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对于这样的国家，采取什么态度呢？亲善、友好、拥护，还是仇视、敌视、反对呢？全世界每一个有政治思想的人，都得认真考虑和选择自己所应当采取的态度。
我国政治界的人物，对待苏联历来就有两种完全对立态度。
中国共产党是历来主张和坚持中苏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坚持了毛主席所指示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不倒向帝国主义阵营。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亲苏派”，实际上中国一切真正的革命派都是“亲苏派”。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主张“以俄为师”的，孙先生所手订的“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在外交上是对苏亲善友好的。与此相反，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一切反革命派都是“反苏派”。
“亲苏派即是革命派，反苏派即是反革命派”这一公式，在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一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认定苏联是自己的光辉榜样和忠实朋友；而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人，都仇视苏联，竭力诽谤苏联。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人民的朋友，就是人民敌人的敌人。
人民的敌人诬蔑苏联的无耻行为和荒谬言论是不少的。但都在铁的事实面前一一宣告破产了。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其侵略和卖国的罪恶，竟无耻地诬蔑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这是完全违背科学和颠倒黑白的谰言。现在资产阶级右派也想拾起这一把肮脏的刀子来向社会主义进攻。铁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同帝国主义不相容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对内垄断对外侵略的阶段。苏联既然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就挖掉了帝国主义的根。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主动地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兄弟般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苏联给以极大同情和支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苏联给以无私的援助。而这些援助，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现在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保证，也是我国民族独立、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最重要的保证之一。在这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四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苏联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联合苏联，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奋斗，是完全符合我国民族利益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同历来的反苏反共分子一样，总是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常常拿苏联同美国比较，说苏联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都落后于美国。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苏联诞生以来，只有四十年，而资本主义的美国已经经历了一百七十年。两个运动员赛跑的时候，如果让某一个运动员先跑一秒钟，都是不公平的。现在美国比苏联先跑了一百三十年，即使苏联在某些方面的生产水平还没有完全赶上美国，难道就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好吗？但是，大量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苏联不但在政治制度上优于美国，而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主要方面也大大地优于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优劣的试金石，因为这说明上层建筑是否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加强，生产关系是否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从1913年到1957年增长了三十二倍，而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同期内只增长了三倍多一点。一个突飞猛进，另一个迟滞不前，这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赛跑的情况。再看科学技术的成就吧！和平利用原子能是苏联占先，氢弹和洲际导弹也是苏联占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的又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谁优谁劣，还不明显吗？
资产阶级右派，也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想利用苏联内政和外交上的某些错误和缺点加以歪曲、渲染和夸大，借以诬蔑苏联，特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更利用了苏联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向苏联大肆攻击。这种卑鄙的用心也是徒劳的。因为世界上完全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人，从来没有，今后也永不会有，何况苏联是破天荒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披荆斩棘，走着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走一点弯路，更是不可能的。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第一，他们始终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总是不屈不挠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至于光辉灿烂的过程中也有某些错误和缺点，那不过如同太阳中的黑斑一样，是遮掩不了万丈光芒的。第二，他们对于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勇于批评，坚决纠正，这是对人民负责，对全世界进步人类负责的态度。世界上任何剥削阶级的政党，都是不敢公开的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这样做。
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英雄们”，一定要反苏，这恰好证明苏联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可靠的伟大盟友。敌我界限是混淆不得的，谁是人民之友，谁是人民之敌；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可以找到明显的标志。
来源：原载1957年11月7日《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