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北京音乐界同志们和右派夫妻张权、莫桂新进行的六天大辩论，绝不是因为她们有一点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有某些错误的文艺思想，平常偶尔说错了一些话，在文章中有一点片面的看法，就小题大做起来，胡乱的给她们带上右派帽子，这岂不是又“委屈”她了?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们从许多同志所揭发的材料中，从许多同志对她们反动言行的驳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是一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右派分子辩论大是大非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一场有关新歌剧事业发展路线的原则性的斗争，也是一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嘴脸进行深刻批判的思想斗争。彻底批判她们的反动言行，粉碎她们的反党阴谋，是巩固和加强党对新歌剧事业、音乐事业的领导，保证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促使歌剧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关怀下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使新歌剧事业，音乐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决定性的关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进行大辩论，多化费一点时间是非常必要的，十分值得的。
她们有着一贯的反动立场，她们的“敌我”界限一直是很清楚的：在十多年前她们就投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她们仇视共产党、解放军，张权说中国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的灾难，莫桂新更是进行反共宣传，大唱“戡乱”烂调，她们要站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可惜很快就全国解放了，蒋介石被赶走了，美帝国主义滚蛋了，她们的个人野心也无法实现了。可是她们并没有悔改，而是把她们的反动立场，把“改造”中国的“战士”的任务从美国带回中国来了；带到革命队伍里面来了。起初，她们不得不把自己丑恶立场暂时收藏起来。她们想投机，想看看风头。由於她们的立场没有变，所以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大举进攻。我说是大举进攻，因为小的袭击是不断的，而阴险恶毒的冷箭更是防不胜防，她们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腐朽思想更是时时放出臭气，腐蚀人心，不知不觉地在消磨一些青年演员的革命意志。
张权、莫桂新早就想拿歌剧院党的组织开刀了，早就想夺取新歌剧事业的领导权了。莫桂新早就说过剧院领导上不懂业务，不能领导歌剧，只有张权才能当歌剧团长。他们几年前就背着剧院党的领导、计划自己排“王贵与李香香”给人们看，想以此来说明剧院党的领导不让她们演主角是错了，只有她们行。这不是和党对立、想排挤党的领导又是什么?不过她们的目的仅仅是当个团长吗？不是的，他们和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样，他们仇视的、反对的是整个党，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假如她们二人真正是有良心的歌剧演员，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搞好歌剧事业的音乐家，那么为什么在张权的“关於我”那篇“文章”里那样刻毒的污蔑党，攻击党呢？为什么把歌剧院说的那么糟呢?她非常“技巧”地隐蔽地骂党是大宗派，出国表演的尽是党团员，可以不按规则行事，到处被歧视的是非党艺术家，是留美学生。团中央、音协是如此，政务院也不例外，莫桂新把北京形容成是宗派窝子，十分可怕，似乎一提意见就不能呆下去了。她把歌剧院说成一团糟，党的领导人更是粗暴蛮横、不通人情、没有人性、没有文化、不懂业务，根本无法领导业务。莫桂新骂党员是“党棍子”、团员是“小探子”，说肃反搞错了，要翻案，三反运动是没事找事。张权更污蔑现在的社会没有通讯自由、言论自由，她挑拨国家与留学生的关系，说留美学生回国受岐视、受排斥。她把她的一切都说成是绝望的：她闲了四年没演出，自己精神上被迫害(说她工作积极还被戴上“极端个人主义”的帽子等)，身体受摧残(“演员的青春很快就要结束了”)，政治进取心被打击，要求入党没批准(这种人的入党动机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的)。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了，似乎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而自己又是那样“热心”“积极”“纯朴善良”，那样“爱祖国”“爱事业”，像这样的“艺术家”竟有这样“不幸的遭遇”，歌剧院岂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共产党岂不是太“委屈”她了，新社会岂不是太无情了，而她还是那么“委婉陈词”“怨而不怒”，(她还保证她说的完全是事实咧!)象这样“善良”的人真是世上少有了。像这样的社会不“改造”还行吗?不和共产党斗争还行吗？张权、莫桂新可真起了“战士”的作用了，起了号召人们起来战斗的作用了。
事实是这样吗?不！张权、莫桂新完全是扯谎、造谣、污蔑，她们为了“改造”新中国，就先“改造”事实，把“红”说成“黑”，把“黑”说成“白”，连张权父亲的死也被她们这一对右派夫妻拿来当作进行阴谋活动的手段了。这种丑恶行为怎能不使所有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艺术家感到诧异和愤恨呢?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他们这样积极放火、蛊惑群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他们不是帮助党整风，绝对不是！她们是和全国的右派分子在一起，向党进攻，想推翻党的领导，夺取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堡垒。也许现在还可能有人说这话是武断，因为她们并没有像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那样说了许多反党的政治言论，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她们仅仅是向歌剧院的党、向音协等机关提提意见吧了，有什么可怕的?是的，有人对我们提意见，我们当然欢迎，有不少同志就向音协、向歌剧院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虽然也有某些不完全确切的地方，可是我们并没有急於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缺点，好多意见是善意的，正确的，应该加以考虑，应该根据人民需要与国家的条件在今后工作中逐步加以实现的。可是张权、莫桂新是善意的提意见吗？当然不是，他们的“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如不信，还可把张权的“关於我”的基本精神和章罗联盟的骨干，上海的右派分子陈仁炳9月6日在“文汇报”认罪交待的那篇文章里某些内容对照一下，问题就很清楚，陈文有一段是这样说的：章罗联盟政治纲领的很主要的一部份，就是关於达到篡夺党在各方面事业的领导权的具体作法，那叫做抹煞党的成绩，只谈缺点，夸大缺点，甚至捏造缺点，借口缺点作为向党领导进攻的“武器”和“弹药”。武器就是只谈缺点的“一点论”，“弹药”有三种主要的，就是要抓住党群关系问题、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和使用问题做文章。(当然章罗联盟所用的“武器”比这些狠得多，向全国右派分发的弹药也比这多得多，他所交待的是一部分。)
张权的文章不就是不说一点好处，尽是造谣污蔑歪曲事实捏造缺点吗?不是充分发挥了章罗联盟所发的三种弹药的作用吗?这难道是“不谋而合吗”?这一点只有张权莫桂新自己知道了(她们和民主同盟中某些右派分子的关系必须彻底交外)。所不同的是张权所采用的是“怨而不怒”的形式，这更容易欺骗人，容易得到人的同情，容易煽起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党、对歌剧院不满，用意更阴险毒辣吧了。这些右派份子也都知道，现在一下子公开夺取政权当然不容易，假如大家都能采取这种阴谋手段，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夺取，从夺取本单位的领导权以至夺到本行、本业的领导权，岂不是等於拿到整个艺术界整个知识界以至整个中国吗?他们的算盘打得可精啦，可惜就是打错了，他们看错天气了，把局势估计错了，他们以为这么一进攻，党就要垮台了，他们就要“上台”了。他们没有看到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包括绝大多数的知识份子在内，是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成绩的，是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是愿意把社会主义的路走到头的。他们一下子就看出右派的鬼脸了，现在各地纷纷反击右派，扯下披在他们身上的画皮，右派夫妻张权、莫桂新的反党阴谋也就在大家面前大显原形了。
关於她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同志们已进行了详细的批驳，我不再一一驳斥了，不过，关於党对知识份子(包括留学生)的政策和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我还想再强调说一下：
我们的党从来就非常重视非党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非党知识份子的，党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在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充分发挥所长，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留学生归国工作对祖国建设有很大作用，—直受到党与国家重视，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留学生(包括从美国回来的)，特别受到党与国家的关怀与帮助，没有加以任何的岐视，中央实验歌剧院和其他艺术部门中有不少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音乐家，他们都是受重视的，只要工作需要，常常有出国的机会。张权说1953年她唱得好，没出国，而未参加选拔的党员王昆、团员郭兰英却出国了，实际上是张权那次应选时因选材不合适，唱的不够好，所以没让她出国，王昆、郭兰英是经过政务院的审查批准出国的。而在那次出国参加世青联欢节的歌唱家中还是非党同志多(如林俊卿、高芝兰、黄虹、李志曙等)，留美学生邹德华也去了。中央实验歌剧院在1953年前经过两次大改组，从解放初期包括话剧、舞蹈、歌剧、戏曲等部门的综合表演团体改为专业的歌剧院，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演出工作上是受了些影响，加上领导工作上有缺点，有些潜力未充分发挥是事实，但还是组织过许多次的歌舞、戏曲和歌剧的演出。最早参加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当演员的也有非党的声乐教员，张权就担任过该剧序幕的领唱。在1953年底准备排“刘胡兰”时，也想让邹德华演“刘胡兰”这一主要角色，后来因她个人认为演这个角色有困难才没有让她演，而在1954年歌剧院两部大歌剧的声乐指导这样的重要任务就是由张权、莫桂新分别担任的。要张权演“茶花女”也是领导上在开排前就已决定了，不是因别人排不下去了才让张权顶上去的。许多招待国宾等等重要晚会都有张权或其他非党独唱家参加独唱表演，并没有任何岐视。张权又说留美不如留苏，企图证明我们国家特别岐视留美学生，这更不是事实。她说这些话的目的完全是在挑拨国家和留美学生、和所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使这些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会害怕回国被闲搁、受岐视、挨打击，这样不仅影响留学生，还影响华侨对祖国的看法，使他们不敢回国。这不但使祖国建设受到损失，并且会使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善良的人们受迷惑，加深了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们对新中国的怀疑。帝国主义正在宣传我们中国有铁幕、有竹幕、言论不自由、人身无保证，张权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这不正是在和帝国主义互相呼应么?她的诡计实在太狠了。
我们的党十分尊重非党艺术家的长处，看到他们政治上、艺术上的进步，但是也看到有不少非党艺术家在旧社会受过很深的资产阶级教育，和劳动人民从来没有什么联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还不是那样坚定，有的对民族艺术传统毫无所知，有的虽有些接触却不很重视，当他们表现新的社会，表演人民的斗争生活时，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不受群众欢迎，因此这些艺术家的实践的过程，也就成为长期改造的过程，而马列主义的学习，思想意识的改造，也都特别迫切了。在这方面党对许多非党艺术家十分关怀，竭力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帮助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活，学习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以提高自己艺术的表现力。这种改造的过程常常是曲折的，而且是有痛苦的。歌剧院对张权和其他艺术家进行过思想教育工作，对那些比较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和错误的文艺观点思想，也曾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和教育，特别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这种思想工作也抓得更紧些，虽然有时在个别问题的看法上不完全确当，或在方式上有些缺点，但总的精神是对的，完全是必要的，对个人、对艺术事业都是有好处的。这绝不能说是精神上的迫害，对人身的打击。我们看到不少声乐家，包括刚回国的声乐家，在党与政府的关心下朝气勃勃、积极工作，努力教学和学习，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在政治上进步也很快，她们并没有感到什么压抑。而在张权笔下却把这种充满热情的思想教育工作和艺术批评活动写得那样可怕，似乎党的思想工作完全是不讲人情、不顾事实、盲目乱整、这当然是污蔑。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张权她们不但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仇视党的领导，抗拒改造，而且反过来骂党冷淡无情，歪曲党的知识份子政策和思想改造工作，企图迷惑一部分知识份子和艺术家厌恶思想改造，与党对立，以达到离间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目的。
因为党坚持新歌剧事业的社会主义路线，歌剧应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新歌剧是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应力求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的完整性的有机的结合，新歌剧应具有显明的民族风格，党要求新歌剧工作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培养自己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真正做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了正确地发展新歌剧事业，所有的歌剧工作者应该更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新歌剧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应加以领导，也是能够领导好的，根据过去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说明党在领导新歌剧事业当中是已获得很大成绩的。延安秧歌剧的创造到歌剧“白毛女”的出现是在民族戏曲和民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收欧洲音乐的表现技巧，成功地表现了现代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伟大收获。全国解放前在各根据地也创作和演出了很多优秀的新歌剧，在实践当中培养了许多歌剧的剧作家、作曲家、导演、演员、指挥和其他从业人员。解放后，虽然艺术行政部门在歌剧事业的安排上有缺点，但在成立重点歌剧团体，促成歌剧事业的专业化，提高质量，演出较高水平的新歌剧等等方面上还是有很多好处。优秀歌剧的创作仍不少，“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草原之歌”、“志愿军未婚妻”、“如兄如弟”等剧的创作与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歌剧工作者的学习提高方面由於党与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剧院(团)领导上的帮助，年青的演员正在成长，有的已能担任重要角色。不少演员特别在掌握民族风格和声乐技术方面有显著的进步。中央实验歌剧院虽然在工作上和组织业务学习方面应该承认有不少缺点，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
歌剧艺术的创造是比较艰巨的，特别在表现现代中国人民斗争生活和如何掌握鲜明的民族风格方面存在着不少困难，但我们在这方面已开辟了道路，而且这条路越走越宽，歌剧园地的百花将会更好的开放。
从许多国家过去歌剧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歌剧事业的创立、发展并形成自己巩固的基础和传统，绝不是三年五载、十年八年的功夫，而是要经过几十年、以至一、二个世纪才能做到。中国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就获得这么大的成就，不得不归功於党的正确领导、大力的支持和热情的关怀。
可是张权、莫桂新却把党所领导的歌剧院说成一团糟，骂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歌剧，只有她们懂业务，只有她们能领导歌剧，这两位野心家处心积虑梦想攻垮歌剧院党的领导，夺得歌剧事业的领导权，想把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歌剧事业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完全为了满足她们个人名利私欲的工具。为了达到这种丑恶的目的，她们是长期抵制党的文艺方针，与剧院党的组织对立，她们打击长期坚持新歌剧事业的业务骨干，1954年她们为了反对歌剧院决定郭兰英演刘胡兰，反对使用民间唱法演出延安的秧歌剧，她们骂剧院的领导不懂艺术，要和我们斗争到底。张权和莫桂新处处自吹自捧，张权把自己说成似乎是“万能的”歌唱家，似乎什么歌都能唱好，刘胡兰这类角色也能演好。莫桂新则自以为能指挥合唱，能作音乐导演，能演男主角，似乎也是“万能的”音乐家了。她们反对民族传统，说民间唱法不科学，十分狂妄地说是老百姓可怜郭兰英才给她小米吃。为了树起自己在歌剧界的“大旗”，她们声称要把歌剧院两杆大旗——王昆、郭兰英砍倒，似乎有王、郭在，她们就没有出头之日似的。她们又说年青人没有社会经历，又没有技术，让他们演重要角色就是戕伤新生力量，而自己吃盐也比他们多吃几年，为什么不能演?事实上青年演员在技术上虽还不够，但所演角色还是胜任的，演的还不错，而张权她们却在当声乐指导和教员时，硬让演侬错加和阿布扎的青年演员在演出那天多练声多练高音，使他们的声带受到戕伤、嘶哑，真不知她们用心何在?於心何忍?他们又说其他的老演员(全国解放前在根据地演歌剧的演员)虽然有生活，但也没有技术，演不好歌剧。她们对许多有修养的声乐家也看不起，说他们唱不好。那么显而易见，别人都不行，只有张权、莫桂新这一对右派夫妻才有条件演新歌剧了，她们真可以双霸歌剧之坛了，实现十多年前她们的迷梦了。
为了达到她们的丑恶目的，她们还在同志们之间吹吹、捧捧，并且施用两面派手法，进行挑拨离间，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她们处处想扩大个人的影响，要在国内外扬名，当不能满足个人目的时就和领导上闹别扭、发牢骚。最可怕的是他们常常在青年演员中宣扬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思想，宣扬只要有技术就有名有利，什么政治学习不顶事等等的错误观点，有的青年演员就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象张权这样的“艺术家”，入党不入党也不在乎了，至於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当然很薄弱了。张权和别的声乐家的关系当然也不会好的。张权为了争名夺利常常在选择独唱歌曲时，利用组长职位优先占用材料，有时抢唱别人的保留节目，使别人在和她一同演出的音乐会上无适当节目可唱。这完全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剥削阶级的行为。
张权把党和国家对她的栽培，人民对她的欢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她的尊重都看成向党进攻的资本，看成爬到人民头上的阶梯，她们的个人野心一天天发展，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一天天暴露，她们终於在鸣放期间和各地的右派互相呼应，一起向党发动进攻，向党向人民接连射出几枝阴险刻毒的冷箭。
任何事业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真正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党坚持歌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张权她们却竭力排斥党的领导，要歌剧为她们个人服务，让这种人来霸占歌剧事业不是要把歌剧事业变质，拉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吗？这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又是什么呢?这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什么呢?
我们明知她们在解放前有问题，但仍宽大为怀，满腔热情地希望她们和我们合作，共同搞好歌剧事业，我们尊重她们，团结她们，帮助她们，安排张权在歌剧院里担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担任许多重要的演出任务，给张权很高的薪金。我们对莫桂新也给做他过许多业务工作。只要她们在业务上有一点进步，我们就加以鼓励。
我们热心地向她们进行思想上的帮助，组织她们和群众接近，向民族艺术学习，我们总想争取她们改变过去的反动立场，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当她们在1954年向党大举进攻，要和我们斗争到底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团结为重，容让为怀，仅仅在年终进行个人鉴定时，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实事求是地而又十分宽容地向张权她们进行了批评，对她的某些工作还有一定的表扬，同时还照常让她们担任重要的业务工作，以后还为张权越级加薪。我们对她们可算是以德报怨，仁至义尽。
可是，由於张权、莫桂新反党反人民的立场早就定了，而且“以之为终身了”，不可改变了，因此她们一直与党为敌，抗拒改造，把党对她们的帮助、教育，都看成阻止自己前进的障碍物，一直梗梗於怀；她们把党和人民对她们的尊重和信任，看成对她们的退让，她们得寸进尺，贪而无餍。是她们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而党和人民并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们。现在她们既和别的右派在一起向党发起了总攻击，我们怎能不起来迎头痛击，和她们较量较量呢?我们不能再等待、再容让了。再等待，等到哪天?再容让，让到什么地步?难道把党的歌剧事业双手捧给右派分子?难道要把千万人用血肉换来的，用忘我劳动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变质，变成压迫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要彻底粉碎张权、莫桂新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阴谋，我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歌剧事业要走社会主义路线，我们要和右派分子展开大辩论，坚决斗争到底，不到她们低头认罪，决不罢休。
张权、莫桂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她们的政治立场当然和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根本不同，但是在她们身上具有的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错误的文艺观点却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可能在某些地方和她们的思想有着共鸣，因此，我认为在反击左派反党言行的斗争中，不仅会提高我们政治认识，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的修养，提高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一方面要在政治上明确立场、提高政治思想认识，和右派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要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检查自己身上存在着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找出某些经验教训，在今后更好的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以进一步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路，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艺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