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哲学社会科学界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的座谈会，从12月28日开始，历时两天半，到今天暂告一段落。这次会议是由科学院武汉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到会的有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系的教员、理论工作者、自然科学界代表、新闻出版界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等共三百余人。会上发言的有17位同志，有23位同志已写好书面发言稿，另外还有很多位临时要求发言，都未能在会上发言，我们对这些同志除表示歉意外，准备将那些发言稿选编成一个专集，或者推荐到有关的报章杂志上发表。
几天来，同志们从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等各个方面，对马哲民的反动“理论”作了全面的揭露和系统的批判，剥掉了他的所谓“进步学者”、“二三十年老马列主义者”的最后一套外衣，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在学术上也是一个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贩卖主观唯心主义私货的大骗子。现在，我根据大家的发言作一个简略的概括。
我们检查任何人的思想、理论、观点时，首先要看他站在什么立场，代表什么阶级。因为一切思想、理论、观点等等，无非是一定阶级的意志在理论上的表现。所以我们对马哲民的批判，首先也要指出他的阶级立场。马哲民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的呢?他自己在二十多年前就供认过，他“只能算是民主主义者，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说他是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他半辈子叛党叛盟反复无常的污秽历史，以及他解放以来特别是大鸣大放以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立场的人要来讲哲学，必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哲民的哲学观点，正如同志们所批判的，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在1951年所写的小册子“实践与认识”这个代表作中，首先从歪曲“实践”这个概念入手，宣扬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说：“人类之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实践，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宇宙的意义，约略相当。”又说：“也可以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躬行实践’或‘力行’的意义。”很明显，他表面上把实践解释为生产劳动，而实际上是指的人类的心理的精神活动。他所说的“实践与宇宙相当”，这与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所说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一个意思。他在主观杜撰的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并且拼凑了一个任意捏造的、四不象的世界观。他把思惟之外的对象和对象在思惟中的反映混同起来，说什么“客观世界之于人类，是外在的客观条件，又是内在的主观条件”。还说什么“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是使认识上的对象，等于对象之客观存在”。他把实践的作用也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他认为客观世界脱离了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的所谓“实践”，就不能独立存在，实践“是使人类生存与其客观世界之存在的关键”。他还以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只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所创造的历史。总起来说，他的观点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马哲民所运用的方法是诡辩的方法。诡辩术的特点，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原则，从个人的要求出发，任意解释客观事实，把主观捏造的东西说成是客观存在。马哲民一向吹嘘他是“老马列主义者”，到处卖弄所谓“辩证法”，实际上如同志们所批判的，他所运用的方法是彻头彻尾的诡辩术。他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不惜任意杜撰和歪曲哲学概念；在他的文章中前后矛盾百出，肯定了又否定，否定了又肯定。他用主观意识去偷换客观真理，用感觉经验去偷换理性思惟，用实践活动去偷换客观世界。他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时，杜撰出“主观真理”这个名词。他认为思惟的内容只是人的“能动作用的表演”，真理是由人所创造的，真理的本质不是思惟符合于客观对象。他把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说成是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的统一；又把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的统一，说成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他在强调感觉经验，排斥抽象思惟时，说什么思惟不过是包括在感觉之中的东西。他认为，人的思惟是由感觉经验把客观世界及其能动性单纯地印入脑中的结果。他说：“通过实践，把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由感觉经验传入或印象到脑中，就成为思惟。”他在宣扬人的精神创造客观世界这一主张时，就把认识与实践的区别抹杀掉，用“实践”来代替一切，并荒谬可笑地把“实践”与“宇宙”等同起来。这就是马哲民所运用的诡辩术的手法，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可以“把象鼻子说成竹筒子”。
由此可见，马哲民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是诡辩术。这就是马哲民的反动哲学的剖视，下面我们来检查他在政治方面的主张。
马哲民在政治上一贯主张在我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反对无产阶级的民主。早在抗战末期(1944年12月)，他出版了一本叫做“论民主问题”的论文集，在这本集子里，他的政治主张是极其反动的，暴露出他早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野心家。他避开阶级关系来空谈“民主”和“平等”，有意混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说这两者“从国家主权，属之国民全体，且其国民得依据法律以控制其国家权力的形式，则大体一致”。他极力颂扬资本主义民主，说什么“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言论上、思想上等等留存了若干的自由，其经济上的不平衡，可以利用其政治上的民主，施以若干的弥补”。又说：“资本主义之形式的民主，为人类历史上之最大进步。”他在谈到我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时，提出了中国要在两种民主以外实现“第三种民主”的主张。他说：“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势必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之两种型以外，另成一种。即是说，它必须是一个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东西。”他又说：“在客观上须有资本主义之发达，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成熟，在主观上须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之成熟，才有社会主义思想之健全。”由此可见，他所主张的“第三种民主”，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的政治主张，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动的“理论根据”。他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来作为他在政治上标榜第三条路线的依据。他说：“无论是最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或是最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都一样成为破坏国内统一与世界和平的东西。”在他看来，“中国革命问题的核心，决不在跳过资本主义，乃在怎样运用资本主义”。他对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别有用心的加以恶意歪曲。他说：“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好象一个橄榄形的状态，两头小中间大。”无产阶级和“豪门资本，军阀官僚地主买办等”分别处在这个橄榄的两个尖端，而“民族的和自由的工商业者、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则构成“庞大的占中国总人口十分之八、九以上的中间阶层”。“在中国革命历史各阶段过程中，怎样领导这庞大的中间阶层，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接着说：中国无产阶级“其量与质，亦很弱小，也不能单纯包办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之最可能的方式是，以农工小市民乃至民族资本，结成共同联合”。又说：“以集中中间阶层革命力量为任务的民盟，它的作用和它的力量是影响着整个中国革命转捩的。”这样，马哲民企图篡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用心就很明白了，因此他在大鸣大放时，极力曲解党的作用，散布“阶级熄灭”的论调。说什么“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共产党员的独特性不要强调”。还说什么“中国的社会阶级，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基本消灭，阶级关系，便基本上不存在了”。他的这些反动的政治主张是有其一贯性的，不过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才更明显地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面目罢了。
下面我们来检查他在经济方面的主张。
他在经济方面的主张，是与他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方面的主张紧相联系的。早在1944年，他就提出了通过发展“国家资本”，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所谓新中国经济发展路线的纲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必须采取资本主义形态。他说：“在小生产占优势，半封建关系尚在被保存的中国，并不患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且相反的是还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达。”又说：“我们不但不能谈到‘资本’之消灭或节制，还要极力扶助他们，奖励他们，使其高度的资本化。”他主张在发展资本主义中，以发展“国家资本”为中心。他认为应该“遵由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之发展，循着大资本压倒中小资本之自然淘汰的作用”，使垄断资本来排挤中小资本。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路线!1950年，他利用党提出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机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更完备的经济纲领。他旧调重弹，再次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作将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发展成为“日加重要的环节”。他还提出要成立“经济的统一协商机构”，由各种经济成分参加。他并要求这个资本家正当时占优势的机构有设计、检查、领导经济之权。他还为资本家加强剥削，增加利润献策。一方面，他认为应该提高价格，制订一种足以保证资本家“标准”利润的价格。他呼吁资本家要努力经营，“争取一个中等以上的标准，使能得到平衡利润以上的利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应该按照最低生活需要决定工资的所谓劳动力价值法则来制订工资。他说：“按照工人阶级最低的生活需要，与一定的生产标准，定出一个起码的工资水平或标准。”他始终认为，在我国过渡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长期共存，共同发展，使两者“互相渗透”。
总之，马哲民在哲学思想上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是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在经济上是鼓吹资本主义路线。他的反动的理论和他的反动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这次对马哲民的反动学术思想的说理斗争，收获是很大的，不仅剥去了他的所谓“马列主义者”的外衣，以致他在会议第二天的发言中，不得不承认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同时，也锻炼了我们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我个人在这几天的会议中，学习了很多东西。学术思想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我们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投入到这个斗争中去，和各种资产阶级观点展开论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来源：《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武汉。