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报告，讲了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份毛主席又在全国宣传会议上作了报告。市委所领导的工厂、学校、机关共约有35万人听了这两个报告的传达。有1400多人参加的宣传会议对毛主席的报告讨论了八九天，许多要作结论的问题杨述同志昨天已经讲了。我今天是把比较带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在这里作些解释。中心讲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提“打日本，救中国”，没有提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提“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也不是讲这个问题。解放以后，1952年以前，是恢复经济。在生产关系方面，几万万人搞土地改革。跟着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北京市枪毙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包括惯匪)1000多人。我们还进行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那时都没有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3年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也没有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国内反革命残余也已经基本上肃清(说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是指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制度的改变，不是指思想。至于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则是长期的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和个体经济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人民内部过去有没有矛盾?有。但是那时，又要抗美援朝、又要土改、又要镇反。连首都地方还有西霸天、东霸天、南霸天、北霸天，人民内部矛盾被挤在幕后，占次要地位，显露不出来。那时候是对付西霸天、改变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集中全国力量抗美援朝，还是搞人民内部矛盾?很显然，那时镇反、土改、抗美援朝是摆在面前的重大任务，主要要搞那个。那时，我们进行的整党、在经常工作中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也就是在不断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不占主要地位，有对敌斗争的任务挡住了。现在对敌斗争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就产生、发展起来了。有的同志一听见有矛盾，以为就要打架、开火、拿刀子，打个你死我活。因为过去对敌斗争就是这样。其实不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就是靠矛盾的斗争。列宁早已讲过，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或同一)是相对的，平衡是暂时的。因为人民和敌人的矛盾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突出了。
有人讲“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因为我国没有自由，我们的自由没有美国多，没有蒋介石多”，不是这样。各有各的自由。讲掠夺殖民地的自由、镇压共产党的自由、压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自由，这种自由，我们的确不如美国。在美国，只要手里有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有钱能使鬼推磨”，讲这样的自由，那美国是“老子天下第一”，我们只能“岂敢岂敢”，这种自由我们的确不如美国。讲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自由，讲地主剥削农民的自由，讲压迫人民的自由、屠杀共产党的自由，讲这样的自由，那我们的确不如蒋介石。讲反共、反人民的言论自由、把青年引导到坏路上去的那一种自由、骂共产主义的自由、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讲这种言论自由，我们也的确没有美国多、没有蒋介石多。我们没有给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民主党派的人以自由。但是，打倒帝国主义的自由、消灭地主阶级的自由、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自由、镇压反革命的自由、人民言论的自由，这一切自由我们比美国和蒋介石都多得多，只有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才有这种自由。为什么还要离开这种自由去追求什么大民主!什么叫大民主?大民主就是打倒这个国家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打倒这个政府建立另一个政府，这个我们早就搞过了，而且已经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府。现在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完全不是因为我国没有自由，而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旧的矛盾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现在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我国社会关系中唯一的矛盾?”现在还有反革命残余，还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国内阶级矛盾还只是基本解决。假如几十年后或上百年后，阶级的影子都没有了，不但从生产关系上消灭了阶级，而且从思想上消灭了各个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美帝国主义也打倒了，阶级消灭了，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就只剩下人民内部矛盾了。当然还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概括起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比过去尖锐了?”提这个问题的人只要想想你和周围上下左右的人的关系，是否比过去更尖锐了，就可以解答了。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关键在于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采取根本不同的方针和办法来处理。对待敌我矛盾，要采取专政的办法，打倒、压服、强制改造、消灭敌人。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人民的家务，家务就是家庭的事，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呢?对待爱人、兄弟、父母，怎么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呢?但有不少人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对待不同意见，对待罢工罢课，老想采用对敌人的办法处理，要找警察来。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同志式的态度、民主的办法、说服讨论的办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不能用其他办法去解决。
有人问：对待强盗、惯窃怎么办?惯匪是包括在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之中的。惯窃已经自己把自己从人民内部开除了。除去反革命分子、犯法分子，其他都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论是对哪个阶级、阶层，都要用民主方法处理。今天到会的都是领导同志，请按照这种方针把过去处理过的事情检查一下，是否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恰当，那不一定。我举个例子来说：北京医学院学生，不愿到别的医院实习，愿意到本校附属医院实习，向领导反映得不到解决，后来推派五名代表(两个党员，两个团员，一个非党团员)，开始想找我和周总理，以后找了杨述同志。后来实习问题解决了，但北医领导上还批评党团员这样做不对。这是领导上民主不够，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怎么还去批评人家?领导上首先作了检讨，青年同志有点毛病，自己也会检讨的。我们接到写给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信，信上常说：我经过再三考虑，才鼓起了十二分的勇气写信，如有不合事实之处，本人愿负完全责任，但请你千万不要把信转给本单位的领导。这也反映了我们干部的作风不民主。上面谈的这个例子不算很恶劣，但是可以看出我们有不少干部是分不清敌我的，用对敌人的方法来对人民。能分清敌我，许多问题就好处理了。对人民就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说服讨论的办法，不能再有另外的办法。
这是当前很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不清楚、不习惯也没有学会的问题。过去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也处理过，但是主要是团结对敌，轻易不罢工、罢课，小事情在大矛盾的前提下都原谅了。今天人民内部问题突出了，处理不好，就要出大毛病。人民内部就永远不能动刀枪，永远要用民主方法处理。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论是什么错误，不管他采取的方式对不对，罢工罢课对不对，都要用同志方式对待，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镇压。对敌人要狠，要压服、消灭敌人，对人民内部就要“和”，“和为贵”。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对敌人办法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爱人，不能用对敌人办法对待人民内部的罢工罢课，如果采用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那就变成了国民党。那样一来，人民民主，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就都成了骗人的鬼话。用错了办法，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搞清楚这点，可以避免许多问题和错误。我们干部在由前一阶段进入一个新阶段时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想想。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现在没有人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敌人了，现在是人民内部问题。一般讲，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同志们看问题时，一定要学会具体分析，说矛盾的性质非对抗，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不对抗，如果有个资本家不接受改造，那还不是非对抗转为对抗?有些同志一定要问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矛盾由对抗性变成非对抗性的，要问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变的。我本来不想讲这个问题，但不少人问，我谈谈我的意见。为什么钻在非对抗性、对抗性里出不来呢?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他们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废除私有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马、恩、列讲的是这点。(184)我们同志常常套这个，越套越糊涂，看中国实际就清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一起对付三大敌人，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分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是敌人，完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一起；其他资产阶级没有和三大敌人一起，而和我们共同打蒋介石或中立，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民主革命不废除私有财产，不没收资本家财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就不是对抗性矛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时矛盾的发展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成为对抗性的，一种是成为非对抗性的。如果采取没收财产的办法，就成为完全对抗性的(如十月革命)。但中国今天不是这样，采取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党和国家的这个方针就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但只有这个方针还不行，还因为在进行社会改造时，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原料掌握在国家手里，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有巩固的联盟，小生产者组织起来，挖了资本主义的根子。有物质基础，又有了这个政策，资产阶级就得考虑是接受和平改造还是不接受，是和平改造好还是抗拒好，最后还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要求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正确政策，又有物质基础，就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没有成为对抗性的，资产阶级成为人民内部成员；相反的，如果他们抗拒改造就要转为对抗性的。现在所有制是解决了，剩下就是思想问题，不能说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老党员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不断检讨不断改造，资产阶级就更要改造。
人民内部常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办?首先要让人讲。既然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们对于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同思想，就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学术问题、思想问题，要争鸣。
有人问蒋介石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当然是敌我矛盾。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如蒋介石带着台湾回来了，服从毛主席，服从国务院、周总理，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能还说是敌我矛盾。蒋介石也是几起几落，大革命时还不是敌我矛盾，四一二事件以后，敌我矛盾一矛盾就是十年，后来一块抗战又不对抗了。抗战中蒋介石打我们时那是对抗性的，不打又不是对抗性的了。总之，要看具体情况，不要死扣是对抗还是非对抗。
除去反革命、蒋介石，在人民内部百家都可以争鸣。唯心论可以争鸣，宗教界可以争鸣，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错误，只有在放出来以后，只有在争鸣中，才能有比较，才能明辨是非。还没有放你怎么能知道谁是香花谁是毒草?人民内部有民主，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北京航空学院有个党支部副书记叫马云凤，在苏军援助匈牙利时写了一条标语：“苏军从匈牙利滚出去”，这很像反动标语。如果不写标语，而是提出个问题：“究竟苏军干涉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好，还是不参加好?”这就又不像反革命了。我看这就是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马云凤做党员是不行了。像这样的例子可能还有，大家了解这点，处理问题就会有耐心。对马云凤这类事也不必急躁，迟一点不要紧，有个马云凤，国家也倒不了，当然我不是提倡麻木不仁。
既然人民内部，包括罢工、罢课，只能用民主方法解决，各种不同意见只能让它充分发表。有人就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他的有错误的文章。登是可以登的，要附上我们的意见，但一些作者又往往不让报刊附上批评意见，这样就不民主了。只准你鸣、不准我鸣，或者只准我鸣、不准你鸣，都是不对的。
百花齐放是在延安时就提出来的。有人说：“十五年以来创作界为教条主义所统治”，“十五年来没有好作品，好作家”。十五年就是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的十五年。这个时期有没有好作品好作家?十五年来没有，以后是否有?大家可以研究，我不愿武断，不愿批评。免得我一批评就说：“我刚说出来就压制我。”因为今天主要是争鸣不够，放的不够，但我可以讲我不同意上面这个意见。文艺为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他们服务还为谁服务?阶级消灭后只剩下工农。文艺为不为政治服务?有阶级，有阶级斗争，不为这个服务为什么呢?
对各民主党派既然是人民内部问题，为什么不能长期共存?都是人民内部，许你活一万岁，只许别人活一百岁?大家都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长期共存?长期共存为什么不能互相监督?在人民内部，当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关键是分清两类矛盾，不同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处理办法。
有人问：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为什么不许鸣?为什么不许陈沂鸣?当然准许鸣。但他们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部长，他们四人的联合宣言，说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有毛病，又登在《人民日报》上，人家弄不清这是不是代表党的意见，这就妨碍了争鸣，当然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是党员，文章又不登在《人民日报》，情况就不同了，《人民日报》为此已经作了几次检讨。这四个人是好同志，好同志也可以犯错误的，不能说犯了错误就不是好同志，也不能说谁永不犯错误。
我们不在人民中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因为这影响学习、影响生产，可以用开会、谈话来解决。但要真闹起来，怎么办?既是人民内部问题，一要让他闹，二要让他闹够，三要把这当成教育的手段，来教育群众和工作人员。人民内部问题只能用处理人民内部家务的办法解决，不能采取别的办法。
采用说服的办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可怕的事，还是可喜的事呢?是可喜的事，是好事。对我们的事业的改进只有好处，即使有点坏处也很少。百家争鸣，各种问题都可以拿来讨论。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无神论、有神论；辩证法、形而上学；搞自然科学的人要不要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家是否要学习马列主义，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要不要世界观、人生观?既然要，是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么多问题都拿来讨论结果是否会乱?乱了有乱了的好处。事物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与各种错误的东西斗争，也就不能发展和进步。列宁的一生就是思想斗争的一生，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生，就是革命家的一生。现在我国阶级消灭了，敌人基本肃清了，大家都睡觉去了，“草堂春睡足”，不动脑子，脑子就成了化石。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进步，生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现在阶级基本消灭了，将来阶级还要完全消灭，连阶级的影子也没有了，但是社会上还是有各种矛盾的，这些矛盾就必然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这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既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会有香花，有毒草，有正确的，有错误的。香花、毒草、真理、谬误、美和丑只能从比较、讨论和斗争中才能分辨出来。经过比较，互相批评，最后的认识基本上是对的，这个正确的认识中也许是有你的一部分意见，也许有我的一部分意见。肯定，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认识提高了，工作也前进了。这样做，会促进工作的发展，成为一种推动我们进步的力量。各种不同的意见反映不出来，社会就不能发展，党就会憋死。
毛主席说：匈牙利事件，罢工、罢课是坏事又是好事。有人不同意。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杀了许多共产党员，生产遭到破坏，这当然是坏事。但是，事件发生之后，就逼着匈牙利党进行改造，就可以引起各个兄弟党的警惕，从中吸取教训，这怎么不是好事呢?
我国也有罢工、罢课，七七四厂还发生了罢考事件。他们厂从南京招来一批工人，当时告诉工人说，到厂学习一个时期就可以评为三级工，但是最近厂里又宣布要经过考试才能定级。二十四车间却未经考试就定了级，因此，十六车间这批工人就罢考了。事情严重了，周凤鸣厂长就去向他们说明了道理，结果大家都参加了考试。闹了几个月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天就解决了。罢考是促进了工作，还是促退了工作呢?当然是促进了工作，是有好处的。罢工、罢课，人民闹事是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补充手段。
人民内部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人民要罢工、罢课，要闹事，就得让他闹，不要阻挠人家，阻挠是违法的。一闹事，促进问题的解决，这不但没有坏处，还有好处。有什么怕头呢?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怕人民闹事的人是怯懦的人，没有本事的人，至少是领导力量不够的人。闹事的结果无非是两条：你不对，我就说服教育；我不对，就承认错误。还有一条就是领导不了，撤职。实在领导不了撤了职也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这样大，工作这么多，不做这个，还可以做那个。
有的人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却怕人民闹事，一听人民闹事就吓得浑身发抖。这也是条件反射，就像有的人见了蜈蚣和小虫子就害怕，就浑身发麻一样。应该见罢工、罢课就欢迎，像广东人见了蛇一样。不要学《草船借箭》的鲁肃，吓得发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好，可以比赛一番，可以观摩，要欢迎，为什么要发抖?害怕是因为对问题没有分析。意见正确的就接受，错误的就批评，要学习马克思的榜样。马克思的《资本论》凡是引用别人的话，他都有注。中国人练武术，都是对打，没有对手就吊上个沙袋子东打西打。没有矛盾就不能发展。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习惯，喜欢搞“全场一致通过”，好像有一个人不同意，就是不团结，其实党章规定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保留。另外一种，怕争鸣起来领导不了，放起来，比不过别人。党员不会要学习。物理、化学、数学、原子能都要争鸣，要搞清问题，弄通道理，找出正确的东西来。听说北大有个教授讲课说唯物论压倒了唯心论，宗教又压倒了唯物论，并问：班上有没有党团员，能出来和他争论，结果那个班里没有人出来驳斥他。我看这样也好，至少那里的党、团员呕了一肚子的气，他们就得看点书，督促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要争鸣，一次驳斥不倒，下次再驳。像张飞夜战马超，一百回合、二百回合、一千回合，……一亿回合总要解决问题。
齐放、争鸣、闹事，这很好，这使我们不致成为死水。有句俗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会停滞不前，历史上民族发展停滞的也是有的。
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要挨整的。我们说，一万万年以后都会有矛盾，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本性的问题，不是临时的策略，是阶级消灭后长期性的政策，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解决。
这样一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不能“稳坐钓鱼台”了。你工作没做好，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人家就罢工、罢课、请愿，你就得急忙解决问题。不然你也许就会多睡点儿觉。大家团结一致，当面批评，官僚主义也就不好混了。宗派主义还好不好搞呢?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只准说服，不准压服，问题又要解决，要争鸣，要齐放，罢工罢课都可以，你怎么搞宗派主义?六亿人是一家，处处是从全国人民着想，从全党出发，这环境就对宗派主义不利。搞主观主义、搞教条主义，你办的不合适，人家就要罢工、罢课、罢考、游行示威整你，百家争鸣骂你，百花齐放把你比垮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存不住了。官僚主义存在的另一原因是与文化水平低有关系。现在，我国78％的人不能看报、看书，这是官僚主义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一点是可以改变的。12年消灭文盲，大家都有了文化，又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可以罢工、罢课，到那时虽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但环境对它不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猖狂了。八大提出了要反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容许争鸣，相互监督等，就是要整这个，这是中心的一环，解决了它就可以全线突破。
罢工、游行、示威是合法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偷东西、抢东西，调戏妇女，开汽车乱撞人是犯法。强盗、盗窃、骗子、懒汉，列宁在《论生产竞赛》中说是人民公敌，当然这是气愤的话，但肯定地说，不是好人，是坏人。犯法要依法处理。这与群众闹事不同，群众闹事是对一些事情不满意。
犯法是否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开车的不小心撞了人，要判罪，但不能说是人民公敌。因此说，有一类犯法的事情是人民内部问题。比如职务犯罪，工作没做好，出了个大错也要判罪，但不是人民公敌。不要企图拿个概念把所有问题解决，这是教条主义。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强盗、惯窃不能说是人民内部矛盾。
罢工、罢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和敌我矛盾混淆，也不要和犯法混淆。
党内只有一家，马列主义只有一家，党内搞很多学派、宗派是不行的。有人说党内有三家，马列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没有谁说他代表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要找个人当家长立门户，没人愿意。找不到一个固定地、坚持地、一贯地持有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因此不要硬套，不要在党内也百家争鸣。党的历史上有八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家，陈独秀一家(已垮了)，瞿秋白一家(他犯了盲动主义错误，八七会议之后很快就改了，后来就牺牲了)，李立三一家(承认错误了)，罗章龙一家(退党了)，张国焘一家，高饶一家，王明一家。现在七家都不来对垒，所以只有一家。强迫搞百家争鸣搞不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联合组织，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内有民主，政策没有决定以前可以讨论，决定以后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要执行。有不同意见是暂时的，要另立门户不容易，又得买房子，又得立锅灶。认为党内要百家争鸣，这也是有了顶帽子后，不管老头、小孩，到处乱扣，像个盛锡福老板。
党内如何做思想工作?这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搜集、集中上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研究，对的接受，错的说明，成熟的就解决，不成熟的就等一等。做一个厂长就要常常收集工人中的意见。机关、学校中也是如此。有些人不去搜集群众意见，搜集了也不分析研究，不管群众有没有这种思想，就是往下灌，就是拿几顶帽子乱扣，这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搜集了群众的意见，经过慎重的分析研究，提出正确意见后再拿到群众中去；群众讨论了有意见，再集中上来研究，再拿下去，这样循环往复。有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就是群众路线，我们不要教条主义，也不要经验主义。
党和非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问题确实很多。党和知识分子，党和工人群众、和农民、和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之间，都有许多问题。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前主要的问题是百家争鸣不让人家鸣，百花齐放不让人家放。特别是老党员有特权思想，只许自己鸣，不准别人鸣。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否认党的领导也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放手让大家“鸣”“放”不够。要让大家有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互相之间不是敬鬼神而远之，而是要亲如一家。有人批评党，对就接受，不对就说明。
闹事无非是有问题。或者是群众的要求对，或者是群众的思想有错误。不管什么情况，把问题解决了就不闹了。有的同志怕，这是反映我们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对新社会的许多新规律和处理新问题的规律不熟悉，带着盲目性。
在“鸣”“放”当中，你鸣我也鸣，你放我也放，经过“鸣”“放”，统一意见，找到真理，就是实现了党的领导。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只能用说服方法。第一，你的道理应当是对的；第二，要使群众知道你的道理是对的，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相信群众、相信民主党派。过去我们和高级知识分子较疏远，但进城后共事七八年了，是老朋友了，应该互相信任了，不要还像隔着一道墙似的。墙实际上不存在，是有人自己脑子里、观念上造了道墙。这个问题市委有责任，平常与党外人士接触、商议不够，过去常开座谈会，有了人代会、政协，座谈会就少开了，小型的座谈会还是需要的。
不加入党不等于不是社会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就是同志，要与大家认真协商，解决国家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争鸣”“齐放”也是解决问题，不是你死我活，决一死战。争鸣中都对了，大家都光荣；有错误也不丢人，列宁说：聪明的人不是不会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善于吸取教训加以改正的人。“鸣”、“放”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便于解决问题。党内外一起开会，也是因为长期共事，可以互相信赖了，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了。
党搞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群关系的问题就好解决。党外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愿意和党搞好关系。关键在党内。所以要整风(我这话也并不是说党外的人都是比马克思还马克思了)。全面、系统地整风，过去来不及搞。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后百废待兴，搞不了。现在要整风，主要是进入了新阶段，要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镇反，现在都用不上了。现在要学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对这个新规律现在还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思想认识不对头，所以就发生偏差，时而搞好，时而搞坏。问题在于领导。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中心的一环，这一环突破了，所有问题都就好解决了。全党要重新学习，要改造我们的思想。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也要改造，但是自愿的。六亿人，有的人不改造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能向他们提合理化建议，不能揪耳朵，像私塾先生那样。
按照毛主席的报告进行学习，检查思想对不对，是否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对就对，不对就改。有不同的意见可提出来。要总结五年计划，1953年以来的工作经验，改进工作。
整风不开斗争会，不开大会。开小组会，大家交换交换意见，和风细雨，又严肃，又认真。这样可以使我们认识新阶段的根本规律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先在党内整，先在高级干部中整，各省市、区乡先搞些典型，取得经验，再推广。党外同志要想参加，欢迎一块整，来了后觉得没兴趣，可以退出。参加以后，检讨与否是他们自己的事。要尊重他们的自由，不能强加于人。整风搞好了，就会很快学会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和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我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任务就会完成得更好。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
原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