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现在想谈谈张云川最近一年多来的反动言行。张云川三十年来一贯反共是大家所知道的，我现在单就他去年以来的言论和活动，加以分析，感觉到他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表现得特别凶狠而恶毒。
自从党中央提出了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张云川就利用了各种座谈会及各地去视察的机会到处“大放厥辞”，反动言行层出不穷，据已揭发出来的材料，大小就在五十条以上。这充分说明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决非偶然的。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把主要的和影响较深的提出来向同志们汇报，并对张云川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希望他能进一步的彻底交代。
大家知道：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因素! 张云川于今年三月间在农工民主党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拥护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共产党的主义和政治路线，不等于接受党员的领导， 他又说：“两姑之间难为妇，如果是这样，则一千二百万党员就是一千二百万个婆婆，就会使一个做媳妇的人太难做了”。我要问张云川，党的主义和政治路线，如果不通过党员的领导，还有什么办法实现呢?
你更应该知道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通过集体的组织决定集体的领导去实现的。断乎没有一个非党干部同时要接受一千二百万个婆婆来做媳妇的道理。而你张云川拥护共产党又接受了多少党的主义和政治路线呢？但你却要执行章伯钧的意图搞大发展，以扩大政治资本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说共产党已经发展了一千二百多万，民主党派也要发展多少多少，不然就无法长期共存，无法互相监督，难道这就是接受党的领导么？张云川不敢公开说反对党的领导，就采取了蠢笨的伪装的办法，说是只反对党员的领导，但很明显，他反对党员的领导，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1．张云川在农工中委座谈会上说：统战部不仅没有帮助民主党派增进团结，反而妨碍了民主党派的团结。说统战部对于民主党派内的宗派还起了助长作用。 说共产党员批评那个人，那个人就一定倒霉，大家都看不起他，这样使民主党派内部就不团结。说民盟内的党员都卷进小宗派去搞，搞出这么多跑单帮的人出来。他说：“统战部总是偏听偏信，民主党派有些人阿谀逢迎，此风由来已久,统战部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就根本谈不上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更谈不上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骂共产党只用一只耳朵，只听一面之辞，他说人有两只耳朵，应该两面都听，如果只用一只耳朵，像过去那样只听一面之辞，红笔一勾，就推出午门斩首，还要寃枉更多好人的。大家想想看，这些究竟有没有事实?我要问张云川如果统战部真是偏听偏信的话，你怎么还能当上农工中央执行局的委员?
2．张云川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以卢俊义、李逵、柴进、司马相如、卓文君和张君瑞、崔莺莺来譬喻党的统战政策，说党的统战工作只考虑了旧社会的声名地位，不问其有无真才实学、抑吹牛拍马而来。他还警告统战部眼睛要放亮些，他在政协视察座谈会上说，建国已七年了，路遥知马力，谁好谁坏，应该看清楚了。要统战部明确是非，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就连是非也不分了。我要问张云川，你这些话究竟根据什么来的?统战部就是不明是非吗? 党一直坚持贯彻了正确的统战政策，现在是动员一切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是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就没有不给予适当安排的,其目的都是为了长远的整个国家的利益，这难道是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我要问张云川你的真才实学怎样，你在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又怎样?今天难道党给你的安排还不够吗?人民给你的信任还不足吗?
由于张云川一向嫉共如仇，并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一年多来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当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张云川也和章伯钧一样认为今后“大有可为”。并乘机对共产党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他说解放后使很多老实人变得很奴性，聪明人变成了油子。说积极分子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说积极分子信口雌黄：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是做作，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甚至说郭沬若、沈钧儒二人是“啦啦队”。可见张云川的所谓是非与党和人民群众眼中的是非是完全相反的；他骂靠拢共产党的人是“软骨头”，说共产党认为“软骨头”就是进步, 而把坚决反党的自己此作“硬骨头”，说共产党认为 “硬骨头” 就有问题。 在另一次座谈会上，他除了辱骂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外，还公然发表了这样的谬论：“不接近统战部的人其本质还是好的，而接近统战部的人，有真进步的也有假进步的。这真是“什么话”了。他把同党有距离的人竟说成“本质还是好的”， 把靠拢党的人说成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一种“唯唯诺诺的小丑”。他甚至提出警告说，过去哪些人跑统战部，我不说大家都清楚!今后统战部要把眼睛放亮些，不要以为软骨头就是进步， 硬骨头就有问题，同志们，这不正是张云川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进行恶毒而阴险的挖沟打墙吗?
1．污蔑共产党员是特殊阶级， 张在六月三日的民盟座谈会上说： “关于共产党是特殊阶级，我常有此感， 他们的作法会祸延子孙，我的儿子抱怨我，为什么不当共产党员，党外人土的子弟好像投错了胎一样。”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发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的形成了有特权的特殊阶级。我要问张云川，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员在工矿和农村中，进行忘我的劳动生产，在今年治洪防洪中，单从报上看到的有好多共产党员,为了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山东曲阜有个共产党员王三贵（解放军副连长）就是与洪水斗争一整夜以后，被水冲下河去牺牲的，在牺牲前几天，在万分紧急的关头，他就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河堤。
2．大骂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说法，在今年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这种说法与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的说法是一样的。这与章伯钧所说：“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是混账王八蛋的说法,我根本反对。”更是异曲同工。在这里张云川首先恶毒地把对社会主义有创造性贡献的斯大林与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摆在一起，同时否定共产党员的先进和优秀。我们都知道，民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说日耳曼是最优秀民族的说法是完全反动的，而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先进分子,说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样说丝毫不是指共产党员要有特殊感，要超越于群众之上，而张云川不顾事实荒谬地否定共产党员先进和优秀的特点，其目的也在于不承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组织。
张云川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在中国革命史中，只讲共产党的历史”。这完全不是事实,否则中共为什么要把林则徐的鸦片战争、洪杨的太平天国、康梁的戊戌政变以及义和团、辛亥革命、特别是孙中山、廖仲恺、邓演达等都要给他很高的评价与纪念呢?否则为什么还要提出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呢?
再说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究应由谁来写?谁来评呢？以我了解中共的历史，有党员同志自己在努力写，努力评，也有非党人士在努力写，努力评，但最后必须经过党中央最高主管部门的慎重审核。
你张云川为什么不把农工或民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写出来评价评价呢?至于组织以外的人，我们不能要求人家来写来评，也不能禁止人家来写来评。但我相信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是有评价的，对张云川也是有评价的。他歪曲党没有评价民主党派的作用，是企图挑拨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非常恶毒的。
张云川在今年六月三日民盟第十支部帮助党整风座谈会上说： “共产党员外行, 要怨党的干部政策，他说他在新疆看到一个工矿，那里的总工程师是河南一个干部提升的，水平不够，为什么一定要叫他作总工程师? 如果说矿里少不了他， 也不一定要他作总工程师，一个工学院的普通干部当系主任，这是党的干部政策，能不怨党吗?”
我要问张云川你知道不知道解放以来已经有多少党员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哪一件伟大建设事业的成就不是由外行的党员同志钻进去负责领导起来的?这不是同帝国主义者总说共产党人不会治理中国一样的看法吗?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也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是最好找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人对旧社会的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
我想此事最好即以张、何（仲珉）为例吧：他们不都是年纪较大而社会知识较丰富的高级干部吗?但是他们对人事工作和干部政策是采取了什么途径呢？实际上就是要放手安排历史复杂与有问题的人，而排斥历史纯洁的进步积极分子罢了。
张云川在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谈到： “干部应当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有些人好像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在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他拿我们人民的干部比作和“夜未央”中的“真假巡按” 差不多。他 说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他还说现在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连看戏吃饭等场合，也是官阶森严，官气十足,生活悬殊。 这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哼！ 这恐怕是 “夫子自道也” 吧!原来张云川的意识深处，解放以后几年，自己是在做官，并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而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怪不得他在苏南参加土改时还要群众给他打洗脸水，怪不得他经常要闹地位、闹待遇、甚至于闹房子！幸而像张云川这样右派分子的干部，究竟还是极少数，如果我们一千多万干部都像张云川这样以官自居、站在群众头上，那真是不堪设想的。
张云川在视察回来后说： “农村民主空气薄弱，群众说话干部要阻止，农村干部作风很成问题，如强迫命令、贪污、奸淫妇女等，乡干部是恶霸作风，多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有人问这样下去农民会不会‘起义’。也有人希望有包青天下乡。”你们看张云川把农村面貌完全勾画成一幅寃狱的样子,甚至考虑到农民“起义”问题了。我们都知道基层干部一年选举一次，个别不好的干部，人民是会不要他的；但总的说来，乡干部终日直接为人民群众办事,极大多数都是任劳任怨、公而忘私的, 如果真是恶霸作风, 又没有包青天下乡, 那农民倒真的是可能早起来了，我们除了看到听到大多数农民对人民政权的热爱、拥护和满意的情况外,张云川看到有多少农民“起义”了呢？很明显，张云川是以敌视人民政权的态度出发，才作出如此敌视人民政权的结论。
张在视察回来后又说灾区把树皮树叶都吃光了，说“民有菜色”，说 “河南有80%的农民反对共产党”。我觉得张云川好像在白昼说梦话。当然在现阶段灾区同胞的生活，和张云川的生活比起来是有天壤之别的，但从极大多数的灾胞自己说来，比诸过去每遇灾荒就要扶老带小，出外逃荒，甚至饿死他乡者，已不能相提并论了。张云川你知道不知道像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样一个烂摊子，像遇到去年这样严重的灾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还基本上做到了不冻死、不饿死一个人，这是谈何容易的事。以我所知由于党员和各界人士的社会主义休戚相关的觉悟，而自动捐助寒衣粮款的，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我还不知道张云川究竟捐助了多少？至于说“河南有80%的农民反对共产党”，不知张云川根据何在？也许只是张云川的希望罢了，他希望把幻想变成现实，所以才睁着眼说瞎话。
去年八月张云川在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说：“肃反有上轻下重、外轻内重的倾向，说反革命是为生活所逼”、 “狗急跳墙”，认为说怪话的人恐怕是没问题的多，他对反革命分子强调不该 “不依法逮捕拘留”， 而不说这些人是否应该加以逮捕拘留；他认为不该 “大胆怀疑”， 而不说有的人是否应该值得怀疑? 按张云川的说法，我们就不需要革命警惕性了，怪话谬论，大可由之，不能怀疑，不能追查，试问这样反革命分子岂不可大肆猖獗了吗?张云川说反革命是“狗急跳墙”，这是荒谬绝伦透顶的，按他的说法，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行为倒要我们代他负责了，似乎责任在于我们未把他生活安排好，他们才反革命的。 “上轻下重、外轻内重” 的根据也不知是从何而来，我们知道个别混入国家领导机关担任高级职务的反革命分子，被清查出来是同样依法处理了，并未从轻处理，所有反革命分子也是经过调查核对、证据确凿才依法处理，究竟重在那里? 何重之有？这些都是张云川彻头彻尾在为反革命分子说话。
张云川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建议把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要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他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筹备组上说：“改造多年了，大家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今天不必再突出地强调提思想改造了”， 并批评过去民盟不研究讨论政策，光强调改造学习，说；如果政策有缺陷，削足适履的办法必然使得大家啼笑皆非。”张云川这些话与罗隆基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说关键在于领导，要改造领导来迁就知识分子的谬论是完全一致的。按张云川这么说，现在问题似乎在于政策对不对，政策错了却硬要知识分子按错的政策去适应，结果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因此现在似乎应该突出地强调 “改造政策” 才对。我们可以想象，按照张云川这样说法去改造政策，我们该走什么道路呢？他说现在不必再突出强调提思想改造，但从这次反右斗争中我们都可以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体会到过去思想改造做得还不够，因此还未能很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而张云川却以为不必强调思想改造了，如我们按张云川所说不强调思想改造，那我们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真正过社会主义的关，或者不知能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甚至要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了。我现在首先要问的是张云川你的思想改造是不是已经不需要了呢?
张云川的反苏也是一贯的，他在去年农工中委座谈会上公开说，斯大林杀人成性，许多参加中国大革命的苏联顾问，回国以后差不多都给斯大林杀光了。他还说：“有人怀疑苏联内部也存在争权夺利的问题。”这和章伯钧把贝利亚事件，说成是苏联内部的宗派斗争，也是一鼻孔出气的。张云川和章伯钧这样一唱一和地反苏也不是偶然的。早在抗日时期，他就崇拜托洛茨基，他对右派分子李湘若说：“托洛茨基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也不是特务，只是斯大林的反对派，斯大林为了彻底打垮他,不惜加以种种罪名。”他还向李湘若推荐托洛茨基著的 “俄国革命史” 认为这本书很值得一看。根据李湘若的揭发，他还反对中国在国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反对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他贩卖张东荪的反动言论说：中国不应一边倒，应在苏美两大国之间成为世界的中间力量。大家知道：张云川和张东荪的这种论调，正是为了破坏中苏的团结，并且非常适合帝国主义的胃口。
他在 “农工” 全国工作会议上说要看什么是大民主，如果是游行示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说通过大民主，也可以解决官僚主义。他自匈牙利事件后，到处点火活动,显得很猖狂，希望中国也来一次匈牙利事件。同时他借人大代表视察的机会煽动农村中的不满分子起来闹事，在农民面前公开辱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无中生有的造谣说，他体会毛主席有时也喜欢大民主。张云川居然认为游行示威的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是说他是非常希望有人出来向共产党示威，向社会主义示威的。他就是这样企图用大民主的名词来煽动人民起来反对党和政府。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提出后 ，张云川不仅和章伯钧一样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并且也极力主张民主党派搞大发展，以便扩充其反动的政治资本，进一步和共产党对立。去年下半年，章伯钧不止一次主张取消 “防区制”—— 民主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重点分工，张云川也极力主张农工民主党不要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和章伯钧一唱一和。去年十一月农工党召开中央执行局会议时，张云川痛骂发展组织上的 “清规戒律” ， 主张在所有大中城市都建立组织， 干部不够，他认为可以先去挂上一块农工民主党的牌子，有了牌子可以起宣传作用。他要求多到地方组织去视察，以便进行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有时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他就发脾气骂人，责怪章伯钧、黄琪翔和李伯球这些右派分子对他还不够 “信任”； 当他得到这种视察的机会时，就非常高兴。今年中共开始整风后，章、黄、李右派集团派他到河南去点火，去招兵买马，张云川 “欣然从命”， 这也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完全一致的。
以上所提出的张云川在这一年多以来的言论和活动情况，就可充分地看出张云川是如何仇恨社会主义社会和仇恨共产党的心情，也可以充分地看出张云川为了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施出了多少无耻的伎俩,竭尽造谣、污蔑、辱骂、挑拨之能事,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疯狂之极，已经达到了三十年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峯了。如再不彻底挖根向人民低头认罪，是很难得到人民宽恕的。 只有低头认罪、彻底挖根、树立新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才能真正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人民才能饶恕你，给你从新赎罪的机会， 一同来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要知道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向社会主义迈进，就会走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
同志们：我对张云川这次的分析和批判还是很不够的，希望同志们一齐动手来对张云川进一步的揭发，和进一步的分析批判，这对我们每一个同志自已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高政治认识和站稳阶级立场的自我教育。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反击右派分子张云川的资料汇编》，北京：195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