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杨秀峰之邀，我们在中国高教部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杨秀峰部长谈了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高教部所面临的一些新任务的问题的决议。
会谈伊始，杨秀峰便谈了关于与中国高校里的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他说，目前中国共有230所高校，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其他部门的高校在内。高教部目前掌握了112所拥有27万大学生的大型高校右派分子的基本资料。在这些高校中右派分子近9400人，约占学生和教师总数量的3.5％。在北京的81所高校中右派分子比重为4％，即略高于上述全国高校中右派分子的总体比重。在全国所有大学教师中右派分子比重为6％，在教授和副教授中——10％—15％。在全国所有高校中共有教授和副教授8000人，其中右派分子约1000人。
与右派分子斗争的情况证明，近2—3年来我们在中国高校中针对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薄弱了。
关于在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社会出身情况，杨秀峰同志列举了70所高校的相关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显示，在这些右派分子大学生中37.5％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此类右派分子许多都是被镇压者和反革命的亲属。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表明，在国内高校中我们在坚定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存在着不足，从而使右派分子的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青年中个人主义和虚荣心不断蔓延。青年人不懂得如何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问题，从而导致纪律松懈现象大量出现。部分青年公开对从事社会工作和学习中共政策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做这些事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以前我们在高校的教学和培育工作中只注重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必要性，而没有为这一思考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右派分子反对马列主义，并使大学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首先应当是一名专家，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与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针对青年政治教育工作的不足会导致其立场上的不坚定，从而使一些地方的右派分子能够乘机对部分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思想施加影响，并将其拉到自己一边。
直到最近以来，高教部的领导干部们依然对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持续性问题没有充分的意识，虽然早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已强调过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右派分子的问题。尽管上级已发出了上述指示，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只是从业务（能力）方面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而对其政治观点关注不足。如果说在解放初的几年间许多大学教师们仍坚持政治学习、参加报告会和从事夜大学习等活动，那么在随后时期他们便开始逐渐放松了这方面的学习活动——对政治学习态度不端正，把政治学习放到次要位置等，这在那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各地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大学教师们并非都能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缺乏战斗的主动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素养不错，但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和与困难斗争的经验，因而无法很好地完成高校政治教育的任务。社会科学教研室往往是独立于党委、自行其是，党委对其领导薄弱。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并不能只归罪于始终勤奋、诚实工作的高校教师和领导，也跟我们没有为其工作指明必要的发展方向有关。
大学教师们在课堂上只管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而根本不谈其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险阻。
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大学教师只说中国也应当建设像莫斯科大学那样的高校，但与此同时却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实际。苏联专家向我们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例如在实验室的装备方面，他们便建议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一些实验所需要的物品，但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建议走捷径——从外国购买所需设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想走捷径，但最终结果却是花了许多冤枉钱，买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良好普通教育素养和强健体质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应当是新型的、具有全面素养——尤其是政治素养的劳动者。
我们的政治学习应当与实际相结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学习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不能以牺牲政治学习为代价而只专注于普通教育课目。
应当培养我们的大学生热爱马列主义。如今，中共中央给我们提出的总任务——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培养红色专家的无产阶级高等学府。鉴此，我们党正打算采取一系列举措以加强针对高校的政治领导工作，其中包括：计划从党和国家机关中抽调2000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到各高校、科研和文化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决定由一些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党委书记亲自承担一门社会经济学课程。他们还要平均每月1—2次到普通高校发表演讲和在以系为单位的大学生会议上作报告。
我们打算，在本学年原来4门独立的社会学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将由一门新课程来替代——“社会主义教育”。该课程学习将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为基础。
我们将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重新对所有社会学课程教科书进行审查。为了培养各方面人才，我们将在高校设立拥有不同期限的教学模式。
1955年，我们撤消了工农速成中学，但现在又产生了重新恢复这种教育模式的必要。从前，这些中学的教学目的——只为培养和帮助工-农青年考入高校，而如今我们打算部分青年结束了在这些中学的学习之后便可进入技术学校继续深造。从前，这些中学的学生在3年期限内必须学完6年的课程，但实践证明这一期限对于多数学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打算将此类中学的学习期限设定为4—5年。这些中学的教学模式将跟独立的高校一样，称作工农中学，类似于苏联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
与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知识分子的任务相联系，我们将对专业性的中等学校的工作进行重大的调整。进入这些中等学校学习的主要是企业中的优秀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如今，我们的高校和技术学校在接收新生时更注重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社会出身，并将与右派分子作斗争和工龄作为接收新生的参考。劳动阶级青年可以免试进入高校和技校。至于大学生的物质保障方面，我们打算给干部发放的助学金为原工资数量的100％，其他类型来自工业和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原工资的70％。
中央全会已确定了大力加强大学生劳动技能培养以及将许多教授和大学教师发往农村接受劳动锻炼的方针。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将到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参加为期1年的见习劳动。
与国家的财政经济总任务密切相关，各高校将压缩管理机构并对干部进行合理的调整配置。各级党委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鉴于中央全会所作出的相关决议，我们确定了扩大基层机关权限的方针，这尤其体现在财政、干部和一些教学-组织领域。
例如，中央所确定的教学计划只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给出一个基本的指导方向，至于细节问题则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必与高教部协商。中央所制定的教学大纲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各地方可以随机应变，只是必须遵照大纲中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在会谈最后杨秀峰同志报道，国务院已决定增加科学工作者的食用油供应定额标准。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一等秘书H.Π.萨拉博金同志，中国高教部顾问A.R.希涅茨基，以中国高教部翻译周同志。
杨秀峰同志允许（我）把会谈内容告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大学教师们。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分送：费德林、库尔久科夫、安德罗波夫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H.Γ.苏达利科夫
1958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