别要注意依靠老工人，并且要注意在辩论中不断地发现和培养骨干分子；(4)要注意中间分子的思想动态，争取大多数中间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通过辩论要解决中间分子的思想问题；(5)掌握辩论发展的规律，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要引导各种不同的意见通通讲出来，不要一开始就以优势的火力把对方压下去，不要过早地作结论；(6)在工人中不戴右派分子帽子。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不准打人骂人。
在大辩论的过程中，领导上要继续改进工作。经过大辩论，管理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和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就可以在技术人员和职员中间组织反右派斗争，在工人中间批判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的单位在技术人员、职员辩论中间，也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结合进行反右派斗争。
各工矿、建筑、交通运输、商业企业必须在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把广大职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生产方面来，进一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此外，在企业整风运动中，还要注意对职工家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凡是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一律由企业党组织统一领导进行。
第三，郊区农村。
郊区农村8月底开始大鸣大放，到9月25日左右，鸣放基本结束。鸣放一般是深入的、充分的。目前，各乡都已陆续进入大辩论高潮，并且结合辩论改进工作。
大鸣大放中，群众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统购统销、肃反、法制和供销、信贷、文教卫生各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大量的、尖锐的批评和建议。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正确的。同时，也暴露出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相当尖锐。据典型调查，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占这个阶层的32％。他们对合作社不满，过多地要自留地，不好好在社内劳动，经常外出“抄肥”，从事各种商业投机活动，或者闹退社、闹借支，等等。大鸣大放中，他们喊冤叫苦，夸大合作社的缺点，发表了不少攻击合作社和谩骂乡、社干部的言论。有些富裕中农极力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他们一面囤积大批粮食，一面喊叫缺粮，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他们特别反对国家对蔬菜实行统一收购的政策，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或者不合理地要求抬高菜价。在这个问题上，少数社干部、党团员和社员由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也跟着富裕中农跑，反对或抵制党的政策。同时，农村中还有些无照商贩、单干户和少数富裕中农相互勾结从事商业投机活动，贩运国家统购统销或统一收购的物资，牟取暴利，或者套购贩运粮食、熟食破坏经济秩序。少数觉悟较低的贫农、下中农受了他们的影响，也不安心在社内参加农业生产，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
此外，农村中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虽然经过历次群众运动的打击，多数不敢乱说乱动，但是仍有少数反动分子散布反动言论，造谣惑众，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在大鸣大放时期，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要翻案，要求改划成分。个别反动地主、富农分子竟明目张胆地向农民反攻倒算，煽动社员退社，打人、骂人，无理取闹。有的乡少数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结伙偷盗庄稼，破坏生产，打人骂人，聚赌，斗殴，破坏社会秩序。
在大鸣大放以后，各乡、社都抓紧解决了一批群众提出的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据各区最近检查，群众提出的意见已经解决了半数以上，其余半数还须结合大辩论继续抓紧解决。市级各主管部门也加强了对农村的工作，取缔了一批无照小贩，给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活动严重的打击，并且正在整顿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决定把粮食“三定”工作包干到社，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粮食统销工作管起来，以堵塞浪费和超销粮食的漏洞。
现在，各乡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陆续进入高潮。凡是辩论充分展开的地方，资本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受到深刻的批判，少数反动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向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斗争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广大农村干部也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教育，各项工作都有显著改进，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原来要退社的户，许多不退了，许多退社户、单干户要求入社了，出勤率提高了，资本主义倾向扭转了，并且有许多社掀起了大生产的高潮。丰台区6个乡原有102户要退社，大辩论后，97户已经表示不退了，已退社的70户有32户重新入社，50户单干户中有24户已报名入社。249个懒汉、二流子，已有198人经常出工干活了。许多社员交出了多留的自留地。红星集体农庄有300多户富裕中农和其他成分的社员退出了多留的自留地390多亩，其中主要是收入很大的盖韭。通过辩论还澄清了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751)证明粮食供应标准并不低，从前叫喊缺粮的社员，许多人不但不缺粮，而且都有余粮，甚至囤了大量粮食。南苑区有19个社经过粮食问题的辩论，降低了口粮标准，全年每人平均由382斤下降到372斤，降低了10斤。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大辩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如果资本主义思想不受到彻底的批判，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觉悟不提高，如果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不解决，农村中的许多工作，就无法做好，合作社也不能真正巩固。因此，当前农村整风运动的中心环节就是要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把社会主义大辩论进行到底，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大胆地争，大胆地辩，辩深辩透，并且结合辩论，狠狠地改进工作。
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富裕中农的各种资本主义思想和言行，进行坚决的说理斗争。但是，这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强调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算细账，使富裕中农心悦诚服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不能用压服的办法，不能简单粗暴。在进行辩论时，要充分注意农民和当前农村生产的特点，不能性急，不能影响生产，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路线，工作组要加强思想领导，但是不能包办代替。在进行辩论时，要向群众讲清楚不准打人骂人。在大辩论进入高潮以来，已经发生了一些简单、粗暴现象，全郊区已经发生批判会上打人、罚跪事件12起，少数乡在处理粮食、自留地和“抄肥”户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过“左”的情绪，应该坚决防止和纠正。(752)
结合大辩论，在辨明大是大非的基础上，就要根据中央发布的整顿与改进农业社的三个指示，系统地整社。当前农业合作社突出的问题是：1．有些乡、社干部有严重的本位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在处理社和国家的关系上先社后国，有的甚至拒不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和蔬菜产销合同，片面地强调社的局部利益，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隐瞒产量，私分产品，多要粮食，也有些社干部想占国家的便宜，拖欠到期的贷款、机耕费和供销社的生产资料价款。2．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不够，有些社的账目不按时公布，社员对合作社的收支情况不摸底，有很多社干部民主作风不够，办事不很好和群众商量，有些大项财务开支不经群众讨论。3．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许多干部对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模糊了，对资本主义势力警惕、批判、斗争不够，在社干部的提拔和配备中忽视阶级观点，有的错误地以为干部中有个把地主、富农分子也不要紧，有的只看土改时的成分，不注意入社时的成分，结果有些社的干部成分严重不纯。据8个试点乡统计，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2845名中，地主、富农占3．7％，四季青社一个生产队24个干部中，就有6个是地主、富农。有些社的干部富裕中农占的比重太大，甚至占了优势，如南苑区果园社管理委员会15个委员中，富裕中农占53％。还有一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严重不纯，自私自利，办事不公，贷款比群众多，有的甚至有贪污行为。8个试点乡14个社中，有12个社脱产干部的借支或者贷款平均比一般社员多一倍以上，干部中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或有违法乱纪行为为群众反对的占8．9％。4．社内脱离生产的管理干部过多，不少社干部的补助工分超过全社工分总数2％，昌平区有的社甚至占3％到4％。还有许多社干部没有按照中央指示参加劳动。这些问题，应该在整社中系统地解决。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要在全郊区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的以大量兴修水利和大量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大生产运动。在1957年丰收的基础上，争取1958年更大的丰收。全郊区要合理利用水源，尽可能扩大灌溉面积，开展群众性的保质保量的积肥运动。矿区、昌平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要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整修梯田。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央已经公布。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在全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和街道居民中都要展开一次广泛的讨论和辩论，以便使广大群众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在郊区农村每个乡、每个社都要结合讨论，制定1958年的生产规划，并且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或修订1958年至1967年的长远规划，而且要使规划家喻户晓，成为鼓舞全体社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进行全面规划的时候，应当注意扩大菜地，在矿区和昌平的山区，要特别注意植树造林，尤其要注意发展核桃、山桃、山杏、花椒等干鲜果品和畜牧业，把贫瘠的山区逐渐建设为富饶的山区，并且供应城市油料和水果的需要。
第四，街道居民和各行业分散的小单位。
在街道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还没有经验。根据工厂、农村、学校各方面的经验来看，还是要首先大鸣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对区街党政机关、商店、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的工作和干部作风以及其他群众关心的问题充分提意见，发议论。通过大鸣大放，充分揭露这些基层单位中的问题，切实改进我们同广大居民天天发生关系的各项工作，然后再举行大辩论。大辩论的题目要围绕着节约粮食、棉布、煤炭，动员城市中闲杂人口还乡生产，爱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搞好清洁卫生、除四害等问题，树立劳动光荣、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思想，进一步扭转社会风气。
几年来有大量职工家属拥入城市，城市中各种闲杂人口很多，他们本来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来到城市后既不能参加劳动，又没有工作可做，长期下去就要变成二流子、寄生虫，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快，造成城市房屋、物资供应、公共交通、学校、医院等等各方面的紧张状态，增加了许多矛盾，加大了国家的负担，应该在所有的居民，包括所有的职工家属、干部家属中开展一场辩论，大力动员那些能够回乡的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商业系统的中小基层单位、全部公私合营企业、小商小贩、没有改造的工商业户、三轮车户、大车户以及搬运工人、零散工人等各种劳动人民，也必须开展大鸣大放，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要在这次运动中漏掉他们。在小商小贩中，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破坏市场管理。对没有实行定息的工商户，要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进一步加以管理、限制和改造。
在这些单位进行大鸣大放和社会主义大辩论，一定要在强有力的工作组的领导下，根据干部力量和具体条件，分批分期进行。市区级各部门应该抽调大批干部，由负责干部带领，深入基层参加和领导这个运动。
在街道居民和各行业分散的小单位中，人员十分复杂，在大鸣大放和大辩论中必须加强领导，防止偏差。(1)向群众讲清楚，邻里纠纷、男女关系问题，不要鸣放；(2)在这些基层单位大鸣大放时，凡是群众要求贴大字报的就可以贴，但是不要贴在生产现场、营业场所、大街上和胡同里；(3)辩论应该严格限制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范围内，不准打人骂人，并且要向群众讲清楚；(4)在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三轮车户、大车户、搬运工人中人不划右派。在小商贩和没有改造的工商户中，要根据暴露出来的问题决定。
第五，市级机关和其他方面。
市级机关多数单位的情况是：反右派斗争和紧缩机构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改进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必须和高等学校一样，迅速转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掀起一个改进工作的高潮。凡是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提得不充分的，都要发动群众，继续鸣放。市级机关的整改工作，不能只限于机关内部，应当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深入基层，看大字报，参加座谈会，系统地研究群众提出来的批评和建议，协助基层单位解决问题。对于基层单位不能解决的问题或各基层单位的共同性问题，必须通盘地系统地加以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召开基层单位的代表会议充分讨论，然后贯彻执行。医院和中等学校，前一阶段大鸣大放没有放开，反右派斗争也没有搞深搞透，必须重新发动鸣放，接着抓紧改进工作，然后再根据情况转入反右派斗争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凡是反右派斗争差不多的，也应该抓紧整改和社会主义教育。报社、出版机关、文艺团体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方面抓紧改进工作，同时对于现有的人员必须大量下放到生产中去进行锻炼。民主党派必须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然后转入一般整风，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民主党派的队伍要推动他们进行整顿。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中，必须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在中小工商业者中，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以外，还要根据情况展开反右派斗争，要使所有的工商业者在这次运动中都受到教育。
最后，在这次运动中，各方面都暴露出一些各色各样的坏分子，如流氓、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与人民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必须依法惩办。同时要找出典型在群众中展开斗争。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该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一年来，本市刑事犯罪活动有增无减，和主管部门的右倾思想有直接关系。政法各部门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深刻检查自己的工作，克服右倾思想，加强对上述各种坏分子的斗争。同时，在机关、企业、学校中应当加强纪律教育，整顿纪律，对于调皮捣蛋、严重违犯纪律、屡教不改的分子，要经过慎重审查，坚决开除一批，送去劳动教养。对这种人不开除或者借口这个那个不让开除，也是一种右倾的错误思想，必须纠正。
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机构庞大，人员过多，已经成为领导机关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障碍，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并且惹起群众的不满。
在市区级政府系统，人多事少，机构庞杂，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大批既没有经过群众斗争锻炼、又没有生产经验的工作人员，他们既不大清楚工农群众怎样生产、生活，工农群众在想些什么、讨厌什么和喜欢什么，又不知道怎样把党和国家的方针、任务，变成群众的生动的实践和运动，只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地“办公事”。有些领导干部遇事不亲自动手，专靠下级或者秘书代劳。有的单位首长太多，“龙多四靠”。有的地方因为机构过杂，人员过多，就搞了许多繁琐的手续、表报、制度等等，对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帮助。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机关，长久这样下去，怎样行呢？
在国营农场，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高达10％到20％，农场工人是有意见的。他们说：“农场甩手掌柜的太多。”现在4个国营农场的脱产人员都减到占全场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多，事情反倒好办了，农场的气象、干部和群众关系、党和群众关系面貌一新。
在厂矿企业方面，非直接生产人员，即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所占的比例太大。比例最大的是人民机器厂和二一一厂，一个占职工总数的46％，一个占41％。比例最小的是国棉二厂，也占16．5％。55个中央国营厂矿企业非直接生产人员的总平均是28％。只要把那些可要可不要的科室取消，把业务相近和业务重复的科室合并，减少层次，就可以减少很多人。
在商业方面，管理机构庞大，条条太多，人员过多的现象，更加严重。国营商业多达四十几个公司，共有职工6．4万人，管理人员就占了1．3万多，占职工总数的20％以上，还不包括服务人员。畜产公司的一个仓库，不仅设有主任和股长，而且设有助理、秘书(群众叫“股长助理”、“股长秘书”)。最近市级管理机构初步精简的结果，证明可以减少管理人员62％。
在建筑企业方面，脱离生产人员一般占职工总数的25％到30％。仅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系统就有干部1．2万人，好多人“闲来无事作，室内把天聊”。现在可以减去7500人，减少62．5％。
市委、市工会、市妇联、团市委，人员也太多。都已经或者正在精简。高等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某些教学人员也太多。
对于这种人多事少、机构重迭的现象，工人、干部早(759)已表示不满。这次大鸣大放中，提的意见很多，许多领导同志长期以来，都感到是一个很大的包袱。现在各级领导机关都在大力紧缩机构，全市机关、企业、学校13万脱离生产的人员，可以减去5万左右。
这次减下来的人员，有极少数应该调去加强基层单位的领导，其余绝大多数要直接参加劳动生产，当前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郊区农村土地较少，但是蔬菜等经济作物比重大，副业门路多，一般缺乏劳动力，同时还可以大量增加蔬菜、水稻的种植面积，在山区大量种植核桃、花椒、桃树、杏树等果木树，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这样做，就大大地加强了生产战线，特别是农业生产战线。虽然暂时还不能减少国家的开支，并且还要有一些必要的投资，但是随着劳动收入的逐年增加，国家的开支会逐年减少，几年以后，就会有盈余。这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有益的。我们现在把大批干部放下去，放到劳动战线上长期加以锻炼，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减下来的干部的出路问题，而且是为了锻炼干部，为了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队伍。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深刻的历史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解决。”“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760)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今年以来，机关、学校、企业下放到生产岗位和基层单位的干部已有2．2万人，其中下放到生产岗位的干部已经有1．6万多人，有一部分到工厂、建筑工地、手工业社、商业服务业，有8000多人到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到农业社的，都编入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记工分(今年暂不分红)，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了农业社干部和农民的普遍欢迎。这些同志参加了劳动生产以后，有些人开始懂得稼穑之艰难，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了，有些人在农村大鸣大放中，看到农村各阶层的鲜明的立场，开始体会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觉得自己空了，有些人坚定了向农民学习和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决心和信心。有的订了明年全年出工的计划，有的要接家属到农村安家落户。
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除了在生产上要具体安排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展开辩论，提高认识，打通思想。从当干部到当农民当工人，对不少人说，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有人说，这是第二次革命。思想上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看不起农业生产，不愿意放下架子，不想离开家庭，怕干不了，怕吃苦，怕将来不能回来，怕降低工资待遇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在干部中广泛地展开辩论，真正打通思想，自觉地、愉快地去当一个农民或工人。在企业管理人员中进行辩论时，还要注意防止某些人思想波动因而影响生产的现象。现在已经下乡参加生产的，他们的思想和习惯也不是一下可以改变过来的。有的人思想上有波动，有的人泡病号，不积极劳动，有的人想打“退堂鼓”，有的人放不下架子，训斥农民。因此，对下放的干部，还必须继续不断地加强教育，使他们下决心在长期劳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
经过整风和紧缩机构，要有计划地系统地加强和改进干部工作。首先，要把那些由于作风恶劣，严重地脱离群众，引起党内外严重不满的，或者由于水平太差根本不能胜任的领导人员，以及那些勉强安插，根本不能工作或不做工作的工作人员，坚决撤下来或者调动工作。其次，适当地减少副职，抽调一批负责干部到基层去工作。把市、区级领导机关中大批没有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放下去一批，代之以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今后提拔干部只能从在生产劳动中经过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员中提拔。要逐步做到所有的干部都能上能下，能脱离生产，也能参加生产。第三，下决心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中小学和医务部门等薄弱环节。对于一些根本没有党员或党的力量太弱的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要调一批党员干部去参加劳动生产，打下建党的基础。第四，对于一部分年老、有病无法工作的人员，根据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分别安置或退休。对于不适宜工作，又有家务劳动负担的干部家属，可以实事求是地动员她们退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教养子女，退职后生活确有困难的由群众公议给予适当补贴。此外，在机关、学校、企业中，都要总结领导干部和师生参加体力劳动的经验，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条件，定为制度，坚持下来。
在这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党内团内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经得起这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的，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是经得起考验的，基本上是巩固的、有战斗力的。但是，在斗争中也暴露出党内政治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现象是严重的。截止10月25日，全市党内共暴露出右派分子559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的0．81％。各高等学校共有378个党内右派分子，占高等学校22140个党员的1．7％，其中支部副书记、副教授以上的有73人。清华大学29个党委委员中就有4个右派分子，112个支部就垮了11个。党员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更加严重，184个党员教授、副教授中有右派分子13人，连同有各种错误言行应开除党籍的6人，共19人，占10．3％。机关、工厂、企业等方面181个党内右派分子中，科长、工程师、主治医师以上的有69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委机关、几个区委机关和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都发现了一些党内右派分子，在新闻界、文艺界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现了许多党内右派分子。在预备党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严重。根据各高等学校对毕业生中501个预备党员初步审查的结果，能转正的325人，占64．8％。需要延长，预备期的123人，占24．6％，应当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53人，占10．6％。
在资产阶级反动派向党发动疯狂的进攻，右派分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广大中间群众一度发生严重动摇的时候，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如地质学院的4个工农出身的学生党员，在5月中旬校内右派分子活动最猖狂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大字报，主动地向右派分子展开了反击。当时右派分子对他们展开围攻，骂他们是“卫道者”、“维护三害”、“宗派主义的典型”，中间群众也不同意他们进行反批评，但是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在大字报和自由论坛上与右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党提出反右派斗争以后，他们就成为斗争中的骨干。而少数暗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则显露了原形，叛党投敌，与党外右派分子勾结起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有的“共产党员”公开煽动、组织、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或者组织和煽动群众闹事，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有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叛党投敌，泄露党的机密。有的“共产党员”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同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党内暴露出这样一批叛徒是一件好事，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但是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因为这种叛党行为是在和平环境中，在没有战争、没有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发生的，更加值得我们警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
第一，有一些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出身(764)于剥削阶级家庭，没有放弃原来立场，他们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冲突的，对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实际上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有一些是抱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野心的一贯对党不满的分子。这些人由于犯过错误受过党纪处分，或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或思想问题被党审查过，批判过，或者由于他们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要求不能达到目的，因此长期对党不满。这些人大多数平时工作消极，自以为“怀才不遇”，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党内制造流言蜚语，挑拨党内不和，制造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当整风开始以后，他们就借机大肆进行反党活动。
第三，有些是具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同资产阶级反动派有共同的语言、愿望、感情，同党没有共同的语言、愿望、感情，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当敌人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时候了，马上站过去，喝彩、鼓掌、欢迎，为资产阶级右派辩护。
第四，最近一两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着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鼓励了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影响了党内一些不坚定的、抱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们污蔑过去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搞错了，共产党的领导要不得，党是一团漆黑，没有一点希望了。他们就投靠了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向共产主义事业进攻的恶毒武器。
上边所说的叛党分子，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向党猖狂进攻，是同党外资产阶级右派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反动派、反革命派，必须在群众面前揭开他们的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的伪装，进行严肃的斗争。必须看到：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姑息宽容比对党外右派分子的姑息宽容还更加危险。
除此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政治动摇，思想右倾，立场不稳。
党内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是相当普遍、相当严重的。北京市共有党员17万多人，其中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只是一小部分，约有70％是解放后在和平环境和胜利的条件下入党的，大部分都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机关学校中的党员，大部分又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有的人是抱着民主革命的目的参加革命的，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在这些党员中间有相当大的市场：他们热衷于个人的名誉地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他们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是有条件的，每当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宁愿牺牲党的利益；他们对政治问题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严格的纪律，感到不习惯、不舒服；资产阶级的反共言论，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这一部分人中间最容易引起共鸣。老党员、老干部中，有一些在几年来的和平环境中也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计较个人名利，追求物质享受或者安于现状，丧失了革命的朝气，丧失了坚强的革命意志。而我们平时对干部的思想情况了解不够，党内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也不够，也使这些错误思想得以滋长。在工矿企业中，也有部分党员思想动摇，丧失立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青年工人党员，他们还没有无产阶级化，生活上没有受过艰苦的磨炼，思想上没有受过严重的考验，而且几年来升级快，拿钱多，再加上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有的就逐渐蜕化。还有少数老工人党员，由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发展到对党严重不满。另有些工人党员，他们来自农村，出身于中农、富农或地主家庭。他们还没有改造，叫喊农民苦，合作化不好，统购统销糟了，实际上反映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以至地主、富农的叫嚣。在农村中，根据几个试点乡的情况，约有30％左右的党员，虽然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但是觉悟不高，认识模糊，有的工作消极疲沓，有的个人利益不能服从集体利益，在某些问题上与资本主义思想划不清界限，对统购统销或对合作化不满，对合作社有抱怨情绪；约有5％左右是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很落后的党员，他们对合作化、统购统销有敌对情绪，或者觉悟很低，自私自利，或者由于生活上升而消极蜕化，不做工作，不参加组织生活，有的有违法乱纪行为。
我们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所有党的基层组织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达到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根据中央指示，党员中的右派分子，原则上应该一律开除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凡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也必须开除。对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的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必须清除出党。对于丧失革命意志，消极落后，不起共产党员作用的人，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应该劝他们退党或者清除出党。对于开除出党的党员，仍然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
对于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党员，可以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程度和他们对于错误的认识和改正的情况分别处理。
每个单位在整改告一段落的时候，要适时地转入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要特别抓紧党内，系统地深入地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批判和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基层干部中，还要克服命令主义。这种检查和批判，对于大批剥削家庭出身的新干部来说，就是要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解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对于有各种错误思想的党员，只要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就要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出发，用和风细雨的方式，用大力用诚心帮(768)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正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水平，提高政治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鉴于最近几年来党的组织发展较快，在这次运动中又暴露出党的基层组织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北京市一般单位暂时应停止发展党员，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在高级知识分子和老工人中，在党员太少和党组织特别薄弱的单位，如科学技术部门，文教卫生部门等，仍然要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党，把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人，接收为党员。但是党员的发展必须十分注意质量，宁少勿滥。
北京市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在团结教育青年的工作中有很大成绩。但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共青团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基层团组织，当天空中乌云乱翻的时候，不少支部迷失了方向，失掉了战斗力，有的支部甚至陷于瓦解状态。有的团组织与群众完全没有界限，个别团组织甚至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市团员中共暴露出右派分子2732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总数的2．93％。高等学校6万多团员中共暴露出右派分子2425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总数的4％。另外，还有一部分团员在运动中犯有各种不同性质的错误，需要给以团纪处分。共青团组织中所以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除了近几年来团的组织的大量发展带来的问题和其他原因以外，我们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存在着严重缺点。主要是最近一两年来，阶级教育不够，勤俭建国、艰苦朴素的教育也不够，特别是对于某些青年中滋长着的忽视政治、轻视劳动、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吃喝玩乐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斗争不够及时和有力，甚至还有某些迁就。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教训。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共青团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干部配备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
这次整风运动的战线很长，单位很多，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运动中提出来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也十分复杂。我们北京市的全体同志必须好好地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和中央有关的指示，掌握中央的方针和政策，虚心谨慎地领导这个运动，坚决进行到底，力争少犯错误，务求获得全胜。为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的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动手，不能把运动的领导交给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干部。必须在领导干部中间，在上下级之间，不断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认识，统一行动。领导思想不统一，领导核心不健全，是不可能把这个伟大的斗争领导好的。必须随时掌握和分析党内党外各种人的思想动态和广大群众的要求，根据各方面各部门各时期的不同情况，适时地具体地(770)决定工作部署，并且经常加强对党内外积极分子的政策教育。在发现了缺点和问题的时候，应该迅速加以解决和纠正。
最后，全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振作精神，下苦工夫学习。现在，我们党领导着六亿人口的大国，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工作中如果没有党的、工人阶级的专家和内行，党的领导是不会巩固的。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我们不仅要“红”，而且要“专”，要又红又专。现在绝大部分同志是有条件学习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抓紧学习，还没有养成勤学、苦学的习惯。我们要把除了工作以外的剩余时间主要放在学习上，在全党造成一种勤学、苦学的良好风气，经过长期努力，造就大批红色专家，加强党在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的领导，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北京日报》1957年8月7日第一版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